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孔孟的压迫剥削有理的谬论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新民主主义论》）　　

（三）孔孟的压迫剥削有理的谬论　　

        探索者　　

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孟子·滕文公上·5·3》）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孟子·滕文公上·5·4》）　　

孟子说：“无君子”，就“莫治野人”，“野人”不得“治”；“无野人”，就莫人“养”活“君子”。没有贵族官吏，就没有人来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来供养贵族官吏。孟子认为贵族官吏生来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劳动人民生来就是供养贵族官吏的；没有贵族官吏的治，劳动人民就无法生活。并且孟子又把贵族官吏统治和劳动人民被统治、贵族官吏剥削和劳动人民被剥削的关系，说成是完全合理的“社会分工”，圣人的“无暇而耕”！好一个“无暇而耕”！是无暇而耕，还是有暇不耕？是有暇不耕也！诸如，《论语·述而·7·4》：“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卫灵公·15·5》：“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劳而不获，饥寒交迫；不劳而获，花天酒地。进而，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从事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从事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供人以食，统治人者取食于人。这是天下的通常之理，天经地义之事。“兽相食”，孟子“恶之”，然“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人相食，孟子非但不“恶之”，反赞其“天下之通义也”！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统治阶级都是把其作为“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荒谬的根据。不过其中孟子还承认了一个客观事实：“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统治者是靠被统治者养活的。然而，其后却被反动统治阶级更加荒谬地说成被统治被压迫阶级是靠统治压迫阶级养活的。　　

耕、织、百工是社会分工，但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劳心者”、“劳力者”，“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却不是简单的社会分工而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食于”就是剥削，“治”就是压迫。把“治人”说成是“劳心”，把“劳心”与“劳力”对举，无疑是强盗逻辑。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偶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之中。孟子在此推理的过程中，进行概念偷换，瞒天过海地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亦说成是社会的分工。“耕”、“织”，社会分工，等价交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却不是社会分工，等价交换，而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难道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果实、身心自由去换取“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的压迫——“治”、剥削——“食于”、贫穷和苦难吗？！这种“交换”“等价”吗？！“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与“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以粟易械器者”的等价交换之关系吗？当然不等同！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与“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联系起来看，“君子”则是“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的“谋道”者；“野人”则是“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的“谋食”者。“君子”乃人间之豺狼也！反动统治阶级就是人类社会中的豺狼！这不就是孟子所说的“率兽而食人”（《孟子·梁惠王上·1·4》）吗？！这就是孔孟一类“君子”所标榜的“恕道”！再加上孔子的“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就意味着他们祈求上帝：让反动统治阶级，上者永远是知者、劳心者、治人者、食于人者；被统治阶级，下者永远是愚者、劳力者、治于人者、食人者，万古不变，永远如此。　　

然而，话还得再说回来。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确实揭示了在阶级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一个规律性问题。阶级的产生、划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就存在于“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之中。这就告戒人们：要消灭阶级、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必须消灭“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差别。否则，消灭阶级那只能是一句空话。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食而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1·4》）　　

既然“兽相食，且人恶之”，为何“人相食”，孟子不“恶之”；“为民父母，行政”，“率人食而人”，孟子好之？为何“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孔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14·23》）　　

孔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宪问·4·11》)　　

“君子”，西周春秋时，对贵族的通称，指当时的统治阶级；“小人”，与君子相对，指当时的被统治阶级、劳动人民。春秋末年以后，“君子”与“小人”逐渐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在《论语》中，“小人”有两种含义：其一，劳动人民、被统治阶级；其二，道德品质不好，即让统治阶级讨厌的人。根据，《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宪问·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可知孔子所说的“君子”不是按“道德规范”，而是按“社会地位”，故在《论语》中，“君子”一词绝大多数情况下，孔子多指前者。这两种含义亦有统一性。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并以统治阶级的好恶为标准。因此统治阶级认为自己是最有道德，道德最好者，是“君子”；被统治阶级最无道德，道德最不好者，是“小人”。孔子说：“君子”精于走上层路线，通达仁义；“小人”精于干具体事物，通达货利。君子追求道德，“小人”志于耕作；“君子”怀揣刑法，“小人”满心惠利。“君子”高尚想的是如何治理天下，“小人”卑下想的是如何吃饱肚子和得到君子的恩惠。“君子”是统治者，要掌握好是非标准和刑罚实施；“小人”是被统治者，要耕种好土地和对统治者感恩戴德。孔子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把奴隶主贵族美化成道德高尚者，把奴隶、劳动人民污蔑为道德低贱者，进而“论证”奴隶主贵族是“天然”、“当然”的统治者，奴隶、劳动人民是“天然”、“当然”的被统治者。因“君子上达”，“君子怀德”，“君子怀刑”，故“君子”是天生的统治者；因“小人下达”，“小人怀土”，“小人怀惠”，故“小人”是天生的被统治者。　　

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19·7》）　　

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小人”，耕也，馁在其中矣；“君子”，学也，禄在其中矣。故“君子”忧“道之不行”而不忧“贫之所困”。“君子谋道”，学好“礼乐”，掌握了统治“小人”之术，就可以胜任统治，直接由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那里掠夺财富；或充当统治阶级的帮凶，从而分得统治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那里掠夺的财富。所以靠此来源生活的“君子”们，不怕“贫”，而怕“道之不行”，统治阶级的垮台，或其统治“小人”之道术不灵。统治阶级谋取的是如何才能更好地统治、剥削被统治阶级之“道”，统治阶级就是靠此“道”向被统治阶级榨取衣食享乐淫逸等所需的一切。“君子”的谋食之道，是靠掌握统治被统治阶级之“道”；或能为统治阶级谋取统治被统治阶级之道，充当帮凶，故“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靠谋统治被统治阶级之道不仅仅谋取衣食，还谋取衣食之外的无尽的享乐。［明］李贽指出：孔子不仅“谋食”，也贪求富贵，说：“圣人虽曰：‘视富贵如浮云’，然得之亦若固有；虽曰：‘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然亦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今观其相鲁也，仅仅三月，能几何时，而素衣麂裘，黄衣狐裘，缁衣羔裘等，至富贵享也，御寒之裘，不一而足；裼（xī）裘之饰，不一而袭；凡载《乡党》者，此类多矣。（笔者：还有不载《乡党》者，则此类更多矣！）谓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明灯道古录·上卷·第九章》）因此孔子的弟子子夏说：工匠是在作坊中完成自己的事务，“君子”是在读经中实现自己的事业。“君子”是通过学习“先圣”典籍中的统治术以立身成命。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尽心上·13·32》）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滕文公下·6·4》）　　

因此自诩其手中掌握有治“小人”之道术的孔子、孟子一类“君子”，就可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以求有功而获其残汤剩羹，而不“以为泰”了！诸侯食于“小人”，圣贤食于诸侯也。　　

至于“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那不仅是吹牛，也是欺骗。《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在当时，春秋末期战争频繁，“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焉能孔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晏子称孔子是“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墨子·非儒下》），焉有孔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孟子·告子下·12·6》：“[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子思等“贤者”，令“鲁之削也滋甚”，“无益于国也！”《孟子·梁惠王下·2·13》：“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这正是需要一个政治家所解决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家所应该解决的政治问题。为此，“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孟子如此“居是国也”，岂能、岂有“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论语·泰伯·8·13》：“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既然如此，孔子师徒一伙并非是“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而首先是“其君”“安富尊荣”；“其子弟”“孝悌忠信”，“其邦”“有道”，“其邦”无“危”、无“乱”，孔子师徒一伙才“入”“是国”，才“居是国也”！只要“其邦”有“危”、有“乱”，“其君”不“安富尊荣”；“其子弟”不“孝悌忠信”，孔子师徒一伙早就不“现”，“隐”了起来，不“居是国也”，而跑掉了！因此，不是孔子师徒一伙“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而是“其君”“安富尊”，“其子弟”“孝悌忠信”，孔子师徒一伙才“入”，才“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是孔子师徒一伙的“安富尊荣”！孔孟一伙“君子”并非什么“食功”于对所“用之”“其君”，玩的完全是“空手套白狼”手段！故称“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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