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廷焯的易安词学批评

论陈廷焯的易安词学批评　　

林 秋 燕　　

（佛光大学文学系硕士生）

摘　要：李清照「别是一家」的词，从历代所流传的词学评论看来，因时代审美意趣的不同，是以评价有褒有贬，由宋元历明至清，呈现出由重词法到重整体把握，再到重其词境的历程。本文针对晚清词评家陈廷焯对李清照的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述，观察其由于前后词学观之不同，对易安词批评所出现的变化，并以易安所撰之〈词论〉，观察陈廷焯对于易安词学的接受状况。期望透过本文，可以略窥晚清对易安词的接受角度与评价。

关键词：李清照、词学批评、晚清、陈廷焯　　

一、引　言

　　作为一个文化与文学的总结时代，清代被视为词的中兴时期，不仅词学创作大为繁盛，词学理论亦日臻完善。明词的颓靡，在进入清代后，使文人出现了很多必须补偏救弊、振兴词苑对自我的客观要求。事实上，明末就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与自创一格的作家，如陈子龙（1608～1641）、王夫之（1619～1692）等。但真正使词风大幅转变并形成流派的，是以朱彝尊（1629～1709）为首的浙西词派；与此同时，以陈维崧（1625～1682）为首的阳羡派，也以其独特的成就，对词风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张惠言（1761～1802）更起而创立常州词派，以期矫正浙西词派的弱点，并与浙西、阳羡相承续，构成了清词中兴的局面。而对词的发展轨迹，陈廷焯有一较全面的概括：

词兴于唐，盛于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再振于我国初，大畅厥旨于干嘉以还也。哻　　

大体上，清代的各个词学流派分别对易安词的用语、技巧，尤其是词境等，都做出了影响至今的评论。哻　　

　　当然，清代对于易安词用语的评论仍然持续重视，但除了评说、分析易安词「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特征外，更进一步论断易安词乃介于雅俗之间，是词的「当行本色」语言。如刘体仁（1655年进士）在《七颂堂词绎》中在批评了周邦彦、柳永、黄庭坚之后道：

惟　易安　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哷

肯定了易安词明辨「词曲」及「诗词」之分。沈谦（1620～1670）《填词杂说》亦云：「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清照，极是当行本色。」哸其后，沈雄在《古今词话》中又言：「但『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又『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正词家所谓以易为险，以故为新者，易安先得之矣。」哠他们都是从语言技巧的角度，将易安词的风格界定于雅俗之间，并推崇为词史上婉约派的当行本色。

　　但清人中能跳脱词派，从而重视词之文本，深入词境，对易安词进行全面评说的，当推陈廷焯，其论评几乎集历代李清照论之大成唎。清代词学理论开始重视词境，陈廷焯也认为：「诗词同体而异用」、「诗有诗境，词有词境，诗词一理也。」唃所以论评词应从词境入手，他对前人只从字面论评词感到不满，故强调要从艺术整体上来揭示词的曲折层境。陈廷焯评易安词亦从词境入手，既接续宋明之人赏析易安词用语，又能揭示易安词深婉、凄绝之境，进而欣赏易安词的神韵气格，可称得上是古今易安词之通论。故本文以探讨陈廷焯对于易安词之批评为主，观察其前后词学观呈现在对易安词的论评中有何变化，并以易安所撰之〈词论〉，观察陈廷焯对于易安词学的接受状况，尝试透过本文略窥晚清对于易安词的接受与评价。

二、陈廷焯词学思想的演进

　　陈廷焯，字亦峰，又字伯与（与斋名「白雨」可能是取「伯与」的同音字）唋，江苏丹徒人。生于清咸丰癸丑（1853），卒于光绪壬辰（1892），年仅四十。早年编选词本《云韶集》，后附有《词坛丛话》，颇能看出其早期的词学思想；后期编选词本《词则》，同时撰有《白雨斋词话》，词学思想与早期相较，出现了一些歧异。从《词坛丛话》到《白雨斋词话》，我们可以发现陈氏词学思想演进的轨迹，故金鲜曾言：

陈廷焯早期以推衍浙派词学主张为依归，特别标举「雅正」一词，作为选词作词的依据，而晚期则转宗常州派，提出「沉郁」之说。圁

现就此二本词学批评专著，分析陈廷焯词学思想演进的过程与特色。

　　词盛于宋，词话却盛于清。因为词话的盛行，清朝的词学思想大致被分为几个主要流派：一是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一是以陈维崧为首的阳羡派；一是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陈廷焯虽是晚清之人，但其生活的时代，浙派余风仍在，他也受其影响，是以早期的词学思想一直被归属为浙派一类，对于浙西派的代表朱彝尊十分推崇。浙西词派宗南宋，讲求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论；这种多写游宴嬉乐，一味追求艺术技巧，却不重视词作思想内容的风格，在朱彝尊推崇「醇雅」词风的带领下，在清朝独领风骚了一段时间，继任者尚有厉鹗、杨夔生、许昂宵等人。基本上，朱彝尊的词作与其词论所倡言的主张是一致的，他力求空灵典雅，不喜浓艳俗媚，力去陈言，独具机杼，字工句琢，度律和谐，不失为清词中第一流作品圂。陈廷焯早期受朱彝尊的影响从《词坛丛话》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余十七八岁，便识倚声。古人老去填词，余愧学之早矣。余初好为艳词，四五年来，屏削殆尽。是集所选，一以雅正为宗。纯正者十之四五，刚健者十之二三，工丽者十之一二。其一切淫词滥语，及应酬无聊之作，盖不入选。埌　　

可见陈氏在编选《云韶集》时，已经从「初好为艳词」转变成「一以雅正为宗」，且云：「竹垞（指朱彝尊）所选《词综》，自唐至元，凡三十八卷，一以雅正为宗，诚千古词坛之圭臬也。其所自作，浓淡相间，疏密相称，深得风雅之正。陈其年（指陈维崧）外，谁敢与之并驱中原哉。」堲是以《云韶集》的编选，才以朱彝尊《词综》推崇的「雅正」为编选标准。另外他对朱彝尊的词学创作还给予高度的评价：埌堲　　

朱竹垞词，艳而不浮，疏而不流，工丽芊绵中而笔墨飞舞。其源亦出自白石，而绝不相似。盖白石之妙，正如大江无风，波涛自涌。竹垞之妙，其咏物诸作，则杯水可以做波涛，一篑可以成泰山。其感怀诸作，意之所到，笔即随之。笔之所到，信手拈来，都成异彩。是又泰山不择细壤，河海不择细流也。与白石并峙千古，岂有愧哉。埕

无论艳词、咏物词，或感怀吊古之词，都作出了全然的肯定，如此论评，也无怪乎陈廷焯早期的词学思想被归为浙派。

　　但仔细观察《词坛丛话》，我们不难发现，除了对朱彝尊的推崇外，评论中也非常推尊阳羡派的陈维崧，如前引甚且将之与朱彝尊相提并论。如果说浙派是清初婉约词派的主体，那么阳羡派则是豪放词派的代表。阳羡派之作家一向以豪放词人辛弃疾为宗，与浙派的主张大相径庭，但《词坛丛话》却一再提及陈维崧，且多是赞美之辞。我们都知道陈廷焯一生极为崇拜杜甫，而在《词坛丛话》中他多次以迦陵（亦指陈维崧）比作老杜，如：「词中陈其年，犹诗中之老杜也。风流悲壮，雄跨一时。后人作词，非失之俚，即失之伉。谈闺襜者，失之淫亵。扬湖海者，失之叫嚣。何不三复其年词也。」，甚至评其「纵横博大」埒，与传统上认为迦陵词有时失之叫嚣不同，陈廷焯反而认为其词能带来震撼人心的独特风采，且云：

每读其年词，则诸家尽皆披靡。以其情胜，非以其气胜也。盖有气以辅情，而情愈出。情为主，贵得其正。气为辅，贵得其厚。后人徒学其矜才使气，殊属无谓。垺

情感的深厚乃迦陵词的精神所在，气则为辅。另外，在《词坛丛话》中一再以「情」来作点评，如此大量使用「情」字，且不似浙西词派那样只偏好婉约派的词作，反而对豪放派的作品也给予很高的评价，由此可以归结出陈廷焯早期的词学思想虽偏向浙西词派，但「主情」的特征却与浙派不重情志、特重格调的缺点不符，所以他后期的词学观点会有所转变，乃是必然的趋势。　　

　　陈廷焯二十四岁时，他与常州词派的著名词人庄棫（1830～1879）相遇，对其词学观造成很大的影响，也是使他从浙西词派转向常州词派的关键，廷焯曾在《白雨斋词话》中自述：

自丙子年（1876），与希　祖　先生（庄棫字）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1879）后数十阕，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鼓吹蒿庵（指庄棫），共成茗柯（指张惠言）复古之志。蒿庵有知，当亦心许。埆

故其是在庄棫的启发与影响之下，推阐常州词派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写成了《白雨斋词话》，曾云：「皋文（张惠言字）《词选》精于竹垞《词综》十倍，去取虽不免稍刻，而轮扶大雅，卓乎不可磨灭，古今选本，以此为最。」垽可见廷焯后来所编选的《词则》，乃是依据张惠言《词选》为选文标准。不同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推尊北宋，提倡比兴，主张以艺术形象反映现实，寄托感慨。这是对于浙西之末流流于空疏，以及阳羡之末流流于叫嚣的一种革故鼎新。《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指要》有如此的评述：

清初说词者，上承明季之风，喜为河汉之言，而无益于词学。嘉道以来，论议始精。廷焯受词学于庄棫，而接受于常州二张（指张惠言、张琦兄弟）之派也。故其论词，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此以沉郁之说，广二张之旨也。垼

是以《白雨斋词话》承袭常州词派的词学理论，而发展出属于廷焯自己的「沉郁」之说。故林玫仪亦曾称道：「他的这本词话（《白雨斋词话》），乃以继承常派薪传，挽救浙派清空之弊为宗旨。其中对张氏之说，多所阐发纠补，诚为周济以后常派之一大功臣。其词论多能自出机杼，非一味掇拾残剩者可比。」垸

　　《白雨斋词话》卷四云：「皋文〈水调歌头〉五章，既沉郁，又疏快，最是高境。陈朱虽工词，究曾到此地步否？……热肠郁思，若断仍连，全自《风》、《骚》变出。」垶由此评得知，在《词坛丛话》中廷焯所推崇的朱彝尊及陈维崧，此时都已非他心中最上乘之词家。但是如果我们有注意到其《词则》的编选就不难发现，其中《大雅》集是为了发扬张惠言的理念，但其选目却体现了浙派倾向。选北宋词十六家六十一首，南宋词却选了三十一家二百三十七首，可见即使在廷焯后期的词学思想中，仍有浙派余风的影响，他自己也曾说过：「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垿又云：

癸酉甲戌（1873、1874）之年，余初习倚声，曾选古今词二十六卷，得三千四百三十四首，名曰《云韶集》。自今观之，殊病芜杂。然其中议论，亦有一二足采者。如：「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埇

足见此时的廷焯，已经能慢慢走出派别的约束，而在其「沉郁」的基础上，透过对作家提出具体的评语，体现其较圆融的词学观。总而言之，陈廷焯的词学观是无法截然地被分割的，而是一个慢慢演进而达到全然成熟的过程。从推尊朱彝尊的同时，亦能从「情」的角度加以理解豪放词；在师法常州词派的同时，也重视南北宋作品的融合，《白雨斋词话》则是其词学理论成熟的代表。

三、《云韶集》及《词坛丛话》论李易安

　　《云韶集》的编选及《词坛丛话》的撰写，既然标榜追随浙西词派的「雅正」之风，那么从中我们可以尝试探讨廷焯对于易安的形象是否符合其早期的词学思想。《词坛丛话》云：

李易安词，风神气格，冠绝一时，直欲与白石老仙相鼓吹。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埐

陈廷焯以姜白石比作易安，可说是对易安极度推崇，因为白石向以「骚雅」、「清空」的艺术特质而为人所称道，如张炎曾道：「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垹廷焯自己亦称赞白石为「词中之仙也」，且云：「词中之有姜白石，犹诗中之有渊明也。琢句炼字，归于纯雅。不独冠绝南宋，直欲度越千古。」埁而他认为易安词可与浙西词派所宗之姜夔相提并论，并且在妇人之中乃空前绝后者，易安词的地位在当时廷焯的心中可见一斑。又云：

易安词格律绝高，不独为妇人之冠，几欲与竹屋（高观国）、梅溪（史达祖）分庭抗礼。

易安词骚情诗意，高者入方回（贺铸）之室，次亦不减叔原（晏几道）、耆卿（柳永）。两宋妇人能词者不少，无出其右矣。夎

史达祖和高观国两家，廷焯称其「直欲与白石并驱」奊，评价亦高，此处廷焯用以赞誉易安，再次证明他对易安词的欣赏。而清初论贺铸词者，虽多所贬抑，认为其空有形式之美，而缺乏真情实感，但因其于炼字、音律及词境上的开拓，均有其独到之处，是故颇受廷焯推崇，云：「方回词，笔墨之妙，真乃一片化工。〈离骚〉耶，〈七发〉耶，乐府耶，〈杜诗〉耶，吾乌乎测其之所至。」娙故以易安词「骚情诗意」佳者，与之媲美，又次者亦不输晏几道与柳永；这一点，廷焯在评易安〈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一词时，说得极为明白：

此种笔墨，不减耆卿、叔原，而清俊疏朗过之。「新来瘦」三语，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胜。娖　　

认为以此文笔比之耆卿、叔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针对易安绝妙之用语，在此也提出赞赏之词。易安如此才能，难怪廷焯视其为「宋妇人能诗词者之冠」，连同时代的朱淑真、　魏　夫人都位居其后娭。娖娭　　

　　除此之外，《云韶集》中针对易安词的细部评点，亦多所著墨，可以简单地归纳出几个重点：

﹙一﹚文字清丽秀雅

　　浙派力求空灵典雅，不喜浓艳俗媚，力去陈言，独具机杼，字工句琢，度律和谐，尊雅正的特色，廷焯亦用在易安身上。如对于〈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一词，廷焯即给予「无一字不秀雅」之评论娮；而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则曰：「起七句秀绝，真不食人间烟火。」娕评〈浣溪沙〉（髻子伤春慵更梳）中之「淡云来往月疏疏」句云：「清丽之句。」娏又如前引以「清俊疏朗」评〈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一词。可见在廷焯早期的词学观里，对于他人评论易安词「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雅致风格大致是认同的，从他的评点中亦不难看出，易安词的文字非常符合浙派所要求的「清雅」。

﹙二﹚风格曲折婉约

　　廷焯曾自述其编选《云韶集》的心态曰：「是集所选艳词，皆以婉雅为宗。」娗所以除了对文字语言的要求之外，风格亦须曲折有致，婉约而具余韵，而易安词即具备此特色。如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云：「只数语中，层次曲折有味。世徒称其『绿肥红瘦』一语，犹是皮相。」娊由此可知，比起对字面的要求，在此廷焯更重视易安词境的表达；评〈声声慢〉（寻寻觅觅）时则曰：「迭字体，后人效之者甚多，且有增至二十余迭者。才气虽佳，终着痕迹，视易安风格远矣。『黑』字警。后幅一片神行，愈唱愈妙。」娞此处颇为赞扬易安自然而自有层次之词风，非他人所能刻意模仿，已进入词境的层次作论评；又评〈浣溪沙〉（髻子伤春慵更梳）末句「遗犀还解辟寒无」曰：「宛约。」娳透过早年遗留下来的犀角，表达一种凄清孤冷之感，确实清丽婉约；再则给予〈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新来瘦」三语「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胜」的好评孬。浙派向以婉约为宗，透过归纳分析，不容置疑的是廷焯对易安词的评点，除宗婉约之外，亦重视词境与整体风格的表现。

﹙三﹚情感深切凄绝

　　如前所述，陈廷焯早期的词学思想虽偏向浙西词派，但「主情」的特征却与浙派不甚相符，这一点也体现在对易安词的评点中。如评〈浪淘沙〉（帘外五更风）时云：「凄艳不忍卒读。情词凄绝，多少血泪。」宧评〈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云：「深情苦调，元人词曲往往宗之。」宭又予〈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一词「又凄婉，又劲直」的评语宬。易安以女性身分，直抒其亡国丧夫之痛，其词作之感人，亦令廷焯不忍卒读，见廷焯之论评，即可知易安词情感之深切、笔调之凄绝。这一点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分析易安的遣词造句，而是完全浸淫于易安词的情感与境界当中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判断，在廷焯早期的词学思想中，易安是一个才华洋溢而情感丰富的女词人，其词作不论是在格律上，或遣词造句方面均冠绝一时，故廷焯曾以「情词并胜，神韵悠然」评其〈点绛唇〉（寂寞深闺）尃，不惟是女性词人之冠，甚至更超越许多历来颇受推崇的男性词人。虽然在《词坛丛话》中易安的评价并非第一，在《云韶集》中易安词的份量也非最重，但整体评价却极为正面；而且以处于女性地位如此不受重视的晚清时期，易安词能得廷焯如此青睐，亦属难得。

四、《白雨斋词话》论李易安

　　在《白雨斋词话》的自序中，廷焯自己即明白说到：「萧斋岑寂，撰《词话》十卷，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一是。」屖又道：

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既分，归诸忠厚，再求沉郁；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屔

可见廷焯论词求雅，因为在他看来雅俗之分即决定一个人学词入门时的正邪。而词中的俗多半是由于轻薄、浅白而造成少曲折及情感的不深厚，如能辨明雅，再加以深厚的情感，就能写出沉郁顿挫的作品。所以廷焯晚期的词学观向以「温厚为体，沉郁为用」著称，他还进一步为沉郁下定义：「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峬简言之，沉者忠厚，郁者含蓄。故沉郁之来，性情、修养、学习、境遇各占一分。大凡有造意、有境界、有余味、有性情之词，能够达到含蓄以表之、隐约以成之，且不刻意争奇而自胜绝者，便是廷焯所谓的沉郁。故其在《白雨斋词话》中赞易安曰：「李易安词，独辟门径，居然可观，其源自从淮海、大晟来，而铸语则多生造，妇人有此，可谓奇矣。」峿此评纯从易安词之造意论，认为其词自有其独到之处，此是肯定。但后又言：「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惟方外之葛长庚，闺中之李易安，别于周秦姜史苏辛外，独树一帜，而亦无害其为佳，可谓难矣。然毕竟不及诸贤之深厚，终是托根浅也。 ……李易安词能脱尽闺阁气。」峮可见在肯定易安词能独创一格、尽脱闺阁无病呻吟之气的同时，廷焯认为易安词并无法达到他所重视的「深厚」要点。

　　另外，对于易安向来为人瞩目之词作〈声声慢〉（寻寻觅觅），在《白雨斋词话》中，廷焯亦多所阐发：

易安〈声声慢〉一阕，连下十四迭字，张正夫叹为公孙大娘舞剑手，且谓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迭字者。然此不过奇笔耳，并非高调，张氏赏之，所见亦浅。峱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易安隽句也。并非高调。峷峱峷

易安〈声声慢〉词，张正夫云：「公孙大娘舞剑手，且谓本朝非无能词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迭字者。……妇人有此词笔，殆间气也。」此论甚陋。十四迭字，不过造语奇隽耳，词境深浅，殊不在此。执是论词，不免魔障。崀

在这些众多的评论里，廷焯肯定易安词造语之新、笔致之奇，但却明白指出其并非高调、亦称不上词境的缺点。而对于〈念奴娇〉（春情）一词，他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宠柳娇花』之句，黄叔旸叹为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语殊病纤巧，黄氏赏之亦谬。」峹又云：「词人好作精艳语，如左与言之『滴粉搓酥』、姜白石之『柳怯云松』、李易安之『绿肥红瘦』、『宠柳娇花』等类，造句虽工，然非大雅。」帩廷焯认同易安工于造句，但流于纤巧，不够温厚，于「雅」的层次当然未达词之上乘境界。同时，对于易安词中造句佳者，亦不吝给予赞美，如评〈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的起七句「秀绝」；并且肯定〈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后半阕及〈浪淘沙〉（帘外五更风）词中之真切的情感帨。可惜的是，易安词虽符合了廷焯所谓的「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但却无法达到他所强调的「而发之又必若隐若见，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的特点。

　　以上都只是廷焯针对易安词的片段所作的评点，他在《白雨斋词话》中，还曾经针对词境层次的高低作过以下的分析：

词有表里俱佳，文质适中者，温飞卿、秦少游、周美成……是也，词中之上乘也。有质过于文者，韦端己、冯正中、张子野……是也，亦词中之上乘也。有文过于质者，李后主、牛松卿、晏元献、……李易安、……朱竹垞、……是也，词中之次乘也。有有文无质者，……词中之下乘也。有质亡而并无文者，……并不得谓之词也。论词者本此类推，高下自见。庨

连他早期所推崇的朱彝尊，都仅列于词之中乘，是以易安词的整体表现，对于廷焯而言，既不够深厚，意境又不够高远，称不上表里俱佳，层次自然无法居于上乘。总而言之，在廷焯晚期的词学思想里，闺秀工为词者，仍以易安为第一，次则徐湘苹、叶小鸾、朱淑真之辈庮；若论造语新奇，部分词作情感真切，词风又能独创一格等方面，易安亦不让于须眉；惟廷焯最重视之「温厚为体，沉郁为用」这一点，易安似有所不及。是以廷焯才会给予易安词「文过于质，词中之次乘也」的整体评价，相较之下当然远逊于《词坛丛话》中易安词的词学地位。随着廷焯前后期词学观念的改变，对易安词的论评亦不可同日而语。

五、前后期对易安词批评的异同

　　在本文的前两节中，我们既然已经分别探讨了易安词在《词坛丛话》和《白雨斋词话》中的形象，那代表其中必然有相异之处。单单就前后期的批评中，廷焯拿来比拟易安的人物看来，至少在廷焯自己心里对于易安词的认知层次上，就有很大的差距。前期在整体风神气格方面，廷焯将易安比拟白石；格律之高则可与高观国、史达祖分庭抗礼；易安词之骚情诗意，更是媲美贺铸。而此四人中，姜白石、史达祖、贺铸三人之词，皆被廷焯认定是表里俱佳，或文质适中（姜、史），或质过于文（贺）之作，乃「词中之上乘也」者。后期廷焯虽云易安词乃源自秦观与周邦彦，而周、秦亦都被廷焯归为「词中之上乘也」者，但易安词能别于周、秦之外，独树一帜、自辟门径后，也只被廷焯列为文过于质的「词中之次乘也」者。前期廷焯称易安词「情词并胜」，位等同于词中之上乘；较之后期称其词「托根浅也」、「文过其质」，位列词中之次乘；其间相去不啻甚远矣！又前期廷焯在易安词的点评处，多以「层次曲折有味」、「笔致绝佳，余韵尤胜」、「情词并胜，神韵悠然」等绝妙之语称之；反观后期，在赞其造语的同时，往往随之而来的即是贬抑之语，如「造句虽工，然非大雅」、「不过奇笔耳，并非高调」、「然毕竟不及诸贤之深厚，终是托根浅也」、又「十四迭字，不过造语奇隽耳，词境深浅，殊不在此」。凡此，皆在在说明廷焯本身词学思想的改变，已经具体反映在前后期对易安词的不同批评上面，碍于廷焯后期对于「沉郁」之说的重视，易安身为女性的纤巧、细腻，已无法如前期那般得到廷焯的青睐，故后期的整体评价自然就远不如前期了。

　　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比较一下廷焯前后期对于易安词的批评，不论是早期（《云韶集》、《词坛丛话》）或是后期（《白雨斋词话》）之论调，都可以找到以下几点共同的特色：

﹙一﹚谓易安之词才为闺阁之冠

　　《词坛丛话》中云：「妇人能词者，代有其人，未有如易安之空绝前后者。」「朱淑真词，风致之佳，情词之妙，真不亚于易安。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　魏　夫人也。」庪又「两宋妇人能词者不少，无出其右矣。」《白雨斋词话》则曰：「妇人有此，可谓奇矣。」「　魏　夫人词笔，颇有操迈处，虽非易安之敌，然亦未易才也。」「朱淑真词，才力不逮易安，然规模唐五代，不失分寸。」庬又「闺秀工为词者，前则李易安，后则徐湘苹。明末叶小鸾，较胜于朱淑真，可为李徐之亚。」大凡廷焯论及妇人之词，必以易安为标准，且不论何朝何代，其他女性词人才力均不及易安。故不论是前期或后期，妇人中能较贴近廷焯之词学理论者，亦唯有易安一人而已。

﹙二﹚认定易安无再嫁之事实

　　对于易安再嫁一事，宋朝史料遗留下来可考的即有九条弪，其中多半只是客观纪录易安再嫁的事实，并无明显的褒贬之意。但明代之后就不断有人为其辩诬，廷焯于《词坛丛话》中则谓：

易安名清照，格非之女，嫁赵明诚。赵彦卫《云麓漫钞》，谓易安再适赵汝舟。《渔矶漫钞》中，又作张汝舟。诸家皆沿其说。又伪撰易安〈投内翰綦公崇礼启〉，……《渔矶漫钞》中，谓易安再适张汝舟，竟至对簿，〈启〉在临安时作。案：易安并无再适事，〈启〉乃好事者伪作无疑。考《金石录》语，辨之于后。弰

且针对卢见曾辨易安受诬一事曰：「案卢氏此辨，可谓精当。好古者慎勿随波逐流，重诬古人也。余因录易安词，而附论之于此。」彧另外《云韶集》评〈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时更道：「观此词，益信易安无再适赵汝州之事。即风人『岂不尔思，畏人之多言』之意。」恝而《白雨斋词话》中评〈武陵春〉一词，亦再次重申投綦公一启为伪撰，用以诬易安罢了！基本上，对于易安再嫁一事，廷焯从头至尾都是全盘不予相信的，认为那对易安的人格无疑是一大侮辱。由此看来，姑且不论清照再嫁是否属实，对于廷焯心中冠绝一时的女词人，其人格操守是不容人任意玷污的，愈是极力为其辩诬，愈显现出易安在廷焯心里的地位；也同时反映出廷焯所处的时代，对于女子再嫁一事的接受度是很低的。彧恝

﹙三﹚造语清奇，情词凄绝

　　无论浙派或常派，「雅」都是他们对词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都希望词能杜绝流于俗艳、柔靡的弊病；浙西词派朱彝尊推崇醇雅，常州词派张惠言亦同样对鄙俗之音表示反感。而廷焯早期担心言情之作易流于淫秽，是以选词宁隘勿滥，以雅为主，尝云：

词虽不必艳冶，亦不可流于秽亵。……是集所选艳词，皆以婉雅为宗。恚

换言之，等于让词承担了改造风气、教化社会的责任；后期仍然针对词坛充斥富贵庸俗、浮艳污浊之作感到忧心，故提倡正其情性，期盼以温柔敦厚的审美标准来重塑词坛的风气。所以无论前后期，廷焯反俚俗、反纤巧、反精艳语之词作，但对于情感抒发与意境的表达，其重视程度却是前后一致的。易安词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一直为人所称道，这一点，在《词坛丛话》及《白雨斋词话》中，也都获得廷焯极佳的赞赏。而情词凄绝感人的部分，因结合易安个人的生命境遇，在廷焯的两部词论专著中亦给予绝对的肯定。至于实例的部分，因前文已多所阐发，此处就不再赘述。

　　以上三个部分，是从廷焯前后期针对易安的评论中所归纳的共同之处，可以反映出虽然其前后期的词学观有所转变，如前述整体评价的下滑，但对易安词的部分论述，仍然有不少前后一致之处；也更进一步证明廷焯词学思想中「求雅」、「重情」的原则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

六、陈廷焯对易安词学的接受状况

　　其实如果我们读过易安所撰的〈词论〉，我们会很惊奇地发现，易安对于词学的主张，竟然有不少与廷焯不谋而合之处。从〈词论〉的内容看来，易安提出词「别是一家」说，自然受到前人之影响，但又具备其独特的见解。〈词论〉由词体的特征论推及到作家创作论与风格论，摘其要者而论之，我们从中归纳出易安所提倡词「别是一家」说的词学观内涵，乃着重协和音律，强调典重与情致的婉约风格，以及铺叙与故实并重的浑成创作手法。而其中与廷焯所论最为谋合者，当为强调典重与情致的婉约风格。「典重」是指词的典雅浑厚；「情致」则是指词的含蓄蕴藉。二者必须相辅相成，使词趋向雅正而不俗的情调。易安在〈词论〉中所主张的词，应该具有大家闺秀般典雅、含蓄的韵度，而舍弃了市井般的轻浮与俗艳。〈词论〉中曰：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　李氏　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恧

所谓「斯文道熄」云云，应是针对晚唐五代之花间词所作的批评。花间词以写儿女之情见长，词风绮丽柔媚，但显然易安以为此乃「郑卫之声」，违反了儒家所谓的「斯文之道」。反而是南唐二主　和冯延巳　君臣那种「尚文雅」的词情，和「奇甚」的艺术表现，受到易安的喜爱，甚至以《诗经》之「亡国之音哀以思」一语，表示其词能书写忧患意识、表现亡国之思，而纳入儒家「斯文之道」，给予极高度的评价。当是　李氏　君臣之词可以以创意出奇之语，一洗花间词的流靡之风，具备典重与情致的婉约特色，所以易安藉以强调地依然是词中思想情感的纯厚与高雅情调的完美融合。廷焯对南　唐　君臣亦曾下如此之评：

南唐中宗〈山花子〉云：「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沉之至，郁之至，凄然欲绝。后主虽善言情，卒不能出其右也。恁　　

冯正中词，及沉郁之致，穷顿挫之妙，缠绵忠厚，与温韦相伯仲也。悢恁悢　　

可见其对　李氏　君臣的看法亦与易安雷同。虽然廷焯对花间词人并无完全否定，如对温、韦评价就极高，然其亦有言：「《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不可言矣。所宝在此，词欲不衰，得乎？」悈可见这方面的观点，不管廷焯早期的选词标准或后期的沉郁之说，都与易安的词学主张完全遥相呼应。

　　对于词学史上一直为人所争论的词人柳永，易安是这么说的：「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悀对于柳词的批判，其实主要是一场雅俗之争。虽然柳永能够「变旧声，作新声」，对于词学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除此之外，「词语尘下」、多写风月狎昵之语的市井风格，却是易安所不敢恭维的。柳永鄙俗的格调颠覆了士大夫的价值观，严有翼就曾说柳词多「闺门淫媟之语」悒，这恰好直接违反了易安所强调的词须「典重」的特点。廷焯亦云：「耆卿词，善于铺叙，羁旅行役，尤属擅长。然意境不高，思路微左，全失温韦忠厚之意。词人变古，耆卿首作俑也。」悁而这个部分易安的着眼点，亦与廷焯反俚俗、反纤巧、反精艳语的理论完全吻合。另外，反观易安对秦观所下的评论是「专主情致」，秦观词亦写恋情，但低俗之作甚少，具有文雅之调。清人冯煦称秦观词云：　　

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乱，巧得乎小雅之遗，后主而后，一人而已。……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得之于内，不可以传。悝

王国维亦云：「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悃此二人等于是为易安评论秦观的「主情致」下了最好的注解。而廷焯也称：「秦少游自是作手，近开美成，导其先路；远祖温韦，取其神不袭其貌，词至是乃一变焉。然变而不失其正，遂令议者不病其变，而转觉有不得不变者。后人动称秦柳，柳之视秦，为之奴隶而不足者，何可相提并论哉！」悕此论比之易安，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在易安的词学观里，词仍然不脱离传统的婉约风格一派，也就是如王国维所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悛词人们可以在「词」这块文学领域里尽情宣泄他们的儿女情长。但不论内容是男欢女爱、伤春悲秋、离愁别恨，抑或是柔媚绮怨，易安都强调情致与典重并存的文雅风格，与花间的淫丽或柳永的俚俗词风是有所区别的，这才是易安「别是一家」词学观中真正的婉约词风。而廷焯虽同意易安强调的情致与典重并存之文雅风格，但却有别于易安「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他认为虽然诗有诗境、词有词境，但「诗词一理」也，不过是同体而异用罢了！故以为渊明、杜甫的诗中境界，乃是词中未有与为敌者；而子建之诗，飞卿词可几；太白之诗，东坡词可敌悗。不同于易安对词作细部的要求，廷焯转而强调词境的差别。这应该就是为何易安〈词论〉中明明也重视廷焯所在意的「沉郁」之说，却为何无法达到后期廷焯所谓的「词中之上乘也」者的最大因素吧！

七、结　论

　　「词」经由唐五代发展至两宋，成为一代之文学。从历代流传的评论看来，因时代审美意趣的不同，对易安词的褒贬不一，由宋元历明至清，呈现出由重词法到重整体把握，再到重其词境的历程。宋元时期的易安词论主要是以品评词句为主流；明代对易安词的批评在承续宋元的同时，更明显地呈现出正变的体派意识，词论家们谓易安词乃「词体之正」，从词史的角度予以了定位；清代则集易安词论之大成，跳脱词派、深入词境，对易安词进行全面的评说。陈廷焯身为晚清的词学大家，其《白雨斋词话》更与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并称为「清末三大词话」，在具体地对易安词作论评时，自然也表现出对词境揭示的重视。整体而言，廷焯论词要求以《风》、《骚》为根柢，即不论前后期都偏向于「雅」的审美标准。浙派和常州词派在论词主张上虽有所分歧，但「雅」却是他们的共同理想。而廷焯从早期的浙派游走到后期的常州词派，其词学思想的演化自然趋于成熟，故其所倡之雅，已非仅对明清浮荡词风的补救，而是追求实用与表情的统一，重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既尊重了情的需求，又不扬弃词的社会效用。

　　在廷焯眼中，易安词独具魅力之处乃在于词中充溢真情，所谓「遣词雅而用意浑，其品乃高，其气乃静。」悇意和雅的结合乃是最重要的。而对于易安词的整体评价前后期会有所升降的原因，也是后期廷焯所论之雅，只是成为优秀作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廷焯看来，雅必须和沉郁结合才能成为典范之作。是以易安词虽属雅正，但在廷焯的评词标准中，易安词多只是外在形式的雅，但在词的内在意蕴和境界上还是有所欠缺的。更何况易安认为「诗言志、词写情」，所以如晏殊、欧阳修、苏轼这些学际天人的大家，仅以其余力写作小歌词，在本体的词学观念里，自然与廷焯的本诸《风》、《骚》的「沉郁」词论大异其趣。笔者以为，廷焯对于易安词的评价与接受之所以会出现前后期的落差，除了其本身词学思想的转变外，廷焯与易安对于「词」这一文体的认知不同，也是一个根本而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期待透过本文，对于廷焯前后期之词学思想转变，体现在对易安词的批评及接受上，能有一个全盘的认识与基础的概念；也同时更加证明，在文学的接受与批评的过程中，个人对于文体的切入角度及认知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参考文献

古　籍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台北：长安出版社，1978年12月。

宋‧张炎着，夏承焘校注，《词源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5月。

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载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1月。

清‧沈谦，《填词杂说》，载唐圭璋，《词话丛编》。

清‧沈雄，《古今词话》，载唐圭璋，《词话丛编》。

清‧冯煦，《蒿庵论词》，载唐圭璋，《词话丛编》。

清‧陈廷焯，《词坛丛话》，载唐圭璋，《词话丛编》。

清‧陈廷焯着，杜维沫校点，《白雨斋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

清‧王国维着，滕咸惠校注，《人间词话新注》，台北：里仁书局，1987年8月。

近人论著

王云五主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

林玫仪，《晚清词论研究》，台北：撰者，1979年。

金　鲜，《陈廷焯早晚期词学观念之转变》，台北：台湾大学，1992年。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重印。

唐富龄，《明清文学史》清代卷，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12月。

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编，《李清照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期刊论文　　

何广棪，〈《李清照改嫁问题资料汇编》编理后记〉，《书目季刊》第23卷第1期（1989年1月），页37～38。

陈敦平，〈陈廷焯和《白雨斋词话》〉，《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9卷第3期（2001年9月），页49。

邱美琼，〈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李清照论〉，《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2期（2004年6月），页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