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孔孟的压迫剥削有理的谬论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　　

（四）孔孟的压迫剥削有理的谬论　　

        探索者　　

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15·34》）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8·9》）　　

尽管孔子说“上天”已经确保了“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但实际上连孔子本人也并不相信“上天”的这个确保。孔子为了更进一步地以“人为”确保“唯上知与下愚不移”，以确保反动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还明确向统治阶级警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于“君子”，也即统治阶级，“不可小知而”要大知，不可小受而“可大受”；对于“小人”，即被统治阶级，则不可让其“大知而”可让其“小知”，不可“大受”而“可小受”；对于“民”，也即庶民，只可使其顺从，不可使其明白。这是孔子献给反动统治阶级的治国之道——愚民政策，也是反动统治阶级一贯使用的治国信条。它充分说明了孔子的反动本质——他是劳动人民的死敌。只要你是个劳动者，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一员，你就应该与孔子和其说教划清界限。记住：孔子的说教是为奴隶主贵族等统治阶级服务，给奴隶主贵族等统治阶级出谋划策如何愚弄、统治奴隶等被统治阶级的说教。　　

“君子可大知可大受也，小人可小知可小受也”故“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也。“君子可大知可大受也”，则“上达”；“小人可小知可小受也”，则“下达”。然而实际上，皆有之矣。孔子不就是一个“大知而小受者”吗！当时的鲁君不就是一个“小知而大受”者吗！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这一套反动的“英雄史观”，鼓吹：“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孟子·滕文公上·5·4》），“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使其成为反动统治阶级“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被统治阶级“造反无理”新根据。林彪之流也是把他们自己吹嘘成“受之于天”的“至贵”和“超人”的“天才”，“关心国家大事”，而人民群众则分不清鱼目、珍珠，只知招财进宝、油盐酱醋柴。其目的在于，让小民百姓“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07页）“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这不仅可以对孔子的“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15·39》）作注释，也可以对孔子的“选贤任能”（《礼记·礼运》）作注释，绝非如某些人所说的“不分阶级”云云。“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其意就是要使“君子”与“小人”的“知”和“受”正好相反：“君子”要“大知”、“大受”，“小人”要“小知”、“小受”，即要人为的造成、形成、创造“上知下愚”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上知与下愚”并非天造地设，而是人工使然，“上知与下愚”，也并非“不”可“移”。因此“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17·3》），纯属胡说八道。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chú），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孟子·告子下·12·2》）　　

“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皆人为而非“天命”。既然如此，有何不可“移”，皆可“移”也。高贵的尧却生了一个不肖的儿子丹朱，卑贱的瞽却生了一个高贵的儿子舜，商、夏、周三朝的替代，说明“天”也不喜欢“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而不时地用它的巨手使其“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