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旧文）

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
陈燕谷:
           现代化理论所设定的常规想像很像是一幅田径比赛的图景，不仅所有运动员都从同一起跑线出发，而且每个人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跑道，有些人可能跑得比较慢，但这不能怪跑得快的人。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解，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虚构，同时又是为那些以往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现在又不见容于“后历史”的人划定跑道。实际上，跑道只是为别人设计的，设计跑道的人自己从来不遵守同样的规则。
　　真相其实恰好相反：资本主义的“内部”从一开始就是依靠剥夺和奴役“外部”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里描写北美印第安人写道：“尽管我们描述的这个广袤地区当时住有许多土著部族，但是仍然可以有理由说，在它被发现的时候还是一片荒凉。印第安人占据在那里，但并没有拥有它。……这些部族的灭亡，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后来又接着一直进行，今天正接近于告成。上帝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时，似乎只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到来。那些十分适于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你找不到比这段文字更好的修辞分析的对象了。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托克维尔接下来说的那句话：“就是在这里，文明人已在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托克维尔这里所说的“理论”当然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原理，但它不是在一条封闭的跑道里创造历史奇观的。在十九世纪，自由主义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完美地融合为一体，托克维尔可以自由地表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任何顾忌或歉疚。这种难能可贵的坦然印证了世界体系分析的一个基本观点：“外部”和“内部”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后者在发展自己的“内部”的同时生产出自己的“外部”；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诞生之日起，“外部”就和“内部”一样是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外部”在一个不同的(不平等的)意义上也是“内部”，“外部”与“内部”的关系其实是“内部”自我联系的一种方式。如果这个看法能够成立，对福山的追问还得继续进行下去。我想知道的是，自由民主原理为什么不适用于“内部”与“外部”的关系？我尤其想知道的是，这种严格排他性的自由民主原理的“理想”果真没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了吗？
    到今天为止，现代世界体系这两个主要构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导致全球分裂的鸿沟不是依然故我吗？“内部”不是和殖民主义时代一样主宰着这个世界吗？和现代化理论的承诺相反，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发展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以全世界的资源(从农产品、矿产品到奴隶劳动)作为自己积累的基础，它们无法像后者那样把庞大的剩余人口输出到别的大陆，等等。正如印度学者艾哈迈德指出的：“印度能向哪里输送它的资本主义无法养活的大约五亿人口呢？印度资产阶级能够搜刮谁的矿产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呢？只有我们自己的森林可供砍伐，只有我们自己的河流可供污染”，“现代技术与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灾难性的结合，无论是对于人民还是对于环境，都造成难以想像的破坏，其严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殖民主义时代”，同时这种自杀性的“发展”并不能改变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从属性和依附性地位。因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只能是一种不平等(从而是不民主)发展。福山者流认为尽善尽美的liberal democracy对此是否拿出什么有效的对策吗？没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它是否打算消灭这种“矛盾”呢？没有。或者退一步，它是否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呢？没有。原因当然不止一端，比如经济与政治的分离，经济单位与政治单位的不重合，等等。自由主义的民主原理和民主制度决不可能适用于“内部”和“外部”，最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而且每天都要再生产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
    自由主义对民主的垄断是经过艰苦厮杀得来的，它确实打败了它的对手。但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不能掩盖它长达五个世纪的黑暗而又血腥的历史。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对占世界五分之四人口的饥饿、贫困、疾病无动于衷吗？我们能够说这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因为他们没有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发展”吗？我们能够说占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不管这些人属于哪个国家)消费全球三分之一的资源是自由民主吗？我们愿意让资本的剥削制度和对地球(现在已经延伸到外层空间)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无限地延续下去吗？反对极权主义就是为了让我们沦为资本的奴隶吗？自由主义既要掩盖这些矛盾又要垄断对民主的解释，肯定是行不通的。现代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不存在一个可以被排除在自由民主之外的“外部”。历史没有终结，是因为产生不平等、不自由和不民主的土壤还继续存在；因为反抗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资本制度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因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全世界受苦的人”追求一种更为公正的、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
    和自由主义把民主理解为一个政治概念(特别是政府的产生方式和组织原则)不同，全面民主的生活方式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参与社会生活所有主要方面的决策和安排，因为权力决不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里，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同样会导致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形形色色的压迫关系，所以和政治民主同样重要的是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另一方面，全面民主的原则必须是一个全球性规划，它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完全实现(不排除部分实现的可能性，相反，全面民主原则在任何国家内或局部范围内的部分实现都可能具有不可估量的全球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制造的全球分裂是全面民主的主要障碍，所以实现全面民主必须既在局部范围内又在全球范围内反对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全球性两极分化。同时，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经济民主都是全面民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足条件)。如果建设一个全面民主的全球社会可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实践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的复兴不是不可想像的。全面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人类的解放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它不拒绝任何有助于人类解放的思想资源。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肯定现状(不论是在局部范围内还是全球范围内)的企图，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关系及其或公开或隐蔽的辩护士。

地理轴心：中国欧亚新战略正渐具雏形
      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
　　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                                  [b]万亿美圆国债都换了些什么？[/b]
国际油价最近有点疯　地缘政治因素推动是主要原因

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中国走进非洲与西方的战略焦虑》。

　　伴随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参与国际交换的市场空间不断向外延伸，从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纳入到了自己引力半径之中。中国向这些地区大量投资，不仅为自己谋得了利益，也有力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从而间接为人类和平与进步做出了贡献。

　　但好事未必能令所有人满意，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曾在赞比亚告诫非洲，希望他们在接受中国投资时警惕中国的“新殖民主义”。这番并不得体的言论显然有挑拨之嫌，其能否生效还应另当别论，但学者们已从中隐约嗅到了西方的某种焦虑。笔者认为，仔细玩味这番话也许能帮助我们辨识主导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逻辑主线，并预测未来世界格局的大致走势。

　　中国在非洲“动了西方的奶酪”

　　非洲是地球上最后一块有待开发的大陆，不仅资源丰富，而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此历来都是(并将继续是)大国战略博弈的舞台。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非洲曾长期属于欧洲势力范围。老欧洲正是通过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才加速了资本积累，并最终完成了帝国的崛起。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虽已瓦解，但欧洲在非洲的势力基本得以保留，再加上美国的涉入，非洲事务在整体上为西方所把持。这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例如，西方曾长期利用非洲对发展的渴望，通过双边或多边(IBRD和IMF等)的经济援助，来换取许多国家在政治上的让步。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正在被迅速到来的中国无情地打破。

　　中国是以单纯的商业形式走进非洲的，在主观上并不追求排斥西方利益。但悲剧在于中国实在太大了，而大国的任何经济行为都会附带产生某些战略效应。在西方现实主义学者看来，中国把战略触角深入非洲，使当地政治结构发生深刻重组，并彻底改变了国际战略资源分配格局。

　　具体而言，中国需求提高了非洲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中的议价能力，从整体上改善了其贸易条件，从而在国际上创造出一波由北向南的财富大转移；中国投资则有助于非洲摆脱对西方资本的依赖，而赋予其在国际交往中获取更大的自由空间。除这些现实利益外，中国进入非洲对老欧洲“历史荣耀”造成的伤害也不容忽视。总之，中国进入非洲已在无意间“动了西方的奶酪”，甚至已触及西方的“敏感部位”。

非洲关乎东西两方未来命运

　　在老欧洲看来，中国的到来仅仅是闯进其“后院”，但在美国看来问题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了。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美国比欧洲拥有更多的战略资源和更强的战略决断力，也因此具有更高的战略境界、更宽的战略视野和更大的战略目标，它会把整个世界都看成自己的王国。当它“扫描”世界时，总会在权力中心转移、体系转换或霸权更迭的整体背景下观察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包括中国与非洲的日益升级的经贸联系。换言之，美国会把中国走进非洲看成中国在崛起后权力半径的自然伸张，而这种伸张恰恰是以美国战略空间的相应萎缩为代价的。

　　大西洋两岸对“中国威胁”认知的差异并不是二者智商水准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中、美、欧三方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占据着完全不同的结构位置。如果美国用欧洲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那么美国将不再成为“美国”。从这种意义上讲，中美双方在非洲的冲突似乎比中欧冲突更缺少妥协空间，即更具“零和”性质。

　　在大国兴衰的层面上非洲的战略价值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其自身的自然资源，另一是由其海陆位置所决定的地缘价值。关于前一点，多数人都知道在非洲地表之下埋藏着石油、煤炭、有色金属和钻石等矿产，而这些矿产正因新兴国家崛起而变得更加稀缺。

　　后一点可能略微有些玄奥，但打开世界地图就能发现：非洲东面紧靠21世纪世界海权枢纽印度洋(在是美国学者卡普兰的观点，笔者深有同感)，西面和北面则贴近西方的心理边疆北大西洋。印度洋被非洲、南亚、东亚、大洋洲和南极洲所环绕，其周围分布着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战略要津。在各国经济严重依赖海洋运输的今天，控制了这些要津就意味着可随时切断通往东方的“油路”和贸易航线(这也是美国看重印度的原因之一)。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虽然亚洲才是未来世界政治的枢轴，但作为亚洲的核心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外部资源的持续输入。可以说，非洲大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全球资源的基本流向，也因此决定着世界主要大国的命运和未来世界历史的基本轨迹。仿照英国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的语气，笔者用一句话描述非洲的地缘价值：“谁占据了非洲，谁就控制了印度洋；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控制了亚洲的命门；谁控制了亚洲的命门，谁就拥有了未来世界”。

　　中美在非洲的博弈将难以避免

　　对于这里隐藏的奥妙，中国能看到，美国同样也能看得到，正如围棋术语所言：“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至此，也许读者理解了为什么希拉里会暂时放下“淑女”的端庄而对中国发飙。当然，包括俄罗斯和印度等拥有战略抱负的其他国家亦不乐见中国在非洲坐大，但它们并不具备挑战中国所必需的战略资源，以及基于这些资源的战略工具组合。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核心国家美国)才是有意愿、有能力挑战中国在非利益的外部势力。有鉴于此，再加上其基督教价值体系，笔者判断，未来西方针对中国在非利益采取某些非友好行动应是一种大概率事件，尽管行动的规模、方式和时间尚难以确定。

　　中国进入非洲源于自身的发展需要，是最高国家意志的反映，同时也是和平崛起大战略的重要一环，显然不可能因遇到外部威胁而退缩。退缩也意味着对非洲的辜负与背叛，有违国际道义和自己良知。可以说，中国退缩不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政治专栏作家劳伦斯·布拉姆(Laurence Brahm)才发出了“中国和西方的伟大博弈将会在非洲展开”的宏伟预言。

　　对中国来说，法国(还有英国)在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的军事行动并不值得忧心忡忡，因为那不过是它们帝国天空中的一抹斜阳，未来美国把北约军事机器开进非洲才是真正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