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埳井之蛙不知有天乎，还是自我膨胀不知有天乎

毛主席语录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新民主主义论》）　　

写在前面：《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评柳鲲鹏的奇文〈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之六《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眸历史，以史为鉴》，2010年5月29日被发表在《网友之声》中，今特告读者周知，以便读者评论和批判。（笔者）　　

《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必将会大踏步前进！——　　

评柳鲲鹏的奇文〈没有儒家文化中国历史会怎样〉》之六　　

                     探索者　　

    （一）首先，仅就“春秋战国”时，中国的学术来看：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曰：“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作为“非乐”，命之曰：“节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学而博，不异，不与先王同,毁古之礼乐。　　

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hù）》，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未败墨子道，虽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乐而非乐，是果类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bá），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　　

墨翟、禽滑厘之意则是，其行则非也。将使后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bá）、胫无毛，相进而已矣。乱之上也，治之下也。虽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见厌而强见也。”　　

虽然，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先生恐不得饱，弟子虽饥，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图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　　

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遍，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　　

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輐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窢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魭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　　

关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尝先人而常随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奚谷]（xī）；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　　

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历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山出口；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　　

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特与天下之辩者为怪，此其柢也。　　

然惠施之口谈，自以为最贤，曰：“天地其壮乎！”施存雄而无术。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弱于德，强于物，其涂隩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庄子·天下》）　　

这部分引用过长，为便于读者理解，笔者把其翻译成今文如下：　　

天下研究学术、追求真理的人很多，大多学者认为自己之建树有成、尽善尽美、无以复加、无与伦比，而达登峰造极之境界。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若问：“古之所谓的道术，在何处呢？”答曰：“无处不在。”又问：“神圣，由何而降？王业，由何所成？”答曰：“神圣之生，王业之成，皆源于唯一的根源，即‘道’。”　　

  其行为不离“道”之宗旨的人，谓之“天人”；其行为不离“道”之精髓的人，谓之“至人”；以天地为宗旨，以“德”为根本，以“道”为门径，逃离变化之人，谓之“圣人”；以“仁”为恩惠，以“义”为理论，以“礼”为行饰，以“乐”为和谐，貌慈心仁的人，谓之“君子”。　　

以法规作尺度，以名分作标准，以比较作验证，以考核作决断。纷杂之政务撮要而言，其“数”不过是一法、二名、三参、四稽罢了。百官以此相次序，而以职事为常，以衣食为主，繁衍生息，积蓄储藏，关心老弱孤寡，让人皆有养身活命之路。此乃为民之理也。　　

古时之人，通达此道术，故合于神明，效法天地，育养万物，和平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顺四畅。物无大小，事无巨细，此道术之作用无处不在。　　

古时道术的那些公开于世的有关“数度”者，在世传旧法和史籍中尚多有之。其在《诗》、《书》、《礼》、《乐》中者，邹鲁的儒家学者和手捧朝板、身着朝服者多能明之。《诗》，抒之以心志;《书》，记之以政事;《礼》，教之以行饰；《乐》，育之以和谐；《易》，明之以阴阳；《春秋》，晓之以名分。其散于天下而为中原诸国所用之“数”，还时常为诸子百家的学者称道和引证。　　

今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大多学者得其一孔之见，就自以为是，犹如耳朵、眼睛、鼻子、嘴巴，都各有其明，却不能相通；又如百行众技，皆有所长，而所用非一。因此，各家学者对古之道术的掌握多不全面，犹如一些只会演奏一曲之乐师也。　　

  因为今之学者孤陋寡闻，割裂天地之美，离析万物之理，肢解古人之全，所以鲜有能备天地之美而称神明之容者也。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随心所欲，以自己之偏执作为救世之方。悲哉！诸子百家之学者只顾往前走，而不愿回首之一顾，更不知其返了。这样下去，天下之道术必定是合不起来，而大相径庭了。后世之学者是不幸的，他们再也看不到天地之纯朴，古人之伟大了，道术必将为世人进一步肢解和割裂。　　

（1）墨翟的自苦为天下之学：古之道术中，凡有关教育后世不奢侈腐化，不靡费万物,不炫耀等级差异；以绳墨规矩自我矫正，拯救世难的学问，墨翟、禽滑等人就特别喜欢，闻其风也为之心悦。　　

不过他们实行得也有点太过分了，节制得也有点太苛刻了。他们提倡“非乐”，要求“节用”，生前不唱歌，死后不厚葬。墨子主张“泛爱”、“兼利”、“非斗”、“尚同”。他广施博爱于一切人，认为人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权利;他谴责各国间穷兵黩武,其学说是非暴力的。此外，他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克勤克俭，身体力行，既不标新立异，又不求与先王苟同；他嫌古之礼乐太残酷而奢侈，主张毁而弃之。   　　

古时之礼乐：古乐则有黄帝的《咸池》，尧的《大章》，舜的《大　　

韶》，禹的《大夏》，汤的《大濩》，文王的《辟雍》，武王和周公的《武》；古礼则有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等。天子的棺是七层，诸侯的是五层，大夫的是三层，士的是两层。而今墨子却主张“生不歌，死不服”，死不厚葬，只用三寸厚的梧桐板棺材，而且没有椁，并且还要求把这些作为法规，让人人遵守。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因此，它必然遭到权贵们的厌恶和诋毁。不能说墨子的学说不好，不过人的感情有时要用歌声和乐器来表达，你不准人家弦歌；人家哭，你不让人家哭;人家乐,你也不让人家乐，这就有点不近人情。活着勤苦，死后薄葬，未免太苛刻了。因此，它使一些人忧愁，令一些人悲哀。其学说太难实践了，恐怕还不是圣人之道吧！违反天下权贵之心，让天下权贵不堪忍受。　　

尽管墨子等人克己力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不能奈何天下！因为他背离了当时政治权利的总倾向，当然也就远离于明王之道。    　　

墨者们自勉说：“古时大禹在治理洪水时，疏通长江、黄河的河道，使其沟通四夷九州，其中名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河小溪无数。大禹亲自担筐铲土，为治洪水，他四处奔波，腿肚子都跑细了，小腿上都磨得无汗毛了;他栉狂风沐骤雨，设置万座城邑。禹是大圣之人，尚且为天下如此竭心尽力，我们更应该如此。”　　

因此，后世之墨者，大多是身着粗布之衣，脚穿草编之鞋，日夜操劳，不知休息，以清苦利天下为准则。他们说：“不能如此者，就不是大禹之道，不足谓‘墨’。”　　

相里勤的弟子、五侯的门徒和南方的墨者，如苦获、己齿、邓陵子等人，虽然都诵读《墨经》，却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墨道，称颂自己为正宗，指责他方为“旁门”。他们以“坚白同异”之辩,相互诋毁；以“奇偶不仵”之辞，相互指责；以各自的学术权威为“圣人”，尊崇为自己的领袖，希望成为他的继承人。他们各派之间的争论至今不止。　　

墨子等人真乃是天下之大好人也！墨翟、禽滑的心意则是对的、好的；然而，其行则非，在当时对于统治者是太过分、不实际、不现实的。它将使得后世之墨者腿肚子跑细了，小腿上磨得无汗毛，以刻苦自励，相互竞进而不已！　　

乱之本在上，在天子、侯王、显贵，而他们治之目标，却在下,在百姓。因此，他们为之所追求奋斗的天下“泛爱”、“兼利”、“非战”，都不得实现。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奔波劳苦，以致形体枯槁，面色憔悴，仍锲而不舍，真是些想把天下治理好，救民于水火的贤能之士也。　　

（2）宋鈃的饥累不敢忘救天下之学：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逆于众，愿天下安宁，让百姓得活，以恬淡为生，不奢侈厚养，以他人和自己的生活条件得到基本保障为满足，并以此为心志。宋鈃、尹文等人听到古时道术中有关这方面的遗风就心悦。他们设制了上下均平的“华山”之冠，来表白自己的这种志向和信念。他们在待人接物、认识问题上，不抱成见，重视人的心理活动，并称之为“心的行为”；提倡用温柔忍让实现人们间的团结友爱和天下之太平；而把抑制个人感情和欲念作为宗旨。他们主张受到欺侮时不以为耻辱，以此来消解人们之间的摩擦和争斗；他们主张禁绝攻伐，寝息暴力，以期望把百姓从战争的苦海中解放出来。他们怀抱上述主张，奔波于天下，对上游说诸侯，对下教育百姓。虽然他们的苦心善意没被天下采纳，甚至为上上所厌烦,但是他们仍然喋喋不休，顽强游说，锲而不舍,执拗地劝勉人们接受。　　

尽管如此，宋鈃、尹文等人都是一些为别人想的、做的太多,为自己想的、做的太少的一类人。他们说：“只为我准备五升米的饭就足够了。先生可能不饱，弟子虽饥，也不敢忘天下。”他们夜以继日，辛辛苦苦为天下百姓奔波而不肯休息。他们总是以“为了天下百姓的活命，我只要活着就得干下去”作为自勉。这是一群多么伟大的热心救世之士啊！他们说：“君子既不苛求于他人，也不会让自己受外物的役使。”认为对无益于天下的事，与其竭力去阐明它，还不如停止不干来得好。他们把禁止攻伐、平息战祸作为自己的主要社会活动，而把薄情寡欲作为个人的主要自身修持。宋鈃、尹文等人的学说，概括说来，大体如此。　　

（3）彭蒙的椎拍輐断与物宛转之学：公正而不结党，平易而无偏私，随和而无成见，对事物一视同仁，不用双重标准；不顾及于思虑，不谋划于智慧，不抱成见,与人和睦共处。彭蒙、田骈、慎到听到古之道术中的这种遗风就心悦。首先，他们以“等齐万物”为宗旨。他们说：“天能覆万物，而不能载万物；地能载万物，而不能覆万物；大道能包罗万物，而不能辩识万物。故在大道看来，万物是无区别的。”他们认为万物各自皆有其所是、所长，也有其所非、所短。所以他们说：“选则有不遍，教则有不至，无选无教之道,则既遍且至而又无遗无漏矣。”　　

故慎到主张“弃知去己”，排除主观成见，顺应事物之必然，把听任事物自然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他说：“企图知不知，将因迫于知而受其害。”他们怠情悠闲，无所事事，却讥笑天下“高贤”；他们放纵不羁，无德无行，却讽刺天下“大圣”。他们主张使人愚朴而无主见，椎拍輐断，与物婉转，舍弃是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瞻前顾后，呆若木鸡而已。你推他们，而后他们才能前行；你曳他们，而后他们才能后退，若飘风般回转，似羽毛般飘旋，像石磨般旋转，全而无缺，是而无非，其动、其止，无过失、无罪责！其何故？这就好像无知无觉之物，既无行之患，又无思之累，当然其动、其止，皆不背离自然之理。因此其也就永远不会有英名、毁誉、功绩和过失之类。故有人对其评说曰：“要达到无知无觉之物，不必圣贤，土块就不失大道。”世间的英才豪杰讥笑说：“慎到之道，非活人之行，而是死人之理、怪异之论也。”　　

田骈也是这样，他曾从师于彭蒙，得其“不言之教”。彭蒙之师说：“古之有道之人，只不过是‘莫之是，莫之非’，不知可否而已。如迅急刮过之风，不留下一点痕迹，何需加以言论呢？”他们常常违背人意，与常人相反，故不为世人所看重，因而难免于“輐断”。他们的所谓之道，并非真正之“道”；他们的所言之“是”，也常难免于“非”。尽管彭蒙、田骈、慎到诸人不真知“道”，但对大道也还是略闻一二。　　

（4）关尹老聃的柔弱谦下空虚不毁之学：以“道”为根本、精华，以物作节末、糟粕，以有积为不足，心境恬淡虚寂，而独与大道为伴。关尹、老聃听到古之道术中的这种遗风就心悦。他们的学说以固然、永恒意义之“常有”和“常无”为基础；以形成天地、产生万物的“太一”之“道”作为核心；以柔弱谦下为表现形式；以空明虚静、无毁万物为实际内容。　　

关尹说：“不存己见，则物形自显。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声。恍惚若无有，寂静若清虚，混同则和谐，得物则失心，未敢先于人，而常随于人。”　　

老聃说：“明知其英雄，而宁抱其濡弱者，就是天下之玄谷；明知其光荣，而偏守其耻辱者，就是天下之大海。”他人皆以捷足先登为耀，他却独以姗姗后至为荣。他说：“这是甘愿承受天下之污垢。”他人皆追求实有，他却独好虚无。他说：“无心于藏积，故绰绰有余，余堆如山。”他为人处事从容徐缓而不耗费精神，他主张无为而嘲笑智巧。他人皆求福祥，他却独甘委曲求全。他说：“苟且避灾免祸。”他以怀藏玄妙大道为根本，而以俭约为原则。他说：“坚强者易毁，锐利者易挫。”他总是宽容于物，不侵害于人。其学说可谓至极矣。  　　

关尹、老聃，乃古之博大之真人哉！　　

（5）庄周的不谴是非独游天地之学：夫“道”，恍惚无象，虚寂无限，变化无常，生死之根，天地之源，神明之居。茫茫其何去，忽忽其何来？它既包罗万物，又为其归宿之地也！庄周听说哪里有这种古之道术的遗风，就心悦。他以缪种流传之语,荒唐不经之言，漫无边际之辞，随时恣纵，却不偏执拘滞；平铺直叙，而不落俗套；和气混俗，而不显某种倾向。他认为天下沉迷于污浊，世人追求于外物，　　

而不知觉醒,因而不可正经八百地与之说话，只能或以即兴而发的“卮言”，随时敷衍了事；或以引经据典的“重言”，醒世骇俗显其真实；或以婉转寄寓的“寓言”，拓展抒发胸中之情意。他独得天地之真谛妙道,而与之神游；他不傲视万物，不赞是责非，而以此与世俗相处；他著述含意瑰玮高远，议论恢宏，却又随和而于他人无伤；他文辞起伏跌宕，参差错落，却俊美飘逸，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他内心充实，饱学历深，故行文似大江大河而不能自已；他上与造物之帝结伴而游，而下与忘生死、弃始终之人相交为友。　　

他对于“道”的阐述，可谓宏大而通达，深泓而放纵；他对“道”的探讨，可谓和谐而适宜,达上乘之境矣。此外，他顺应变化而解析事物，其理源于大道，源远流长而永不枯竭，幽冥深遽而不尽玄妙。　　

（6）惠施的桀驳不中之学：惠施博学，著书五车，但学说乖背杂乱，言语偏颇不当。他在论述万物时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尽管其方圆千里，也没有体积。天与地共低，山与泽同平。日方中则始斜，物方生则始死。万物‘大同’与同物‘小同’相异，此谓‘小同异’；万物‘全同’又‘全异’，此谓‘大同异’。南方无穷无尽，却又有穷有尽；今天来越国，却可说昨天到；连环可以解开；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就是；泛爱万物，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等等等等。”　　

惠施以他的上述“妙语宏论”，彰显天下，晓谕善辩；天下善辩者，也无不对其津津乐道也。他与天下善辩者最喜欢争辩的命题大体上有：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青蛙有尾、火不热、山有口、车轮不蹍地、目看不见物、“指不可至，至无竭绝”、龟长蛇短、“矩不可画方，规不可画圆”、榫眼不围榫头、飞鸟之影未尝移动、狗非犬、黄马黑牛三名、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疾飞之箭有不行不止之时、“一尺之绳，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等等等。他们以上诸命题相辩，终生不止。　　

此外，桓团、公孙龙等人，也皆是天下的能言善辩之徒。其虽能迷惑他人之心，变易他人之意，战胜他人之口，却不能宾服他人之志。这是善辩者的牢囿，也是善辩者的悲哀。惠施天天以其智与人之心相辩论，并与天下的善辩之士创造了诸多的奇谈怪论，这是他们的智慧结晶，也是他们的精神耗散。上述就是他们的大体情况。　　

惠施长言善辩，自以为有才，他说：“天地真伟大啊！而我惠施将与天地并存！”惠施胸存争雄于世之心，而无真道妙术。南方有奇人，名黄缭，问他为何天不坠、地不陷，以及风雨、雷霆等原因时　　

，惠施不辞而应，不思而答，遍说万物，滔滔不绝，说而不休，道而不止，还以为不足，竟又加入许多奇事异物作为点缀。　　

惠施以反人为功劳，以胜人为英名，所以他与人总是不合群。他弱于修德，强于求物。他走的道路坎坷曲折、狭窄而艰难矣！由天地之“道”来看惠施之能，其犹如一蚊一蝇之功劳罢了，其有何用！充其量，只能称一家之言。如果他能尊奉大道，那就好了！惠施不能以“道”自守，而把心志消散于求物之中，又不知悔悟，最终只不过以长言善辩而闻名天下。可惜啊！惠施之才！他放荡不羁而无所收获，追逐于万物而不知归返，犹如以喊叫遏止回声，又似以奔跑避开身影，徒劳而无益，可悲啊！　　

《庄子·天下》的作者，首先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并非只有一家。并且对其中主要六家皆作了浓墨重笔的介绍，列举了其代表人物。（1）墨翟的自苦为天下之学。其代表人物给出墨翟、禽滑等七人。（2）宋鈃的饥累不敢忘救天下之学。其代表人物给出宋鈃、尹文等两人。（3）彭蒙的椎拍輐断与物宛转之学。其代表人物给出彭蒙、慎到等三人。（4）关尹老聃的柔弱谦下空虚不毁之学。其代表人物给出关尹、老聃等两人。（5）庄周的不谴是非独游天地之学。其代表人物给出庄周一人。（6）惠施的桀驳不中之学。其代表人物给出惠施、桓团、公孙龙等四人。　　

而对作者吹到天上的所谓“儒家”，只是称“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不但没有独立地列为一家，也没给出其代表人物，而只是统称其为“邹鲁之士，绅先生”，说这些人只是对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的众多学术其中的“《诗》、《书》、《礼》、《乐》者”“多能明之”。这不仅告诉了世人“儒家”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也告诉了世人“儒家文化”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同时还告诉了世人“儒家文化”的源泉是什么：“儒家”—— “邹鲁之士，绅先生”；“儒家文化”—— “《诗》、《书》、《礼》、《乐》者”；“儒家文化”的源泉——“《诗》、《书》、《礼》、《乐》者”，皆属于“旧法世传之史”，都是早已有之的旧物。　　

“儒家文化”没有自己的一点东西，都是一些周及之前历史的旧物的破烂。“儒家文化”是“儒家”对周及之前“中华民族文化”毁灭的结果。孔丘的“删诗”，毁灭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孔丘“删书”，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周及其之前古代的历史典籍；孔丘“作《春秋》”，毁灭了“中华民族”的周及其诸诸侯国的历史。孔丘是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罪魁祸首！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儒家”在“文化”的创造上没有一点贡献。因此，“儒家”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没有一点贡献，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毁灭者，它不仅毁灭了“中华民族”春秋战国之前的“文化”，摧毁了春秋战国到汉武帝刘彻之前的“文化”，也压制扼杀了汉武帝刘彻到“五四运动”之前两千余年“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的创造。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　　

此处，“曲士”，曲阜之士，也就是“邹鲁之士，绅先生”的“儒家”。《庄子·秋水》的作者，把“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与“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相并列。故后世也把“曲士”，作为一些“囿于一隅，见识不广的人”的代称。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pián）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之毫士也。（《吕氏春秋·不二》） 　　

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用众》）　　

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吕氏春秋·当染》）　　

主持编撰《吕氏春秋》的时人秦国宰相的吕不韦，是一个地地道道“儒家文化”人。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诸子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各有所长，并让孔子屈居老聃之后。　　

（二）司马迁在评说诸子百家的治理天下之道各自的利弊时，援引其父司马谈之文，主要论述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从所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阴阳家：“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其要点是：“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其要点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墨家：“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霍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其要点是：“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要曰彊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长弗能废也。”　　

法家：“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其要点是：“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名家：“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其要点是：“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　　

道家：“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讬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其要点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司马迁赞赏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同时批评儒家，说“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　　

儒、墨的不同点主要在于：儒家强调“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鼓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不讲“农稼”，不讲“货利”，不讲“长国家而务财用”；墨家主张“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而鼓吹“彊本节用”，专门讲“人给家足之道也”。　　

儒、法的共同点主要在于：儒法都强调上下贵贱的差别，但也有所差别。儒是强调“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法是强调“正君臣上下之分”；其主要不同点在于：儒鼓吹“亲亲，贵贵”，“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而“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儒鼓吹“去兵”，“去食”，而存“信”（《论语·颜渊·12·7》），而法鼓吹重农强兵。儒对于统治阶级完全是一种腐蚀剂，法对于统治阶级却有着一种壮本强基和保鲜防腐的作用。　　

儒、名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儒强调“正名”（以名正实），即“克己复礼”，而名强调“予实以名”，反对“克己复礼”。　　

各家对人民大众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来说，其真实的好坏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人民大众的利益来说，最好的是墨家，最坏的是儒家；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最好的是儒家，最坏的是墨家。　　

且申、韩何如人也？彼等原与儒家分而为六。既分为六，则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各有一定之学术，各各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旨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李贽：《焚书·卷五·孔明为后主写申韩管子六韬》）　　

李贽称诸子百家“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则各自有一定之学术，各自有必至之事功。举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点不得也”，而“独儒家者流，泛滥而靡所适从，则以所欲者众耳。故汲长孺谓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而论六家要旨者，又以‘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八字盖之，可谓至当不易之定论矣。”儒家者流，乃天下第一大文化恶霸、天下第一大“抄手”！它不仅把“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掳掠一空，据为己有，也到处掠夺其他诸子百家的“文化”创造。　　

当然，在以上诸述中都没有论及柳家——柳下跖一家，这既是其阶级的偏见，也是其胆怯不敢。中国封建社会中，“儒家”铁桶般的思想文化专政是残酷极了的。但是，没有陈涉、吴广大泽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举干而起的灭秦二世，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汉天下。陈涉、吴广就是两个类似于柳子的人物。而当时汉高祖刘邦就是陈涉、吴广的一个追随者。然而，时代不同了，开始刘邦没做皇帝之前信柳子而“溺儒冠”，但当一旦他做了皇帝之后则赶忙拿太牢去祀孔丘，最终被孔丘搞垮了事！天下又开始了新的一个轮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开国皇帝，无不得益于柳子而诽谤于柳子，却孝敬于孔丘而毁溃于孔丘者，都是一些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知恩不报、恩将仇报，认贼作父的忘本叛逆之辈！　　

这种轮回何时了结！　　　　

对于奴隶主封建主独裁专制的奴隶主封建主皇权和官僚奴隶主地主阶级来说，不仅喜欢法家的“规正君臣上下之分别，明名分职责”、“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也喜欢儒家的“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但并不一定喜欢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而更喜欢儒家的“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谄上”、“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亲亲”、“任人唯亲”、“贵贵”、“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等等，而毫无疑问其对墨家的“兼爱”、“尚贤”、“非攻”、“尚同”、节用”、“节葬”、“非命”等会持坚决地否定态度。可是，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之社会主义来说，恰恰与其相反：不但“君”要统统打倒，官老爷也一个不要！而讲究的是“人人平等”，反对“人压迫人，人剥削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但儒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其弊病，儒的“列君臣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则更是其大害！其首先的历史任务就是彻底打倒并彻底清除这个历史祸害和垃圾！而被独裁专制的奴隶主封建主皇权官僚和奴隶主地主阶级所深恶痛绝的柳子之“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庄子·盗跖》）、“以均分，不贪所得为仁”（《庄子·胠箧》）、墨子之“兼爱”、“尚贤”、“非攻”、“尚同”、节用”、“节葬”、“非命”以及老子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等等，则必将获得充分的肯定。　　

若能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因阴阳之大顺，采柳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又遵道者之“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那么就更会“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何事不成”？　　

请参见笔者拙文：《伟大老子与诸子百家略谈》、《三评烈风〈将宝贵的儒家思想从千年封建专制压迫中解放出来〉》等。　　

（三）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笔者：也就是“儒家”）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鼓吹“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而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首先承认存在“诸子百家”，只是“皆绝其道，勿使”与“儒术”“并地”，而“独尊儒术”，独独让“儒术”作大，飞扬跋扈，搞“儒家”专制而已。　　

然而，作者却是只见“儒家”之毒菌，不见“诸子百家”之森林，更不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大众”之参天大树，作者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是儒术独尊，“目空一切”？ 作者是“埳井之蛙”不知有天乎？还是“自我膨胀”不知有天乎？　　

其实作者对于“儒家”也完全是在盲目崇拜。旧中国时就有人写了一部小说《儒林外史》，那就是中国“儒家”史的一个缩影。作者不妨看看，然后再说！　　

作者不仅要“独尊儒术”，而且不承认“诸子百家”，当然更不承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人民大众，妄想继续统治中国，搞“儒家”专制的阴谋诡计，那是万万不能得逞的！！！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