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现实的基石--看待历史问题（一）关于1957年反右的历史解读

站在现实的基石——看待历史问题

（一）关于1957年反右的历史解读
　 　

最近，与爱国不爱毛网友交流中，他对“反右运动”，这段历史画面有些不解，说句真话，我与爱国不爱毛亦是同样未经历过“反右运动”，然而，对历史问题，我从来就是站在现实的基石上，通过上下对比，查找参与不齐的原因，再以独特的视角，进行客观、公正的解读，这可能是我与爱国不爱毛网友的差异吧！，下面，我就将最近一段查询和学习的心得做个小结，众所周知，　　

作为新生人民共和国特定的历史事件，1957年在反右倾运动、　　

本人认为，主要产生于三个重要历史原因：　　

一、国内外不容乐观政治形势，对新生共和国产生强大的政治危机　　
  其一， 1956年10月，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改组政治局，推举1948年被逐出中央的前领导人哥穆尔卡重新上台执政。此举遭到前苏联反对，苏联领导人强行前去干涉，并调动军队打算武力解决问题，苏、波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几乎发生大规模流血惨剧。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十　一月十日　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十四日晚，毛泽东提出临时发言，他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讨论过，会议要备案。”；其二，由于新生的共和国刚刚经历朝鲜战争，国家基础相对薄弱，从《关于１９５６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１９５７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到：“１９５７年度的计划，过去几个月的执行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是，农业的收成目前尚难断定，还应该预防各种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工业生产中，有些产品的品种过少，有些产品的质量不稳定或者有些下降，还应该积极地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某些轻工业产品由于原料不足，在下半年的生产中还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特别是由于棉花不足，棉纱、棉布的产量比计划还要减少。同时消费资料的供应，虽有某些好转，但少数商品仍然比较紧张；生产资料的供应虽有改善，但总的说来还感到不足。因此，全国人民必须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千方百计地挖掘潜在力量，努力克服困难，加强计划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工作”，这是新生共和国捉襟见肘的经济形势；其三，是外有美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蒋政府的特务层层渗透，在错宗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国家机关当中位高权重的人物中，有相当一部份存在着修正主义思想，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内指：“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的，”，以上这三点原因，这仅仅是反右斗争的前奏。　　

二、国内强大右倾思潮，视有夺取人民政权的强大威势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工人运动中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和正确路线的思潮。其表现形式是思想落后于实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拘泥保守，停步不前，甚至企图开倒车。只顾眼前的暂时的局部利益，而不顾工人阶级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他们或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势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观情绪，不敢斗争甚至主张搞阶级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势，屈从反动势力，压制群众斗争，放弃原则，甚至出卖革命，投降敌人。其特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分离。右倾机会主义是阻碍革命的绊脚石，对革命危害极大。（选自全国华等主编：《中学百科辞典》（文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毛主席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到这里去，那里有利就到那里去，无一定原则，无一定方向，当时的1956年-1957年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
“百家齐放，百家争呜”科学文化双百方针，然而，谁知这大呜大放却暴露出大量问题，全党上下各种言论，如飞天的雪铺天盖地朴面而来，就是这个关键的时候，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泽东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毛泽东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在这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党政机关组成人员很复杂，其中，有国统区的文职人员，起义人员，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他们其中有的人，在国家机关担任重要工作岗位，但是，由于在政治思想中缺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缺少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所以，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就随之带有国统区官僚作风、结党营私、腐败作风等等，在面对国外封锁时，就产生消极对抗，煸动起反动言论，另一方面，特别在我们党中央的领导阶层出现了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严重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针，脱离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官僚主义严重，竟然会产滴水不进的地步，不及时清除是对我们新生政权造成极大的危害。　　

三、反右运动本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从1956年起，毛泽东连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重要讲话，号召要扩大民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在新形势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党的八大之后，经过8个月的酝酿和准备，于　1957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着重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检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执行情况，检查那些脱离工农兵、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现象。还指出，这次整风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应该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应该肯定，中共中央发动整风的态度是坚定正确的，方法和目标也是稳妥正确的。　　
　 　
  为了推动这次整风运动，　1957年4月30日　，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座谈，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整风的总题目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整风会影响到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还讲到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问题，说：教授治教恐怕有道理，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征求意见。还说：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科学，不懂怎么办，要老老实实学。这些说明，毛泽东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其愿望是恳切真诚的。　　
　 　
  为了贯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于　1957年5月8日　至　6月3日　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座谈会。　5月15日　至　6月8日　，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中共这种真诚的态度，使党外人士打消了顾虑，他们对党政干部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有些批评尽管措词尖锐，但却切中时弊、十分有益。如：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民革”的邵力子、刘斐，“民盟”的杨明轩，“民进”的王绍鏊和“致公党”的黄鼎臣等提出，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共产党的领导要通过国家机关去实现，不能代替行政布置工作，党政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等等。对党外人士提出的大量批评和意见，中共中央表示高度重视和欢迎。5月间，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严肃指出：从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我们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倾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但是，从　5月1日　全党发动整风，不到1个月，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在指导思想上也发生了重大转折。　　
　 　
  发动全党整风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意见，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中央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在大量揭露、批评党政工作中的问题的时候，出现了两类矛盾交错混杂的情势。有些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十分尖锐，有些长期积累的不满这时也渲泄出来了。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善意的、诚恳的。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则错误估计了形势，乘机发动了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使整风出现了异常复杂的情况。　　
　 　
  右派分子把党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批评共产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看成天下即将大乱，说什么“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局势已是“一触即发”，“毛主席他们混不下去了，该下台了”。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说什么“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叫嚷“中国再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他们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说什么“一党执政有害处”，“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选择，这就好得多”。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诬蔑国内情况“一团糟”，“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级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人民生活降低，处于半饥饿状态”，“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让共产党下台”。他们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说什么“三害”（指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提意见”。在右派分子的煽动蛊惑下，在一个时间内，中间派动摇彷徨，分不清大是大非；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少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闹事的事件，且有蔓延之势。这种情势，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和警觉。　　
   以上，就是我们的党为何在五十年代发运《反右整风运动》三点主要原因，但是，1959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建国10周年时，摘掉一批确实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这年摘掉右派帽子的人数共4．5万人，一般都恢复或重新安排了工作。关于此次反右运动，邓小平同志曾经做出如此表述：他说：“1949年到1957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侯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GONG产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1957年不存在反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上面我所了解的历史，恳请各位网友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