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章回》（小说连载）（三）附记  让历史告诉人们

《文革章回》（小说连载）（三）附记  让历史告诉人们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永不翻案”的保证下，由叶剑英等人支持，恢复了领导职务。

1977年11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制定“省委六条”，允许生产队农活责任到人，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家庭副业，支持开放集市贸易，以农村包围城市，着手开始复辟资本主义。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业问题，中途邓小平突然发难，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展开围攻，华的追随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在会议上均遭到批判，华的执政理论基础动摇。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继续打击华国锋，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提出实行资本主义改革，大幅度平反翻案和人事任免，使华国锋政权被取代；会议对农业作出与安徽“省委六条”类似的决定；但由于时机不成熟，仍然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78年12月下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18户中农画押签约，分田到户，单独耕作，万里极力表示支持。

1979年1月上旬，《人民日报》报道四川广汉、贵州开阳、云南元县、安徽和广东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1979年3月中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文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批判分田单干。

1979年3月中下旬，国家农委邀请７省３县的负责人座谈，讨论健全农业包产到户问题，发生了激烈烈争论。

1979年3月底，《人民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安徽署名文章《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为分田单干辩护。

1979年7月，在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以到安徽游玩黄山为名，为万里撑腰打气，说：“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千方百计，让农民富起来。”支持分田到户包产单干。

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定本中，将“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删除，表明分田单干合法化。

1980年4月，党中央召开经济发展长期规划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甘肃、内蒙、云南、贵州等省区的一些农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应当实行“包产到户”。

198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广汉县向阳公社进行体制改革试点，摘下了“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上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1980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1980年11月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认为大寨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社会主义农业的先进旗帜被砍到。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解除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则接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联产承包制，分田单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第1个1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废除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把农业推向全面私有化，八亿农民重新沦为半自耕农，农业经济倒退为小农经济。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第2个1号文件)，废除人民公社领导下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公有体制，农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被彻底改变。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工业三十条》，规定国营工业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制，党对工业生产的领导被削弱，企业出现亏损局面。

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了宁江机床厂等6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但金钱刺激反而加快了工业下滑的速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着手改革。提出大胆放权，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破坏。
1979年5月，国家经委确定，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柴油机厂和彭浦机器厂为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实行利改税制；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1979年7月，国务院发出5个文件扩大企业自主权。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遭到破坏。

1979年，安徽芜湖年广久“傻子瓜子”牌子挂出，引发辩论，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方针；上海一些国内外旧商人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

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工业全面推开，提出要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造成越来越多的企业严重亏损，发不出工资，负债累累，难以扭亏增盈，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失业状况。

1980年10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和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打破地方封锁，广开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在竞争中无数工厂停产，工人大量失业。

1983年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批准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3个直属企业为试点。

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运用农村私有改革经验，在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大包干办法，将国家与企业分离成主仆关系。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承包制，彻底毁坏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对傻子瓜子雇工剥削发话：“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开始扶植和支持私有个体企业，促使企业资产阶级私有化，在中国社会推进资产阶级剥削制度。

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以增强企业活力、调动职工积极性、克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为理由，决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造成工人收入失去保障。

1986年8月，沈阳市人民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截至当时，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连续亏损已达10年，负债额超过全部财产三分之二。社会主义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破产倒闭的状况。

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到厂长负责制的转变，使中国工业生产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形成各行其是的一盘散沙局面，工业滑坡，工人失业。
1986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使企业破产合法化。

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宣布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中国培植私有制企业，发展资本主义。
198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司必须将经营权与行政权严格分开，把企业推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和保护的怀抱，不问兴衰存亡。

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把企业推向市场，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全面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会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国企业全面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制度。

1993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公司法》，在全国开展了以企业增资、改组、分流、破产为内容的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对企业改组、兼并、承包、租赁、出售，一时间企业普遍严重亏损、减员增收、下岗分流、买断工龄，公有制企业全面覆亡，七千万工人纷纷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