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滨缘何厌恶死刑

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题目叫做《我缘何厌恶死刑》的文章，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邓子滨。此人在文章中讲述了他是如何从赞成死刑到厌恶死刑直到支持废除死刑的经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的态度转变起因很简单。首先是十多年前，在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了1998年版的《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对书中的两幅照片过目难忘。一幅是“东北枪毙大贪污犯王守信”，另一幅是“检察官在刑场监斩”。据说前者传达的是暴力，后者留下了强烈的震撼。我弄不懂作者本人何以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出于对犯罪分子的仁慈？还是心内深处隐藏着与被枪毙者有着同样的犯罪感？否则何以会在作者内心引起如此强烈的震撼呢？

据说，他还在图书馆里阅读了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缅甸观摩的一次绞刑。作者借奥威尔之口说出这样一句话：“消灭一个健康的、有意识的、有知觉的人意味着什么？在一个生命极为旺盛的时候将它扼杀，这是无以名状的不义之举”。

据说，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曾经提到，如果你去过一次刑场，感觉就会不同。作者本人去过一次，印象非常深刻。

据说作者看过苏珊·莎兰登和西恩·潘主演的电影《死囚上路》（也就是死囚168小时）之后，他彻底动摇了，开始意识到，坚持“人是不可杀的。”才是真正的对生命的敬畏，如果制度保留死刑，就意味着人是可杀的，只要你有好的理由。

据说作者在一次聚会中，有人告诉他邻桌上有一位帅气的、沉默的行刑人，于是作者就觉得吃不下东西了。于是开始想到，凡是有死刑的国家，必定有一批以杀人为职业的人（尽管被杀者罪大恶极）。于是作者认定这个世界不该有这样的职业。

鄙人不赞成杀人，也不喜欢到杀人现场凑热闹。但对作者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作者所列举的例子有失偏颇。对于罪大恶极的贪污犯，肆意侵吞国家财产，严重危害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杀一儆百，可以警示千千万万官员，避免重蹈覆辙，有何不可？一个研究法律的人，居然把依法惩治犯罪分子与暴力等同起来，如此是非曲直都分不清楚，岂不是白白糟蹋人民群众生产的粮食和布匹。至于作者看到的其他杀人的案例，作者回避了矛盾的焦点，也就是没有说明被惩处者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行？不讲清楚这些要害问题，不分是非就陡然产生同情心，真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想作者为什么不去药家鑫杀人现场看看无辜女子张妙被刺八刀、血流满地的惨景呢？怎么不去云南看看李昌奎强奸19岁的王家飞并将其杀死，同时拎其王家三岁的小男孩，摔死在门口的血腥场合呢？怎么不去看看云南赛锐在饭馆内一刀一刀地刺向豆冠年华的21岁女孩子吴倩，居然连续刺了27刀，致使吴倩血溅四壁，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其头颅与身体仅靠一点颈皮相连的血腥场面呢？如果作者亲临这些血腥味十足的场面，作者原来仅仅看了两张照片，一本书，一场电影，一次刑场就轻率地做出支持废除死刑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呢？我想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作者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即便看到了药家鑫、李昌奎、赛锐充满血腥味的杀人现场，也绝不会因为杀人者的残忍而改变自己的观点的，比如田成有、赵建生、贺卫方之流，那么邓子滨是否也属于这类货色呢？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或许邓子滨会步田成有、赵建生、贺卫方之后尘，千方百计地维护杀人者的人权，寻找各种理由替杀人犯开脱罪责，至于被杀者的生存权当然不在他们的保护范围之内了。第二种情况，邓子滨天良发现，决意放弃支持废除死刑，以便最大范围内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实现真正依法治国，维护法律尊严。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想了。

令人奇怪的是，如今的中国法学界，依法治国似乎变了调，变成了美国法律的跟屁虫，跟着美国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云南高院的田成有曲意解释最高院精神，决意要树立一个十年后的法律标杆，下决心庇护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这其中的猫腻实在耐人寻味。中国的法官并非清正廉明之辈，污染的社会环境难道对他们毫无腐蚀作用吗？难道他们从娘肚里爬出来就具有抵抗各种诱惑的本性吗？如果真是如此，那我们真要感谢玉皇大帝了，给中华民族送来了这么多如此纯洁的法官们，使得中华民族从此可以完美无缺地依法治国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法官没有超凡脱俗之能量，他们并非天才人物，也代表不了真理。从现实来看，他们的一言一行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否则他们照样会走上犯罪的不归之路的。这一点已经被他们中的许多同类证明了。所以大众狂欢恰恰是对其法律判决行为实行有效监督的法宝。民意大如天，违背民意的司法判决才是真正的亵渎法律。需要提醒邓子滨的是，惩治犯罪分子，枪毙少数几个罪大恶极之犯罪分子，恰恰是维护社会道德的正义之举，绝非是不义之举。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问题都搞不清楚，那么试问邓子滨先生眼中的正义是什么？是维护犯罪分子的人权，还是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存权？如果惩治谁，保护谁的关系都搞不清楚，那么以法治国、惩治犯罪还有意义吗？对犯罪分子的纵容，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犯罪，在这个核心问题上，来不半点含糊，法官也不例外。害怕人民群众监督，要搞司法独立，恰恰说明法官判决存在营私舞弊行为，甚至存在贪赃枉法行为。老百姓并非杀人狂，并非要求把所有犯罪分子统统枪毙。老百姓只是希望法律必须严惩对社会危害极大的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如药家鑫、李昌奎、赛锐这样惨无人道的杀人犯。如果法律宽容到连这样残忍的犯罪分子都不杀，那么就等于纵容犯罪行为，天下从此就不会再有太平日子可过了。云南之所以连续发生许多惨不忍睹的血案，云南高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学界某些人就是幕后教唆犯，其中包括贺卫方、田成有和赵建生，至于邓子滨是否可以包括在内，还要继续观察一番。

当前中国的国情决不允许废除死刑，即便在某些人心中的法律典范的美国，不也没有废除死刑吗？因此不管某些法学界叫兽、砖家如何鼓噪，在中国废除死刑恐怕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难以实现了。所以还不如老老实实地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呢。不要闲得无聊，高谈阔论，免得落得个糟蹋粮食和布匹的不雅之名。写于2011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