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教授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陈岱孙教授论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丁冰　

    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岱老特别注重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使之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
    1.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兴起了一股渴望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热潮，但应以什么态度来学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此，岱老在1987年撰写了一篇约1.3万字、题为《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长篇论文，作了系统论述和权威性的回答。
    该文一开头把西方经济学定义为“在欧美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方面的经济问题进行探讨的经济思想体系”。接着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建国以来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所经历的曲折的历史过程，指出改革开放前，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回避、排斥和“全盘否定”的态度。“随着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的实施……我们对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具体地说，一些人对于西方经济学，从过去的陌生变为某种程度的目眩，从过去的自满变为某种程度的自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对当代西方经济学不加分析、不加鉴别和盲目推崇的倾向”。改革开放以后，直到“最近几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盲目排斥走向盲目崇拜的现象似乎有变本加厉之势”。“这个从一极摆向相反的另一极的盲动也许都出于无知。但在出现这两极摆动的情况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提出的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就需要更严肃地对待了”。怎样严肃对待，岱老提出了几条根本性的指导思想：首先，“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思想”。因为经济学是一门“有党性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理论思想。其次，“西方经济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一是借鉴管理的经验和知识。二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广泛利用数学方法。岱老指出，“数学”本来是一个严谨分析的工具，没有理由不利用它为研究我们的经济服务，同时“我们更反对滥用数学，把经济探讨变为数学游戏”。三是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机制构成和运转的论述。四是西方发达国家各部门经济的经营经验及其在经营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结论。五是对所谓“后工业社会”某些问题的研究所暴露的问题。同时，岱老还特别提醒：“借鉴不是全盘接受，也不应生搬硬套，更不是拾人牙慧，把某些只言片语当作西来真谛。借鉴必然是有所取舍、抉择。取舍、抉择的根本原则应该是以符合我国国情为主”。这突显岱老的爱国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难能可贵的是，从改革开放初始到1997年7月谢世近二十年里，岱老都始终如一地信守这种对西方经济学“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和促进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积极作用。
    2.在清除“精神污染”形势下及时发出有力之声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有一些人在思想战线上散布社会主义“异化”论，实即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为遏制其消极影响蔓延，党中央于1983年下半年发起消除“精神污染”的斗争。经济学界有人怀疑或误以为这是当局取消或抑制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此情况下，岱老及时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随后《人民日报》又重发此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该文指出：“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却不等于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地，由于某些方面有可资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面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没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此言一出，立即获得理论界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澄清了人们的某些怀疑和混乱思想，有助于推动西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
    1983年党中央发起清除“精神污染”、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斗争，岱老一直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除了上述发表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文章外，他还在1984年1月2日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发表的《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一文中，直接批评了所谓“异化”论的错误。他说：“在异化问题的研究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这题目的兴趣在于探讨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初期的阶段中一个理论范畴的意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另有一部分人的研究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他们研究的目的是企图以马克思的异化论来否定剩余价值和历史唯物论”。该文的最后还强调指出：“总之，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就是坚持马列主义真理和我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当然，我们所坚持的是这些基本原理的科学体系，它既不是某一历史时期的个别论断，更不是如异化论这一类的、虽然在早期著作中出现，但在晚期著作中已被更科学的理论所更替的学说”。岱老批评了某些人企图用马克思早期尚不成熟的观点来否定后来成熟的观点的错误思想，表明岱老并非教条地而是真正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社会科学学者。
    3. 20世纪90年代多次强调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逐渐滋长了一种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不良倾向，如有的迷信市场机制万能，反对宏观调控；迷信通货膨胀有益论，反对物价管制；借口科斯产权明晰之说，主张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甚至以80年代西方掀起的私有化浪潮为榜样，主张我国搞非国有化（实即私有化）改革，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这种不良倾向若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和非国有化政策的悲惨结局就是前车之鉴。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岱老在1994年3月由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西方经济学学术报告会”上说：“对西方经济学，我们一度进行盲目的批判，现在又存在一种危险，即盲目推崇。盲目的推崇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此，目前对西方经济学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同时，他还列举了“市场经济”、“休克疗法”和“通货膨胀”等方面的问题以论证其论点。同年11月，岱老在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上又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盲目批判，全盘否定的倾向。其影响所及，使受这种倾向裹挟的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特别是对近年来在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把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金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同时还强调指出：“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借鉴工作，主要的倾向和主要的危险是盲目崇拜和照抄照搬”。
    1995年末，岱老在为笔者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一书作序时，在上述一系列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论述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全面系统论述了这一观点，明确指出：“70年代末，我国克服了对西方经济学说的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有一批专家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主张对当代西方经济学采取分析的态度，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借鉴。但在汹涌而来的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浪潮中，这一正确主张的声音似乎太小，不足以左右社会潮流的方向。于是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历史格局，从过去的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排斥这一极端，跳到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的另一极端，这是当前的一个主要危险”。该“序”还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克服当前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这一主要危险倾向的九条措施，其中特别提出要“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真可谓对症下药，恰到好处。
    岱老的“序”当时以《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或《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为题，先后由《经济学动态》、《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全国十多家报刊全文或摘要发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96年3月，国家教委社科中心、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在京联合举办“西方经济学研究问题学术报告会”，全国120余位经济学者参加并一致赞同岱老的观点，认为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对其“盲目崇拜，照抄照办”，亟待改进。岱老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向问题，也涉及如何更好促进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发展的问题，是岱老晚年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建设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
    当然，在学术理论的研究探讨中，任何一个问题或观点，各个不同学者有不同意见都是难免的。1996年4月28日，岱老曾针对当时有人误以为“序”的意见不是出于他的本意的观点给我写的一封亲笔信中说：“其实，说是由我所引起的对西方经济学的意见，乃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经济学有过涉猎者的共同意见。”这十分肯定了“序”中对西方经济学看法的意见，既是他本人的意见，也是当时许多研究西方经济学者的“共同意见”。
    1997年1月19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主任程恩富教授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著《西方产权理论评析》请岱老题词。岱老十分高兴，当即写了苍劲有力的16字箴言：“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凝结了他一生宝贵的治学经验，指出了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正确的方向、方法，同时再次重申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学术界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环球视野》第312期，摘自2009年第8期《高校理论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