再谈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

再谈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　　

周承友　　

谈当代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首先要谈的当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为它是新时期中共的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从理论上认识，更要从实践中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特定部分构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起源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奠基，1982年的“十二大”提出命题，1987年的“十三大”初次命名和概括，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时初步形成，1997年的“十五大”给第一部分正式命名，2000年第二部分命名出现，到2001年的“党庆”大会上总书记讲话时基本实完成，2003年第三部分命名出现，2007年的“十七大”统一命名开始。其形成和发展过程总体上看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是初步形成阶段，1992—2001年是基本完成阶段，2001年至今是继续发展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双虚化”过程  ：即随“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虚化”过程，随“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公有制经济虚化”过程。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的，那么社会主义本质观也就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而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缺失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质形态”的两个根本标志（或制度）：⑴公有制经济（它本质上是资产公有、自主联合劳动、按劳分配和共享剩余及其内生的计划主导的大统一体）；⑵人民民主专政即本质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消灭由这些社会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度”）。可见，仅仅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保障，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那是“空中楼阁”。丢失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保障，走的就不可能是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到2001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入世”为标志，经济上，产权关系、劳动关系、分配关系、调节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且变革的基本态势已经落定。那些还存在的所谓“国有和集体经济”，名义上“姓公”，其实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差无几。“公有制经济虚化了”。2000年，国家统计局测算（是最保守的），中国社会的基层系数达0.417，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它说明：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贫富分化已十分悬殊。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足以证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但仍未改变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党国体制”），而且工农大众已彻底沦为“弱势群体”。一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中，工农民代表所占比例达62.3%，1978年的五届全国人大中，他们还占有“半壁江山”；而在改革开放中，工农民代表人数持续下降，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十届人大中，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业人员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的8.5%，省级人大代表的16.12%，市场人大代表的19.09%。至于政协委员中，工人、农民、一般服务业人员就更少。2001年，中共八十周年党庆大会上总书记讲话中提出：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吸收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资本家）入党。“新的党的主体基础观”表明：中共党员理论与党的主体变化统一了，作为国家政权核心的中共的党性公开转换了。而党员和党性变化都是党的路线变化的结果。它表明：“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转换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内容和实质，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中共也对它进行了多次概括。这里，主要依照中共最权威的中宣部理论局编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2009年1月，学习出版社出版，概括为“十四条”），遵循理论体系自身建构的逻辑原则（如：“发展道路”条目含有小结和进一步展开的特点），把中宣部的“十四条”增补为“十六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十六条）是：⑴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先进性、以人为本）。⑵立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主要矛盾。⑶根本任务和目的：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⑷政治保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⑸依靠力量：广大人民群众。⑹发展动力：改革开放。⑺发展道路、战略和布局：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科学发展，“三步走”，各方面发展。⑻发展本质（核心）：社会主义本质观。⑼经济建设：基本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接轨，转变发展方式。⑽政治建设：民主法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⑾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四有”新人，核心价值体系。⑿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改善民生。⒀国防和军队建设。⒁祖国统一：“一国两制”。⒂外交和国际战略：对外开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韬光养晦。”⒃党的建设：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先进性建设，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整个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前，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呜”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实行事业化和政治化意识形态管理。此后，是多元化的形成。　　

1977年起恢复高考制而中止推荐制，提出办重点学校、重点班，否定“七二一”指示。另一方面，紧随“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各种思潮兴起，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9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否定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生剥削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的可能，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去“为工农兵服务”方针，提出划清文艺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意识形态领域的“去政治化”（即“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正式开始。1980年提出：“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的那种政治批判，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不搞人人过关和运动”。十一届六中全《决定》提出，用精神文明建设代替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此，思想政治教育和政工系统的地位和作用或“软化”或“虚化”。文化教育走上“智育化、专门化、精英化”的路线。　　

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划清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对外开放，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当然，1983年也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活动，但很快停止。1987年还开展了反对（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但限于党内，并且说不要把思想解放中讲了“过头话”说成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八九风波”后，虽然得出了“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但面对危机后的科学反思改革开放的思潮，它很快被扣上“左”的帽子，并不许争论，还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还要求“更大胆的闯。1996年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重申了以前的政策，并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政策。可见，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去政治化”政策始终未变。同时，早在1979年文化传媒娱乐上就开始了市场化，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之后，科教文领域的市场化广泛兴起。1988年文化部和工商局颁发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正式承认“文化市场”。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科教文的产业化（市场化）大步迈进。2000年“文化产业”概念正式写于中共中央文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并正式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其实二者的主要区别仅仅是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可见，1978年以后中国也建立了一套主要依靠法规、自律和市场化等间接调控手段主为的，“去政治化”的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　　

1978年后文化意识形态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和对外开放的直接后果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涌入和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总体走上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复制和“接轨”的道路。19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是其最初的集中表现，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中西文化和现代化问题讨论”）奠定了中国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格局的基础，并酝酿着中国改革开放重心的转移（由学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早期改革转向学习西方）。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格局是：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中特理论”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指导思想，它除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仍然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外，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区别。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绝大多数公民所盲崇的思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中上层社会和中高层经营管理者、知识分子中间拥有最广阔的市场。它们是当今中国社会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潮。新时期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起源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中，兴旺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时期，它不仅深入到政治领域，而且深入到经济领域（如经济上的产权制度和企业股份化改革）。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在“八九风波”后两年多的时间里，其发展势头曾经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但从1992年起，它的发展再次兴旺起来，突出的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并深深地莰入经济文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之中。在新世纪里，它还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派和极右派。　　

（2）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殖民主义和半殖民主义。它在1980年代的“文化热”中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如新儒家思潮、“国学热”、“东方文化派”，在1980年代未到1990年代初还表现为以何新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1990年中期以来，它的发展进一步广泛和深入。如以《中国可以说不》（1996年）、《全球化阴影的中国之路》（1999年）、《中国不高兴》（2004年）等著作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　　

（3）无产阶级意识，包括明确的批判资本主义和反省改革开放、认同真实地马列毛主义的左派思想。在明确的意义上讲，它最初的表现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坚持马列毛主义和“八九风波”后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观的“老左派”；其次，是1990年代中期后兴起的“新左派”；新世纪至今，突出地表现是，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毛派”。　　

新时期，文化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变化，还突出地表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变化上。如哲学上，由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模式到1980年代中后期的马哲、西哲和中哲的“三界并立”，对马哲的解释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模式转到西马的“实践唯物主义”和“人道路”的解读模式，再到90年代中期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解释马哲的解读模式，哲学领域和马哲都多元化了。文学上，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到80年代初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8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文化”、“寻根文学”、“现代派”等等，文学也多元化、西方化了。伦理学上，由集体主义和革命的人生观转到个人功利主义，由“政治伦理模式”转到“世俗伦理模式”，价值观念出现大翻转。法学上，由法的阶级性转到法的社会性，再到法律移植，最后是与“国际接轨”。政治学上，由政治问题的阶级分析，到运用西方政治理论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再到西方各种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吸取。经济学上，由70年代未8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东欧改革经济学，到80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再到90年代中后期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获得。史学上，由马克思主义史学转到“生产力一元论”（而不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全面发展观，再到“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最后到 “世界史范式”和“超越唯物史观”。可见，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本质就是：“去政治化”（即“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和“多元化”。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里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入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头”。同时，它之所以没有导致名义上的亡党亡国，秘密和关键就是它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中共高度集权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中共没有分裂。　　

　2011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