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评水浒问题

公案：评水浒问题 

甄岩

　　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在回答芦荻的问题时，毛主席发表了独具慧眼的评论。但是，毛主席的评论也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是他在建构继续革命理论的思程中不断运用这部古典文学名著的必然结论。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年8月14 日。）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页。）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 年12月21日。）”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陈小雅在《毛泽东与〈水浒〉》一文中回顾了毛泽东一生是怎样利用这部名著为革命服务的。如果说解放前主要是从中吸取造反精神，鼓舞革命斗志，那么，解放后则是从革命阵营内部如何反腐防变的角度从中吸取教训。作者回忆说，上世纪七十年代毛主席就看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直到他逝世，一直把这本书放在自己的身边。他先后就《水浒》讲过如下一些话：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聚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兵。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月26日）——这是教育领导干部要克服山头主义。

　　“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7页）——教育干部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

　　“《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为什么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第161－162页）——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话题。

　　在回忆了这些讲话以后，作者非常正确地指出：“在毛泽东的晚年，《水浒》更是他意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维拐杖。”只有这样的理解，才能读懂毛泽东关于《水浒》的最后评论。

　　毛主席是这样评论的：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十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主席的这篇评论简直就是他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日子里，向他认准了的人民公敌——走资派、投降派、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宣战书。他用他毕生历练出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高超语言艺术，向他的人民留下了最珍贵、最晓畅的文字。在经历了资本主义复辟苦难生活和痛苦思索以后，再读毛主席的这些文字，无不惊讶地叹道：修正主义很多翻案复辟活动，毛主席他老人家都预见到了！

　　“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文革初期对吴旭君讲的一段话，可以说文革后期毛主席这种心境更浓）基于这种心境，修正主义者的复辟活动的种种可能，毛主席自然是会想到的。毛主席太熟悉他们了。所以，在利用《水浒》这个“反面教材”时，毛主席的评论就很具体、很形象，很有象征性，给人们留下了广阔的联想余地。譬如，“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有人说它是“《水浒》的作者安排晁盖中箭身亡，‘归天及早’的情节，并在‘石碣天文’中将晁盖排除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所指。是这样吗？投降派一旦得势，就必然要排斥革命派，尤其是排斥革命领袖人物。宋江是这样，我国的翻案复辟派也是这样。他们不但把当年的革命造反派赶尽灭绝，而且一波又一波地搞“非毛化”。仅此一例，就说明毛主席的评论是有的放矢的。

　　毛主席在评论中引述了鲁迅的评论。鲁迅的评论和毛主席的评论是多么相同，它有力地佐证了毛主席的评论，毛主席极力推荐；也说明两位伟人的心是多么相通。曾有人想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假如鲁迅活到毛泽东执政时会怎么样，企图用鲁迅来反毛泽东。事实是直到晚年鲁迅依然活在这位伟人的心里。

　　翻案复辟派极力想贬低毛主席评《水浒》的深远意义。他们采取的手法是：一、借批“四人帮”的名义，抹煞评《水浒》的现实意义。诚然，“四人帮”是竭力要把评《水浒》搞成影射他们想要影射的人。但是广大群众却是按照毛主席的评论在学习和批判。譬如说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组秉承了“四人帮”的旨意，写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曾为写作组成员的周一良教授写文有力地澄清了这一事实，他说：“追查梁效的罪行中，很突出的一条是跟随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在梁效组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孔是批周总理，也从未听到迟群、谢静宜二人在会上暗示过。周总理逝世，梁效组成员都很难过……”。即使邓小平在获取江青在大寨关于评《水浒》的讲话如获至宝地向毛泽东告状时，毛泽东也是毫不留情地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没有多少人信她的”，这就是真实情况。岂能用“四人帮”的影射来抹煞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吗？再说，影射周总理是极大的犯罪，影射邓小平，又有什么不对；邓小平排挤“四人帮”能和广大群众反对“四人帮”一样吗？邓小平当时排挤“四人帮”不就是想“架空”毛主席，实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么。二、企图用学术问题来贬低评《水浒》的政治意义。他们在叙述了评论的来由以后，公然说：“据当事人回忆，毛主席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毛主席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那番话，丝毫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揪现实生活中宋江的运动的意思。”毛主席多年前就说过：“《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经过深思熟虑，终于发表了这样一篇充满政治意味的评论，怎么能说“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呢？评论里开宗明义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不是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运动是什么？“学术问题”圈不住评论的巨大政治意义，同样，影射云云也难以抹煞这场群众运动的深远影响。三、公然制造谣言，否定这场群众革命运动。在一篇《“评〈水浒〉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文章里，竟有这样一段文字：“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要在全国普遍开展的 ‘运动’，一无党中央正式文件，二不正式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致使各地党委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完全是突然袭击，是搞政治骗局，是林彪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事实是，毛主席的评论曾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五年第一九六号文件印发，《人民日报》九月四日发表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引用了评论中的第一、二两段文字。这怎么能说“一无党中央正式文件，二不正式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呢？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在看了毛主席的评论后，立即给毛主席写报告说，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并为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三件事。此后，又先后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在这些报告上不但批示：“同意。” 而且明确写道：“送小平、春桥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可见，这一运动完全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说“姚文元的信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毛对姚信提出的意见批示‘同意’。”更是颠倒因果，不值一驳。

　　如果说从以上的事实中，还只能看出他们否定这场革命运动的卑劣手段，那末，随着他们翻案复辟活动的进展，完全可以看出他们的卑劣目的。在他们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中，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说，陈独秀当时所犯的错误“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而犯的，“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他们从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中找到的为投降派摘帽的理由。这叫什么“理由”？毛泽东的功劳，他们又抢又分，陈独秀的罪过，他们一推二分：推给共产国际，分给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早在一九五六年《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就苏联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所犯的错误，公开声明主要责任应由中国党自己来承当。这完全符合辩证法。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再多，也只是数量上的变化，改变不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本质。他们用外因量上的变化企图否定内因质的规定，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为陈独秀摘“投降”帽子，是为掩盖他们执行的对外搞民族投降、对内搞阶级投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历史和现实的事实，一再说明毛主席这一战役部署是有深远意义的。陈小雅也许看到了这一点，在文中热情地歌颂评《水浒》运动是“一场以它（《水浒》——引者）为中心的世界最大规模的‘评书活动’。”这场评书活动向世人传递的信息，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个组成部分，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投降，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搞民族投降，他们欺压人民，脱离人民，骨子里缺钙，只能对内外敌人俯首称臣。建立了或丧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群众认识了这个特征，就可以激发对走资派的仇恨，开展同走资派的殊死斗争。为什么我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轰炸我使馆、撞落我军机那么痛恨，就是看清了这种民族奇耻大辱的根子是我国的修正主义投降路线。人民群众这种认识能力能和毛主席的教育没有关系吗？

　　毛主席的这一战役部署在当时就鉴别了一些人，最突出的就是邓小平。这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毛主席关于《水浒》评论在党内面世的一周，邓小平与他组织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开会。胡乔木就评《水浒》请教邓小平：毛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什么“请教”，胡分明是在提醒，提醒邓小平注意：评《水浒》可能就是针对你的！可惜，当时邓小平正在得意之时，抓紧时机以“全面整顿”为旗子，“纠文化大革命的错”，干着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篡权复辟活动，对毛主席的战役部署根本不放在眼里。他是这么回答的： “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他这种利令智昏的回答不是偶然的，从批孔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他都置身其外，一扪心思搞自己一套。毛主席批评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他根本不把自己放在其中。因此，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他根本不学也不懂，竟然说：“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凡是读过《哥达纲领批判》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正是在分析按劳分配时发现，它是在表面平等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竟然连这个马克思主义的ABC都没有搞清楚，就在这里教训人；至于批“唯生产力论”，他更是害怕有加。待他有所醒悟的时候，他才同意他的政研室也要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胡乔木根据他“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的指示，写《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学术论文，什么“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呀，什么“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呀，就是想用这种“隔鞋不搔痒”的办法，来对付毛主席的战役部署。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这就是典型的一例。

　　后来，他看到一篇评《水浒》的文章，文章是这样写的：“宋江是《水浒》的主人翁。在文学作品里，‘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他一生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衷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说：‘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官位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义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不保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祈求招安，推行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和‘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读到这儿，像抓到了什么证据似的，当天就跑到医院，把这篇文章给周恩来看，说：“我们这些人的水平是越来越低，到头来还得那个三滴水（指江青——引者）来教我们如何革命。什么宋江、什么晁盖，完全是影射你，他们要把你当作宋江啊，晁盖就是指毛主席。他们也看到毛主席的时间不会很长了，所以要造这个舆论。一旦毛主席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要指控你是宋江，后把你打倒，我看这就是他们的阴谋。”

　　周恩来摇摇头，说：“我们没有证据嘛。文化大革命以来，有些人就是利用这些含沙射影的东西来反对我们，不是都没有得逞嘛。现在我看你还是好好地抓工作，让毛主席看到是勤勤恳恳地工作着，这就好说话了。他们的问题，让毛主席去处理嘛。”

　　“毛主席哪里能处理得了他们的问题，他老人家现在是泥菩萨过河，顾不了自己了。他的眼睛自从动了手术后，稍微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已经毫无希望了，叶剑英同志早就让我们乘主席委托我做工作的时候，给她一个突然袭击。”

　　周恩来的脸一下子变了：“千万不可乱来，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就是再受点委屈，也不能走那条路。只要毛主席健在，这条路是万万行不得，只要把工作抓上去，主席是会明辨是非的。王洪文同志的能力上不去，主席不就看出来了？过去，他总把领导一个全国的工作看得太简单了。主席曾经培养过张春桥同志，他也是动动笔杆子还可以，抓经济工作就不那么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