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原因探析

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原因探析
 
作者：徐元宫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摘要：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推动和一手扶持下，王明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并实际掌控了中央领导权，可是在数年之后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曾经是王明靠山的共产国际却转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个中究竟缘何？本文拟根据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对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放弃王明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原因进行探析，并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特点作出解读。
 
 
　　

　　我国党史学界在论及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时，往往都引证1938年8月初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王稼祥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的传达，因为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明确表示“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1]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实际上表明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共领袖人选的态度。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而放弃了曾经一度看好的王明呢？我国党史学界很少有人深究这个问题。本文拟以近年来俄罗斯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解读。

　　一、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王明获取党的领导权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1924年8月进入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7日，时任国民党总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建成，建议国民政府选派学生到这所新学校去学习，于是国民政府着手在各地选拔学生，第一期共计选送了340余名学员赴苏学习，王明就是其中的一员。[2]

　　王明非常工于心计，赴苏学习之后不久便凭机灵和钻营很快获得了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米夫的好感和信任，当时跟王明同班学习的庄东晓事后回忆说：“在学习进行中，王明对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世界革命史的讨论，很少发言，甚至一言不发，但每逢列宁主义课进行讨论时，则经常是第一个首先发言……于是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什么他对其它课那样冷淡，独对列宁主义课如此积极，是否出于兴趣问题？日子一久，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列宁主义课是校长米夫主讲的，王明不过是在校长面前自我表现罢了。果然，‘克劳白夫’（王明的俄文名）这个名字，很快就留在了米夫的脑子里，每到小组讨论，发生意见分歧，争论不休时，米夫就指名叫克劳白夫说说自己的看法。于是王明就受宠若惊，站起来滔滔不绝讲个没完。从此‘克劳白夫’便以‘有天才’的学生形象，深深留在米夫的印象里。”[3]

　　为了获取米夫的好感，王明还玩命学习俄语，入学不久他便成为很少几位能够用俄语进行交谈的中国学员之一，这自然便利了他私下里更好地巴结米夫。也正是借助于米夫的赏识和提携，王明很快开始介入中共高层事务。1927年2月，米夫由联共（布）中央派遣，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接着又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而王明则作为米夫的主要翻译全程随行。在华期间，米夫曾将没有多少实际革命经验的王明推荐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米夫的这一建议遭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的拒绝。王明跟着米夫返回莫斯科之后不久，毕业留在中山大学担任翻译和联共（布）党史课程教员。1927年下半年，米夫接替拉狄克担任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2月又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也开始成为中山大学的秘书和米夫的全权代表，并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翻译，协助米夫研究中共中央呈送共产国际的报告和文件。当时的在校学生陈修良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中回忆说，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的‘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王明的追随者盛忠亮（即盛岳）后来也回忆说：“当米夫在1927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绍禹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道路。”[4]

　　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共决定将其六大移至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为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作了精心准备。 受共产国际指派，米夫在中共六大筹备和举行期间负责大会的行政事务，米夫指定王明担任其助手，协助他做一些会务工作。为了提携王明，米夫还在大会召开前夕，当斯大林会见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时，特意安排王明当翻译。米夫甚至想在中共六大上将王明等人弄进中共中央委员会，不过他的这一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在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5]

　　米夫之所以看好王明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当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非常重视在其他国家革命政党中培养一批能够忠实捍卫苏联利益、坚决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决议的力量。1929年春，王明离开苏联回到中国，被组织上安排到上海沪东区委当一名宣传干事，后来又兼任《红旗》报通讯员和编辑。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由于有米夫的一手扶持和直接干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尽管向忠发名义上继续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但实际上中央领导权已开始被王明独揽。全会闭幕后，米夫于1月13日召集四中全会上不同意王明进中央政治局的二三十人开会，强行要求他们接受王明的领导，声称王明是中共党内马列主义水平很高的真正布尔什维克，能够百分之百地执行国际路线，信任和接受王明的领导就是信任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反之，就是反共产国际，应当受到处分。[6]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王明代理总书记一职。7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机关和一个秘密印刷所被国民党特务破获，20多名重要干部被捕，惊恐的王明很快辞去了总书记一职，并于10月18日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从莫斯科遥控国内以博古（秦邦宪）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

　　从上述王明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轨迹中，可以看出王明得以上台掌控党的最高领导权的几个原因：首先，王明是一个比较聪明的人，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从而便利了他跟米夫等人的交流并进而获取后者的信任。并且王明能说会道，口才很好，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常常给人以很有才华的印象。其次，王明工于心计，善于察言观色，时时处处以一个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方针、政策和路线的革命者面目出现，这一点迷惑了很多人。第三，米夫、斯大林等人对王明的信任和扶持是王明得以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掌控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直接和根本原因。第四，王明有一批追随者。王明不仅迷惑了米夫等人，取得了他们的信任，而且还蒙蔽了不少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共产党人。

　　二、共产国际放弃王明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原因分析

　　1931年11月，王明在抵达莫斯科之后，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来还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6年后的1937年11月29日，王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回到国内延安，贯彻推行共产国际的“新政策”。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因而中国的抗战应当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当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促成建立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当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和策略上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了促使中共顺利地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推动中共实现和完成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7]，王明此次回国就是被作为“新生力量”派回中国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帮助中共中央转变政策和策略的。

　　从上文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把王明等人派回中国时，丝毫没有授意他们回国掌控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夺取党的领袖地位。恰恰相反，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之前的1937年11月13日诚恳地叮嘱王明：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和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8]可是，王明回国之后就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临别嘱咐忘却了，举手投足之间都表现出自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钦差大臣”，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对回国之后的王明作了这样一番描述：“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9]回国之后不久，王明就到武汉去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国民党就国共两党合作、团结抗战事宜进行秘密谈判。在武汉期间，王明常常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表宣言，而宣言内容事先又没有跟延安商量。甚至连犯了严重错误的原红军军事顾问李德都觉得王明将由其担任书记的中央长江局弄成了“第二政治局”。[10]王明还向莫斯科告黑状，说毛泽东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方针、政策。

　　而就在王明继续在武汉跟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关键时刻，1938年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9月14日和29日，王稼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11]“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就不要再争了！”[12]王稼祥所传达的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这些指示，明确地表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对确立毛泽东的中共领袖地位的支持，同时实际上也就明确表示了他们对王明谋求中共领袖地位的行径的反对。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13]曾经参加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14]

　　那么，为什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放弃了王明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呢？

　　首先，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因而他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和认识，而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经过中国革命实践锤炼出来的领袖。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几年中，甚至在接受斯大林垂询的时候，王明由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缺乏对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时常对一些问题作出错误的回答和不切实际的判断。比如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即将返回中国的王明、康生以及在同年7月初抵达莫斯科的王稼祥时，询问王稼祥现在中共领导的红军究竟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当时王明插话说是30万人。斯大林听了这两个不同的数字后，显然更相信亲自参加了长征并来自陕北的红军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所说的数字。[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也参加了当天的会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明确表示相信王稼祥所说的数字：“八路军必须要有30个师，而不是3个师。”[16]

　　尽管对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缺乏了解，王明却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人为地夸大事实，甚至编造材料，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此非常清楚，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的档案文件证明了这一点。该档案馆收藏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该报告指出：“鉴于王明在其工作和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含混不清和令人可疑之处，以及他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会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向领导人提供了虚假情况汇报等无可争辩的事实，因此应当建议中共领导人不要将王明放到党的最重要和最主要领导岗位上去。”[17]该档案馆收藏的另一份档案文件表明，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李立三曾说过：“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其他场合夸大过数据和事实……王明认为，为了宣传，需要夸大数据和事实。”[18]该馆还有一份档案文件记载着：“为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造成一种中国革命正处于激烈的高潮的假象，王明曾指示他的秘书歪曲事实，炮制材料。”[19]

　　其次，王明最初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激起了斯大林对他的不满、猜忌和愤怒。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和主张是欢欣鼓舞并主张将蒋介石交予人民公审。当时，不仅国内有不少人主张将蒋介石杀掉，而且远在国外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也曾主张杀掉蒋介石，他在获悉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拘禁的消息后也非常激动，叫唤着要给国内发电报让国人杀掉蒋介石，他的这一态度立刻被知情者汇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听了汇报之后非常震怒，于12月14日深夜12点钟给季米特洛夫打来电话，质问道：“‘你的那个王明是个什么人？挑事的奸细？他居然要发电报毙了蒋介石！’季米特洛夫回答说他对此丝毫不知情。斯大林摔了电话：‘我把电报找给你！’”[20]

　　王明主张杀掉蒋介石何以会激起斯大林如此强烈的反应和愤怒呢？这需要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去寻找答案。随着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苏联遭受侵略的危险日益加剧，而在苏联的东部，日本军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已经侵占了中国东北，也直接威胁着苏联的安全。苏联领导人非常担心在东西两线同时遭受日本和德国的入侵，为了捍卫苏联的安全和国家利益，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改善和加强同中国政府的关系，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有效牵制、抵抗、消耗日军从而使日军无力入侵苏联、确保苏联安全的“挡箭牌”。因此，在我国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向我国提供重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援助，固然有支持我国军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性一面，同时也包含了其利己动机和维护其国家利益的目的。正因如此，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苏联就不愿帮助中共在中国西北发动抗日反蒋运动，因为在莫斯科看来，中共的这一方案不利于中国举全国之力实行抗日，从而也就不利于苏联的安全。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21]正是在共产国际的作用和影响下，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决定：“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22]

　　也正是出于对苏联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指责西安事变是“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制造的“阴谋活动”，西安事变破坏了“现在中国正在实现的团结各种力量致力国家统一的重要进程”，共产国际出版的《国际新闻通讯》甚至发表文章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1936年12月1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一封密电：“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指示中共坚决“和平解决事变”。根据事后王明的回忆，这封密电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亲自草拟的，张国焘在其《我的回忆》一书中引述了王明的这一回忆：“一年以后，1937年12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答复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了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份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23]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明主张杀掉蒋介石，自然会激起斯大林的不满、猜忌乃至愤怒。

　　第三，陈云、任弼时、刘亚楼等人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反映、汇报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了解中国革命的真相，从而促使莫斯科决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之后，为了让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同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对中共中央领导班子所作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派遣了当时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前往莫斯科汇报相关情况。陈云于同年9月抵达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陈云向共产国际客观地汇报了遵义会议的经过以及遵义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和中央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通过陈云的汇报及其带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莫斯科了解了一度失去联系的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真实情况，并且对遵义会议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领导班子的变动情况表示了肯定。曾担任红军军事顾问的李德在其《中国纪事》一书中所讲述的一段话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陈云此番来莫斯科的重要影响：“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重新建立了正常的联系之后，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业已开始、王明回到中国之后，国际主义的思潮这时在党的领导中再度增强了影响。为了对付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毛在莫斯科抛出了《决议》这张王牌，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他的战略和策略，自1927年以来，在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24]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任弼时到莫斯科去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抗战政策和情况，并且请求苏联方面给八路军提供武器援助，3月底任弼时抵达莫斯科，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对报告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还向任弼时询问了王明回国后的表现和情况，任弼时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王明向中央争权、跟延安分庭抗礼的种种行径。任弼时所反映的情况有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党的真实情况，从而避免了他们听信王明的一面之词。

　　1938年4月，刘亚楼也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中共党的历史和现状，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著作以及遵义会议决议，并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季米特洛夫转呈给斯大林。[25]

　　毋庸置疑，上述这些同志到莫斯科实事求是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实际情况，对于共产国际作出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指示起了重要作用。

　　三、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巩固继续给予支持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继续给予支持。1939年4月，《共产国际》俄文版刊登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论新阶段》，6月份又刊登了介绍毛泽东生平的文章，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勇敢战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的组织者”。

　　前面曾提到，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呈交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这份报告清晰地反映了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所给予的支持。报告指出：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26名中共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鉴定附后）……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26]

　　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下，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四、几点结论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中共确立并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的正确抉择，无论是遵义会议，还是六届六中全会，或者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主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地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党内的实际情况，有助于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党的客观状况，从而促使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

　　其次，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与共产国际存在着上下级组织关系的机制下，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确立并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该《决议案》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21条的第17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第21条规定：“党员如果原则上否认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义务和提纲，应该开除出党。”[27]胡乔木同志曾经指出：“第三国际一成立，就强调民主集中制，就是国际范围里面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国际范围的集权制加上党内的集权制。”[28]在这种体制下，共产国际自然会给其下属的各国党帮倒忙，比如，对于中共而言，王明、博古等人就是在共产国际一手推动之下上台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的。胡乔木还指出：“确实，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帮了正忙，但是，恐怕帮的倒忙比帮的正忙要大得多。”[29]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确立并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应该算是共产国际帮了中共的一个正忙，因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30]而毛泽东本人又在中共七大的报告中指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此，共产国际支持确立和巩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帮了一个大大的正忙。

　　第三，由于苏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共（布）的发起之下并且是在苏俄国土上建立的，因而共产国际自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成为维护苏俄利益的一个重要平台和工具，俄共（布）和苏俄政府通过并利用这个平台把苏俄一国的利益同世界革命的利益等同起来，斯大林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础，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31]苏联利益中心论同样对中国革命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造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无论是原先将王明扶上台，还是后来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都渗透了苏联党的利己动机及其对苏联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之所以当初共产国际会极力扶持王明，乃是因为王明能忠实地执行国际路线，忠实地服务于苏联利益；之所以后来会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乃是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共需要毛泽东这样的“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来领导，一如整个中国需要蒋介石这样的强人来领导一样。同样，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莫斯科同样希望毛泽东领导中共及其武装日益发展壮大，从而使莫斯科制衡国民党政府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一张份量很重的王牌。

　　因此，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既包含了其推进亚洲各国人民革命的崇高使命，也浸润了其利己动机和国家利益。

注释：

　　[1]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页。

　　[2]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4][6] 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8、240、347页。

　　[5]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7][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8] 当时会谈时在座的王稼祥后来在1941年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批评王明的发言中谈到了这一情况，请参看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08页。

　　[9][2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424、333—334页。

　　[10][24]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133页。

　　[11]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12] 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是其在1938年7月初接见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同年3月底抵达莫斯科准备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的时候说的，笔者查阅了国内的相关文献后发现，对于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我国国内相关文献和著作中至少有三个版本：（1）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第190页指出：“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2）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第656页指出：“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在接见他和任弼时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3）朱仲丽著《黎明与晚霞》（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83页指出：“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笔者查校了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的这段文字的俄文，发现俄文的这段文字中既没有“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这些文字，也没有“争吵”这个词。

　　[1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页。

　　[14]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416页。

　　[15] 参见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第185页；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257页。

　　[16]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17]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472，л.186—189；РГАСПИ，ф.495，оп.74，д.314.

　　[18][19]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6，т.1，л.63. 

　　[20] Димитров Г.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а 1933—6 феврали 1949).София.1997，с.118.

　　[2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0页。

　　[25] 耘山、周燕：《清算王明错误路线的斗争从莫斯科开始》，载《党史博览》2010年第1期第16页。

　　[26] РГАСПИ，ф.495，оп.225，д.472，л.186—189；РГАСПИ，ф.495，оп.74，д.314.

　　[27] 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318、319页。

　　[28][29]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30]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304页

　　[31]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季米特洛夫与现代中国革命
 
作者：张万杰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3期

摘要： 季米特洛夫与现代中国革命关系密切，曾为现代中国革命做出重要贡献。中国人民一直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和国际友人深怀敬意。季米特洛夫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产生过重要作用；他明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王明提出忠告；他对中国革命事业满怀必胜信念并积极争取对中国的经费和物资援助。
 

　　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季米特洛夫（1882—1949），现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共产国际、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是一位对现代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国际友人。季米特洛夫的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活动与现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曾为现代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

　　一、长期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

　　出生于贫苦工人家庭的季米特洛夫，12周岁就辍学，在索非亚的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其文化理论水平主要靠刻苦自学。他于1902年春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9年当选中央委员。1919年，保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早在当排字工人时就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关注中国革命运动。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成立。同年，他第一次由保加利亚到苏俄出席共产国际三大时，见到过中共早期党员张太雷和瞿秋白等人。随着国际活动增多，他同一些中共代表的联系也越来越频繁，尤其在莫斯科，同中国革命者多有接触，由此对中国革命和中共有了深入了解。30年代初开始，他担任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等国际组织的领导职务，更具条件关注中国革命的进展情况。其日记记载，他从1935年起“开始经常认真地直接处理中国事务”。[1]

　　季米特洛夫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35—1943）8年间，以共产国际为组织平台，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进程，积极动用组织资源支持中国革命。他经常亲自会见中共代表，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1935年7月，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中作为例证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并指出：“我们赞成我们英勇的中国兄弟党的创议，即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敢对中国人民保证，我们要坚决地支持中国人民争取从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那里完全解放出来的斗争。”[2]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和支持。1936年6月，为纪念中共建党15周年，他专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十五周年纪念》，肯定了中共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共“15年以来，经过中国革命的锻炼，已经发展成为强大的革命政党，已经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中共“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3]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他多次以个人身份同中共领导人保持电报或书信联系，就中共党内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从同志式的个人角度发表看法，提出建议。1945年11月，他回到保加利亚后仍非常关注中国革命境况。

　　1933年2月，希特勒及其党徒制造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这位“莱比锡之虎”在纳粹法庭上的举动轰动世界舆论。他的名字从此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士的象征传入中国，国内知识阶层可谓家喻户晓。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后，他的许多演说及报告都被翻译为中文，其著述也成为中共党员必学的重要文献资料。40年代初，他的大幅肖像紧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悬挂于延安的众多场合，成为当时延安各界普遍认同的继马、恩、列、斯之后国际共运史上第五位伟大领袖人物。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关于干部政策的讲话被列入中共22个重要学习文件。毛泽东当时重点指出：“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文件。”[4]刘少奇也指出，在整风运动的后期阶段，应该“以季米特洛夫所提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来反省自己”[5]。毛泽东还专门撰文赞扬、纪念季米特洛夫，他在《格·季米特洛夫和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季“很早以前就关心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在这方面的结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给予了巨大的帮助”。[6]周恩来也曾说：“保加利亚国土面积虽小，却出了一个伟大的季米特洛夫。”[7]

　　1949年7月2日，季米特洛夫逝世，中国各主要报刊都进行了大量报道，刊发专文进行缅怀和悼念。此后，每逢重要日期，国内重要报刊常会刊文纪念、缅怀季米特洛夫。这些缅怀文章体现出中国人民对这位影响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其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也被铭记于心。

　　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季米特洛夫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标志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本形成的《八一宣言》的产生（1935年8月）与其有重要关系，它是在共产国际整体策略转变的推动下，根据七大会议精神，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并发表的。而在共产国际策略转变及七大新精神的形成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4年4月29日，季米特洛夫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他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他当时作为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深孚众望的成员，实际上领导着共产国际。[8]同年7月1日，季就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出，“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统一战线策略也必须加以改变”，“不应当把统一战线策略仅仅当作揭露社会民主党的手段”，“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9]为此，他主张给各国共产党更大的主动权和自主权。1935年7月25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根据季的报告，大会作出《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人民反帝阵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10]定稿后，由王明译成俄文，送交共产国际七大主席台上的斯大林，斯大林传给季米特洛夫看后，都表示同意。[11]可见，中共策略的转变在准备阶段就得到过季的指导、首肯和支持。1936年，他再次肯定了中共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中共在国内面临的困难，认为中国“党要依靠着民众的意志来有系统地为着与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还预见到，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会遇到党内破坏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分子的抵抗”，遇到“预备牺牲党与红军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的“机会主义投降派”的反对，并认为中共“完全懂得克服这些困难的基本条件是巩固自己的党，巩固党的统一和铁的纪律”。[12]同年，他还较早地提出了在中共倡导下开展“逼蒋抗日”运动的主张，认为“中共目前的任务不是扩大苏区和红军，而是寻求将绝大多数抗日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的道路”，“蒋介石愿意建立统一战线并害怕统一战线，但应创造这样一种局面，要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中进行这样的运动，使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抗日统一战线。这一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只能是中国共产党”。[13]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季米特洛夫为维护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对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稳定起了重要作用。这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提出了巩固国共合作的具体策略。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的意见时说，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中，“季米特洛夫指示，要多作上层活动，使国民党员同情于我们”。[14]1939年5月他又建议：“基本问题是巩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联盟。与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联系，依靠群众，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子，这是上策。”[15]其次，他深刻认识到中共党内团结对于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1938年9月王稼祥从共产国际临走回国时，季特别嘱咐：“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16]再次，在国共关系危机处理中进行有效协调。1941年1月，在获知中国发生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后，他几次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研究国共关系问题，力避重新爆发内战，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1月16日，在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密电后，他认识到这一事变使中国很可能有“重新发生内战的危险”。18日，他亲自写信给斯大林说：“无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处境如何艰难和危险，他们都不可能不反击蒋介石对新四军的强盗式进攻，也不可能不对蒋介石军队对八路军和边区的攻击进行自卫。假如蒋介石不终止其总的侵略行动，则不可避免地将燃起内战。”他建议“在苏联方面采取可能的措施来影响蒋介石”，“应该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掀起相应的运动”，以避免中国抗战统一战线分裂。2月5日，他又给毛泽东发电说：“我们认为，（同蒋介石）决裂并非不可避免。你们不应采取分裂的方针。正相反，在依靠主张保存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的同时，共产党应采取一切取决于它自己的行动，来避免决裂。”他在共产国际进行的这些协调活动对于双方矛盾的解决起到了重要成效。1942年6月16日，为在复杂形势下指导中共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季米特洛夫给毛泽东发来了如下电文：“目前局势迫切要求中共作出一切努力，改善同蒋介石的关系，巩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我们知道，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千方百计向共产党发起挑衅，妄图诋毁和孤立共产党，但如果我们不巧于周旋，而屈服于挑衅，那我们的策略就是错误的。” 6月25日，季“收到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已采取了措施”。[17]可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季的意见对中共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对中国革命意义深远。毛泽东与王明的关系是当时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走向。中共在组织上是共产国际支部之一，作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共领袖人选的表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明长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1932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即被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会后又被选为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到二战开始后，他一直都是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18]尽管季米特洛夫与王明在莫斯科接触甚多、关系较为密切，但经过独立考察、权衡后，他明确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并对王明提出了诚挚忠告。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做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他的表态明确、诚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1937年11月13日，王明、康生、王稼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办公室会见季米特洛夫时，他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19]1938年7月，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夕，季在谈话中明确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20]其次，他采取了处理二者分歧的正确方式——不从外部进行干涉。1943年2月1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了王明关于中共领导中存在分歧的电报，2月3日，又收到毛泽东指责王明的电报。王明的电报是发给季和斯大林的，该电报认为“毛泽东执行的政策不符合共产国际关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请“加以干预，以避免党分裂”。12月13日，季通过伊利乔夫发给王明的信中说：“至于你们的党内事情，请你们设法自己解决。由我们从这里干涉，现在来说是不恰当的。”[21]他采取的这一方式有利于中共党内分歧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解决，避免内耗造成不利影响。再次，他支持毛泽东的明确态度一以贯之。一直到晚年，季米特洛夫仍明确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1947年7月，在会见刘宁一谈到中国的解放战争时，他说：“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十分对的，各国人民，要向他们（中共）学习！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反对少数反动派，这个办法是非常正确的！”[22]1948年12月，在季米特洛夫主持召开的保共五大上，毛泽东还被选举为大会名誉主席。

　　三、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帮助中国革命事业

　　季米特洛夫的许多言论和著述表明，他对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前景有深入认识，对中国革命满怀必胜信念。早在1932年3月，在一次号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要会议上，当谈到中国革命问题时，季米特洛夫指着一幅中国工农红军的照片说：“革命不是在房子里高谈阔论所能成功的。你们看中国革命战士，在寒冷的季节里还穿着草鞋坚持斗争，这种英雄主义气概非常使人感动，值得各国工人阶级向他们学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大有希望的。”[23]1935年8月，他在共产国际七大闭幕词中指出：“今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族人民不认为他们的解放是没有希望的事业。相反地，他们正日益前进，从事反帝国主义奴役者的坚决斗争。最好的例证就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和中国人民红军的英勇业绩。”[24]1936年6月，他又指出：“毫无疑问地，中共一定能克服一切的困难与阻碍而实现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民族统一战线。”[25]1947年7月16日晚，季米特洛夫在家中与刘宁一交谈时说：“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很多久经锻炼的有学问的同志……他们懂得中国人民的要求，是那样的和人民结合着，这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1948年12月，他在保共五大政治报告中再次肯定了现代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在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上，有其特殊重要意义的是：中国人民，为了争取自己的独立，正在从事顽强的、英勇的长期斗争，以反对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反动腐败的代理人。”并预言：“他们的最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已。”[26]他的这些重要论断或预见是建立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对诸多历史事件的客观考察基础上的。

　　为帮助艰难的中国革命事业，季米特洛夫积极交涉争取对中国的经费及物资援助。1935年他开始直接处理中国事务后，从1936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数年间，中共获得的大量经费援助及各种物资帮助基本上都是在季米特洛夫的直接参与讨论决策或交涉争取下，由苏联和联共（布）批准提供的。1936年9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参与讨论中国问题时，他“认为可以同意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计划草案（通过向宁夏和新疆运送武器支持中国红军等）”。9月11日，确定了明确的援助计划。12月2日，他收到联共（布）政治局作出援助的决定。1938年2月17日，他被叫去见斯大林、莫洛托夫，经讨论决定：“援助中国共产党50万美元。”[27]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时谈话，说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28]1941年，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他又积极为中国争取援助。共产国际解散后，1944年11月他还召集会议研究从蒙古共和国到延安之间的联系线路问题，也是为了便于向中国提供援助。他的多次参与讨论决策、交涉申请、开会研究等活动为中国在战时争取到宝贵的财物援助起到了甚为重大的积极作用。

注释：

　　[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7页。

　　[2]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103页。

　　[3] 《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50年版第241—242页。

　　[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5]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6]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3页。

　　[7] [保]卡门·卡尔切夫：《季米特洛夫一家》，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8] [保]维·哈吉尼科洛夫等：《季米特洛夫传》，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9] 周文琪、褚良如：《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292页，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6年发行。

　　[10] 张培森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7页。

　　[11]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页。

　　[12]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3—244页。

　　[13] 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第141页。

　　[14]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15]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95页。

　　[16] 《王稼祥选集》，第141—142页。

　　[1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121、126、198、199页。

　　[18] 参见[荷]维·卡汉：《共产国际最高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282页。

　　[19]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

　　[2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2页。

　　[21]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229、229、266页。

　　[22] 刘宁一：《我会见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载《人民日报》1947年10月23日。

　　[23] 转引自余志和：《法庭惊雷——国会纵火案纪实》，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24] 《季米特洛夫选集》，第171页。

　　[25] 《季米特洛夫文集》，第244页。

　　[26] 《季米特洛夫选集》，第274—275页。

　　[27] 《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64页。

　　[28] 徐则浩编：《王稼祥年谱》，第190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