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黑文学自选集·中短篇小说(一)目录

沙黑文学自选集·中短篇小说(一)目录　　

　 　

1， 街民　　

2， 陋巷三记　　

3， 盐　　

4， 白旗记　　

5， 古  恶　　

6， 诗  案　　

7， 骚动　　

8， 主人　　

9， 明天　　

10，前途　　

11，王山轶事　　

12，曾经的爱　　

13，天地阴阳　　

14，面对游戏　　

15，清唱旦角的老头　　

　 　

　 　

　 　

街 民　　

　 　

　 　

张  二 　　

　 　

    考棚街上的人，都认得他叫张二。　　

张二住在考棚街中山塔前，那里围绕街心住了一转儿人家，张二就在一个　　

单间的小屋子里安身，一个人过。　　

    他靠挑水吃饭。考棚街人吃水有三个来源。一是天落水，每当大雨，必把家中大缸小缸的都弄满；二是城河水，那就要走头、二里路，到东城河或北城河去挑、抬；三是井水，最正常吃、用的便是井水。考棚街的井不止一个，不在大街上，七拐八弯的在某一条巷子里，附近的人都知道。中山塔面前这一转儿人家用的井，在古家巷，叫做古家井。　　

    张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脚步不离古家井。他给人家送一担水，收二分钱。一个上午挑二十担水，下午再挑十担八担，就不挑了。后来物价有点上涨，送一担水就收到三分钱以至五分钱。　　

    一般有劳力的人家，不喊他挑水。或者是男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女人挑一副水桶上井，或者是半大的孩子二人抬一只水桶上井。大多数人家水桶都有自己的，吊桶也有自己的，尽量不求人，但有人来借，也借。每天的井上，忙得很，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真是这样。　　

    张二上井，是不站在旁边等的。他走过去，很温和地插进井边的人圈里，把吊桶往井下放。挤在一起的人们一见是他，也就让，晓得他是靠挑水吃饭，耽误不得。　　

    张二的吊桶特别好。那也是白铁皮敲的，但总是像新的一样，从井下打水上来，有一下子是一下子。一般人家用的吊桶，就什么样的都有了：有换过底因而变得矮佬似的了，有打上来时只剩下半边耳子还勾着的，有一边打上来一边哗哗漏水的，更时常有绳子断了耳子滑了把吊桶掉在井里的，于是就要用几根竹竿接起来去捞。张二见到有的人捞得不利索，就拿过竿子来，把下面绑的钩子查一查，伸下去，闭起眼睛，一会儿就把吊桶找到了，悠着提了上来。张二打水，那吊桶下去，就进了水，他拎着绳子往下一抖，井里“扑通”一声，就满了。他打过水，那吊桶绳子一把一把的不乱，也不湿。他挑水走了时，那吊桶就放在井旁一颗树下，绳子搭在树丫上，没有人动他的吊桶，如果有人去拿用，别的人就会说：“那是张二的！”　　

　　张二挑水的那副水桶也特别好。做得很有样子，桶底略小，桶身略显弧形，不像一般水桶直上直下笨头笨脑，也不像江南人的水桶过于纤巧。张二的水桶用板不厚，上下有两道铁皮箍。还有一点，为一般水桶所没有，他的水桶里外结着一些青苔，板缝处尤多，鲜绿，这水桶就更不漏水了，从里面倒出来的水也好像更碧净。平常人家的水桶，搁一天不用，用时就要泡一泡涨一涨，每年还要记住上桐油。张二的水桶不需要这样。　　

　　张二的那条扁担也出色。一般人家的所谓扁担，有毛竹片子的，有是一支竹杠的，有用拴门杠临时凑合的，有将断未断上了夹板的，真是五花八门。而张二的扁担才称得上是扁担！那是桑木的，坚韧，桐油抹成了枣红色，上面不见一个伤疤；两头做得翘翘的，担在肩上像一把大弓，又像一弯新月。棕绳绕着花样固定系在扁担两端，下面是铁钩子，挑水时往水桶把子上一钩，腰一挣，一担水就晃悠悠挑起来了。　　

　　张二挑水，走路有规矩节奏，不急不缓，一步一晃，那扁担搁在肩上是前面略少，后面略多，一只手搁在前面扁担上，一只手空着，步子“嚓嚓嚓，嚓嚓嚓……”省劲就全靠这支两头翘翘的扁担，还有步子，还有搁在扁担上那只手。步子走得好，扁担上下点头也正好，手是略微压着扁担的，或轻或重。张二挑着水走路，专注而又轻快，显出一个职业挑水人的熟练与优美。　　

    水送到人家了，不歇担子，肩头上有数。扁担一头略一高起，手就势一拎，一桶水哗啦下了缸；扁担这头再一高起，那只手又就势一拎，又一桶水哗啦下了缸。好像没有费劲。不作兴缸外面泼洒出水来，也不作兴把人家的水缸碰出响声来。　　

    夏天的时候，张二穿一条大裆的齐膝短裤，蓝布的，一掖，腰上用宽宽的黑布带系紧。上身就赤膊，一块青色的方布折成三角巾斜扎在身上，在胸前打个结。他精瘦有力，不粗壮。不矮，二号个子。　　

    冷天的时候，他上身一件小棉袄，下身是两条单裤，裤脚卷起来，在膝盖以下用细带子一扎，露出小腿。不论热天与冷天，他挑水时就是赤脚穿一双草鞋，那草鞋在大拇趾着力处缠绕了布条儿。挑水前，他把小腿与脚都抹上“凡士林”，油晃晃的，水浸泡不到他的皮肤，洒上去成为细碎的水珠。下午，他就到雅堂浴室脱在最低等座位上去洗个澡，不过五分钱。雅堂就在南边，脚一抬就到了。　　

    张二早上在家门口烧饼店里买三个大炉烧饼，站着吃掉。先扒底子吃，再吃中间的瓤子，最后吃红堂堂的面子，上面尽是芝麻。吃得认真、仔细。他挑水时顺便就把中饭菜买好，或者拢豆腐店买两块豆腐，或者跟挑担子的买一扎青菜，有时也会剁一块肉、拎条把鱼。中饭是他自己烧，烟从他的小屋子里弥漫出来，往街上散。他烧的是锅腔。张二不找女人，也没听说他有什么不规矩的事。人家说他怕闻马桶味。不过张二对女人和对男人一样，也很谦和。　　

    张二挑水最多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政府食堂的水塔断水了，喊他送水；二是开水炉上叫他。开水炉是张三开的。张三也是到井上取水，但有时一个人来不及，就叫张二。张二与张三各是一张，没有亲，张三比张二还大几岁。张二如果这一天水挑多了，晚上就必定看到他坐在门口喝酒。猪头肉、猪尾子，几个麻雀，都是从烧腊摊上买来，每每还有一包油炸蚕豆瓣。　　

    张二给人家挑水，是弄熟了的。谁家的水缸盛几担水，什么时候要去挑了，一清二楚。如果人家说：“缸脚子怕的要打一打了。”张二就帮人家把水缸里弄干净。那得把水缸扳倒，把里面用抹布洗一洗，再用清水冲两回。水挑好了，人家就给他钱，一边还说：“夏夏（谢谢）你！”张二就接过钱，说：“不要夏（谢），不要夏（谢）。”　　

    张二生得周周正正的。他是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从来听不到他有什么高声，即使挑水，也不大声打号子，至多轻轻地一哼一哼的。简朴的考棚街安宁、满足，他也是安宁、满足里的一个。　　

    后来，江州城兴办了自来水，一开始是一处装一个龙头，大家拿了桶去放水。中山塔这一转儿人家，就公推张二管水，水龙头安装在他那门口。这时的张二，人有点老了，挑水已见着些吃力。放一桶水，收一分钱。张二说：“就随它去吧！”但人家还是如数把钱丢在那小木头盒子里。这时，张二脸上就起了些愧色。　　

    再后来，一家一户渐渐都安装了自来水，张二门口的公用龙头就闲起来了。　　

    现在，人们在用自来水的同时，天落水、河水、井水有时也是要用的。天落水烧茶好，河水煎药好，井水寒暖夏凉。所以，古家巷里那口井也还没有废弃。有一天晚上，井旁人家看到老张二拄了拐杖在路边上望着井，望了好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呢？不曾有人去问他。　　

　 　

　 　

                            子 云　　

　 　

    子云十七岁出去学生意，之前，是在家里念书：由据说中过秀才的祖父教他，诗云子曰；还有写毛笔字，临帖。　　

    子云学生意，是在江都仙女庙，在西边，八十里路，坐船。他学的是钱庄，庆阳号。一进门，坐下来填了一张单子，姓名、岁数、家庭地址。老板看到了，问他大字能不能写？他说写过的。老板就叫人拿来宣纸、大笔。钱庄里的人就都来看小学徒写字。写的是庆阳钱庄的嵌字立志对子，现成的，“庆云多景色，阳气暖晴春”。站着写，悬肘，一笔一笔，写得规真，娟秀有骨，似乎不比挂在墙上的差。看的人就都说好，懂的人说这是诸遂良的体。老板吩咐：“给它收起来。”老板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学生意先是学算盘。桌上摆两个大算盘，双手打，要打得手指如飞，响声悦耳才行。后来就渐渐学账理。子云自己，天天早起临一通帖、晚上临一通帖。　　

    仙女庙热闹、好玩。有寺、有庙、有宫、有庵、有堂、有馆，都不止一处；五条渡口，一道大关，还有六街、十桥。长江里闽浙来的木排，北边高、宝、兴来的米船，东边通、海来的咸货，满河满港。　　

    子云学徒三年，没有朝外面伸过一脚。　　

    他弄的账，没有错过一回。　　

    满师之后，他才出去玩。别的地方先没有去，只问大圣寺在什么地方，去了之后就站在山门前仰起头来看，那上面有四个字：“古大圣寺”，是康熙甲戌榜眼顾图河写的，早就听说了。　　

    老板就叫子云跟着“内账房”大先生，这就意味着子云以后做大先生，当时他才二十岁。　　

    也没有人说是老板偏爱，事实上子云算盘好，账理清。打“归元”，五位小数，加减乘除，铜元、大洋、小洋，存放计息、汇兑往来，头绪繁多，双手算盘，一气要打半天，不能差错分毫，这种硬功夫，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得到的。　　

    钱庄里有厨房，头二十个职员都在里面吃饭。钱庄里吃得好，虽非顿顿筵席，却也月月元宵。早上子云还在房间里练字的时候，厨房师傅就先给他送来一碗莲子银耳汤。等他字写好了，就吃点心，还有一小碗鱼汤盖交面。一般职员和学徒，是自己到厨房吃，也没有莲子银耳汤，只有少数几个职员，才有这种待遇。子云二十岁就成了高级职员。　　

    人们对子云不嫉妒，因为他规矩、谦虚、随和，那是从小儿中过秀才的祖父教出来的。他走出来，众皆仰视，但“少年得志”这几个字，却不忍加到他头上，他毫无“得志”之意，倒是比较可爱。　　

    渐渐地，仙女庙的商号，家家都有子云书写的对子，送到扬州精裱，悬挂在店堂里。比如，药店里的对子：“恒心采取长生药，德性炼成不老丹”，茶馆里的对子：“松涛烹雪醒诗梦，石鼎餐云荡俗肠”；剃头店里也有对子：“虽是毫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此外，还有“交以道接以礼，近者悦远者来”，不一而足。　　

    庆阳钱庄银房门口的一副对子，也是子云书写的：“白镪赠君还赠我，青蚨飞去复飞来”。　　

    再以后，扬州、镇江、苏州、上海，也都有了子云写的对子，这是那些做钱业生意的人，向子云索讨带去的。　　

    子云就做了庆阳钱庄的女婿。　　

    跟外面做钱业生意的事情，子云不擅长，他只做账，老板也只要他管好一本账，大先生养在家里，再好没有。　　

    子云是从江州彩衣街出去的，他是王家的老二。到外埠学生意有了这样的出息，街民们莫不称道，多少人家训子弟遂以子云为楷模。　　

    庆阳钱庄的老板派了人到江州来，就在彩衣街上买了六间屋、两间门面，整旧如新，开了小巧一个银楼，店号宝和。店堂里悬挂一对金碧辉煌的招牌：“宝光璀璨，和气冲盈”，自然，是子云书写。这座银楼，就算老板给女儿的陪嫁。　　

    这简直是天禄街“饮香书场”说书的嘴里才有的美事，却成了眼中的实事，岂但彩衣街，一座江州城都轰动了。　　

    银楼自有经理，子云夫妇仍在仙女庙。　　

    没有几年，子云带着有钱的老婆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江州，立即把银楼改成了“三友纸笔店”，露眼招风的金银首饰不见了，满山架柜台里是毛笔、黑墨、砚台、宣纸而已。店堂当中挂一副对联：“三省三思三不惑，友直友谅友多闻”，落款是“王子云谨书于江州”。原来，日本鬼子进了中国，眼见得局势动荡，庆阳钱庄也关门了，各自云散。　　

    开个纸笔店，煞是轻松，王子云乐得在楼上写字自娱。　　

    既然有了专门的纸笔店，且老板也大可算得是一位年轻的书家，江州城里书画上的老少文人，就常来常往了。王子云到底是做过生意的，他便又开辟一门面，经营字画。　　

    王子云开了两个店，别人也不晓得他赚不赚钱，倒多是怀疑他并不赚钱，是玩玩的。纸啊笔的他玩得起。　　

    江州书画界从此有两怪之说：一怪叫支振声，自称“梅癖”，一生画梅不辍，愈穷而愈工，所谓“惯将水墨写花枝”；另一怪就是王子云，因为他从小学书，发达靠书，虽在生意场中，所好却惟有其书：“子母不知权衡，云是以书为友”，这是江州一个文人赠他的嵌字对子，子云二字嵌在对首；而他的书法，亦为人尊崇，故被人称为“书痴”。　　

    书者，写也。有请王子云的大笔的，从旧社会到新社会，不间断。那些风雅上的事，写把扇子，写个轴子，凭交情；那些世俗上的事，写招牌，写店号，写碑，就要把红纸封儿备好，这是规矩，都晓得的。但在从前，红纸封儿要交给王子云的管账先生，郑重预约；新社会这些礼也就马虎了，直接就拿着红纸封儿顶了面求字，而且也不晓得里面封了几个钱，这时王子云脸就板起来，眼睛看也不看那红纸封儿，一边铺纸拿笔，一边说：“收起来吧！”来人也就晓得欠礼了，须能应变一些。不过不管怎样，王子云字是照写的，只是人走之后，他要生半天的气。建江州烈士祠，纪念从辛亥革命到解放战争中的烈士，那几千字的碑文，就是王子云书写的，正规褚体，一笔不苟，至今还在。书写这个碑文，王子云写了有十几天，最后一分钱没有肯收，被誉为“开明”；后来王子云是江州市历届政协委员，大约与此有关。　　

    王子云擅长的还是写对子，他写的对子，雍容、端庄，刚柔兼济。扬州修个园的时候，有一副对子是来请他写的，用的是成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省出版社每年都来跟他要字，出版他几幅春联，到春节的时候，新华书店里有得卖，“红梅迎春”“东风劲吹”之类。　　

    他去世之后，江州书画院和博物馆一查，竟没有收藏他的书法，这个疏忽委实是奇怪。原来，王子云的字虽好，却没有写过什么内容高深的东西，给出版社写的春联，应景话语，难登大雅，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收藏，于是皆以为可惜，把烈士祠的碑文拓了下来，把扬州个园的对子拍了照片，终还觉没有真迹。后来，有一个好事者，献了一幅王子云的书法，弥补了这一空白，那书法只有两个字：“抱朴”。据说，当时是请王子云写“知白守黑”四个字的，但王老似觉不妥，不肯写；于是才又请他写这两个字，王老想了一下，说：“朴就是朴素，艰苦朴素。”似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写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两个字与那四个字是一个意思，皆源出于老庄。大家都说，王子云缺的，正是这一方面。　　

　 　

　 　

李少 山　　

　 　

    李少山是个做烧饼的。他在薛家烧饼店里做。薛家烧饼店夫妻两个，店在考棚街上，家不在。李少山三顿在薛家吃，宿就宿在店里，他没有家。据说他是薛老板老家的乡下投奔来的。　　

    薛家烧饼店门口，是街民们消闲的一个地方。夏日的晏下午，太阳下去了，薛老板和李少山在外面地上洒过水，把案板搬出来，两个人赤着膊“扦膏”（揉面）。薛老板墩实，李少山修伟，都是一身好膘。两个人扦起膏来，那前胸后背和膀子上的肉，一团一团鼓起。他们各自把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面团儿揉过来弄过去，揉扦得平滑而富有弹性似的了，每每就在上面极愉快似的‘啪！”打一个很响的巴掌，在一旁看的人，心里于是也奇怪地极感舒服。　　

    他们两个“扦膏”的时候，老板娘就在那里切大量的葱，刨大量的萝卜丝儿，分别地装进布包里，放在一块门板上，上面再压一块门板，她站在上面，把里面的汁水压掉。老板娘一个人的重量不够，薛老板和李少山就丢下手上的面团，也站到门板上去，以三个人的体重一起压。第二天早上做葱油烧饼和萝卜丝儿烧饼的馅心，就有了。　　

    薛家烧饼店是大炉烧饼，也叫草炉烧饼，麦秸草似乎是整捆地放进去烧，不管夏天冬天，薛老板和李少山都赤膊，戴个布帽子，整个上半身探进火烘烘的大炉里去，把烧饼往炉壁上贴。贴左边的时候，身体朝左；贴右边的时候，身体朝右；贴顶上的时候，身体就仰着。两个人都烤得红堂堂的，流着汗水。烧饼贴好了，一个人叉起炉底红亮的丝丝分明的草灰烘烧饼，另一个人就去帮助老板娘做烧饼，案板上“的的笃笃”地响。　　

    烧饼烘好了，蟹壳黄，就往下铲。用一个长柄的小铲子，轻轻一铲，用一个铁丝大兜子，在底下接着。一兜子烧饼往扁子里一倒。“嗤！”一片脆声，同时就闻到很浓的新鲜的烧饼香。　　

    薛老板就拍拍手上的面粉，来卖烧饼。一炉等不得一炉。大多数街民是买回去坐下来吃，旁边一杯茶。也有人买了就当场站在街头吃，吃得也同样讲究，托着烧饼，先扒底子吃，再吃掉瓤子，再吃掉面子，最后舔尽手上残留的芝麻。　　

    早上的烧饼是圆的，下午做斜角烧饼。斜角烧饼是菱形的，在小炉里烤，碳火，没有大炉烧饼讲究。大炉烧饼三分钱一个，斜角烧饼只卖二分。因小炉烧的碳火，每天下午总有一回，李少山用他肩上的毛巾，或者用桌上的抹布，朝着那方方的炉口打三下，“嘭！嘭！嘭！”这三声传得很远，深巷里的人家也听得见，晓得有斜角烧饼吃了。下午吃斜角烧饼似乎是一种规矩，也似乎是在告诉众街民：时间已经是下午。　　

    薛老板有两个孩子，都像薛老板，他们喊李少山“耶耶”（叔叔）。薛老板李少山每晚总是一起到澡堂里洗澡，一前一后地走。有时他们带着两个孩子去，大的薛老板搀着，小的骑在李少山颈项上。他们先给孩子洗，洗好了，李少山给孩子穿上衣服，然后用澡堂里的大毛巾把自己拦腰一扎，遮着下体，把孩子抱送到澡堂大门口。老板娘便从等着的人当中站起来，把孩子接过去，带回家。薛老板先洗好了，坐在上面喝茶，给李少山也泡一杯，放在那里。李少山送罢孩子，下池再洗，好半天，洗好上来，就把那杯已经不太烫的茶“啯”一大口。　　

    薛老板家里的水，都是李少山挑。烧饼早市过了，店门口冷清起来，老板娘就第一个回家去；不一会儿，薛老板和李少山把店门关了，也回家去。于是，就看到李少山上井挑水，挑七、八担。　　

    薛老板家里的衣服是老板娘洗；下河去汰，却是李少山。他提着个大“擓络”（竹篮），里面是满满的衣服，甚至还有被褥之类，一只手上拿着捶衣棒，到东城河去。　　

    薛老板家里的烧草、店里用的麦秸草，都不要送草的送，而是李少山带了扁担绳子，直接到北门城外草埠头去买。有时薛老板也去，那就是两副担子。　　

    个把多月下来，李少山就领了两个孩子，一起到剃头店去剪头。剪头的时候，小的要李少山抱着剪。从剃头店出来，三个人的头都是新的，平顶。李少山于是给两个孩子一人买一支棒儿糖。　　

    后来，薛老板、老板娘和李少山，都成了饮服公司职工，工资定得一样多。他们工作上服从公司调度，时常变动，不在一个烧饼店，也不曾再到过考棚街。李少山的宿处，公家另外有了安排，不远，在税务桥西街，一间小屋。　　

    李少山一天三顿，还是到薛家吃。　　

    薛家的吃水用水，还是李少山到井上挑。　　

    薛家的衣服，还是老板娘洗了，由李少山拎下河去汰。　　

    烧煤球了，薛家的煤球，是李少山到煤球店里运回来。　　

    小孩子大了，洗澡不再要人去接，但每次进澡堂，必定是李少山带了去。李少山手上拿着三个人的换洗小褂裤，两个孩子跟在后面走。　　

    李少山宿舍里，只有简单一张床、一个脸盆架，他的衣服都在薛家，被褥换洗也都是捧到薛家去。李少山的每月工资，都给老板娘，老板娘从中拿出二十元来，给他做零用。　　

    小孩子上学，每年，李少山给买一个新书包。过年的时候，李少山把爆竹买回去。上灯的时候，他买回两只兔子灯。 　　

    李少山的衣服总是同薛老板一样的布料、一样的式样。　　

    薛老板与李少山都胖、壮。　　

    一下子，他们都老了。薛老板一共三个孙子，他们喊李少山“二爹”。李少山笑眯眯的，乐哈哈的。孙子上学的书包、过年的爆竹、上灯的灯，便都是“二爹”买。　　

    渐渐地老了之后，李少山坐在薛家的时间，就渐渐地长，只有晚上临睡觉，才回税务桥。有一个孙子跟他去睡，遇到比较黑的地方，孙子就用电筒照着前面的路，李少山就哼一声，既表示赞赏，又表示感谢。　　

　 　

　 　

天  福　　

　 　

    天福是个人。早几十年，也是布店的店号。店不大，他父亲开的，就在考棚街上。有了天福这个儿子，也就挂出了“天福” 布店的牌子，一时的高兴罢了。　　

    天福这个人，看着个子不高，其实比三号个子还略高些。不能怪，人往横里长了。他块块有肉头，处处饱满着，手伸出来像把蒲扇，脚伸出去是个方的，整个人好比一个大秤砣。脑袋沉硕，颈项粗短，肉鼻厚唇，眉毛阔而不乌，眼睛大而不锐，天然一副憨相。　　

    天福有个弟弟叫天禄，人物英俊，性格豪纵，显着比乃兄强出十分。年轻时，天福喜欢下乡做生意：肩上扛一匹两匹布，带一把竹尺一把剪子，走几十里下去，卖布。天禄忙的是练拳脚，玩朋友。先人去世，没有交代以后谁当家，天禄推天福，理由是：“你老大，店也挂的你的牌子。”天福推天禄，理由是：“你朋友多，走得出去，又比我有脑筋。”推来推去，还是天禄当家。　　

    考棚街上不大看到天福。他大早就下乡去了，下晚才回来。向兄弟交了账，他就没事了，别的一项不问，要紧的就是洗脚。这双脚一走几十里，用热水烫洗一番再惬意不过。洗脚之后，他就一个人坐着，不停地摸摸脚，又摸摸大鼻子，眼睛四处看看，无所思，极其心满意足。夏天，就洗了澡，握一把蒲扇摇到睡觉。　　

    外面当家的是天禄，里面当家的是二娘。天禄当然也让过的，但天福不肯他让，说：“我那个是小脚，由她在厨房里转转；二娘脚是放过的，不方便些？里外有什么事，你们夫妻也好商议。我们两个就吃个现成饭，再好没有。”偏巧二娘原也精明，逢人一脸笑，处事宽严得当。　　

    二娘接连生下一男一女，大娘却还不动不摇，服侍二娘坐月子倒细致周详。弟兄二人晚上小酌，天禄说：“哥，大娘恐怕不中吧？”天福问：“什么不中？”天禄说：“她怎么到今天不生育？”天福脸上略现一点苦恼，但马上便释然说；“不着急。”天禄说：“家里这几个钱还是有的，是不是另外想个办法？”天福大眼一翻，说：“还去烦这个神！”　　

    就这样，天福没有儿女。　　

在外面，如果有人问天福：“日子过得不丑啊？”他就会很感满意地回答：“从前跟着过，现在跟着兄弟过。”　　

    在家里，他洗了脚，正坐着享福，二娘在喂小女孩的奶，男孩来同他调皮捣蛋，他就说：“呆瓜！跟我闹什么？要奶喝去！”那男孩就果真去要奶喝，二娘就急得喊：“大妈妈！”大娘早已在厨房里听到和看到了，连忙小脚歪歪的走出来，把小男孩一搀说：“你大了，不喝奶了，到大妈妈这块来吃冰糖。”天福在一旁哼哼地笑，其乐无穷。　　

    天禄后来被绑了票。“拿钱赎啊！”天福对二娘说。大娘在一旁叹气，撩起围裙揩眼泪。二娘想来想去，还是起身到房间里拿出黄货来，交给天福，说：“去掉大半啦！”天福说：“财去人安，不可惜。”他下乡去了，绑票的人指定交钱地点在一个荒野去处，天福走过的，离城有十几里。　　

    回来之后，天禄气得说不出话，二娘给他上下抹胸脯。天福不住地劝，说：“不要气，碰到了恶时辰，躲也躲不掉的。以后晚上出去吃酒，要早点回来，晏了街上就没有人走路了。”但天禄后来终于就气得呕血，没有好起来。　　

    天福时常想兄弟这件事。有一天，悟出来了，说：“我兄弟那走路的样子不好。”天禄平日走路，过于雄赳赳，八字步大跨大进的，头仰到天上去，两个膀子横着，街都不够他一个人走的了，这样子不惹事吗？　　

    二娘就要天福当家，天福两个巴掌摇过去，说：“你来你来，我一贯不用心，舞不下去。”二娘也不再推，勉力为之，但后来也就做不起布生意，只得用所剩资金，买了几十挂汽油灯，出租。　　

    天福做的生意并没有断，他少量地批些布回来，仍然一匹两匹的扛下乡去卖，他晓得乡下人喜欢什么布。他的最大一乐，也就保持着：归来之后，马上有热水烫烫脚，歇着，无所思，心满意足。在外面，别人问他过日子的情况，他就说：“我兄弟不在了，我们跟二娘过。二娘凶啊！”本地方言，“凶”用在这里就是“能干”的意思，天福的语气里有由衷的感激。　　

    一日，半夜，雷电交加，大雨瓢泼。只听得二娘那边一连叫：“大爹！大娘！”天福两口子忙穿了衣服，顶着布伞，越过天井，到了二娘这边。二娘开了房门，让他们进去。“什么事？”天福问。“响雷霍闪的，人不怕吗？”二娘说。于是天福就对大娘说：“我们等雷过去了，再走。”他就坐在床边上，大娘二娘一边一个倚着他。雷声雨声电光，闹了半个把时辰才住。天福说：“好了。”站起来，对二娘说：“你这么凶的人，响雷霍闪怕什么？”二娘说，“凶归凶，怕归怕。”大娘说：“你不要说现成话，你是个男人，不介意的。”天福“噢”了一声。从此，天福下乡卖布，总是当天早早地赶回。别人倘要留他过宿，他就告诉人家；“我家二娘胆小，家里不能没有一个男人。”　　

    日子就这么过着。二娘竟能把汽油灯从几十挂，扩到二百多挂，每日生意不断，城南城北都要到考棚街租灯。天福在外面走路，便常有人指着他：“那就是天福的老板！”他就更把头低下去。熟识的人会对他说：“你那个店生意好啊！”他就高兴得笑起来，诚恳地说：“夏夏（谢谢）你！”又说：“我家二娘当家，她凶！”　　

    一天，天福洗着脚，问二娘：“家里有钱吔？”二娘说，“有啊。”天福说：“看着哪家丫头好，给小伙把个亲好订一订了。”二娘马上有了眼泪，感激地应着：“嗯。”大娘在一旁就挨家挨户数：“某家大丫头不丑，某家二丫头也不丑……”说着的时候，天福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发出了鼾声。　　

    然而，天福这个想法落空了。小伙与几个同学，一块儿离开了江州，都给家里留了信，说是一年半载不会归来，要在外面做点儿事情。二娘眼泪滚滚。天福说：“不要怕。几个人一起走的，又不是他一个。我明天去测个字，看看有险无险。”第二天，天福一早就去了南门高桥，请戚先生测字。　　

    戚先生说：“你一口报个字给我。”天福郑重想了一下，报了一个“土”字，尔后便紧张地看着戚先生。威先生在纸上写出“土”字来，嘴里说道：“由此下去，”那“土”字变成了一个“去”字，又说道：“是为得法。”那“去”字又变成了一个“法”字。天福问：“不碍事吧？”威先生说：“照字上看来，不碍事。”天福说：“不瞒你先生，我侄子跑出了，两房合了他一个。一起出去的还有几个人，都是高中学生。不晓得有无风险？”戚先生说：“有土不远。又‘由此下去，是为得法’，说不定还有些小造化。”天福说：“只要没险就好，别的都不想。”又问：“多少时可以回家？”戚先生说：“三年必有消息。”　　

    天福就很放心地回去了。叫二娘大娘都不要愁。　　

    过了个把月，二娘同天福以及大娘商议说：“小伙出去以后，我心神不定。今天就少收了人家的钱，又不好意思再去追。我想把生意停一停。”天福很同情，望着二娘，说：“不怪你，停就停下来吧。”　　

    二娘就把所有汽灯卖了，把房子租给了戴家豆腐店。她在家里叫了一桌菜，送两个伙计。吃酒的时候，大娘二娘都不上桌，由天福陪客。天福对两个伙计说：“你们晓得的，我由小是个不用心的人。我二娘再凶，她儿子跑出去了，也就凶不起来。店里生意做得这么好，倒把店关了，对不起你们二位。”两个伙计忙说：“大先生不要客气。小老板跑出去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一切妥当以后，二娘便要向天福报账。天福摇手叫她不要报。叹口气，说：“我晓得这几年生意做得是不错的。都亏了你。剩多余少，你都收好，等小伙回来，还有多少事要做呢！”二娘从此就不大出门，与大娘两个家务之外就绩麻，结网，正好天井长，摇线也不用到街上去。结出的网由天福顺路带到南门高桥卖给网店。　　

    小伙的确三年才归。回来时，穿一身旧军装，拎一只马皮箱，气概不凡。进门，就被正做作业的妹妹看见了。妹妹小他三岁，认得出他，惊叫一声，放下钢笔向他走去。他就很激动地把妹妹拥抱起来，又连连狂吻，弄得高中生的妹妹满脸通红，挣扎着。天福在屋里看见了，把脸转过去。小伙进屋，朝天福双膝跪下，叫一声：“大爹！”一头磕了下去，眼泪直淌。天福呜咽一声，从椅子上滚下来，跪下一条单膝，扶起小伙，说：“回来就好啦！回来就好啦！你把人望死啦！”眼泪也就止不住。　　

    天福买了两包好茶食，去谢那个测字先生，测字先生已经不测字了，也记不得给天福测字的事了，但天福恳切一定要谢他，也便只好收下。　　

    原来，小伙那几个人，出去是要投奔解放区的，却让蒋介石的军队拦住当了兵。亏得有文化，没吃什么苦，也没去打过仗。后来，被解放军收容，当了解放军。天下大定，就让他们复员。几个人都安排当了小学教师。天福听着小伙的这段经历，就心有余忧地大叹：“险啊！”　　

    小伙既不要家里为他找人，自己又迟迟不谈对象，天福不满，对二娘说：“小伙还不弄个人回来，他想的什么心事啊？”二娘把这话告诉小伙，小伙想了一下，很觉得内疚，就跑到天福面前，说：“大爹，我就去谈个人。”天福朝他点点头。　　

    小伙果然不久就把对象找回来了，是个标致的小媳妇。天福很满意，常常用眼光跟着她。到天福从花纱布公司退休时，媳妇给他生了两个孙子了。人家问他退休了，他说：“孙子都有了，还不退休啊？”　　

    一度时间，外面说二娘是“漏划”。天福就到这些人那里去，说：“我叫天福，天福店是我和我兄弟的，二娘是个妇女啊！”那些人不睬他，说；“情况我们都晓得。”天福回去就叫二娘逃走。女儿大学毕业后嫁在长沙，二娘就连夜走了。几千里，一去不回。在外面平安过了十几年，后来病逝。骨灰送回家，大娘抱着那盒子恸哭，喊着：“二娘，好妹子，你家来了！”天福这时也很老了，站在屋檐下，望着天。　　

    小伙对大爹大娘十分的孝敬。天福八十几了，仍能不用拐杖到澡堂子里去洗澡。他比从前略瘦些，但厚敦敦的样子没变。闲谈时他说：“我们现在是跟小伙过，侄子，等于是儿子啊！”他不会吃烟，又不大喝茶，平时就呆坐在天井里，夏天时也会坐到外面来，一坐就是半天。大娘偶尔也会站到大门口，扶着门框，看街。年轻人于是就发现了一双如今罕见的粽子般的尖尖小脚，穿着青布缝制的袜子。　　

　 　

　 　

豆腐　　

　 　

    豆腐店的房子，就是过去天福的。豆腐店老板姓戴，人称戴老大。他在考棚街出现的时候，才二十几岁，是一个不大会说话的乡下人。他到街上来，就是打算开豆腐店的。他看到：考棚街的豆腐店只有一家（在西边），考棚街这里的人不野。他就把他的豆腐店开在考棚街了。　　

    戴老大到街上观看，是他女人叫他来的。他同天福家二娘谈租房子的事情，就把这样的内情漏出来了，原来，他家里是有田的，父亲又留给他一个磨坊，碰巧的是他女人在娘家也会做豆腐。他女人就叫他把田、屋、车、牛都卖掉，到街上来开豆腐店、做街上人。　　

　　后来，考棚街上就看到戴老大的女人了。小小样样的，生得细巧，可以说是个美人，但身上透着野气，脸上显出杀伐，什么温柔妩媚，一概没有。考棚街人心里说：“凶！”看出了她的能干。　　

　　戴家豆腐店就开张起来。半夜里，闼子门缝里透着灯光，传出磨豆浆的磨子声，飘溢出豆浆的清香。早上，闼子门一块一块卸下来，这时才开始做豆腐。女人把雪白的豆腐脑儿一勺一勺舀进白布铺着的豆腐盒子里去，满了匀了，就把白布的四角覆好，盖上板子，戴老大就搬了石头压在板子上，也要压得匀，那黄黄的水就从盒子底下往外渗往外流，汩汩流进桶里。过一会儿，豆腐就成了。女人用薄薄的紫铜刀横里划到头，又竖里划到头，豆腐就四四方方一块一块的了，白嫩厚大，一块只卖二分钱，买到手时还是热的。一盒子有一百块，一早上要做好几盒。做百叶有做百叶的盒子，小得多。做百叶费事，一张百叶就要一层布，把豆腐脑儿撇在上面。做百叶的布狭狭的，很长很长，用好后都洗净了晾在店里或晒在后面天井里。　　

    天天早上，戴家豆腐店门口人不断。买豆腐的而外，就是来等那做豆腐时流出的黄水，嘻嘻哈哈的，都是这附近的女人。把黄水弄回去，倒在自家茅缸里，乡下人来买粪，担数就多。　　

戴老大是难得出门的，每天有一件事出门——上茅缸。这往往是下午，他似乎一个很长的中觉才睡过来，遇到人就木怵怵点个头，只顾往那里去。看人时眼睛从下往上，额头上的皮便立即推起一排浪。他理的是极老实的平顶头。　　

人们见到的戴老大，是做的时候多，说的时候少。夫妻两个一起，一看晓得女人当家。但戴老大也有叫人不敢小窥之处，你看他不声不响，有三分懵懂，他却让他女人给他接二连三生孩子，一共生了六个，三男三女，个个象他。夏天的时候，都在门口乘凉，一大堆。戴老大女人也不弱，孩子生得虽猛，她还是她，老是小小样样，标标致致，能能干干的。　　

考棚街人判断，这都是豆腐吃的！　　

机关食堂的事务长是个大喉咙，一副滑稽相。来买豆腐就开玩笑。先朝戴老大点个头，接着就朝老板娘大声说：“暧，想吃你的豆腐呢！”老板娘一边手上忙着一边说：“豆腐尽你吃，拿钱来！”事务长一声“钱有得是！”就从口袋里掏出票子来拍在桌子上。老板娘拿起票子也不看就收进口袋。事务长佯急着说：“啊呀多呢，你数一数唦！”老板娘手一扬，说：“去有你的事！少了我还要找你！”事务长就很高兴，大笑而去。过一会儿，老板娘就叫戴老大挑两盒豆腐送进政府——中山塔里去。如此的玩笑，常看到。　　

    戴老大住的屋子，前面是磨豆腐的地方，后面还有三间（一堂两厢），当中一个小天井。戴老大家里养两头猪，外面人都不晓得。到把猪捆起来往外抬时，才晓得。于是就想：“到底是乡下人。”但乡下人真会过日子！　　

    全城的豆腐店后来一齐关掉了，组成了豆食品厂。戴老大和他女人也就都成了按时上下班的工作同志。很高兴，国家的人了，有保障。考棚街上从此就没有豆腐店了。　　

    豆食品厂的豆腐不是黄豆做的，是豆饼做的。黄豆先在油厂榨了油，下来的豆饼再送到豆食品厂做豆腐，最后的豆渣又送到万头猪场喂猪。买豆腐要凭票，票在发粮票时一齐发下来，一季度发一次。　　

　　早上八九点钟，有一个陌生汉子，推一辆板车，上面是一盒一盒的豆饼豆腐，从北城河北岸的豆食品厂出发，绕一个大圈了，到考棚街来卖。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其他街上。他们是半夜上班做豆腐，早上豆腐卖掉就算下班，板车要送回厂里去。　　

戴老大夫妇进厂以后，常把厂里一个瘦人请家来喝几杯酒，有时在窗口能听见戴老大对那瘦人说：“我们只有靠组织啊！”那人说：“对！对！”戴老大一个月送一份申请补助报告，总是请邻居张老师写，“兹有……因家中人口多，小孩皆上学……”云云。　　

过去做豆腐的地方后来搁了三张铺，一个男孩一张。摆了一张吃饭大桌，还有一些不齐整的凳子椅子。三个女孩睡在后屋里，合一个房间。戴老大和他女人在另一个房间。猪不养了。下午放学后，几个孩子都伏在大桌上做作业，在街上就看见。　　

　　戴老大的孩子都不吃字。都上到初中就不上了。早早地就了业，实惠。有两个儿子后来当了股长，有权。三个女儿出嫁了。当股长的儿子在外面分到了住宅，老两口就同小儿子在家里。　　

　　戴老大和他女人现今都退休了。他女人被机关食堂请了去做豆腐，进出中山塔。老邻居们开玩笑说：“当大干部去啦！”她就笑着应道：“大干部！“她从食堂里弄得到外面不大好买的东西，排骨、肚子之类，还有价钱不太高的鲜鱼之类，儿子姑娘常来拿，邻居们有时也请她带点。　　

　　戴老大身体也不错，厂里留用，还是替厂里出来卖豆腐、百叶，还有干子、素鸡。现在又都是黄豆做的了，不凭票的贵些，凭票的便宜些。戴老大有时在路上站下来同人说话，竖起大拇指和小指头，说：“我有六个儿女！”　　

　 　

       　　

乡  忧　　

　 　

    蒋云先生是半亩轩的老名流。他这人命奇。三十多岁上死了妻，接着自己一场大病，好了之后废了一条腿。他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高中毕业生，后来是做教师。因为废了一条腿，就不再想到学校上班去了，办了长期病休手续，对他这人来说，等于是退休了。　　

    蒋云先生这样做，还因为他有一个儿子蒋新，当时才九岁，并无别人为他料理家务，他得自己承担起来。　　

    蒋云先生后来就在家中授课。有那高考落榜，下年还想再考的，可以到他家里补习。从语文外文到数理化，各门功课都是他一人讲授。他家人丁虽不旺，祖宗留下的院子屋子却颇大，容纳二、三十学生不觉得拥挤。辅导之余，蒋先生也就把饭菜做好了，儿子放学一回家，就有得吃。　　

    蒋先生的补习班成效极高，遂年年学生满座。这项收入多少年来等于固定工资一样，也颇丰厚，对于病休的他，正好是一个弥补。蒋云先生的补习班直至前几年还在办，如今不办了，主要是因为蒋先生想歇歇了。　　

    蒋云先生最忧虑的，是他的儿子。蒋新高中毕业时，高考还没有恢复，只好当工人。但蒋新各门功课成绩本是优异的。国家决定从工农兵当中招收大学生时，蒋云先生就让儿子报考了。其时儿子已做几年工人，具备报考资格。蒋新也就考中了，蒋先生高兴了几年，直到蒋新毕业分配。但从此以后，对儿子的忧虑却年年加深。　　

    蒋新毕业后，被分配到最边远而又艰苦的省份去了，工作是做中学教师。一晃数年，只回家一次。想办法把儿子调回家，就成了老先生时刻萦绕心际的大事。蒋新也与父亲一致，想调回老家。但蒋先生只是私塾先生一样的人，孤独得很，要把儿子隔七八个省调回来，真觉得没有办法，况且行动既不便，年岁又大了。蒋新那边看来也无头绪，一时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蒋老先生从无牢骚怨言，他只是默默等待。不免有人叹息说，蒋先生虽有儿子，等于无有。　　

    蒋老先生的忧虑，终被儿子一封信驱散。蒋新得以调回本省了，但不是本地，而是一个发达的中等的城市，与本地隔江相望，坐汽车是大半天的路程，在某种意义上，这比回到本地小城来还要好些。蒋老先生的欢喜，可想而知。更可喜的是，蒋新有了女朋友，就在调回的路上旅行结婚了，只不过后面加了一个括号，说这位新妇不是出自寻常人家。见了这括号里的话，蒋老先生忽觉一种忧虑，虽无十分道理，却是挥之不去。信中还说，一时还不能回家探望，等安置妥当后，尽快携妇回家拜见父亲大人。　　

    蒋老先生就一心一意等儿子媳妇回来探望他了，家虽破旧，却收拾打扫一新。等啊等，蒋新却似乎忙得连回来一趟的时间也没有。新来的信上要求父亲到他那里去，如何乘长途车只要四个小时，下了长途车如何乘公共汽车只有五站路，都一一写得明白。蒋老先生甚为不快，回了一信，婉言推辞不去。蒋老先生跟一二老友谈起这事，也还是生气，说，既然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呢？这话问得确也有理。　　

    以后，蒋老先生仍然只有从儿子的信上了解儿子的近况。数月之间，儿子寄来四封信，告诉了自己工作的变动：第一封信说他由教师而做了教导主任，第二封信说他做了校长，第三封信说他做了某区教育局局长，第四封信说他被调往某县做了县委副书记。蒋老先生接到第一封信时高兴，接第二封信时更高兴，接第三封信时微感吃惊，接第四封信时不觉大吃一惊，背上似乎滚过一道寒气。　　

    蒋老先生久久深思，数易其稿，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说了许多古今的道理。“汝是平常人家的儿子，到得这个地步，当思侥幸二字，父不望你有为，亦不怪你庸常，位高则险大，权重则害巨，儿以古人廉洁二字时时铭刻心头，愚父死而瞑目矣，不然，则死不瞑目。”这是蒋老先生给儿子信上末尾的几句话。　　

    大约一年多以后，儿子忽然又从某县调回城市，信中透露又升迁一级。蒋老先生握笔之手直抖，给儿子写信说：“非以为吾儿不能也，乃以天下济济，何独钟爱吾儿？吾大不安，不以为喜，且以为忧也。望吾儿刻刻以圣贤古教勉之勉之，则老父幸甚，百姓幸甚，国家幸甚！”　　

    这封信去后，儿子好长时间没有信回，蒋老先生只有摇头叹气而已。不想，却有传闻到他的耳中，说他儿子在某县时做下不好的事情，如今某县有暗状追告上去，于他儿子前程大碍。蒋老先生一听，觉得有点像，于是一封长信写给儿子，先责他久不来信，再要他如实告知近况。蒋老先生的健康立时衰退。　　

    儿子来信说，确有人捣蛋，但目前仍在某局任职。信极简短，不得要领。老先生一看却是明白，外面传闻大抵不差。儿子在某县时做下的那等事情，自然是不会如实告诉他的。老先生独自垂泪，就像儿子被劫走或被杀了一样。过了几天，他才有力气给儿子回信，对儿子痛加训戒，叫儿子不必再来信，好自为之吧。　　

    儿子果然也就没有再来信，父子关系似乎僵住了。　　

    但老先生终于又收到儿子的信，是从一个较远地方写来的。原来儿子从市里调到省里某厅当副厅长，兼任某农场场长。这个农场想必很大。老先生叹一口气，就给儿子复了一封最短的信，其中写道，“世事固非老朽所知，此次儿之工作实为主要负责农场，可算是下了基层，但级别毕竟有所提升，实为父所不敢想象者，领导让儿在较艰苦地方从新做起，儿当自思自警。以古衡之，儿乃朝为官者，一切该当如何，不待我言。自此以往，儿之事，父不再论。”　　

    蒋老先生给儿子写信皆存有底稿，至此一并取出，拿到天井里去，付之一炬。　　

　 　

　 　

汪家　　

　 　

    一对夫妻。男的姓汪，女的也不知姓什么，人称汪大奶奶。他们住考棚街试院那儿两间不齐整的屋里。试院是古时候的名称，考棚街也是古时候的名称。从前，汪家夫妻靠做纸扎匠生活。用细芦材做骨子，用纸糊成纸屋，并且在上面简略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人家买了去烧给亡人。一般当然是订做，做多大做几间有什么讲究，都要事先说好。纸屋上每每有两句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　　

    汪大奶奶一双巧手，瘦精精的细芦材秆儿经她手上一折两折的，再用绳子（也是纸的）一扎，屋架子就出来了。把白纸黄纸往上糊，也是她的事情。最后，在纸上描画，就是汪老板的手艺了。汪大奶奶扎架子的时候，他就裁纸。考棚街的人不喊他汪老板，而喊汪三。但上门订做纸屋的，开口仍然称老板。　　

    后来破除封建迷信，纸扎店没有了生意。但汪三一家，除夫妇二人之外，还有四张嘴，每天要吃饭。汪三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一只眼睛又有些眇，越发显得些无能。个子不大的汪大奶奶袖子一捞，说：“还是凭两只手啊！”　　

    汪大奶奶有眼光。试院做了机关，门口的牌子并排挂了四五个，机关干部天天要上班，星期天又要看戏看电影，忙得很，代他们洗洗衣被，收几个钱，岂不是一桩简便的生意？　　

    他们把家里的洗澡长桶搁到门口，弄来一块搓衣板，买了几条洋碱（肥皂），就忙起来了。　　

    果然，洗开了头，就源源不断。除机关里的之外，附近的一些单身人也把衣被朝这里送。　　

汪大奶奶两袖卷得高高的，站在桶前，不停地搓洗。汪三做下手，到井上去挑水以及帮助绞干被褥，就是他的事。他们每天都要洗两大竹篮。洗好之后，汪三弯着两个膀子，一边挽一个竹篮，里面满满的是绞干了的衣被之类，汪大奶奶手提一柄捶衣棒，跟在后面。二人到东城河去汰洗。东城河水好，汰出来的衣裳晒干后一股水香。从东城河回头，汪三就在试院旁边一个空场上拉绳子，那里正好是一个死角，没有人走，又晒得到太阳。每天，只要天好，那几根绳子上就晾满衣被。汪大奶奶的手伸出来，十指都泡得白白的，一年到头是这样。　　

    汪大奶奶一狠心，把大女儿嫁了出去。姑娘那年刚十八。鞋匠李四有个儿子也做鞋，店面就在考棚街当中，小小一个楼。上面一间是房，下面一间是店。汪大姑娘就在上面一间做了新娘子。老李四只好在楼底下天天搁个临时铺。汪大奶奶晓得这女儿嫁得有些马虎，她主要是减少家中人口。她再一狠心，把儿子送到沈家剃头店去学徒。剃头店也在考棚街当中，来去倒是不远。家里吃闲饭的就只剩小女儿和小儿子了。政府挨家挨户户动少年儿童入学受教育，十岁的小儿子和十三岁的小女儿一齐进了小学一年级，享受免费。　　

    大女儿夫妇两个，后来一块儿做了制鞋厂的工人，在别处有了住房，生了一双儿女，虽不能算怎么样，日子也还安逸，时常来走动。汪大奶奶和汪三对于大姑娘，也就把心放下了。　　

　  大儿子才学会剃头，公安局招收人民警察，他就丢下剃头刀，穿上了民警服。公安局也在考棚街上，时常有同志到沈家剃头店理发。汪大奶奶的大儿子叫汪能贵，生得面若敷粉、眉目生动，令人喜爱。偏偏他又是个很争气的人，未有几年，就做到了派出所的所长。每逢星期天，汪能贵必然骑了自行车，来看一看父母。一身警官服装，冬夏不同，人又生得神气，真是装了门面。　　

    小女儿小学毕业时，已经是十九岁的人，再去读初中，不大像了，正好试院里一个干部看上了她，娶了过去。后来这小女婿一直在一个公司里做一个主要的负责人，小女儿的终身也就不算丑了。夫妻二人挣工资，生了两个男孩，一家子走出来齐齐整整，也叫人放了心。　　

　　小儿子不中用。初中也没有考上。哥哥帮他的忙，早早地就了业，在一个仓库里做保卫。嘴虽会说，人不精明，又绝没有哥哥生得神气，到三十一上，靠姐夫替他在郊区找了个姑娘，结了婚就住在丈人家，也就罢了，随他去吧！　　

    儿女一个一个成家立业，汪三夫妇肩上担子卸下来了，但人也老了，转眼从四十几的人，变成六十几七十几的人。他们不要儿女负担，仍是为人洗衣。虽然自来水也已装到了家里，汰衣服还是竹篮子朝膀子上一挎，到东城河去。　　

    他们又扎过一次纸屋，当然也是人家来订做的。几十年不摸了，做起来并不手生。汪三给纸屋描画出砖瓦的线条之后，照例又写上那副对联：“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考棚街一带的少年儿郎谁见过这东西？就是见过的人也觉得新鲜了。观者如簇。汪大奶奶雄心勃勃，叫汪三去采办了不少纸张。但细秆子芦材不像从前容易买得到，打算叫小儿子辛苦一趟，下乡去找。这时，大儿子骑车子来了，对他们说：“赶快不要再弄！你们就不想我还在当所长呢。你家女婿也在外面当干部！”老两口这才醒悟过来，不做了，找个熟人，把纸又退给商店。　　

    汪三比汪大奶奶显老。他发胖了，脸上的肉松耷耷挂下来，眼皮盖住了两眼。但他仍能挽两大竹篮衣服去下河。汪大奶奶也仍然是提了捶衣棒跟在后面走。她的嘴瘪了，但说话响亮，眼睛有神，劲抖抖的，一路上跟人打招呼的就是她。　　

    谁想得到呢？那么神气的大儿子能贵，走路时忽然平空栽倒，也就断了气，不过才四十几岁。人皆可惜。　　

    那小女儿站在娘家门口，泪眼红红的，大叹：“我汪家没有人了！我汪家完了！”闻者心摧。　　

    汪三和汪大奶奶也就不再洗衣服，整天看不见他们出来。一日，老两口忽然出来了，只见形容大变，脸上有异色。　　

    他们一件一件往外搬，在门口摆成了赫然一个纸扎的大院。有楼有亭，有树木山石，前后两进，有正屋有厢屋，室内各样俱全，院中树下卧着两条狗。那院门两边的对联，依然两句老话：“非砖非瓦非木石，是房是屋是楼台”，笔划写得颤抖，但一笔一笔认真。门楣上有一横小字：“江州考棚街汪家”。　　

    这真可以说是艺术杰作。但人们晓得马上是要点火烧化的，若果能化入另一世界，却也令人神往。　　

    汪三颤颤抖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来，从院门那儿点着了。一时，整座纸扎的住宅燃烧起来，火焰跳荡、扭动，间有哗剥之声。一股青烟往上升腾，愈高愈淡，袅袅地不见了，却又依稀还有。汪三与汪大奶奶站在那里看着烧化，表情木然而专注，火光一度把他们全身映成一片橘红。　　

    过了不久，老两口双双去世。人们发现时，只见汪三仰卧，已经穿得齐整。汪大奶奶蜷卧汪三头旁，却是家常的衣服。。　　

    现在，汪家门上一把锈锁，屋子空在那儿。门口地上烧化纸屋的一滩黑印，已渐被雨水冲淡以至消失了。　　

    后来，竟还有个单身汉子捧了脏衣服来，见到汪家门口干净得冷清，诧异道：“人呢？”　　

　 　

　 　

老  鹤　　

　 　

    老鹤的家在城北旗杆巷。他是个高中生，离毕业还差半年，不上了，因为他生了病。老鹤的样子，一直就像个有病的人。他很瘦，瘦得两肩高耸，背也就驼上来了，站着时活象一只仙鹤，同学们就不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老鹤，他听了很高兴，把肩头直抖直活的。　　

    老鹤的病，只能叫做体质太差，差到连听课也不能坚持下去。“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自己很有数的样子，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镇静。　　

    老鹤的同学，喜欢跟老鹤玩，即使他不上学了，大家还是常到他家玩，因为老鹤是最快活的人，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绰号，一个谐音，都能使他跳啊笑啊，手舞足蹈，以至于吊在人的背上直蹦直叫，要人跟他一起快活。　　

    老鹤的爱好是买书，数学书、物理书。这些书，他自己绝对看不懂。《广义相对论》、《经典场论》、《现代波导理论》、《凸函数和奥尔里奇空间》、《抛物方程的网络积分法》、《偏微分方程有限差分方法》……这些大部头，他一本接一本买，买回来就用洁净的纸包起来，在书脊那儿用毛笔写上书名。　　

    遇到同学，他就告诉他们，他又买了一本好书，是如何的好。同学到了他的家中，他就把书柜打开，让他们欣赏。他的同学只是用眼睛朝里面望着，不动手去拿，因为他们也是看不懂的。　　

    “你买它们有什么用啊？”　　

    有人会发出这个疑问，老鹤一点也不意外，他的眼睛倒反而特别地亮起来，兴奋的样子，回答说，“我是给我的弟弟买的啊！”　　

    老鹤的弟弟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同学们一听老鹤的话，就都大笑，说老鹤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老鹤对于一下子获得这一称号极为高兴，他跳着笑着，说，“我确实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老鹤还喜欢收集世界名画，印刷精致，确实叫人爱看。他收集最多的是贵夫人的画像，也有一些西方小孩的画像。有女生到老鹤的家里，老鹤就把这些给她们看。描绘外国小孩的名画，就被女生要走了几张。“她们将来，应该有这样可爱的孩子。”老鹤把这事告诉男生，并且这样说，大家就都无言。　　

    老鹤进了街道办的纸品厂，当会计。这时他的同学们都下乡插队去了。老鹤的厂是三大间阴暗的旧屋，一个大院。老鹤就把女工春云往他家里领，打开书柜叫春云望，拿出名画给春云看，这时老鹤的脸上升起两朵潮红。　　

    “我的命是不会长的。”他望着春云。　　

    “我的命也不会长。”春云低着头回答他。　　

    春云同样很瘦，同样是有病才不再上学的，她是个初中生。　　

    老鹤和春云就结了婚。老鹤拿出一幅外国名画来，上面画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我们应当生一个孩子！”他对春云说。　　

    春云望着他，脸上是恐惧，但是她勇敢地说，“哪怕对我有危险，我也为你生一个！”　　

    老鹤就有了一个儿子，春云不曾有危险。　　

    老鹤的弟弟被老鹤的同学叫做二鹤，这是无理的，其实他有一个好名字，叫登阁。　　

    登阁是个不活泼的人，平时只喜欢呆在家里。他读到初中，后来就当了工人。老鹤在家里把登阁教到高中的程度，登阁就自己啃起那一本一本的大部头。　　

    大学停止招生十年之久，开禁了，老鹤就去给登阁报考，登阁被录取了，是数学系，跟老鹤的两个高中同班同学做了大学的同班同学。登阁如今早就是博士生资格的教授，他自己也写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老鹤就把它们排在他过去买的那些大部头的后面。老鹤说他弟弟如今很忙、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家乡探望了。　　

    老鹤如今在街道工作区抄抄写写，抽空儿就到股市上去，他还从来没有输过，不过他是小户，赚得很有限。“我现在，就为儿子。”他说。　　

　 　

楚  爹　　

　 　

    楚爹住在政府大门对面。楚爹这一边，只有他一户人家，他家旁边是长长的围墙，里面是干部宿舍，另外有门从西边的阔巷里走。政府门口看不见人，只有四棵青松。　　

    楚爹的门，早早地就开了，是闼子门，一块块寸把厚的门板，卸下来就放倒了堆在旁边的围墙下。机关干部上班的时候，楚爹已经坐在那张藤椅上喝了好一会儿茶了。他用一把半大的瓷茶壶，套在嘴上喝。嘴一歪，吸溜一声，就放下，壶里的水大约是很烫的。他坐的位置正对政府大门，去上班的干部，一个个都在他眼里经过。　　

    但楚爹的眼皮是耷的，并不注意外面的事情。　　

    楚爹的藤椅很旧，腿子上和扶手上都绑了许多布条儿。楚爹肥重，藤椅已经变形，塌了下去，楚爹便把自己全堆在上面，很舒服似的。　　

    楚爹面前，搁着两个扁子，里面是萝卜，一个扁子里是萝卜头儿，一个扁子里是带萝卜缨儿的。楚爹有时伸手到底下去，就取出一个水淋淋的刷锅把子来，往那带缨儿的大萝卜上有力地洒些清水。楚爹卖萝卜是常年不断，春天有紫萝卜、青萝卜，夏天有洋花萝卜（粉红色，水多），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　　

    楚爹不仅仅卖萝卜。在扁子旁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个玻璃门儿的小橱子，里面是香烟、火柴，桌上还有几个大瓶子，里面是鸡蛋、小糖、麻饼儿。在另一边，有两个书夹子，上面尽是小人书，都是从前出版的，有《金扇子》、《王先生游地府》等等。　　

    楚爹坐在这一切的当中，从早到晚不大动身，有人来买香烟了，有人来买萝卜了，有人来买两个鸡蛋了，都是伸手就能拿给人家，有小孩来租看小人书，楚爹看着他们自己从书夹子上拿，一分钱只准看一本。　　

    早上，干部上班的时候，其中就会有人来买香烟、火柴；少数时候，也会有人在上班以后从机关里出来，到楚爹这里买一点东西，萝卜也买，小糖、麻饼儿也买，甚至还会租十本八本小人书去看。楚爹的鸡蛋卖五分钱一个，乡下人给他送来时，是三分钱一个。附近的街民晓得楚爹的鸡蛋赚钱，但还是来买，没有什么人家跟乡下人买多少鸡蛋存在家里，也不大吃鸡蛋。　　

    楚爹这里最热闹的时候，是下午和晚上。下午，小孩子们放了学，就到楚爹这里看小人书。门口簇一堆，那放倒在地的门板上，全坐满。一边看小人书，一边还要买楚爹的东西吃，麻饼儿、小糖、萝卜头儿。带缨子的大萝卜要三分钱一把，小孩子不大买，贵。　　

    楚爹的萝卜头儿似乎是专门为小孩子们准备的，也似乎不赚钱。天最黑时，楚爹门口的电杆上的路灯亮了，政府门口的门灯亮了，附近的孩子们就都在这里玩，有看小人书的，有玩“躲躲擒擒”的，有唱着“城门城门有多高”一类的当地童谣做游戏的。楚爹自顾喝他的酒，眼皮儿耷着。孩子们玩一会儿就来买萝卜头儿吃，给楚爹一分钱，楚爹张开五指，在萝卜头儿里挖着，抓一大把，孩子们要伸出双手去才接得住。一个小孩子一个晚上每每不止买一回，萝卜头儿太好吃了，雪白的，一咬，“咔吧！”崩脆、鲜甜，小孩子吃得口滑啊。到孩子们回去睡觉了，楚爹也便酒止，慢慢地收拾东西，慢慢地把闼子门儿上起来。于是，政府门口空无一人了，四棵青松，两盏门灯。　　

    楚爹在门口做他的小生意，里面有一个老女人默默地做家务，几乎从不朝外面望一眼，又好像里面总有做不完的事情。那当然是楚爹的老伴儿了。有时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年轻姑娘，在帮助老太太洗萝卜，她也是不大抬头朝外面望的，偶尔掉过头来看见了人，那眼睛一瞬间张皇而明亮，赶快又掉过头去。楚爹的女儿不好看，脸色苍白，跟楚爹一样阔方脸。她有很显著的双眼皮、圆眼。她的耳朵上有好大一副金耳坠。　　

    有些乡下来上访的人，很自然地歇在楚爹门口，望着对面的政府。楚爹听随他们坐在门口，不赶他们，也不同他们说话，有人向他要一口水喝喝，他就朝后面喊道：“倒点开水来把人家！”喉咙沙哑。于是老太太就一声不吭从后面捧了热水瓶来，给要水喝的人倒些开水。有向楚爹开口请教怎么上访的，楚爹就告诉他：“早上七点半，下午一点半，你进去，不要怕，直朝里走，找信访科。科长姓沈。”　　

    楚爹放钱。不认识的人不放。跟他借钱，要写个据，中间见证人也要在上面捺个罗纹。附近街民到楚爹那里借钱，先得预约时间，然后才好去。去了之后，楚爹一见，就从藤椅上起来，朝后面喊一声：“来看住一下。”不等老太婆出来，他便同来的人到后面去了。后面有一个堂屋，说好了借多少钱，多少利，何时还，立好了据，楚爹就收了据，到旁边黑魆魆的房间里去，听不到什么声音，一会儿，就如数把钱拿了出来，交到中间人手上，由中间人复点过了，交给借的人。　　

    楚爹如果把门口交代给老太婆，他出去了，到附近街巷里去，那便是借钱的人没有按期还款，他上门去收钱。他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他去收钱不提钱的事，好像是走走玩玩的，坐下来东谈西谈。大家都觉得闲谈的时间差不多了，借钱的人就主动说：“楚爹，那笔账再宽几天。”楚爹就站起来，也不急，也不恼，说：“好吧。”于是就走了。背着手，微驼着，吃力地走。　　

    后来有个画画儿的，三号个子，人极瘦，剪着平顶头，衣着寒酸，站在楚爹门口街边儿上，手上松开一张画儿，画的是出山猛虎，朝着对面的政府，也不说话，也不叫卖，天天来，一站半天。什么意思呢？后来人们晓得了，他是认为自己有这样的美术才能，政府应当用他，安排他的工作。画儿画得是不错的，不过不晓得可真是他画的？他这人神经上有没有毛病？不然为什么政府不睬他？　　

    楚爹就把这人叫到面前来，“画儿是你画的？”“是我画的。”“你卖不卖”“不卖。”“你不卖就呆了。你天天站在这里，不是把功夫站掉了吗？不如多画几张画儿。兴化从前有个郑板桥，做过县官，画出画儿也要卖银子；不卖银子，他在扬州连水也没得喝。画儿卖出去就是你的名。你有了名，政府就晓得你这人有用。你现在这个样子，政府不仅不会用你，还怕你呢！”　　

    画画儿的果然就听了楚爹的话，而且画儿就挂在楚爹屋里卖；从外面往里看，墙上满是斑斓猛虎，配着高山流水，有些意思。　　

    画儿卖掉了多少不晓得，画画儿的做了楚爹的女婿。楚爹死去之后，萝卜摊儿、香烟糖果小人书就都收掉了，完全成了一个画铺，也卖老虎，也给人画像，招牌上写着“了一画室”，原来楚爹的女婿叫“了一”。这什么名字？怪！　　

　 　

　 　

宜粉 儿　　

　 　

    她的大名叫宜粉儿，但辕门街上，几十年来，只叫她“鞋匠奶奶”。她是从城南嫁过来的，是街上人。嫁过来的时候，年方二十。结婚那天晚上，大多数街民未能一睹芳容，而回门那天，她又走得早，也没有能看见。回门之后，大约在街民们一般用早饭的时候，大家都看到她了，是被她的叫骂声召集出来的。只见长富鞋匠店门口叉着手站着一位上着红、下穿蓝的年轻女子，想必是她了，头发乱着，鬏儿松着，一句一句的，破口大骂。新娘子身量高大，四方脸盘，粉色盈盈，火爆爆一对大眼，很重的双眼皮。原来，有一股脏水，从西边而来，淌到了鞋匠店门口，不走了，汪积在那里。那是西隔壁第二家，宦家剃头店倒出来的。　　

    “我昨天回门就看到了，忍住了没有说！血水怎么朝人家这边淌！什么呕脓哇血的血水！”她跳了起来，双手拍屁股，脸朝西狠骂。她的喉咙像一面镗镗锣儿，一下接一下地猛敲着，恐怕能传三里远。口词锋利，像一把快刀，一刀连着一刀嗖嗖地杀过去，不但不容还手，而且也不容逃避，哪怕你躲在家里，也被一刀一刀的杀着。宦家剃头店里没有人出来，看骂的也没有人敢开口。　　

    以后，宦家剃头店门口挖了一个很深的地窨子，口上盖两块箩底砖，砖上剜了两个洞，剃头店一切脏水从此就倒进这里去，剃头店门口的街面上，也不再老是有一大滩水印，而长富鞋匠门口，也不再有从西淌来的脏水了。　　

    这一战，奠定了宜粉儿在辕门街、在鞋匠店家中的地位。　　

    也是，那边剃头店倾倒出来的脏水，就是喜欢朝这边淌，非止一日，路面上形成了几条颇有历史深度的细长的水道，最后汇集在鞋匠店门口，地上有许多的头发，甚至连鞋匠家中也有了许多这样的头发，那是起风时从门口刮进去的。　　

    那天宜粉儿得胜回朝，鞋匠长富及其老母对她皆不敢仰视。　　

    宜粉儿嫁到鞋匠家之后，就跟着鞋匠绱鞋子。家家户户的女人，把鞋底鞋帮送来，鞋匠就把它们绱起来，再用楦子楦。长富每日一大早起，除了吃饭和上茅缸，就一直地坐着，膝头上铺一块黑布，上面是一只正在绱或正在楦的鞋子。他埋着个脑袋瓜儿，专心地做。　　

    宜粉儿来了之后，起身应酬的事情，就是宜粉儿了。来送鞋子绱的，多为女人，由宜粉儿招呼，倒也似乎很好。长富只须在那里专心绱鞋而不必送往迎来了。他最多有时嘴动身不动地随口应一声，接着便又埋下头去。某家送来的鞋子有几双，某家的鞋子绱好没有、放在何处，渐渐都是宜粉儿才晓得。长富的老母本来就专门烧饭。宜粉儿来了之后，还是这样。同她儿子一样，她是笨嘴拙舌不大会说话的，成天只见她佝偻着在里面小天井里忙。　　

    宜粉儿早起头一件大事是梳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她梳头不在屋里，而在外面。一张方杌子，上面是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一根红的布带子），一张小凳子，上面坐着她。她看着镜子慢慢地梳，头发又厚又黑，要梳好半天。最后，梳一个好大的嬷嬷鬏儿盘在脑后，上面横插一根银簪子。她梳头时候长富在那里开始埋头做鞋，早上的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照着他的半个店。　　

    宜粉儿梳好头之后，是吃早饭，仍然是那张方杌子，那张小凳子。她捧着早饭碗，里面无非是烫饭、菜粥、疙瘩豆昔儿粥之类；杌子上是一碗小菜，无非是酱瓣、萝卜干、咸菜、酱腌豆之类。她吃早饭同她梳头一样，都是极正经极严肃极认真的事情。　　

   “老板娘这头梳得格挣啊！”　　

   “头当然要格挣！”　　

   “老板娘吃早饭啊！”　　

   “吃早饭！”　　

    宜粉儿的回答总决无一点含糊、随便。　　

    隔一天，宜粉儿就要端出大马桶去倒茅缸，一摇一摇的，神情庄严可畏。回头刷马桶时，刷声坚脆、有力、响亮，也是极其认真严肃的。　　

    从辕门街南北两头出去，考棚街、学政街、鼓楼街，荷花巷、旗杆巷、蒲草巷，街街相连，巷巷相通，街里有巷，巷外有街。以“恶”闻名的女人不多，但似乎每一簇子人家里面，也就会有一个，她们各有自己的领域，遥遥相望，互不相干。宜粉儿就是其中之一。　　

    到豆腐店等黄水，宜粉儿把一只桶排在那里，人却不在，如果有哪个不当心，把她的桶挪到旁边去了，她到了之后，必有一场好骂。虽只是“泛骂”，但听到的女人，都会觉得心惊肉跳。这时是没有人敢去认骂，也没有人敢去劝骂的。宜粉儿骂过了，就乒乒乓乓硬挤上去，宁可把桶碰坏了，决不退让，又宁可打架，也决不示弱。一转儿的女人都认得她狠。　　

    宜粉儿多产。生下三男三女，一个接一个。大眼睛个个像她，性情懦弱却皆如其父。三男三女，莫不在其母骂声的保护中长大。只要他们有谁挨哪家的孩子骂了、打了或骗了，宜粉儿必然找上门去，当着人家大人的面，训斥、威胁人家的孩子，然后火爆爆地扬长而去。因此，逐渐，鞋匠家的小孩没有人同他们玩，一个个从小都显得很孤独，眼虽大而其神如鼠。　　

    宜粉儿在门口买菜、买柴草，也是极会较量的，看秤、算斤两、讲价钱，反反复复，得寸进尺，一步不让，坚忍不拔，必把来的乡下人弄得吃亏而去，临了还要被她伸手再抓一把。最狠的一着仍然是骂，骂得不肯卖的乡下人不敢不卖，要不然走不了，担子被她拽住了，一边拽住一边骂，哪个进城的乡下人吃得消、陪得起？只有认晦气卖给她。在门口买东西，跟乡下人缠，几乎成了宜粉儿的乐事。　　

    但长富的鞋匠手艺是真扎的，绱的鞋子有样子，决无粗针大线图省事不牢靠之处，绱一双鞋子要多少钱也有一定的数，因此，宜粉儿虽恶，鞋店的生意倒一贯地好；宜粉儿也决没有骂过来绱鞋子的人，倒往往对人一律地客客气气，好语相迎，好言相送，也颇正经、严肃。　　

    以上这些都是往事了。长富的老母久已去世，长富在制鞋厂退休了，儿女们都有了自己的家。老宜粉儿同长富二人守着老屋，听不到她的骂声了，年轻人大约就没有听到过。但中年以上的街民，仍每每以敬鬼神而远之的目光看她。每天的早上，她还是坐在门口，还是那一张杌子，上面还是有镜子、刨花水、梳子、头绳儿（一根黑的布带子），也还是那一张小凳子；她的神气，仍是极正经、严肃。只不过她的头发不黑不厚了，脑后的嬷嬷鬏儿，几乎只剩下了一个鸭蛋大小。　　

　 　

　 　

顺  英　　

　 　

    顺英嫁到谷子街的时候，是坐在轿子里的，轿子是从稻河的轿船上抬上岸的，谷子街的人但闻吹乐之声，不见新娘之面。都知道：黄家钱庄的呆儿子娶老婆了。　　

    谷子街乃江州城北第一等繁闹去处，凡北边水乡所来船只，皆入稻河，稻河即在谷子街下。谷子街上，商行一个挨一个，大秤小秤有千百把，人语喧哗，秤砣不停地在秤杆上抹过来抹过去。最大宗的货物，自然是北边里下河来的稻米，无穷无尽。谷子街商行虽多，钱庄只有一个，就是黄家。　　

    黄家生有五子，其余四子或远出英、美留洋，或近在南京、上海做事，皆有出息，惟有第三子不佳，先天是个呆子。　　

    黄三呆子被看在家中，是不允其跑出大门来的，但能走得进黄家的人，在里面也就能看到他：无非也是一个人罢了，穿得倒是齐整，面貌也像黄家的，只是形体孱弱不足，精神气质全无，每每站在庭院当中或是屋檐之下，抱肘缩肩，一对痴目却盯紧了往来之人，倒似有睥睨之意。他大约整日就这么站着的。　　

    黄家三媳妇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就这么给呆子做了老婆？她既是由稻河坐轿船而来，必定是北边的乡下人，或许是黄家用钱买的？　　

    不久，也就有人晓得了，说了出来：呆子的老婆竟不是个乡下人，而是大网镇上有名有姓人家的女儿，并且还在扬州女中上过学、念过书。　　

    谷子街上的人后来也就看到了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长模脸儿，不难看，白净净的，眼睛很黑。的确不是个乡下姑娘，是镇子上出来的小门小户人家的，念过书的样子。人们想从她的脸上看出什么不如意来，却看不出，她只是平平静静的，叫人失望和愤然了。　　

    顺英跟呆子是怎么过的？不晓得。有一次，呆子跑到外面来了，也不犯嫌，只是站在巷口呆相。先是黄家的一个佣人来拖他回去，他执拗着不肯；接着顺英来了，并没有对呆子说一个字，呆子看到她，就乖乖跟她走了，似有畏惧之意。人们点头叹息：呆子也是个人。　　

    顺英后来却就怀孕了，这实在使得街民们暗自有许多的遐想、揣测。于是就有一些趣闻从黄家大院里悄悄传了出来：说顺英在一针一线做娃娃衣了；说呆子根本不懂得老婆怀孕，仍然只是站在庭院当中呆相而已；又说顺英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祷告，但求生下的孩子不呆。　　

    顺英头胎生了一个儿子。到三岁上，搀出来玩的时候，街民们都看到，这孩子是呆子生的。虽说呆子与他家的人相像，但毕竟有些区别，而这孩子是呆子所生，则属无疑。使人更惊奇的是，这孩子不呆。街民们皆用佩服和祝福的眼光看顺英了。　　

    然而，呆子却仍然是呆子，他不知道世上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有了儿子。试过他几次的，他不知道。顺英后来就不让人去试呆子，因为每次试不出什么来，就使她难过。　　

    顺英和呆子以后就搬到谢家汪去住，离学政街不远。黄家在这里有房子。从城外到了城里，也就好像是两个世界了。顺英叫佣人把呆子在家里看好，大门总是关得铁桶似的。好多年，谢家汪一带的街民不晓得顺英的丈夫是呆子，都以为是个病人，不能出门罢了。　　

    顺英就在育新小学里做了教员。　　

    顺英在学校里与教员们有说有笑，在许多的笑声里清楚地听出她的笑声，她的笑声表现了一种愿望，要把她自己竭力融入大家之中，并且希望大家接纳她。没有人不说顺英单纯、好处。大家都晓得她是黄家钱庄的媳妇，有的是钱，可是她并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架子，她仍是一种小门小户人家出来的样子，把自己摆得比别人低。　　

    顺英回到家里，是个什么神情姿态，那也不晓得。然而，终日关得铁桶似的大门，安安静静的院落，规规矩矩进出办着事情的佣人，就在告诉街民们：顺英是这里的一家之主。人们还可以看到的是，顺英从育新小学出来，走在回家去的路上，那脸色就渐渐显出了烦恼、愁苦和沉重，而当她出家门，到学校去教课，她就慢慢有了乌云消散、轻松愉快的神情。　　

    顺英从来不把同事往家里带，如果别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她也总是婉言谢绝，连对于女同事也是这样，她哀婉地说：“我男人有病，他怕见生人。”见到她这种有几分隐痛的样子，同事们也就不勉强她了。然而，逐渐地，同事们也就晓得了，顺英老师的丈夫竟是个呆子!　　

    教员都是有知识的人，越是晓得了顺英的内情，就越是注意在言语态度上尊重她，连无意当中的伤害也没有。普通的街民们就不同了，他们看到顺英，就流露出许多复杂微妙的眼神、态度，或是好奇，或是可怜，或是鄙夷，顺英大约也就感觉到了，于是她整个的人就明显地孤独。连小学生在路上喊她一声，她也往往像是从梦中惊醒似的，尔后才很高兴地点头答应。　　

    顺英的肚子，又大起来三次，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然而她的丈夫依然没有出过大门边儿。　　

    所有的人们都理解了顺英，她不多生几个儿女，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顺英生下的后代并不呆！也就渐渐有些女人主动同顺英说些话，浅浅地表达些关心与同情的意思。到了黄家钱庄随时代变迁而不复存在，顺英只靠自己当教师，去养活呆子以及几个儿女，露出困难光景的时候，女人们对她的关心，就更为诚恳、贴近而温暖了。　　

    呆子与顺英白头共老。顺英脸上的皱纹与常人似乎不同，竖着，曲折而深，沟漕一般对称分布在鼻子两侧的脸上，那是一副苦脸。　　

    顺英的儿女都大了，走上了工作。每当佳节，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和女儿女婿，带着各自的小孩，都聚集在顺英身边，表达他们对母亲的感激和慰问，那情景是十分动人的。看到这一趟儿孙，街民们莫不说顺英一世的罪总算受下来了，到头了，不容易。　　

    当全家这样大团聚的时候，白发苍苍的呆子也在，他躺在一张大藤椅上，他不大能动了，但他俨然是一个有福的老人。　　

　 　

　 　

画　师　　

　 　

    他是城北下坝街的，家里没有房子，就一个人住到考棚街酒店巷来了。酒店巷里有一间民房，带一个小天井，归文化局所有，就给了他。他是文化局的画师。　　

    画师是个不声不响的人。不声不响地住来了，不声不响地过着。他身上总是加着一件蓝布的长襟工作服，上面有些颜色点子。如果他头伸在前面急急地走，目不旁注，这往往是去上班。如果他步子迟疑似的走，眼睛畏怯似的朝人一看便又低下，这便是他已经下班了。　　

    他的小院门是成天关闭着的，但人们还是看出那很小的天井里已经被他美化过了，变成了一个玲珑小巧、纷繁齐整的花草与盆景的世界。在外面也可以看到，蓝色的喇叭花已经从里面悄悄地爬上了墙头。　　

    他在中山塔面前作过画。站在梯子上，在那个竖在半空、大得像一面墙似的木板上面画。开始画的是“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后来把这个用油漆盖掉，又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革命”。　　

    他作画，很慢，慢慢地打格子，慢慢地描出人形，又慢慢地上色。有时有几个小孩在下面仰了脸看，有时就没有人看。他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来画，又扛了梯子不声不响地离开。　　

    他看上去显老，但估计也就三十岁的人。他天天在考棚街上来去，没见有人同他说一句话，也没见他同别人说一句话。街民们看见他老远地来了，穿着那件蓝大褂，心里晓得是文化局画画儿的，目光也就漠然地移到别处去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画师听到有人敲他的门，甚为诧异，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他不认识的老妇与一个少女。老妇作谄笑状而少女殊羞。“门敲错了。”他说。“不错，来找你的。”老妇说。　　

    于是后来这少女便成了画师的妻。少女是几年前的小学毕业生，待业在家，因家里舍不得她下乡插队（作为街道知识青年），便把她婚嫁。那老妇即居住画师屋后，画师不识，却竟作成了他的婚姻。　　

　　少女姓孙，画师称她“小孙”。画师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快这么容易就结了婚。算算岁数，也的确可以结婚了。但根本原因还是小孙太美了。画师在大学里专攻西方人体画，他的眼睛主宰了他。画师以后不仅上班走路急急的，下班走路也急急的了。　　

    街民们说：“咦，呆人有呆福！”　　

    十年以后，文化复兴。画师以其古代仕女图而进人本城国画界。他是西方人体画的底子，而仕女图又以国画出之，故形美而外更尤有韵味。几位画家到扬州合办画展，独他的仕女图被一购而空。后来他的仕女图在扬州画店标价到二百元一张。　　

    画界的人说：“他的灵感，来源于小孙啊！”　　

　　画师被吸收为省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小孙后来性喜逛街逛商店逛公园，这就与喜爱雅静独处的画师不合。画师从不注意衣着与风度，固定的形象还是身上一件蓝大褂，与人交谈时也总是弱不自信的模样，这些，都是小孙的不满之处。　　

　　小孙便有了一个要好的男性朋友小赵，时常把小赵带到家里来喝茶、闲谈。画师在窗内作画，他们两个便在窗外小天井里高谈阔论。小孙所谈，每每是她们厂里有男工走错了门，走进了女浴室之类。小赵所谈，亦不外乎此。小孙咯咯笑，小赵哈哈笑，其乐也融融，而画师却只管作他的画。　　

    小孙有时无端同画师纠缠吵闹，不放他安逸。画师无法，就丢下笔去把那个小赵请到家里来解劝，小赵一到，两句话一劝，小孙也就很乖。接着，两个人或在天井里坐下来谈笑，或一块儿出去逛一圈。画师于是得到了清静。　　

　　小赵是厂里修水泵的，两个水塔归他管。　　

　　小孙后来便要同画师离婚。画师苦着脸，说：“我没有待你不好。”小孙说：“我和你合不来了。”画师说：“我们结婚有十年以上了。”小孙说：“当时跟你结婚是当时的形势。”画师便沉默了，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他就坐到小天井里去。　　

  　“想好了没有？”小孙走过来问他。“想好了。”他连忙站起来，很伤心地说：“我错了，当时是不应该的。”小孙就哭了，说：“你也晓得啦，当时我没有路走，跟了你！”画师低着头，像个犯人。　　

    画师想起了他们的孩子，一直丢在城北他父母那儿。，说：“可是我们有了孩子，孩子怎么办呢？”　　

    “孩子跟你！”小孙毫不迟疑地就说。　　

    “可是她不能没有妈妈呀！一个没有妈妈的儿童！”画师啜泣一声，蹲了下去。　　

    “我反正又没有死！”小孙很气恼地说。接着，她脚步很重地进了屋，就动手整理出她的衣服。　　

    画师跟进了屋，对小孙说：“结婚以后，屋子小，也没有置多少东西，只有这三门橱和两个皮箱还可以，就都给了你吧！”小孙说：“我不要你的！”画师呆站着，看着她整理衣服，问她说：“你以后怎么过呢？是跟小赵过吗？”小孙说：“这个不要你管。”画师说：“小赵没有什么文化，你性子又急……”小孙一声“哼”，画师就把下面的话缩了下去，似乎也觉得没有说的必要了。　　

    不久，离婚手续就办好了。一辆小卡车开到了酒店巷口，小孙从驾驶室副座上走下来，小赵和另外一个男青年从车箱里跳下来，到画师屋里搬出了三门橱拎出了两只皮箱，画师帮着抬上了卡车。　　

    卡车“咕——”地发动起来，开走了。　　

    画师在巷口站了好久。。　　

    以后，画师再也没有画仕女图。　　

    大约过了年把，热心人为画师觅得了一位良匹，年龄与画师更近些，亦带有一个小孩，一望而知是个稳练、善良，会过日子的妇女.　　

　　画师现在走出来衣着齐整，人也胖了些。　　

　　他现在专画花卉，内行人说，画得很好，已经不亚于扬州的某一位老画家。　　

　 　

　 　

　 　

张  仙　　

　 　

    张仙不是仙，是个瘸子。江州人戏称瘸子为“仙家”。张仙住在龙槐巷头第一个大门里。白天，他每每拄一枝竹杖，歪支着半个身子，站立巷头，观看街上来往行人。站累了，就转过身去，走几步，踅进门，回到他的屋子里坐下来歇歇。　　

    张仙的屋子在天井的一个角落上，小三架梁儿，屋上有稀疏的瓦，没有窗子，也没有门，只有一个黑黑的门洞。冬天的时候，门上就悬挂一个不知打何处拾来的草帘子，冷风吹得一飘一飘的。张仙照样地睡，破衣烂被堆得像一座小山，他整个像獾狗子躺在这座小山底下，不容易叫得醒。　　

    想看一看张仙屋里有些什么的人，总是站到那门口就止步了，那屋里太黑，估计气味也不会好。　　

    张仙的屋里四壁空空，连吃饭的碗，都是放在地上。　　

    他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图章。他的裤腰上缝了一个小口袋，有两颗揿纽，那个木头刻的图章就包着两层纸，深藏在这个小口袋里，往外拿的时候，要耸起一只肩，把上衣掀起来老高。　　

    每月五号，他到日杂公司财务科去领工资。他的工资每月十五块钱，只能算是一种救济。三十多年前，张仙是日杂公司南门吊桥口小店的营业员，那时每月二十四块钱；但他安排上工作才两个月，就得一场大病，公家用掉多少钱，他还瘸掉了一条腿，并且失去了工作能力。　　

    三十几年来，每个月的这一天，风雨无阻，他拄着拐杖，走好远的路，到日杂公司去。遇到熟人，他就兴奋地告诉人家：“去领工资！”他把上衣掀起，从裤腰的小口袋里取出图章来，交给会计，手抖动着，脸上尽是愧色。钱取到之后，必定要一再地哈腰，把“夏夏”（谢谢）二字连说几遍，才走。　　

    张仙住的这个门里，房屋都是张仙的姐夫的；姐夫与姐姐都在外省，张仙自己没有房子，姐姐就叫他住在这里。三间正屋里住着季老太一家。季老太每半年把房租寄给张仙的姐夫，一切与张仙无关。　　

    张仙自己不开伙。江州市委的机关食堂正好不远，一日三餐他就拿着碗筷，到机关食堂里去。每个月工资一到手，除了把洗澡钱留下，其余都买饭菜票。　　

    季老太的中饭菜烧好，往往会喊一声：“张仙，拿个碗来！”张仙就“哦”地应一声，拿着一只碗，从小屋里瘸出来，让季老太盛些菜给他。他把这菜就带到食堂里去吃。　　

    张仙每天帮季老太择菜。青菜、韭菜、毛豆、药芹，一应的蔬菜都帮着择。他在巷头，看到季老太把菜买来，就转身回去，坐在天井里小板凳上，等着动手。一边择着菜，一边讨教今天的菜价，瞪大了眼睛听。　　

    季老太需要出门，天井里又晒了东西，就会对张仙说：“天井里晒了东西，望住点儿。”而后就放心地出去了，有时堂屋的钥匙也交给张仙，防止落雨，要把东西往屋里收。　　

    张仙个子不高，生着一副大脸，满面红光的，剃着平顶头，头发花白了。季家的儿子的朋友们，对他也是比较熟悉的了，拿他开心说：“张仙，按你的相，你本当是有官做的。”张仙就很重视，睁圆了眼，问道：“那么，我的相是破在什么地方呢？”他特地坐端正了，头仰起了一点，好让人家给他看相。玩世不恭的青年人对他说：“你的相没有破，只是头大了些，肩小，搁不住，所以把一条腿也压坏了，江山没有坐稳。”众人都笑起来，张仙不认为是拿他取笑，他说：“这话不假，我这个相，多少人都说过好。各人的命！我平常站在巷头也看，当干部的，相哪里就一定好？必定有其它的地方托住了他！”众人就又都笑了起来。季家的儿子对他说：“你天天到机关食堂吃饭，就说明你本是有官运的，你看我们就走不进，没得机会进!”张仙睁大了眼，雪亮的，呼吸气都加重了。季老太这时大声说：“你们不要拿他开心！”张仙这才叹了一口气，拄了拐杖，走回他的黑洞里去。　　

    张仙每天晚上出外洗一个澡，常年不辍，固定在雅堂浴室。他一去，聚簇在一角的老浴客们就叫道：“仙家来了！”张仙于是便有些飘飘然，一瘸一瘸的走近他常坐的位子。直到晚上九点半放汤，张仙才会出来。出来之后，他肚子里便有了若干的新闻。　　

    “外面大城市里，太阳堂堂的，在街上就用刀子把人戳死！几百个人围着看，没有哪个敢去抓杀人犯，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妈妈的！”        　　

    “绝！绝呀！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人在场吗？有！便衣！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妈妈的！”　　

张仙在一旁只是竖起耳朵听，眼睛盯着说的人，脸上时而惊讶，时而义愤，时而敬佩，又时而茫然。　　

第二天，早上择菜的时候，张仙就说给季老太听：“你晓得吗？外面大城市里，大街上，太阳堂堂的，就有杀人犯杀人，几百号人围着看，没有人去抓他，末了还闪出一条路来，让杀人犯走掉！你以为公安机关就没有便衣在场吗？有！他不则声！照片已经给你照了下来了！等你把人杀了，你还逃得掉吗？逃到天边也抓住你！绝！绝煞了！”　　

    但季老太是个有见识的，等张仙说完了，就冲他：“不要瞎说！公安局看见杀人不管吗？”张仙就眼睛定定地看着季老太，一会儿，说：“我也是这话！”　　

    张仙站在巷头观望，或者一瘸一瘸在外面行走，他有一种凝神的态度，打量世界好像高深莫测，他仄着脑袋，一肩高起，一肩微下，颇具神气。季家的儿子就对他说：“你看我们哪能比你？我们拿几十块钱工资，上有老，下有小，上班、下班，烦恼人生。你呢，仙风道骨！我们这些辛辛苦苦活着的人，在你面前，简直是可笑的了！”　　

    张仙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但晓得这是把人抬举高了，于是便把头微微昂起，眼光里的确有了一种藐视人生的神气，俨然真有了些仙风道骨，正处在高高的云端里。季家的儿子笑出泪水来，指着张仙说：“仙家！仙家！仙家来了！”旁边的人也都笑得前仰后合。　　

    季家的儿子听到一个消息，说退休人员可以加到工资，就告诉张仙，叫他到他的公司里去问问，也许能加到几个钱。不管怎么样，物价上涨，他也不能老是拿十五块呀。张仙坐在凳子上，听过之后想了半天，后来说：“不去，我不去。我一点事情也不做，拿了几十年工资，不算丑了。”季家的儿子说：“你不好意思去，我代你去问一问。”张仙也不肯，说：“我够了，我够了，随他吧，加到我就加到，加不到我就加不到。”　　

    张仙后来没有加到钱，但副食品补贴之类开始有了他的一份，总收入还是增加了，张仙很满意，“有这样就不丑哪，有这样就不丑哪！”他说。　　

    在张家住了二十年的季家要搬家了，儿子分到了新宿舍。张仙说：“你们是楼上，还是楼下？楼下我就搭个棚子，我跟你们走。”季老太看看张仙，说：“你跟我们走吧。把你的床板带走，其它一行都不要带。”但张仙听到说新宿舍在头营，虽不很远，也隔了两条街，就说不去了，他离不开雅堂浴室，洗惯了的。　　

    现在，季家每个星期日，都要把张仙带去过一天。由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妈妈叫你去吃饭。”这就行了，张仙自己瘸了去。有一回，季家儿子过生日，是在星期一，星期天就没有来叫，第二天才派小孩来说：“张爹，我家奶奶、爸爸……”一语未了，只见张仙已经眼泪鼓鼓的！季老太知道后，就叫张仙逢星期天就来，不要等喊。　　

　 　

　 　

淑  芳　　

　 　

    淑芳是从草河街嫁出去的姑娘，做了谷子街宋家的媳妇。第二年，便生下一个女孩，都很欢喜。头胎女，二胎男，这样的前景也还值得人去想。然而，小女孩才三个月，宋家的儿子就被逮捕了，上了洋铐子。谁也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后来晓得了：宋某于1950年随同某某出差去上海，在那里与某某一道参加特务组织。于是宋某理所当然被判处十年徒刑，开除了公职。　　

    宋某服刑的地点，远在黑龙江，相去万里。解送之前，允许淑芳去探监。淑芳抱了小女孩到了看守所。看守所在中山塔西边，几百年来都是县狱的所在。宋某平时就没有多少言语，彼时更一句话说不出，看上去他只觉得苦。淑芳一看，就心里明白了。她于是对宋某说：“我不怪你，你是不晓得外头的事情，上了人家的当。你好好的去，不要瞎想，十年过起来也快；我等你回来再给孩子做十岁！”听罢淑芳的话，宋某就“啊啊”地哽咽，捂住了脸。　　

    淑芳就做起了临时工。早上，她把小女孩喂了奶，就丢在家里，让公婆照管；她穿一身破旧的衣服，扎了头巾，急急忙忙赶了去上班，步行。她在一个建筑队里，接砖送瓦，和泥搅灰。那时，瓦匠师傅一般是每月四十五元工资，像淑芳这样的小工，是二十四元。淑芳就用这二十四元养活一家三口，还有一个小女孩。　　

　　劳动和生活上苦些，倒也罢了，淑芳苦恼的是瓦工师傅们的纠缠。他们都欺她年轻不幸。淑芳是个做小工的，下个月有得做没得做，就在瓦匠师傅嘴里，她同他们真又真不得，假又假不得。纠缠她的人有好几个，她都一回一回地拒绝了。但有的人脸色已经不大好看。她没有什么妙巧的法子，便只好自己苦恼，她已经请邻居的学生写过两封信到黑龙江，问丈夫，那里她能不能去？宋某回了信：现在还不能去，如果他将来期满留场工作，她就可以去。淑芳扳指头算，那还得有七八年。她握着宋某的信哭。　　

    后来有一个小工，也是女的，来同她说：某某师傅想跟她做个朋友。这女人带来两块上好的布料，就是某某师傅送给淑芳的。女人劝淑芳：宋某还有好多年才能回家，这好多年你没有人帮，怎么过？张三想你的心思，李四不放你安逸，还是索性靠一个好。某某师傅技术高强，能看图纸，能领一个工程，烧酒能喝一斤，个子又大，哪个也让他三分。你有了他，还有什么苦吃？还有什么人敢来碰你？况且某某师傅人好，相貌也是堂堂的。淑芳脸上被说得通红。　　

    淑芳托人把两块布料带给了那个女工，她抱着孩子，拎着包袱，去了黑龙江。　　

    三十年后，淑芳才回到江州。宋家两个老人都死了，是公家收的尸。房屋做了一个小工厂的仓库。淑芳从黑龙江回来的一家,就在外面搭了个棚子安身，等小工厂让出房子。谷子街和草河街的人，也就见到了淑芳和她的一家人，皆有隔世感。　　

    宋某跟着淑芳回来了。他变了形，见人便有很卑微谦恭的笑容，那笑容却托出一种苦相，他呆呆地坐着，没有什么话说。他如果开口说话，就说个不停，絮絮叨叨，但嘴里呜啊呜啊的，听不清他说的什么，脸上却尽是苦容。然而，人们也终于大致明白了，三十年前，淑芳去了之后，那边有关方面就地安排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宋某后来提前释放，并且留场工作。他们的女儿在黑龙江嫁给了当地人，后来吃不消丈夫毒打，就离了婚，这次把两个孩子一起带回江州来了。他们这次，户口什么都没有办，是不顾一切回来的；再不回来，要老死在外面了。宋某的案子是错的，但时间过去太长了，当时的材料也找不到了，不过平反不平反对他也失去了实际意义。有关方面很同情，表示接受他一家的户口，并且帮助安排就业。　　

    活得正常的人们，看到淑芳和她的一家，就不免会想，人也会这样过了几十年，却还没有好好生活过的。　　

    淑芳容貌没有什么改变，老了些，黑了些，人却精干，一家人在街上来去，她走在前头。她的后面，是她的丈夫，她的女儿，她的两个外孙。　　

    淑芳自己的上人和靠近些的上人也都不在了。她认了谷子街荷花巷里年龄最长，同她母亲一辈儿的一个老太做了于娘，她同干娘谈心谈得眼泪汪汪。老太说：“姑娘，你不容易，苦桃子！”　　

    现在，宋某在钢铁厂做临时工，他的女儿在飞燕服装厂做合同工，两个外孙上学，淑芳在家剥蚕豆壳，一天可以剥一块多钱，大拇指头都剥肿了。　　

　 　

　 　

胡 驴 子　　

　 　

　　胡老头携牵着他的儿子名叫铁锅者，讨饭到了江州小城。他发现这地方衣食丰足，人情淳厚，且又十分安宁平静，遂定居下来。他从“国军”留下的一个马场上，拖扯了一些材料，在考棚街矢巷的荒角落上，搭起了一个窝棚存身。矢巷不长，里面却有一个不小的荒角落，瓦砾遍地，一周十几户人家的粪缸便安置在这里。粪缸半埋半露，大小高低，错落参差，既是小城百姓彼时的卫生设备，又是他们的私有财产，靠它从进城收粪的乡下人口袋里赚出几文钱来。　　

　　附近人家看到这个忽然冒出来的窝棚，虽也诧异，却不曾有谁去干涉。过了不久，挨家挨户人口造册的时候，胡老头和他的儿子就被登记在考棚街矢巷了。胡老头无业，明摆着已穷到一无所有，政府把他列为救济对象，发了两套蓝灰的棉衣，还发了一些米，后来就安排他做工。不是这里修路，就是那里挑河，每月能拿到二十块钱。那时经济闭塞，鸡蛋二分钱一个，所以二十块钱不算少了。　　

　　胡老头小个子，剃着光葫芦头，黄黑粗糙面皮，双眉弯弯下垂，眼睛处惟见朦胧两线，一望而知其规矩本分有余，精明强干不足。政府也曾对他进行培养，皆因他本北方省山沟里一个贫穷农民，旧社会破产流浪，可谓苦大仇深。但胡老头少窍，扶不上马，也就一世为民了。　　

　　胡老头住在窝棚里，与粪缸为伍，人皆不屑，其实他倒暗中积攒得起钱来。一个普通街民，每月六元，就能青菜豆腐饭过下去，他呢，不但在外面做工，而且又捡破烂，荒角落上他分门别类整理捡来的破烂，去卖钱。　　

　　胡老头就这样默默在世上存在着，那仅仅朦胧两线的眼睛，走路时只看脚前一片地方，决不去打量世人，世人也并不怎么注意他。他的相貌神态，令人想到那个头不大、只会出力、不紧不慢而又耐久的老实动物——驴，难怪人们不知何时起提到他便称为“胡驴子”，不是刻薄，而是形象。　　　

　　爱国卫生运动一起，矢巷里粪缸统统挖掉了，由公家盖了一个公共厕所。有关方面在厕所旁另盖了两间小屋，就由胡老头住。这厕所，以及其他街巷的三个厕所，统归他冲刷打扫，每月固定二十四块钱。胡老头于是有了正式工作，又有了住房。从此，胡老头肩挑一副破水桶，手提一把用得秃秃的竹扫帚以及一柄勺子，挑着水时走得颠颠的，空桶而回时略有几分悠闲。他并不放弃捡破烂，每天下午，他背一竹篓，手执长长的竹夹子，到各处垃圾堆上极有经验地拔弄、寻觅。　　

　　胡老头还有一项会过日子处。他把瓦砾从泥土里拣找出来，这就种上了青菜，四周又逐渐栽插了荆条，一片青翠，倒也怡人眼目。菜棵子大了以后，有时他会用稻草扎一捆，送给邻居。他站在外面，菜送在人家门槛里。钱呢，嘴说不要，但给他，也收下，不看多少。他与邻人的关系，仅此而已，这种本分，与本地习俗颇合，得到好感。　　

　　小铁锅转眼中学毕业，自己拿了户口簿，到派出所去，改“锅”为“戈”，这自是因为有了些知识。小城人历来善考大学，也历来有到外面大地方做事的习惯，胡铁戈虽出自外省，但终是在小城长大，亦深受熏陶；成绩中下，却也录取到了苏州医专，当然，家庭成份优越，也是考取的一个原因。　　

　　胡老头对儿子说：“你晓得我一生一世为了谁？”儿子说：“为了我。”胡老头说：“你既然晓得，你以后就不要回来了。”儿子大吃一惊，说：“我怎能不回来？”胡老头说：“你回来就没有出息。”胡铁戈明白了，就带着一股悲壮之气，上大学去了。　　

　　头一个假期是寒假，寒假连着春节，他回家来了。胡老头伤心说：“龟儿子，你不听我的话呀！”儿子说：“放假呢！”胡老头说：“啥假不假的！”他塞给儿子一把钞票，“没有钱用，我寄给你！”　　

　　胡铁戈以后果然两年没有回家。　　

　　胡老头精神抖擞冲厕所、捡破烂，依然把钱积攒起来，十元二十元悄悄往远处的储蓄所存。过年的时候，他一个人，毫不寂寞。家家放爆竹，他也放爆竹。他门上也照样贴一副鲜红的对子。街上有人写对子卖。初一下午，他就挑起水桶冲厕所去了。年三十夜之前，他捡破烂的收获超过平常。　　

　　每个月，他都到天禄街邮政局去，五分钱请代写书信的人填写一张汇款单，寄十块钱给儿子零用，附言上写道：“安心在彼，切勿念家”，还有“一切如常，勿须挂念”。　　

　　第三年盛夏，胡铁戈提着旅行包，又出现在矢巷里。他家的门上一把锁，他只好在外面等着。他看到，门口摊晒着捡来的破布烂棉花，堆放着几个坏柳筐，里面是脏瓶子之类捡来的杂物。他知道，破铜烂铁是藏在屋里的，他望着这一切，后来掏出手绢揩了一下鼻子，就走到屋后阴凉处去了。　　

　　听到门那边响声，他就沿墙根转了过来。门已经开了，门口新出现一个大背篓，里面是才捡来的破烂。屋里是黑的，传出“国国”的饮水声。正在喝水的父亲转过脸来了，“爹爹！”胡铁戈叫了一声，走进去。“咚！”胡老头很重地放下手中不知打哪弄来的断嘴缺把瓷茶壶，说：“你回来做啥？”“我？回来看看。”“看啥？要你看啥？”竟僵住了。“我是对你咋说的？你给我走！”胡老头拿手指着门外。　　

　　胡铁戈把旅行包放到那张简易的桌上，环顾屋内，还是那个搁在竹凳上的床铺，上面没有帐子，还是那个锅腔以及一只小水缸。锅腔那儿的墙上，也依然乌黑一片，烟熏的。屋里有浓浓的蛟香味、霉味和铁锈味、咸菜味，一些捡来的杂物堆放在旮旮旯旯里，“碗豆虫”和“百脚子”在地上爬着。　　

　　“你走！”老头子声音里有哀求。　　

　　“我把你带到苏州去。”儿子说。　　

　　“想得出！我到苏州做啥？”　　

　　“你去就不要做什么事了，我的工资够用。”　　

　　“我让你背个包袱啊！”　　

　　“你如果想做事，我在医院里给你找个工作。”　　

　　“你光荣啊，一个打杂的老子！”　　

　　“你是我的爹呀！”　　

　　“不要想得出！我不去！”　　

　　“爹，我有对象了，是个护士，苏州人。”　　

　　“好的。不要把她朝这里带。”　　

　　“我们腊月里结婚，那时我来接你去。”　　

　　“我不去。我在给你添光啊！”　　

　　儿子沉默了一下，忽然伤感地说：“爹爹，你这样，我怎么对得起你？”　　

　　老头子说：“你在苏州好好过日子，不要犯错误，钱要舍得用，衣要舍得穿，就是对得起我。”　　

　　“我把我们的照片寄给你。”　　

　　“不要老想这边，不要同人家谈到我。”　　

　　“我就老不回来看你了？”　　

　　“我不叫你回，你就不要回。”　　

　　“爹，我现在工作了，而且是做医生，这捡破烂的事情，你就不要做了。”　　

　　“我记住你这话就是。”　　

　　儿子打开旅行包，把带给父亲的礼物一件一件往外拿。　　

　　“以后不要花这个洋盘钱！我要吃这些高级东西做啥？我又没有病！”　　

　　儿子把东西全拿出来了，旅行包也就几乎空了，花花绿绿的摆了一桌。　　

　　胡老头走到床铺边，趴下去，掀起了里面一块床板，伸手到床下去摸，一会儿，摸出一个油纸包儿来，交给儿子，说：“这钱你用在结婚上头！你到西仓桥储蓄所去拿——现在就去。钱放你这小包里，小包再放这大包里，不要离手。就在西仓轮船码头上船，有到苏州去的快班！”　　

　　儿子捧着油纸包儿，说不出话。　　

　　“你在苏州过得像个人，我就等于享到福了，记住我这话。你去吧！”　　

　　胡铁戈走出家门，回首望望，老头子已经在门口提起背篓傾倒那新捡来的破烂了。他含泪而去。　　

　　胡老头虽是个瘦小的一个老头，但总是没病没灾，劳动力也似乎总是没有减弱，六十五岁，他不再冲厕所，七十岁，他停止了捡破烂。他那小屋门口，逐渐清爽起来。前两年，他开始与两个青年合伙做起螃蟹生意，他那小屋，就成了存放螃蟹的仓库。他有时也跟小青年一起在街头卖螃蟹，人家恭维他说：“你儿子在苏州啊！”他就很高兴，少收人家的零头钱。　　

　　胡老头闲在家里时，顶大一桩事是看照片，他拿着照片框子，在屋外端详。他早已逐渐用荆条把菜地与两间小屋都围进来，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小院。荆条蹿得高高的，在外面只看见老汉的光头。　　

　　合伙贩卖螃蟹的青年人看到他挂在床头墙上的照片，说：“你媳妇漂亮啊！”胡老头说：“苏州人哪！”青年人又说“你咋不把孙子带来玩玩？”胡老头略一愣，后来便说：“我寄钱给他们用！”　　

　　有一天，胡铁戈突然收到一笔汇款，汇寄人是他父亲，数字很大，他就有一种预感。一算他二十年没有回去了。　　

    每二天下午，他风尘仆仆，到了老家。他见到门口洁净，悄然无人，门微开着。他走进去，看见床上仰卧着父亲，似乎不对。上前一步，发现微有鼻息。他叫了一声“爹爹！”便听见老人喉咙里咯的一响，立即毫无气息了。这真是奇怪万分的事情。他略有些恐怖，环顾屋内，家徒四壁。他又发现父亲外边的这只手里，握着一把钱。　　

　　他什么都明白了。他看见床头墙上他们一家的照片，便取下来，把照片插进父亲胸口的衣服里去。老爹苍老得很了。　　

　　他很冷静地走到外面来，去打电话给火葬场。他心里谴责着自己，为什么没有那样悲伤？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太理智了？但悲伤是装不出来的。　　

　　没有走出矢巷，就遇到一个老邻居，他上去告诉人家：“我父亲……去世了！”一语未了，哽咽起来。悲伤原来却是很深的。　　

　 　

　 　

                               蔡 静 安　　

　 　

    蔡先生名静安，《大学》上说：“静而后能安”，这就是出处了。　　

    百子街上有一家烟庄，好大的门面，抬起头来，墙上有两个斗大的金字，柳体，凸的，做在墙上——“裕和”，蔡静安就在裕和烟庄柜台上卖烟。他进裕和的时候，是十七岁，但在柜台上穿着长衫卖烟的，与在后面赤了膊用刨子刨烟的，却就不同，应该称之曰：“先生”。蔡静安十七岁头发就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穿了长衫，神情严肃，做了先生。　　

    烟庄的规矩也是大的。头一桩是不管闲事。不要你管的绝不可问。那大宗的烟叶、豆油、末香、红土、大枣、南花籽儿进了后面的作坊，怎么就变成了香喷喷、提神醒脑的烟丝，并且品类竟有六种之多，如何配料，有多少工序，诀窍何在，皆不可问。　　

    对于柜台上的先生，其它的规矩当然还有，但最要紧的是不可自坏烟庄的声誉。包烟的时候，斤两准足，四两就是四两，半斤就是半斤，包包要过秤，宁可翘一点。包烟用的白报纸和灰报纸，里外要干净，有什么脏斑在上面，宁可废弃不用。包的包儿当然要美观、一致，并且每个包儿上要盖裕和的庄号。站柜台的时候，要有站功，不准坐下来，站的姿势还要有讲究，决不可萎靡不振，弓腰曲背。到了柜台上，一是不要弄错，“双桂”是“双桂”，“银鹤”是“银鹤”；二是扎捆要牢，乡下人拎在手上走多少里路，不作兴散了包；三是口声要和气，有外地烟客，还要领人家去住旅馆。　　

    蔡静安在裕和做了十几年。清晨，他头发向后梳得整齐，身上是一件长衫，脚上皂鞋净袜，腰背笔挺，不疾不徐地走,直达烟庄。晏下午，就见他依然上下一丝不苟，不疾不徐而归。天气热的时候，长衫就每每折叠得整齐，搭在左手膀子上，拢在腰旁，这时右手就常握有一柄纸扇。　　

    有拿了钱请他从店里顺便带包把烟的，他总是说：“别的事情能帮忙，这桩小事，还就不大好弄；我们都是空手进店，空手出店，避嫌——你看我可吃烟？”至诚至恳，又确属事实，倒使人肃然起敬。　　

    每年正月初五这一天晏下午，蔡静安就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里外换得干净，回到家中，椅子上静坐着，一杯茶，一会儿饮一口。此时家中人不得同他说话，也不得发出大的声响，如果大门那儿有人来了，就要去挡驾，能挡掉的都要挡掉，直到六点，天擦黑，蔡静安站起来，叫家里人泡两个脆饼给他，吃好了，再饮一口茶，鼓漱两下，一口吐掉，复饮一口茶，咽下去，揩了嘴，说一声：“我去了。”就神色庄严出门而去。　　

    这一天晚上，烟庄老板请职员吃“财神酒”，谁被请坐到上席，老板敬他的酒，就等于接到了解雇通知，不必来上班了。事先并无知晓，尽管各自暗猜，毕竟不敢自信，因此，这一顿酒饭颇算神秘、重大。有经验的店员都不敢掉以轻心，临来之前，要做一番精神准备：落到自己头上，该如何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落到别人头上，须有怎样的神情态度才最为恰当。这是处世的大场面，为人的大考验，是好是歹，总要仁义、本分、通达，不能有半点不足让人耻笑。　　

    隔两天，初八的这一日晚上，蔡静安又是早早地到澡堂匆匆洗个澡，换得里外干净，回到家里，椅子上静坐下来，饮茶、定神，家里人也同样不得杂言高声，到时候了，泡两个脆饼吃下去，净了口，神情庄严出门而去，不过脸上却有喜庆之色，因这一天去吃的，方为迎新酒席。　　

    蔡静安的家，原住在董家小桥，后来才搬到北水关板桥西街，离烟庄是近得多了。但搬家并不是因为远近，却是因为一位女子。蔡家的对门，是史家；蔡家这边母子二人，史家也仅有一独女。一日，蔡静安出门，一抬头，那史家女儿正站在对门院子里屋檐下，凝眸看他。他这才发觉史家女儿已经长这么大了，似乎年岁与他正仿佛，不觉脸一红，赶紧走掉。但他对史家女儿便存有了反感。那一双眼睛看他时太明亮，站在屋檐下也好像是专等着看他的。后来，又有一日的中午，蔡静安出门时，忽有两条白光在眼中一闪，抬头看时，史家女儿　　

似匆忙到天井里收一件衣服，却仅着一条裤头，白嫩嫩两条腿便恰好及时让他看到了，使他觉得很羞耻。　　

    他便托人打听房子，觅得了板桥西街这个住处。一切办妥之后，他才与母亲商议，卖掉老屋，搬家。但他母亲却正打着对门史家姑娘的主意，要托人出来做媒。他就把史家姑娘的行为对母亲说了，不愿意娶这样的女人。母亲听后，竟也无话可说。　　

    蔡静安搬家的这一年是二十岁，第二年他结婚，那是草埠头王家的姑娘，当然有人做媒，相亲的时候是见第一面，姑娘规规矩矩的，低着头，忽然站起来躲进房间里去了，这使蔡静安很满意。　　

    旱烟、水烟后来没有什么人吃了，烟庄也关了门，老板做了国营糖业烟酒公司城北门市部的柜台小组长，蔡静安做了西仓桥门市部的营业员，卖香烟。　　

    蔡静安脚踏车就没有学，上下班步行，腰背还是笔挺，走路不疾不徐。时代改变，长衫自然是不穿了，也没有人叫先生，但他别的上头省，衣服上不省，身上不离一套中山装。鞋子与从前一样，黑布鞋，圆口的，脚上是纱袜。皮鞋后来也穿，不是好的，猪皮平底，式样老，同布鞋差不多。他的头发也依然是讲究的，水光可鉴地向后梳过去。　　

    蔡静安年年先进。他上了班就不作兴坐下来，总是站在柜台面前，随时准备接待每一个顾客。他的服务态度没得话说，百问不厌，百拿不烦，不作兴脸色上有一点不悦。他浑身一股中和之气，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有好感。他对待上级尊重，哪怕这个上级是才提拔起来的年轻人。他对待同事客客气气，从来不说玩话，不卷入任何闲言碎语，更不会与人闹什么意见。评先进他总是让，但总是落到他头上。他的账是从来不错的。没有人对他有不好的看法。　　

    蔡静安生有一男二女。女儿嫁出去了，儿子结婚在家里。他老两口同儿子儿媳合不来，同大女儿也合不来，总是往南门小女儿那里去。　　

    蔡静安的老妻不幸死了，他哀痛极深，在老家设了亡妻的灵位。他不愿意一个人住在家里与儿子儿媳同过，便住到小女儿这边来。　　

    现在他每天行动规律是这样：早上起来，洗漱、梳头完毕，出门转一圈，透空气；尔后买两个税务桥的烧饼回来，自己泡一杯茶，慢慢地吃了，上下穿得整齐，出门而去，不疾不徐地直达水关板桥西街老家。他有钥匙开了门，在亡妻灵前点上一枝卫生香，默坐一旁，不一会儿似有所得，就拿起一旁的毛笔来，蘸了墨汁，在旁边也是备好的纸条儿上写卜几句悼念的话，用糨糊贴在灵旁板壁上，再默坐一会儿，就离开；第二天上午再来。这样，一个上午就用掉了。下午，他必须睡两到三个小时，才能起来，出门洗澡，回来看电视，时间也就过去了。他从书店里买了几本书，有《拍案惊奇》、《三国演义》，时或翻翻，但都远远没有看完，也不知哪天才能看完，似乎也并无看完的意思。　　

    蔡静安如此的行止，他的儿子、女儿都有意见。儿子那边，母亲的灵位不敢撤去，但两旁板壁上贴满了那些白纸条儿，上面写着各种迂腐可笑的话，来人见了，总之不雅。女儿这边，见父亲虽然退休在家，不做家务也就罢了，却每日比上班去还辛苦，从南门跑到北门，又从北门返回，还要去悼亡伤怀，岂不影响身体？但儿子、女儿都不便老是说他，日子就这样地过下去。　　

　 　

　 　

秋  云　　

　 　

    秋云是城北天滋河那儿的。嫁给莲花巷周家的儿子。周相公在私立育新中学做数学教员，一街的街民都称他“周先生”。“周先生”也才二十多岁，但人物英秀，长袍大褂一穿，望之使人起敬。　　

    周相公到学校教课，是从莲花巷出来，由街上向东，一路安步而去。如此早上一趟，饭后一趟。秋云必定送他到巷头，然后站在巷头望着他走到转弯口，不见了，这时就用较快的步子赶过去，复站在转弯口望着周相公安步而去的背影。由莲花巷口到育新中学，路虽不多，这样的转弯口却有五个，秋云就是这样一直目送着周相公到达学校。这，也是早上一趟，饭后一趟。上午与下午，放学的时候，秋云就提前一些时间，预先站在学校大门口附近，又如此目送周相公经过五个转弯口回家。　　

    周相公一路决不敢与任何一个女人或女学生说话，连点头也不。否则，他回去就会受到秋云的盘问：同你点头（或谈话）的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好在周相公走路时，素来昂首阔步，目不旁视，不易接近，因此，倒也容易避免了这烦恼。　　

    秋云对自己，约束亦严。倘若她上街买东西，或者到井上去打水，或者下城河汰衣服，一路她也是目不旁视，且有一副凛然难犯的神气。至于同外面的什么男人说一句话，那是根本不会得有的。为此之故，周相公忍耐了秋云对于他的那种过分的约束。周相公习惯了秋云这种严谨的做法，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倒觉得这样亦甚好。　　

    过了些时，周相公父亲的一个朋友，从南京下来，就要周相公跟他去做官，薪水高过中学教员好多倍，放到下面来就是一个县太爷，秋云也可以带去，那边有洋楼、小花园。一家都很欢喜，周相公也踌躇满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出山之意。　　

    独有秋云一言不发。周相公到房间里问她时，她说：“安安逸逸教书吧，官大险大！”　　

    就这样，周相公就没有去得成南京。周家其余的人也听随他们，并不甚可惜。这件事之后，周相公每日去教课，以及放学回家，秋云都不似已往了，任周相公自来自去。周相公在家里，秋云对他更温柔体贴。　　

    周相公除了到学校去教书，平时足不出户。有一日，晚饭之后，周相公出去了，至很晏才回。秋云不免就要在枕边盘问。周相公不肯说。愈不肯说却就愈使秋云怀疑，一定要他说出这一晚的去向。周相公无法，就先要秋云起个誓，决不泄露。秋云起了誓，周相公才告诉她：学校里一位同事的，约了他密谈，今晚这么长时间，就是躲在鲍家坝麦田里。什么事呢？是要吸收他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是什么，秋云不知道。但国民党她知道，县党部的牌子，不就挂在那里吗？中山塔门口。　　

    “共产党同国民党不是一党？”秋云问。　　

    “不是一党。是要推翻国民党的。”周相公说。　　

    秋云就吓出冷汗来，抱住周相公，央求他不要参加共产党，“你教你的书，安安逸逸的，不管它什么党。”周相公又对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但秋云不要听，只是说：“还是教书安逸。”　　

    周相公后来也就没有参加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进了江州城，国民党江州党部的牌子，换成了共产党江州市委的牌子，共产党从天而降似的，胜利了。渐渐地，一切起着变化。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或闲谈时，就会说到已往的事情，大有沧桑之感。　　

    周相公那位同事，原来就是共产党江州地下市委的，胜利之后，自然就由地下转为公开了，每天到中山塔里上班，不久之后，就调到南京去了，当了大干部，此时想见他一面，也不容易了。　　

    这件事难免在家庭的闲谈中提到，或者一笑了之，或者也令人有些感叹。连周相公有一次也忍不住对秋云流露了责怪的意思。秋云一声冷笑，对周相公说：“我妨碍你的前程了，不曾放你到南京去做官，弄个反革命的帽子戴戴！”周相公就现一苦笑，无话可说。　　

    如今，几十年过去，周相公也老了，秋云也老了。后辈的人根本就不晓得从前的这些事，他们也不再谈到。老两口感情融和，身体也都不差，时常双双地在外面走。人称周相公为“周爹”，称秋云为“周师娘”。“周爹”清瘦些，而“周师娘”富态些。两个人衣服都格挣，过年的时候，一人一件黑色雪花呢大衣，笔挺的。　　

　 　

宫斜 子　　

　 　

    宫斜子姓宫，头天生是斜着的，斜上去的一只眼睁得很大，总是那么大，小不下来。宫斜子就天生一副藐视人、不服气乃至要来与你斗一番的样子，但其实并没有那回事。宫斜子先天的缺陷不止这一项，他的双腿罗圈得厉害，如果叫他两脚并拢立正，两腿之间一定能安放一口坛子。他走起路来，双腿向左右两边支开，摇摆着走，好像玩什么把戏似的，裆底下那个大空子，钻得过一个小孩。他个子不高，但也许本来可以高一些的，就由于罗圈腿而不得不矮了下来。　　

    从小，多少人说过：“这人不能算个人了。”但宫斜子的先父并没有遗弃他，教给了他两样手艺：做酱园和做圆木匠。　　

    他本来住在南门，分家之后，就到城里斗鸡场这儿开酱园店，前店后园，曹家的房子。开始的时候，是他的先父先母帮着弄，后来，他有了老婆，就自己弄。老婆站柜台，他自己在后面园子里做，有时也到外面来。　　

    宫斜子的老婆当然不好寻。事有凑巧，一日，南门他父母的店门口来了母女两个，女儿虽然面黄肌瘦，但手大脚大，身架也大。一谈，是凤阳人。宫斜子的妈妈慧眼识宝，把女儿留了下来，拿了些钱，让做娘的回凤阳。凤阳姑娘就在南门老店园子做了些时，也在柜台上站了些时，面色红润起来，身体渐渐饱满，也脱了些乡下气。宫斜子就与这个姑娘成了亲，带回斗鸡场。　　

    酱园店的后园里，有十几只头号大缸，上面罩着尖尖的芦席盖子，就像戴着大草帽，里面是一缸一缸的酱。宫斜子时常背着手在缸边转，停下来揭开盖子，看看酱色，用指头弄一点到嘴里尝尝味道。那大草帽有时需要拿掉晒太阳，有时又需要盖好。　　

    到腌制萝卜干的时候，宫斜子的后园里，就是一片笃笃的刀声，宫斜子请了四周的女人在那里切萝卜，切一担是多少钱。做酱的原料是蚕豆、豌豆、黄豆，黄豆酱最好。街民或街民的孩子，拿了大碗，到酱园店里，说：“买二分钱酱！”宫斜子或他的大个子老婆，就会收了钱，接过碗，用竹板子刮，碗的一转儿都刮到了，碗底上没有，这是卖酱的规矩，卖酱的艺术，就应当这么刮。酱可以生吃，讲究些的，就切些红大椒丝儿，倒些香油里面，放在饭锅上蒸了吃。穷些的街民，一家人就围着一碗酱吃完他们的早饭、中饭、晚饭。　　

    宫斜子的酱园店里还卖酱萝卜头儿、小黄瓜、酱蒜头与咸蒜头，酱瓜子和咸瓜子（菜瓜做的），还有酱莴苣、酱生姜。这些，都是价钱贵些的东西。也卖冬菜，腌制得黄黄的，一张荷叶包一大包给你。春天没有什么菜吃，街民们就吃冬菜豆腐汤，酸酸的，又有些香；吃罢，硬菜梗子吐一桌。　　

    进货的时候，宫斜子最威武：站在门口，看着人把一箩一箩的豆子、一筐一筐的红大椒、一担一担的小黄瓜之类往里头园子里运，那斜着的样子，很有气魄。卖货的时候，宫斜子却叫人不放心，他刮酱、舀红大椒，抓萝卜干儿，那斜头模样，好像是在做狠心的克扣。　　

    宫斜子吃饭在店堂里，热天的时候，就把小桌子移到门外来。他在晏下午的时候，就开始喝酒，一个人喝，不要老婆弄菜，都是烧腊摊上的。他喝足了酒，后来就停了杯，一只腿搁在另一只腿上不住地晃，颈项脖子红通通的，这时他喜欢同人说说话，发表些通情达理的见解。喝酒之后，便是到澡堂里去洗澡，口袋里带半段皂荚，背着手，斜着头，罗圈腿摇摆着走。　　

    他做酱园的时候，圆木匠不大做，但有时也会露一手。他的几个盛放萝卜干儿的扁圆桶，就是他在门口自己做的。划线、锯、刨、拼、做底、上箍，两个罗圈腿儿正好夹桶，好得很。晓得的人，就会来请他，说定了就把木料送来，他高兴时就抽空做，钱照收。换个底、紧个箍，这些零碎的事情，他不揽，回答说：“没有空啊。”　　

    宫斜子也就接连有了孩子，先是四个女孩，后是两个男孩，一个挨一个。好几年，都看见宫斜子的大个子女人在店里解怀喂奶。宫斜子的女人浑身胖、松，脸上笑眯眯的，眼皮子耷着。人们望到她衣服下松松的宽大的奶子和松松的宽大的肚皮，还有那耷着眼皮笑眯眯的陶醉模样，觉得她大约可以不费劲地无限生育下去，在她旁边的宫斜子也就更被衬托出了几分斜劲。　　

    到生下第二个儿子之后，宫斜子就买了房子，铁炮巷陈家的，就在斗鸡场对街，五间旧屋，一个大天井。宫斜子放了好多爆竹。他把“天庭炮”举在手上放，他站在巷子当中，嘴上含一支香烟，斜着头把“天庭炮”一个一个放上天。　　

    合作化的时候，宫斜子让他老婆带着酱园店进了酱菜厂，工作分配在西门酱园店，天天走出去上班；他自己挑了一副圆木匠的担子，满城街巷里去，走一会儿仰起脖子喊一声：“箍桶欧——欧！”最后一声忽然高起，又忽然中止，凡箍桶匠都是这个叫法。有人家喊他了，就歇在人家门口做，既做新桶也修旧桶。认得他的人，仍称他“宫老板”，不认得的，就喊“箍桶的”。宫斜子做圆木匠与众不同，小马子大马子不修，马子垢不打，都是一口回绝。喊做这事的女人就会怅然说：“呸，又不是不把钱。”宫斜子头也不掉，说：“不弄！”　　

    酱菜厂原是要宫斜子去做师傅的，他没有去，也没有把进工厂放在心上。后来，当社会上把零散劳力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就进了土产品公司，每天去上班，专门箍桶，成批地做长澡桶、圆脚桶、小水木亮子。所以他现在也是一个有劳保的人，工资还不低。年轻人常奇怪这么一个五行不正、身体丑陋的人，怎么也会成为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呢？　　

    宫斜子现在是铁炮巷里最斜的人。巷子里原有的老人都死了，他现在就成了元老。他年纪既最老，脾气又最斜，人也就不跟他噜苏。宫斜子这名字被人叫了一世，现在仿佛才真的斜起来了。他现在是他那五间屋子、一个大天井的守护神，时常在四周转悠，背着手，罗圈着腿，嘴上叼一支烟。周围有哪一户兴了土木，他就会整天地看着，寸土不让、寸土必争。他说：“我七十几岁了，上代要传下世！”　　

    宫斜子虽然人老，身体不差，每天下午必定酒喝得脸和脖子红通通的，去洗澡。他那神气，十足自信、满足乃至是藐视人的。不能怪，他有手艺。　　

　 　

　 　

                                  毛  猴　　

　 　

    他本来就是这里的。他的父亲是个挑水的人，他也曾挑过水，他的父亲病死之后，他不挑水了，挑草。每天早上，空扁担上绕着绳子，扛在肩上，好远，到草河去。从那里挑一担草，都是北乡里下河来的芦柴；几大捆，堆得高高的，芦柴梢子拖在地上，“刷刷”地挑来。你家两捆，他家两捆，送到人家厨房里去。一户人家两捆草，烧七八天，又要送。周围人家的烧草，都是他挑，他叫毛猴。　　

    毛猴挑草的钱，也就正好够他平日买米买菜，洗澡剃头，过年做一身新褂裤，买一顶新帽子。　　

    毛猴挑草伤了力，吐了血，歇了一些时，人走出来很瘦，脸上全是毛。这时恰逢家家不烧灶了，都烧煤球，用不着挑草的人了，连草行也不开了，草行里的人都进了煤炭公司，毛猴也就改了行。　　

    毛猴转糖、卖蜜酒酿儿。   　　

    一块圆板，从圆心向外射线似的贴着彩色的纸条，纸条上或多或少摆着糖果，甚至还有红蛋、糕饼，越是好东西，那纸条儿就越是狭。圆板当中竖一根木棍，上面顶着一根能转动的竹片，竹片的一头悬着一根细绳。来玩的孩子交出一分钱，用手把竹片轻轻一带动，让它转，渐渐停下来之后，看那绳子上吊着的一根针，针尖停在哪个纸条上。落空的时候多，正好停在纸条上的少，停在那细狭的纸条上的就更少。针尖所停，那纸条上摆着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有多少，统归这交了一分钱的孩子所有。这就是转糖。孩子们都愿意用一分钱来玩　　

这个游戏。　　

    毛猴每每在中午的时候，挑了担子，到小学门口去。他的担子是两只箩，前一只箩上搁着转糖的圆板，后一只箩里是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他还没有歇下担子，就有上学的孩子跟上来了，“老毛猴来罗！吃蜜酒酿儿罗!”一碗一碗的蜜酒酿儿，一刻儿功夫，全卖光了。那是浅浅的小陶碗儿，里面的酒酿儿都是好糯米做的，雪白，闪着亮光，当中挖出一个小小的凹塘儿，里面就渗满碧清的蜜酒。五分钱一碗，糯米吃在嘴里一颗一颗的，不渣，不粘牙，鲜甜、冰凉。孩子们吃的时候，先用筷子把蜜酒酿儿划出一条沟来，好先喝碗底凹塘里的　　

那一口蜜酒。一碗一碗的蜜酿儿吃光了，孩子们就玩转糖，簇成了团，叫嚷不已。　　

    粮食上了计划，糯米又少，蜜酒酿儿卖不成了。后来又讲卫生，转糖板上那些糖果糕饼也就很可疑，去玩的日见其少。毛猴就从小学门口消失了。　　

    他便以钓鱼为生。他找出一个坏了的水木亮子来，喊住圆木匠给他改箍了一个扁扁的、把子高高的鱼桶，上面罩着铁丝网子。那时城里有好多河，每条河里都有鱼钓，却并没有人去钓。毛猴早上出去很早，在人家快要烧中饭的时候，他回来了，头上戴着破草帽。他把鱼竿子送回家，拎着鱼桶儿去卖鱼，全是活泼泼的大鲫鱼。　　

    毛猴冬天也会钓鱼。他穿着长棉袍子，站在河边上，端着鱼竿。河里连绵起着些波浪，冷风吹动枯白的芦草，也吹动了他毛茸茸的胡子。这样冷的天，这样大的浪，还能钓到鱼吗？站到他旁边去观钓，马上眼睛花了，钓鱼线上的浮子也看不见，而且那冷风朝衣服里钻。但毛猴是能钓到鱼的，而且冬天钓的总是很大的鲫鱼，黑黑的一条有一斤上下，不知在河里长了多少年似的。　　

    后来，钓鱼的人忽然就多了起来，工人、干部，大人、小孩，一有空就握了鱼竿站到河边去。越钓越远，也越钓越少。城里的河逐渐钓不到鱼了，都跑到郊外去钓。钓鱼已经不能当饭碗，毛猴就不再钓鱼。　　

    他改卖口哨。从工厂的垃圾上捡回薄薄的钢皮，剪成一小片一小片的，两片一合，就做成铁口哨，含在嘴里，可以吹出黄雀鸣啭的声音。毛猴就又出现在小学门口，他的身上好像藏有一只活泼爱叫的黄雀，到了跟前，才发现那好听的鸟叫是从他嘴里吹出来的。于是孩子们就掏钱买，五分钱一个。毛猴卖口哨卖了一学期，各个小学门口都站过了，全城到处是孩子们学吹鸟叫的口哨声。铁口哨含在嘴里，腥甜的滋味久久留在孩子们的舌头上。　　

    有好几年，一到秋天，毛猴就卖“蛮喳”，也就是“蝈蝈儿”。他先得下乡把“蛮喳”捉回来。他身背四只旧的热水瓶壳子，篾制的那一种；底下用布蒙紧了，口子上用篾子做一个活门。下乡去也不远，出了东门，就在鲍家坝。黄豆田里，“蛮喳”叫成一片，盖住了田。人轻轻走进田里去，豆叶下“蛮喳”只顾振翅鸣叫，把手悄悄伸向它的背脊，两个指一捏，就逮住了，就像捏住一只虾儿一样。　　

    早上出发，下午回来的时候，四只热水瓶壳子里都捉满了。一路走回，“蛮喳”就在里面不知疲倦地“唧啯唧啯”叫一路。那时的毛猴，脸上晒得黑油油的，胡子乱蓬蓬张扬开来，身上带着一片“蛮喳”的叫声，大踏步走着，好像为城里人从乡下弄来许多的宝贝，在街民们的注视和孩子们的跟随之下，显得有点异乎寻常，可以说有一种英雄气概。　　

    毛猴把那绿色的小动物“蛮喳”，一只一只分进一个一个的小笼子里去。小笼子是拳头那么大，麦秸草做的，也有竹篾子做的，毛猴早个把月就把这些笼子做好了。到第二天，他就一支扁担，前后挑着满满的小笼子，一路走街串巷一路卖出。“蛮喳”分了笼，宽松了，更加此起彼伏地叫，叫得炸耳，好像把黄豆田里的闷热和野外的凉风一起带上了街。家家户户就花一角钱，买一只小笼子，吊在屋檐下，听那“蛮喳”叫，提神、清心，感到了秋意。小孩子就剥几颗毛豆米，用篾子一穿，插到笼子里去喂“蛮喳”。　　

    毛猴的一生，就这样没有固定职业地过。他好像一直就是很老的一个人，又一直也就这么老。现在，他卖老鼠药。他的地摊摆在城北彩衣街，那边北乡上街的农民多。地摊是一块布，摊在地上，上面堆了几堆小纸包儿，还摆着几个大老鼠，那是老鼠皮里塞着稻草缝合起来的。最吸引人的是他有一个小转盘，上面有一只小白鼠，毫无约束，却并不逃跑。当毛猴呷一口茶，开口唱起来：“嗳，老鼠药，你不买，我不怪，老鼠在家里啃锅盖……”那小白鼠就在那块转盘上奔跑起来，于是转盘就旋转不已。小时候吃过毛猴的蜜酒酿儿、买过毛猴的铁口哨的人，看到了他，就会想：“呀，他还活着？”估计他有好大的岁数了。　　

　 　

　 　

填  房　　

　 　

    何云在家做姑娘做到二十八岁，家道实在是衰落，她带着一箱书，离了海陵城，到镇江银行里做职员。何云的祖上清朝时做过县官，何家在本地也有些名气，虽还剩三间朝北的破屋和一个很荒的院子，但那块地方还是被人叫做何家花园。她也就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了。　　

    银行里有位刘先生，老家在海陵东南渔湾乡，一表人物，英文极好，是个高级职员。刘先生不幸死了结发的妻子，拖着一串四个孩子，还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别人左劝右劝，何云就嫁给了他。　　

    刘先生托人在海陵城里买房子，购得王家桥东街普通房屋一处，单门独院，大小五间，于是就把家安在海陵了。刘先生仍在镇江银行里做事，何云就同刘母并四个孩子回到了海陵。家庭经济拮据，何云就到学校代课。刘母临终时，把刘先生、何云，以及一个有了十岁的大孙女叫到房间里去，其余三个都在门外；过了一会儿，里面喊三个小的都进去，刘母还来得及看了众孙一眼，去世了。　　

    刘先生就一直在镇江银行。后来何云生下一女，起名五儿。若干年后，刘先生从镇江银行退休，何云从海陵小学退休，时常双双的出门，双双的回家，手上拎着蔬菜瓜果，对人都彬彬有礼，很安静的。刘家门里五个子女都大学毕业，除了最小的一个在本地，并且就住在家里，其余皆在外地大城市工作。刘先生、何老师在王家桥东街特别受人尊敬。　　

    刘先生到杭州大女儿那里去了一趟，大女儿同父亲一起到了王家桥东街。下午，小女儿夫妇和孩子出去了，大女儿跟何云老太提起金子的事，刘先生在一旁不作声。一提起金子，何云老太马上说，在呢！原来，几十年前，刘母临终，把一块金条放在了何云的手上。　　

    何云老太到房间里去，开了橱柜，从抽屉里也就把金条拿出来了。原样不变，在何云老太手掌上黄澄澄的耀眼。　　

    坐到外面来，何云老太把金子送到大女儿手上，说，你们在家上学的时候，日子再穷，我没有舍得动，现在一分一毫不少，你们去分吧。大女儿也就用手帕包了金条，放进不离手的手包里去，说，当时祖母只有我们四个，五儿还没有……她留着半句没有说完。何云老太也没有等她说完，就很同意地点点头。　　

    大女儿起身去翻旅行包，找出一张质地坚牢的白色的纸来，上面有黑色的字，刘先生的笔迹，想必在杭州写好的。这张纸送到了何云老大手上，大女儿说，这是爸爸写的。爸爸虽然身体健康，但他七十八岁了，有些事情还是预先写下来比较好。何云老太戴起老花镜一看，上面写的是《遗嘱》二字，底下内容是：王家桥东街这房子，原系刘某于某年某月购置，刘某与配偶何某在世时，房产权归刘某与何某二人所有，如若二人故世，则房产权归五个子女平均共有，相互之间可以折价转让。何云老太看过后，摘下老花镜，也点点头。于是大女儿把准备好的好的印泥送上来，刘先生伸出大拇指醮了印色，在他自己名下捺了手印，何云老太也找准了自己的名字，捺了手印。　　

    有关财产事宜就这样办好了，刘家门里平平静静。晚上，何云老太小小的身影照样在厨房灯下忙碌。一家人坐下来共进晚餐，刘先生按照常规独自饮了一杯上好的白酒，五儿夫妇陪大姐喝了葡萄酒，何云老太也喝了一杯。　　

    何云老太去找她的老同事们，都是退了休的小学老师，还有退了休的学校领导。她在老同事面前倾诉几十年的含辛茹苦。老同事们于是有特地找刘先生谈谈的，有在路上遇着刘先生拉到路边说几句的，都说，刘先生，你在外地工作，你的病母，是何云服侍送终的，你与前妻所生四个子女，当时都不足十岁，是何云一手抚养成人，直到送进大学。何云这一辈子，是为你做了牺牲。她当时是看你可怜，才嫁给你的，她是何家花园出来的小姐啊。你最后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五儿也是你生的女儿，不是何云带到你门上去的，既然房子五个人分，金子为什么四个人分？再说他们四个人在外地都有住房，过得不错，老家这几间破屋，为什么还要来争？不都是一向认为何云比亲妈妈还要亲的吗？怎么现在这样计较？何云当初为了你这四个孩子，是不想生育的，你一定要她生，结果她生了一胎。她对待家庭，真是一贯照顾大局，你老这最后一手，无论哪个人，也会感到寒心啊！她也不是要为五儿争金子，你将心比心想一想……　　

    刘先生不为所动，最后说出一句话来：她是填房！　　

    人们不再言语。何云老太也没有告诉五儿。日子就这么糊糊涂涂地过。　　

　 　

　 　

封永 高　　

　 　

    昌寿药店在考棚街上，大门两边有一副对子，“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是本地书家王子云的字，饱满、端正，有骨子。药店两间高大门面，进去又有四大间，深邃、宽敞。三面柜台，贴墙立满药橱，气势亦颇宏大。一进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买药的人，拿着先生开的药单子，进了药店，给算账的划个价，交了钱，便去让站柜台的抓药，拉开药橱上一方一方的小抽屉，一味一味地抓、戥，一期一期地分倒在纸上；吃三期，就摊开三张纸，均匀分倒三次。戥好了，别一个站柜台的就来查查，是否抓错，不错了，两个人都在药单上签个字，把单子收起来，尔后就—一地包包儿，三剂，就是三个包儿。煎药时需要后下的那一味，就单包个小纸包，放在大包儿里，写明“后下”。最后是包扎，整个这一帖药加个大纸套儿，纸套儿下面垫一张黑蜡纸，防潮；再用红棉线绳儿扎起来，留个扣儿，好拎。纸套儿上印有煎药法和服药法，还有昌寿店号，旁边有两句话：“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意思是说本店的药，选材地道，炮制讲究，外面的人虽看不见，但天老爷是有眼睛的。　　

    昌寿药店的生意是好的。除了北门外有一家恒德药店，全城再没有第三家，城里的人，以及东门、南门、西门外来的乡下人，买药就必到昌寿。在昌寿，药缺味的时候少，昌寿再缺味，就要上扬州大德生了，不过，也不必去，宁可请先生改一味。　　

    昌寿药全，而且药好，是管事的能干。昌寿管事的不是老板，老板死了，管事的是个药工，叫封永高。老板在的时候，昌寿还没有这么大的格局；老板死了之后三年，昌寿的柜台、药橱加了一倍，房子也多了一倍，药店扩建了一回，才有了这个样子。　　

    老板有两个老婆。大奶奶不生育，老板在四十一岁上娶了小奶奶，这是合乎当时的规矩的。大奶奶小小的个子，虽不识字，人却要强，在里面当家。老板中了风，她旋即叫药店里全体职员，都站到老板床边，又叫小奶奶带了十四岁的儿子，也站到老板床边，她问老板：“以后药店里由哪个管事，你指一指。”老板听得懂她的话，就拿眼睛看，最后用手指住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封永高。　　

    封永高受命之时，才二十一岁。　　

    他做了管事先生，当晚就召集职员，无非约法三章。最后说：“药店虽是老板开的，却是我们大家的饭碗。店里的事情要靠大家。好花也要绿叶扶持，我年轻，多跑跑腿是应该的。老板当家的时候，药店开得是好的，老板不当家了，药店要开得更好，药店就是我们大家的脸。各位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我如有不到，各位就当我是你们的兄弟，你们的儿子，监督我，给我指教；不好对我说，就对大奶奶说。”　　

    一席话，谦虚、本分、诚恳，又有骨子，无不悦服。　　

    接着就是安内。他与管账的一起，到鼓店巷老板家里去，先看望了老板，尔后就同大奶奶、二奶奶坐下来谈家务。问每月家用多少？大奶奶报了一个数，他在上面又加了一点，作为老板的调养费，说，以后就照这个数，每月初五由账房送来，除此之外，无事就不好支钱、借钱了。大奶奶说这样很好。至于老板的医药费用，当然是尽用，实报实销。店里有的药，店里抓，店里没有的，哪里有就到哪里买；听到哪里有高明的先生，能请到的都请到。说：这是店里大家的意思。大奶奶、二奶奶说：“夏夏（谢谢）各位，夏夏各位。”　　

    封永高就这样把昌寿药店管起来了。他是药工的本色，管事之余，一有空，还是做药工。　　

    在后面炮制中药，不厌其烦。蒸、炒、煅、炙、浸、水飞……几十种工艺，有时一道工艺上要耽搁几天，他自己动手，用心钻研，精益求精，说：“开好药店，就要做好药工。”选料严格、炮制讲究，就从这里来的。选剩的药材，当兽药卖，很贱。　　

    昌寿后来增加了一项小生意。特制了一种药末，还有一种膏药，专治疮疖、无名肿毒，价格低廉，夏秋两季，门庭若市，军民人等，购者如云。当时的人，头上身上就好生这些多余不争气的东西。先把膏药用火烘化开来，再把药末撒上去，热烫烫贴在患处，不出五日，必愈。　　

    封永高对大奶奶说：“相公不光去念书，还要到店里来学学。”十四岁的小老板上学之外，就跟在封永高后面学徒，也是从药工学起。识别药材，记住药名、药性，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学成，小老板不长进，封永高就打他的手心，说：“这个药店，这么大家私，我是代你家管的；你不好好学，将来怎么当家？”　　

    元宵节这一天，药店关门，在店堂里年终结账。全体职员之外，还有大奶奶、二奶奶、小老板参加。封永高向店主以及同仁报告一年下来的经营、收支；所赚的钱，提成做店本之外，店主得红利，店员得奖金，大小红纸包儿上恭书各人姓名，了了分清。小老板作为半个学徒，也得一个红纸包儿，做上学的学费和零用钱。　　

    结账之后，大奶奶要说几句话，一是对封永高和全体职员表示感谢，二是提些希望，三是委任新的管事，当然还是封永高。这都是形式，但形式要做。大奶奶说过之后，封永高也说几句，总要带上些新意。　　

    这一天晚上，店里聚餐。　　

    第二天，封永高夫妇必上下穿得齐整，携带厚重礼物，到老板家里去，对店主（大奶奶、二奶奶）表示感谢，恭恭敬敬。　　

    昌寿药店，就这样一年一年地下来，兴旺，稳定。　　

    解放的前一年，一九四八年，小老板二十三岁，在时敏中学高中毕业。封永高就要向大奶奶交店，由小老板当家，大奶奶不肯，小老板也不肯。小老板想到上海去上大学。封永高说：“相公出去求学，要么学法律，要么学中医，这两项以后用得上。”小老板点头称是。大奶奶说，以后，店主就用相公的名字。二奶奶叹一口气，流眼泪。　　

    小老板在上海学的法律。毕业时他填登记表，学校里叫他“本人成份”填“资本家”。小老板被分配当了中学教师，就在时敏中学，教历史。他把药店献给了国家。江州市工商界第一届青年积极分子代表，有他一个。封永高和全体职员也就归了国家。国家派了一个干部来当经理，封永高留用为副经理。经理换过不少，封永高没有变动。　　

昌寿的风格也就一直地保持。至今还是那深邃宽敞的店堂，红堂堂的柜台和药橱，做药也还是选材严格、炮制讲究，抓药也还是认真细心。一进店门，肃静阴凉，一股子浓浓的中药香。　　

    细小的变化也是有的：门面上“昌寿”二字凿掉了，但还有痕迹；门口“昌占五世，寿祝千秋”这样的对子，纸套儿上“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样的话，自然也都去掉了，新社会不兴这些东西。　　

    每年的正月，封永高夫妇仍然必穿得整齐，携带厚重的礼物，恭恭敬敬，到鼓店巷老板家拜望。　　

    现在，大奶奶、二奶奶，封永高夫妇，都不在了，只有小老板还在，六十几岁了，从学校里退了休，早上喜欢提个雀笼子到东城河边遛鸟。　　

　 　

　 　

巧  妹　　

　 　

    巧妹不是什么人的妹妹，她的名字就叫巧妹。她是光孝寺东边罗家的独养女儿。罗家也是寻常百姓，男人在蜡烛店里做蜡烛，女人挑香油担子。巧妹渐渐长成大姑娘，也不算标致，也不算风流。　　

    后来，丁家巷里姓郭的二相公却就托人到罗家来求婚。这事情一传出来，一转儿的邻居再看巧妹就怪自己以前没有留心看。巧妹的鸭蛋脸虽然略大了些，但那眼睛多长，而且清水似的。那脸颊多嫩！那鼻子多直！那嘴虽大些，形状却是多么好！巧妹还有一个出众之处，肩小、臀宽，整个人像个花瓶似的，窈窕动人啊！　　

    但是，郭家的求婚，罗家却未许。　　

    罗家的男人还是到蜡烛店里做蜡烛。罗家的女人还是挑着担子出去卖香油。巧妹也还是在家里烧饭、洗衣、做针线。　　

    街民们嘴里虽不说，心里对罗家赞佩，日子也便这样平平静静地过。　　

    罗家隔壁的顾家，住进了一个姓顾的学生，在堂屋里搁了一张床，吃三顿，按月把几个钱。他是从南乡泰兴县黄桥镇来的，跟江州陈家桥姓翁的医家先生学医，祖上有交情，开始还不大注意，后来就有人说巧妹同顾生意思上好像不丑，至于两个人相好与否，却不敢瞎说。有一次巧妹在洧水河里汰衣服，顾生蹲在她旁边就着河水洗手，站起来后又同她说了几句话，才拿起放在树丫上的一本书离去，这倒是有人看见的。　　

    然而，日子也便这么平静地过。　　

    税局里有个吴正民，是北乡里下河老阁吴家庄的，家里水田有七百亩，兄弟二人，他是老二，年纪轻轻到江州来做事，二十几岁当股长。税局离此也不远，吴正民看上了巧妹，自己带着许多金银首饰上门求亲。　　

    罗家的女人回他说：“我家女儿不把官里的人。”　　

    吴正民不可能辞去官职，他热衷仕途，他在中统里还担任重要职务。他对罗家的女人发了狠，说：“我也不娶，看你家女儿把个什么人！”　　

    罗家着了慌。有一天夜里，巧妹就拎了个小包袱，跟着她的舅舅坐船到江南去了。舅舅有个朋友在常熟做铜匠，巧妹就嫁给了铜匠的大儿子。铜匠家的门口挂满出售的铜器，风过处，叮叮当当地响。　　

    吴正民也没有办法。　　

    顾生不久之后也不见了。　　

    过了几年，江州中山塔上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五星红旗。　　

    郭家二少爷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人又不振作，得病死了。吴正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兼地主分子的帽子，安排在烟酒店里卖香烟，后来又查出他的什么问题，判了无期徒刑。　　

    巧妹和她的丈夫从常熟回了一趟江州娘家，光孝寺、洧水桥一带的街民都看到了。那小铜匠在常熟做了车间主任，人生得不好看，配不上巧妹。巧妹瘦了些，别的也无大改变，手上搀了一个小男孩。巧妹对她从前的女友说：亏得我家里不慕荣华，要不然，我现在怎么过？众皆点头，莫不叹息。　　

    巧妹是独女，罗家老两口常到江南去。来去时虽见得高兴，但也有些凄凉。后来，巧妹小两口就迁调到了江州。　　

    巧妹的儿子十几岁的时候，黄桥镇的那个顾生来了一趟。邻居看见他下午进了罗家，过了个把时辰，巧妹夫妇两个送他出来，在门口点头道别，很客气，看不出什么。　　

    顾生不在黄桥工作，他远了，在安徽省。他在一个县医院里当医生。他在那里有了家小。　　

    巧妹的男人生病死了，丢下了巧妹和一双儿女。巧妹的儿子女儿这时也大了，很快的，都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　　

    于是就有人找巧妹，要同她“介绍”，巧妹说：“过些时，再谈这件事。”　　

    巧妹肩上吊着一只旅行包，出去了。　　

    她说她去玩了一趟黄山。黄山好啊！　　

    巧妹后来就同一个离休老干部结了婚，到扬州去了。　　

　 　

　 　

田　二　　

　 　

    田二是个瓦匠，考棚街一转儿人家都认得他，遇到都跟他招呼：“吃过啦？”因为说不定哪天要请到他。　　

    田二高高的个子，瘦猴似的，常年身上一件旧蓝褂子，敞着，如果加在棉袄上，就连棉祆也敞着，这是他的习惯：敞怀,仰着头直走。他的裤子自然也不讲究，就像灯笼似的，空荡空荡。他另外还有一顶旧布帽子，软耷茸堆在后脑勺上。他的衣服、裤子和帽子上总有许多的石灰点子，脸上也总是有几个，有时被他顺手抹过了，像马马虎虎搽的粉。他的脚上，赤脚穿一双旧球鞋，上面用黑的布、蓝的布、绿的布重叠地补过了，并且早已让泥灰弄脏了。他早上出去做，晚上归家，胳肢窝下夹一把瓦刀，手上拎一个结满石灰的灰桶。　　

    雨季的时候，田二最忙，天天不止一处来约。“田二，明天无论如何请到我家，山墙剥下来了！”“剥山啊？”“剥山！”“好的，明天先到你家去。把泥、灰、纸脚准备好。”“石灰等你泡？”“等我泡！”　　

    第二天，绝早地，田二就夹着瓦刀、拎着灰桶到了。山墙倒了的那个人家，全家就都起来。田二屋里屋外望望，说：“剥得不轻！”主家说：“不轻！吃着饭，外面轰隆一声，晓得山剥下来了。挨不掉，非请你来不可。”田二说：“假如俯就镶上去，雨一大，还是要剥。要拆掉重砌！”“要重砌吗？”“要重砌！”“砖头够吗？”“不够再找！”“好吧，随你。”　　

    田二就动手泡石灰。或者泡在一只坏缸里，或者在人家院子里开个塘，或者就堆在天井平地上。主家拎来水，由田二一桶一桶地倒，用四齿耙在里面拉过来推过去。石灰一有水就鼎沸起来，热气腾腾，噼啪作响，倒了山墙的一家人就都站在旁边看，视为壮观。　　

    田二把石灰泡好了，就动手撕纸脚，灰尘直往他脸上扑，他也不让，一边还说着话。撕好了，对主家说：“放水泡。”他就洗手、吃早饭。早饭很简单，主家平常吃的：两碗烫泡饭，几块萝卜干。田二一边吃着，一边就看着小工和泥，碗一丢，田二抹抹嘴，就上梯子，拆墙。　　

    砌山墙要两天。头一天，只能砌一小半，就丢在那里，第二天再来往上砌。夜里，倒了山墙的那个人家就等于露了天，如果风雨还不停，就格外挨点搅，但也就挨过去了，平心静气。　　

    中午一顿，主家是要特地弄一点好菜的：割一点肉烧烧，买几块豆腐。田二中午不在人家喝酒，要抓紧时间把事情做掉。他吃过饭，站着略歇歇，闲谈几句话，就又动手了。　　

    傍晚完了工，田二就把帽子格外往后脑勺推推，屋里屋外望望自己的手艺，对主家说：“再大的雨，也不怕了。我包你二十年不得再倒！你这是乱砖墙，假如是整砖，五十年也不得再倒！”主家脸上绽出笑容来，完全相信他这话。于是就坐下来吃晚饭，也跟简单，烫泡饭；菜，是中午剩下的再热一热。也还是不喝酒,田二说：“不在这里喝，你们还要收拾半天！”晚饭吃过，就算工钱。田二总是对主家说：“二级半，我是二级半！”又自信又惭愧似的。二级半瓦工是每天壹元叁角，他做了两天，共是两元陆角，主家绝没有还价的，马上就数出票子来给他。田二蒙蒙亮就来了，中上又不歇，晚上做到黑，吃又不讲究，给这个钱不为多。田二把钱往胸口衣袋一塞，说：“走呐！”点一个头，拎了灰桶，就走了，瓦刀夹在胳肢窝下。田二是奔雅堂浴室，五分钱洗个澡。旁边的人把田二一想，就说手艺人好，在外面混了两天，另外还得了两元陆角钱。　　

    田二就这样，是个野瓦匠。街民们住的是祖宗传下来的旧屋，少不了一个野瓦匠。从考棚街，到天禄街，以至到获柴巷、王家小桥，一大片地方，田二不停地跑，天天有得做。街民们相信田二，认为只有他能砌乱砖墙，多少年下来不凸不凹。田二拾漏子也好，他那么高的人，在屋上拾漏子，脚底下不作兴踩破一片瓦。主家仰了头望着，只要听到屋上“卜”的一声，就晓得瓦被踩破一片了。田二拾过漏子的屋，同时也就整理一新，瓦行子笔直，瓦一片伏一片很规矩，屋上落的树叶子和猫儿屎都用扫帚刷下地。　　

    翻旧房建新房，算是大工程，平地砌屋、立柱安梁，人家就不请田二。不知请的哪里的瓦匠，大工小工一大串，又是香烟又是酒。田二每每会出现几回，他似乎总能认得那些瓦匠里的人，彼此很熟地打招呼，说些内行话。主家见到田二，也会来敬烟，但他不会，用手推掉。他站在那里望望，看看墙砌得直不直，梁柱安得好不好，有时就对瓦木匠提醒一句什么话，在某一处纠正他们，并说出些道理。他是站在主家一边去考究的，也好像他对这一带房屋负有一种责任似的。来砌屋的瓦木匠对他不反感，而且很尊重。田二这样尽了他的责任之　　

后，就离开，有他自己的事去了，手上拎着灰桶，胳肢窝下夹着瓦刀。　　

    府南街那里挂起了建筑公司的牌子，公司下面还有各个建筑站。就有人来动员田二，说是都要有组织。田二被叫到居民委员会去谈话，告诉他建筑站缺老师傅，他去了就定三级半。田二不肯去，说：“不习惯！”最后，他把儿子叫回来，加入了建筑站，儿子在外面也是做瓦匠。　　

    多少年一过。田二的儿子成了建筑站说一不二的大师傅，成年不在家，在外面包大工程，会砌宾馆大厦。田二仍是一个野瓦匠，仍是专门给街民的那些旧屋补墙拾漏。他的衣着似乎也没有变，总是一件溅满石灰点子的旧蓝褂子，赤脚穿一双旧球鞋，用布补过了。在人家做完工后，也仍然是那两句又自信又惭愧似的话：“二级半，我是二级半。”　　

    田二并不怎么见老，他还是瘦精精的，敞着怀，仰着头直走，旧得不能再旧的布帽子很有气势地推在脑后。他能说得出哪一家有几间什么样的屋，哪一年墙倒了在他手上修过，哪一年为了透气后墙上开了个窗子，哪一年因为后代人上来了，天井里盖起了两个小厨房。　　

　 　

                                阿　春　　

　 　

    阿春是下河来的女人。下河在江州北面，兴化、宝应、高邮三个县统称下河地区，也有叫北乡里，也有叫里下河的，反正全是水田。下河人到江州，只有水路。一把橹，慢慢摇，不着急。阿春到江州城上，是来做唐家二少爷的老婆的。　　

　　唐老爹二十年前，街上好像就没有他这个人。他空锁着三间破屋，成年累月地不在，带着一块惊堂木，背着一把“丝嗡子”（二胡），在北乡里下河东庄转到西庄，不是说书，就是唱曲。三十多岁的时俟，唱回来一个下河女人，这就是后来的唐大奶奶了。他们把三间破屋改成了草鞋店，专卖草鞋。冬天的草鞋叫做毛窝，穷人一个冬天有三双，也就能过去了。唐大奶奶的老家，在高邮界首，稻草自是不用说，水荡子里又产芦柴，所以芦柴花儿是有的，草鞋、毛窝就在唐庄做好了，用大船摇到江州来。　　

　　唐记草鞋店开在学政街，后来在城北下坝街上又有一个分店，兼作仓库。屋后正好是稻河，下河来的船都停泊在稻河里。稻河很低，下坝街河边的屋子下面都有长长的柱子撑在河底，行船的人是不作兴让船撞到的，也不作兴在这些柱子上扣船绳。　　

    唐老爹发财了。　　

　　唐二少爷十七岁的时候，唐大奶奶下了一趟乡，带来阿春。阿春那年二十一，阿春不是唐家庄的，是唐家庄对河李家庄的。　　

　　唐大奶奶的算盘是：阿春既给二少爷当老婆，又在家里做佣人，从烧饭到洗衣，有她一人就行了，又放得心。　　

　　阿春壮实，生得还清爽，红嘟嘟的脸，个子大了点儿。　　

    阿春果然就能又当二少爷的老婆，又做唐家的佣人，勤快、满足。　　

    唐老爹对唐大奶奶的做法，亦无异议，只不过他有时看看二少爷，心里就似有些惋惜。这惋惜的意思，唐大奶奶看得出来，对唐老爹说：“丑妻好田家中宝！”阿春当然还不能算丑，但配二少爷，很悬殊。　　

    二少爷是个“标品”，极俊秀。到金城戏院去看戏，穿一身西装，皮鞋子尖尖的，浑身透出灵毓之气。也有不足之处，年龄的关系，略显稚嫩，尚少气魄，但以后那是会有的。　　

    二少爷有一回被大少爷一拉，带他去了烟花巷。大少爷自己很熟地钻进了一个房间，叫二少爷自己各个房间去看看。二少爷不习惯，他站到大门口去了。后来，被大少爷笑了一通。大少爷非要二少爷下水不可，就很认真地物色了一个，二少爷果然被这个姑娘迷住了，每天都去。　　

    这些事，阿春都不知道。有一天，阿春在厨房里洗菜，邻居一个女人走来，朝她上下看看，说：“阿春，你这个样子太不行了，你也要晓得打扮打扮自己呀！”她就悄悄告诉阿春，二少爷天天去烟花巷，相好的姑娘叫兔子，在某巷某家。　　

    阿春一听，木住了，但她说：“他是少爷呀！”　　

    女人点头暗叹，又对阿春说：“话固然不错，我也不是挑你去管他，但你是他老婆，你不应当绊住他吗？他是你的人呀！”　　

    然而阿春不晓得怎样才能绊往二少爷。她有几天也注意把头梳得好些，衣服也换过，对二少爷服侍得更小心，但这一切二少爷根本不曾有眼睛看。二少爷的心的确不在家里。　　

    阿春不怪二少爷。但她想看一看兔子。　　

    有一天，阿春趁着下城河去汰洗被褥的机会，把衣裳篮子往路边一个人家一放，拜托了一声，就到烟花巷去。七拐八绕，她找到了那一家。进了门，她不敢冒失，问了一个年纪不轻的倦懈的女人。那女人手一指，说：“那不是兔子！”阿春于是看到了，兔子小小样样的，岁数比她小，神情却也是倦懈，这都是夜里少睡觉。“兔子，这位嫂子找你！”那女人这一声叫，使阿春慌了，但也便看到兔子朝她仰面的一看。兔子是惹人疼爱的，兔子又是伶俐有心眼儿的，兔子是个“小精干”。阿春说：“不是你，我不找你。”她就快步离开了。　　

    阿春没有说过二少爷一句，她随他去。　　

    就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有几天二少爷精神不振，长吁短叹，晚上也不出去了，有时还淌眼泪，不止一次。阿春猜想，必定是兔子怎么样了，但她不敢问二少爷。正好原先劝过她的那个邻居女人来告诉她：“你可晓得？兔子得急症死了！”阿春就吓了一跳，忽然冒出许多眼泪来。“你要哭什么？”女人问她。“我看见过兔子。”阿春说。　　

    阿春现在七老八十了，天天早上还能出来买豆浆。有一天，老阿春忽然想起往事，对她的一个儿子说：“你们不晓得，你父亲从前也不学好，在外面有过一个女人。”儿子问她那女人什么样子？她想了一下，脸上出现爱惜之意，说：“不丑，小精干。”　　

　 　

　 　

粽 子　　

　 　

巷子里有个盐店。普通的民房，普通的两扇门。进门之后，门掩里有一个盐斗，木头打的，下面是斗子，梯形，底小口大，能堆好多盐；上面一根横梁，悬挂一杆秤，没有秤钩，一个紫铜的大戥盘，做成畚箕的模样。盐是粗盐，大的有蚕豆那么大。附近的街民买盐，就拿了家中的盐钵子，到这个盐店去。门是开着一扇的，进了门，喊一声：“买盐哦！”屋里就会有一个轻雅雅的声音应道：“来啦！”这一声的确极轻极雅，事情再急的人，也会有了在门口等待的耐心。于是，屋里走出一个女人来，中年，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这就是“卖盐奶奶”。卖过了盐，她就仍然回到屋里去，做别的事情，等有人喊，她再出来。　　

街民们只管买盐，卖盐奶奶的盐斗里也总是有盐。街民们就不曾关心过，卖盐奶奶的盐是从哪里进的？什么时候进的？　　

卖盐奶奶除了出来提井水，几乎是足不出户的，井也靠近得很，没有几步远。卖菜的卖油的，总是叫卖到人家门口，还有卖针线卖洋油卖烧草的，也都是卖到人家门口。米，需要到米店去买，但并没有看到卖盐奶奶去过米店。因为去买盐，见过卖盐奶奶的人很多，但同她说过话的人就不多了。卖盐奶奶不大同人说话，她只是认认真真地卖盐。　　

卖盐奶奶屋里就她一个人。街民们也不曾关心，卖盐奶奶有没有男人？有没有儿女？有没有亲戚？老的街民晓得，卖盐奶奶的屋子，一底不是她的，是周家的，周家把房子卖掉了，一家都去了上海，以后就住来了卖盐奶奶。　　

她只是卖盐，别的不卖，这能赚几个钱呢？冷冷清清的，但卖盐奶奶也就这样冷冷清清的过着。也不见她胖，也不见她瘦，也不见她老，总是那个模样，沉静，小巧，清爽，一双小脚，裤脚子扎得好好的。　　

合作化的时候，卖盐奶奶的盐斗子就搬到街上的合作小店去了。小店里只有三个人，她卖盐，其它两个（也是女人）卖酱菜萝卜干，卖烟酒肥皂糙纸。卖盐奶奶像一件古物似的，一下子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街民们好像这才把她看清楚了：细细的两条蛾眉，不大不小的一双杏子眼，清水似的，黑白分明。鼻子侧看大了些，正看饱满，笔直。一只嘴是樱桃小口，撮在那里，圆圆的。头发水光光的，一丝不乱，梳个嬷嬷鬏。额头雪白的高高的，身量娇小，神情古板。有人来则卖盐，无人来就坐着，别的事不管，虽说合作了，还是一个没有合作的样子。街民们提到她，还是叫她卖盐奶奶，但她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写在合作小店的营业执照上，挂在小店的墙上，那上面有三个名字，一个何秀英，一个马陈氏，一个粽子，粽子就是卖盐奶奶。　　

似乎没有多久，卖盐奶奶就不到小店里卖盐了，她回了家，不工作。然而她那小院里，却有了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小孩。隔个把月，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操扬州口音，到她这里来过上一天。她的大门，一般总是关着的，不与人来往。这样地过了几年，扬州的小夫妇把孩子带走了，卖盐奶奶复只一人单过，而每个月，却有了从扬州汇来的钱。　　

社会上房屋渐渐紧张，于是就有人敲门，看上了卖盐奶奶的房子，想租一间住住。他们都没有得到应允。卖盐奶奶就一个人住三间屋，一个小院，围墙高高的，上面松树林似的长着瓦花，还有些狗尾巴草。　　

卖盐奶奶需要每天出门上街了，到菜市场上去买菜。有时也会看到她买了米、面条，买了油盐酱醋回去，小脚歪歪的，慢慢地走，贴着墙边儿。但人们还是不大看到她，因为她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人们都上班去了。人们对卖盐奶奶的家的印象，总是两扇关得紧紧的大门。　　

四周人家安装自来水，巷子里的地面都挖开了。邻居们就敲卖盐奶奶的门，对她说：“我们都装自来水了，你也趁手一齐装吧。”卖盐奶奶摇头摇手，说：“不装，我一个人。”于是，还是看到她到井上提水。提水木亮子已经有年代了，锯掉了一半，长的变成了扁的，但提在手上，正好没有那么重了。卖盐奶奶一手提水木亮子，一手提吊桶，打水回去，所过之处，路上有两行水滴出来的潮印子，一直到她门口。　　

后来有一个老头子到了卖盐奶奶这里，一起过。老头子气概不凡，满头白发，紫红面皮，人很结实，衣着也不差。买菜，提水，买米，就都是老头子的事情了。有多嘴的街民在路上问老头子：“卖盐奶奶是你什么人呀？”老头子回答说：“我妹妹。”扬州口音。　　

卖盐奶奶生了病，住医院。天天去送饭、服侍的，就是这个老头子。卖盐奶奶后来死在医院里。她早有写得好好的遗嘱，房屋给她的扬州侄儿某某。扬州侄儿就是老头子的儿子。卖盐奶奶临终前，他赶到了，见到了面。侄儿也不年轻了。　　

老头子一个人在卖盐奶奶屋里又住了两个月，把房子作价卖了，就到扬州去了。　　

据说，只有派出所的人才知道底细：卖盐奶奶从前是这个老头子从什么人手里救出来的，老头子过去是个贩私盐的头目，卖盐奶奶的盐，除了向盐仓进一点做样子，其余都是贩私盐的暗中送来，吃的米也是顺便就带来的好米。这房子，是老头子当初为卖盐奶奶买的。至于一世以来，他们怎样相处，怎样的感情，那就不晓得了。　　

　 　

　 　

绮凤　　

绮凤是糟坊街王家巷里的，在扬州一个学校里念过书，毕业回来之后，应聘在私立时新中学教生物课。她是新式人物，性情又极潇洒，糟坊街的人时常可看到她与几个风流倜傥的男子并肩而行，且可时闻其哈哈大笑之声，头往后忽然一仰，笑嗓高出众男子之上，脆亮、跳荡。　　

绮凤小姐的书房，也就她会客的地方。她的书房里，经常的是高朋满座。到她那里去谈谈说说的，大多是学校里的青年教员，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绮凤小姐尚未婚配，书房里的那些男子里面，想这心思的人无疑不止一个，这情况就像一群蜂蝶，围着一朵香香的鲜花，团团地转。　　

然而，这样玩了两年，绮凤并没有嫁给这些男子里的哪一个，而是做了一位青年官员的太太。这位青年官员是南京来的，背景深得很，前途未可限量。据说，他是仅仅偶然在一次舞会上，才认识了绮凤小姐，一见倾心。那时，会跳舞的女子，在小城可真是凤毛麟角啊。　　

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绮凤的身边围绕有那些男子，也听不到她那哈哈的大笑声了。她的蜜月，是到南京去过的。与她的先生双双从南京回来以后，她依然到时新中学教书，但来去都坐黄包车，珠光宝气的，表情高傲，目不旁视。　　

糟坊街上的人，觉得那些做教员的男子，一个个都像瘪下去了似的，但又显出些清高。　　

绮凤小姐后来却一个人回到了王家巷。原来，那位青年官员忽然地就死了。绮凤小姐从此杜门不出，时新中学的教职也辞掉了。街民们谈起这事，对绮凤小姐不怎么同情。　　

自从绮凤回到王家巷，便有一个男子去得最勤。人们认得，他是以前那一群男子里的一个，一直地在时新中学教书，是棂星门棺材店里的二相公。他是个马脸，长长的，大相不错，不难看。　　

于是，绮凤小姐也就逐渐露了面。每每在傍晚黄昏，她便挽着这男子的臂膀，二人双双到天滋河边去散步。　　

绮凤小姐也委实是生得不错，苗条，适中，白净的脸，大大的眼睛。虽说经历了一番人生，与以前比却也看不出有甚不同，眼睛黑了些，却更好看，只有那哈哈的大笑声和那头往后一仰的样子，不再有了。她走在那男子身边，有如一只依偎的小鸟，显示了一种朴实情态的复回，倒也使人同情，不再想去嘲笑她从高枝上栽下来的悲剧。　　

这当儿发生了一件大事：旧社会被推翻了。　　

人民政权发展教育事业，缺乏师资，绮凤就去做了小学教员，脱下了府绸旗袍，穿上了兰布的列宁装。　　

然而，那个长长脸的男子，再一次从绮凤身边消失了，王家巷里再也见不到他来。当他放学回家一个人走着时，显得特别孤独、抑郁，贴着墙边儿无声无息地走着。再后来，就完全看不到他，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　　

原来，绮凤重新嫁了人。她的丈夫，是一个大人物，也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因为娶了绮凤，而受到了降级的处分，但他不在乎。　　

糟坊街的人后来看到了这个人，个子并不高大，扁扁的头脸，身子微微有些歪斜，年纪比绮凤明显大些，穿一身质地不一般的银灰制服，令人敬畏。绮凤走路依偎着他，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从不与人打招呼，而绮凤则显得甜蜜、满足，脸上放出光来。　　

绮凤后来不当教员了，到机关里做了委员。　　

然而，绮凤的丈夫原来却是一个有脾气的人，据说在会上说了出格的话，犯了反党的错误，于是被一抹到底，受了开除的处分，送到原籍的乡下劳动去了。原籍是兴化乡下的。　　

绮凤没有下乡，她同她的丈夫离了婚。这是应该的，因为立场问题最重要。绮凤早已不住在王家巷，但时常是到父母这里来的，后面跟着两个小孩，就是跟那个人生的。街民们多少听说了她的事情，对她远远地也有些同情。　　

过了几年，绮凤丈夫的事情有了和缓，得到了恢复，但就在乡下当了副社长。绮凤坐了船，到兴化去了一趟。这时的绮凤，人家已经喊她是部长了。然而，绮凤停留在兴化城上，没有到乡下去，因为她得知丈夫在乡下与一个农村寡妇同居，这寡妇有三个小孩。绮凤回来后就把这情况公布了出来，左邻右坊的都晓得了。　　

时光一晃过去了多少年。绮凤没有再嫁人。大家替她一想，不错，她的事情现在是难办了，叫做高不成、低不就。于是也就见得她满头的乌丝花白起来。但她周身气派还是高人一等的，是的，从年轻时起，她一贯没有把自己平常地看过。　　

老绮凤到了五十多岁上，第三次结婚。糟坊街的老街民们看到，她的新丈夫脸儿长长的，就是三、四十年前的那个青年教员，棂星门棺材店里的二相公。原来，他一直是在扬州教书，现在是副教授。　　

据闻，老绮凤说，也有人给她介绍省里的离休干部的，条件好得不得了，她都不曾答应，但这个人，一说，她就答应了，难得人家一辈子都把她放在心上，她不能一错再错了。　　

　 　

　 　

陋巷三记　　

　 　

老家记　　

　 　

四十多年前素梅嫁到南乡柴墟去的时候，她觉得有一颗什么种子不知从何而入，深埋在了她的心里，把一个她无可推卸、别人也无法承当的责任安排给了她，这个责任是她的一项使命，总有一天，她自然会去加以完成。她坐在房间里等待着上花轿，就在那静静等待的时刻，她从冥冥中得到了庄严的启示，使她把未来的一生都弄清了。当时，她深吸着房间里从小习惯的古老气味，好像有意要把这气味永远地记住。当她最终走出房间时，她记得她崇敬而哀伤地看了父亲一眼，把她父亲的头颅的伟大轮廓和那受到命运打击但依然高昂的侧影深深铭记。她在女人们的手的温柔而颤抖的搀扶下跨出家门、踏进小巷。她的双脚依恋地踏在巷子里的砖地上，砖头是侧立着铺的，早已被过往行人的鞋底磨得光滑，也早已有不少的破裂，但好像也就永久固定为那样的形状了。她在那略微铺成弧形的巷中砖地上长大。祖母告诉她，巷中砖地是她的曾祖父中举的那年由她家出钱铺的。她记住了她家的这个荣耀，从这荣耀以及她家在这条巷子里受到的尊敬，她确认了她的高贵，不但在这条巷子里，而且走出这条巷子也一样。　　

她是从城里嫁到乡下去的，是身份的下降和她的委屈。她体会到，这首先不是她的痛苦，而是父亲的痛苦，还有祖母的痛苦。家道的败落肯定并非从她父亲开始。回顾起来，她的家里除了三间大屋，别的也就没有什么了。三间大屋的前面是空荡荡的天井，天井前面的三间小屋是大房里的，——大伯父与二伯父一样早已去世，所谓的大房，人口就是大伯父的儿子、儿媳和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在她家的西边，是一个久已荒芜的小花园，让人去想象她家昔日的好光景。　　

即使这三间大屋，也不全属于她的父亲。她从小同父亲一起所居住的只是西房间。祖母住的这间屋，将来是要留给二房里的。二伯父虽然去世，却有一个儿子，那时正在棺材店里当学徒。当中的堂屋，自然也就有一半属于二房。所以，她的父亲给她这个独生女儿的全部遗产，也就是这一间半大屋了。　　

她的家可以说穷到了一无所有，但她家有着巷子里最阔气的门头、最高的屋脊、最好的墙面，虽然一切都已显得有点苍老，气势却并无改变。她记得，她家的北面是一个开店做生意的，那人家即使有钱，房屋翻建时也没有敢把屋脊高过她家，而那墙面，用的是半新半旧的杂砖，怎么也比不上她家。　　

她家的南边，本来居住在那里的孔家把祖上传下来的六间房拆卖了，人去地空，留下一片废墟。她家对门是李家，那是小门小户，一个小天井，两边一共四小间屋子。李家北面是又一个李家，也是小门小户。别的且不论，就凭她家的房屋，也就足够让她从小知道自己的尊贵。可是她不但记得她从小并未过什么了不起的尊贵生活，她更记得她出嫁时她的家已经穷到一无所有，这一切的根源似乎在她的父亲，但她不忍心用这样的眼光看她的父亲，她觉得事实上的根源是神秘得多的，那就是家道。她家的运数已经到头了。她的曾祖父中举，并且为巷子里铺设砖地，也许是她家兴旺发达的起点。她的祖父生下三个儿子并且弄起了宅西的小花园，可算是她家兴旺发达的高峰。祖父的去世，大伯父二伯父的去世，她的父亲只生了她这一个女儿，以及宅西小花园的荒芜，还有整个家族在各方面再无什么进展，则明明白白标志着家道的衰落，并且显然无可挽救。最近的数十年下来，她家的运道仍在走着下坡，就像一湾水流已经越行越细，到了尽头一样。如果以传种接代看，她家已经绝种，她父亲这一房是不必说了，没有儿子，而本来有儿子的大房和二房，到了第三代上，却又一个男孩也没有生下，这情况让她想去是多么寒心，她为此流过无数泪水。她的期望是一再地落空，虽说她的职业是教师，她原是可以想得开的，然而却不行，她想不开。　　

她记得她的祖母的忧伤的目光。她的出嫁南乡，是她祖母的决定。为了她的父亲获释所需要的两千大洋，是她未来的婆家所出，而她未来的婆家，乃是她祖父的一个朋友，她的祖母是认得的。当她的祖母托人去开口求告时，祖父的这位依然健在的朋友提出了两家做亲的要求，那两千大洋就算作赠送了。虽说两家做亲能找到情谊上的根据而把亲事说成美谈，但她家的委屈和她本人的委屈却也心照不宣。祖母搂着她，老泪纵横，素梅呀我是咬着疼指头没有办法呀，你父亲坐这个冤枉牢在牢里吐过几回血了，那乡下人看得起的是我们家的过去，我们祖上中过举做过官他们都知道的呀……祖母望着她，目光凝聚起来，在光线黯淡的屋子里射出两道光来，好像把最重大的期望贯注进了她的灵魂，而眼前所要作出的牺牲还只不过是她为此走出的第一步，至于委屈，那原是不可避免和应该忍受的。一刹那间她领悟了她的祖母，她和她的祖母其实是一个人，祖母老了，她必须接着祖母往前走。　　

“我去！我去！”当时她抱着祖母几乎是叫出了这两声，她的头脑里出现了家道复兴的景象，宅西的小花园整理一新，家中人丁兴旺，福星高照，而这一切的后面，是她的牺牲和努力，子孙们会永远记着她这一位复兴家道的乡下老姑母。　　

“我会回来的！”她心中发誓着这句话走出了巷子。至于什么时候回来、怎样回来、回来之后将怎样去做，似乎已经想好、也似乎用不着多想，反正那已经是预定的并且一定要辉煌实现的，她一生的宏图大志也就在此。　　

迎亲喇叭呜呜哇哇吹出一片红光，她在那片红光中飞升、飘走；她心中挂念着祖母和父亲，化成遥远一个黑点的是老家的房屋和她走惯的巷子。她知道街上站满了看她出嫁的人，与她一起长大并且要好的对门李家、巷头李家的两个姑娘桂华和李兰一定挤在一起为她流泪。但无论是什么都已经不能进入她的心间，她的心思只盯着她即将在南乡开始的生活和她关于未来的宏图大志上。她在空中行，她在波上颠，花轿抬着她走出城、走下乡，乡野的气息透进花轿，她感到并不陌生，一股亲切的热流注入心间，她接受了她的命运并且走了进去。她做江家的少奶奶去了，她将生儿育女，江家的五百亩良田和她的儿女将构成她的财富，让她能去重整老家。　　

她所生的儿子当中必有一个要去承欢外公膝下，并且就在巷子里作为外公这一房的后代而繁衍下去，宅西小花园那块地方可以砌盖新的房屋。这样想去，她对未来充满信心。　　

那时她就已经知道，父亲一定是难以复振的了，可怜的祖母眼睁睁看着大伯父、二伯父病逝，又将眼睁睁看着这个儿子、她的父亲像一盏灯一样熄灭。父亲念大学时就得了肺病，回来后一直没有从事什么职业，不料想闲居在家时被一个做县长的同学请去做事，更料想不到的是才不过二年，同学就倒了台，被36军抓去枪毙了，父亲跑回家来，连连吐血，肺病加重。不但如此，父亲还落下了一个担任伪职的罪名，原来，那个同学做的县长是汪精卫委任的。接着而来的是母亲的离去。母亲为什么离去和到哪里去了，她至今也不十分清楚，祖母告诉她是父亲叫母亲走的。在许多个夜晚她悄悄地流泪，不是为她的母亲，而是为她的父亲。那许多个夜晚珍藏在她的心里，带着它的黑暗和温暖、宁静和神秘、悲愁和甜蜜，还有祖母房间里的古老气味；那时她思念着父亲并且知道父亲就睡在西房间里，父亲的咳嗽声不时从那边传来，牵动她的心灵，祖母也时或在床的那一头发出一声叹息。　　

父亲足不出户本来是由于身患重病，后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人们看作“汉奸”。那种无形包围着的压力她是感觉得到的，因为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她的后面也分明就有关于她的父亲是“汉奸”的窃窃私语，她好像成了一个带有传染病菌的可怕的人，她饱尝被敬而远之的滋味，从同学们的眼中她发现了那种躲闪着的、对她的厌恶和恐惧。尽管她不认为她的父亲会是“汉奸”，她的父亲却正以“汉奸”的罪名被抓进了县狱，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那两千大洋和她的出嫁了。她没有听到父亲对他自己的遭遇说过一句什么，父亲沉默不语逆来顺受服从着命运对他的戏弄和打击。沉默不语的父亲就是父亲留在她心中的形象。父亲穿着长袍子，久久站在房间当中凝望窗外的天空，或者久久躺在藤榻上动也不动。父亲长方脸盘，有一个高宽光洁的额头，面容瘦削，表情冷肃但依然俊秀。　　

坐在花轿里她还想到她将来要报答桂华李兰，这两个人是她童年的伙伴、做姑娘时的朋友，从来没有对她有过坏心眼，一直把她当作她们三个当中最尊贵的来对待，也一直对她的父亲怀着敬意。在她出嫁的日子里，她们两人和她躲在桂华家后院的老杏树下抱头痛哭。她的泪眼望着她们的泪眼，那份最纯真的友情实在令人难忘，她把这收藏在她的心头，时时从中获取所需的温暖。　　

她带着祖上的余泽和家道的衰败来到柴墟。当花轿进到村里她才感到她并非一无所有，她最重要的一份陪嫁就是她的祖上的荣耀，因此她在柴墟人眼中是高贵而不寻常的。当然，柴墟的人们也会知道她家的衰败和那两千大洋，但如果她家并不衰败，她又怎能嫁到柴墟来呢？柴墟人心里还得感谢上苍给了他们这个机缘。那猛地吹得洪亮的喇叭声和迫不急待似的倾泻而出的大小爆竹声是一片丰富的语言，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她的头颅在柴墟可以一如以往地高昂，她给柴墟人带去了柴墟所缺少、所仰慕的东西，她随身带着一道光辉，照亮了穷乡僻壤。　　

夫家的乡村式的富有让她觉得新鲜，但也始终隔膜，她根本没有把那里看作是她的家，她只是把那里当作获取她所需要的实力的地方。洞房花烛之夜她轻而易举降伏了她的丈夫，但当然牺牲了她的玉体。她不禁悲哀地想到：原来她的玉体就这样莫名其妙让这个陌生的乡下小男人如此便宜地占了。她忍下自己的哀伤和怒气，让丈夫承认，她是凭着两家祖上的交情嫁来的，而不是什么凭那两千大洋。接着就与丈夫约法三章：以后她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必须送到街上去、姓她的姓、承嗣她的父亲；必须给这个儿子在她老家的宅西花园空地上砌盖房屋；还有一条就是她要在柴墟办一个学校招几十个孩子来由她做老师。如今回顾，当时她可谓宏图大略，那前两条是她复兴老家的坚实起步，那第三条是让她摆脱屈辱、保持高贵的，她不愿以江家少奶奶的地位在柴墟立足，她要有自己独立身份。　　

她在江家和她自己的期盼中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她的心放下了一大块，像还债一样还掉了一笔重大债务。她的心已经在想那第二个儿子，那儿子就要姓她的姓了，她的父亲和祖母将会得到多么大的安慰！她满意地从第一个儿子看到，那脸模不像江家的人，而是像她，可她的脸模又正是她父亲的，这给她带来的喜悦非同寻常。　　

那二年对于她是奇特的二年，她感到自己艰难而又伟大，充满悲壮情怀。在四周无意义的生活中她找到了意义，她把自己本来飘忽未定的灵魂安放进了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并且让它固定为一个在内心里含辛茹苦的形象。婚后当她出现在柴墟镇的街头和田野，人们的目光四处射来，确定着她江家少奶奶的身份，目光里什么都有，但唯独没有对她的了解，她并不感到失望，感到的是凄凉孤独。她看着自己挺起的大肚有时会惨然一笑，她竟然要到柴墟来让自己变成这副模样，而别的道路对于她又绝对无有。　　

她依然清楚地记得她听到第一个孩子的呱呱坠地，她感到自己深陷下去，又浮升上来。一切都进一步铸定，一切都不可改变了。她对自己产生巨大的怀疑，但不管怎样，都是为时已晚。江家的人们抱着婴儿高兴成一团，她厌恶地闭起了眼睛。当人们把襁褓小心翼翼放在她的身边，她充分体会到了她的无奈和无力，婴儿的一声啼哭把一股又热又酸的浪潮推进她的心间，泪水涌出，她不知道那是对她自己的爱怜还是对那小生命的喜悦。当她抱着满月的孩子回到老家时，她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哭了。　　

那时在巷子里她会到了桂华和李兰，抱在怀里的孩子虽然可爱，却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也许只值得羞愧，她唯一能告诉她们的就是她在柴墟办起了一个小学。她详细介绍了她的努力，教室的安排、与原先的私塾先生的谈判合作、新式课本的购买等等，好像她到柴墟去不是出嫁，而是雄伟地开辟乡村教育事业的。桂华和李兰夸她“真了不起”，却只字不问她的丈夫怎样、她在夫家过得如何。她们在好心地回避她的羞耻。她们夸奖着她的孩子，说多么像她，好像生一个脸模像她自己的孩子就是她到乡下去的目的，也是她到那里去所做的又一件“真了不起”的事业。多么羞耻啊。就这样，连好朋友之间也虚伪起来难说真话了，羞耻之余，令人惭愧和失望。但不能怪她们两个，首先是她在自欺、要脸，其实，巷子里谁不知道那两千大洋呢的事情呢？　　

她怀里的孩子，父亲抱也没有一抱，只就着在她手里看了一眼，勉强一逗。她知道父亲心里难过，那难过又是说不出的。夜里在祖母这边她听到西房间里父亲的长叹，还有那早已熟悉的咳嗽。好像是为了安慰父亲，她对父亲说出了她的计划，父亲惨然地望着她。父亲是什么都听懂了，但父亲没有说话，而是颓然倒在藤榻上，又是一声长叹！　　

她带着父亲的长叹回到柴墟，从那以后，几十年来她都会听到那声叹息，有时是在将醒未醒的梦际，有时就在白天的一个宁静的瞬间，使她的灵魂发生一个颤抖，而觉得受到一种鞭策。　　

她怀着虔诚之心和殷切期待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那时第一个孩子刚满周岁。种种迹象说明她怀上了一个女孩，但她不信，她固执地要生下一个男孩。就在那时，世界天翻地覆，枪炮声平静之后土地改革分光了她夫家的五百亩良田和大半的房屋。一切都不同了，她却得到区别对待，被留在她创办的小学里继续教书，而小学当然由农民协会接管了。　　

江家老小的心情如何以及她该怎样正确认识土地改革，是另外一回事，她借着江家的财力去复兴老家的那个算盘是忽然打不下去了，而且她嫁到柴墟来简直成了天下最可笑的事情，可是她肚子里的第二个孩子又将呱呱坠地！那是她最感到自己悲惨的日子，她根本不想到街上去见到任何熟人。她房间里的东西已经作为“浮财”被搬去一空，但房间却似乎更加阴暗了，她躺在那阴暗了许多的房间里等待分娩，对于生下的将是男孩还是女孩已经无所谓了，她不知道以后该怎样过下去。　　

工作组的一个北方女子来看她，不知从哪里知道了两千大洋的事情，对她表示了许多的同情和关心，对她能在乡下创办小学也很赞扬，诚恳地说她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的前途：她可以同江家一刀两断，她会得到支持的。她佩服那女子的一股正气和豪气，可是她觉得事情没有那样简单，她觉得江家对于她家还是有恩情的，她不能借着工作组的威势来对待江家。这样一想，决定了她以后的一切，她没有走上当时所可能的一些新的道路，依然作为江家的媳妇并且就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柴墟。　　

第二个孩子一落地，那呱呱的啼哭就像要震破屋顶。“女孩，女孩！”忙着的女人们兴奋地叫嚷，仿佛是逆来顺受。那仍然不住啼哭的女婴被安放在她的身边了，好像在一声声向她诉说和哀求。她忽然心里一软就伸出手去轻轻搂住，奇怪的是那孩子立即就不哭了，可是她的泪水却一个劲地流了出来。　　

“不！”她不屈服似的在心里喊着，“我还要生，我还要生的！”她觉得即使江家如此地败掉了，她那预期之中要有的第二个男孩还是要有，并且，如果江家已经没有能力帮她在老家砌盖新屋，她将来会全凭自己的能力去实现。“我一生为自己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她的眼睛向着冥冥中的什么瞪着，她气呼呼的，好像是在挑战。小女孩开始吮吸她的乳汁，她的身上掠过一阵快乐的颤抖，感到自己富有极强的生命力。　　

她的父亲的病却就在那时日重一日。父亲没有任何抵抗的力量了，只能躺在那里喘气，脸上可以凹陷下去的地方都凹陷了下去，完全骨立的面部和依然宽大饱满的额头显得倔强而又宽容。她把父亲这副不寻常的遗容深记在心，并且抱起两个孩子让他们长久地凝视着他们的外公，以便在心灵上刻下难忘的印象。父亲没有能看到她所许诺的男孩，父亲的心里也许是很遗憾的，那简直就是苛刻无情的命运对父亲的又一次苛刻无情。默默无言的父亲倔强着、宽容着，她感到父亲在原谅一切。　　

在棺材店里当学徒的堂弟弄来了棺材，大房那边的大堂兄已经带着他的两个孩子到上海谋生去了，所以给她的父亲送行的亲人，除了她的一家之外，也就只有祖母、堂弟、大堂嫂和她的两个幼小的孩子。家族、家道的衰败已到极点，她在父亲灵前失声痛哭。两个女人把她强拉到祖母屋里，祖母坐在铺上，说，素梅，不要哭，你对得起他了。她知道祖母指的是什么，但她觉得她所做的都是自己应该的，而她该为父亲做到的还有好多没有做，可惜父亲再也看不到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她总时时觉得父亲在幽冥里看着她，凡是她为老家做的，父亲都看得见，父亲赞许着她、保佑着她、甚至无所不在地跟着她。　　

父亲的丧事已毕，她不得不回南乡去了，她锁起父亲的房门并且带走了钥匙。荒地一般的宅西小花园、毫无生气的天井、破旧了的大门、祖母的忧伤而有愧似的目光，这些就是她那次辞别老家时的印象。她走到巷口，回头望了一眼扶着墙站在家门口的祖母，就毅然似地走了。生活对于她是一连串的重大挫折，就像有一个仇人在专跟她作对似的，而且要看着她被打击得成了一个再也不能振作的可怜虫。她昂着头走过大街，她感到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她决不会是一个失败者。　　

那次她没有会到桂华和李兰。桂华因为要躲开旧公安局一个科长的纠缠，到无锡投靠亲戚去了；桂华走后个把月，大军进城，那个旧公安局的科长被新公安局抓起来判了刑，桂华好险，如果嫁给那人就成反革命家属了。李兰跟大军走了，走的时候穿上了军装，全城勇敢跟大军走了的男女青年学生有几百个，也有不敢或家里阻拦下来的。听到这两个消息，她好一阵无言，她感到桂华和李兰都会比她好的，她感到她似乎已经老了，她是旧生活的牺牲品。“我只好走我自己的路。”她抱紧了两个孩子，心里悲哀而又倔强。　　

父亲的房间关锁了有一年，当有人要租赁时，她觉得确无关着的必要了，而且过日子也多个钱好个钱，于是进城把房间里的家俱卖进了旧货店，把房间租给了一个姓林的人家，她从林家女人手上接过了预付半年的房钱。她对祖母说，“房子我只想出租三年。”祖母望着她，把头点点。祖母知道她心里的话，知道她的羞愧和要强。她逃一样下乡而去。事后她真奇怪她就那样平平静静理所当然似的把房子租出去了，这与她心中一天也没有忘记的目标正好相反。她当然是有主张的，但她心里不由自主地一阵恐慌，她多么怕自己一辈子竟然连那个目标也没有力量实现，而无可奈何地让生活牵着她马马虎虎的这样下去。　　

后来她过得的确很穷很穷。四世同堂的夫家从富有的大地主变成了穷光蛋，老太爷不能劳动，老爹老太只能算半个劳力，她的丈夫距离一个合格的农民也总是差得很远，她被吸收为国家教师的那份工资成了全家最宝贵的收入。她后来一共有三男二女五个孩子。老太爷临死时对她说了一句：“难为你了。”就闭上眼睛断了气。　　

几十年漫长的日子一段一段地过去了，父亲的那间屋前后换过五次房客，因为她每次跟人家订的年限都不长。她那振兴家业的计划年复一年地不能实现。　　

祖母以九十五岁高龄离开人间。她带着她所有的孩子来让老祖母看上最后一眼。老祖宗坐倚在床上，神志清醒，不喘不咳，干干净净，临死之前还能说话，就跟好好的人一样。那一双老化了但一点也不糊涂的眼睛望着她和站在她身边由大到小五个孩子，忽然，向着孩子们伸出她的手来，那手衰老而并不干瘪，好像在渴求，又好像要急着给予她的祝福。她赶忙上前，把孩子们的手依次放进老祖宗的手掌，老祖宗的手一次一次准确地握了握，每握一回，她的心就一紧，老祖宗要说的话通过那手的每一握传递到了她的心里，使她眼泪流个不停，她感到祖母在夸奖她。最后，她把她的三儿子推到祖母面前，说：“这是老三，以后让他回来。”祖母听懂了她的话，看了孩子一眼，张开那很瘪的嘴，说了一声“好啊”。让临去的祖母知道她的安排，是她最感安慰的事情。她原是让二儿子回到老家来的，但有了老三之后，她改变了主意，因为她的父亲排行老三。　　

她牵着三儿子的手站在天井里，告诉他，西房间和半间堂屋是他的，他是老三，承嗣他的外公。她指着宅西的荒园对三儿子说，那过去是我们家的花园，你将来一定要有出息，把那里再变成花园。她关照一句，要儿子答应她一句。儿子乖乖地答应着，她的心里踏实着、得着安慰，真好比把蜜糖灌进了心中。　　

那回在老家，祖母丧事已毕，第二天她就要下乡去，晚上无人，她把堂嫂堂弟叫在一起，在煤油灯下说：“如今上人都没有了，我们是祖上中过举的人家，再穷，老家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要守住。现在属于各房的公产就是西边的花园，围墙还好好的，外姓人家占不到，我不在街上，园子当然由你们两家管，你们把它种菜，或者栽树，都随你们，但谁也没有权利卖它，如果要在上面盖房子，也要事先商量。”堂嫂堂弟都点头称是。她要堂嫂把老家的地契找了出来，看了一下，说：“这个一定要收好，是我们三家的命根子”。堂嫂堂弟对她都肃然起敬。　　

但是，后来老家的花园还是失去了，既不是外姓侵占，也不是卖出，而是被公家征用了，连同巷子拐弯向西孔家留下的空地。那时她已好久没有上街，回到老家一看，空地上新房子已在盖顶，她站在巷子里和天井里望着那雪青鲜亮的新房子，怎么也不能服气。堂嫂堂弟在她面前不敢出声，但她也不能责怪他们，公家是阻挡不住的。虽说明知不起作用，她还是拿着地契，带着堂嫂堂弟到房地产公司去谈话，她得到的回答当然只有一句：“土地为国家所有”，但她也丢下一句有力的话说：“这地契也是社会公认有用的，将来如果有必要，我们还会来找你们。”她带着堂嫂堂弟从房地产公司出来，只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要抢在公家的前头，如果他们有钱早就在花园空地上砌起房屋来，不就没事了吗？　　

有一种说法在街上流传，长期出租的房屋被公家注意上了。这种说法使她害怕，何况她在城上连户口也没有。她还想到，她的父亲虽没有被谁定为“汉奸”，却有着“汉奸”的恶名，也确在伪县政府里任过要职，这种政治历史问题对于房产大为不利。她在南乡柴墟亲眼见过夫家的房屋怎样就被没收了。她坐在堂嫂那边，前想后想，想出一个有点弄险的主意。当天晚上，她上街买了几样小菜，一瓶烧酒，让堂嫂去把租她房子住的房客请过来。房客老丁是小商店里的职员，为人老成、讲理，受请十分不安。她举杯请老丁喝酒，眼泪就流了下来。老丁更为不安，忙问其故。她就把她的身世和这房子对于她的重要诉说了出来，而后请老丁能帮她一个忙，答应她一件事情。老丁想了一下，说，“如果是房子上的事，你要我怎样，尽管吩咐。”她就说出了她的办法：这房子以及半个堂屋，她以后不再换房客了，原先与老丁的三年期限延长为二十年，这二十年她决不增加房租。老丁说这个对我是好事啊。她要老丁做到的是：与她签一个卖屋的约，说这间房屋以及半个堂屋，是她卖给老丁了，就由堂嫂堂弟做证人，一式两份，各自保存，不管有谁来查房屋，就以这个约说话。老丁一听就明白了，很仗义，说，我晓得了，另外我再写个保证给你密藏，说明这房子虽然订了买卖的契约，但其实只是我租你的房子并且代为保管，二十年后这房子我保证无条件归还给你。她说，老丁，难得你这样仗义的人，我尊你丁大哥，你帮了我这个忙，我的祖宗地下有知都会感谢你，保佑你。她就把一杯烧酒喝了，嗓子眼里烧得火辣辣的。老丁也站起来把酒了，立即就动手写约、写保证、盖私章，做成了这件大事。　　

她怀里带着那份卖房契约和保证书回到乡下，把它们密藏不露，在乡下静观时事。果然，后来的岁月纷纭复杂，混乱之际城上不少人家多余的或出租的房屋被“冲”掉了，而她的房子是老丁一家稳稳当当住着没有碍事。　　

二十年来老家巷子里各家的情况变化很大，该老的人老了，该长大的长大了，死的死了两个，生的生了不少。她走进巷子，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改变，也许只是老了一些。但有一种感觉是不同了，仿佛她从前是巷子里不言而喻比较重要的一个人，而现在却有点像偶尔走来的陌生人了。桂华早已定居在无锡，李兰也早已回来。李兰跟大军走时是一个人，回来时就带着当局长的丈夫和两个女孩，后来又生下两个男孩，把还有她奶奶和一个弟弟住着的老屋挤满了。她和李兰没有发生什么交往，即使她上街到巷子里来，也不去拜访李兰，小时候的情谊实在早已看得很淡，谁都是在现实中生活。在孔家和她家空地上建起来的新房屋里居住着的人们，她一个也不认识，只是见到老老少少的一些生面孔，那些老老少少的人更把她当作一个陌生人，不打一语，彼此擦肩而过。　　

老家的状况毫无起色、令人沮丧。大房那边，堂兄在上海自杀，大侄儿在上海生了两个女儿，大侄女远嫁武汉，堂嫂猝死在到武汉去的轮船上，家里是二侄女与三侄女住着，各自招了女婿在家，把那边的屋子分隔并且住满了；二房那边，堂弟娶了老婆，生了三个女儿，把堂屋的一半隔了过去，一家人挤得转不过身。她从乡下回到老家，可以说连站的地方也没有，就在老家天井里站那么一会儿，大感孤独。喝水，吃饭，都到对门桂华家去，桂华的妈妈几十年来保持着对她“素梅姑娘”的尊敬，这是她在现实中可怜还能得到的祖先的一点荫庇和余泽。她对老家的雄心已在岁月中销蚀大半，她曾把大房二房当作一个家族来看待，希望着振兴，想看到老家在整体上重现往日的荣耀繁盛，这不但从来就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也只是空想。朝前看，往后想，她真怀疑她的祖上是否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从她的父亲开始，这一门这一姓早就急剧衰败，如今简直可以说是完了……　　

老丁把房子如期归还给她。二十年前的老丁是五十岁人，二十年后是七十岁人了。老丁白发苍苍，牙齿掉了一半，就像是她的房子的忠实看守人。她对老丁说，你这样讲信义，真不简单。老丁对她说，真不简单的是你啊。把大拇指朝她竖着。从她这里搬出，老丁夫妇就到他们的女儿那里去过了。人去房空，她看到的又是父亲死后她所看到的房屋，只是从屋顶到墙壁望去更为陈旧，在说明着岁月的流逝。　　

仿佛她时来运转了，她在南乡办学的第一批学生当中的一个，做了城里的副市长，成了她用得着的人。她本来还担心几十年过去，当年的这个小学生会不认她这个老师，没想到待她是分外客气，对当年能及时得到她的启蒙教育甚为感谢，对她的身世也很知道和同情。借着这个副市长的力量，她的第三个儿子就由柴柴动会作简直后想，她真怀疑她的祖上是否做过什么缺德的事情？事实上墟村的人变成街上的人了，好在她是国家教师，子女本来也都是城镇户口，这一切竟好像预先得到过鬼神的启示，埋下了她能东山再起的伏笔。　　

几十年来她精打细算专门积蓄下到老家来翻建房屋的资金，儿子的户口在老家巷子里一落实，她就来忙屋了。经过与堂弟协商，她的那边先动了手。把父亲的房间加上半间堂屋拆掉，再加上父亲房间所面对的一部份天井，一块地皮也就有五十多个平方，在上面建成了连在一起的两间高高的大屋和一间小屋，打的是楼房地基，做的是水泥平顶，随时可以在平顶上再加一层。建这个房屋她一整个十月都住在街上，看着房子一砖一砖地砌上去。也靠了那个做副市长的学生给城建部门打招呼，建房当中一切顺利，没有麻烦。　　

因为翻建房屋，她成了巷子里的新闻人物，本来不知道她的知道了她，小一辈的人明白了她是巷子里上一辈的人，“素梅姑娘回家来弄房子了”，这句话像什么似的在巷子内外传开。她相信，她家祖上的荣耀也会被人们重新提起。“我一生要为自己要做到的，我终于做到了！”她心里万分地畅快。镜子里的她虽算是中年的风韵，但她在岁数上是老年的人了。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感到有什么遗憾，她认为她在生活中是强人，是成功的人。　　

她的第三个儿子多么像她的父亲啊，严格地说，是像她的父亲年轻时的样子，长方脸盘，高宽的额头，清秀中有三分英俊。如今，儿子将在老家娶妻生子，作为她父亲的后代在那里生存繁衍。多么好啊，生活让她如愿以偿！　　

　 　

　 　

旧情记　　

　 　

那是一个没有月亮而寒星闪闪的冬夜，桂华和喜元躲在东城墙下的树林子里，紧紧搂抱着，桂华的泪水涂满喜元的脸，喜元把桂华的脸和脖子吻了无数遍。他们是黄昏的时候躲进树林的，那时已经四望无人，只听见西北风吹过护城河水，发出波涛卷过的声音。他们坐在比人高的枯草丛中，眼见得暮色四起、飞鸟投林，空阔的护城河隐没在黑暗之中。他们从没有这样双双到野外来过，更不用说时候已到夜晚，但他们那一天就那样一直躲在树林里，好像再也不想回家了。他们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寒冷，而树林子和枯草丛也给他们挡住了一些寒风。　　

你把我拿去吧！今生今世，来生来世，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是你的人！　　

桂华抓住喜元的手伸进自己的棉袄里，一下子按在她的胸脯上。桂华得到了喜元，喜元得到了桂华，那对于他们是禁果初尝，又羞又愧，惊心动魄。他们躲在枯草丛中互相紧紧抱着，暂时把一切都丢开了，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二人。风声在上，波涛声在下，他们躲着的那一小块地方又安静又温暖，几乎可以算是他们临时的一个家了。世界也好像忘记了他们。　　

又是一番分别的话语，又是一番千恩万爱的倾诉，又是一番抱吻，又是一番互相的得到。他们复又搂抱着静静地躺着，但一会儿就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到了他们真正分手的时候了，遥遥无期的、也许是永久的分别！　　

不要想我了，一定要逃出去！　　

接到我的信，一定要来找我，我等着你！　　

互相叮嘱了这两句之后，他们走出树林，四野一团漆黑。走了一段路，到了进入街口的地方，桂华在前面，喜元在后面，前面的想着后面的，后面的望着前面的，这样拉开地走着，虽然夜晚的街上早已无人，但他们不敢相互走近。终于就这样到了必须分别的路口，桂华回头望了一眼，就转向了另一条小街，而喜元也拐进了回自己家去的巷口。那年，桂华十八岁，喜元二十岁。　　

啊呀姑娘，你到哪里去的？晚饭还不曾吃吧？我弄把你吃！　　

看得出来，她的妈妈、父亲、弟妹刚才都在外找过她。母亲的目光中分明透出已经知道她是会谁去了，但母亲也分明已经不再想说她，大约即使她和喜元趁着这一晚做了什么，母亲也不打算管她了，因为明天一早她就要逃出去。那天她分外镇静，一句话也不再多说，早早地睡了，她要独自一人好好想她自己，也把喜元在心中想个够。　　

那样的夜空，那样的寒星，那样的野树林，那样的枯草丛，那样的西北风，那样的波涛声，那样的宁静与温暖、紧张与大胆、依恋与激动，永远永远印在了她的心上，多么芬芳、美好、朦胧，多么灵动、隐秘、狂喜，永远给她生命、给她向往，她的青春就在那里永驻了，她的灵魂就在那里安息。　　

平生她最恨两个人，一个是她母亲，一个是国民党公安局的那个科长。　　

不肯她和喜元好，使喜元家里也不愿来提亲的，就是她的母亲。　　

喜元家跟我们家一样穷，怎么能嫁到那里去？这就是母亲唯一和全部的理由。　　

我不怕他家穷，我就是要过这样的日子！她回答母亲的是这句话。　　

但是，她当然嫁不过去，她总不能自己跑到喜元家去吧？（为什么不能呢？几十年之后她这样问自己，但这问得已经太迟了。）母亲就不想一想她从小就跟喜元在一起玩，她在喜元家玩大，喜元也在她家玩大，她的家早已是喜元的家，喜元的家也早已是她的家。喜元家的气息她都熟透了，鼻子一闻到就醉人！母亲也不看喜元是这样地好，又有志气又文静，白白净净，清清秀秀，字写得好、二胡拉得好，都是无师自通的，他聪明极了。虽然喜元从十几岁就凭着一把二胡跟着他的父亲在外面混饭吃，但喜元想做的是医生，一有空就在家里看医书，早就能给人针炙了，还会给人开方子。喜元说他再过几年就敢挂牌行医，说他一定成为名医。她非常相信，喜元想做到的事情，一定能做到。但她当然不是想嫁给一个未来的名医，她是从心眼里喜爱喜元这个人，感到自己嫁给喜元最称心、最值得、最没有遗憾，哪怕喜元就凭一把二胡过日子也行。她要的就是喜元这个人，别的她都不问。看到喜元，她就觉得她有了一切，更不用说如果她成了喜元的人。可是，她的母亲却不肯！　　

这么大的人了，喜元家里少去玩啦。我们两家不会做亲的，家里不会把你嫁给喜元。母亲说着对她板起脸来、　　

你想拿我做个么？换金子、换银子吗？你以为你的女儿能大富大贵啊？你没有这个命！她对母亲大喊大叫。她看出母亲已经有点怕她，但母亲不想让她。　　

喜元是多么聪明的人，早就感到她的母亲的不欢迎的意思，所以渐渐也就不到她来玩了。她就天天到喜元家去。只要喜元在家，她就陪着他，好像已经是他的老婆似的。　　

喜元的妈妈早就死了，喜元的父亲是个古板之人，对她说，姑娘，你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你大了，我也不好赶你走。你是个好姑娘，我就当你是喜元的妹妹，喜元是你的哥哥。虽说你们气息相投，但不要过界限，我就放心了。我跟你的父亲是几十年的交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番话的含义她明白，她格外尊敬喜元的父亲，回答说，我懂，我晓得。喜元的父亲叹一口气，从他们身边离去。这一声叹息，叹进了他们心中，好半天喜元都默默无言。后来，喜元拉了一段很哀伤的二胡曲子，她心里好难过。　　

鬼才晓得那个那个科长怎样就看上了桂华。巷子里差不多大的姑娘素梅、桂华和李兰，就像三朵鲜花飘来飘去，有时是单独一朵，有时三朵鲜花一齐出现，惹眼是多少有一点，但从来也没有惹什么事。要比好看，李兰一双眼睛又圆又大，圆脸蛋，尖尖的翘鼻子，甜蜜可爱，算是好看；素梅高贵模样，气质不凡，清俊冷艳，也算是好看；桂华比不上她们两个，她只是最平常的瓜子脸儿，一双长长的眼睛，看上去有三分温柔，其实倒有七分泼辣。但那个科长偏就看上了桂华，托了媒人到桂华家来了。媒人带着几件金银首饰来，说科长经历非凡，从前在外面闯过世界，手里有不少金子，桂华一抬过去就是一辈子的好日子，科长是真心实意，看上的就是桂华温柔可靠，还有那几分泼辣劲儿。　　

桂华家怎样不留下金银首饰也不行，媒人说科长吩咐的，三天以后要听回答，如果谈不成再收回首饰不迟。公安局离桂华家的巷子不远，媒人就是公安局旁边剃头店里的老板娘，平常都是认得的。　　

我说这亲能做。你们家如果不想求更高的，就答应了吧。都是一条街上的人，我说话如有虚头，剃头店门口尽你们骂。　　

老板娘的话也许真诚可信，只可惜一是找错了人家，二是桂华心中有人了。桂华家平民百姓，又怕官又怕事，父母听说求婚的是公安局的科长，魂就吓掉了一半，认为怎么也不能让女儿掉进这个火坑。　　

桂华是在天井南边的下屋里看到剃头店老板娘来的，心中疑惑。老板娘走后，父亲被母亲叫进房间，又谈好长一阵，她更疑惑。母亲走过来把事情告诉了她，当时她真是魂飞魄散。两块斜方形的阳光一半落在窗口书桌上，一半落在地上，一时如血一样涌动到她的眼中，好像要把她吸进去。她“哇”一声抱住了母亲。　　

她哭起来了，满脑子都是喜元，还有她和喜元在一起。就在前一天的下午，她还在喜元家里，听喜元讲解经络穴位给她听，那又认真又头头是道的可爱样子活生生就在眼前。当时她听不懂也记不得喜元讲的那些，她只是看着他，听着他说话，心中无比幸福，恨不得立时就扑到喜元怀里去，只不过有不可触犯的东西东范化老板娘来的，心中疑惑。老板娘走后，父亲被母亲叫进房间，又是在无形中阻挡着她，不好由着情意来。她下午没事总要到喜元家去看一看，喜元没事也总在家里等着她，她一出现，喜元就高兴了。她很想这就到喜元家去把事情告诉喜元，让他来为她分忧，但是她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好像喜元那里竟然已经去不得了。多么可恨啊，那个杀千刀的公安局科长！　　

我宁可死！宁可死！　　

别说死！别说死！　　

母女两个一时互相抱着，痛苦万状。桂华忽然松开手，环睁了那本来长长的的眼睛，对她母亲发起火来：都是你嫌人家穷，好了，现在金子银子来了，你拿出一个女儿来出嫁吧！公安局拿铐子来铐我、我也不去！我一头撞死在巷子里！　　

她丢开母亲，扑在床上，哭，哭！　　

桂华的父母把办法想出来了，打船票把桂华送到无锡姨妈那里去躲祸，本地公安局的科长大约还管不到无锡去吧。对剃头店老板娘就说桂华这丫头不学好，自己在外面有人，听到家里要嫁她，就跑掉了。桂华呆了半天，心中只是舍不下喜元，忽然大胆说，那就叫喜元跟我一起走吧。我们两个在无锡捡垃圾也要过下去！母亲的眼睛睁得有铜铃大，连说，这怎儿行，这怎儿行，你先逃出去要紧，再说，也不能连累人家呀。　　

说定了，我非喜元不嫁。她的眼睛瞪着她母亲把这句话说了出来。　　

好了，我们晓得了。母亲咽下那种吃惊，承认了这句话，父亲在一旁也不曾吱声。　　

父亲悄悄出门打船票去了，桂华也急忙去会喜元。　　

那一夜桂华在床上睡着，但一刻也不曾睡着。她的手里有一条银索子，那是分别时喜元给她的。不用说，这条银索子对于他们是多么重要，既是他们过去相好的见证与纪念，也是他们互许未来的一个信物。银索子握在她手里，手捂在心口，她所在的屋子、外面的巷子、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四周上下是虚静的茫茫无际的黑暗充天塞地，有如海水，其中婴儿一样孤独悬浮蜷缩着她，胸口的手心里握着的银索子就是她的生命，靠着这个生命，她将坚韧等待到那茫茫无际的海水般的黑暗退去，人间一片光明、无限自由，那时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她、阻拦她，她和喜元将如愿以尝。她看过一出古戏，那古戏上一对情人苦尽甜来，他们就有一件信物，寄托相思，保证未来。喜元给她这条银索子真是太聪明了，她发誓丢了命也这银索子也不能丢。　　

于是，那一年的那个早晨，天还没亮，桂华和母亲一起乘上了开往无锡的轮船。桂华相信，喜元一定是远远跟着她、为她送行的。走过跳板跨上船头时，桂华回望过，只是码头上一切仍然在未退去的最后的夜色与灰蒙蒙的雾气中，她无法看清。轮船发出的汽笛声和轰轰的机器声以及开动的感觉把她的心往下一拉，她便哭了，那时她心中出现了未尽的夜色和雾气中的码头，喜元就孤零可怜而胆怯地站在头上，无可奈何望着轮船在黝暗的河面上开去。她相信那是真的。但一种恐怖却来中断了这伤心而美好的想象：那个科长是不是也上了船，将会突然出现在她和母亲的面前，然后命令轮船停下来，把她们带走？那时她们魂飞魄散无力反抗，一切都完了，如羊入虎口一样听天由命。这一担心竟然一直如影相随，船到无锡，心还是吊着，好像那人随时都会突然出现，带着帮手，狰狞地笑着，挡在面前。直至到达姨妈家中，心才放了下来，后来又过了几天、以至又过了一向时，才敢认为，威胁确实是完全地摆脱了。　　

当渡江大军把红旗插上无锡城头，她正度过最初苦等的两年。那两年她帮着姨妈姨夫带孩子、运水果、卖水果。她偷空儿给喜元写信，把姨妈的住址告诉他，叫他来。头两封信都石沉大海，那日子她是一天一天算着捱过来的。第三封信里她夹寄了拾块钱在里面，给喜元做路费。她说到无锡来可以跟姨夫一样做水果生意，那是很简单的，她已经熟悉了。找个人家租一间屋子他们就可以安下身来，姨夫姨妈的屋子也是租的。她还说已经跟姨妈把他们的事情说了，姨妈说你自己拿主意就行。姨妈显然比较宽容，也许母亲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了姨妈。但第三封信依然石沉大海。虽然只是一江之隔，她却不敢回家，姨妈也没有到江北去。她的事情李兰知道一些，第四封信她就写给李兰，可是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回信，多么使她奇怪。第五封信她就写给素梅，那是寄往南乡柴墟的，不知道素梅能否收到。大约一个月又过去了，她以为又没有了希望，素梅的回信却来了，告诉她：李兰跟大军走了，喜元也跟大军走了，走到哪里去她无法知道。　　

她拿着素梅的回信失魂落魄，泪水无声而下！当时她在江南，做的事情不过带孩子、烧饭、跟着姨妈吃苦做水果生意，她不知道素梅说的大军是什么大军，但李兰喜元愿意跟了去的，就不会不好。喜元是从她的世界里走出，到别的一个显然又大又好的世界去了，喜元没有来带她去，喜元是把她丢了。　　

无锡解放了，她看见了素梅说的大军。她有空就到有大军的地方去看，想看到大军里面有一个喜元。看啊看，看酸了眼。她写信让家中的妹妹到喜元家去打听，喜元的父亲说喜元没有信到家，不知道喜元随军到哪个省去了。妹妹的回信中说喜元的父亲很冷淡。她看信到此，心就像掉进了冰水里。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她对着屋里的姨妈叫了一声就丢下水果摊跟着一个大军走，那人的后影很像喜元，跟啊跟，她跑过去，跑到那人前面，掉头看是不是喜元，结果她在那个大军诧异的目光下掩面而逃，人家哪里是喜元啊，她简直是疯了！她跑回姨妈家中大哭一场，可怕地感到一切都好像没希望了、过去了。她想起那条银索子，回想她和喜元分别的那一个黄昏和夜晚，却好像觉得太遥远了，像一个老早的梦。她不甘心这遥远，把银索子从她的小衣箱底拿出来，握在手心，捂在脸上，放在心口，一切都近了，近得如在昨晚，一团火又在心里红起来亮起来，她相信喜元会来找她的！看着无锡的大军同志和工作同志，她想象喜元也会这样受人尊敬地、高贵地回家的，一回家就会到巷子里打听她，她的妹妹以至她的母亲会把她的下落告诉他，他就会到无锡的这个水果摊子上来找她，那将是多么令她心碎的见面啊！只要想一想就已经心碎了一回！于是她和喜元就像古戏里的有情人那样终得团圆，幸福极了。　　

姨妈问她是不是想回家看看？本来，妹妹信中顺便提到过，说国民党公安局的那个科长已经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坐牢去了，她回家看看该是不怕什么的了，但她却怕万一她前脚回家去，后脚喜元却到了无锡，那不把她急死？所以想来想去她决定不离开姨妈家，她抱定这个死脑筋，要在姨妈家中等出一个喜元来！　　

就在那时，她母亲到无锡来了。母亲和她说，那个科长被抓去坐牢了，当时如果不把你送到无锡来，落到这个人手里，不是完了吗？剃头店老板娘现在恨不得打自己的嘴巴子。她说你们当初答应让我跟了喜元，不就什么事都没有吗？母亲无言可对。姨妈说，过去的事不说了，上人总是为你好。就这样说来说去，她们叫她在无锡嫁人，因为她的岁数不小了，不能等了。　　

母亲，加上姨妈，当时竟把她的心说活了，她感到自己对不起这些上人似的，而喜元又是那样遥远、渺茫。　　

我再等他一年！　　

她咬牙说出了这句话，同时感到自己在下沉。　　

半年！你只要再等他半年就够了。他如果还有这个心，这半年他总该来找你，老家又没有搬，他也该打个信来查点你。半年里再不来，说明他不会来了。　　

对这些话，她也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想到如果那样，她只有哭，命运从她手里开始像水一样滑去，又像一根线，一头在喜元手里，一头到了母亲和姨妈手里，但就是不在她自己的手里。　　

喜元啊，你快来吧！　　

她如果能发出一种到处听得到的声音，让喜元无论在哪里都听得到了她的呼喊，该是多好啊。无锡的天空高高的，外面的行人与车辆闹闹的，母亲和姨妈这两个亲人的面孔一时变得生生的，她多么孤独无力啊。她觉得，她认识世界的复杂不是从那个科长开始的，而是从妈妈和姨妈叫她嫁人开始的。这段情情不想来，握在手心，捂在脸上，放在心口，一切都近了，近得如在昨日况回顾起来，她总是很难让自己不恨母亲。母亲如今高寿，姨妈早已故世。正是姨妈在生前大约五年把她领到无锡惠山面前的一间屋子里，决定了她的终身，让她和一个叫陈大福的厦门人做了夫妻。　　

她的耐性正好够到她等众宾散去，接着她就同陈大福打起架来。陈大福把她摁到床上，她一脚把陈大福蹬下床去。她不叫不喊，心里想起她怎样在那个夜晚把自己给了喜元。陈大福从地上爬起来，问她，你有什么话，说！她说，要我做夫妻，可以，但要等我两个月！她觉得自己有预感，两个月里喜元一定会找来。　　

两个月以后怎么样？　　

我心里有个人，我要等他，两个月里他不来，我就是你的。　　

行，好样的。　　

就这样，陈大福让了她两个月。她给他烧饭、洗衣，但不是他的人。屋子里没有另外安睡之处，他们同卧一床，陈大福不但从不碰她，还尽量让着她。后来她之所以从了陈大福，也因为她对大福这两个月既感激又佩服。那两个月留给她的是生命交关之感，她尽了她的努力。她写密信给江北的妹妹，把实情相告，让妹妹想方设法打听喜元。她在家时总是敞开着门，在门口做事，好让所有过路的人都看到她。她外出买菜，下河边洗衣服，眼睛没有放过一个行走的男人。她等啊盼啊，希望奇迹出现，有时也以为奇迹出现了，但终于不是的。日子一天天地近了，陈大福也甚至默默为她焦急。她感到泪流尽了，她的心已经苦透，眼睛干热，布满血丝。她提起最后的力量在最后一天等待到夜里十二点也没有关门，门敞着，灯亮着，像死了人一样。深夜一点了，她还不想上床睡觉，她无力伏在桌上，真的想死掉算了。　　

我让你回去看看。陈大福诚恳地说。　　

她望着大福，知道一个工人娶个老婆也不容易。她对大福同情，感到大福这人真好。她摇摇头，自己去关了大门。　　

后来，她在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才回江北老家去看看，竟然就同喜元遇到了。喜元手上搀着一个小孩，显然就是喜元的孩子。他们彼此几乎是仇恨地对面站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就要走开。喜元叫住了她：是你先结婚的！　　

别说了！她也叫了起来。　　

你刚结婚时，我去看过你，你正同丈夫一起吃中饭，门开着，就那么大个屋子，一张床，我看得很清楚，我走开去了。　　

她呆了，但她说不出话。　　

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结婚了，我马上就追到无锡，要亲眼证实这件事。　　

你父亲怎么知道的？　　

我父亲是个细心人、有心人。　　

该应！该应！该我命苦！她跺了一脚就蹲了下去，蒙住了脸。　　

怎么？我说得不对？　　

你当时就不能到我面前去说一句话吗？当时丈夫让我再等你两个月，所以我总是把门敞开着，好让你来找到我，你只要去说一句话就晓得了……　　

喜元也蹲了下去，蒙住了脸。　　

那一年，他们在城墙下又相会了一晚。城墙一带那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荒野，还是冬夜的寒星，还是西北风，还是护城河的波涛声，还是在枯草丛中，可是，一切都不同了，他们尝到了苦涩的滋味，他们是失败的人。　　

是我不好……　　

不，不怪你，你尽了努力……　　

我真恨我妈妈……　　

唉，做妈妈的都是这样的……　　

他们拥抱一起，陡然想借着依旧的荒野在心中唤起昔日的感觉，但过去的已经过去，再也不能原样原味地抓住，这羞愧刺激着他们，让他们发疯一样要去获得，要重返以往，但爱虽然还是爱，一切确实是不同了，那想找的找不回来了，唯有绵绵不尽的遗憾不断地呛进心中。西北风在树林上面呼呼吹过，也在城墙上、护城河上呼呼吹过，她咬紧了喜元的一片嘴唇，心中痛苦欲哭。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两团纯净鲜亮的火，他们变成了两团邪火在黑暗中在荒野上在西北风里燃烧、纠缠，恨不得化为灰烬。　　

他们又面临分别，她到无锡，而喜元到厦门。真巧，偏偏陈大福在无锡，而喜元在厦门，老天爷当初为什么不让他们对换一下呢？陈大福恰恰是厦门人啊。真是作孽，你这老天！她和喜元不免心跳地约定，就这样互爱到底，不信没有成为夫妻的一天。她的心痉挛了好久，因为她对大福是背叛的不忠的狠心的了，并且让喜元也成了这样不好的人，可是，一切又都是这样自然！　　

喜元答应建立通讯联系，每月一封信，寄到对方工作单位。这每月一封的通信，就成了桂华精神的寄托，信中他们彼此兄妹相称。每次写信都很详细，几年下来，他们彼此家中大人小孩的情况，工作上的大小事情，都互相了如指掌。那些信，桂华没有拿回家，包扎着锁在她自己的工作柜里。　　

在家庭中，陈大福是看桂华的眼色过日子的人，他甘心如此，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好多年过去，他都不曾敢问：结婚那时桂华要等两个月的是一个什么人？直到孩子已经十五岁，而大福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才问桂华：你以前要等的人，找到了吗？桂华心里吓了一跳，想朝大福发火，但看到大福黑瘦凹陷的脸上那双眼睛里露出的是特别的善良和同情，甚至还含有对她的欠疚，她的火没有发得出来，反而转为内心的惭愧。她告诉大福，那是我的同学，上次到江北去，遇到了，在厦门工作，做医生，以前是随大军南下的。大福叹口气，说，叫他有空到无锡来玩玩啊。她心里一阵悲哀，是为大福的，大福这人一辈子待她真是太好了，所以也不能说当初她跟了大福就不好。　　

不多久之后大福就死了。她哭得好伤心，她哭得真复杂。她拉起白布遮起了大福死后那更加凹陷黑瘦变得很小了的脸。　　

送走了大福，她坐在空了半边似的家中，忽然想起她跟喜元约定要做夫妻的话，不禁心中狂跳起来，她简直有些害怕了，好像大福是她咒死的，一阵内疚，感到对不起大福。可是，这内疚不过成了一种必要的压抑，以免自己因为那心中的狂喜而窒息。她恨不得马就出发到厦门去跟喜元相会，但无论如何也得等到大福的“六七”过去，这也是为了不把不吉利的东西带到喜元身上去。多么可怕的一片私心啊，她想她这个人也许不算很好的人，可是她又错在哪里呢？她没有错，一点儿也没有错。　　

信是一定要写的，她把丈夫的去世告诉了喜元。从寄出这信的一天起，到厦门去一趟就成了她心中唯一惦挂着的事情，她把将怎样到喜元家去，怎样见喜元的老婆，想了无数遍。不过，当她到了厦门之后，她却没有能到喜元的家里去，因为喜元感到不妥，她也觉得那不是随便好去的了。她和喜元只好找了个公园坐着歇了半天，吃了些水果；晚上就在街头小吃，而后跟着喜元在僻静之处散步。喜元抽了空陪她游玩厦门。她知道，其实这已经很不容易。两天过去了，晚上在夜幕下的爱情也过去了，不可能老是在厦门住下去，她得回无锡。她多么抑郁啊，来时有多少希望，去时就有多少失望，却又没有任何可以责怪喜元的，她总不能咒喜元的老婆去死吧？可是她赶到厦门去又是为何的呢？她自己也回答不出了。列车启动，车轮一下一下的翻滚，把她带出厦门。她恐惧地感到今后的生活对于她是前景茫茫没有着落。在厦门的星空下她又对喜元说了“我等着你”，说着时就想起了多少年前这话曾经说过，但这时她感到的不仅是无力，简直还是虚伪的了，心虽然还是那个心，但是人老了啊！　　

你等着我，我怎么办呢？喜元很不安地问她。　　

不要你怎样办，只要你想着我，有机会到无锡来看我就行了。她回答得又宽厚又明确，带着心甘情愿的态度，可同时也感到一种不由她做主的力量在她心里抵抗着、也畏惧着。　　

好吧。喜元的这一声回答有点惭愧，也似乎不能相信能长久那样下去，但他努力跟着她的心思，也不愿中断了两人的关系，他们要共同地坚持。　　

列车向北方奔驰，把她带回无锡。现实的家离她越来越近，心上的人喜元离她越来越远了。她流泪，又擦干眼泪。不同的气息，不同的要求进入她的心里，她走进了无锡的生活之中，生活是多么具体啊。她不服气，好像要伸手抓住渐渐松去的一头，但她不得不调整她的身心，以获取必要的坚毅和力量，适应向她靠近的无锡的一切。她很担忧。　　

她的担忧非常不幸地成了正确的预感。自从那年从厦门回到无锡，十个春秋过去了，天下大事很多很多，她的生活平平静静。孩子们在继续长大，她在变老，而喜元那边的生活也平静得令人失望。她从箱底把那条银索子拿出来绝望地看着，她和喜元的密约能实现吗？生活还能让她等多久呢？　　

两个孩子大了，都有了女朋友，但住房却没有，可以说是等房子结婚。她只有自己去忙，以寡妇的身份到陈大福生前的工作单位去诉说困难，在领导人的家里抽抽咽咽、声泪俱下。她的工作单位小，不可能有房子给她。跑断了腿，卖尽了脸，增加了一处住房，但只能解决一个儿子的需要，还有一个儿子怎么办呢？只有她让出去啊。过去她一直是摇头的，而这时她松了口，答应了人家可以为她介绍一个老头子，当然首先是有住房的，看来她是不得不走这条路了。有两个老头子住房条件都很好，六十多岁很健康的一个她没有要，反而要了一个七十多岁的高血压。她的深意她自己知道。　　

她说她要到南方去看一下她的表哥，再作最后决定。你的事情为什么要去问表哥呢？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老头子装出很困惑的模样。她看出老头子的醋意，立即硬梆梆地回答：我的事情都要问这个表哥的！她差不多等于告诉老头子这个表哥是她的情人。老头子马上笑起来：好，好，你去问吧。她仍不能饶这老头子，又回敬一句：老奸巨滑！老头子挨了骂反而更乐了，哈哈大笑。就这一点，她觉得能同这老头子处下去。　　

又是厦门的夜色，她和喜元在一处河堤上散步，他们久久无语。生活让他们实在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也无法，我家那一位，身体比我还好。　　

她忙捂住喜元的嘴：别这样说，我不准你这样想。　　

喜元望着黑暗中的河水，直是叹气。　　

六十多岁的我没有要，我要的是七十多岁的。她向喜元特别说出了这一点。但喜元显然还是十分痛苦。　　

我会叫老头子开口请你去的，否则他没有好日子过。　　

唉，何必这样，虽说人家老了，也得尊重他。　　

这是我的事，我会弄得很好的，你尽管放心大胆去看我。　　

结婚的喜酒，喜元不能来吃了，提前两天喜元有信来到，说明他实在抽不出身来。喜元的信上请她和老头子到厦门去玩。她明白喜元心里想的一切，喜元不来吃喜酒也罢。她马上把喜元的信给老头子看，提出到厦门去游玩。老头子说路远，怕吃不消，让你表哥到无锡来玩吧，家里屋子大，可以给他一个房间。她为老头子的大方亲切拍了一下老头子的面颊作为奖赏。外面是到她家来祝贺婚姻、等待出发吃喜酒的人，她在房间里抓紧时间给喜元写回信。　　

她结婚不久，她的两个儿子相继结婚，都来拜见老头子，“爸爸、爸爸”的喊得亲切。她不由得为那个死掉的人一阵凄凉。年轻一代仿佛给了她一个肯定，她嫁给这七十多岁的老头是现实的和高明的，虽然有点对不起喜元，但如果不看重表面，就应当看到这一切对喜元毫无损害，而且为他准备了更好的条件。她发现她的内心深处距离那个夜色城墙下与喜元幽会的姑娘并不远，她没有老，只不过生活在让她走着弯路。　　

准备给喜元住的房间早就收拾好了，一张小床，铺得好好的，一张藤椅，一张小书桌，桌上有台灯，后来还添置了一张小巧的挂衣橱。布置着，打量着，欣赏着，她在家里的时间差不多是在那个房间里度过，不知不觉一遐想就是半天。但是，十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喜元也没有来，信仍按月寄的，都说抽不开身。老头子见到她拆信，见到她跑到小房间里垂泪，就走来关心她，问：表哥他来吗？反被她一冲：不要你虚情假意！老头子讪讪而退，嘴里咕哝着：不识好人心，不识好人心。　　

她决定闯厦门。不管老头子同意不同意，就去打了了张票，把老头子带上了火车。　　

你去不就行了，硬要我去！　　

他怕你呢，看过了就不怕了，你又不是妖怪。　　

你这个表哥也是个书呆子。　　

在厦门，喜元到旅馆来了，一进门，眼睛就看着老头子，目光中竟有着畏怯，虽只是一瞬间，却让她看在眼里，这是她不满意的。老头子迟迟疑疑站了起来：是表哥吗？她往起一站，代喜元说：是表哥。她介绍老头子：这是老赵！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七十多岁的男人很热忱地握手。老头子的确胸怀宽广，她倒有点佩服。喜元有愧、有愧、一个劲的有愧，这让她心里气得不行。喜元最有权利，是第一个拥有她、真正拥有她的人，凭什么有愧呢？有愧的应当是陈大福，是这个老头子！一切就因为没有那一张社会发给的证书，她偏不认这个理。　　

什么时候带我们到你家里去？明天中午吧？到那里我们不谈表哥表妹，你喊他舅舅。　　

舅舅？老头子和喜元都惊讶得张了嘴。　　

这样省得麻烦，要不然你老婆有得盘问你呢，哪里的表妹呀，什么表啊，关系怎么这样好呀，越问越疑心，好像我们的关系是见不得人的。　　

行，行。喜元说。　　

那就得叫你舅母了？老头子故意问。　　

叫就叫，你叫一下。她命令喜元。　　

舅母！喜元果然试着叫了一声。三个人都笑了。　　

还有他，也叫一下。她说。　　

舅舅。喜元叫了。　　

好好，这样好。老头子倒真是高兴。　　

你看你高兴的，你哪来这么好的外甥啊。她瞪了老头子一眼。　　

喜元走了之后，老头子对她说，我才晓得你这么鬼，我服你了。　　

她总算看到了喜元的生活。他的妻子相貌清秀，娇小玲珑，文雅和蔼，让她嫉妒。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十多岁，都像小喜元，她看着特别喜爱。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幸福家庭，喜元就在这个幸福家庭里做着丈夫和父亲。她的心里醋意翻腾，却只有不露声色，她是不可能、也不该怎么样的。孩子们叫着她“舅奶奶”，喜元的妻子叫她“舅母”，喜元也叫她“舅母”，有一声她应一声，把这出戏演到底。她不在乎这个，她竟然勇敢地到了喜元家里，喜元配合着她，瞒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对于她，就是胜利。她请喜元和他的一家人有空到无锡去玩，我那里房子大，你们住多少天都不要紧的。他说着，老头子及时附和着，喜元的妻子高兴地答应了，喜元反而落在后面。　　

回到旅馆，她把房门一关，觉得疲倦已极，仰到床上不想动。老头子说，这出戏演得不坏，高级演员就数舅奶奶。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放屁！　　

喜元至今也没有到无锡她的家里去过，不过，他已经同桂华双双从无锡乘火车到苏州、到上海，游玩数日之后，又从上海乘江轮到高港，从那里乘长途汽车到了他们共同的家乡，这是出于桂华的安排。一条银索子被他们一路上放在手中把玩不已。　　

喜元的父亲已经去世，老家只乘下一个弟弟。他和桂华就住宿在旅馆里，一个房间，岁数大了，旅馆里也不问。他们双双一起大模大样走进桂华老家的巷子，桂华的母亲八十岁了，身体还好，动手弄了一桌菜款待他们。桂华的弟妹们有的在外地工作，在本地的都到家里来吃饭作陪，他们知道，桂华同喜元当年为什么没有能成为夫妻，他们对喜元十分客气，都心照不宣，不流露什么。桂华觉得喜元忽然健谈起来，同他的弟妹们谈中东、谈俄罗斯、谈中国反腐败，头头是道，跟她旅游的一路说的话都没有这么多。她心里发笑，喜元这呆子是故作镇静，并且想取得她的弟妹的好感，其实，大可不必，但当然，这样也好，她也觉得这是有必要的。　　

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她和喜元一起走出她的老家，她的弟妹们都到门口送别，但也仅止送到门口而已。到旅馆去当向北从巷头出，喜元却往南走向巷尾。喂，这边。她皱着眉头望着他。喜元马上回头了，跟着她走向巷头。到了外面的大街上，她对喜元说，我的弟妹都知道你，你在他们面前就不要装了，刚才你连我家巷头巷尾在哪边都记不得啦？装又装不像！　　

唉。喜元叹了一声。　　

她挽起了喜元的膀子。　　

在老家的几日，他们又到城墙那里去过，见到的是一个依着河边而建的公园，旧城墙一带的荒野景象全然不见了。他们在公园沿着城河散步，心中想起那寒星闪闪的冬夜，想念那西北风、树林子、枯草丛……　　

　 　

　 　

宿怨记　　

　 　

李兰跟大军走是她自己决定的。那时她家只有奶奶和姑妈，而她们是管不住她的。李兰感到她对自己比桂华和素梅更有把握，桂华只知道帮妈妈做家务、带孩子，还有跟那个会玩乐器的喜元要好，素梅只知道孝敬奶奶、服侍父亲、静守闺房，可她不同，她感到她的眼界比她们宽广，看得也比她们要深，虽然三人常在一起玩，她心里认为她将来一定在她们之上。　　

大军来到之前是她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她的家里穷极了，父亲被厂里的老板解雇回家，没过多久过日子的用费就靠卖家里的东西了，今天卖掉一把铜壶，明天卖掉两把椅子，大哥跟父亲顶嘴，被父亲一栓门杠打出了家门，后来有人看见大哥在上海检垃圾。因为有病不出嫁的姑妈，靠给人家做针线糊口，挣几个小钱儿回来，更让人感到日子过得可怜。她的妈妈是在她还小的时候去世的，家里虽然还有奶奶和姑妈，但她一直觉得她就像旷野的一棵树木，是自己长大的。在她和奶奶、姑妈、父亲、哥哥之间，似乎都隔着一层东西，她好像不在乎有没有他们。她当然知道他们都是她的亲人，可在她心里仿佛早已离开了他们，她是要到一个好地方去的。后来，父亲的死，更让她对于自己的老家完全失望，她有机会一定要离开，可以说是有一种要逃离的心情。　　

父亲死得奇特而令人羞耻。那是初冬的上半夜，因为天冷，人们早已上铺睡了。忽然，姑妈很急地把她叫醒，有一种恐惧使姑妈说话声音都变了，于是立即也使她感到了那种恐惧。她马上穿衣起来，堂屋里已经站满了人，昏暗的豆油灯光下一大团凌乱的人影的黑暗包围了她，姑娘来了！许多的人声嗡嗡的小心的从那黑暗中发出，好像都等她拿什么主意。　　

宝根儿，你过来，跟姑娘说一遍。现在这家里，只有姑娘做主啦。　　

这话未了，一个委琐得缩起来的人被推到她的面前，是巷子里桂华的叔父，那是她四周所见的过多的穷人里特别穷、也特别无能的一个，结婚不到三天老婆就离开了他。　　

宝叔，她按平时的称呼叫他，是什么事？　　

透过昏暗的灯光，她瞪住了宝根儿，瞪得宝根儿往后退了一步。　　

快说，把事情告诉姑娘。别的人推着他。　　

宝根儿结结巴巴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她的父亲和宝根儿天擦黑时看见两个人把两包东西往墙角一扔就走了，他们去一看，是两套军衣，那两个人必定是驻本地六十三师的，不想再当兵了，脱了军衣逃回去。宝根儿说是她的父亲出的主意，说穿上这两身狗皮，到乡下去吓几个钱来用用。他们就到僻静无人之处换了衣服，从坝上过了城河，往东到了高家村，那时天已全黑，村庄上家家关门睡觉，没有灯光。他们拣了一个瓦屋人家去敲门，开门的竟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壮汉，他们自己先就胆怯了一半，是她父亲胆大一些，狠声说，我们是六十三师的，弟兄要借几个路费，快去拿来。那个人不慌不忙，问外面还有弟兄吗？都请进来坐。当时宝根儿不该说了一句老实话，说就我们两个。宝根儿以为这样说能快些拿到钱，不料她的父亲忽然哎呀一声就倒在地上，是那壮汉动手了，黑暗中也看不到用的什么家伙。宝根吓得拔腿就跑，他没有敢上路，也惦挂她的父亲，就趴在一条沟里，望着和听着。后来就隐约看见几个人影从那边过来，直奔南城河边，立即又走回。他又趴了一会儿，就到南城河边看，看到她的父亲直手直脚仰在那里，他一摸，已经没气了。他背不动，只好跑家来报信……　　

宝根儿所说的这一切，简直叫她不能相信，可是宝根儿正垂头丧气站在面前，奶奶、姑妈正一边流泪、一边用手臂夹住了她，怕她支持不住似的，而邻居们也正一面受着恐惧的影响脸上变色，一面同情地看着她，宝根儿所说的一切分明是可以相信的！　　

父亲的惨死和死得这样荒唐，好像都不算什么了，重要的是她只觉得自己可悲，感到她根本不该生在这个人家、不该活在这个屋子里，她是陷入了丑恶的命运，她被荒谬、可耻、无聊的东西所包围。她应当冲出去，摆脱这一切。她流泪了，这泪水无声而下，为她自己而流，同时也是那四周的人需要看到的。事情该怎么办她已心中有数。　　

先去把人弄回来！　　

她跺脚而言，放声大哭。四周许多的人就把宝根儿推在前面，一窝蜂地去了，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她家的大门卸下来，用长凳搁在堂屋里，那是准备停放尸体的了。几个邻居老大妈陪着她的奶奶、姑妈。桂华的母亲心中有愧似的从自己家里拿来了米，在锅灶下烧火煮粥，准备给来帮忙的人们吃。好朋友素梅已经出嫁，桂华到无锡去了，在她身边陪着她的是桂华的大妹。　　

那一年她十八岁。父亲硬梆梆的被抬回家，身上又可耻又可笑地穿着宝根儿所说的军装。邻居们把那惹祸的军装剪破、扒下来，塞进了灶膛，用一块长长的狭狭的白布从脸到脚遮盖了这个可怜的人。迎着遮来的白布，父亲脸上仿佛有一丝自嘲的神情。　　

父亲既然是那样死的，也就没有人提出要去告官，她感到生生咽下了一口恶气。对那个打死她父亲的人家，她当然记下深仇；对宝根儿，她也记下大恨。那深仇她至少一时是难报、也许永远难报了，她对乡野以及整个世界感到从未有过的生疏和恐惧。但她对宝根儿的大恨却在心里升腾。也许到乡下去敲诈勒索全是宝根儿的主意，现在却推到她的父亲头上，反正死人是不会说话了，也许当时是宝根儿出卖了她的父亲，至于宝根儿丢下她的父亲只顾自己逃命，却是自己都承认了的。再想想宝根儿的神情态度吧，不是觉得很对不起她家吗？就宝根儿的嫂子，桂华的母亲，她的奶奶的姨侄女儿，她的父亲的姨姐姐，她该称为姨姑妈的，不也对她家深深内疚，以至自己拿了米来烧粥了。不用说，是宝根儿使她的父亲遭此横祸，她恨宝根儿以至桂华的一家！　　

父亲棺材入土了，家中丧事已毕，巷子里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人们看见她时，或者把目光回避开去，或者硬着头皮似的对她点个头、说句把话，勉强得很，只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却是心照不宣的。这些令她觉得多么可恨。那宝根儿是个光棍汉，也不住在巷子里，所以几乎在她眼前绝了迹，而桂华的一家，虽然跟她家似乎一切往来如常，但那不自然的样子也是显而易见的。她觉得她的一个单纯的时代就这样被可恨又可怕地夺去了，她迅速地在成熟，她心里蓬勃生长出来的一切令她自己吃惊，却再也抹不掉了。　　

她的奶奶作为姨妈向桂华的母亲提出了借屋子和院子的要求。桂华家的小小后院里有一间空着的小屋和一棵老杏树，小院是她和桂华、素梅从小的乐园。奶奶说借那间小屋堆放杂物，这样家里就可以腾出一间屋来让姑娘单睡。只要在她家的后墙上开个门，就可以进入桂华家的小院。桂华的母亲一口就答应了，这与其说是尊敬姨妈，不如说是因为宝根儿对她家闯下大祸。她家的后墙上果然就开了个小门，那间小屋果然就由她家去堆放了杂物。奶奶和姑妈似乎心里平服了一些，但她反而觉得一切更加可气，她心里连奶奶和姑妈也鄙视起来。　　

那个世界是她不愿呆的，她要到一个好的世界去，她要逃离，她跟大军走了！　　

她回到老家是八年之后，回来时她带着到本地来当局长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她自己是调进本地档案馆当秘书。当年她随大军走后并没有走多远，她连江也没有过，一直在长江北岸做后勤工作，距离老家其实只有五十多里路程，但她总的说来是经历了渡江战役。那以后她就一直在当地县城里工作，嫁给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参加工作很早、资格很老的一个人，不过她很快发现她的丈夫为人老实、能力也不算强，后来自然地许多的事情她做了主。把全家从那个江边的县城调到老家这里来，就是她的决定，为此她说服丈夫离开了他的故土。丈夫小心翼翼把她当作宝贝。　　

回到老家她就像衣锦荣归。巷子里的人们小的长大、老的更老，也有人不见有什么年岁的增长，但那一律是普通百姓，他们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不知为什么都好像变矮了似的。她想起她从前不也是其中的一个吗？不，从前她在心里其实跟他们是不同的，现在她果然不同了。现在她受到的不仅是尊敬，简直是敬畏，还有献媚。小市民，小市民。她心里否定着她从前混杂其中的这样一群。高贵感不可抑止地油然而生。与其说她很快设计和确立了自己鹤立鸡群的形象，不如说是老家的巷子用它的目光把她看成了这样。她是新兴的、新鲜的、代表了新的文明，也代表了新的权势。老家的巷子又呆滞、又沉闷、又灰暗，而她把巷子照亮了，她随身带来了灵动和生机。她还没有做什么，但她的归来已经使巷子里以及街头巷尾的人家受到了她的恩惠，老少街民们都仰望着她，都知道说不定哪天就要直接从她这里得到好处、受到帮助，甚至由她来给他们以一个好的前途，使他们全家受惠。她是大度的，因为谁也不能跟她来争什么高低。她是谦和的，因为她用不着对谁傲慢。别人都似乎无形中背着什么负担，只有她是轻快的、满足的，天空、大地与城市虽然属于大家，这世界却无疑是属于她这样的人的。而她的轻快、满足也就是阳光、就是雨露，给那无形中背着什么负担似的灰色、枯竭的人们以光明和滋润。她将永远这样下去，永远处在这样愉快的地位，那是无可动摇无可怀疑的。她面色红润，明眸皓齿，光彩照人，而又雍容端庄。她一出门就受到四处的仰望和问候，一路走进不远处的神圣庄严的机关大院里去，那里自古以来就是官府衙门的所在。　　

大哥在上海成家立业，把姑妈接去照料家务。奶奶更老了一些，但为她烧饭、带孩子还能胜任。桂华的母亲立即就过来巴结她，那是最便当的，因为又算是她的姨姑妈，走过来又只有几步路。她的家务从此小半是奶奶做，大半倒由桂华的母亲顺带地做去了。那家务可也不简单，连奶奶在内全家五口人的吃饭、洗衣、缝补，琐琐碎碎。孩子到底天真烂漫，喊桂华的母亲为“婆婆”，喊得既亲又热。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生下两个孩子，从抱在手上到背起书包上学去，桂华的母亲就像一个真正的婆婆那样尽心尽力。不过她的心里对桂华的母亲从无感激，她只把那看作是对她家还债，原因就是她父亲的死，那笔债她觉得桂华一家永远也还不清。不过另一方面，桂华的母亲到她家来帮助做事，她心中的一块坚硬的东西似乎也在融化，她依着孩子们的口气喊“婆婆”也喊得亲热、甚至真诚，她有时还到桂华母亲家去坐那么一会儿随便谈谈。她感动地想到她会以德报怨的，会对桂华的弟妹们有所照应。事实上她和桂华这一家也确实是巷子里最亲又最近的，她的孩子称桂华的弟妹们为“舅舅”和“姨娘”。她渐渐觉得过去的那个宿怨是太遥远了，在现实中它已经全无地位，也许她一辈子也不可能对桂华家报复什么，她也不想把祖上的这些陈事往下传给孩子们，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这时候她才考虑到，那事情究竟情况如何，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她没有理由咬定是宝根儿的错，但是她却半辈子下来都是坚定地毫不动摇地这样认为的。　　

由于桂华的母亲把小院中的小屋借给了她家，而奶奶当时就在后墙上开了小门，以通小院，那小院就成为两家的了。她在外面八年，两家相安无事，因为家中只有奶奶和姑妈，后来更只有奶奶，小院里连脚也不大去伸的。她回来之后，带着两个孩子，那小院就成了孩子的天地，就像她小时候跟素梅、桂华她们一样。家中地方自然嫌小，她就把小院里的小屋改造成了厨房。后来她对桂华的母亲说，婆婆，我这边烧饭，烟气就刮到你家去，孩子又厌，脚一伸就钻到你家去讨嫌，你不如把你那边的堂屋后门封起来。桂华的母亲不但一口答应，而且自己说那个门反正开着也没有用，冬天也不暖和，早就要封掉了。桂华的父亲是个老实不问事的人，桂华在家的两个弟妹都正上学，不管家里的闲事，而当时两家人就像一家人，那边的院门就顺着她的意思愉愉快快地封起来了。站在她这边一看，院子就完全成了她家的。奶奶站在院子里“嗯嗯”地把头直点，眼光里称赞她这个孙女儿有面子、能干有用。　　

她不知为什么无端地恨那棵老杏树，虽然她吃过那上面结出的很多的杏子。她早上起来把夜里大人小孩上满的尿桶倾倒在老杏树下，孩子们白天小便她叫他们冲着老杏树的根部浇去。没有几个月，老杏树就枯萎、息掉了，那年年蓬勃一回的生命再也不能回头，也永远不能抽叶、开花、结果了。她让杏树枯着竖在那里有一年，第二年请来素梅的做木匠的堂弟，让他带了锯子来锯倒了老杏树，并且锯成一段一段的木材，后来都由奶奶塞进了灶膛。素梅的堂弟说，老杏树死了真可惜，巷子里春天没有杏花香了。对此她鼻子里哼了一声无可回答。桂华家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也不曾想到要说。她知道她欺负了他们的善良与糊涂，利用他们对她的敬畏与幻想，但她觉得院子呀杏树呀本也算不得什么事情，她似乎原是有权力这样做的。她的丈夫对她老家以及巷子里的一切都糊里糊涂，从来不曾有知道的兴趣，她也就永远让他糊涂下去，反正男人的本事也不在这上头。日子平静而欢乐地过下去，桂华的母亲作为“婆婆”到她家来像佣人一样帮着做事，她有时到桂华家去坐那么一会儿，接受着恭维与尊敬。　　

当年父亲死后，家里找出父亲的小照去描大了，那有两本书大的父亲的遗像就装在镜框里、摆在堂屋柜子上。她带着全家从外面回来时，一眼见到的就是八年前告别了的父亲的遗像：戴着黑色的瓜皮帽子，脸极瘦，眼睛很大，有生着痨病喘不过气来的神情，那很大的眼睛也是病态的。她久久望着遗像上的父亲,泪水直下。可怜的父亲没有能见到女儿衣锦荣归，没有能见到她的丈夫和孩子，父亲也没有能见到上海的儿子成家立业。父亲死得那样可怕，那样卑微！父亲的尸体停放在堂屋里的样子她重新想起，一切都恍如昨日。当时她想过，一切不能算是结束，她一定要为父亲、为父亲竟然那样地死去，做她该做的事情，她相信会有她出这一口气的时候。父亲的遗像她一直就让它一如以往原样摆在堂屋里的柜子上，眼睛瞪着所有在他面前的人。她家里的大人小孩，常到她家来坐坐的她和她丈夫的同事们，都熟悉和习惯了她家堂屋柜子上有她父亲的遗像。当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心里深埋着的一切。　　

桂华的叔父还活着，听说在街道小厂里糊纸盒为生，当然仍是穷到极点的一个人，比起在旧社会全无着落稍好一点。有一回跟她在巷头上相遇，站下来讨好地向她请安：大姑娘！她几乎觉得是仇人相见，但眼前这团烂破布所包着的最多只能勉强称之为人，根本不足以让她报复什么。一阵失望之感让她一下子消融了信心，甚至动摇了父亲在她心中不知何时开始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眼前的宝根儿正是同她的父亲厮混在一起的。恍惚之间她以为宝根儿作为父辈中无能的一个是向她讨钱用的，就拿出一元钱递给了他，一元钱可以让他一个月天天早上吃三个大炉烧饼，而平时，这样的人是连一个烧饼也觉得吃不起的。宝根儿喜出望外接了过去，连说大姑娘仁义！从小我就说大姑娘将来发达！她从恍惚中猛醒，忍着一股厌恶，脸上不觉露出一丝她自感也很复杂深奥的笑意，宝根儿知趣地点头哈腰满怀感激而去。她望着他已经有些伛偻的寒伧身影，觉得这个人是用不着谁去动手的了。　　

宝根儿后来还活了十多年，在一个冬天的寒夜里悄悄死在他破烂的小屋里，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遗产。这样一个死者的收尸以及送去火化，自然是由其唯一的亲属、桂华的父母负责，他们是他的兄嫂，而他们岁数也大了，实际上是由他们的子女代为张罗。宝根儿被装在火化厂的脚踏三轮柩车里运走，因为送葬人数太少，就用不着带柩斗的小客车了，也免得破费。可怜的宝根儿大约一生至死也没有坐过汔车。既然跟桂华家住得这么靠近，她是不好假装不晓得的，于是也去看了一下，向宝根儿的遗体作了告别，桂华的母亲是在门口拦着她的，但她还是进了那肮脏的小屋，向死者鞠了一躬，于是，仁爱的光辉照亮了那里，桂华的母亲连连地对她感恩不尽。她看着桂华的三个弟妹尽孝如仪捧着宝根儿的遗像，拿着一个花圈，尾随那脚踏三轮柩车而去，火化厂远离城区，还有好远的路，这一行简单的以步当车的队伍让人们看到了最普通百姓的最寒伧的送葬。宝根儿的遗体躺着的寒伧样子和父亲的遗体躺着的寒伧样子忽然在她心中交混起来，一时间那深埋心中的疑团和怨恨似已化去，父辈只是一片灰暗无光的阴影，里面空洞无物，令人茫惚惆怅，感到索然无味。　　

父亲被打死的地方当年她没有去看，她知道看了是没有结果的，徒然地丢人现眼而已。据说宝根儿后来也认不出是哪一户人家了。她心中却已经有了一幅图画，那是高家坝大约靠一条路边的一个瓦屋人家，站在那里当可以望见南城河，越过一片田野就能到达河边。回到老家之后，那幅图画在心中重现，似乎越来越清楚，那寒夜、那黑暗、那城河上幽微的波光、人影在田地上的匆忙走动、瓦屋人家的大门紧关了起来，到处再也没有一点声音，而父亲被撂在河边也许还有一丝气息，但就活活冻死了，那样寒冷、孤独、荒谬。她的父亲是这样死的，一个人竟会这样死去！想起来她还是觉得几乎难以置信，但那是事实，那样的野蛮、落后的社会！　　

她到高家坝去暗暗观看过两回，路不止一条，旧的瓦屋人家不止一户，她根本无法知道打死她父亲的是哪一家，疑问和仇恨的目光幽然在那些旧瓦屋上一遍遍扫过而不能察觉出任何东西。南城河在高家坝西面，与村庄的确只隔着一片田野。不过能开了门走到南城河边去的，又何止一家？哪一家每天不到河边去几回呢？她也曾悄悄下到河边去走了几个来回，但田地、草木、打到岸边来的波浪都不能向她开口，她根本无法看出当时那些人是从哪里越过田野，把她父亲撂在了哪一段河滩。她去暗暗侦探时，宝根儿还没有死，也许她可以拉宝根儿一起去，让他努力回忆，可是她太知道宝根儿的无能和胆怯了，这使她没有那样做。她站在河边朝村庄那边望，站在村庄边上朝河边望，只感到扑朔迷离。她毫无收获地离开了那个令她头晕目眩的地方，她不但无从知道一切，而且知道即使展开调查，一切大约也毫无结果。再说，解放前打死一个上门敲竹杠的国民党军的兵痞，在解放后也决不会被认为有罪，有的人还可以公然拿来夸耀呢。不过农民有农民的头脑，他们决不会随便说出来。那件事已经像一片树叶没入泥潭，化为污泥，完全消失。　　

父亲的戴瓜皮帽的遗像尽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摆在堂屋的柜子上，往往使初来的客人感到些不适，而屋子里也总是因此而有一股陈旧的阴暗的气息，但她不想撤去。对高家坝的深仇无可着落，也许永无着落，对宝根儿的大恨虽然宝根儿的兄嫂是领了去而把每日对她的小心殷勤当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份，既化解着又提醒着她的亡父之痛，但是现在，宝根儿死了，小院也早就占过来了，宝根儿的兄嫂也日见其老，下一代的人们不但长大了，而且开始结婚成家，因为上辈人缄口不言此事，他们下辈人也就一无所知，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落空了，一切都可以化解到无了，一切变成了一种遗憾，这遗憾不管还是如何让心不甘，好像无可避免也只有去忘掉了……　　

使她万万想不到的是，父亲尽管死得那样早，却因为那样的死不但把一个无形的阴影永远地留在她的心头，而且把一个有形的负担加在了她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父亲竟然在死后反而密切地关联着她的命运。因为你既然向组织上申请，组织上就要对你的一切、首先就是你的生身的父亲，进行必要的调查。该死的宝根儿的一家，是她的克星、地狱！那宝根儿的哥哥，也就是桂华的父亲，害死人的老实人啊，把她父亲当年如何死的毫无隐瞒告诉了组织上来调查的人，用他的老实断送了她的前程！本来，凭她经历过渡江战役、凭她解放前就有初中文化程度、凭她的能力、人缘、品貌，不必说的还有她的丈夫的资格地位，她肯定是某种合适人选，可是，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她连组织的门槛也不得进，还谈什么么合适人选呢？她过去填写登记表时，总是把她的父亲写作“城市贫民”，那么她的出身就几乎等于光荣的无产阶级，这正是她勇敢参加队伍的原因，可是，经过那次调查，她父亲这个“城市贫民”就成了问题，穿着国民党军的衣服到乡下去敲诈勒索，被农民打死，这算什么无产阶级啊。前面至少得加上“流氓”二字了。内部很快有人透露给了她，并且把那无可改变的影响也告诉了她，真乃是一时手脚冰冷，感到一切都完了，似乎已经化解的怨恨立即从心底深处翻腾上来，她恨死了宝根儿这一家人，就连在外面看到类似的脸型，也厌恶之至。　　

不但如此，后来她还被从档案馆秘书的位置上调离，到行政科担任管理员，虽说还是在机关，级别没有变，还实惠了些，但不能不是一种地位的下降。从那以后，她就僵在行政科管理员的位子上了，每天依然煞有介事进出机关大门，在老百姓眼中显得不同寻常，但她知道这不过是虚荣罢了，其实她心里很苦。　　

孩子们不知世事，他们照样脚一跨就到“婆婆”家去了，因为他们总是被当作尊贵的小客人。不能说桂华的一家对待她不好，那种对她永远的敬畏与幻想甚至让她感到他们作为小百姓的可怜。　　

桂华的弟妹们也常到她家来玩，亲亲热热称她的奶奶为“婆奶奶”。她的奶奶耳朵虽然有些背了，但见到他们张嘴喊“婆奶奶”，却似乎呼听得很清楚，愉快总是愉快的，何况确实是她的亲姐妹的外孙儿女，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两家就这样温情脉脉相处着，不要说是她的丈夫和孩子，连桂华一家也完全当成是这么回事了。外面人更是哪里能看出她却自有一本账记在心里！　　

岁月不管一切照样流逝，眼看着孩子们在渐渐长大。她考虑到了住房有点紧张的问题。考虑的结果是兵分两路：一是由丈夫跟公家弄一处住宅，二是在老家兴一点土木。她的孩子将来当然决不至于要靠老家的这点房屋安身，而且房屋至少有她的哥哥一份。远在上海的哥哥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但那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她并不想在老家打万年桩，如果哥哥就居住在家，按规矩她连屋上的瓦也不能要走一片。她和丈夫两人当然能跟公家申请到足够的住房，她之所以想到在老家兴一点土木，是她忽然又一次想到了本来属于桂华家的小院，虽然早已到了她家这一边，也二十多年下来了，已经成了她这一边事实上的所有，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都一目了然是属于她家的。但她似乎应当进一步把它确定下来。　　

她的计划是把院中小屋拆掉，把她家朝着小院的后墙也拆掉，然后把她家的屋面披下来，一直披到只留一尺宽的“滴水”，这样，小院就到了她的屋顶下，给两个小孩搁两张小床、摆两张书桌，是不成问题的。她难道是为了占有人家的地方吗？不。她越想越感到正式吃进小院这件事做得有理，不为过份，而且在时间上她已经延迟了二十多年，真是宽洪大量了，她自有足够的言词。也许，只要桂华家站出来一干涉，把地契拿出来一亮，她就输理，可是她坚信事情的发展没有那样简单。另外，这件事跟多少家务事一样，她照例不必跟丈夫说的。丈夫的脾气好到在她面前只有附和与笑脸，使她不满意的是丈夫在外面其实也是这样，难怪资格那么老，官职却总是大不上去。　　

丈夫官职虽然大不上去，身为局长，在本地可也就是一个大官。别说是局长，就是她这个小小管理员，在巷子里外的百姓眼中，不也是非同寻常？只因为你是一个强大整体中的一员，你树大根深、枝叶繁茂、不可动摇！对付一般老百姓，你能欺尽欺、能挤尽挤，他们很知利害，那忍耐的限度是很大的。桂华的母亲就正是这样的百姓，加上那层不算假的亲戚关系和两辈子以上的温情脉脉，凭着对她恒久的敬畏与幻想，谅他们不敢、也不好意思来跟她纠纷。　　

她越来越觉得把握性很大，但谨慎起见，她略微修改了她的计划，决定把她这个小小的工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修建而不是拆掉小屋，但修建时把本来独立的小屋与她的屋子连通起来。第二步是把她的屋面不与小屋相连的其余部份披下来，但也不是一直披到只留一尺“滴水”，而是留下一半距离，这样显得不算过份。这个有所修改的计划如果实现，小院也等于基本上吃进来了，留下的空地只占小院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作用很大，足够稳住桂华父母暗中愤懑嘀咕的心，因为他们二人对于小院是心中全有数的，地契说不定还保存在家中。　　

招呼是不用去打的，以免“吊咳生痰”，需要的是动作快、手脚干净。好在她是机关行政科的，平时认得建筑站的人，那些人也听她的话，平时以能跟她说上几句话而感到脸上生光十分有面子。于是，她的第一期工程开始了，那暗中准备的时间比动作的时间长。瓦匠头儿来观看了小屋，一共需要多少建筑材料，怎样迅速拆屋，如何快速重建，并且与她的屋子连通起来，都作好了周密考虑与布置。有利的条件在于通向院子的门只有一个，就在她的家里，所以翻建小屋是关在院子里进行的，外面的人看不见。头天晚上悄悄运进了砖瓦石灰黄泥、做好的木材等等，第二天一早，三个瓦匠一个木匠和两个小工到了她家，立即动手。小屋年深日久，又本是乱砖砌成，倾刻解决。她的屋墙也很快扒开，木匠加了一根屋檐梁，接长了椽子，瓦匠动手给小屋砌墙。到吃中饭的时候，小屋的三面墙已经到顶，三根屋梁也安放到位。两个瓦匠和两个小工休息吃饭，木匠给小屋钉椽。木匠的事情做好，瓦匠又接着上阵，给小屋铺汪砖、盖青瓦，并且做好她的大屋与小屋相连处的檐口，使它滴水不漏，有水就能流走。一天不到，第一期工程就大功告成，院子里立起一个新小屋，比原来的高大了许多。她的房间里有了一个更深的房间，那就是小屋。　　

一天下来，桂华家竟然无知无觉。她不由得暗暗倍增几分惭愧，但她将大大方方向桂华的母亲介绍她的新房间，并且要从桂华母亲的嘴里得到夸赞，对此她胸有成竹。拆除下来的碎砖破瓦，也在晚上由建筑站的人来悄悄运走，到处打扫干净。　　

对于她翻建小屋，老态龙钟了的奶奶没有任何反映，奶奶只是哼哼着喘着气，掇着小脚忙饭忙菜、洗锅抹碗。一个疑问也不曾问一声的奶奶是忘记了小屋的来历，还是有意装糊涂？她也不想去问了，总之她看出奶奶心里是高兴的，奶奶在默默配合着，她对奶奶很满意。　　

几天过去，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饭前饭后随便到桂华家去站一会或坐一会，桂华的母亲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过来就过来，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头。她暗暗等待着，如果桂华的母亲过来有所责问，她就推到奶奶头上去，说奶奶叫这样做的。奶奶又老又聋，又是桂华母亲的亲姨妈，真是一块合适的挡箭牌。使她心里如一块石头落地是桂华的母亲面带笑容的过来了，过来之后还主动说：我还不晓得，你又弄了一个房间啦？她马上接过话头，说：是呀，才弄好的，正要叫小花去喊婆婆过来看呢。小花是她的大女儿，奇怪的是越长越像桂华家的人，所以桂华一家特别喜欢小花。　　

这两句话一对，她明白一场干戈已化玉帛，她和桂华的母亲乐呵呵到里面去欣赏她的新房间了，从桂华母亲嘴里，她得到了预期的对她的新房间的夸赞。她是强者，她是胜利者。桂华的母亲是常来常往的人，平时来就来了去就去了，不必招待，但那天奶奶却泡了一杯茶一直端进房间、颤巍巍朝桂华的母亲送来。桂华的母亲忙接住，叫了一声啊呀老姨妈！奶奶是听不见的，但知道了，以恳切表情对桂华的母亲说了一句孩子们都长大了，就老态龙钟地转身而去。奶奶的话就是打招呼的，意思是说她的四个孩子都长大了，屋子不够住，所以把那小屋翻建进来了，都是自家人，请不要计较。她惊讶地看到，高龄的奶奶什么都明白，一点也不糊涂。　　

报复怨恨变成了侵占屋地，把她自己倒弄糊涂了，她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那侵占的意图本来多少就有一点的，心中只是拿那怨恨作为借口罢了。这让她脸上发烧，转而努力把一切解释为正义性的，并且让自己上升和保持在那正义性的高度，于是她感到自己继续拥有力量。　　

小院的二期工程不知怎么完成的就完成了，事后回顾，她的感觉就是如此。大约因为她对桂华家是否会出来阻止，实际上心中无数，她被一股自己把握不住的盲动的力量所驱使，也就把事情做掉了。如果桂华的父亲拿着地契出来干涉，她一定哑口无言。可是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一切安静如常，只是桂华的母亲又有几天没有来露面。二期工程完成之后，小院已经不复存在，她的屋子又增加了一个小房间，长老杏树的地方到了她的屋顶下，长长披下去的屋面有如女人披在后面的长发，是过于长了一些。小院如她原先设想的留下四分之一的空地，那是她的大度、她的仁义、也是她的政策。　　

小院这样吃进、吃定之后，从她家大六入内往里走就有了一种深度，家里显得[贡大、舒服得多。她虽身为女人，弄屋之事又实在太小，但她可以说体会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式的心情。如果一家一户也像民族国家那样写史的话，她就是她家历史上开边拓境的一代英豪。她不由得特别看了父亲的遗像一眼，仿佛和父亲有了一种目光的交流，父亲对她是知道的、赞许的。她真奇怪她对父亲不知从何而起的这种崇拜，她明知她的父亲并不高明，这个头戴瓜皮帽、病而又瘦的人，不过是当时浑浑浑噩噩的人群中卑微无能的一个，可是，一想起父亲，她就涌起无限深情。　　

桂华的母亲几天没有来露面，到露面的时候是在巷子里指点着瓦匠弄屋。她远远看着也看得很清楚：是把小院朝有着巷子的围墙拆掉了，把他们那边西房间的后墙也拆掉了，而后就砌墙，把她留下的那点空地砌了进去，那边的房间将接出这么大一块出来，大约够摆一张床。她是不想去干涉的，因为她知道她没有干涉的理由，人家没有来干涉她就算是够宽洪大量、够让步的了。她没想到奶奶突然出现了，是从里面出来的，表现得很强悍，一屁股坐到砌到尺把多高的墙上不准往上再砌，而且高声叫嚷。瓦匠们不得不停了下来。桂华的母亲掉了头回去了，她对付不了她的老姨妈。她想走过去，她想拉奶奶回家。但她看到桂华的父亲手中拿着一纸从巷子那边奔了过来，把那一纸在奶奶面前抖弄着，指着她翻建的小屋和披下来的长长的屋面愤慨地指责着，奶奶不理，只是不让。她只好走过去，跨过砌到尺把高的墙，把奶奶拉起来，往里面拉。桂华的父亲看见她，那她所不熟悉的愤怒的脸上，竟忽然有了她所熟悉的畏怯的表情，几十年的某种情面止住了他一时发作的愤慨。但她也不敢再去欺负这畏怯、至少当时不宜。她拉着奶奶赶紧就从小屋的后门进到家中，心是扑通通地跳着，好像是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胆怯和惭愧。　　

那以后好长时间两家几乎绝了往来，她不让孩子到桂华家去玩。我到婆婆家去。孩子一条腿已经伸在外面。什么婆婆，又不是真的。她说。于是孩子的脑袋耷了下来，把腿缩回。　　

她感觉得出巷子内外的邻居都认为她不是，从相迎的笑脸上她看出冷淡，从敬畏的神情下她看出疏远，从老实的外表下她看出鄙夷。但她不必做解释。她所做的一切，那理由是别人不知道的。总有一天，她要朝着老家的这条巷子，把桂华家是如何地对不起她，让人家听到。她不是不讲理的人，她其实饱含满肚子的委屈……　　

她那翻建的小屋朝西开了门，奶奶后来就常开了那门站着朝已经不存在的小院望，她奇怪奶奶望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好望的了。她走到奶奶身边去，奶奶见她来了，就用手指朝上面指着，她顺着奶奶指戳的方向望去，那是桂华家在她留下的那点空地上砌上去的屋子，做了一个独立的小小的人字形的屋顶，她家和桂华家的交界处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奇形怪状，那屋顶虽是正常的高度，却是高高竖立在她的披下去屋面之上的。她把奶奶拉开，向她摇手，叫她不要管，但奶奶一有空还是站到那里去那样地望着，好像能把桂华家那屋顶望得倒下来似的。奶奶肥重气喘，固执地站在那里的样子，似有一种未竟之志。奶奶是糊涂了，反以为桂华家侵占了小院的地方？还是对于桂华家那接出来的小屋居高临下感到不满？或者是认为本来不该让桂华家砌成那屋，所以心中总是不服？她觉得也不必硬劝奶奶罢休了，老人就是固执，就由她天天站在那里望吧，只是奶奶那苍老、专注、志犹未竟的样子令她心疼。　　

不久之后奶奶就死了。奶奶快死的时候，手指了一下，她就知道了，她把父亲的遗像拿到奶奶面前，让她老人家看了儿子一眼。后来奶奶就艰难地喘气，眼睛上了粘膜。她在一旁望着奶奶，感到奶奶最大的不幸也就是唯一的儿子死得那样早、那样惨、那样丢人和窝囊。可怜的老人忍受丧子之痛硬挺了几十年。桂华的母亲过来了，喊着“姨妈”，奶奶的眼睛里竟然溢出了泪水。桂华的妈妈替奶奶揩那泪水，说，她是老一代的最后一个人了。她想着：人为什么这样又怨恨又扯不开地在一起呢？这大概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吧？所以软弱不如凶狠、力大的为王，天经地义。　　

奶奶的死竟使得两家的关系和好了一些，后来渐渐似乎回到了以往最好的时光。桂华的一个妹妹的对象是她介绍成功的，她的大女儿小花出嫁时，是桂华的妈妈去动手铺的床，因为既是“婆婆”，又是夫妻双全、子女繁多的有福之人。　　

岁月仍是那样不管一切照样流逝，把皱纹暗暗刻上她的眼角、额头、面颊，把奶奶式的肥胖不知不觉加在她的身上，她被人称为“发福”了。生活对她来说，是忧喜参半：大女儿给她生了外孙，二女儿也出嫁了，大儿子在外地大城市某海军机关工作，儿媳的父亲是海军离休高干，大儿子就跟在那边过；小儿子没有远去，高中毕业后在本地就业，被她三调两调，进了一个新兴的吃香的部门，那里面几乎全是干部子女，她也当仁不让；丈夫离休了，她也是离休。不幸的是她不得不肚皮上吃了一刀，因为里面发现了可怕的东西。她的住房是阔绰有余的，大女儿、二女儿住的都是中户宿舍楼，她和丈夫住的是机关宿舍楼的大户，位置上与大女儿靠近，都在本城风景绿化区；小儿子如果结婚，在单位上拿一套住房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已经十拿九稳了；至于老家的房子，实际上是空着的，已经显得很落后，但小儿子结婚之前还是在那里住着，因为这孩子固执地愿意一个人留在那里，而不愿来跟他们住，只是中午与晚上两餐到他们这里来吃。所以她还时常要到老房里去看看，给小儿子收拾收拾床铺、衣服，打扫打扫。　　

桂华家就那几间又破又小的老屋，拥挤着桂华的大弟、二弟两个小家庭。桂华的父母还健在，全挤在一起，真是儿孙满堂，只可惜进了那个家就充分体会到什么叫人口的密集，真是连屁股也掇不过来，她看着也觉得他们过得可怜。有什么办法呢？当年桂华如果不是跑到无锡去，而是像她一样跟大军而去，也许桂华一家现在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看看吧，仅仅就是一个人的不同，一切就都不同了。影响也许是几十年、上百年，这让她感到多么后怕、颤栗啊，但她并非侥幸，她相信是她的命大些，她不是从小就意识过她将比她们好的吗？大半辈子甚至可以说是一辈子下来了，这不但得到了证明，而且是不可改变的，生活是无情的啊。　　

老百姓的生命力真的有如野草，哪怕火烧、锹铲之后，不知不不之中它又会自然生长、繁盛起来。社会才安定了十多年，就随处可见人们把旧屋翻成新屋，实现一些新的居住要求，而这种要求，她这样的人家是早已在日常地享受着的，好像是做了他们的先驱和榜样。老家的巷子里也热闹起来，桂华家对门的素梅从南乡柴墟回来，把旧屋拆了盖新屋，要安排一个儿子住来；接着便是素梅的做木匠的堂弟也把百年老屋翻成了水泥平顶的高高的新屋，他们都打下了楼房的地基，只要公家一旦允许，就都要在平顶上竖起楼来。那些新屋砌得那样高，都是违反有关规定的，但只要没有人到城建管理部门去告状，又找到个把熟人暗中做主，一切也就作为既成事实放过去了。这些行情她当然知道。桂华家南边与东边的人家，也都把旧屋拆了，建成了新屋，东边的一家而且建得特别地高，平顶就是晒台，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桂华一家人头顶上飘荡，站在那平顶上，连桂华家桌上碗里是什么菜，都看得清清楚楚。桂华家的屋子如此处在三面高房大屋包围之中，局促、低矮而寒伧，只有北面因为与她家接邻，相对还说得过去。她的屋子虽然也显得很低矮很差了，但她不在乎，她全家都不靠老家这几间破屋过日子。　　

于是桂华家也想弄屋了，但弄屋必须有四邻签字同意，城管部门才能给予执照。桂华的母亲在老家找不到她，竟然叫了三轮车摸到她的宿舍楼上来了，还带了二斤水果。一提到房子，她就明白了来意，她的头脑中出现了未来的景象：桂华家那边翻建成了高高的新屋，她这边的房屋就相形见绌，阳光也全被遮断，如果是打下楼房地基有朝一日竖起楼来，情况对于她这边就会更糟。随之，历史问题从心底翻腾上来，任何时候，她都是要压住桂华家那边的，否则，她不是等于背叛了自己吗？想来真叫人要把地恨个洞，她一辈子竟然几乎有一半是为这个活着的，现在她岂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而且还要去帮她们？一切在她头脑里重新显现，复仇之火哗地一下重新燃烧，一切都老成和有把握得多了，必须捕捉住这个也许是最后的时机……她大眼睛一翻，满口答应，让桂华的母亲又感激又欢喜，心想一辈子对她李兰的小心服侍和忍让，终于到了有用的一天。无依无靠的老百姓是只有这样做人的，心里图的是好心有好报，但她偏不给她们这个好报。　　

她马上就到了城建管理部门，她只说她家南边的邻居要弄屋，她不想和他们发生矛盾，但请你们执法部门按规定控制其高度。她在那里一眼就能看到不止一个熟人，她拜托了其中最熟的一位，一切都心领神会，不在话下。　　

那以后，桂华家的弄屋就成了一场悲剧。从打地基开始，就不停地有城建警察骑了摩托车来检查。不准打下楼房地基，不准超过规定高度，也不准弄成平顶。为什么旁边的都弄了，不准我们弄？旁边的不曾有人举报，我们不知道，以后会有处理的。桂华家不得不停了工，停工自然是为了找到熟人，打通城建部门的关系，也是为了不服气。于是，猜到背后是她阻拦。可是她躲在她的宿舍楼里，有时又到她的两个女儿家里去，老家门上也是一把锁，让桂华家的人找不到她。　　

桂华的母亲叫了三轮车到了她的大女儿家，坐在那里不走，一定要见到她。接到小花的电话后，她不得不去了，桂华的母亲扑通一声朝她跪下，说，姑娘，天大的仇你让我把屋弄起来！她感到惊心动魄，因为那是八十岁的人了。她想出一个转弯的也是脱身的方法，提出桂华家把那接出来的小屋让掉，也就是把原来她让出的那四分之一个小院再空出来。如果这样，她就帮助到城建部门找熟人，让他们把屋子建到和对门和东边一样的高度。桂华的母亲呆了半天，说，姑娘，你不是不晓得，我家让给你的地方不小啦，你怎么在这种时候，为这点地方跟我撬住呢？她心中不免吃惊，因为不但对于她要“报仇”，桂华的母亲心里明白，她几十年来慢慢吃掉了那小院小屋，桂华的母亲心里也明白，但从来都忍着没有说一个字，而这时是一语给她道破了，这里面有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怒。　　

但她不松口，桂华的母亲还是只好带着她的要求回去了，立时就像苍老了许多，可见在精神上所受她的打击之大。时间过去好几天，来说情的人一个又一个，最后竟连素梅也请来了，对她说，你看雨水又下来了，风又刮起来了，天也一天冷似一天，桂华家现在旧屋拆掉，新屋未成，一家人遮风躲雨的地方也没有，老两口都躺下来了，浪工、破财还是小事，弄得不好两个老的性命不保，是你的亲姨姑妈啊，你要那点地方做什么？你又不差那点地方，高抬贵手吧，老百姓真不容易！　　

对于素梅说的，她不置可否，她说出了她的委屈，她的痛苦，她的怨恨，她的父亲是如何死的，她的进步和提拔是如何受挫的。她流出了眼泪，为她的父亲，为她自己。素梅说，你如果这样谈，我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　　

她没有让步，提出了又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桂华家不让出那小块地方，就只有原拆原砌、不可升高一寸。素梅叹了一口气走了，这是最后一个说客。　　

桂华家那边的屋在城建警察的监视下砌起来了，砌成了原来的样子。那接出在后面的小屋照样接出，小屋顶示威似的竖在那里，凌驾在她的披下来的长长的屋面之上。桂华的父亲躺下之后没有能起来，但那是高血压，跟她没关系。　　

她不知道怨恨会不会倒过头来结下去，有朝一日加害于她的子孙，但她不管那些了。她已经痛痛快快报复过了，她满身轻松，好像看到她的奶奶在对她竖大拇指。老家的巷子从此以后她是不想去了，小儿子也快要住进单位上分到的新楼。老家的屋以后可以卖掉。她是新人，她的一家都是新人，新的生活是属于她，属于她的儿孙们的，永别了，老家的陋巷！　　

　 　

盐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　　

——《管子·海王》　　

                                 　　

不知道　　

如果知道弄得以后挨杀头，那天魏三麻就不会去买粮食。秋场下来了，家里藏有几个钱的都想买粮食，买回来等到春后青黄不接再卖出，就赚了。魏三麻家里有个豆腐坊，他就是家里有几个钱的人。他一来想买点稻谷，二来想买点黄豆。他想约一条船，但一个人约一条船不上算，至少得再找两家一起去。一起去互相帮着好处也多。他可以找谁呢？魏家庄河对面是王家庄，这边是阜阳县，那边是太和县。魏三麻在王家庄有个好朋友，叫王兆坦。王兆坦也种田，也打铁。魏三麻喜欢自己有这样一个刚强有力气的朋友，不过他认为自己不一定要做那样的人。他就去找王兆坦；船，也就顺便约王家庄的。他如果知道他这一去，害得王家庄两个人掉脑袋、九个人充军、一个人服徒刑，他就不会去了，可是他不知道。　　

王兆坦的铁匠炉子正红，走不开身，就把钱交给魏三麻，请他代买五百斤稻谷，他有徒弟要吃饭。王兆坦还为魏三麻找了一个也想买粮食的人，叫马志孟，跟船一起去。马志孟明年要给儿子成亲，想多养一头猪，他去只买二百斤稻谷，这样家里到明年春后人吃的猪吃的都够了。他们约的船，是韩宗仁的。韩宗仁不是专门的船户，他只是家里有条船。他的船是常借出去的，不过他要随船去，行船的当然就是他，这都有开支在里面。魏三麻拿韩宗仁开心，“你让我们自己把船撑去不行吗？你是船又出租，人又出租，还要管你吃！”韩宗仁说，“这船我不曾让别人行过，要不船能这样好吗？”　　

就这样，魏三麻、马志孟带着装粮食的口袋上了韩宗仁的船，出发了。他们去的地方是沈丘县纸店集。沈丘县与阜阳、太和二县交界，不过已属河南省。所以魏三麻他们是两省三县边界地的人，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好像胆子大些。　　

　 　

纸店集（一）　　

纸店集是个有名的去处。纸店集有名是因为三大宗买卖都在它这里。一是纸，不过就是草纸，但方圆几十里就只有纸店集这个草纸作坊。二是粮食，纸店集地点适中，卖的买的都在这里成交，除了阴雨天，逢五就有南北的粮食卖。三是盐，盐是官卖，开盐店的虽是私人，店却叫做官店。纸店集的盐叫芦盐，比不上淮盐，因此价贱。纸店集不许卖淮盐，但接壤的安徽省卖的却是淮盐，这是官府的规定。　　

纸店集除了来往的乡民，还有两种人，一是营兵，二是闲汉。营兵又叫汛兵，汛者讯也，是可以随时盘问老百姓的。闲汉其实也是乡民，只是这些人闲来无事喜欢到纸店集逛逛。到纸店集来玩的闲汉和汛兵，两省三县的都有，他们相互最熟，有的闲汉后来就做了营兵。　　

纸店集闲汉营兵多，还因为纸店集有一宗买卖和草纸一样，也是几十里独一无二的，那就是女人。纸店集也有一街十巷，那里住着本地正经人家，集北有个叫干草窝的地方，搭着些不怕风雨的小窝棚，小窝棚里有吃喝，那里招女人、藏女人，这些女人是搭窝棚的主不知从哪里弄来的。　　

那一天，有个闲汉叫徐牛，他是早上到纸店集的，把几个钱花在小窝棚里，折腾得累了，就穿上衣服出来，外面的阳光照耀得他眼花头晕站立不稳。他走向纸店集。他看见了他认识的人，那是魏三麻，他跟魏三麻欠两块豆腐也没有欠到，他最恨魏三麻。　　

徐牛看到魏三麻扛着一包东西，后面还有一个人，同时扛着一包东西，那个人他也认识，是马志孟。他跟了上去，看见他们到河边上了船，原来是韩宗仁的船，那家伙正坐在船头吸旱烟呢。他们怎么买这么多盐呢？他躲在一边估到，他们买了有上千斤。他们是想贩运吗？这是犯法的呀！想到他们竟然敢犯法，他就气愤起来，因为想不到他们比他胆大！他来了精神，头也不晕眼也不花了，他去找他认识的太和县营兵王刚，王刚恰巧就在茶棚里吃茶，徐牛招手把王刚喊到他面前。于是，风波平地而起了。　　

　 　

曹家湾　　

魏三麻、马志孟见纸店集粮食要价高，买还是不买犹豫不决。他们在纸店集走走看看，无非想买个好价钱。是魏三麻见到盐店的牌子上写着盐价每斤十九文，想到他们那里的盐是每斤二十三文，于是心里算了一笔账，如果不买粮食，而贩一千斤盐回去，不就能赚好多吗？盐总是咸的，便宜就好，能卖得掉的。他把这意思跟马志孟商议，马志孟比他胆小，脱口便说，“贩私盐是要抓的呀！”魏三麻说，“我们不是贩私盐，我们是顺带，就这一回。”这句话就把马志孟说服了。至王兆坦的钱，魏三麻做了主，用于买盐，“如果他不要盐，他的钱归我还。”魏三麻说。　　

马志孟迟迟疑疑拿出钱来，交给了魏三麻。他们没有买粮食，而跟店里买盐一千二百斤。盐店里问过他们：“怎么买这么多？”魏三麻回答说：“我们两个庄子一百多户人家合买，回去一分摊就不多了。”盐店里说：“既然这样，就卖给你们。”魏三麻听出店主是“洗干净身子”，后来他在船上对马志孟嘲笑过店主的老奸巨猾。　　

韩宗仁也晓得买这许多盐不妥当，但魏三麻说了：“出了事都是我一人承当，你是雇船，与你无关。”话虽这样说，那韩宗仁还是把船撑得快了起来，好像怕被捉住似的。　　

岸上有人跑得更快。那是六个营兵，两个提着鸟枪，四个握着大刀。　　

是马志孟掉头发现了追兵，接着就听到了对他们的吆喝。韩宗仁说“不好”，把脚直跺，马志孟吓得哭了起来。还是魏三麻有见识，忙叫把船拢岸，“人不能被他们捉住！”于是三个人弃船上岸奔逃。他们弃船之处，叫做曹家湾。　　

　 　

十里沟　　

马志孟、韩宗仁头也不回，像两只兔子，一口气跑回家中。魏三麻却跑回头看看，看到追兵在他们的船那里停下来了，有四个兵丁上了船，把船往回撑，另有两个兵丁没有上船，却从原路返回，大约先去报信。　　

“不能让他们把船弄走！”只有这样才最省事、最不吃亏。他用力地跑，跑到王兆坦铁匠铺。王兆坦一听，大声问：“咋办？”魏三麻说，“赶快抢回头，要不然就要充公了！”　　

王兆坦来不及责怪魏三麻，如今他的钱眼看就要充公，怎不心疼？他素来不把纸店集的那些营兵放在眼里，不就是平日的闲汉吗？给我们充什么官府！他顺手拿了长缨枪，喊起打铁的两个徒弟，往曹家湾那里奔，一路招呼本庄亲朋，都拿了棍棒竹竿，跟随而去。王兆坦以为魏三麻是跟上来的，往后看没有，但脚步停不下来，也就不管他了。魏三麻刚才跑累了，心想王家庄人多，不用他再去，就坐在铁匠铺里歇息，等待王兆坦把船抢回。　　

王兆坦一行人像一股风刮到曹家湾，没有见到船，就沿着河往前赶，在十里沟见到四个兵丁正撑着船在河里行呢，一齐大吼起来，喝令停船！船上兵丁不但没有停篙，还“砰砰”放了两枪以示警告。这两枪只有火药，没有加铁子儿。枪声越发激怒了岸上的汉子，他们早已从别处夺来一条船，几个人上跳上船去，飞也似撑行起来，去追前面的船。　　

眼看就要追上，那两个持枪的兵丁王刚和陈有功端起鸟枪又扣响了，还是放的空枪。王兆坦正在船上，哪里肯退？紧追不舍。王、陈二人慌忙在枪中加入铁子儿，对准了后面船上的人。“狗日的你们敢！”王兆坦大喝一声，但枪响了，铁子儿如看不见的雨点打过来。后面船上四个人俱被打伤，铁子儿打进脸上肉里，鲜血直流。顿时有两个人瘫了下去，躺在船上不能动，疼得喊叫。这两个人是张连登和王应礼。王兆坦与王希荣两个虽也受伤，却是不重，他们挥动竹篙与长枪，和兵丁隔船对打起来。王刚见到这二人凶恶又兼满脸流血，就吓得跳下河去逃命。王希荣一竹篙一个打落另外两名兵丁下水。王兆坦举起长枪去扎陈有功，陈有功用手中鸟枪抵挡，站立不稳，仰身落水。王兆坦认得陈有功就是放枪打他们的兵丁之一，心中愤恨，没等陈有功冒出头来，便用长枪扎了下去！他感到手沉，拔出枪来，只见水中泛起红血，那陈有功一个白眼，呼噜噜地沉下水去。王兆坦愣了一下，把长枪掷到远处水中，骂了一句娘。　　

王家庄这一行人慌忙撑回韩宗仁的船，带回了两个中了鸟枪铁子儿不能动弹的同伙。　　

　 　

　 　

太和县　　

乡民与营兵打斗的十里沟，是太和县地方，那六个营兵，也恰巧就是亳州营驻太和县的。当天，太和县知县郑维祉就都知道了，顿时出一身冷汗，后背上都湿了。做官的最怕本地方出事。就拿十里沟这件事来说，私自贩盐是违禁，抢夺被获盐船、与兵丁打斗是拒捕，再加上打死营兵一个，那就是造反。这样的事情一出，做县官的就有得忙了。一面要赶快向知府禀报，向亳州营以及寿春镇总兵禀报，一面要赶快去缉捕人犯。一切顺当还好，倘若有了耽搁，或正巧碰上不好的时候，这七品顶戴说摘也就摘掉了。当然，也有本地方出事，事后反而荣升的，但那是侥幸，百回难得一回。另外，这件事禀报上去，上头仅来一纸公文还好，倘若上头的大员偏偏要来督办，那就够做知县的伺候和提心吊胆了。也许还有更不得了的，那就是惊动了皇上，呜呼，龙颜一怒，不知道祸有多大呢。　　

郑知县当日黄昏就带领众多兵丁赶到王家庄。那王希荣是打两个营兵落水的，他却自认为没有打死人，不躲。挨户查着捕住了他。那张连登、王应礼两个是受了重伤的，卧在家中，也就捕获住了。其余人连同船户韩宗仁尽皆逃逸。郑知县当时在王家庄祠堂设下公案，拷讯王希荣和还能说话的王应礼，二人躲不过，都如实招了。　　

郑知县笔录的人犯一共十三个，全了，除了魏三麻是阜阳县那边的，余皆太和县的，并且都是王家庄的。郑大人叹口气，深怀恐惧。他指着名单上的魏三麻对王家庄的乡约说，这个人非杀不可！　　

韩宗仁的船已经拿获，用链子锁了，贴了封条，由乡约着人看管。至于所贩盐包，招供尽沉庄后河里，连忙打捞上来，已经被河水消融将半，都搬入一口大缸之中，也贴了封条，由乡约着人看管。　　

郑知县当下提笔写了告示，叙出案情，并人证物证已俱获等语，列出王家庄其余九犯并魏三麻名单，着他们一日之内到太和县知县衙门自首，逾期加重其罪。如其逃逸，举报拿获者有赏，藏匿掩护者同罪。　　

郑知县上轿，当晚回衙，一路火把。王希荣等三犯解赴县狱。那王应礼、张连登不能走动，由王家庄派人用门板抬着随行。　　

　 　

阜阳县　　

阜阳知县海柱接到太和县的移文，是在第二天的上午。那郑知县在移文中写道，“贩运私盐及主使拒捕首犯魏三麻，系贵县魏家庄人，已于昨日逃逸，盼协拿归案。”海知县于字里行间读出的话更多，彼此都是做知县的，心事相同。据郑知县文中所叙案情，这魏三麻确系首犯，对缉捕的责任，阜阳县不可推卸，而太和县也不宜贸然越界。海知县不觉倒拍案叫好起来！这魏三麻出在阜阳县，案子却出在太和县，不管怎样，斤两担子总压在郑知县身上，而阜阳县却有拿获首犯叙功的机会，真是妙哉！　　

海知县感到此事须得谨慎，以保万无一失。所以一不可坐派捕役而自己偷懒不去，二不可耀武扬威、打草惊蛇，最好是让捕役们着百姓的衣服，三五分散前去，而他自己，也是微服悄悄打听得实，便一鼓而擒之。这样做才是稳妥，才是出色。　　

海知县当天与两个随从扮成行客，乘马而往；捕役们也早已乔装分散前去。到了魏家庄，他按照所约，歇在庄西路口人家，把这一家老小都禁在屋子里不准出去。捕役们陆续已到，皆按事先的吩咐，暗暗将魏家庄四面八方看住，人已是出不去。海知县着人悄悄唤来乡约、地保。那乡约、地保一进门就把头磕了下去。海知县吩咐他们去打听魏三麻可在家，躲在哪里，有无一起的逃犯。　　

那地保是本庄人，他知道魏三麻在家，可他既不敢去通风报信，又不想结下怨仇，不知该怎么办，一路硬着头皮与乡约去了。碰巧，遇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徐牛，他一把抓住徐牛，问魏三麻可在家？那徐牛自从知道事情闹大，十里沟打斗时他是躲在一旁全看到了，心中也有些害怕，怕日后被人知道营兵是他挑唆的。他早已关照王刚不要把他说出去，而他也打算当营兵去了。这天恰好在庄上闲逛，见到庄外来了些蹊跷的生人，而且他竟把知县大人也认出来了，他明白这是来捕捉魏三麻的。他知道魏三麻在家，就想做个好人解了这怨结。他连忙去告诉了魏三麻的女人，叫魏三麻赶快躲好了。他做了这件胆大没魂的事，就仍在庄上装作闲逛，不想碰见了地保。他既不敢说慌，又不敢说真话，忽然想到：魏三麻去吃官司充军为奴不得回乡对他似乎倒也好！他看着地保，心里说，你个地保！你也知道魏三麻就躲在家里，倒来问我，拾砖头让我掷呢！他就先说了一句，我不知道，我欠他的豆腐都欠不到，你们自己去看！等地保和乡约对他吆喝了一声，不放他走，他就做出怕事的样子，低声说，我是不知道，不过刚才我看到他女人很慌张，把晒在外头的一条男人裤子收家去了。地保笑道，你鬼呢，我懂你的意思了！地保放了徐牛，命他不得声张，要不然都在他身上。徐牛赶紧地走了。地保与乡约商议了一下，也就不到魏三麻家去，竟就回头去禀报知县，说有人看到魏三麻在家，他们不敢去，以防惊走。　　

海知县以手抚胸，闭目摇头叹息，睁开眼对捕役班头笑道，底下就是你们的事了！那班头甚是干练，吩咐手下人随同乡约前去看住，自己带了地保跑到庄外田边，打了一个唿哨，庄稼地里就冒出许多人来，都跑到他跟前。他叫地保领路，直扑魏三麻家。　　

那魏三麻确实哪里也没有去，就躲在家里。他以为他没有去打斗，更没有打死营兵，他不过就是贪图小利，顺带了一趟私盐，有罪也不大，他不想东躲西藏的。他没有想到他会算是一个首犯。　　

那王兆坦在外面躲了一夜，熬不过去，就到魏三麻这里来了。王兆坦自知用长枪戳死了营兵，罪逃不过去，所以对魏三麻说在他这里只躲一天，天黑就远走高飞。魏三麻想的是，如果官府来捉人，老远就会知道，这里两省三县交界，那时再往外躲来得及。他们都没有想到，官府的人不声不响就到了面前，也没有让王兆坦能躲到天黑，就差了这么点儿时辰。　　

魏三麻就这样轻而易举被拿获了，王兆坦也一并被获，这是海知县尤其喜出望外的事情。海知县朝两个被五花大绑的人犯看了一眼，转身朝北面天空跪了下去，口颂“皇上洪福”，心里连叫惭愧！他所想象的好事，都在这两个可怜无知的乡民身上呢。　　

　 　

寿春总兵　　

十里沟打死营兵一员，这事很快禀报到寿春镇总兵官阎正祥这里，禀报者是亳州营都司李芳园，而李芳园所得消息来自太和县营兵。与此同时，太和县知县的禀文也到了，两相对照，事当属实。　　

阎正祥是个武举人出身，老家在淮州南门刘家庄。淮州地方历来不出大官，这阎总兵可算是该地两千多年来所出的一个大官，虽比知府，却是武职。阎正祥一心要给家乡出这口气，将来好给家乡添一座大牌坊，千秋瞻仰。因此，做事巴结，持身谨严。虽然汉人在清朝做到总兵已非平常，但他仍怀升迁之想。　　

他把太和县案情反复细看，觉得这件事是可以上达天听的，也就是说，他要让皇上知道。为什么呢？贩私盐就是同朝廷争利，虽系几个乡野草民，偶尔顺带，却是在掏皇上的腰包！所以朝廷历来对此最是严办。由贩私盐而到造反，弄得天下大乱，那唐代的黄巢、元末的张士诚（此人故地离淮州不远，也能算是他的老乡），皆是前例。这也是朝廷痛恨私盐的又一个原因。而今十里沟这件事，既贩私盐，又拒捕打斗并杀死营兵，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皇上倘若知道，必定十分关切。所以他何不恭写奏折，第一个将此事奏闻皇上，好显出他的见识！　　

这个诱人的考虑，他却踌躇了两天，连同给上司的禀报也一并拖下来，他怕的是弄巧成拙，引起皇上烦躁。直至阜阳县的禀报送来，说两名首恶已经拿获，他才觉得具奏的时候已到，且不可放过。因为首犯既已获得，皇上也就没有什么可烦躁的了，他的奏折，就报的是喜而不是忧。　　

阎总兵铺纸定神，执管草稿，写道：“江南江北寿春镇总兵官奴才阎正祥谨奏……”草稿已毕，他往空白奏折上誉写，题目是“寿春镇总兵官阎正祥为亲赴太和县查拿殴兵之私盐犯事奏折”。这题目的题眼在“亲赴”二字，是写给皇上看的。这题目不是说什么太和县的案子，而是说他到太和县去查拿。谁说他是个武人呢？这些他全懂！　　

这的确是太和县一案的头一份奏折，至于同级的颖州府却没有争到这个一字，那就是各人的迟速敏钝了。　　

阎正祥写好奏折，又写好两份禀报，一份给安徽省巡抚农起大人，一份给两江总督萨载大人。他着员飞送。至于奏折，须与禀报一起呈巡抚大人，巡抚大人自会加奏并交驿站驰送京城军机处。　　

阎正祥做的事不仅是写了这些文牍，正如奏题所写，他是亲赴太和县的。不过他不必到达太和县，他只须到达颖州府。颖州府设在阜阳县，他去会一会知府大人，以示协同督饬严办，这就行了。从寿春镇到颖州府有一百几十里，他可算不辞劳苦了，但因有营兵被枭雄打死，他是可以出来问事的，不为过份。当然，在他的奏折上，有“奴才单骑简从，星夜查办督缉”等语，这就把太和、阜阳二县的功劳一把抓过来了，规矩这是不必脸红的，明儿在巡抚、总督大人的奏折上，也会这样把一切的一切都一把抓过去的。　　

　 　

安徽巡抚　　

农起是个汉人，祖籍雁门。农起收到寿春镇总兵官的禀报与奏折时，也收到了颖州府的禀报。他看到这两处都说他们星夜督办缉捕，然后才说太和、阜阳二县已捕获人犯若干，他不觉哑然失笑。当然，如今官场通行如此，倘若他特别地跟他们计较，那就没有道理了。他看到阎总兵的奏题上那“亲赴”二字，不由得击案叹息。不管事实上有无“亲赴”，如此写在奏题上，当是自誉，生怕皇上不知道。如今这官场，“廉耻”二字确实是顾不得了。　　

农起大人提笔草奏，写下的奏题是“安徽巡抚农起为缉拿殴兵私盐犯事奏折”，这题目起得中和、稳练。他落笔写奏文：“窃臣据颖州府与寿春总兵禀称，太和县地方有盐枭拒捕伤兵之事，随即亲往督拿……”。他看着写下的这几行字，不觉的呆了，好像不是出自他的笔下，而是冥冥中有人把着他的笔杆让他这样写似的！那“亲往”二字，与阎总兵的“亲赴‘二字，岂非异曲同工、有何区别？他也并没有“随即”！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羊毫笔竟是有灵的，能自为地写下这些虚假自誉的言词么？真是病入膏肓！但不这样写显然又是不行的，也为的是让皇上放心呀……。他叹口气，一字未改，继续写下去。　　

农起巡抚拜发了奏折之后，的确是“随即亲往”了。事情既然已经禀报到他，且又奏闻皇上，他就得抓住在手，不可疏忽大意。他起程到了颖州府。除寿春总兵官阎正祥已于先前到达，其余颖州府知府福禄、太和县知县郑维祉、阜阳县知县海柱俱是本地官员，早已恭候俱在。　　

农起到时，太和县又捕获人犯王希占，当下禀报巡抚，农起觉得事情顺利，对郑知县嘉勉了几句兼寓关心的话，因为知道此事一出，郑知县的日子最不好过。　　

他是一省巡抚，不可就事论事、局促小气，须得兼及全省才是。到了颖州府，他马上发出调谕，点了六安州知州、徽州府知府、护庐凤道道台，让他们皆赴颖州，协同督缉、严讯。这，是做给皇上看的，也是做给官员与百姓看的。说事情重大，这样才重大得起来。　　

官员们陆续地都到了，只有徽州知府告病假，派了同知穆克登布前来。颖州府花簇簇众官会聚，到处兵丁巡行，气象登时不同。　　

农起巡抚心中有数：首犯二名已经拿获，从犯归案已有四名，其余在逃七人皆是从犯，此案了结大局已定。剩下的事情，只是缉拿余犯归案，一体讯问、定罪而已。但既已上奏朝廷，就万万不可马虎行事，须得大排场、大威风，弄得热热闹闹。　　

他坐镇颖州府内，督草公文，开明在逃人犯姓名、年貌、衣服、亲友等情，飞咨河南、山东巡抚，并四面邻近州府各道，请予协同堵缉。又令州县派得力捕役，多给资银，广布眼线，四出追捕。至于已获人犯，着太和、阜阳二知县主讯，让六安州知州等人监讯，务使备极周详、讯供齐整。这个案子，他一到，当然就这样抓总在手了，别也人都等着他，不敢擅主。　　

　 　

人犯（一）　　

    人犯们俱已一并押在颖州府狱。魏三麻与王兆坦是首犯，上了大镣；王希荣打伤兵丁二人，也上了大镣。这三个关在一处。其余张连登、王应礼、王希占监禁在另一处。　　

吃官司，他们是听说过的，没想到轮着了自己，似乎做小民的大约总难免是要吃官司、坐牢的。魏三麻等三人已经挨板子打得不能动弹，几经提讯，弄得八分像了鬼，只有两分还像人。魏三麻懊恨连声，后悔不该想赚那盐的钱。王希荣本以为打两个兵丁落水算不得什么事，那两个兵丁后来自己爬上岸了，并没有伤到哪里。相打无好拳，是兵丁先放枪打人的！他在大堂上这样说了，可是挨一声呵斥，知道这理对着官府就讲不得了。杀头的滋味不好受！他挨杀了头，老婆和细人怎么办？他不能死！不能就这样死掉！想着想着，王希荣哭出一声来。王兆坦对他说，别哭别哭，哭了也没用，是我连带了你，来世我变一条牛，由你使唤。王兆坦朝地上吐一口痰，说道，想想我那一枪扎得痛快！那狗日的说我们造反，妈的这话也轮到他说！他们下手多狠，迎面就开了枪，把我们打死他们也没罪，还要立功呢！张连登怕是活不成了，我们身上也有铁子儿，烂、肿、淌脓，我们的命就不值钱？为那点盐就可以把人往死里打？但他忽然就不说了，知道没有人跟他说这些话，也没有人听他说这些话，就连魏三麻、王希荣也不想听这些说了没用的话了。真是悲哀啊！　　

是我把事情弄大了。他忽然又说了这么一句，就沉默下去。　　

张连登铁子儿中得多，中得深，一定活不成了，但一时还死不掉。他躺在牢房地上，不能说话，嘴被铁子儿打烂了。他不住地淌眼泪。　　

王应礼自被捉之后，就抖个不停，因为抖，说话不清，打了多少嘴巴也没有用，他没法让自己不抖。后来是来了一个人，在他身上几处扎了金针，他不抖了，可是就有些痴呆。　　

王希占没有躲远，躲在他姐丈家，捕役们捉到他时，这没出息的东西，吓出了一裤子屎。　　

　 　

皇上（一）　　

安徽巡抚农起的奏折，以及农起转呈寿春镇总兵奏折，军机处及时送到了养心殿，乾隆皇帝看到了。这一天，是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月初七日。　　

他一看到奏折上“私盐”二字，就十分仔细地看起来，知道不过是偏僻乡民一时贪图小利，兵丁蛮横无方，激起愤恨，酿成案事，并非成群结伙的惯犯、持械抗官的盐枭，先放下心来。但奏折所言都是加重奏闻，比如，“枭徒兴贩私盐，纠众执械拒捕”等语，他对此既看得很清楚，又感到很满意，因为这些奴才们显然都还谨于职守，不敢疏忽，这，也是他一向对私盐旨谕甚严的结果。中国之大，这是一桩芥豆小事，那安徽巡抚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他只要在奏折上批一句“前有旨谕，参照处置”即可，但细量情理，此事却又与大事一般无二，似不可这样放过。想那些乡民，明知私盐违禁，却敢心存侥幸，既然被获，却又敢于抢夺，以至与兵丁打斗，天下历来造反的大事，不就是同出一辙么？治民在于治心，如此强悍无畏敢乱之心，最是可恶，倘予恻隐宽容，势必滋生蔓延，久而不可收拾。所以此案虽小，却可做一篇大文章，为民立教。　　

他叫来秉笔太监，传谕钦差大学士阿桂，以及两江总督萨载，河南省巡抚富勒浑，安徽省巡抚农起，着他们严饬缉拿太和县私盐一案的逃犯，毋使一名漏网，尽法惩治。阿桂现在河南，着他就近督率查办此案有无其余伙党窝顿售卖。　　

太监到军机处传谕去了，他在农起、阎正祥的奏折上朱笔记道：已有旨了，钦此。　　

过了数日，他发觉自己心里还挂念着太和县那件芥豆之微而题目甚大的事情，就查问有无太和县一案的新折，却是军机处留住未送来，他们以为，这样小事，皇上既已有旨，就让皇上省心了吧。他吩咐说，不然。以后再有此案奏折，即刻送来，我要一一批示。　　

奏折送来了，这一道是农起所写，除述说前情之外，奏说已咨会河南、山东一体堵截，并又获人犯若干，尚有七名在逃。他提起朱笔，详加批谕，在“拿获拒捕之王希荣等”句旁批：“即当速行正法。”在“阜阳县知县海柱拿获首犯”句旁批：“好。此人着送部引见。”在“尚有七人在逃”句旁批：“恐不止此，不可将就完案，总当从重速处，不可稍存姑息，慎之。”　　

写了这些朱批，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叫来秉笔太监，命传谕农起：所奏之折已详悉批示，着速亲提审究私盐来历及拒捕实在人数，一面奏闻，一面审明，即行正法。阜阳县知县海柱尚属能事，着送部引见。在逃人犯今又获几人？不可姑息将就完案！　　

他命把这道汇集着他的朱批的旨谕，用五百里传送，也就是最快的传递。既有朱批，何以又用旨谕重复？这是加重关切，让奴才们体会到圣心所在。　　

这道旨谕发出后几天，军机处送来两江总督萨载的奏折，说的也是太和县盐枭一案，不过是把阎正祥和农起的禀报抄写一遍而已，徒然耗费他的目力！这个奏折写于十月初六日，而总督府当于九月二十七日就一定收到了阎正祥的禀报，迟迟才写来这个奏折，而又毫不见新意，真乃缓者后于事。这封奏折，也不知是哪个幕僚看到安徽在忙得热火朝天，提醒了这位大官，才着人草写，聊以塞责的！他不觉就有三分气闷在胸，提朱笔在这奴才的奏折上批道：“已有旨谕。汝今逸犯全获否？钦此。”口气是很不高兴的。　　

　 　

人犯（二）　　

农起巡抚奏折上说的七名逃犯，其中有二人逃到了河南省项城县刘庄，他们是王添栋、王训。那天他们匆匆忙忙从家中逃出，无处可去，王训的姑妈远在刘庄，有一百多里路程，似乎是安全的，他们就一起去了。走了一夜，躲起来睡了一天，又走了一夜，这才走到。王训的姑父虽是庄稼汉，却是精明人，见到他们的神情样子，就八分猜着是出什么不好的事了，但不便拒绝，就没有说破，第二天吃过早饭，对他们说，你们既是出门找工做的，我有个地方叫人带你们去，那地方叫水寨，现在割芦苇了，管吃管睡，就是苦些个，行不行？这两个人巴不得有这个去处，就由王训的姑父拜托了一个人，带到水寨割芦柴去了。倒也平安过了二十多天，四周芦荡让他们觉得与世隔绝，甚为可靠。没有想到，那一天芦滩上管事的领着太和县捕役把他们一齐捉了。不用说，是捕役们找到王训姑父家中，不敢瞒，仍装着瞢懂，把他们说出来了，又破费了一些招待和贿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们往哪里躲呀？害得我们走一百几十里路！再找不到你们，连我们县太爷也要把官丢了！捕役指着他两个发作说道。管事的乖觉，把他们二人割苇子的工钱先添出来，给了捕役，捕役说，好吧，路上也要买口水喝！就收进腰包。王训两个人没说的，戴上刑具，跟着捕役走。此时只觉得跑出这么远，躲了二十几天，很过份，对不住县太爷，也对不住这些当差的人。　　

躲得最远的是马志孟和韩宗仁，他们跑到河南省正阳县去了，跑出了三百多里路。他们都是盐船被兵丁追获后，一口气跑回家中的，后来王兆坦他们去追船，他们胆小没去。他们之所以逃出来，是听说王兆坦打死了人，知道事情闹大了要吃官司，各自关照家里的人就躲出去了。他们先是躲在庄外的树林里，看到多少人把王希荣他们捉去，商议了一下，连家也没敢回，就跑到了河南省，最后到了韩宗仁的姨夫家。姨夫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关起门来听他们把事情说了，就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话只当没有对我说，你们也不要让这里别的人知道你们的事，你们只说是出来打短工的，那边不来人便罢，来了人你们只好跟了去。不要怕，你们两个没有犯什么大法，但烦恼是要烦恼一下的。　　

就这样，马志孟、韩宗仁住在韩姨夫家也是二十多天，每日出去给人家挖田、种地。马志孟懊恼他那二百斤稻谷的钱，都变成盐化在庄河里了，他本来是要多养一头猪的呀。韩宗仁懊恼他的船，他那宝贵当事的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不知他的婆娘撑回去没有。他知道王兆坦他们把船抢回庄了，他因为只顾逃出，就关照了他的女人去把船弄回家，只怕如今船被官府扣住了。他真不该跟魏三麻到纸店集去。两个胆小的人天天说着这些话，担心着，哀叹着，懊恼着，说了二十多天。太和县的捕役追到了正阳县，给他们上了枷锁，他们才明白，后头还有他们懊恼的呢！　　

　 　

读旨　　

皇上的两道旨谕，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到达，因为前一道迟发了两天，后一道当即发出并用了快传。一声“接旨”，使农起大人神情顿时重大，他知道这必是送上去的奏折批下来了，而且皇上又专门有了上谕。阎总兵果然有些见识，而他也幸而不算迟钝。　　

农起巡抚接过了圣旨和发回的奏折，赶忙拿到书房里去细读，吩咐叫江大人（护庐凤道）、福大人（颖州府知府）、穆克大人（徽州府同知）、倪大人（六安州知州）并郑知县、海知县都来听传旨谕，先在外面用茶。　　

他沐手，焚香，正衣冠，坐下。先看的是阎总兵的奏折，皇上批的是“已有旨了。钦此。”他的第一份奏折上朱批也是这一句话。所谓“已有旨了”，指的是第一道上谕。刚才接旨时已经看过，那是叫“毋使一名漏网，尽法惩治”的，并叫大学士阿桂、两江总督萨载、河南省巡抚富勒浑也一起来致力此案。　　

再看他的第二份奏折，皇上朱批甚多，有叫“速行正法”的，有叫送海知县赴京引见的，有叫“从重速决、不可姑息”的。农起大人额上冒出冷汗，他用手帕拭去。每当要他判斩人犯，他就会这样起一阵虚弱。皇上的第二道上谕，刚才也已经看过，是专门传谕给他的，旨谕所说，就是朱批所说的总汇，但多了一句“一面奏闻，一面审明，即行正法，以示炯戒”，是叫他先斩后奏。总之，皇上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件案子，他的确有恻隐之心，除了王兆坦怒起打死兵丁一员，总的不过是乡民贪图小利，以及同庄相帮，要不是惊动了皇上，那就将王兆坦依律抵命，魏三麻充军，其余打几十板子着乡约带回管教就是了。可是如今这样处结却万万不可了。皇上之所以朱批之外又下旨谕，叮嘱从重、叮嘱不可姑息，那就是说他所想的皇上都知道，皇上就是针对他的所想而言之的，皇上更有恻隐之心，但皇上远不止于此，皇上想的是江山、社稷、世道、人心，皇上真乃大仁大德、至仁至德，非我辈可知。他马上给官员们当如此讲解，不得拖泥带水。　　

农起大人又于字里行间细细体会“海柱尚属能事，着送部引见”这句话。皇上是为了鼓励官员们忠勤王事，只因这海知县拿获了首犯，至于平日能与不能、廉与不廉、洁与不洁，就可都不问了。海知县可算是好运当头。可是那郑知县呢？旨谕上没有说。有奖就有罚，这案子出在太和县，郑知县难辞其咎。如今海知县受皇上褒奖，郑知县得到的将会是什么，可想而知。这也不管郑知县平日能与不能、廉与不廉、洁与不洁。农起知道郑知县一向周正、谨厚，可这件事上如此命蹇，可奈何也！皇上的心情有时难测，这件小案皇上这样操心，拿郑知县问个失察之罪，革职拿办，也是极会有的。他须巧为郑知县掩护，不能袖手不援，至于到底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他叫人到外面去有请郑知县。　　

　 　

　 　

两个知县　　

自从农起巡抚到了颖州府，郑知县也就叫住“追随左右”了，不敢离颖州府一步，那太和县的县衙拜托给了县丞，凡事有快骑往来传递尺牍。案子出在太和县，他早已寝食不安，提心吊胆，一面催紧捕缉逃犯，一面也就有了些待罪的意思。听说北京接连两道旨谕传到，他还没有知道旨谕里所说何意，已经吓得身上冷汗不断。他遵命与众官守在外厅，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忽然巡抚大人独独叫他一个，他从座椅上闻声站起时，竟好像连站的力气也失去了，而且忘记了先放下茶盅，那茶盅盖儿一滑，落地有声，立时碎成几块。他定定地看着碎瓷片，想到一句吉祥话“碎（岁）碎（岁）平安”，这才稍许镇定，放下茶盅，从地上捡起那几块碎瓷，放到茶几上，正了衣冠，去见巡抚。刚才的惊慌失态，是无可奈何、顾不得了。　　

郑知县一副惶恐不安模样磕头叩见巡抚大人，似已有无限可怜尽在不言之中。巡抚连忙下座扶起了他，命他椅子上坐。郑知县说着“不敢”二字不肯坐下，只是站着，后在巡抚一再示意下，虽然坐下了，却只敢轻轻挨着屁股尖子。巡抚大人看在眼里，暗自叹息，做人做官千万莫陷此境才是，然而谁又能说自己笃定不会有哪天背运呢？他告诉郑知县，有关太和县私盐一案，皇上十分操心，连下二旨，都已到了。郑知县吓得从座上滚下，跪倒在地，口中连称“卑职有罪！”巡抚又扶起他，让他坐下，说，出这样的事情，总是平日治教松懈不周，让皇上不安，就是我们的失职。我素知你清正谨厚，不忍严责于你，今又能如此惶恐不安，足见有望后来。我当为你奏闻皇上，祈求宽免。郑知县连连磕头千恩万谢，并告诉巡抚大人，赖皇上洪福、巡抚大人督办，今又获逃犯四名，在逃余犯尚有三人。巡抚点头，叫他不可松懈，须遵皇上旨谕，毋使一名漏网。郑知县谨领教诲，退出书房。　　

郑知县从里面出来，脸上满是羞惭惶愧。他刚刚归座，里面又传海知县。那海知县已经听说皇上旨谕里有他的好处，但也不敢有露喜矜之色，忙放下茶盅，正一正衣冠，进去了。郑知县感觉到了什么，自叹太晦气、太吃亏，而海知县太走运、太侥幸，可是他对海知县却又无从去怨、恨、妒，只有把酸意苦水往肚里咽，万不可失态。造化乖舛，天也命也，无话可说。他咕咚喝下一大口苦茶。　　

海知县一进去，也是扑地便磕头叩见巡抚大人，但巡抚大人却是紧走两步上来迎接他的，也就扶他起来了，说，海知县，我要恭喜你呢。海知县装糊涂，忙说，不敢，卑职愚拙无能！巡抚请他坐下，他也只敢侧身半坐。巡抚说到关于私盐一案，皇上旨谕来了，海知县又连忙滚地跪倒磕头，说主犯出在本县，卑职有罪！农起大人点头暗叹此人乖觉。他扶起海柱，说，你亲获首犯二名，很能干，皇上要见你呢。海知县又离座跪倒把头磕着，说，都是皇上洪福！大人栽培！农起再次扶起他，对他说，皇上英明，一向奖贤任能。你明日一早，便可起程，皇上等着要看你本人。我自会着人护送你一路到京。海知县恭答了个“是”，农起又说，在皇上面前，我们都是奴才，千万用心！海知县磕头受教。不知磕了多少头，自己也记不得了。　　

农起巡抚拿起案上奏折和旨谕，携着海知县的手，一同走出书房，外厅里等候着的官员们“哗”的一下都站了起来。　　

　 　

纸店集（二）　　

纸店集上的盐铺和杂货铺被两队兵丁四面守定，不容分说，老板和伙计都拿下了，老小被赶出了屋。集上轰动，但百姓们只敢站得远远的观看。盐铺出事，必是因为盐，杂货铺出事，却不知为何。正在疑猜，又是一阵轰动，人皆掉头去看，原来是官轿一队，兵丁衙役鸣锣喝道，迤逦而至。官轿一乘乘停在空场上，有那一知半解的人说，来了一个正四品，一个正五品，一个从五品，还有一个正七品——大约就是知县大人了。　　

那些官员跟着乡约，先到盐铺，后到杂货铺，进去看了，又都出来，最后只锁走两个店主，捧走所有账簿，封了铺门，一个个又钻进轿子，前呼后拥的走了。　　

来的官员，一个是河南省按察司臬台大人，一个是河南省陈州知府大人，一个是安徽省徽州府同知大人，一个是河南省沈丘县知县。河南省官员是奉钦差大学士阿桂以及河南巡抚富勒浑之命，到纸店集捉拿售卖官盐给私贩的店主，徽州府同知是奉安徽巡抚农起之命，到沈丘县来会同审讯店主。这都是在遵皇上的旨谕办事，不敢马虎。　　

会审店主是在沈丘县知县衙门大堂。先审盐铺店主，他姓朱，供认某日售盐一千二百斤给魏三麻，但魏三麻说了，他们不是私贩，是买回去各庄户摊分，这才敢卖给他们的。经核对账目，口供无讹。杂货铺店主姓王，他说他一向本分，知道盐是官卖，所以未敢经销，更不识魏三麻为何人。经查核账目，并前已查看店铺，杂货铺主确实与此案无关。只因魏三麻口供糊涂，记不清是买的孙家店还是王家店的，所以官府把两家店主都拘来审讯。　　

臬台大人对两个店主说，照今天审下来，你们两个都没有犯法，王店主更是全不相干，按说你们可以回家了，但案子关涉到两个省，贩运私盐的人犯都在安徽，所以还要你们委屈几日，到安徽省颖州府去当堂对质。至于你们的店铺，是在河南省内，既然没有犯法，那就立刻启封，照常经营。两个店主磕头多谢青天大老爷。当下退堂，店主仍然锁了下狱。　　

臬台大人请徽州同知大人在沈丘暂宿一宵，明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王孙二店主回安徽，他自己与陈州知府就回省向钦差大学士阿桂大人禀报一切，阿桂大人在等着纸店集结果要奏闻皇上。　　

王孙二店主虽然没有事了，但他们家里的人还是连晚在沈丘县衙门于狱中上下使钱，并曲折找到徽州同知大人，也送了重贿，这才稍觉安心。　　

　 　

枭示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月二十日，是个查有根据的日子。那日，在安徽、河南两省，太和、阜阳、沈丘三县接壤处的界沟地方，砍下了魏三麻、王兆坦、王希荣三个人的脑袋。三把大刀空中一闪，三颗人头闹着玩似的蹦下了地，那三个跪在地上一时未倒的躯干，从那没了脑袋的腔子口上，比赛似的一下子喷出丈把高的三溜血条子来，有灵性似的迎风一抖，又猛然被抽了筋似的一缩，摔到了地上，四处飞溅！　　

法场监斩官有安徽省巡抚农起大人，河南省巡抚富勒浑大人，还有安徽省臬台吕尔昌，河南省臬台王站柱，护庐凤道道台江恂，以及颖州知府、陈州知府、寿春镇总兵官、六安州知州、徽州府同知、沈丘知县、阜阳县丞、太和知县。来了这么多大官，是界沟千载难逢的盛会一般。时值深秋，田地一马平川，摆得开场面。一千营兵护定众官，百姓们早已听说，砍这三个蝼蚁之人，北京的皇上都在看着呢！从今儿的场面看，这话怕是不假啦。　　

三个死囚的人头被刽子手从地上拎起，放进三个蒲包里带走了，营兵们护卫众官离开法场，轿马旗帜远远地去了。四周百姓这才一涌而上，看三个无头的尸体和地上的血迹。但人群忽又如水分开，让出路来，几十个披麻戴孝的女人孩子号哭而来，她们的后面跟着三挂大车，载着三口棺材。　　

无头尸体被装进棺木，从界沟向东，回安微省去。一路上行人指指点点说，这就是贩私盐被杀了头的三个人，说起来不简单，是皇上御笔点斩的呢。　　

经过十里沟时，那些披麻戴孝跟在大车旁边与后面的女人孩子们看见，有三根木柱上悬挂着三个人头，柱子下面有兵丁看守。她们认出来了，魂飞魄散，号哭起来，扑过去跪伏在地。那三个人头都紧闭着眼睛，好像在想他们自己被杀头这件事情，他们对于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来到面前，对于自己在棺材里的尸体，都好像无动于衷了。　　

郑知县召集太和县几十个老少秀才，命他们各自作《正法碑》文一篇送县候选。这篇文章一经选中，即勒石成碑，永久树立在十里沟。郑知县说，正法二字取自皇上旨谕“速行正法”一语，要老少秀才们各逞文华，就此案写出颂圣朝、示烔戒、肃法纪的碑文。议论之时，一个老秀才说，乃此三个草木蝼蚁小民，动两省巡抚与众多府县监斩，有两江总督与钦差大学士督办，虽云以身正法，实为皇上赐死，何谈不幸？乃被恩荣……，云云。郑知县马上嘉许老秀才的说法，命所有秀才皆得用此立意方为切题。郑知县告诉秀才们，三个死囚中的王希荣，特别觉得自己死得有些冤，后来告诉他是皇上朱笔，圣旨上写了他的名字要他死的，他也就服了，脸上放出光来，说，连说好好，这样死值得。秀才们听了嗡的一声赞叹起来，不住的点头掼脑、拈须细品。郑知县还告诉秀才们，就在界沟处决三犯时，逃躲在外的案犯王应五，自行投狱归案自首。秀才们又嗡的一声齐颂圣朝威德无加、光被四海。撰写碑文的事迹材料是完全的够了。　　

　 　

恭折　　

将首犯处决，是农起巡抚心中第一件要办的大事，因为皇上朱批与旨谕里对此一再有命。他从皇上写的那朱红的字里，仿佛看到皇上的怒容和忧容，听到皇上的恨声。皇上的意思是明白的，叫不必等到人犯捉齐，也不必拣什么时令日子，便可先将首犯处决。这件事他已在两道旨谕到达的当晚，便专门写了奏折，让皇上放心，说明他不日就遵旨把“情罪可恶者即在犯事地方先行正法”。现在，这件事是如期办到了，必须连夜草奏，天明交驿站驰送，好让皇上尽快知道、尽早放心。　　

三个死囚中，王希荣可算本不该死，但皇上朱批“即当速行正法”一语，正写在奏折“拿获拒捕之王希荣等”一句的“王希荣”旁边，所以这人是非杀不可了。当然，除王兆坦打死兵丁一员，其次也就数到王希荣了，毕竟打落兵丁二名落水，从重而言，杀也杀得。　　

这件案子，正是遵照皇上所示“从重速处”的。三名斩决之外，还有十名，都已议定：船户韩宗仁杖一百，徒三年。马志孟发近边充军。张连登、王希占等皆发远边充军并给种地兵丁为奴。张连登中枪子儿过深亦已死于狱中，但按名照判，以示肃儆。尚有同案王兆常、倪发儿在逃，一经拿获，皆发远边充军并给种地兵丁为奴。　　

重处此案，心知忍狠，但自当深藏不露，督办井然有序、一丝不苟。他从一介读书人，而得朝廷器用以至二品大吏，虽说功夫早已养成，却还须时时用板桥道人语告诫自己，曰：难得糊涂！　　

他秉烛夜书，草奏已毕，真是倚马千言，自己一看，有三处地方是阿弥陀佛笔下留情了。　　

一处，他写道：臣以该犯等越境贩私，必有窝囤户及兵役包庇情事，其纠约抢船时，亦恐未必仅此十人，再三究诘，坚供俱系小本穷民，偶因豫省盐贱，相距不远，贩卖图利，并非惯积盐犯，如果兵役包庇，何致被获犯案？其纠约抢盐均系同庄附近之人，衅起仓卒，委无另有伙党，似无遁饰。这一处如此着笔，就不至于扩大此案了，岂非功德？　　

另一处，他写道：太和县知县郑维祉于一月之内拿获伙贩七名，已经过半，例得免议。这句话可算是救了郑知县身家冠带，又岂非恩义积德？　　

还有一处，他写道：盐店商人据供并非知情故卖，亦无另有窝家。臣恐所供不实，饬委署徽州同知穆克登布前往纸店集，会同豫省臬司王站柱及陈州府知府陈步瀛等，提取该店流水簿扇，所卖盐斤数目均属相符，毋庸置议。如此一写，也就免了多少官司，岂非积善？呜呼，他能做到的，至多也就如此了。　　

农起巡抚踱到室外廊下稍事休息，见到各室灯烛通亮，知道是笔吏们在誊录经他编次的所有口供，以便附同他的奏折，恭呈御览。他叹一口气，转身入内，对着草稿，亲笔抄写他的奏折。　　

　 　

皇上（二）　　

乾隆皇帝看了一下洋表，他是按时坐到御案前的。昨日已经一空的御案上，今又是一堆新送到的奏折。他感到自己就像个虫子,每日要吃掉这一堆东西，不过不是用嘴，而是用心。有趣的是，嘴里竟然也就有吃东西之感。他的心之嘴，每天啃吃这一堆，也吃得很累，可是不吃不行，不吃掉就会压在心上，很不踏实。这就是孟夫子说的劳心了。做皇帝生来就是劳心的。难怪明朝的皇帝兴建了这个养心殿，而他的皇阿妈雍正又重建了它。养心殿其实就是劳心殿，正因劳之而须养之。似乎历朝都会有皇帝做甩手掌柜，这些事完全委任给大臣，但他不想图这个轻松，因为其弊太大。　　

摆在最上面的，是安徽省的奏折。安徽河南两省都在他的朱笔指点下忙着呢，如今该是忙得差不多了。是农起的奏折，写得很长，看来事情是办妥当了。农起这奏折，一开头先把他对此案所有的朱批和旨谕详加引述，然后写道：臣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训诲周详，无微不至。　　

农起此言是什么意思呢？是认为皇上不该对此小事大做文章吗？还是春秋笔法提醒日后史家太和县一案如此重重处理皆皇上旨意？如果是这样，就奸恶之极了。不过，谅农起不敢有这么深的意思，倒是他多疑了。　　

奏折上谈到已将魏三麻等三人个绑赴市曹正法，于犯事地点枭首示众，其余皆各从重充军发配。这就是说，他做的这篇文章，已经峰回路转到了风光旖旎之处，也已经到了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的境界。他微笑起来，农起这奴才的确是一个能员，识得大体，方方面面俱各周到妥贴，不愧为各省巡抚中的佼佼者。　　

他的目光落在关于太和县知县郑维祉“例得免议”的一段话上，这是农起在为郑知县说情呢。他何尝不知道案子出在太和县，不等于太和县就不是能员，（他刚跟洋人学习数学，这“不等于”三字，是可以简单地用≠符号来表示的），他又何尝不知道阜阳县拿获首犯，不等于阜阳知县就是好官，他是做文章给天下看，所以褒奖阜阳县，贬罚太和县。这郑知县原本是要降半品留用的，今就成全农起，改为罚俸两个月，留任原职，就算罢了。　　

他忽然想到第一个将此案奏闻的人，寿春镇总兵官阎正祥。要不是这个人，他就没有这篇大文章。这人虽是武职，见识却不一般。他提笔在农起的奏折上批道：好，其获贼出力之属员，着送部引见。钦此。他是要见一见这个人的。他在案头的记事纸片上写道：安徽盐案，寿春阎总兵，浙江严州。心中主意已定，将调阎正祥往浙江任严州总兵官，那里宋代曾是方腊造反的地方，山深水阔，须得能员镇守，日后，看阎总兵的出息，再有重用。　　

他的文章还没有结尾，等两江总督“马后炮”的奏折一到，说什么在其“督饬”之下，太和县一案已经圆满了结，“理合奏复”，于是他的朱笔写上“览，钦此。”文章就收尾了，不过，真是官样文章，未免扫兴。　　

但他总算带着较好的心情暂时离开御案，那一堆东西等一会再去吃它。西套间有几本新到的字帖，让他挂念，要去把玩一番。他将给西套间起名为“三希堂”，因为王羲之、王珣、王献之的三本字帖，被宫中获得，乃稀世珍宝，送到他这里来了，不可平淡过去，因以起名。他忽生一个很好的想法，可以把他收藏的诸多宝帖汇印出来，发给五品以上文武官员，人手一套，岂不又是一篇好文章、大文章？咱大清朝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嘛。他搓着手，心中绝好的两句话终于琢磨出来了，可以写成楹联，用到乾清宫大柱子上去：　　

克宽克仁皇建其有极　　

惟精惟一道积于厥躬　　

　 　

　 　

白  旗  记　　

　 　

初冬，接连几天，都有快马从扬州飞奔而来，马蹄卷带着一团黄尘，在大路上越过那些平庸的驴车，急如星火。快马迳直地冲进泰州西城门，穿过大街，奔至泰州的州衙。把马扣在戒石亭上，人就急忙跑进州衙里去。十一月三日，这样来传递紧急公文的快马竟有两起，时间相隔不到一袋水烟！紧张恐怖的气氛不知怎么就扩散了开来，商店不约而同早早地把门关了，那州衙的高旗杆上，大清朝的黄龙旗似乎已经无力飘扬！　　

有两个商人模样的人从盐署赵委员家出来，很诡秘地从小巷里踅走，但立即有人在后面悄悄盯上了他们。与此同时，赵委员把一包刚收的贿银交给他的小妾，附耳说：“这钱来得容易啊！”小妾却附耳说：“来得不容易！”赵委员喜得亲她一下香腮，对她说：“没事！”　　

晚上，小妾弹月琴给赵委员听，一声“州衙里有请！”把赵委员惊得一跳，但他马上定了一下神，仍小对妾说：“没事！”他到门口跟着两个当差的去了。一盏灯笼在前头照路。　　

赵委员被领进知州书房。李知州在等他，神情严峻。旁边是丁州判，隐在灯影里。另有一个人站在他们身后，是泰州警局的管带娄秀鹏。赵委员给李知州请了安，他的声音是镇静的。李知州发出朗朗笑声：“赵委员，这么晚了，惊动了你。”赵委员连说了几声“不敢”，李知州笑道：“今天你家里来过贵客呀！”赵委员一声不响，不知回答。李知州说：“赵公，还是跟我们通通气吧！”　　

一阵沉默之后，赵委员供出了实情：“盐帮有两条船想通过滕家坝。”　　

“什么时候？”李知州紧追一句。　　

“明日下半夜，丑时。”　　

李知州较为和缓地说：“我这个人一向大而化之，对许多事情并不苛察。但如今武昌陷落，两湖失守，革党猖獗，我身为知州，对地方完全不闻不问也不行。我们既食朝廷俸禄，就要为朝廷分忧啊！”　　

赵委员把头低了下去。　　

李知州又说道：“盐枭出没江淮，非一朝一日，小小泰州，当然无能为力。赵委员主持盐局以来，盐课不误，即是有功；至于剿办盐枭，本当量力而行，相机而动。我今日仍然没有苛求你的意思。”　　

“谢知州大人！”赵委员说。　　

李知州把头点点，说：“不过我要跟你商议一下，既有盐枭送上门来，何不一鼓而擒？”　　

赵委员忙说：“大人，平日我与盐枭并无往来，我身为盐官，决无同盐枭勾结的道理。但大人刚才说得对，盐枭出没江淮，非一朝一日，历朝历代均难以禁止，何况我们泰州？至于剿办，只有量力而行，相机而动。这也是我没有及时禀报的原因。”　　

李知州说：“我已说过，如今时局不同。泰州固然偏僻，却是一方重镇，不能再由盗匪任意往来。自今开始，一切都要振作有为！”　　

赵委员也就不再吭声。　　

“明日一定捕捉盐枭！”李知州目光炯炯盯着赵委员，“此事机密，不可泄露！”　　

“是！卑职知道。”　　

“你先回去。”　　

赵委员从知州书房里退下，仍有灯笼引着送出州衙、送回家。李知州对丁州判和娄秀鹏说：“最近几日，扬州嵩峋知府给我连连来函，武昌兵变，天下大乱啊！但是，我们‘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哪个朝代不曾有过七灾八难？才发生一点兵变就以为朝廷大势已去，乃至依附乱臣贼子，那是最没有好结果的！你们看，这是我们江苏巡抚程德全的电稿；对于德全公的主张，嵩峋知府是不以为然的，我也不敢苟同。”他看了一眼两位属下，把手中的文函电稿拍了一拍，继续说：“德全公当然是我们的巡抚大人，但现在时局纷乱，我们只有把眼睛看着朝廷，把耳朵听着朝廷！德全公的电稿，论形势则满篇‘内政失修，外交失策’，论政治则倡说‘君主立宪’，这样的言论还敢用电报发给朝廷！试想将来革党之乱平定，朝廷会喜欢他吗？他说自己‘区区血忱’，可在朝廷眼中，他分明是个贰臣叛臣啊！”　　

丁州判与娄秀鹏听得神动色变。李知州又举起一迭公文说：“扬州府叫我们整肃地方，即举秋刑！今年秋刑是推得太迟一些了。嵩峋知府下午又来一函，叫我们在斩决人犯中须有革党三名。我正想不出办法，娄管带告诉了盐枭与赵盐官的暗中往来，现在，办法我已经有了。第一件事，明天夜里拦剿盐枭，此事不可声张，只宜于天黑以后集合待命，不准乱问。警队由娄管带率领，四城兵勇抽调二十人，由州判大人率领，要有盐署辑私队，着赵委员带过来。第二件事，于在狱人犯中圈出秋刑问斩名单，此事由州判大人与我共定。第三件事，泰州的三名革党到哪里去找？这件事由娄管带去办。”　　

“我？”　　

“我给你找到了。你今夜去把他们拿到狱中就行，不要让他们叫唤。第一名，关帝庙门口的夏四宏儿；第二名，光孝寺门口的河北侉子；第三名，大东桥的文疯子。都是没有主家的，这时正在地上像狗一样睡着呢。这也是无法之法，算是为地方除疣去赘吧！”　　

“三个叫花子呀！”娄秀鹏仍然惊讶万分。　　

“就是泰州三个伏藏的革党！”李知州冷然地说。　　

十一月四日下午，泰州武秀才张文清在武馆院里练了一通武艺，穿好衣服到商会周秉坤会长家里。　　

“今天夜里捉了三个叫花子，你可晓得？”张文清问。　　

“晓得了。是三个革命党人。”　　

“恐怕要他们的人头用一用？”　　

周秉坤忙摇手，示意张文清在椅子上坐下来，“时局不妙啊！”他低声地说。　　

“我们地方上有些事情要做准备了。民团非成立不可，还要购买新式军火。我的武术队可以充当骨干。”　　

周秉坤把一只手放在张文清手上，看着他，很倚重地说：“你是泰州武秀才，马上定然要多多仰仗你了！”　　

“只要你周公一句话！”　　

“好的。不过，还要跟知州大人商议。”　　

“当然！”　　

正说着，有人把周秉坤叫到外面去耳语：“我们赵大人不便出来，请周大人能到他家里去一下，有极要紧的事情，是不能让外面晓得的。”　　

周秉坤送走那人，回到客厅，对张文清说：“有一个地方我是不想去的，但现在不得不去，好像有点事关重大。你是否坐在这里等我，或者马上再来，我们好商议。对外人就不必道起了。”张文清应了一声，周秉坤就出去了。　　

周秉坤到了赵府，赵委员如见救星，且又面上有光，马上引进密室里去。过了约有半个时辰，周秉坤才走了出来。周秉坤回到自己家中，张文清已在等他。　　

“说起来的确事关重大，”周秉坤说，“赵盐官这狗才勾结盐枭，让知州大人侦察到了，知州大人要布置埋伏，对盐枭用‘剿’！”　　

“何时？”　　

“盐枭有船今日下半夜通过滕家坝。”　　

“赵盐官是什么意思？”　　

“这狗才是在用计呢！”　　

“噢，我明白了。你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泰州不能跟盐枭做下仇来！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见知州大人。”　　

“好的。现在就去？”　　

“总要到晚上戍时。”　　

“这么晚？”　　

“这是我答应赵盐官的。”　　

当天晚上，周张二人各提着一盏灯笼，从州衙晚上使用的边门进去了。他们看到，州衙里果然有事，而那赵委员却已同着缉私队在一间屋子里待命。　　

李知州见到他们，说：“二位的来意我大约已经猜到了。不过你们是怎么晓得的？”　　

周秉坤说：“大人在集合人马，总归有些动静啊。”　　

李知州说：“那就不瞒二位了。因为今天下半夜有盐枭船只偷渡滕家坝，我意欲乘此机会，‘剿’它一下！”　　

周秉坤说：“大人的决断，我们深为佩服；大人的武略，我们也深信不疑。只是我们有一愚见，以为这盐枭之患，自元末张士诚以来，数百年不绝，现今他们聚伙成帮，持有抢械军火，力能攻城略地，并且混迹民间，防不胜防，泰州毕竟势单力薄，不知今夜之后，会否有明日之忧？”　　

李知州说：“周公，你有所不知。我李狱衡知泰州数年，一向与民休息，难道今日忽然好大喜功起来？不是！只因为最近武昌兵变，两湖失守，天下骚动，伏莽四起，扬州府连下密令，于时局反复申明，使人不能安然如故，我怎么可以眼睁睁放走盐枭？再说，他们既然猖獗横行，为保护地方起见，也应当适时予以痛剿啊！”　　

停了一下，周秉坤说：“大人，我斗胆冒昧说一句，当今天下的事情不在于这区区盐枭，而朝廷的安危，也不在于这区区泰州。”　　

“噢？倒要请教！”李知州脸色不大好看。　　

张文清忙说：“周会长的意思是，泰州不必跟盐枭做仇。但大人刚才说到保护地方，我们正要来求大人的准许和帮助。”　　

“何事？”　　

“诚如大人所说，时局令人忧虑，但站在地方上看，我们泰州也实在无能为力，我们只有努力保护地方，这也就等于支持了朝廷。商会愿意出面，请知州大人督办，成立泰州民团。”　　

李知州说：“这件事以后再说。今天时候来不及了，二位是否明日再会？”　　

周张二人走了出来，取了灯笼点上。二人出了州衙，张文清说：“周公不要气闷，民团一事总可以争取。”　　

周秉坤站了一站，似乎想愤然说出一句什么，但又忍下去了，只说：“好吧！”二人就在街头作别，两盏灯笼照着各自地去了。　　

十一月四日下半夜，泰州南郊滕家坝一带雾气沉沉。滕家坝犹如一只卧虎，伏在济川河上。南来的长江水从济川河向北奔流，朝着官河里西来的淮河水撞去，交汇处终日波起浪激，涛声不绝。官河两岸与济川河两岸芦苇遮天，是鸟雀与蛇虫栖身之所。　　

滕家坝旗杆上亮着一只红灯笼。下半夜丑时，果然有盐枭大船一只、小船三艘，张着帆由东而至，行到济川河入口处，帆蓬一转，拍波碾浪进来了。守坝的人似乎皆已深睡不醒。忽然，一声铳响，前面早已横出三条大船，后面滕家坝那里也横出了三条，把进退的路都堵死了。从两岸，从前后船上，喷出无数火光来，枪声大作，喊声大起，盐枭船上有数支五子钢枪还击，想夺路南逃。但前后堵截的大船渐渐迫近，船上与两岸点起了无数火把，把那一片地方照得雪亮。官兵人数众多，又有附近乡民协助，逃走的可能一丝一毫也没有了。在一阵吆喝之下，盐枭们一个个走上船头，这时就有几个人扑通跳进河里，船上几支火把并钩竿一齐奔向盐枭大船的船梢，向下照去。盐枭巨魁施旺就这样没有能逃脱，被从船舵下面钩捉上来。　　

十一月五日清晨，泰州南门那里锣鼓喧天，喇叭乱响，官兵凯旋了。百姓们闻风挤满大街，十几个盐枭被五花大绑，用绳子串着，押在队伍当中。警局管带娄秀鹏骑在一匹马上开道，后面是李知州的大轿，最后押阵的是州判大人和赵盐官，都骑着马佩着刀。百姓们惊传：“捉住强盗了！”两边商店自动放起鞭炮来，并在门口供设香案、茶水、糕点。队伍行至保泰钱庄楼前，泰州商会的牌子高挂楼上，却不见商会有庆祝官兵凯旋的行动。李知州在轿子里盯着商会的楼，眼看渐渐近了，眼看就要过去，忽然，楼上鞭炮炸响，那楼上推开了一扇隔子，一支竹竿挑着一长串挂鞭伸出在半空里放着。李知州鼻孔里重重呼出两股气来。　　

凯旋之师和李知州的轿子经过的时候，周秉坤张文清等人正在钱庄后厅里，他们耳听得锣鼓唢呐喧腾之声由远面近、又由近而远。众人万分焦虑，七嘴八舌：“现今这个局势，怎么能这个弄法？”“这样大弄起来，怎么得了？”“小小泰州，现在难道是耀武扬威的时候吗？”“还有，把三个叫花子捉进去，要当革党问斩，这不是无事生非吗？我们泰州从来没有听说有什么革命党啊！”“今夜打了胜仗，马上定然更加一意孤行！”“周公，得想个办法啊！”　　

没有想到，周秉坤的儿子阿林却从屋里走出来，手上握了一本书，大发宏论说：“我看不用发愁。三年前，太后有旨，说是九年以后实行宪政，可是不到一年，太后本人和光绪皇帝都驾崩了。所以现在天下就不知道怎么办。闹来闹去闹的什么？闹的大清气数已尽！革命乃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干脆，武昌兵变最好……”　　

周秉坤气得浑身打颤，怒喝道：“你胡说八道什么！麻木透顶！滚出去！滚！”　　

众人把那不懂事的后生拖了开去，一边安慰周秉坤。　　

“不行！”周秉坤执拗起来，马上叫来一人，吩咐他：派某某与某某把阿林绑起来，送到乡下去，锁在屋里念书，“没有我允许，不准放他出来！”　　

周秉坤对儿子的事吩咐已毕，对泰州怎么办也有了主张，他说：“各位刚才所虑，我看都极好。不过我们这位父母官，总的看来还好说话。今夜滕家坝战事，已经发生了，再多说也无用。至于马上要举秋刑、杀叫花子充革命党，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好多问。最要紧的是着手保护地方。这件事还要知州大人的准许。我们光是在楼上放了鞭炮是不够的，还应当到州衙去面贺祝捷！”　　

周秉坤话音刚落，使腾起赞同与叫好之声。　　

“本来我想到扬州商会走一趟，了解些局势动静，现在外出的事情就拜托张公，请马上出发，速去速回，如何？”　　

张文清立即慷慨答应。　　

“我们其余人这就都到州衙去。”　　

大家都十分踊跃。　　

李知州刚刚在书房坐定，就听报说商会周会长领着许多人祝捷来了。李知州连忙放下茶碗，说“有请”，迎了出去。周秉坤一行已从前厅后面转来，于是致问之声、笑答之声琅琅而起。　　

十一月五日早上，官兵凯旋之后，赵委员没有在家里歇着，却陪同小妾拎着香篮去敬香。出了东城门，翻越凤凰墩，到了东山寺。在大殿里敬了三把香，双双磕了头，就到后面方丈去了。赵委员留小妾在方丈喝茶，自己抽身出来，向后面一个幽僻的地方走去。　　

赵委员进得一间黑咕隆冬的屋子，有人把他一拳便打翻在地。“别动手，我有话说！”赵委员一边叫着，一边挣扎爬起。黑暗中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他要见的和尚静渡，另一个他不认识，刚才的一拳显然是这个不相识的恶神打的。　　

“你还来做什么？”大汉瓮声瓮气地厉声问他。　　

“赵委员，这位好汉叫蔡飞，是今夜从滕家坝逃出来的，亏了他水性好，贴着河底，才拾得性命。他是三哥！”　　

赵委员叉手叫了一声：“三大哥！”却朝里面供着的菩萨跪了下去，说道：“吴王在上！我赵某没有出卖好汉！是泰州警局的管带娄秀鹏，放出眼线，把事情侦破了去，又窜掇知州布置用兵，押着我一同前往。如有半句假言，天打五雷轰，全家不得好死！”　　

吴王，就是张士诚，同朱元璋一起灭了元朝，又彼此争夺过天下。五百年来他是海下盐帮祭奉的神明。泰州东山寺里供着他的金身，不为外人所知。　　

蔡飞将赵委员一把拎起，对他说：“你是人是鬼，吴王晓得！但我们夜里过滕家坝，事前只同你一人说过，我们只认你！施大哥他们若有三长两短，你一家人头不保！”　　

赵委员说：“三大哥的话我记下了。不过你们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那泰州警局的管带娄秀鹏，一向暗中把眼线放在我的附近，我们以前的事他大约都知道，到我那里敲过几次竹杠，我都认了。前天施大哥派的两个人到我家去，前脚才走，娄秀鹏后脚就又来了，开口向我借二万银子，说是公用，又不肯立据，分明又是敲诈，我一时气愤，没有答应，不想晚上就被叫到衙门里去，那娄秀鹏就站在知州旁边！后来就不放我回家。今天一早放我回去，这是借你们的手来杀我的！三大哥，静渡大德，这娄秀鹏是个大患，务必要把他先除掉！娄秀鹏一除，知州晓得盐帮的厉害，对施大哥也就轻易不敢动手！”　　

蔡飞同静渡和尚互相看了一眼，蔡飞说：“好吧，这件事就依你。我们今夜就取娄秀鹏的人头，到时你带个路。另外，我告诉你，我们三天之后到泰州劫狱，你要设法给施大哥他们送去斧子錾子，还要他们在狱中不要吃亏！”蔡飞亮出短刀来，在赵委员鼻子前面晃着，“我的话你记下了？”“记下了！”　　

“好吧，今天半夜在家里等我们！”　　

第二天（十一月六日）早上，州衙的大门上插着一把尖刀，上面悬挂着娄秀鹏血淋淋的人头，还有写给知州的一纸恐吓信文，有比较胆大的凑近了去看，写的是：“州官听着，若损我盐帮弟兄一根毫毛，狗头难保！”竟然还有落款：“海下”。　　

一个时辰之后，泰州周秉坤以下许多乡贤俱被请到衙门里去了，在州衙后园浮香阁会齐。李知州面带笑容，说道：“请诸公来，共商州事！今天早上的人头，真是好不吓人呀！盐盗为害，历来理当审时度势，或剿或抚。昨日夜里，在滕家坝捕盗，实为时局所迫，不得已而用之。现今朝廷正发大军进剿武昌、两湖，乱象纷纭，伏莽四起。我当然是绝不赞成革命党的，也不赞成所谓君主立宪。我只是朝廷五品的命官！盐盗用娄秀鹏的人头，就能把我吓住吗？但对于潮流，我极愿采纳，所以请动诸公，不敢独断专为！第一件事，明日即举秋刑。泰州狱中，外禁人犯三十三名，内禁人犯一百零五名，可以说牢狱已满。我忝位知州，本当省刑狱，怎么牢房里人满为患了？这固然是我无方，但近年来民讼日滋，盗贼蜂起，也徒唤奈何！内禁人犯都是死罪，我迟迟不忍杀戮，年积月累，以至今日之数。现在真是杀之不忍，不杀之又不行了。昨夜捕得盐盗巨枭，前日捕得深伏不露的革党三名，可从内禁择出死囚八名，凑成一个周天之数，明日校场问斩！我手中这纸斩决名单何止千斤之重，但是惩罪镇乱，势在必行，别的也顾不得了！　　

“第二件事，功人不是我，我只是功狗。是商会周会长和武馆张秀才向我提出，成立泰州民团，以应时变，保护地方。我极赞成此事，今日向各位正式宣布并且呼吁，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当尽快成立民团，购置新式军火。太平日久，泰州兵力本来极少，守城兵勇不足三十人，又皆是老营兵，虚应故事而已，另外警队、缉私队一共也不足三十人。旧的刀枪不堪使用了，洋枪又未能人手一杆。倘有不侧风去，城池人民的确难保。　　

“以上两件大事，举秋刑以镇乱世，办民团以御寇盗，诸公有何见教？”　　

一时，泰州从乡贤同仇敌忾，慷慨陈词：“知州大人不愧百姓父母，考虑极周！滕家坝剿盗，乃官府堂堂之举，盐盗竟尔暗杀警局管带、恐吓地方，实为可恨，岂能等闲视之？秋刑非举不可，民团一定要办。我等一定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民团经费，各家认捐！”　　

知州首肯之后，当场摆下纸笔，认捐起来。这一次会议，后来的《民国泰州志》上记载为“浮香阁会”，誉为“开地方民权风气之先”，有“乡绅贤达毁家纾难”之说，并记有各人认捐的民团经费，其中周秉坤大洋五千元，赵委员大洋二千元，总有二十四人之多，得四万三千银元，不足之数由商会立据向大清银行、州衙库、盐署银库支付。　　

十一月六日，扬州府送信的公差策马向泰州飞奔，张文清骑一快马也向泰州奔来。　　

公差于午后到达州衙，李知州接着密函拆开一看，不觉一拍书桌，痛叫“不好！”连忙有请丁州判。　　

丁州判瘦小个头，精悍阴鸷。他阅着知州给他看的密函，掉下泪来。李知州说：“想不到局势变得这样不可收拾！想不到程德全竟然宣告江苏独立，做了朝廷的叛臣！他一向标榜君主立宪，如今却是目无君主，成了革命党了！但他举一省以响应武昌，对于革党，他倒是开国功臣！天恩圣德，全然不顾，何等无耻！嵩峋知府这封密函，我看着只有惨痛二字。难道大清三百年江山，就这样完了吗？省里宣告独立，我们府州以下，又能有什么作为？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丁州判只是流泪、流泪。　　

“你说怎么办？”李知州问。　　

丁州判摇头。　　

李知州仰天长叹一声，说：“也许我们面前的路可有三条。一是顺。省里倒向革命，我们小小一州，只有顺从，万一日后如何，也只能唯省里是问。二是走。你我可以弃官而走，独善其身总是可以吧？三是殉。为朝廷殉节，为大清尽忠，挥剑一刎，青史留名，有何不可？”　　

丁州判仍只是苦着脸，把头摇着。　　

“顺？走？殉？可惜我们能做的，恐怕还是顺！一来朝廷还在，二来我们还有着泰州地方的责任。就算是投降吧，你我也得守着官大印、文薄典册，以便交代。惭愧，不过是‘随机应变'这句老话！”　　

李知州州拿眼睛看看州判，说：“你是满族旗人，你的心情当然不会好受。但我的心情决不亚于你呀！局势已然如此，一切都不说了，你我公事私事，各自做些准备，耐心等几日再看！”　　

州判站起来，神情黯然，转身走了。　　

张文清策马进城，直奔周秉坤家里。　　

“苏州光复了！”这是张文清说出的第一句话。　　

“听说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朝廷的省份，已不下十几个！上海也已让革命军占了。真是潮流滚滚啊！所以我们江苏巡抚大人程德全，现在已经是革命军江苏都督！现今已不是大清宣统三年，而是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光复汉统啊！”张文清从怀中抽出一纸公文，递给周秉坤，“这是苏州光复的《通令》。”　　

周秉坤接过一看，问：“扬州如何？”　　

“我今日一早从扬州出来，尚无什么动静，只是谈论苏州光复。扬州商会说，如果有事，会派人送信给我们，也叫我们不断有人去通气。”　　

周秉坤说：“我们需要即刻去会李知州！”　　

李知州见到周张二人，不觉“哦”了一声，马上站起来，拉住二人的手说：“现在就全靠你们了！”　　

“老父母想必已经听到苏州光复？”　　

“正是。现在我只有听天由命啊。”　　

“德全公的《通令》大人有没有见到？”　　

“没有。”　　

“请看。”　　

周秉坤把《通令》摊开在知州书桌上。知州看过一遍后，似仍茫然，周秉坤用指头指着，说：“大人请注意这几句话，‘现值改革伊始，百端待理，各该府、州、县有抚民之责，关系重要，应仍照常办事，毋庸稍涉疑虑……。”　　

“叫我们照常办事？”　　

“是啊，在我们泰州，知州大人还是我们的知州大人。”　　

“啊呀，恐怕不敢当了。”　　

“大人不敢当，谁又敢当呢？时局瞬息万变，泰州一方还要老父母维持啊！大人把《通令》再看看。”　　

李知州把《通令》一字一句细看了一遍，头脑似才清醒过来，“关于泰州，你们有什么考虑？”　　

周秉坤答道：“老父母布置安排。”　　

李知州点点头，说：“我看这样，《通令》叫各地‘年号名称，应即反正，以归一律，这年号一改，就等于宣告光复，这固然是大势所趋，但泰州偏僻，百姓尚不知光复为何物，事情是宜缓不宜急，我们可以等待一下扬州。”　　

李知州又说：“《通令》上要各地‘迅速会同绅商各界，筹议组织民团，俾与军队联络声势，保卫治安，以防匪徒趁机骚扰，妨害安宁，所以，关于民团，不但要照常筹办，而且刻不容缓，就全请二位办理了。”　　

周张二人慨然颔首。　　

“原定明日秋刑，我看照举不误。但其中就不必标有‘革党’三名了。二位看怎样？”　　

周秉坤说：“都是极好的。还是老父母才学高，如此我们就心定了。”李知州又拉住二人手道：“我很感激你们二位啊！”　　

赵委员在家里端着酒杯对小妾说：“这杯酒，吃得又乐又不乐。”小妾忙问“何以”？赵委员说：“娄秀鹏被什么人暗杀掉了，他屡次同我作对，又屡次来敲我的竹杠，如今得了报应。”小妾说：“那么这杯酒吃得是乐的！”赵委员说：“但是做这件事的人不该把个人头挂在州衙大门上，这就激出事情来了。知州大人一定要办民团，虽说是保护地方，也兼着保护他自己。办民团要钱，大家都认，我也硬着头皮认了二千，这不是反叫我破财了？”小妾说：“你前世欠娄秀鹏的，这二千元是最后一回了，所以还是应当高兴！”赵委员笑了起来，小妾逐端起酒杯喂了他一口。　　

静渡和尚忽然来找赵委员，赵委员无奈，只得见他，把他拉入密室，问：“有何见教？”静渡说：“昨日拜托的事情有无着落？”赵委员叹口气说：“我正发愁。”静渡说：“我来告诉你两件大事！你可晓得革命军占据了上海，你们省里的巡抚大人也归顺了革命军？”赵委员惊讶道：“还不曾听说。”静渡说：“现在半个天下都反了满清了！外面世界，崩狱劫库，家常便饭！这泰州风平浪静，其实天下已经大乱了！”赵委员点头，静渡又说：“你不要以为泰州无事，我告诉你，就有大事要出！”他看了一眼赵委员，“守备泰州四门的兵勇，都是外地人氏，随营充守。现在得知本省巡抚大人都投降了，一个个哪里还有心思守城？都要脱去身上号衣，弃械而去。其中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约定在今夜哗变入城抢劫，无非盐署、州衙银库，大清银行，还有私人钱庄！”赵委员倒抽一口冷气，静渡说：“大劫已到，什么人也无力回天。你何不趁乱行事，把斧子錾子送进狱中？”赵委员摇头：“谈何容易！”但他忽然也就有了一个主意，他摊开一纸，毛笔憩了黑黯，在纸上画着，说：　　

“这是州衙大门，左手是土地庙，右手是牢狱，当中是戒石亭。土地庙这边是府东街，牢狱这边是府西街，州衙前面是府前街。牢狱一周是土墙，土墙之外是夹巷，夜间是无人的。”　　

赵委员说：“我的意思，你想必是猜到了？”　　

静渡说：“你害怕，想叫我们来打墙洞？”　　

赵委员说：“土墙厚不过二尺，打通之后，里面就是牢房。”　　

静渡说：“今日与蔡飞所约，还差两天；打了墙洞，天亮以后就会发觉，岂不误了大事？”　　

赵委员冷笑一声，说：“恐怕来不及等蔡飞了！我刚才只说‘我正发愁’，还没有告诉你，昨夜你们杀了娄秀鹏，不该把他的人头挂到州衙大门上去，知州大人被激起来了，已经定在明日举秋刑，暂决十二名人犯，当中有施旺！”　　

静渡默然了一会，说：“上海、苏州光复，局势变化，或许明日秋刑会改期，以至取消？”　　

赵委员问：“假如不改期、不取消呢？”　　

静渡又默然了一会，说：“好吧，那就只好听你的了。我今夜带人来挖开牢狱土墙，放出狱中人犯，趁着四城哗变，同施大哥他们一起打出来！蔡飞是等他不及了！”　　

赵委员说：“只有这么办了。”　　

静渡说：“你倒躲得干净！但你还有一件事要做，你那盐局的缉私队，今天夜里不要放出来！”　　

赵委员点头说：“我会安排。”他忽然眼露讥嘲，看着静渡，说：“你不是个真和尚！”静渡冷笑说：“那么你是个真盐官吗？如今谁能说得真假！”　　

丁州判从知州那里出来，别处不去，却乘着轿子到寻芳妓院，一包银子交到妈妈手中，获准把妓女小蜜桃带回家中住两天。到了自己住处，州判往小蜜桃面前一跪，说：“天下大乱了，泰州不是久留之地，你跟我回我的家乡去，我们做长久的夫妻。”小蜜桃说：“我什么也没有带出来！”州判说：“都不要了，就算你留下的赎身钱吧！”小蜜桃抱住州判的颈脖，哭道：“我跟你走，好人！”　　

因为知州有请，丁州判又到州衙去了一趟。知州把苏州的《通令》给他看了，对他说：“泰州四城与狱中，你是否去查看查看？”丁州判点头称是，并提出给城兵发个双饷以定军心，知州表示赞同，立即签写了领饷的公文交给丁州判。　　

丁州判冒领了饷银，另外还用假公文冒领了二千银元，一并去换了金首饰，于当日下晚同小蜜桃一起悄悄出了南城门，叫了一条可靠的船，从官河往西而去。　　

八十年前十一月六日上半夜，是泰州监狱史上最黑暗的时光之一。第二天斩决人犯的命令传到狱中，狱中当差的人们晚上就聚在一起喝酒。他们喝得比平时多，他们谈话的内容越来越下流，腥臭的嘴里爆发出无耻的笑声，苟且而快活的光芒夹和着醉意在他们眼中闪耀，笑歪了的脸上浮荡着公然的荒淫。　　

那时的泰州狱中，连烧饭的在内，计有管事人员五名，守狱兵卒八名，刽子手四名。那天夜里，除了一个女牢头没有到，其余的都到了，这样一共是十六个男人，从五十多岁到二十多岁。做那样的事情，凡男人都要到场的，至于愿不愿意下这趟水，那倒随便。到狱中当差，新员的补充是渐行的，这一套风气也就自然传下去了，并且无形中有一种纪律，外人几乎无从得知。　　

那天夜里，有四名女犯遭到十四个男人轮番的强奸。她们是第二日该问斩的安氏、秦氏、另外两名系从外禁女犯中拣出以应此劫。　　

这项狱中的犯罪，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当女犯被带出二门（狴门）的时候，就突然被堵上了嘴巴。只有安氏刚烈不肯半夜出监，但不等她放泼，两个狱卒便熟练地使她没有叫出一声就乖乖被架了出来。愿意在这趟下水的十四个男人实际上存在着等级，但第一轮过去之后，就逐渐随意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继续下去的兴趣。四个女人被十四个男人按一种井然的秩序加以凌辱，她们的抵抗绝对等于零，自始至终连叫出一声的可能也没有。最后，恐怖、屈辱、差耻、愤恨以及身体的痛苦使她们昏死过去，被架回监中。　　

那天夜里，泰州监狱里十六个男人的情形是这样：八名狱卒精疲力竭加上酒力发作，都上铺或在岗上睡着了；四名刽子手踉跄着回家去了；四名管事的有两个回去，有两个留在狱中，放倒头就呼呼大睡。　　

那天夜里，州衙大门一如以往到时就关闭了。州衙附近的百姓觉得那两扇大门这天关得特别紧。他们在傍晚的时候看到警局的一队人进了衙门，知道这是去给知州大人保驾，他们想到了早晨挂在州衙大门上娄秀鹏的人头。每一家都急忙关上自己家的大门，仔细上好栓门杠，大人小孩早早地上了床铺，熄灭了香油灯和蜡烛。一轮明月却亮晃晃地高悬天空，照着这片不见人影的城廓。到处寂静无声，初冬的冷风在街巷里乱窜。　　

泰州的范围，现在看去不大，但在东晋时，扬州以东皆其隶属，连江水中的崇明岛也在其管辖之内，后来到南唐时，地位也仍有“屏障东南”之称，所以泰州之城墙城河的规模，竟与当时的金陵相差无几，叫做“几侔京师”，大得与泰州城内的局促不成比例，泰州人总感到自己被装在高高的罐子里。　　

八十年前十一月六日夜晚，泰州东城河上一如平日没有一条船只。西北风在宽阔河面上畅行无阻，城河发出哗哗波涛之声。东岸有三个人爬上一条小船划过河来，他们潜入城墙下的乱树林中，而小船划回去了。城墙砖缝里到处生长着杂树，根扎得特别牢固。他们攀着这些杂树登上了高高的城墙。月光照耀下，眼底是玉带河、园田、坟地。他们从一处塌坏的地方走下城墙，从乱坟地里走出来，越过玉带河上的小桥，穿过东园田，就到了府东街的东头了。　　

这三个人为首的是静渡和尚。　　

他们在街口的土地庙那里听了一会儿动静，轻轻跑到戒石亭那里歇了一脚，便迅速越过州衙大门，进入牢狱外面的夹巷。夹巷很狭很深，深处也有几户人家，俱是草屋，门是早已关闭。他们取出工具，掏起那土墙来。掏出一个大洞，三个人就钻进去了。　　

静渡等三人从容劫狱，首先是施旺，然后是另外的被捕弟兄，还有别的死囚，其中一个有名的大盗叫王雄，是在山东滕州杀头没有杀得死的，只因脖子后面的刀疤被捕快看出坏了事，在泰州被捕。俱一一斩断了脚镣，劈开手铐。当錾子对好镣圈上的接口，一斧头打下去，那声音也不算响亮。他们就这样在月色朗照下紧张地做着性命交关的事情。在铁敲击着铁的一刹间，有血红的火星纷然爆出……　　

就在静渡和尚劫狱开始不久，泰州四门在黑暗中洞开，吊桥也都放下，守城兵勇提了洋枪、单刀，向城里出发。他们没有遇到任何人，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就在升仙桥大清银行那里会合了。大清银行旁边是州衙银库，他们从这里下了手。“轰隆”一声，他们砸开了大门，守夜小吏刚探出头来，就被一刀搠死。州库银两尽皆搬出，装满四辆小车。变兵们就向后去打银行。这时枪声响了，变兵立即倒下二人。大清银行四个守夜的在一个角楼上居高临下射击。变兵用炸弹掷上去，火光硝烟中角楼塌了一角，守夜的俱被炸死。变兵把银两装满其余六辆小车。他们在门口争执了一会，就押着十辆车子向北，一路放枪，一路高喊：“百姓们，都出来发财啊！”大街空空荡荡，两边人家皆乌灯瞎火，他们毫无阻挡地出了北城门，向东，消失在郊野。　　

泰州全城一时凝固在更深的寂静中。渐渐地，大街小巷的门在黑暗中悄悄打开，先是一小部份人，后来是越来越多的人，大着胆子走了出来。这些平日规规矩矩的百姓向大清银行哄抢了过去。银锭、洋元、铜板铜钱遍地皆是。绅富人家用重物把自家大门死死抵紧，而百姓之间已经互相抢劫。　　

忽然，有人失惊疯一般奔窜而过，喊道：“犯人崩监了！”正在哄抢的人群也互惊起来：“犯人崩监了！”于是都忽然如鸟兽散，在一条条巷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盗王雄一马当先，砸开狱门，后面是一百多个死囚，手握镣铐以作武器，一窝蜂冲了出来，并无阻档。早已有人去打开了外禁监门，里面几十个人犯随后涌出。静渡和尚押后，手中有炸弹两枚，愤恨地掷去，“轰轰”两声，把戒石亭炸塌了，戒石上十六个大字于月色中清晰可辩：“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静渡奔走向前，大声呼喊：“从东门走啊！”呐喊声伴随叮当镣索声和急聚的脚步声，如一股旋风，从空无一人的街上卷过，呼啸而去。　　

乞丐夏四宏儿落在后面，他不以亡命为念，一边跑着一边大叫：“革命党啊！革命党来啦！”他的喊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两旁屋宅中的人们不觉在被窝里埋得更深了。　　

这股逃命的人流，遇到了堵截，张文清领着一些人手持洋枪守住了街口，子弹打了过去，立即有人扑地不起；这时，又出现了追兵，子弹从背后飞来。静渡和王雄等人早已掉头折向东园田的野地，整个逃亡的人流也就改变了流向。只有夏四宏儿索性不走了，他停在路当中，对着堵击的人大叫：“革命党来啦！革命党啦！”他被一齐射出的许多子弹击中，跳起来，摔倒在地。追兵是从州衙出来的警队以及从盐署出来的缉私队，与张文清的十多个人会合后就兵分两路，一路去占据东城门，一路继续追赶逃犯。　　

逃犯们被冲在前头的几个人带领着，沿着玉带河向北跑，芦苇里树林里野草里的鸟雀兔狐俱被惊起。施旺被捕时受伤，奔走不便，由人架着，紧随王雄等人之后，他们进入了那片乱坟地，从那塌坏的地方涌上了城墙。他们在城墙上望得见追兵正从田野间奔来，火光划破月色，是在向他们射击。城墙上的他们，在追兵眼中也人影分明。　　

静渡和尚四下看罢，说：“城门一定是不能去了，从这里往下跳吧！”他纵身第一个跳了下去。一百多人“啊啊”叫着跳下了高高的城墙。人的坠地声、树枝的折断声、因恐怖和受伤而发出的叫喊声、发疯了的狂笑声，使追上城墙的人们都呆住了，后来才如梦方醒朝下面胡乱放起枪来。　　

十一月六日夜里，赵委员布置他的缉私队在盐署里终宵驻守，他自己住在附近的客栈里，带着小妾。当夜变兵劫惊、囚犯崩监，他耳听着枪声、炸弹声、嘈杂声，又耳听得平静了。他身边的人告诉他变兵已经远扬、囚犯已经崩走、盐署并未碍事，他当机立断，下楼过街到了盐署，率领缉私队奔赴州衙。他看到狱门大开、戒石亭被炸。李知州见他带了人枪前来保驾，大喜过望，把以前对他的不快与猜疑尽丢到九宵去外。正见面间，有人跑来报告说张文清已率人拦堵逃犯去了，盼知州发兵追赶。就这样，赵委员留下二人保护知州，就亲率人枪追出了州衙。　　

他在玉带河边望见那些逃犯纷纷跳下城墙、惨烈的叫声撕裂着夜空，一阵心惊胆战。他指挥追兵在东城墙上朝着下面的黑暗不停射击，一路往南向东城门那里接近。在东城门楼上他见到了已经占据在那里的张文清。“想不到今夜出这样的大事！”“是啊，万想不到！”他们彼此感叹一番。经过商议，他们决定居高临下守着城头和吊桥口，逃犯们来一个就打一个，等待天明然后下去搜捕。　　

早晨，磨盘大的红日在城河彼岸的凤凰墩后面徐徐露脸，在东山寺宝塔尖旁边停了一停，就冉冉上升，映红了半个天空。由于西北风夜里停止了，城河上结出了一层薄冰。一派银红的光辉透过迷蒙寒雾照耀着河滩、林木、城墙。遍地严霜，凝结在枯白的野草上，熠熠闪动。林间鸟雀喧鸣，野鸽与八哥成群地在城河上空飞翔起来。　　

赵委员带着人开了城门，沿着城脚和城河搜寻逃犯。他看到，死在河边或城墙下的逃犯们死成了各种姿势，都满身蒙霜。在树木丛中，毙命的逃犯们一个一个被发现出来。后来被农夫抬走时，仍冻得硬梆梆的，在扁担下保持着死时的形状。有两个逃犯被大树枝曳住了衣服悬挂在半空，他们是被活活冻死了。死在水边的有十几个，他们的半个身子被冻结在河冰上，但河冰很薄，他们一个一个被拖了上来。其中一个特别高大、项脖后面有一条蚯蚓似的刀疤的人，是大盗王雄。死在城墙下而身上没有枪伤的人是跌死的，他们的脸上同样凝结着甚为痛苦的表情，经过一番挣扎。赵委员留神地发现了静渡和尚，大树使他撞破了脑袋，脑浆淋漓冻结。赵委员双手合十，朝着静渡念了一句佛，看着他让人抬走了。　　

这样找出来的死者共为三十八人，伤残未死的没有，因为东城河边夜间的寒冷冻死了他们。　　

后来报说在河对面东山寺旁的树林里发现了施旺，他全身的衣服冻得像盔甲，他的身后是一路爬过来的痕迹。他游过了东城河，爬过了一片树林一片田野还有凤凰墩，最后力气用尽鲜血流尽死在这里。这样，寻找出的死亡逃犯就是三十九名，以后加上沿途击毙的以及从城河水底浮上来的，共是五十五人，仍有近百名人犯是真正逃走了。　　

所有的尸体都抬放在东城门吊桥口南边的河摊下，摆成了一排，阳光慷慨地毫无遮拦地从城河上空照耀着他们，照化了他们衣服上和头上脸上的严霜，但他们的四肢和身体僵硬的形状却再也不能改变。　　

十一月七日早上，泰州衙门大开，大清朝的黄龙旗没有升起，但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倒塌的戒石亭以及完全敞开的监狱大门，叫人们清楚地看到夜间的骚乱。府前街上的商店以及全城的商店，都把门只开了一半。在外面走动的百姓比往常减少了许多，狱中的管事人等酒是自然醒了，不敢离开，都垂头丧气坐在那里待罪。　　

在州衙大厅上，泰州的头面人物们不约而同地到齐了，一个个正襟危坐。李知州未着官服，面带沉痛之色，说：“今夜的事情，责任尽在我一人。我未能预先对四城以及牢狱有所布置，又不能及时选贤任能，把事情都托付给了丁州判，结果反被他冒领银两，逃得不知去向，兵变连着崩监，不可收拾。关于组成民团，也是我耽误了，幸亏还有张文清的武术队和商会的枪械，夜里出来维持了地方。如今一切都不必说了，是我昏庸无能！诸公想已晓得，苏州于前日已经光复，巡抚大人程德全宣告江苏独立，脱离朝廷。我已与周会长并张文清说好，只等扬州动静，我们随时准备顺应潮流。今夜的事变，以及最近以来我个人的昏庸说明我是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了。我看就由商会把泰州的事情领起来，请周会长主持一切！”李知州捧起了桌上的大印。　　

周秉坤慌忙站起，说：“大人且慢！诸位，知州大人固然真诚罪已，但今夜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不好怪到知州大人身上。劫数一到，决非人力所能挽救。大人与地方上一向甚能商议大事，各项布置也都不错，泰州正需要大人继续维持，万万不可抛弃我们！至于商会，协助做些事情，那是不在话下的。苏州已有《通令》在此，光复之后各府、州、县照常办事，所以知州大人在这件事上就不要再谦恭了，我们都竭诚拥戴大人！”话音刚落，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一条声附和。李知州连称惭愧，说：“泰州对我如此厚爱，我只有尽力而为了。”　　

那天张文清报告了组成民团的事情，从各家各户按年龄抽取团丁，当日下午便可集合操练，至于新式军火已于昨日着人去上海购买，可望明后日即回。李知州遂委任张文清担任民团管带，盐署缉私队、警局的警队皆归张文清统率，全城内外守卫悉由张文清一手负责。又吩咐把死亡逃犯埋葬于南城河边荒地，施旺、王雄、静渡等十人的人头俱割下来示众三日，此事乃由赵委员去办。三名叫花子已不在示众之列。　　

李知州着人请来了东山寺主持，问他静渡和尚怎么夜里同逃犯一起奔逃？主持说这是个不安份的和尚，一向不受管束。知州说明要拿静渡的人头示众，主持阿弥陀佛并无异议。　　

刽子手从一家屠户那里强买来斫骨刀，剁断了那十犯硬梆梆的颈项，取下了首级。州衙前面有一排朱红栅栏，其中立着十根高柱，是人头示众之所，栅栏那里就被称为“头门口”。施旺等十名男女人犯的首级便高高悬在头门口了，只有静渡和尚没有头发，乃用一根麻绳穿破耳朵挂了起来。泰州百姓陆续前来观看人头，念着旁边的告示，知道这十犯的罪名是：盗匪、盐枭、奸杀、窃贼、崩监、劫狱、拒捕，皆枭首示众。　　

十一月七日下午，李知州坐了轿子到商会拜访周秉坤，被引入后院一间幽密书屋。李知州说：“周公对天下大势有何见解，极想请教！”周秉坤说：“大人真诚问我，我就斗胆直说了，我说大清朝是难以为继的多了。”李知州点头不语。周秉坤又说。“实不相瞒，对于革命党，我一向不赞成，我看他们失之过激。过去我曾以为‘君主立宪较为折中可行，但如今已很清楚，君主与立宪在中国不可两存，合在一起是办不到的事情，有如水火不能相容。至于今后如何，却似乎已有眉目……”李知州忙问：“如何？”周秉坤叹口气，说：“天道循环！”李知州抚掌大笑，说：“周公好才学！我也不瞒你：现在我是佩服程德全了。程德全这样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忠臣、真正的能臣、真正的英才！一开始他敢犯颜直谏，力倡‘君主立宪’，不失为保全皇室的良策！可惜朝廷自西太后以来就不能采纳，忠言逆耳！而如我之辈也只是榆木脑袋不知变通。现在，大势所趋，程德全就不再说什么‘君主立宪’了，他摇身一变，大清的一省巡抚变成革命军的一省都督！大权没有丢失，全省依然在握，这才是本领！这才是国家栋梁！只不过，你说得对，大清朝是难以为继了。这也是西太后一派自己闹的，无可奈何！可惜如我之辈跟在后面白白愁了多少心思。”李知州言罢大叹。　　

但他们二人被急忙叫到西城门去了。张文清接住，告诉他们说，刚才有三个人骑马而来，浑身上下裹着白洋布，因为城门关闭，所以只得在城下叫嚷，叫扬州光复了！说他们是扬州都督孙天生派来光复泰州的！并且用竹竿挑出一面白绸充当旗帜挥舞。是张文清闻讯赶来，把他们赚进城，软禁起来了。　　

李知州、周秉坤与张文清在一座尼庵里讯问了那三个人。三人说：“镇江是昨日光复的，扬州是今日早上光复。扬州的光复都督大人是孙天生。扬州头等大官两淮盐运使逃走了。扬州知府嵩峋把大印丢进瘦西湖，自己躲到天宁寺里去了。江都知县、甘泉知县都投降了孙天生。江都、甘泉两县的监狱，都打开了，释放了全部犯人。大清银行也打开了，让百姓任意去拿！”周秉坤忙问：“这是孙都督的意思吗？”那三人说：“怎么不是！孙都督是革命党派到扬州来的。”这边三人不觉互看了一眼，那三人又说：“扬州的清军有一部投降了孙都督，有一部抢劫之后逃走了。现在扬州已经不再是大清天下，是光复了！这面白旗，是孙都督叫我们送来，你们去夺知州大印，叫知州投降，百姓家家门口悬挂白布，头上辫子剪掉，这就是光复了！”周秉坤含笑问三人原做何事，回答说一个是做点心的，一个是剃头的，一个是澡堂里擦背的。周秉坤点头说：“都是自己人！”于是就出来了。　　

到了尼奄外面，三人不觉放声大笑。周秉坤对张文清说：“我看这三个人不要放他们出来，也不要虐待，软禁几天再说。”张文清称是，周秉坤对知州说：“大人，扬州局势异常了！”李知州说：“这孙天生真是奇怪！”　　

当天下晚，扬州方向又有一骑奔来，是扬州商会的，守城人忙把他领到周秉坤家中。来人对周秉坤说：“周会长，扬州孙天生光复乃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万万不可盲从。我们扬州商会已经派人到镇江去，镇江军政府答应派出徐宝山率领革命军过江，到扬州建立军政分府，这才算是正经光复！估计就在今明两日。”周秉坤笑道：“果然如此！”急忙引此人去见了李知州，李知州也笑道：“我说这孙天生不像！”　　

十一月七日这天，泰州全城百姓未晚就早早关门，整个城内乌黑一团，了无生息。州衙门前亦是黑的，西北风又作怪似的呜呜响起，十个人头在冷风中晃动。　　

泰州东门外塘湾庄大河里，夜间行来五条大船，抛锚泊在一处远离村庄的地方。为首一条船上走下一队人来，带队的是蔡飞。他们背插大刀，带着些扁担铁锹。西行之后是北行，到了南城河的南岸。从河边芦苇向北望去，可以望得见黑暗中对岸城墙与南山寺宝塔隐约的黑影。过了一会儿，芦苇丛里划出一条船来，载着这一小队人到对岸去。河上的风声、两岸芦苇响个不停的沙沙声盖过了轻轻的划水声。越过宽阔的水面，船插入北岸的芦苇丛中，沿着只有打鱼人才晓得的水道进去了。　　

这一天夜里，赵委员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睡。小妾在一旁说：“你还烦什么？睡吧！”赵委员说：“盐帮会不会来报仇呢？”小妾说：“不是有民团吗？”赵委员说：“民团守的是城门，那些会飞檐走壁的，你怎么防？”小妾不再说话，往赵委员怀里一埋。　　

赵委员迷迷糊糊当中听到屋上有响声，天窗上忽然就掉了一个人来，没有等他坐起，尖刀已点住了他的下巴，他惊叫出来：“蔡飞！”就闭上眼睛等死，蔡飞翻转刀刃抹了他的脖子，割下他的人头掷在地上。那小妾已经醒着了，不敢动，蔡飞凶神恶煞掀开被单一刀就从背后搠进去。蔡飞在被单上揩了刀，提了赵委员人头，破窗而出，从墙头上消失不见了。　　

府前街上，有两个人悄悄到了州衙前的头门口，攀上栅栏，一个一个认那人头，最后取走四颗首级，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南山寺城墙外面的河滩上，那掩埋死亡逃犯的大坑被挖开了，两盏灯笼照着，五十多具尸体被一个一个翻动着，最后抬出两具有头和四具无头的。　　

从南城墙上飞快降下三个人来，是蔡飞和另外二人。这些人一起到河边上了船，消失在芦苇丛中。　　

蔡飞带着人抬着六具尸体并人头，从原路返回，到了泊船的地方。在第一条船的船头，亮起了几盏灯笼，六具尸体被用水揩洗干净，用白布遮了起来。有两个人为那四具无头尸体缝合首级。又经过一翻辩认，确定无疑之后，他们给尸体穿上了准备好的衣服。由于尸体僵硬，并且形状扭曲，穿衣反而很费了些时间。但终于都弄好了。船上设起了香烛，摆出了六只酒杯六双筷子并荤素供品，烧起了纸钱。赵委员的头被放在一只盘子里算了一件最重要的供品。这时四野更加浓黑，西北风渐小，飘起雪花来。“下雪了！”忙着的人忽然都停住了不动，重复说着：“下雪了！”　　

不一会，五条船上出来了好多的人，又亮起几盏灯笼。这些人乱了一阵之后，就去看那六具尸体并赵委员人头。没有惊叹声，没有哭泣声和说话声，他们全体是沉默的。他们在灯笼的暗红微弱的光亮里动着。　　

这些人都到河岸上去列成了队伍，齐齐跪下去了，朝着船头上的六具尸体。雪花纷纷扬扬落在他们头上和身上。河边烧起大堆的纸钱，一时把那里映红了。　　

河边上支起五口大锅，他们烧早饭了。人一堆一堆簇在一起。烟杆上的星星火光在他们之间明灭着。天色微亮的时候，他们在河边吃着早饭，仍旧聚成一堆一堆的。雪仍在下，田野已经白了，他们身上也是白的。　　

他们吃过早饭就从船上取出洋枪来，提在手上，每人背上都插起了一把单刀。田野上就走起一支长长的队伍，前面抬着一面大锣一面大鼓，但没有敲响。队伍的后面抬着一顶红呢大轿。从塘湾到泰州东门外一带村庄上，风一样传遍这样的消息：“强盗来打泰州了！”至于那顶轿子是做什么的，却颇费猜详……　　

张文清第一个被惊动起来，冒雪奔往东门。　　

城门紧紧关闭，吊桥高高悬空。向下望去不见有人。拦腰截断东城河的鲍家坝从吊桥口笔直向东，东头连着树木丛生的凤凰墩。东山寺宝塔在凤凰墩上碧绿的树林后面遥遥矗立。鲍家坝两边，宽阔的城河上起着波浪，雪花飞扬着落入水中，四周的树木、坡坎、河边，都已一片白色。　　

张文清查看了东城门人员兵器，计有警队充当的城兵五人，另有民团十五人，洋枪九支，硬弓十把，还有单刀、长矛。他即将所有人员武器在城头配置，警戒着鲍家坝，此外，从城头上向两翼派出了几名团丁，以防有偷偷登城墙的盗寇。　　

不一会，李知州与周秉坤俱到，一起登城东望，仍不见有敌。三个人在城楼上小歇，李知州告诉张文清：“今天夜里，示众的十个人头少了四个，经查点，是施旺、静渡并其它两个盐枭的被窃走了；另外，赵盐官被人杀死，割走了首级，他的小妾受了伤，记得来杀赵盐官的人叫蔡飞。张文清说：“对了，这蔡飞正是有名的盐枭！那么东面所来之寇就是他们了？”李知州点头说：“恐怕正是他们。这都是我惹出来的！”周张二人忙安慰说：“老父母不必过于自责；要说惹事，都是赵盐官惹的。”　　

周秉坤问张文清：“盐枭既有一百几十人枪，张公准备如何退敌？”张文清说：“这东门的形势，当然易守难攻。城河这么宽，天气寒冷，又无船只，他们水上难以过来。来路只有这一条鲍家坝，但坝身狭窄，只容三人并行，又无遮掩，他们想攻到吊桥口就不易，更何况攻城？我担心的是两翼，假如他们分整为零，设法渡河，登墙而上，我们就不好招架了。须得把南门北门与西门的洋枪、硬弓都调来。他们既然只有一百多人，就不会再分兵去打那三门。”李周二人很是赞同，张文清就写出三纸调令着人飞送。又问：“我们所有洋枪不过三十多支，子药亦不足，不知上海军火何时能到！”周秉坤说：“我们也焦虑。但估计今夜，至迟明日，一定能到！”　　

正说着，攻城之敌在凤凰墩上露了头，并且下来了。　　

“来了！”城头上一片惊呼。　　

“别慌，我不发令，不准开枪不准放箭！”张文清大声喝道。　　

从城头上望得十分清楚，盐枭们在凤凰墩下列成了队伍，上面抬下一顶大轿来，安放在凤凰墩当中，把轿帘打了上去，不知里面有什么人物。在轿旁，设下了金鼓，有一头领手执令旗指挥。　　

李知州忽然说：“我可下去见他们！陈说利害，叫他们退兵。”　　

周张二人忙阻拦：“万万不可！”　　

知州又说：“那要叫他们头领过来说话！”　　

于是周秉坤立即写成书简，张文清把书简缚在箭上，大叫道：“听着！有箭书！”喊毕拉弓放出，那支箭高高扬起，远远飞去，过了大半个鲍家坝，落在路当中，被拾去了。　　

过了一会儿，十来个盐枭手握洋枪拥着那头领在飞雪中走来。　　

“好样的！”张文清赞道。　　

来人都在吊桥下站定了。那头领高大精悍。　　

“这位头领，你们杀了娄秀鹏，又杀了赵委员，冤仇已报，还想做什么？”李知州问道。　　

“什么冤仇已报！你们杀了我们六个人，还有我们的大哥！怎么能说冤仇已报？”　　

“你们本是走私的盐枭，理当剿捕，又杀害官吏，劫狱崩监，罪已不小，怎么还来攻打城池，危及百姓？后退一步就是路，还是乘早回去的好！”　　

“废话不必多说，我们是来攻城的！”　　

“泰州城墙高大，又有足够防守，你们不过一百几十人枪，远道而来，恐怕难胜，还是回去吧！”　　

“等着瞧吧！”头领丢下这句话，转身便走。　　

张文清说：“马上就要开战，大人和周公且下城去，这里有我。”周秉坤与李知州正待下城，只见凤凰墩那边众盐枭朝着那顶大轿一齐跪下，发出吼叫之声，又都站了起来。那头领把令旗挥动，战鼓冬冬敲响，第一阵几十个盐枭哇哇叫着在风雪中冲了过来。张文清催道：“大人、周公，你们这就走吧！”二人这才急忙下城，他们刚刚下轿，便听得枪声大作，是盐枭在外面开火了。　　

李知州与周秉坤坐了轿急忙往城里去的时候，一路上已见从其它三门抽调的兵卒团丁赶赴东门，而东园田的农夫农妇正担了茶水与馒头送往城头，俱各顶风冒雪。李知州在轿子里把头直摇。忽有一骑奔来，拦轿下马，是州衙里的人，告诉知州：“有二百多清军抬着四门快炮到了北城门下！这是他们的信。”李知州接过看了，冷笑两声，叫轿夫回衙。　　

到了州衙，李知州拿出信来，给周秉坤看过，说：“这个刘凤朝，我见过两面的，那么北门来的这二百清军，就是东台定字营了。他们到此，是来敲诈勒索。想必东台已遭他们抢劫。”周秉坤说：“既然原是东台定字营，那么这是一股变兵，又成一股流寇，来者不善！我倒有个退兵之计……”周秉坤与知州附耳，知州点头。当下，周秉坤借知州书桌草信一封，知州把衙门里公差叫来，令其立骑快马冒雪赶赴扬州，将信交到扬州商会，并且要个答覆回来。公差奉命去了之后，周秉坤说：“第二封信要请大人墨宝了。”李知州坐下写了信，交给周秉坤，拉着周秉坤的手说：“多加保重！”周秉坤说：“我这就出城！”　　

这时是十一月八日上午，周秉坤登上北城门的城楼，朝外面望去，见到清军变兵在风雪中远远驻扎，四门快炮对准着城门，后来，吊桥放下，他坐在一只箩筐里从城上坠下，走过吊桥去。吊桥在他身后吱呀吊起。那边变兵见到，便有两个走来，把他带过去了。　　

在一间屋里，周秉坤见到了刘凤朝，递上李知州的回信。刘凤朝阅后，问：“你就是泰州商会周会长？”周秉坤答道：“正是。”刘凤朝指着信说：“你们李知州，我是认识的，他的话我自然相信。那么面谈的话，就请你指教了。”周秉坤说：“因为事关机密，所以知州信上不便写明。为刘管带和二百多弟兄着想，可行的办法有三种。”“请讲！”“不知刘管带可曾听到泰州东门的枪声？”“没有。”“此刻泰州东门正有盐枭攻城，一百几十人枪是有的。”刘凤朝眉毛一跳，惊讶了一声。周秉坤说：“李知州的意思，刘管带二百弟兄到了泰州，再好没有，就请管带能从这里包抄东门，与我们两下会击，把盐枭打走。那时泰州官民上下感激不尽，不要说三万银子，就是再加三万也要想办法拿出来！”刘凤朝沉吟不语，周秉坤又说：“假如有为难之处，那也不要紧，我们可先凑齐一万银子，等我们退了盐枭，就立即凑足三万，时间总不会超过三天！”刘凤朝问：“那么第三种办法呢？”周秉坤说：“你带着二百弟兄，乘人之危，与盐枭一起攻打泰州，也许可以得手。”刘凤朝不作声，想了一会，说：“攻打泰州，我不会做，弟兄们逼我也不做，我不在泰州留此骂名。出兵合击盐枭，我愿做，但弟兄们一定不愿，他们从东台哗变出来，是想回家去，在泰州停一停，是想讨几个钱，怎么能在这里参加作战把性命丢了？至于等待三日，如果泰州讲信用，大约还是可以的。”周秉坤说：“现在风雪交加，弟兄们驻扎露天总不是办法；你们可以退到船上去，也免得泰州百姓恐惧不安，我们商会自然派人送饭送茶到船上尽地主之谊。”刘凤朝答应了，周秉坤即从身上取出一包金子来，放在桌上，说：“这是一万之数，请刘管带且先收下，三日之后可一并换成银元给弟兄们做盘缠。”刘凤朝果决地站起，说：“行！”　　

周秉坤回到城下，仍旧乘了箩筐吊上城去。他立在城头看，不一会，见到东台兵向后退去，四门快炮也拖走了。他即吩咐商会的人：“拿我的名片，请城北十二家饭馆做二百人的饭菜，挑送赵公桥，给东台兵吃，一日三餐，不可怠慢。另外，十家老虎灶一日三回送茶水热水。”　　

周秉坤吩咐完毕，又向北望了望，摸出手帕揩额上的汗水。　　

蔡飞率领一百多盐枭在进攻泰州东门之前，从东山寺里请出了吴王张士诚的金身，并且用轿子抬上了凤凰墩。当他带着众枭跪下时，他对吴王金身说：“吴王在上！泰州虐民的狗官杀了我们六个弟兄，连大哥施旺也被他们害了，血海深仇啊！今日我们前来，要活捉知州，烧掉衙门，让海下的威风远扬！求吴王神明相助，保佐我们大获全胜、返还家乡！”他领着大吼：“替天行道！吴王显灵！”风雪弥漫之中，亦颇悲壮。　　

战鼓声中，第一阵数十个盐枭猛冲过来，但未及冲到吊桥下，就被城上枪弹与箭矢打得往后退却，且被打死三人。蔡飞喝令呜锣收兵，说：“硬攻不上，得由两边过河登城！”他把人分为三队，一队留下，两队向后翻过凤凰墩不见了。　　

张文清在城头望见盐枭分兵，判断说：“这必是去找船过河。”正说着，从其它三门来的援兵已到，张文清说：“来得正好！”就把所有人也分成三队，一队守城头，一队由城头向北，一队由城头向南。这时，出现了一段寂静，张文清派出一人到州衙去查问上海军火到了没有。　　

盐枭果然找到两条船，俱可载二十多人，乃分别从汊河里撑出，放入城河，一南一北顶风冒雪向城墙这边划来。当两条船接近岸时，两边城墙上各有十几杆洋枪并许多弓箭齐发，蔡飞见到，即令敲响战鼓，留着的一队人便仍从鲍家坝正面攻向城门以助威势。一时，盐枭三处进攻，城上三处防守，箭矢与枪弹齐发，硝烟共雪花同飞。　　

两条船死拼着靠了岸，盐枭纷纷进入城墙下的乱树林中，而两条空船却飞快回返。蔡飞夺过鼓捶，把战鼓擂得更急。　　

躲在乱树林中的盐枭向城上还击，城上的人被树枝遮目不便射击，并且不敢露头，一时抗击减弱，而两条船复又载满盐枭渡河。蔡飞和他身边的人欢呼起来，并且把吴王轿以及战鼓移到鲍家坝上去了。　　

城下盐枭力量倍增，以一部人掩护，另一部人攀援而上，只一会儿功夫，便已得手，盐枭纷纷上了城墙，枪多弹足，打得防守的人向城头退却，南北皆是如此。　　

风狂雪猛。张文清见城头难守，乃下令：“退到玉带河边去！”守城的人一退，盐枭们迅速占了城头，“轰轰”一声放下吊桥，上下欢呼，城门旋即被打开，吴王轿与战鼓抬上了城头。蔡飞下令：“一队守城，二队三队往里攻！”但是，张文清已在玉带河西岸布置好阻击，盐枭们被拦在玉带河东岸的田野，当中玉带河也有三丈宽阔，一时不易攻过。蔡飞一见，复鸣锣退兵，又分兵向两边田野奔去，要从远处冲过玉带河。　　

正在危急，周秉坤带着一队人押着几十副担子奔来。“上海军火到了！”正在苦战的人们欢呼起来，没有枪支的纷纷取枪在手，而新来的人也投入了阻击。“把他们打出城去！”张文清吼道。枪声大振，蔡飞正犹豫间，张文清已率众冲来，人人手中有枪，“嘭！嘭！”地放着，子弹如蝗飞来，早撂倒几人。蔡飞恨恨地喝令“退兵”，城头守着的盐枭连忙抬了吴王轿并战鼓奔下城，一起越过吊桥，往东奔逃。　　

蔡飞自带一队人在鲍家坝东头路口设下阻击，令其途人速返船上，于是大部盐枭抬着吴王轿翻越凤凰墩而去。　　

张文清被阻击在鲍家坝上。蔡飞一声令下，带着自己这队人也火速退去。张文清率众追击，纷纷追过了凤凰墩，周秉坤带着自己的一队人也随后一起追去。　　

在一处坟地，蔡飞复又停下阻击，并又分出一些人火速回船，说道：“立即开船，不要等我们，我们自能脱身！”　　

张文清早已观察清楚，遂对周秉坤说：“你留在这里，我去拦截他们的船！”于是自领着两队人退出火线，向远处迂回，追向塘湾庄大河边。　　

蔡飞见张文清带多数人追到远处去了，就率身边的十余人冲出了坟地，往东奔逃；但周秉坤人多枪多，没有让他们逃远，一一击毙在田野。蔡飞忽然站了起来，仰天大笑，挥刀自刎，倒在雪地。　　

张文清追到河边，盐枭已经张帆起航，借着西北风，五条船如飞而去，风雪迷蒙。在河边上，发现了赵委员的人头。　　

蔡飞以及战死盐枭的首级俱被割下，抬在竹竿上。张文清周秉坤率众凯旋，百姓站在路边观看，放起鞭炮，有如过节。这时是十一月八日的下午光景。　　

众人一时都聚集在州衙，议论着跟盐枭的这一恶仗，这时，赴扬州送信的公差赶回了泰州，带回信来。周秉坤对众人说：“扬州昨日光复了！是镇江的林都督应扬州商会所约，派徐宝山大军过江，逮捕了孙天生，成立了扬州军政分府。”　　

张文清问：“镇江的这位林都督，就是原来清军三十六标的林管带了？”　　

李知州说：“是的。”张文清又说：“这徐宝山，不用说就是原来清军水师营管带‘徐老虎’！”李知州又说：“是！”张文清继续道：“还有那武昌兵变，推为大都督的黎元洪，原是清军的协统。革命党光复，靠的却全是大清武人啊！”　　

周秉坤笑道：“你这个泰州张文清，不也是大清朝的武秀才吗？”　　

众皆大笑。周秉坤又说：“扬州商会已把泰州局势禀告了徐宝山，徐宝山也正欲顺流东下光复泰州一线，所以明日中午之前就会率大军赶到！”　　

“哦！”众皆叹息，就明日如何迎接议论起来。　　

当天晚上，泰州四城分外警戒，高挂灯笼，映照出城头巡哨的身影。泰州城内饭馆都亮着灯火、冒着柴烟和热气，在准备饭菜迎接明日的革命军。街巷百姓屋里灯光也到深夜方熄，他们被泰州迭起的事件和明日光复的消息弄得不想睡觉了。每家每户都接到通知，必须准备一面白布，明日一早悬挂门前。州衙那里，倒塌的戒石亭已被拆除铲平，头门口栅栏上人头也收了，州衙大门两边亮起两盏灯笼，大门彻夜未关，门口站在岗哨。旁边牢狱里乌黑一团，空无一人。　　

李知州坐在书房里，桌上摆着五品顶戴，衣架上悬挂着五品官服，那是八蟒五爪白鹇为饰的蟒袍。他离开座位，站着久久凝视，滴下泪来。他朝着顶戴蟒袍深长一拜，而后取下蟒袍，折叠好了，与顶戴一起放入一只贵重精致的箱子里，上了锁。他重新坐下，取出一把剪刀，叫来贴身佣人，把剪刀递给他，自已伸手到脑后握住了辫子，命道：“齐这里剪下吧！”那人叫道：“老爷！”李知州喝道：“剪！”那人鼓足勇气与力量，把那辫子剪了下来。李知州把辫拿在手中摩挲着，有一会儿仰起头闭上了眼睛。他用一块黄绫仔细包了辫子，放在一只小巧的紫檀木盒里，也上了锁，交给那家仆说：“你明天早上动身，把这辫子给我送回桐城家里收好。给家中说，我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就要回去了，把我的书房收拾好。”家仆拜倒在地，知州挥手让他去了。　　

十一月八日的晚上，风雪渐止。在赵公桥下一条大船头上，几个人围着刘凤朝在争执。一个说：“现今外头的形势一天就会有几个变化，我们怎能在这里呆等三天！”另一个说：“但我们不能就这样走掉！”还有一个说：“泰州城内兵力不小，得小心啊！”第四个说：“不如今天半夜打进去，抢一抢，然后离开！”别人都不附和，这个人又说：“又不打又不走，等死啊！”刘凤朝说：“我看最好马上起航离开泰州！我们是东台的变兵，已经抢劫了东台，一路抢下来，算个什么？大家本来也不过想多弄几个钱，好回家过日子，我看心不能贪了，早点散掉为好！这二百人聚在一起，有枪有炮，不是好事情！我们能老是这样在一起吗？再等下去我心里不踏实！”　　

他们争议的结果是：“明天跟泰州商会说，‘你们已经打退了盐枭，可以讲信用把钱给我们了！’也许还能弄个一万到手，那时再走不迟。”刘凤朝说：“我拗不过你们大家，但愿老天爷保佑我们。”　　

他独自一个人上岸徘徊了好久。　　

在周秉坤书房里，周秉坤对张文清说：“我那退兵之计，虽然暂时退了东台兵，但明日徐宝山大军一到，可怜这二百人就难以逃脱了，甚至性命难保。这都由于我答应了他们三万银子，结果落得个人财两空！我于心不忍。我有心给刘凤朝送个信去，叫他识相，今夜就早点离开，但又怕那二百变兵恼怒起来，乱动枪炮！”张文清说：“你真是菩萨心肠。用兵哪里顾得了那么多？既然他们会乱动枪炮，那就只好不管他们了。你没有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况且你是为泰州！”周秉坤叹道：“只有这样对自己说了。”　　

十一月九日一早，天阴，积雪在融化着。泰州城处在期待、恐惧、兴奋之中。家家户户、大小商店门口或楼上，都挂出白布来，宽狭长短不一，全城都挂满了。州衙的旗杆空着，门口栅栏上一左一右插了两面白旗。百姓遇到互相看着，眼睛里是迷惘的神色。“大清朝完了。白旗是为明朝戴孝呢。” 这样的话到处在低声传说。泰州四门关得铁桶一般，都知道北门外有清军变兵，还有快炮，就等扬州军来杀他们了。　　

刘凤朝写了一封给泰州商会的信，着人用箭射上城头。周秉坤拆阅后，想了一想，置之不理。过了不到一个时辰，刘凤朝又有第二封信到，周秉坤拍案叹息说：“真是执迷不悟啊！不如回他一封不客气的信，就看他聪明不聪明了！”于是提笔写道：“刘凤朝管带见字如面，现今光复革命，问君意欲何为？流寇宜速解散，不测之祸可免。言之有预是仁，非为失信尔等。”最后，郑重写上“泰州商会周秉坤敬告。”　　

刘凤朝阅周秉坤信后，急令开船。众变兵问：“到哪里去？”刘凤朝说：“我也不知道！要么就各散了吧！”于是二百人纷纷争议，乱成一团。有说把炮弹都揍在泰州再走！有说不如北上淮阴！有说还是散伙最好！有拔刀乱砍的，有朝天放枪的，有瞎掼东西的，有大声骂娘的，有蹲下大哭的。刘凤朝大叫：“弟兄们，再不走只怕来不及了！我箱子里的金银我都不要了，谁要谁就拿去吧，我是要走了，性命要紧啊！”他举起箱子掼在地上，金银满地，众人都愣住了。他向赵公桥上走去。但许多人马上拦住了他，“刘管带，你不能丢下大家不管啊！”刘凤朝跌足长叹：“你们要误了我了！”最后，是这么一句话起了决定作用：“不能不吃饭就走啊！叫泰州送一顿好中饭来，我们吃了就走！”不知是谁提出来的，一提出来就得到了众口一致的附和，并且叫刘管带写信。刘凤朝面前立即捧来了纸砚笔墨，他只得执笔写起来，一边发出冷笑。　　

周秉坤接信后，叹口气说：“但愿他们命大！”就叫人去让城北十二家饭馆立即给东台兵送饭。张文清正在一旁，说：“周公，你是仁至义尽了。”周秉坤说：“只怕反而害了他们。”　　

东台变兵喝足了酒，吃足鱼肉好饭，把碗盘都掼了，把泰州又大骂了一通，在刘凤朝催促下拔锚起航。但是，西面河道上从天而降似的有五条大船并排着横过来，船上白旗飘扬、站满持枪的兵卒，穿着他们没有见过的军装。“不好！断了后路了！是革命军！”惊叫之下早已乱群，刘凤朝长叹一声，拔出刀来就要自刎，被旁边人拼命拉住：“刘管带，要死也要大家死在一起啊！”刘凤朝大声问道：“你们说，怎么办？”众人说：“我们都听你的！”刘凤朝说：“我们只有投降。你们都活得了，只怕我是不能活了。大家都拿上自己的东西，上岸去！”　　

一阵混乱，变兵人人身上藏着抢劫来的金银，手中拎着肩上扛着枪劫来的衣物，都上了岸。刘凤朝空手在岸上站着，有两个兵卒提来他的东西，他说：“我不要了，你们先拿着，大家能好好回去就大家分掉！”众人都被说得黯然。刘凤朝叫扯下一条被单里子，当作白旗扎在竹篙上竖了起来，然后令人把枪支兵器都弃在地上，聚在一起等待。　　

泰州北城门大开。一支革命军从里面奔了出来，一面白色大旗打在前头，一个威风凛凛的将军骑马行在队伍当中，这就是徐宝山，他亲率的一支队伍是从泰州南门官河登岸，穿城而过到达泰州北门，没有停留。地上积雪融化，泥水在大军脚下飞溅。　　

北面五条大船也已靠到赵公桥下，革命军二百人跳上岸，南北两军会齐，举枪欢呼，东台清军变兵们瑟缩一团，惊恐万状。徐宝山策马到了前面，看了一下，命令：“叫刘管带过来说话！”刘凤朝闻声早已站出，垂手低头到了徐宝山面前，不敢仰视。徐宝山大笑，说：“刘管带，是你啊！想不到我们这样见面了。过去你是官兵我是盐枭，后来你是官兵我也是官兵，现在我做了革命军你却做了流寇盗匪，你走了下策了！我为你可惜！”刘凤朝没有抬头，说：“我只有一件事求你。”“嗯，你说吧！”“这些弟兄在营当兵多年，看到大势已去，想弄几个钱好回家过日子，是我目光短浅领着他们抢劫了东台，又沿途抢劫，只求你饶了他们！”徐宝山说：“你放心！”于是，东台变兵以刘凤朝为首被一个一个用绳子穿了，手上和身上的东西尽皆没收，押着进泰州城里。　　

泰州北城门外设起香案，燃放鞭炮，敲打锣鼓，城里城外城上城下站满观看人群，李知州周秉坤张文清一行都站在城门外远迎，知州双手捧起酒杯颂扬着送上去，徐宝山在马上接了，洒在地上，再一杯，一饮而尽，道了谢。李知州等人也便上马，跟随徐宝山马后入城。　　

队伍从泰州南北大街穿过，然后向东折向州衙。在州衙前面，大军押着战俘东去，到小校场休息，而徐宝山与知州等人则进州衙叙话。　　

徐宝山下马大步进了州衙，李知州等人急趋在后。徐宝山在大堂上坐下，目光烁烁，声如洪钟说道：“我前天光复了扬州，今天光复了泰州。告诉大家，革命军决定成立江浙联盟，去攻打南京张勋，因为他死不肯光复！所以我在泰州没有时间耽搁了。你们底下要做三件事：头一件，命令全城军民一律剪除辫子，这就是同大清朝一刀两断了！第二件事，推举泰州民政长、军政长、财政长，这就是建立民国了！第三件事，在泰州成立我江浙联军第二军第二十三团。我现委任张文清为二十三团团长，就地征兵操练，驻守泰州，随时听调！”　　

徐宝山叫卫兵取出一面大白旗来，交给知州，忽然说：“你等一等，我有一个人也要交给你。”于是从外面押进一个人来，却是丁州判。徐宝山说：“他遇上我的兵船，被拿住了。你们也不要为难他，他是个满族旗人，可以受到光复的宽大对待。”于是乃命知州去升旗，一行人都跟了下去。那白旗在州衙旗杆上冉冉升起，两边几十杆洋枪齐放。徐宝山又查点大清的黄龙旗，知州忙叫人取了出来，徐宝山说：“烧了！革命是必须破坏的！”那黄龙旗当场点火烧了起来，众人眼睛都看着烧旗，不想丁州判却从兵卒腰间拔出刀来，扑到黄龙旗上，自刎而死。众皆默然，徐宝山说：“好奴才！就该这样才热闹！”忽然怒喝一声：“把孙天生带上来！”　　

一阵脚步乱响，推出一个二十多岁白面书生来，踉跄着站定了。徐宝山说：“这就是在扬州假冒革命扰害地方破坏光复的孙天生！今日带到泰州正法，以镇东南！”说罢，喝令“推出砍了！”那孙天生大蹦大叫：“我是真革命！我革命最早！”但已被扭断脖子，不能再喊，又被踢跪在戒石亭的位置，大刀一挥，那颗已经剪辫的脑袋在地上滚了开去。这时，有兵士提了刘凤朝人头来报告说：“已奉命取了刘凤朝首级在此！”四周人皆生畏惧之心，徐宝山对李知州说：“孙天生人头与刘凤朝人头就在泰州示众三日，然后埋了。”李知州连连答应。徐宝山又问：“那蔡飞的人头何在？我要一观。”李知州忙叫人到狱中取出，徐宝山看了说：“这蔡飞可惜了，我本来是要到海下收他去的。你们把他一并示众三日之后，合了身体埋了吧！”周秉坤站出说：“泰州全城饭馆已备薄酒劳军，请……”徐宝山连连摇手，说：“不在泰州吃饭了，我们这就开拔！”说罢就站起来下达了命令。　　

那一天送走了徐宝山大军，回到州衙，周秉坤说：“上回扬州商会信中已写明，扬州民政长是李石泉，他是在湖北省做过知县，补过道台的。依照此理，我们泰州民政长当推李知州担任，不必推辞！”众皆附和，李知州推不掉，只得领了，于是提出军政长由张文清担任，财政长由周秉坤担任，俱无异议。　　

李知州永远收起了他的五品蟒袍顶戴，在长袍胸前挂起一个二指宽的白布条，做起了革命党人。泰州大张旗鼓剪除发辫，前清进士的李知州数易其稿写不出革命文告，自叹道：“我的桐城文章此时竟发挥不出！”不得已拿无锡的现成文告抄袭一通：　　

“照得编发垂辫本系满洲旧俗，豚尾奴之称，久为环球各邦窃笑。我民国光复，举凡开通人士，均已争先剪辫，还我旧观，但仍有冥顽不灵之徒，甘为满奴，保护一辫，居心叵测，亟应从严惩治。当执法如山，留辫则不容留头，不能为尔等毫发宽也。其各凛遵，切切特谕。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文告发布之时，泰州大小街口，均设剪辫站，有民团持刀执法，无敢不剪，乡下许多人不敢进城。这样，五天之间，从泰州男人们头上剪下的辫子堆积如山、秽气冲天，俱焚烧于光孝寺以西大校场上，焦味三日三夜不绝。　　

周秉坤叫张文清把那三个来煽惑响应孙天生的人放了，给盘缠回去，说：“不必拿他们为难！”　　

诸事已定之后，周秉坤着人从泰州乡下把儿子阿林带了回家，训导说：“这几你不必读书了，出去会会你的朋友，晓得些外面的事情，你就懂了，什么叫做天下国家！”阿林唯唯而退。　　

大约半年之后，李狱衡辞去了泰州民政长职务，并且离开了泰州，回安徽桐城原籍去了；周秉坤张文清一行在泰州南门官河边送行，一番话别。狱衡先生留给泰州的，有一本《知泰州年谱》，还有一本《浮香阁诗集》。　　

　 　

　 　

　 　

古恶　　

　 　

夏姬这个女人，后来被惜墨如金的史册记载为“尤物”和不详。多少年前，她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顺从了那个叫孔宁的权势者，满足了那种厚颜无耻的要求。从此以后，她陷进了淫荡、动乱和血光的深渊。最后，当她想到因她而死的人如此之多，她不由得信了，是她给男人的世界带来了这许多灾祸。她决定弃绝这不可思议的人间。　　

那天，她的年轻的儿子征舒成为国家使节出远门而去，她久久沉浸在欣慰之中，当忽然听说孔宁来拜访，凭她的聪慧，她一下子明白了一切，原来她的儿子是被支出去的啊，目的却在于她这个床上的猎物！她不由的就喘不过气来，感觉就像一只雀儿被逮住在人的手心里一样。羞耻像火在烤她。但她是什么？她不就是一个女人、一个男人眼中的尤物吗？那么她就总归会像一只雀儿被人逮住，甚至她自己也就愉快的飞进人家的手心。她是仅仅为男人的好色而活着的，否则就不必有她。世界原就是这样不可更改，她和像他一样的人只有在这其中品尝人生的滋味。 　　

她的父亲曾是郑国的国君，她的哥哥现在也还是郑国的国君。可是，郑国早已衰败，所以她的命运就不是被迎娶为某国君主或太子的夫人，而是下嫁，下嫁给了大夫，与郑国一样衰败不堪的陈国的大夫。她真是倒霉透了。在这纷争侵夺、尔虞我诈的天下，像她这样身份的女子，所谓出嫁，也就是被作为男人们之间的一种礼品。男人们一会儿铁马金戈、车驰卒奔，在疆场上杀红了眼，一会儿使节往来、歃血而盟，以至互通婚姻。也许天下本来就该这样被男人们弄得乱糟糟又闹嚷嚷，女人们只有徒唤奈何。　　

 那天，她一下子明白了一切之后，也就毅然决定顺从一切。她自有悲哀，但她实在没有回避或拒绝的余地。她的直接的隐衷还在于，她不能因为她一时的倔强，而毁了她的儿子。她是知道天下这些在国中握有实权的权势者的厉害的，他们连国君也可以一会儿扶一个上来，一会儿杀一个下去，何况害死一个乳臭未干的后生小子呢？在陈国，除了儿子征舒，她没有别的人了，她的丈夫早已去世。她这样柔弱无害的人，到陈国之后，却得了一个“不祥”的恶名，因为十年之间她死了两个丈夫，两个人都是陈国的上大夫。她曾经托人到郑国传信，求她的哥哥郑伯召她回去，她几乎是无脸留在陈国了，更不用说再嫁给陈国的某个大夫。可是她知道，她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按照规矩她却是不可以离开陈国的，而且只有在陈国再嫁给某个大夫，甚至，还有更为可悲可恨的，那就是“烝”，就是说，她的丈夫如果有不是她生的儿子，也可以将她娶纳。所以，她想回郑国去，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她就这样留在了陈国，幸好倒不曾有再嫁人的事，因为她的哥哥答应了她并且照会了陈国。一个女人甘心守志，并且这个女人很不祥地接连死了两个丈夫，这也许就是她能平静过上这好几年的原因。星旋斗转，日月运行，孔宁的突然来访，说明她的平静的日子将成过去，男人的世界又注意上她了。这一次显然不是要她再度嫁人，而是要来没有任何名份地占有她。不管她怎样不愿意，不管她出身如何高贵，不管她怀有何种悲哀与愤慨，她只有乖乖就范。她的命运早在她下嫁的那一天就定下来了，她没有什么可以倔强不从的。死？这离死还远着呢。她也没有死的勇气，她自怜自爱不忍轻生。如果她不顾一切地死去，不但她的儿子今后前景莫测，而且在埋下她的棺材的同时也埋下了陈郑二国仇恨与战争的种子。躲是躲不了的，死又死不得。她忽然也就冷笑一声，心里说：“来吧，你们这男人的世界!”　　

那孔宁身为陈国的上大夫，丑态百出。但无可幸免地，她当然是失身于孔宁了。她让陪嫁而来的一个很年轻的媵妾继续投进孔宁怀中，孔宁极尽其乐，最后像一条死狗成了软烂的一摊。这是荒淫无耻不堪入目的景象，但夏姬知道，在国君宫中，在大夫们的家里，这原是最平常的事情。她是按照他们的规矩行事呢，否则，孔宁会不高兴的：为什么舍不得奉献你的陪嫁女子?    　　

有哪个国君哪个大夫不是娶几个女人?同时还有陪嫁而来的女子，称为媵妾。像她这个国君的女公子出嫁，就有三个小国不辞远道送来陪嫁的媵妾。这都是周朝的明文规定，天下的礼则!男人的世界不为男人们图快乐，岂不怪也? 她倒发觉这正是她可以用来报复的手段了。她的两个丈夫，一共丢下了六个媵妾，都是年轻美貌，足可供孔宁之流在此淫放。她想她的两个丈夫一定是由于淫放而死。那天她让人给孔宁穿上衣服，把孔宁架了出去，因为她不能让他留着睡那长长的一觉，而孔大夫的车马仆从都在门外守候呢!孔大夫喝醉了，这是显然不过的事情。　　

但第二天孔宁便又更加色迷迷地来了。这原在她预料之中，她早就知道，在这上头男人们是最不知足最为无耻的。她也可谓仁至义尽，她再三对孔宁说过她是不祥之人，她想用她死过两个丈夫来吓退孔宁。可孔宁哪里管什么吉利不吉利，他倒反而激起更旺的火来了。她也曾说她的儿子已经成人，而且也已经是陈国的大夫，央求孔宁能由媵妾们来代替她，六个媵妾俱皆年轻貌美可爱，任尔所为。但孔宁执意不肯放她过身，说他本是专为她而来，说他家里媵妾们还多得很呢!孔宁所说确实倒是老实话。这些人的欲望奇奇怪怪，你简直难以窥测他们那卑贱下流深不可见底的欲壑。　　

当她为孔宁的难以摆脱而暗自苦恼时，她对男人的无耻还是估计低了。在不久之后的一天，那孔宁竟然领着另一个男人来了，叫仪行父，也是陈国的上卿，与孔宁同握陈国的国柄。她顿时明白了，那孔宁一定口涎滴滴向仪行父夸赞她的种种好处，向仪行父推荐她这个尤物，表示他不敢独擅、愿同分享。她虽然本来也就是男人们之间的一种礼品，但如今她又从而做了礼品。那天，她还没有来得及品尝她的屈辱，孔宁已经厚颜地托辞而去，丢下仪行父一人。接下去的事情不必细说，男人们还有什么不同？她既不可得罪孔宁，也不可得罪仪行父，她既然顺了孔宁，也就不可不顺从仪行父。羞耻和为难是毫无用处的，她只有用豁达和淫荡来蔑视这个男人的世界。她想也许有一日她会使他们两虎相争两败俱伤。短短几天，她的家里一时成了淫窟，乌烟瘴气。她让她的六个媵妾都加入了淫荡，弄得两个坏蛋心花怒放。　　

可是她对男人的无耻还是远远估计不足，不是她能使两虎相争，而是两虎又领来一只大老虎，那是陈国的一国之君陈侯！这是她区区始料能及的吗？她想到她一开始也许就错了，她太老实太胆小又太无能，她本来可以装病不见孔宁。可是后悔已迟，而且装病能否瞒过孔宁也很难说。当孔宁与仪行父子二人陪着陈侯进屋，那全无廉耻的目的就都浮漾在他们脸上，使她感到她在下沉，将下沉到再也无可自拔的深渊。她进而想到这样的丑事从此再也瞒不住国人，各国太史的厉害她也知道，那都是喜欢拼死直书的硬汉，而一国之君本来就不可以这样随便到臣下的家中来，何况是来淫放？　　

她从一种眩晕中镇定过来，不得不摆宴款待，自己捧壶为他们斟酒。六只眼珠跟着她滴溜溜打转，无耻而暧昧的笑声让人心里发腻，还不时会有一只手抚一下她的肩背摸一下她的臂膀，以致轻轻拍打一下她的屁股。她岂敢的罪国君？那是些说翻脸就翻脸，杀人灭族不眨眼的人哪！　　

那陈侯三杯酒下肚，就干脆把她揽紧怀里坐在他的大腿上了，孔宁和仪行父立即就不见了人影！“你是尤物，你的确是尤物……”陈侯等不及了。她必须顺着陈侯的心意既娇羞又淫浪起来，要让陈侯大获满足。他的媵妾们不用吩咐，也早已收拾停当。她想她这个男人们之间的礼品，是从而又从而地做了礼品了。她想到孔宁仪行父两个下贱的坏蛋，恨不得就叫到面前来唾之骂之。她能利用陈侯，除掉那狼狈的一对吗？她缺少这种胆量，看陈侯的光景是昏得可以的一个人，说不定露了口风那两个坏蛋倒略施小计来把她先害死了。归根结蒂一个女人算什么？她绝没有能力同男人的世界较量。她的一切愤恨哀怨都只能跟着她埋进泥土。　　

国君的丑态不亚于臣下的丑态，而无休止的兽欲使国君在内房里成了一头野猪。陈侯根本不要她的那些媵妾，而只拿她尽情玷辱。她被这野猪多处抓咬，她的叫声和身体的扭动就是他的快乐。那昏君还有一些叫人恶心的要求，她和媵妾们不得不乖乖伺侯，于是那昏君发出高兴的嚎叫。 　　

 从此以后，这君臣三人或则同至，或则独来，或饮酒作乐一番而去，或竭力渲淫一通才罢。那陈侯后来喜欢微服微行而来，有时简直像一个小偷，以此为乐。她知道大错已经铸成，一切发生得无耻荒淫而又自然，她成了天下少有的坏女人。最为可惧的是这样的丑事能引起国家的内乱。对国君的大位和上卿的权势眼红的总是大有人在，天下各国这样颠颠覆覆的事情好像每天都在发生，耳朵里听得已够。到那时，她才真是罪莫大也呢!她的儿子征舒出使在外已有好久，因为孔宁仪行父干脆给她儿子又追加了一项使命，使得他大约还有两个月才能返回。她不得不和她的媵妾们一起每日涂脂抹粉，以备那君臣三人随时会来取乐。她不知道往后会有什么事情，但灾难性的后果好像一定会有，她像等待利剑的劈下一样等待着、等待看……　　

灾祸和她的儿子一起从天而降!那天下午，那君臣三人在她屋里饮酒玩乐，到得意忘形之时，陈侯把她揽在了怀里，问那二人：“你们说，她生的儿子像谁？”那二人看着陈侯，马上恍然大悟似地说：“像君!像君!”陈侯大笑，指着二人说“也像你们，也像你们。”于是三人皆放声大笑。她正佯怒着要用酒去泼那二人，忽然，窗子被猛地推开了，她的儿子征舒怒目站在窗外，身后还带着些握戈执矛的甲士。于是那君臣三人慌忙窜逃。她羞愧欲死，双手蒙面冲进内室，要不是媵妾们拉住，她就一头撞死在墙上了。但当她抬头的时候，从内室开向院中的窗户里看见，她的儿子征舒拉弓放箭，陈侯远远地中箭扑倒在地，而征舒并不停留，率领着他的虎狼之士们继续追赶那另外的两个而去。这可是弑君的滔天大罪啊!她忘记了别的一切，赶忙到院中去看陈侯，但那支愤怒的箭射入很深，陈侯已是无救的了。她立即昏厥，大祸临头的恐惧像一块巨石落下来给了她毁灭似的一击。　　

后来她是被媵妾们抬回屋里去了。她很快醒来，耳中似仍听到吼叫声和奔跑声，一下子又都过去了，一时分外寂静。刚才的可怕情景好像只是已经消逝的恶梦。“是梦?是梦吧?”她问。“是梦!是梦！”媵妾们急忙肯定地回答，又都耸耳远听。她看到她们都在发抖。她们聚在她身边不敢离开，而她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她的儿子一夜未归，她也就在奇静和恐惧中度过了一夜，院子里陈侯的尸体总是浮现在眼前。弑君！作乱!她的儿子!可是一切是怎样会有的呢？罪在她吗?她是祸根?她发觉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而陈侯的武士和孔宁仪行父的甲士将战败征舒，她的儿子将被他们砍成肉酱!这就是她当初为儿子着想而自己去受玷辱的结果！一念之差，一步之错，错、错、错，都是她的错，但她怎样才能不错?全完了，儿子完了，她也完了，即使她死去，也仍将遭世人的唾骂和讥笑。　　

后来她再没有见到她的儿子征舒，但征舒没有死，他倒做起国君来了！他以他的不见来惩罚她。她身边的媵妾们被他派人来全带走了，是关是杀是降为奴隶，她不知道，但儿子将会严厉处置她们则是无疑。儿子在带走她的媵妾的同时，给她派来伏伺她的奴婢，那都是陈侯后宫的宫女。她从这些宫女的口中得知，那孔宁仪行父已经出逃到楚国去了；陈侯的太子出奔到了晋国。宫女说陈侯被射杀，是不能算弑君的，因为陈侯那天是微服微行，所以被当成窃贼了。这话说得夏姬发出一声苦笑，继而大笑起来，宫女是多么天真可爱啊。  　　

她对儿子那天突然出现，渐渐想明白了，那是她的家臣们给她儿子报的信。也许他们赶到征舒出使的地方去见了他，也许他们每天有人在城外必经的归途上守候。事实上君臣三人在她这里的荒淫本不是什么秘密，他们是公然乘马而来，或者公然驱车而来。国君与权臣在谁的家里留连以至寻乐，难道还要躲着谁不成?他们不仅不需要躲着谁，他们也不在乎国人的讥刺和反对。有一支歌正是国人作出来讥刺他们这桩丑闻的，可陈侯不但拿来告诉她，而且和孔宁仪行父一起拍着手、怪声怪调唱给她听。                　　

乘着乘车呀，到那里去!　　

  骑上大马呀，到那里去!　　

  做什么去呀，玩夏姬!　　

  去了去了啰，玩夏姬!　　

他们唱毕哈哈大笑，感到快乐和有趣，可她的眼泪却夺眶而出了，因为外面竟流传起这样的歌来，对于她，意味着什么呀?这支歌倒是唱出了她的不幸。她的家臣们保不定要把这支国中的新歌作为证据告诉给征舒，而征舒也保不定早已听到这支新歌，因为歌诗的流行原比风快，人们以此来判断一个国家的国政民情呢!　　

 她还听说陈侯君臣三人荒唐到拿她的小汗衣儿相戏于朝。他们每人确实藏有她穿过的几件小汗衣儿，但做出这样的行为，真也是太出奇了。后来她从陈侯处得到证实，那陈侯大大咧咧说：“是呀，有这回事。闹着玩儿的。”陈侯并且从身上取出她的小汗衣儿来抖弄，当她羞愧难当和羞愤得跺脚时，却又被陈侯一把揽进怀中，说：“我正是来告诉你的呢，我们拿出你的小汗衣儿来，朝中的大夫们都作女儿状，也像你刚才那样都蒙着脸转过身去了，真是好看得很呀!”后来她又听说，有个叫泄冶的大夫为此事到宫中去向陈侯进谏，陈侯嘴上说改，却让孔宁仪行父找个岔儿办了泄冶的罪，把他杀了。这件事她也从陈侯处得到证实，她不由得跪在陈侯面前，劝说以后万万不能再这样杀戮大夫。那陈侯也有些后悔，不过仍余怒未消地说泄冶的嘴也太不饶人。　　

朝中发生这样无道的事，而且与她有这样的关系，她的家臣们也决不会不去告诉征舒。当征舒破窗而至，怒目而视，那是正气冲天的呀，而征舒竟能年纪轻轻以一个下大夫的身份直蹑君位，足见陈国朝中已经涣散无人，原因就是陈侯与权臣的荒淫无道。据说泄冶被杀之后，有好几个大夫都举族而迁，到别国安身去了！　　

她错了，但她不得不错。而原初之错是她的下嫁，是父兄的郑国的衰败。一百年前郑庄公的强盛只是如昙花一现，看来也难以再有。可是她的儿子能这样为她想一想吗?国人们能这样为她想一想吗?不会的。男人的世界和雌伏于男人的女人的世界都决不会为她想一想。她就是陈国的祸水；她就是以色乱国的夏朝的末喜、殷朝的妲己、周朝的褒姒；她这个天生尤物，原就是不祥之物。她认了!这就是她的恶命运！只是她的心难死，她感到莫大冤屈，老天，这是怎么回事呀?让她死了心吧，尤物在世，本当如此，没有好结果的；“甚美必有甚恶”这句话，就说的她这种女人……　　

也许，儿子毕竟登上国君的大位，使幽锢之中惊惧未定的夏姬多少会得着一些安慰，她可以想：她所做的没有错，她给儿子带来的结果，是平常想也不必去想的。要说争夺大位，那只是陈侯上下公子公孙们的事情；如果轮到她的儿子，那还早着呢，根本就不会有那一天。可她的儿子却就一步越过他们，跨到大位上去了，这可算能使天下震动的壮举!将来，哪怕就是明日，天下诸侯来讨伐她的儿子并且使之粉身碎骨，她的儿子也不枉到这世上来走过了一遭!算算吧，周朝的诸侯林立的天下，多少年来，这样的事能有几件！真是大逆不道、向天下挑战啊!好一个征舒，好儿子，好汉！　　

夏姬日日为儿子担忧起来。家庙隔得远，她不能去，她在屋里供起了征舒的父祖的牌位，也供起了她自己的父亲郑穆公的牌位，祷告他们的在天之灵保佑征舒。尽管她被儿子幽锢，但她除了儿子，她还有什么可惦念的呢?时间长了，她的心事也跟来服伺她的官女们谈几句，宫女们刻板的态度渐改，对她生了些同情，不再仅仅把她看作高踞在她们头上的主人、贵族以至“国君之母”，而她们只是她的奴婢。也不再在心中对她暗怀恐惧，以为她是这样一个美丽而不祥的怪物。因为有这样的微妙变化，外面的事情她有时已能从她们口中碍知一些。当她听说征舒到郑国去同楚国、郑国会盟，她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征舒能去与楚王、郑公以诸侯相见，并且郑公是征舒的亲舅舅，这些对征舒大位的巩固有好处，担心的是楚王这样强大的争霸天下的诸侯，能否真的认可征舒陈侯的身份?弄不好征舒是会被楚王执押起来的呀！本来，诸侯会盟几乎已算不得一回事，大国争霸，弱国相从，战以后就是盟，盟以后又是战，已经使人厌闻，但现在是她的儿子竟以诸侯的身份去会盟，对于她就变成非同小可和最为关心的事了。后来，听说征舒安然返回，她不觉长长吐出一口气来。但愿儿子能依靠郑的亲近和服从楚的强大而使自己立足，但愿儿子有她不可料及的雄才大略并得到国中望族和君子豪杰们的支持。      　　

可是，多少恶梦中出现的吓得她魂飞魄散的祸事，终于真的来了!院墙外传来战车人马疾走之声，原来是楚军已经入陈，就要到达都城之下了。“为什么呢?”她问。被问的宫女们却一个也难以回答她的问话，她立即明白了，她问得多么奇怪啊，诸侯来攻陈国，还不是因为她的儿子弑君、夺位、大逆不道吗?至少这总是最堂皇的借口最有力的致辞。不是与楚王才结盟不久吗?可这也不必问，盟书对大国难道当真有过什么约束?强国的大军随时可以开进弱国的疆土。大祸临头了，已到了最后的时刻!陈军本来抵御不了楚军，而在义正辞严的讨伐面前，陈军将很快土崩瓦解，征舒会只剩下孤单一人! 　　

她接着得到的消息已经是征舒被国人献出去了。她冷笑一声，因为这似乎原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但强者们是不会让征舒好好死的呀，他们将处他以极刑!果然，宫女失声痛哭告诉她的是，征舒在都城门口被车裂了!夏姬睁大了眼睛，她分明看见五乘驷车忽地奔向五处，而征舒的身体也就一下子被撕扯成五处：头、左臂、右臂、左腿、右腿，地上拖曳着淋漓的殷红的内脏……她在一片直炸脑门的血光之中猛然坠入黑暗，她说：“好儿子，我跟你来了!”　　

但夏姬后来发觉她仍活着，“我还没有死?我为什么要活着?难道还有什么可耻的事要我去做？还有什么灾祸要加在我的身上?还有什么可悲可恶、不吉不祥的事情要与我有关?你们这男人的世界，你们这国君与权臣的世界，你们这又荒淫又残暴又胆怯的世界，来吧，来吧，我任你们摆布，任你们玩耍，我是人尽可夫的，在你们这世界界上，我没有别的样子，我就是恶之花，我决结不出好果子。啊，血光，血光，满天的血光啊……”她疯了一样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很快疲惫已极、昏倒过去。　　

当夏姬第二次醒来时，她是被抱在一位宫女的怀中。她的面前屏风似的站着些人，都是她所不认识的。一瞥之中她知道那都是些男人，那衣服的辉煌气字的轩昂说明都不是等闲之辈，都是来看看这个尤物的。她闭上了她的眼睛不想睁开。她猜想这是些战胜者，是楚人。忽然，她听到一声赞叹，这必是赞叹她的美貌和蛇一般的身体。她翻过身去，像小孩一样把脸尽力埋进宫女的胸怀。这时她听到那些男人们一齐无耻地笑起来。“这是楚王。”宫女把嘴凑在她耳朵上轻声告诉她。她于是很想站起来，对楚王和他的权臣们说：“来吧，你们的心思我全知道；你们要把我怎样，就把我怎样，我是人尽可夫、人尽可夫的！”可是没有一点力气，她只能那样疲惫的让宫女抱着她。　　

“把她带到我的车上去！”一个粗浊很响的喉咙命令说。　　

这时忽然一片寂静；而她不觉在宫女怀中动了一动。她的命运的确不会带给她新鲜的不同的东西，她仍将不过是男人床上的玩物。“大王，这是不可以的。”有一个人很大胆的说起来，“大王到陈国来，是讨伐大逆不道的罪行，使楚王有大德于天下。所以大王不可以不慎重行事。”她想，这人是谁呢?这人想如何处置她呢？这时她听到楚王说：“好吧，我不要了。但弃之可惜，你们谁把她带回去吧!”她不觉伸手抱住了宫女，仿佛能抵抗她的这悲惨而可耻的命运似的。于是听到一个人急忙地说：“我！我要!”楚王大笑，而那个劝过楚王的人又劝这个人说：“子反，你也不必要她。这女人固然是个尤物，但甚为不祥。你看她出嫁之后，接连死两回丈夫。虽然生了一个儿子，却又犯下滔天大罪死无葬身之地。陈国之乱，陈侯被弑，太子与大夫出奔，拥立征舒的大夫俱皆伏法，这女人就是一切的祸根。天下美妇人多的是，何必一定非要这个不祥之物呢?”这时她很想挺身而出为自己做一番有力的辩护，但她知道那是徒然而且无益的，倒说不定会吃他们一剑!那就随他们怎样想怎样说吧，她在这世上已经是一具没有意义的活尸。那个劝阻别人的人可真会说，只是不知他自己是否在为她而动心?男人都是些什么东西，还有谁能比她更了解?她听到那个叫子反的人也放弃了他的要求，但是说：“不过，大王说得对，弃之可惜。既然我们谁也不能要这个不祥之物，那就不如把她杀了!”话音刚落，就听到拔出剑的声音，她没有让自己惊叫出来，只是更紧地抱偎在宫女怀中，那宫女也更紧地抱护着她。楚王说：“不要杀。弃之可惜，杀之也可惜。这样，我做个主，给连襄，他死了老婆好久了，或许跟这个女人却有些好结果!”楚王一言，她记住了“连襄”这个名字，这就是即将来玷污她的一个新的男人。她听到这个人很粗鄙下流地说：“谢大王。回去之后，我一定把她收拾得服服贴贴！”这粗鄙下流的话引出了那群人一阵最无耻的笑声。但她无可奈何，她在心中恨极了这个即将占有她的连襄，诅咒他不得好死!　　

她忽然想到她有理由提出不到楚国去，她从宫女怀中下来，对楚王说：“你们不可以这样把我当作战利品。我是郑穆公的女儿，我的父兄与大王同为天下诸侯，请不要把我当作可以随便处置的女人。我不到楚国去，我也不再嫁人。”这时有个楚国大夫说：“你说得固然不错，但我现在告诉你，陈国已经被我们灭掉了，这块地方现在只是我们楚国的一个县，我们从本的一个县里带走一个女人，总是可以的吧?‘三代之后，于今为庶’，你的高贵出身何必提起?再说我们连襄大夫也是大夫，这并没有亏待你；你嫁给连襄大夫，我们自会告诉郑国，让你的娘家知道。你要感谢大王对你不弃不杀才对，还说什么不到楚国去，这是你做得了主的吗?”这楚国大夫的言辞多么讥诮锋利，男人的世界总是她不敌的。而陈国就这样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了，她想她确实算得是陈国的罪人，陈国人人得而唾骂她，而她落得如此结局，正是活该。她复又失去全身力气，不得不重新偎倒在宫女的怀抱里。　　

 就这样，两个宫女得到命令，搀扶她上了一辆车子，跟楚军后面出了陈国都城的南门，她闻到了原野的气息。但忽然有许多女子哭叫着咒骂着向她坐的车子扑来，那情景真是怕极了，幸好马上被大队的楚军士卒拦住，并且把她们分别地赶进了等待在一边的十几乘车中。她想到那个劝阻楚王的人说过，拥立征舒的大夫皆伏法了，那么这些女人大约就是那些大夫的妻女，如今也成了楚国的战利品。这些不幸的女人们，把她当作她们亡国亡家的祸根，恨不得要来生吃了她!这时她才感到一种最深切的孤独和悲哀，她捂住脸哭了起来。　　

在去楚国的路途中，夏姬每日流泪。儿子惨死的情状她虽未亲见，却愈来愈如在眼前。当四肢与内脏分崩离析之时，儿子的倔强睁大的眼睛是一下子紧闭了起来，眉头是一下子猛皱了起来，而嘴则张不开，因为整个脑袋原被细致而牢固地兜腮绑定在车的后杠上了。至疼与至苦就那样很局促地凝聚在儿子的被收束小了的脸上而不再消失。这脸她是越看越分明，几乎可以用她的手捧着，拿她的脸去偎着了。“儿……”她于是又嘤嘤地哭泣。 　　

由于不可止歇的悲痛与伤怀，又由于几乎不愿进食，到楚国时，夏姬憔悴消瘦，已经像个重病而垂危的人了。她是由几个女人抬进屋的，但这屋还不是连襄的家，只是他的田庄上的一处房子。连襄想到这个女人的不祥，担心她会就此死在他的家里，那真是白惹一身晦气了!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养息，夏姬才复元过来。往事回想了又回想，好像已经无聊；痛苦品尝了又品尝，好像已经无味；就连儿子的惨死，血痕也好像已经淡微。眼泪不再有，眼神却呆滞起来，脸上也总是木然。但她依然美丽动人，服伺她的女人们心里对她又爱又怜又惧，“一个冷美人”，这就是她们的窃窃私语。  　　

那连襄不再等待，选择了一个好日子，就派车来把她载回。在进城的时候，载夏姬的车子与一队出城的车子相遇，不得不让到一旁；那是公家的车队，打着“楚”的旗号。但奇怪的是，后面还有一面“陈”的旗号。陪同夏姬坐在车上的原先陈国的宫女看到之后，不觉诧异，忙告诉了夏姬。夏姬很冷漠地瞥了一眼，却看见了孔宁与仪行父两个坏蛋竟意气洋洋而又很庄重地端坐在车上!所有的往事一齐涌上心头，她的变故如此之大，而男人的世界依然是男人的世界，这两个坏蛋显见是被送回陈国去执政，而陈国显见是不知为什么又得到楚王的许复了。她的不幸一下子就加大了多少倍在压着她，同时，她在这威风凛凛的男人的世界面前也一下子更卑微不足道了。　　

“我应该去死!”她一字一字地说出这句话。但宫女马上劝慰她，说：“夫人何必跟这些人计较呢?”宫女竟然能这样蔑视权臣、蔑视那强大的男人的世界，口气中竟不自卑，识见似决不在她这种人之下。这令她大为惊奇，但也好像受到一种什么伤害；如在从前，她会对这宫女的唐突多言发出骄怒来的，可她这回忍住了，深以宫女的话为然，而且第一次注意到了宫女这种身为奴婢的人。她发觉自己甚至还不如她们能这样平静而高贵地对待这男人主宰的强大而无耻的世界，以及对待不幸和悲苦。她不如她们!这个想法本身也令她惊奇。不过她没有在这些怪异的想法上停留，她只是觉得自己也就同这些任人驱使、奴役和处置的奴婢一样，去平静而高贵地忍受强加她的一切了。她现在算什么呢?一个抢来的女人！　　

那连襄的确是个粗鄙不过的汉子，把她尽情蹂躏。她冷冰冰地绷着脸，她只是像一个木头任他翻来弄去和百般凌辱。连襄对她大为不满，可是叫她能破颜一笑，却是拿不出办法，要叫她能不像个木头，更拿不出办法。连襄只有骂了，骂她是“死尸”，这倒是骂得很像，她木头一样任他摆弄时不就是一具尸体而已吗?又骂她：“你还以为你是高贵的女公子吗?不，你是个烂货!”可这只是说明着他自己下贱丑陋，而女人成为“烂货”，不是男人造成的吗?他自己不是还舍不下她这个“烂货吗?骂了没用之后，就是发狠，连襄说：“不管怎样，你休想出我门！我高兴就要你，等我玩够了，就把你赏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有三个，总拼得过你吧?你没有资格做我的妻室，你是让我这家里男人们玩玩的，直到你老了丑了，喂狗!你等着吧!”她从未听过这样狠毒的话，但她只有缄默。　　

连襄作践她不到一个月，楚国大点兵，要与晋国开战。在临开发的时候，这个已经穿上犀甲的粗鄙的汉子，当真把他的儿子黑要叫到内房，指着她说：“你给我看着这个女人。如果我战死疆场，这个女人就是你的。如果玩够了，就给你的弟弟，永远不要放她。他是个烂货，你们要小心她会用诡计来害你们！”　　

她忍受着侮辱，不说一句话。连襄又拔出剑来在她眼前一晃，说：“哼，当心我有一天会杀了你！”又对旁边两个跪在地上的陈国宫女说：“看好他，她死了，你们也别想活。”他大踏步的走了，是她得到好大的轻松，但将近一个月来所受的凌辱，这时一下子化为极大的痛楚，她扶床大恸，宫女偎到她的身边，小声劝他，“夫人保重，总会有出头的一天的。”她不觉抱住了宫女，哭道：“我实在活不下去了！”　　

连襄出征，她总算的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时间竟有两个月之多，那黑要却也不曾来烦扰。但连襄返回的日子当然也就近了，或者，黑要来“烝”她的日子也就不远，这使她又日渐心惊肉跳，可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她却得到了希望。连襄家里的一个女人，在给她送来晚饭时，悄悄塞给他的宫女一方缟帛，让宫女赶快交给了她。她看见那雪白的缟帛上写道：“连襄战死，尸在郑。郑将招汝迎尸，归而不返可也，有聘。”这不是她出头的一天到了么？果然她还有这么一天！她将获得自由获得好的命运，而这个暗中写书给她的人是谁呢？他有必有相当的权位，又有相当的才干，可到底是谁，她无从猜测，而这也是正说明那个人才智超凡。这帛书叫她借机留郑不返，等待有人来娶她。这娶她的人又是谁呢？娶她往何处？也皆无从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关心她，不嫌弃她，真正对她好的人。　　

她让宫女把帛书在眼前烧了，这才放心。于是想起那凶恶粗鄙的连襄如今是死了，她已知，而这一家人还未知，这又是多么叫人害怕！现在，她是死第三回男人了，她果真是不详之物吗?她的确诅咒过连襄不得好死!可是也自问并没有这种致男人于死的神力，她果有这种神力，她何至会落到如此地步呢?前面的两个丈夫，她可并没有诅咒过他们！什么不祥，这全是男人世界的胡说，他们惯于把一切没弄好的事情和倒霉的事情都怪到女人的头上。她何必在意呢?还是随它去吧!但她却几乎要喜形于色了，如果她像雀儿有翅膀，她会情不自禁先扑愣几下的。不过她没有让自己这样轻易高兴起来，帛书上说的那件计划周密的事情，正有待她小心地参与完成。她必须提起全副精神，作好准备。当连襄的儿子们得知老子的死讯，不知将会怎样来跟她烧邪火呢，这就是男人!　　

她在思绪万千中过了三天，那个叫人害怕的时候终于到了。黑要弟兄三人气呼呼像山一样戳在她跟前，她坐着没有动，心里很镇定，那黑要把窝着的邪火全喷发出来，朝她骂道：“你这个烂货、坏女人、祸水、荧惑星、不祥之物!你一生要死几回男人啊?一定是你咒死了我的父亲!他在战车上中箭身亡，连尸体也被晋军夺去!我们本想杀了你，来遥祭我们英勇的父亲在天之灵，可是父亲临行前说过，如果他战死了，叫我们不要放过你!今天我们就要你的好看，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女人，看你能不能把我们三个人都咒死!”　　

那天夏姬向黑要弟兄三人跪了下去，开口说道：“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父亲虽然对我总不满意，但毕竟每日在我这里也有一个月的时光，他不幸为王捐躯，我也悲伤。他临行时的确说过你们刚才说的话，他正由于对我总是不满才那样说的。他的话，我决不敢不从，不过如今我有未亡之悲，你们有亡父之痛，你们拿我做你们的女人，恐怕还应该稍作等待，至少到你们父亲的尸体迎回安葬之后，那才可以，要不然，一定是会大不吉祥的，而且要遭到外面别人的讥议!”　　

 她的这番话当时是起了作用，那黑要弟兄都不能指斥她说得不对，于是又骂了她一通，恨恨而去。但这并没有能使夏姬避免那被“烝”的耻辱。就在不久之后，黑要得到楚王的命令，让夏姬到郑国去迎回连襄的尸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夏姬，让她准备明日出发；他从夏姬的神色上看出了夏姬的暗喜，立即就说：“你这个坏女人，我知道你会高兴的!但你假如趁着这机会跑了，那我们就有背了我们的父亲；无论如何，我今天不能放过你!”他不由分说就玷污了她。他还要召他的弟弟再来强行玷污她，但她威胁说如果这样她就不到郑国去，这样他们父亲的尸体就迎不回来，楚王就会怪罪他们，黑要只好让步。这是夏姬所受到的最后的污辱，也是她第一次在男人的世界面前抗争。她想到这个事先写帛书来的人是在忠实而顺当地进行他的计划，这是她大可欣慰的。　　

清早，夏姬和她身边的两个陈国宫女登车而去时，黑要弟兄三人紧紧跟随到门口，好像可以拉住不让她走似的，又好像觉得她就要远走高飞，也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这样紧紧跟随，他们显得茫然若失。但不管怎样，他们阻拦不住夏姬，他们不敢胡闹。在战争中，楚王的儿子谷臣被晋军俘获，晋国的大夫知罃被楚俘获，这回，楚国正是拿知罃去换回王子谷臣，还有连襄的尸体，而居中调度的是郑国，所以郑国提出连襄的尸体一定得夏姬去迎回，既合礼义，就不好拒绝；楚王只求早日见到他的宝贝儿子就行了。就这样，夏姬随同护送知罃的队伍一起出发。她想到那帛书，觉得她需要留下一句话让那写帛书的人知道她了解和懂得那个周密的计划，并且愿意得到那完满的结果。于是，她就在车上对着黑要弟兄三人以及他们身边的人们说：“不得到尸体，我是不会回来的!”她想，她这句话传开去，那写帛书的人就会听到，她说的其实是：“我是不会回来的了!”　　

 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夏姬也许可算得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她留郑不返，等待着那个写帛书的人，而那个人果然也就及时派人求见她的哥哥郑伯，要求聘娶她。那原来是楚国的一个叫屈臣的大夫，却是从齐国派人来求婚的。她的哥哥想到她过去一连串极不顺当的经历，也就不敢作什么主张，而来把这事告诉她，她提出的要求是：让屈臣来见一面。如果她还是一位女公子，也许这是不可以的，但她早已是饱经世事和忧患的妇人了，婚前见上一面，也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那天屈臣从齐国到了她的面前，原来就是当时劝阻楚王又劝阻子反，说她是不不祥之物不可取的那个人，她似乎有点失望，也似乎不能相信他，屈臣注意到了她的神情，不等她吩咐，就要了笔墨和缟帛，写下了她见过的那些字那些话：“连襄战死，尸在郑，郑将召汝迎尸，归而不返可也，有聘。”就这样，她成了屈臣的妻室。屈臣让他的副使带着齐国回赠楚国的礼品，向楚报告使命的完成，而他自己则带着她到了晋国，晋国以礼待，让他做了邢邑的大夫。　　

 屈臣为了得到她而如此用尽心机，并且离开了故土，难道也由于她是个尤物吗?屈臣回答她：“当然是的。不过在你遭到那么多不顺的事情之后，天下只有我能好好对待你，只有我知道你决非不祥之物，你只是一个过于美丽而又能长久年轻可爱的女人罢了!”　　

 可惜的是，就在夏姬为屈臣生下一子一女之后，从楚国传来很坏的消息：屈臣的那一族皆被杀害而财产被瓜分一尽。这是当年那个想要夏姬而未得到的子反，联结屈臣过去得罪过的另一个大夫，一同向新即位的年轻的楚王进谗言，做成了这件可怕的事情。这件事远在楚国，却使夏姬觉得从未有过的沉重，她对屈臣说：“这都是由于我。我永远是……祸根……”不论屈臣怎样劝慰她，她总不能从那极度的不振中恢复。后来她用一柄短剑刺进了自己的心窝，屈臣万分心疼地抱着她，望着他手上沾满的她的鲜血，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到吴国去，教吴国怎样车战、怎样用阵，让吴国去跟楚国争夺江南之地，让子反疲于奔命，让楚国流血、流血!”垂危的夏姬听后露出一笑，说：“好，好，你们这男人的世界啊……”。　　

 (关于夏姬的史料，见《春秋左传》宣公九年、十年、十一年，成公二年、七年，昭公二十八年。作者附记。)　　

　 　

诗    案　　

　 　

坊　　

孝女坊矗立在范公堤下，那二十八块石头做成的石牌坊，经过多少年的风吹雨打日晒，不曾有丝毫的倾斜、错动、裂缝，它的每一块石头都显得更加滋润、仿佛有灵。它坚稳矗立在那里，半个身子高出在范公堤之上，耸向云表。范公堤东西不见首尾、一脉横卧，拱卫着堤内的万顷良田、无数村庄。串场河在堤外日夜奔流，漫漫相连着无边无际的草荡，它串起朝廷一一登记在册的几百个盐场，樯帆悠然而过，源源不断运出白花花、青溜溜的著名的淮盐。一条条的小路从范公堤上滑下，蜿蜒穿过田野，或远或近，通向各个村庄。一条宽宽的能走一挂驴车的路，从孝女坊下经过，它通往栟茶。　　

孝女出在栟茶蔡姓人家，“一缪二徐三蔡四于”，蔡氏为栟茶大姓。孝女坊二十八块石头表示康熙二十八年。蔡父某被仇家陷在狱中当大辟，蔡女某买舟西行四百里赶扬州，渡江赶无锡，一路追踪仁庙南巡的康熙大帝，后来终于拦住舟船，呈上状纸，救父出狱。　　

乾隆四十三年秋八月的某一日清晨，栟茶于家港蔡嘉树的儿子蔡瑚，从床上一跃而起，把家里人叫了起来，伯父蔡安村、堂叔蔡耘田也被请到，一时院中挤满男女老壮，只有孩子们还酣睡屋里。蔡瑚乌眉倒竖，对众人宣布说，他凌晨欲醒未醒之际，梦见蔡孝女了！他跪在蔡孝女面前，虽然他不曾说话，蔡孝女也不曾开口有言，但仿佛也就交谈过了，蔡孝女说我们蔡家如今怎么这样没用？　　

所有来听的人都色变心跳，残留的朦胧睡意一时全消。　　

“我要告状去！府里不行省里、省里不行京里！”　　

蔡瑚的吼叫声如裂帛一样撕破清晨的寂静。一个会算的人当场掐指一算，他们此时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有九十年了！　　

“蔡孝女向蔡嘉树的儿子蔡瑚托梦显灵！”　　

这句话像一股风吹过田野、吹遍栟茶，好像把田野里沉下去的暑气重又吹起，也像阴影一样给栟茶带来不祥和不安。人们一齐朝孝女坊望去，它一如既往坚稳矗立，耸向云表，想从它看出什么来乃是徒劳，但仿佛它的确知道一切……　　

　 　

坟　　

焦家林地属栟茶，实为荒野，杂草树木丛生。那里有一处坟山，乃是徐氏墓地。在高低错落几十座坟茔里，面前是一座较为显眼的大坟，唯独它的外面用青砖包砌，一块精磨的白矾石墓碑竖在墓前，从那上面刻写着的当中一行大字可以看出，这座坟墓里安睡着的人叫徐述夔；参读两旁的小字可知，他享年六十一、去世已经十五年，而为他砌墓立碑的，是他的儿子徐怀祖。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的这时，徐述夔神态安祥睡在阴凉的墓中，他在人世的一生仿佛咀嚼回味已尽，他听任关于他如何倒霉的故事在栟茶代代相传，并且跟随着串场河传向远方。　　

虽然他死去有些年了，但地下如果有知，他记得的还将是乾隆三年！　　

乾隆三年是他最为得意而又最为倒霉的一年。那一年他接到了中举的捷报，但不多久也接到了“罚停会试”的处分。中举的时候，家中以累代经商的资财之富、着实热闹了几天，他也着实迎往送来忙了几天，那时谁不说他明年会试笃笃定定中个进士？他心中自然也是自负。同年举人、长洲沈德潜，年高他三十多岁，是六十六岁的人了，诗坛上早已名垂天下，在江宁乡试时彼此认识之后，对他很是相许，虽然两人一起在没人处对于功名尖刻嘲弄了一番，但还是相约明年会试京中再见、把个功名拿到手。正当他一面意得志满，想着鹏程万里，一面让自己安静下来埋首经书、八股，准备明年会试的时候，他却被知县大人派员叫去相见。一路舟中他想的是：大约知县大人见他功名上前程无量，又闻知他风雅诗文，特请他去小酌，恭贺与鼓励之外，也有个结交情谊的意思吧？谁会想到是那样一个晴天霹雳呢？　　

原来是各省举人的卷子依例汇送京师礼部去“磨勘”，他的八股文竟被“磨勘”出一条疵句来！那八股制艺所出题为《君使臣以礼》，他的文卷中有“礼者，君所自尽者也”一句，被认为“自尽二字不祥”，论以“不敬”，罚以“停试”。　　

他在知县面前顿时一身冷汗，小衣如冰粘贴背上。所谓“停试”者，从此不准参加会试也，也就是说永绝了他的功名、永不录用！那么他的抱负，上人、族人、乡人对他的期待，他自学童以来的二十载寒窗之苦，都付之东流、一笔勾销了？长洲沈德潜虽然年过花甲，明年还可以去拿个进士，而他还未交而立，这就永远沉沦乡野、没于蓬蒿了？再说那“礼者，君所自尽者也”，其意不过是说：“礼，乃君应当遵循做到的”，这怎么被认为是不祥、不敬呢？京城里不知是什么狗屁不通的小人，联想狂悖、妄为理论，又不知是什么不通人情的鸟官竟判罚他以“停试”，他们竟就这样草菅断送了他，何等可气？却又无法寻求其人去面斥之，何等可恨？　　

“不必懊恼，也不可衔恨，还是好好读书吧！‘君所自尽’一语，也实在是险句，虽说断了你的功名，但好在并未深究，总算万幸。回去想得开些！”　　

知县的这番交代更让他如堕冰海。那天他气弱、四肢无力得几乎走不出县衙，乘舟而回时先前那满身的劲头兴致早已不知哪里去了。从串场河边上岸，勉强爬上范公堤，他无力再走，喊了一声“范仲淹啊！”就歇在孝女坊下，让人到附近叫了一挂驴车，才得到家。　　

徐家最为红火的日子，一变而成最为阴郁日子，他在他的“一柱楼”书房里睡了三天，整整三天也就像死一样直笔笔地睡着。他不想进食、拒绝进食，只求让他静躺。奇耻大辱、过于不第啊！到第三天晚上，他自己起来了，要了一碗米粥喝下，而后静静坐了一会，就秉烛整理书房，把有关八股制艺的书册稿本全部剔除，从此他将要像陶潜一样，以诗酒自遗自娱了，这是前人准备下的一条现成的退路啊！　　

　 　

棺　　

“一柱楼”人去楼空，沿壁排列五个书橱，窗口是书桌，俱都积满尘埃。楼上堆满杂物，几无可插足，平日是绝少有人登楼的了。不唯如此，就连“一柱楼”前的小院，也早已少有人至、生满野草，因为“一柱楼”下停厝着一具棺材。格子门关着，从格子眼里可以窥见：棺材头前是供桌，供桌上供着灵牌，那是徐怀祖的灵位。　　

徐怀祖，字念哉。父亲徐述夔倒了大霉之后，子孙也就自然不再去从事举业，徐怀祖从小就随祖父学生意，文墨上跟父亲学得个会念会写也就足矣。“做个生意人吧，不要弄成我这种半吊子了！”徐怀祖记得父亲对他这样说过。　　

徐怀祖生二子，二子的名字都是徐述夔所起，一为食田，一为食书。徐述夔既然读书倒了霉，为何还给孙子起名食书呢？原来徐述夔的意思是：他是考八股求功名倒了霉，至于历古以来圣人贤人的经书与诗文，还是不可不读、如粮食一样须得日日而食之。　　

徐述夔死后，徐怀祖痛先人功业之不彰，决意要把先父一生的著述刻印行世。先父生前如何终日以至终夜在楼上书房里看书、著述，他是亲眼所见，先父与本省乃至外省诗文上的朋友邮札往来、日日不虚，他也是亲眼所见，他相信他的先父在著述上定有可以传之后世的成就，而先父去世之前也分明把平生所著自编成册、整整齐齐，至于这些著述是否刻出、何时刻出，先父并无交代，但徐怀祖要在自己手中做成这事，乃是他赤子的心愿。　　

他的家里刻书的钱是有的，他也正因为家里有钱，同时人品上也方正，才被知县定为栟茶董事，理一乡的行政，通官民之隔阂。　　

徐怀祖既要梓行先父著述，就想请两个人出来帮忙，一个是徐首发，一个是沈成濯。这两个人是他的先父的学生，不但从小儿和他一起站在先父的面前背过书，而且久跟先父讨教诗文。他们跟他不同的，是进过学，算是秀才，后来也参加过两回乡试，没有中举，也就不再考了，在家里也是种点田、做些生意。先父在世时，这两个人始终是恭执弟子之礼的。　　

徐怀祖把刻书的意思一说，徐首发、沈成濯二人都极赞成、愿意出力。那些著述计有：　　

一柱楼编年诗六本　　

一柱楼小题诗一本　　

和陶诗一本　　

学庸讲义一本　　

论语摘要一本　　

蘧堂杂著一本　　

想治琐笔二本　　

栟茶场志一本　　

三人商议结果，是先刻三部诗稿与《学庸讲义》。《编年诗》已有序，是本省兴化王国栋作，《学庸讲义》也有序，是徐述夔自序，其它《小题诗》与《和陶诗》尚未有序，决定由徐怀祖请栟茶盐场大使姚德璘及其幕友毛澄来作。　　

于是把刻版子的人请到家中，从乾隆二十八年秋起，忙了有一年，每部书稿刷印了五百部，除留得少量以作收藏之外，怀祖将其余的陆续拜托来往生意人到外省外地卖掉了，卖得最远的省份是甘肃。另外，他们还把长洲沈德潜邮来的《徐述夔传》与《徐述夔墓志铭》刻印成一本，随著述卖出或送人。　　

徐怀祖万分欣慰，祭告先父：你虽被“罚停”一世，你的诗文与传略却已遍行海内，地下可安矣！　　

徐怀祖后来染病不起，临终之时，遗嘱二子要将祖父其余著述继续刻印，并以此事拜托徐首发、沈成濯。停厝“一柱楼”下，亦为怀祖遗令，说他一时还不愿远去，还是在楼下为父看守书房吧！　　

从那以后，徐怀祖的棺材就在“一柱楼”下一停也有好几载了，那两扇格子门每年只打开数次，一是为清明、七月半、过冬这些时候的祭供，一是给棺材加漆。　　

徐家的人后来说，就在传闻蔡瑚梦见蔡孝女的那时，一天半夜里听得“一柱楼”轰隆一声，当时惊吓万分不敢稍动，第二天战战惊惊地去看时，楼上楼下却又未见任何痕迹，委实是奇怪。　　

田　　

　 　

徐怀祖当日在时，曾以银二千四百两购得蔡安树一圩田，只因蔡安树要钱用，而那一圩田既与徐家田亩接壤、出产又高，所以徐怀祖愿买，所谓两厢情愿。可虑者是蔡安树祖坟就在田中，当时只好划出墓地半亩，并留原有小径一条以行交通。　　

乾隆三十三年，朝廷将泰州东北境一片地方析出，置为东台县，栟茶从此属东台。县始建，要立孔庙，令各乡捐资。徐怀祖为栟茶乡董，自捐之外，又拿着县里的公文到本乡各财主家募捐，而蔡嘉树以“没钱”拒绝。蔡嘉树不但拒绝出钱，还当面讥嘲说徐怀祖钱多得恨不得把人家祖坟都买了去呢！徐怀祖不屑分说、拿脚就走了。这蔡嘉树心中吝啬，且对于自家祖坟竟被包在徐家田中甚为愤懑，然而田是其兄所有并卖出，他也无法，只有随处口出怨恨。　　

徐怀祖回到家中，咽不下无故受蔡嘉树的气，就存了报复的念头。碰巧有人来在他面前说蔡嘉树的儿子蔡瑚于某日剃头，而这一日是“国恤”日（大清朝在这一天死过一位帝后），属违法。徐怀祖找到剃头匠问明之后，具文呈告到县，两个公差下乡来把蔡瑚拘进了县狱。蔡嘉树被迫数倍出了孔庙捐资，蔡瑚才得以释出，其间还到县里上下用了钱。　　

两家的仇恨结下来了。“不报此仇，誓不为人！”蔡嘉树把子孙叫在面前，涕泪俱下，跺脚而言。　　

徐怀祖殁世，蔡嘉树称快，一面就打起那一圩田的主意，他想他定要把那一圩田买回来，为族里争气！他心欺食田、食书小儿辈，以为找出两个有力的人去说一说，就能成功。他又吝啬银两，那田当初徐家是以二千四百两买进的，事未过几年，要想赎回，至少也得原价方可，但他舍不得出这么多。他举起两根指头，说不能过这个数。他找来商议的人看到他的小女儿打面前走过，就心生一个转弯之计，愿为蔡嘉树把小女儿说给徐食书为妻，而徐家把田卖还给蔡家，这样一来冤家化解，二来在田的出价上也可望压低。蔡嘉树马上竖起一指，说那就不能超过这个数。　　

谁知徐家那边食田、食书虽是年轻，家中往来老客却多，其中一个精明决断之人说：此事不可！田是田，婚是婚，怎可搅在一起？又怎可以婚姻压田价？于理不顺，如果答应，那就是徐家示怯，而怀祖初逝，食田刚刚当家，起手第一桩事就这样甘心受欺，日后又将如何？万万不可！　　

食田就由这位老客代他去回蔡家派来的说客。二客相逢，各为其主，任气使词，不欢而散。　　

那一圩田仍属徐家。蔡嘉树遥望祖坟，只觉得一口气咽不下去！而愿嫁女、却遭拒，又传为笑谈，更添气恨……　　

　 　

书　　

蔡嘉树的一位内亲童志璘，如皋县人，自蔡瑚被拘进县狱，也就知道了二姓之间的仇隙。闲逛时，在如皋乡下一户人家看见了《一柱楼小题诗》，用线与《徐述夔传》订在一起，本是无心，翻阅之下，却就生了有心。他把那书上灰尘用手掸去，掏出十个铜板往桌上一丢，不由分说，硬买了去。回到家中，又细细揣摩，感到十拿九稳，就来见蔡嘉树。　　

“你要斗败徐家不难，只怕有一件事你不敢去做！”　　

“什么事？”　　

童志璘就递过那本书去。　　

蔡嘉树接过一看，说：“这书我家里也有。”　　

“你没好好看过吗？”　　

“没有。”　　

“那你先把这一本细细看一下。”　　

童志璘见蔡嘉树翻阅之下似仍未看出什么来，就把几个句子指给他看，并且口中念诵、释出其意。蔡嘉树不觉又惊又喜，脱口而出说：“这是反诗呀！”转念又说，“不过人早就死了，现在已经是他的孙子……”一语未了，童志璘说：“书是徐怀祖刻的！徐怀祖死去才几年？就说这徐述夔，也没有出乾隆当今去，这本书交官，总之要他徐家好看！”蔡嘉村往起一站，仿佛已有几分快慰，说了一声：“不错！”就领童志璘到后面屋里去，把那几本书从灰尘杂物中找出，是一套，全的。　　

“不管它，都交官去！”　　

二人就到房间里商议写起呈状来。　　

　 　

徐家　　

童志璘是个好张扬的人，他去见蔡嘉树之前，已经在路上跟一个对面遇到的熟人说过了这件事，并且把《一柱楼小题诗》亮给那个人看过。从那个人眼中得到惊讶的神色，这于他，也就得着了一种满足似的。他头一掉，其实也就把那个人忘记了。可是前脚他进了蔡嘉树的家，后脚那个人也就进了徐食田家。那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人，只是一个里中长者，把徐食田喊到一旁，匆匆叮嘱几句，也就离开了徐家，是非之地是不愿多停留的。　　

徐食田虽是年轻，却是晓事。祖父的书，他记得帐柜里就有一套，是很早的时候，父亲专门给他看的。至于父亲时常把玩的一套，是让父亲带走了，就在棺材里父亲的枕边。他还知道，在后面“一柱楼”上的书橱里，作为家中收藏的，还有好几套；另外，这些书的原稿以及祖父其它尚未刻印的著述，也都在楼上书橱里，还有书版一大堆，都在楼上。　　

当下，徐食田着人把徐首发、沈成濯二位与父亲为至好的世伯请到书房密议。那徐首发、沈成濯明白，书上他二人是列名校对的，此时恨不得去抠掉，但也无可如何，只好随它。至于《小题诗》中是否有反诗，他二人想起，其中有几句怕是会碍事的，当时刻书，他们糊涂了一下，认为大约也不要紧，有意无意间也想让述夔师的骨气于世有所显扬，所以就迳直把诗集刻印出来了！而且，当时他们也想过，那《小题诗》的序，是请姚德璘作的，姚乃栟茶盐场大使，也是个七品的官，都肯作了序，还会碍什么事呢？谁会想到十几年了也没有怎样，现在反而有人来找岔子了！　　

一时心情俱很渊重。密议的结果是事不宜迟，只有抢在蔡家之前自缴，或可免究。好在怀祖、食田两世为乡董，知县大人总归要护着点儿。但徐首发、沈成濯二人皆不忍把述夔先师所有著述缴官，认为先把刻印的交两套去、并把书版缴上去，或者也就可以了。　　

徐食田就取出后面“一柱楼”的钥匙来，给二位世伯，把一切都拜托他们，并且说，祖父科举栽了跟头，大约也就是天上的晓喻，徐家与文上是无缘的，只有老老实实经商为要。所以，“一柱楼”上祖父所有书藏、著述，如果二位世伯喜爱的，就尽管拿去。这话诚恳，徐首发、沈成濯二人也自认是述夔先师的弟子，得先师的遗墨、收藏，既是心有向往，也是理所当然，便都点头，说先把手上这件急事办了，再来帮助整理。　　

三人出了书房，叫了两个伙计，带上几条麻袋，开了“一柱楼”的格子门，食田在父亲棺前略站了一站，心中若有所告；随即一齐登楼。　　

过了半个多时辰，他们从楼上下来时，满头满身是灰尘。从楼上拖下四麻袋的东西，都丢在院子里。洗罢手脸，由徐首发去写了呈文，沈成濯、徐食田都看了，徐食田收起。不一会，四麻袋东西上了船，徐食田与两个伙计登舟，对家里人说是“送货”，也就走了。事情做得不惊不动、滴水不漏。　　

　 　

县衙　　

东台知县涂跃龙，云南人，乾隆四十年以举人拣选东台。在东台政声颇著。蔡嘉树告状时，他览阅呈状，是告徐家刻印徐述夔反诗。这徐述夔，他来东台之后，当然是听说过的，曾经为之嗟叹。他来东台不过才三年，徐述夔死去却已十多年，徐述夔科举如何栽跟头、学问文章如何好，只是当地旧闻，他并未老放在心上。如今这个蔡嘉树忽来告徐述夔写过反诗，他猛然一惊，但细想也许会有此事，然而大约不过是牢骚，怎敢便写反诗？　　

他放目光朝蔡嘉树一看，知非善类，不觉就问：“你是要告徐家刻印反诗，还是有仇隙要扳倒徐家？也要实说。”　　

蔡嘉树连忙说：“我只因看到徐述夔的反诗，才来县呈告。”　　

知县又问：“你与徐家同在乡里，徐家刻书是在十几年前，你怎么现在才告？”　　

蔡嘉树说：“这几本书，正因同在乡里，徐怀祖广为送售，我的家中的确早就有了，但我不喜诗文，所以一直没有留心去看，是现在偶然才看出来的。”　　

涂知县听出蔡嘉树没有说真话，但也不好为难他，只好说：“你呈告违碍书籍，乃是可嘉，你且回去，本县自有处置。”　　

蔡嘉树磕头走后，书吏告诉涂知县，这几本书，徐家已于昨日自缴，并且连书版三百四十八块也全缴来了。涂知县问：“那么你看那书中有反诗没有？”书吏说：“有几句推敲起来，是有些违碍的。”说着就近前从蔡嘉树送来的书中取出《一柱楼小题诗》，把那几句最为明显的诗句指给涂知县看。涂知县一看，沉吟一会，说：“马上把书呈解江宁书局。”书吏奉命而去。　　

这涂知县已看出这几句诗的深意，也知道倘若他想向上邀功，这是个机会，可是他多存了一个心眼，就把这事情推向江宁书局。　　

书吏来说：按蔡嘉树缴来的《徐述夔传》内所列书目，徐家该还有未交来的徐述夔著述。涂知县吩咐：出票指名缴齐，并传徐食田、蔡嘉树二人到县。　　

传票当日到达，徐食田第二日已缴来《蓬堂杂著》、《想治琐笔》、《论语摘要》，俱是手稿，并未刻印。另有《徐述夔传》内所列《栟茶场志》、《五色石传奇》，家中无存，也没有见过。　　

涂知县传徐食田、蔡嘉树二人到堂，先问徐食田：“你知蔡嘉树告你吗？”徐食田说：“知道。”涂知县又问：“你知蔡嘉树为何要告你家？”徐食田就把田产的事说了，涂知县一听，心中明白，再以此问蔡嘉树，蔡嘉树也只好说了老实话，承认告徐家刻印反诗，乃是由田产纠纷而起。　　

涂知县当下断案说：“徐氏家刻书籍以及徐述夔所有著述，着解江宁书局审查、待处；至于田产纠纷，徐家当拨墓田十亩由蔡家以时价赎回。”　　

这件事在东台县衙，就这样断结了。　　

　 　

藩衙　　

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收到东台县解呈的徐述夔著述，他一看那些书都没有加签，是原样照送来的，不觉心中有气，心想怎么这样不懂规矩！于是书也不看，仍然原样退回，命东台县将书粘签以后再呈。这事他依例具文禀知布政使衙门，一件公事就这样办完，他还要跟几个朋友到秦淮河上听曲子去呢！　　

蔡嘉树回到家中，细想在县里似乎也没有得到什么光彩，并且县衙里说了，徐食田在他呈告之前已经将书自缴，所以免究。他本来意欲掀起恶浪，但竟然没有起一点浪头，徐家眼见得是水花也不曾湿到，都好好地照样过日子，他似乎倒是讨了个没趣，如何服气？只觉得自己面子削尽，走不出门去了。　　

他还能存在的指望，是江宁书局能看出徐述夔的反诗，于是从上面追究下来，可是，童志璘却来告诉他：那些书都从江宁发回东台县了！这种形势，他的官司不是输了吗？他不是让人讥笑吗？他一想，这必是徐家派人上下使了钱，他可不能就此善罢甘休！他决意到省里去告状，状告东台县以及江宁书局。童志璘的那一本书还在童志璘手中，二人又细细推敲了一番，愈益认定那是反诗，把徐家弄个满门抄斩也未可知，这状是告定了！　　

蔡嘉树写了呈状，带上童志璘作伴，二人乘舟西行，七百里水路到了江宁。他们是懂的，也打听过了，这状纸当投布政使衙门。这布政使衙门，是专管一省财赋与行政的，江宁书局正是所属。　　

布政使衙门的书办接了他们的状纸，就叫他们回东台听候传讯。蔡嘉树说要见布政使大人，书办笑道：“藩台大人岂是随便好见的？你有了状纸，上面写了你的事情，这就行了，会有结果的。”二人只好就此买舟返回。原来告状并不像戏里演的那样简单，真是白吃许多苦，但相信将来徐家的获祸，也就是对他们的偿还！　　

江宁布政使陶易，山东人，举人出身，做过知县、知府，后由道员而擢升布政使，乃是从二品的大官了，仁途上也算得意。近来他颇不耐烦琐事，正好有一位幕友叫陆琰，浙江人，吏道精熟，阅历不凡，处置事情无不稳妥，省了他多少精力。东台县与书局的这件有关书的事情，他也就全凭陆琰去处置了。　　

陆琰依状查询江宁书局，保定纬委员奉传而至，把东台县的呈文带来给他看了，并告诉他：徐氏家刻四本书以及三百四十八块书版，已由徐家自行缴县，现书版留在县衙待处，书已由县呈书局，因未有签，发还补粘，不日即可解到，至于蔡嘉树这状纸里说书局定是受了徐家贿赂，所以将书发回东台，以消弭其事，这纯系捏诬，他连徐家的人是什么样子也没见过！现在他依例禀知的公文在布政使衙门，可着书办找出来便是明证！　　

陆琰一听，这事情清清楚楚，于是叫书办查文，果然有书局依例禀知的公文在，那蔡嘉树是个狗屁妄行之人无疑。于是打发走了保定纬，提笔在蔡嘉树状纸上批道：“书版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所有书籍，该县自当缴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　　

写这过条批词，又让书办草拟饬扬州府的牌文，让扬州知府谢启昆查审东台县的这件书案。陆琰看了书办的拟文，觉得言之不足，又提笔补充写道：　　

“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著有明条。倘若蔡嘉树挟嫌妄行指摘，思图倾陷，亦即严执拟议。”　　

陆琰将批词与牌文都送给陶易看，陶易略看过了，对陆琰说：“陆公嫉恶如仇，跃然纸上啊！”也就提笔画字签发。　　

那批过的状纸是由书办交驿送东台县衙门，那牌文是送扬州知府衙门。　　

　 　

府衙　　

扬州知府谢启昆，江西人，进士，因朝考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出知镇江府、调任扬州府，乃人中之佼佼者。　　

东台县的事情，他是接到布政使衙门的饬文，才知道的。他想，这个叫蔡嘉树的，可也真是个恶人，告人家写反诗，明摆着是要置人家于死地，而县里与江宁书局之间，不过因公务往来，有些耽搁，他就告到布政使衙门，连东台县与江宁书局都告下来了，无有实据，却敢告贿赂，真正是会告状、恶气冲天！　　

从布政使衙门的饬文中看出，那里对这草民也甚为恼火。谢启昆转念又想：此人如此凶恶，定然有恃无恐，其所恃者，就是徐家刻印的《一柱楼小题诗》中有反诗，因而他告得不错。谢启昆不觉把头摇摇，心里对自己说，与这种凶恶草民不必斗气，要紧的是看《一柱楼小题诗》中是否真有反诗。哪有因为恼恨这种人，倒把要紧处耽搁了的？一切都有待东台县把人犯、案卷、徐氏刻书解府，亲自审查个明白。他随即就此行文，着快马传送东台县。　　

涂知县接到谢知府的亲笔行文，不敢怠慢，即着差役赴栟茶，将徐食田、蔡嘉树一并拘到，立即解府，卷宗与徐氏刻书随行。那徐氏刻书，已经按书局要求粘签，本该早就二度解送江宁，因听说蔡嘉树赴布政使衙门告状，也就暂压不送，以候蔡氏告状结果，现在，结果有了，是解送扬州府。涂知县少不得亲笔禀文，详细写明案情。　　

谢知府命将徐食田、蔡嘉树暂拘府狱，事情是急不起来的，徐述夔那些已刻与未刻的书，他要好好看几天，然后才有功夫讯问人犯。　　

徐家与蔡家都有人买舟尾随到扬州，住在客栈里，照应拘在府狱里的人。哪知府狱里的狱卒牢头，见徐食田才是个二十岁嫩弱之人，因为祖父诗文有碍，竟就遭人算计，弄得不好还有大亏要吃，于是都生了同情心，徐食田在狱中就少受了些罪；而蔡嘉树，几乎人人痛恨，却又都不好说他，于是就把暗苦他吃，几天下来，已经苦不堪言。偏偏谢知府迟迟不升堂讯问，蔡嘉树对来送牢饭的家里人说：事情看样子不好，这些做官的都是举人进士出身，那徐述夔本也是个举人，诗文上朋友又多，怕是有人护住他了，不然怎么这样慢？满狱的狱卒牢头都简直把他当仇人看待，如此下去怎么吃得消？这官司打不下去了！钱上头还不知道要用多少！　　

蔡嘉树在府狱里的受苦和他说的话，传回栟茶家中，于是他的儿子蔡瑚就梦见了蔡孝女。　　

谢启昆把查缴到徐述夔所有著述看完，已经是十天以后，因为还有其它公事，不能从早到晚只看徐述夔，所以拖了下来；而徐述夔的书，也不能一目十行的看，须得细细研读，才好找出违碍字句。谢知府一边看，一边就提笔在手勾划，并写签插入有关页数。谢知府心中直为徐家叫苦，直骂刻书以孝的徐怀祖糊涂。这徐述夔著述中，违碍悖逆之处甚多，他怎敢为之遮掩、含糊？那蔡嘉树这状是告得不错的，这案子已经不审自明。徐述夔科场失意、不能自抑，乃在诗文中发为愤激，自已虽归大化，却是祸延子孙，可叹！　　

他这才升堂讯问人犯。放眼望去，徐食田乃一稚嫩少年，而蔡嘉树显是一乡野老奸。这少年可惜是要送命在这老奸手中了！谢知府不过把田产纠纷事略加讯问，又把缴书的事略加讯问，也就草草退堂。他到书办房里，亲笔草拟给布政使陶易的详尽禀文，令书办誉清，他画字签发。这道禀文，连同他已勾划出违碍语句的徐书，以及东台县衙的案卷，一并着骑飞送江宁。这事情做过，谢知府松出一口气来，不知为何有刚刚脱险之感，他以手加额，念了一声佛。　　

　 　

蔡家　　

蔡瑚在孝女坊前设祭，悲壮祭供了九十年前的蔡孝女，而后登舟。蔡家的人都在范公堤上送行。当年蔡孝女到扬州救父，如今是蔡瑚到扬州救父。草荡茫茫，串场河浪拍堤岸、一水远去，天地似将对人有所告知，而又沉默不语；众人似将从天地有所领悟，而又灵台幽闭，一切复归于漠漠。　　

与蔡瑚同往的是童志璘，还有已在扬州而回家报信的家里人。　　

蔡瑚到得扬州后，第一件事是探狱。见父亲十多天府狱蹲下来，如患重病一般，若再有十多天下去，只怕要有性命之虞，而且为这官司开销许多银钱，怎能拖下去？谢知府升堂讯问是前天的事，问得甚浅，深处是何谜底，吉凶如何，皆是不知。难道这分明的官司，临了还会反过来蔡家吃亏吗？岂有此理！看来，从县里、到府里、到省里，都告不动了，巡抚、部督衙门怕也不行，只有告到皇帝面前去！可是谁到京城去呢？扬州这里又交给谁？且总得等府里有个结果，才好到京城去，可是眼看得父亲捱不下去了，事情真是难到极处，虽然辛苦赶到了扬州，却依然是一筹莫展！　　

“天啊，就没有办法了吗？”蔡瑚的客栈楼上临窗拍叫。　　

那童志璘在一旁最为难过，因为状告反诗皆由他起。乡里已有长者对他说过，“你们这样告人家，是要灭人家满门的呀！”已经弄得栟茶人人侧目。可是状既已告出，却又不好收回，收回就定会反坐，又岂能让蔡家反坐呢？所以只有硬着头皮一告到底！　　

正在无限焦虑，家里同在扬州的一个人脚步踩得楼动，喊着“瑚儿”，登上楼来。原来是大学士刘墉由金坛到了扬州，外面的人都说，这刘墉最是鲠直，皇上极为倚重，点的今年江苏学政，他是皇上身边的人，总督大人也得让他三分，巡抚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到了江苏之后，不止是学政上的事，别的事他也管，在金坛已经平反过一件冤狱！　　

这当然是一件想不到的好事情，蔡瑚立即就要出去寻这个大学士，童志璘一把拽住他，说：“你去不如我去。”他的理由是蔡瑚那年“国恤”的日子剃头，挨拘坐过县狱，恐怕有所不便。　　

“舅舅，那就全靠你了！”　　

“你放心，我去就等于是你去！”　　

当下写了呈状，把那本跟《徐述夔传》用线订在一起的《一柱楼小题诗》带好，童志璘就出门而去，打算满扬州城寻刘学政的住处，蔡瑚着人跟随意志璘后，以便照应。　　

　 　

学政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人，擅长书法，浑厚雄劲，古拙朴茂，其小真书，当世已誉为妙品。因受到皇上器重，更觉得要尽忠为皇上办事，平生一股宁折不弯的鲠直性子，连同生平所学，也就都货予帝王家了。当然，鲠直归鲠直，蓄势二字不可少得，如果一味鲠直，岂不到处得罪于人？又岂不连皇上也要得罪？当然万万不可！　　

乾隆四十三年的这一年，他刚好六十岁，大生日虽然去年已做过，但那是做的九，今年才满满是过大生日。他三十三岁中进士，现在官已做到体仁阁大学士，乃是一品大员，无以复加，真是此生还有何求？他已放过数省学政，为朝廷选士。年过花甲之人还在那里苦苦的乡试，他见得太多了，到考场上放眼望去，黑头当中的白头，浪花似的呢！他比起那些人，是在天上了！人啊，可怜这功名二字，谁能免？　　

他已越来越不自信，他能如此亨通，究竟是因了自己的才学才干人品，还是运气而已？就说这书法吧，如果他没有这等的高位，他的书法能否这等受恭维，他觉得很可怀疑。他相信他的书法是好的，可是草野之中，定有书法与他等耳、好他多少的人，却是默默无闻的，也许以后其人的书法就随其人而湮灭了！　　

这道理他到处说过，期望官吏们能用这个道理去留心人才。　　

从金坛督理试务，过江到扬州，知府谢启昆接着，吃茶时问起民情，谢启昆说东台有一件案子，因田产纠纷而蔡家告徐家写反诗，可是作诗之人徐述夔已死去十五年，其子亦死，现是他的孙子当家。此案已略审明，诗文中确有违碍语句，昨已禀文上覆转行布政使衙门了。刘墉听了后说：“此事不可马虎！”谢启昆谨承指教，于是又谈起扬州试务，半日也就过去了。　　

刘墉下榻处为一园林。红楼一幢，荷塘碧然，竹树满布，小桥流水，有湖石四处堆为春云、夏雨、秋霜、冬雪。一个午觉过来，刘学士精神健旺，大案上纸墨俱已备好，几处想求的字都由幕友写在旁边小纸上，他拿眼睛一扫，是几处胜迹，皆求匾额。他呷了一口适时沏好等着他的绿茶，乃提笔凝神，不一会也就全写好了，不曾要二稿，是：“隋宫”、“欧园”、“明光禅院”、“二十四桥”、“瓜洲古渡”。另有“梅岭”二字未写，他知道史可法墓就在梅岭，这是幕友糊涂，竟把这字让他来写，非同小可！但他也不必斥责、惊动，不写就是了。　　

字写好了，又呷了一口茶，便摇了纸扇，想在园林里信步一番，这时一位幕友已经等候在外面，呈上一本书和一张状纸，说：“这是门口接过来的。”刘墉一看，书题为《一柱楼小题诗》，随意掀开一页，不觉就惊呆住了，那跳入眼中的两句诗为：　　

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　　

他也不散步了，转身返回屋里，坐下细看。　　

　 　

上谕　　

（乾隆四十三年八月甲申日）　　

一道刘墉的密折并一本《一柱楼小题诗》以及《徐述夔传》摊开在乾隆皇帝案头。乾隆背着双手，颇不平静，在他的案前踱步。他想他之在位，大约注定了要跟汉人里的这些犬吠狼嗥之辈见个高低！　　

他登位是在雍正十三年八月，而此时也正当八月，庭中一棵树上的秋蝉正悠悠长鸣，也就是说，他登位整整四十三年了。他记得他做了皇帝之后处置的第一件事，就是杀曾静，那是吕留良文字狱未除尽之余孽！什么文字狱呢？实为谋反大逆！　　

如今，四十三年过去，眼见得又是一桩文字狱送到面前。大清朝早已是铁打的江山，与民休养，家国日富，而疆域之大，前所未所，可还是有人不死心，不忘那个上下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峰起的明朝，一定要去掉我清朝而后快，如此实在是无理、可恨！　　

何况这些人标榜的骨气，又算个什么？吕留良不也求过我朝的功名？只因功名未就，这才怨愤，倡言什么“华夷之辨”，视我大清为夷类，不当入主中华。此是犬吠而已！前朝败而后朝兴，成则王之败则灭之，中国数千载史籍俱在，为何我大清就不能算是一代正统？岂有此理！对这等吠尧之桀犬，只有杀！　　

今日这个徐述夔，又是一个吕留良！沈德潜为其作的《传》内，已经写明，徐述夔乃本朝的举人，因乡试卷上被“磨勘”出疵句来，革去了他会试取进士的资格，他就怨望起来，于那草野之中兀自愤激！可叹其到了如此狂妄不自量力的地步，要“一举去清都”，哼！　　

这沈德潜也糊涂之至，怎么为此等人作什么《传》？他还记得那年，他听说沈德潜中了进士，知道这位老先生诗文上早已名满天下，与王士祯、袁枚之属同为诗坛伯主，竟还在六十七岁的年纪来取我大清的功名，值得传扬！他就特地召见，呼之为“老名士”，请他值上书房，并立即给了他一个正二品礼部侍郎的官职，沈德潜以年老辞官，他准其在原籍食俸。可是，原来这位老先生竟乐于为徐作传，备加赞扬，且《传》内所列徐著，已有“一柱楼”诗，而以老先生的才学识见，却并未有只语指摘，这是引为同调耶？既食本朝俸禄，又不知感戴本朝恩典，算是何种人也？也真正可恨！　　

刘墉这道密折奏得好，可是江苏的大小官员平日又是吃什么饭的？为整肃起见，当与此案一并追究！先下它一道旨，再说！　　

乾隆乃提笔写道：　　

谕军机大臣等，据刘墉奏：如皋县民童志璘，投递呈词，缴出泰州徐述夔诗一本，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一本。其徐述夔诗内，语多愤激，现移督抚搜查办理等语。徐述夔身系举人，而作诗词，语多愤激，使其人尚在，必应重治其罪。今徐述夔虽已身故，现据童志璘呈其所作之“一柱楼”诗，已有怨愤之语。其未经查出之诗文，悖逆词句，自必尚多，不可不严切查究，搜毁净尽，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且正当查缴违碍书籍之时，而其子不将伊父诗文呈出，亦当治以应得之罪。至沈德潜为此等人作传赞扬，亦属非是。念其已经身故，姑免深究。该徐书已刻行十数载，不法诗文，悖逆显然，而平日竟置若罔闻，该督抚等究竟所司何事、应得何罪乎？着查明该管之县府司道各官，一并参处！　　

　 　

扬州　　

刘墉以做事堂皇正大自许，他是一面给皇上写发密折，一面就给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写发札会，这两件事做好之后，第二天在扬州知府谢启昆来给他请安时，他没有忘记对谢知府说：“前日你说东台有个徐述夔写反诗一案，我昨日也收到如皋县民投递呈词以及一本徐述夔诗集，还有沈德潜老先生为徐作的传，看过之后，我觉得应当立即奏闻圣上，我已拜发奏折，并移会督抚。你前日说你看出徐氏诗文违碍词句，你已有禀文转行布政使衙门，你做得对。”　　

谢知府一听，不觉暗惊出一身冷汗，心中又念了一声佛，连忙附和，说了一些慷慨激昂的话，以补前日在刘墉面前对这件事说得未免轻简！　　

谢启昆回到知府衙门，猛然想起狱中人犯关了已有半月之久，这牢狱里别是一个世界，《史记》上说，当日西汉的太尉周勃，做那么大的官，一旦下到狱中，还受狱卒的气呢，何况是这些乡野的草民？他忙命狱中善待蔡嘉树，不得有误！　　

谢知府在不安中过了两天，第三日上午己时，苏粮巡道陈大化持巡抚大人杨魁的委札到府，要他同赴东台，查抄徐家，听说人犯已经在扬，又命将人犯解省究办。这似乎正是预料与等待中的事。谢知府一面派员押解徐食田、蔡嘉树赴省，并禀文说明有关案卷已于前时转行布政使衙门了，一面就安排官船，定于下午申时与陈粮道同赴东台，而令飞骑刻先行，传知东台县早作准备。　　

谢知府免不了去向刘墉辞行。他实在有点畏惧这位大学士。他虽侥幸在此之前能将徐述夔书中违碍处逐一签出并禀转布政使，但他哪里想到事情会捅这样大？陈大化的到来，定是巡抚接到刘大学士的札会，不敢懈怠；还不知皇上接到奏闻，会是如何呢，他岂敢对大学士有半点侧目之处？他只是觉得畏惧、畏惧！　　

谢启昆见到刘墉，说了许多照应不周的话，又说奉抚台的命下午将赴东台，大学士这里原应早晚追随，现竟不能了，已关照同知随时来大学士这里请安、听遣，望大学士能在扬多留几日、各处指点，下官从东台完差回来，专听教诲云云。　　

刘墉并不在乎这些听起来很受用的话，但知道这是不能免的，唯有眯起眼睛来听完。他对谢知府说的，只是几句安慰勉励的话，宽厚慈爱。谢启昆告辞出来，再三回味，心中似乎反添惶惶，但总不能不可终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就躲不过，只好一面谨慎，一面听之任之……　　

　 　

江宁　　

江苏巡抚杨魁看到随解省人犯而至的谢启昆的禀札，才知道东台县、江宁布政使衙门与扬州府原来早就在审理徐述夔诗案。这刘墉，正好在扬州，怎么不预先问一声扬州府的呢？把童志璘呈词移知扬州府，由扬州府督令东台县查被告之栟茶徐氏，这才是最恰当的做法，或者先来跟他商议也行，然而这位大学士，却立即一封密折奏闻皇上了，虽然同时移会于省，但这非止使东台知县、扬州知府、江宁布政使全都陷入险境，也在他这个巡抚脸上掴了一巴掌，就连两江总督那里，也是给出了一个难题，皇上是一定要怪罪这一方所有官员吃干饭的！如此高位、如此饱学，六十岁的人了，还这样要在皇上面前抢个头功，置一方上下于不顾，真是人心倾危，令知者不寒而栗啊！　　

他是一接到刘墉的会札，就知道了事情的重大，另外还有种种不祥之感，所以哪里敢懈怠？立即就委苏粮巡道赴扬州了，为的是在北京上谕来到之前，就能把案子弄个清楚，已经让刘墉这种人乱捣一杠子去了，还能再有疏忽吗？　　

看过谢启昆的禀札，他忙令人飞传布政使陶易带上扬州知府前时转行至的东台徐述夔案卷来见他。　　

那陶易，似还在懵懂中，杨魁心中好不气恼！他暂不与陶易说话，先埋头看案卷，不一会已觉心中了然。那蔡嘉树所呈的徐氏刻书四种一时来不及细看，只把谢知府逐一签出勾划的看了一看，果然满纸抑郁、怨望与愤激，乃至狂悖违碍。这样的诗句皇上看见，岂不要龙颜大怒、兴起大狱？好个刘墉，真也有他识见不凡之处，这个头功是笃定到手了！　　

杨魁把一纸公文抽出来给陶易看，问：“这确系阁下画行签发的吗？”　　

陶易一看，是陆琰所拟在蔡嘉树呈状上的批词，以及也是陆琰草拟饬扬州府的牌文，但落在下面的画字，却是他。这惯以为常的事此时似乎意味深长起来，杨巡抚的神情语气已透出什么不妙，于是就忽有三分胆怯进入陶易心间，他听见自己畏缩似的答了一个“是”字。　　

“糊涂，糊涂啊！”杨巡抚仰首而叹，陶易一旁觉得倒不是责备他，而是为他可惜，这使他更为胆怯、恐惧了。　　

“大人！”他怯怯的叫了一声。　　

“此案卷扬州府呈现你已有数日，且扬州府之见显然与你不同，谢启昆已亲将徐书违碍语句逐一签出，你为何迟迟至今还留在手上未覆下去？是犹豫未决，还是搁置未理？”　　

对于杨巡抚这句问话，陶易竟一时语塞。　　

“你说呀！”杨巡抚有点焦怒了。　　

“是在幕友陆琰手中，我并不详知。”陶易不得不说了实话。　　

“藩台大人，你误了自己啦！这‘一柱楼’诗，学政刘墉已奏闻圣上，上谕不日即到，你我就等听宣吧！亡羊是否可以补牢，你现在一定已知，赶紧回衙去吧……”　　

杨巡抚端茶送客，陶易似欲有所求，然又觉求也无用，只得丧魂失魄，呆呆的走了，挟着那包案卷与徐书，仿佛已不过是一幽灵。　　

　 　

茶　　

扬州府狱里有狱卒告诉徐家的人，知府命狱中善待蔡嘉树，并说这是很少有的事情，让徐家的人提防着点儿。不久，食田与蔡嘉树都忽然被解往省里，事情是越来越大了！徐家的人很快把这样的消息传到栟茶家中，本已终日惶惶的徐家，更加恐惧，一股死亡的气息似乎弥漫整个徐宅。后院更无人去，“一柱楼”凝聚着不祥与祸害，成为一个浓重的阴影，笼盖徐家的一切。　　

徐首发、沈成濯二人整天不离徐家，没有他们两个，这仅剩妇孺的徐家，将不知道怎么办，但即使有他们，也无计能使徐家从这场祸事里挣脱出来，他们只是来一起坐叹、一起等待与祈求能有好转的消息。　　

徐食田还在家的时候，他二人遵照食田的意思，到“一柱楼”上选自己想要的述夔先师的遗墨与藏书，并且是能取走的都取走了，这也是食田一定要他们这样做的。他们把悄悄取走的东西，用各自的方法深藏起来，计有徐述夔全部著述、包括已刻四种书的原稿，还有连他们也是第一回见到的诗文、著述，都是徐述夔手稿。徐首发甚至发现了一个书橱的暗层，从中取出来的竟然是三部小说，一是《五色石》、一是《快土传》、一是《八洞天》，涂改甚多，显为底稿。原来那样古板方正的先师，还会写稗官小说，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还取走了徐述夔与海内名士的往来信礼，沈德潜的最多。一个名叫“钱振之”的长洲人信中提到《八洞天》已经刻板核对完毕，正付刷印的话，而那字迹却是沈德潜的。首发与成濯二人探讨：“沈”者，“沉”也；“潜”者，亦“沉”也，“钱振之”者，“沉潜”而后“振起”也，当然是沈德潜的化名，又同为长洲人！　　

二人虽因名列那四种书的校对，心中也是万分忧虑，能够脱身逃去才好，但得到先师这许多至为新鲜而宝贵的东西，还是很感欣慰的，那每日到徐家来一同忍受煎熬，似乎也就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这一日将近中午的时候，外面说知县大人骑着马，领着士卒人众从孝女坊下直奔栟茶来了！徐宅内顿时人人面如土色，二三妇人立即掩面而泣，抱作一团，都不约而同认定是来抄家的！徐首发、沈成濯这时才想到最为严重之处，于是即命一个伙计领着徐食书快逃，逃得越远越好，到外面隐名埋姓、轻易不准回来！那徐食书犹豫不决，妇人们似已明白，忙在他手中塞了些银钱，开了后门、哭叫着一齐把徐食书推进后院，叫他从院门快逃，“你是徐家一条根啊！”食书恍然大悟，立即朝“一柱楼”跪下磕了个头，就从院门走了。　　

　 　

总  督　　

军机处的行文飞马快传到了两江总督衙门，暂管两江总督高晋，署两江总督河道总督萨载二人先看了，又把杨巡抚叫来，让杨魁看。军机处的行文是写给他们三人的，大学士于敏中执的笔。于敏中将八月甲申日皇帝给军机处的上谕抄放在上面，转行给他们，要他们遵上谕严切查究，尽快详悉奏覆。　　

高晋穿着家常的褂子，神态悠然。他呷着茶，望着杨魁看文。上回刘塘的移札，他没理，既然刘墉奏闻皇上了，那就等上谕来了再说，但杨魁接到刘墉移札，想必已经理过这事了。　　

“怎么回事儿？”等杨魁看过了文，他开口问。　　

杨魁把这案子前前后后说了一遍，问：“上谕既然已到，二位大人以为该如何遵办，下官恭候示下！”　　

高晋让了一下萨载，萨载又让高晋，高晋于是说道：“你既然已经派陈大化到东台去查抄了，这一头的事我就不说了；还有一头的事。就是圣上说的‘一并参处’，你看要参哪几个？”　　

“……”杨魁一时沉吟、回答不出，他心里在嘀咕刘墉害人不浅。　　

“我看啦，有理没理，把东台知县、扬州知府、还有陶易，都革职下狱，还有陶易那个幕友，也不能让他漏掉。”　　

“是！”杨魁躬身领命。　　

“抓紧办了！我们三人先审他一审。这些官犯民犯，我看少不了要解京讯究的。这事儿小不下来了！”　　

高晋说罢也就端茶，杨魁连忙告辞。　　

杨魁走后，萨载说：“这徐述夔，倘若不被‘磨勒’出去，如果顺当，官儿怕也早就做到一品二品的了，说不定又是一个刘墉！这些汉人的读书种子，失意如狗，得意如狗，贱！要依我，从徐家送售那四部诗文当年起算，该县府以及藩台抚台任上的汉人官儿，统统查出来一并参处了！”　　

高晋笑道：“这话也是！不过既然如此，又何必那样污了你我的宝刀呢？就事论事的算了吧！”　　

二人大笑　　

　 　

陆  琰　　

陶易回到布政使衙门，也来不及找陆琰发火，吩咐了概不会客，就把自己关在书房看那包东西，从东台县将书移江宁书局的禀文看起，看到书局委员保定纬退书东台的批词与依例禀知布政使衙门的禀文，看到蔡嘉树的状纸以及陆琰在状纸上的批词，看到陆琰主草饬扬州府的牌文，看到扬州府谢启昆呈他的禀文，这案子到他衙门的所有公事都尽在此了，其间东台县的狡猾、书局委员的狗屁拿势、蔡嘉树的凶恶、陆琰的偏激、扬州府的稳练，无不在字里行间跃然纸上，分明是一场刀来枪往、关乎生死的拼杀，可是他堂堂布政使，至一个时辰之前，仍然竟如局外之人一般！而底下如何又半路杀出个刘墉，省抚如何、皇上如何，外面已经翻江倒海，他却全在鼓中如没事的人一样！可是陆琰的那些词文，却又分明是他亲笔画行！他这是陷入了何等的险境、恶境、梦境！他眼前一黑，“咕咚”一声连人带凳倒在地上……　　

陶易被人救起时，已经在地上躺上半个时辰，他是中风了，口虽能言，吐词不清。　　

陆琰闻讯而至，站在陶易床前，陶易面呈怒容，瞪着他，费了劲说出一句话来：　　

“你，送了我的命了！”　　

陆琰心中已猜知一切，他深愧陶易、无言以对，只得反而硬起来对陶易说：“藩台放心，所有一切自该都由我承当。”　　

陶易猛叹一声，把头转过，不愿再看他。陆琰惶恐，退了出去。　　

陆琰回到书办房里，坐下来写一篇自罪文，索性说是他偏袒徐氏，意欲蒙过藩台，想使重案消弭而蔡氏败告于扬州；谢知府发来审理禀覆，以及签出违碍语句之书，他如若及时移呈陶藩台，实乃为藩司补失之良机，又是他有意扣压不呈、以图翻覆。如此一切作为，皆他一人之私意，非关藩台及任何他人，若有获罪，理当由他一人承担。自究其因，实因他本浙江石门人氏，而五十年前之吕留良亦石门人，今徐述夔俨然又一吕留良，是以他情偏徐氏而甚恶蔡氏，存心消弭重案并使蔡氏受挫也！　　

陆琰就命人将他这一篇自罪呈送巡抚衙门，而后将自己反关在廨舍内待罪，令藩司衙门差役将他当人犯看守。　　

　 　

抄查　　

徐食书未能逃走，因乡董早已接到知县密令，着人暗中看住了徐家。涂知县到时，徐食书也正好被拦回。涂知县一看，这徐食书与其兄徐食田容貌仿佛，不过岁数更小一些。他问：“你今年多大了？是几月里生日？”徐食书回答：“今年十七岁，二月里生日已过。”涂知县讶然叹息，不觉朝徐食书那柔弱的脖子望了一眼。　　

百姓们远远的站着朝徐家这边望，不敢走近。涂知县站在徐家门口大树下，一切皆已布分停当，他只如一个局外之人在观看似的。　　

差役们进去，先将徐家男妇大小逐一查点，用绳子串成一串，押到门外，都令坐地，不许哭叫说话。接着便是抄家，有几个书办持簿与笔随后作记。过了好长时间，里面有人出来禀告知县大人说：“箱笼书籍家什俱已逐细查明，登记在册，请大人进里过目。”涂知县这时才进去，各个房间略看了一看，随即就由书办贴上了封条。其后，来到“一柱楼”面前。涂知县一望，是一座普普通通二层木楼，不知为何叫做“一柱”，想必是徐述夔以栋梁自许，自比天地一柱以命名耳。　　

“大人，楼下停有棺材一具，里面是徐怀祖尸体。”　　

“为何不下葬？”　　

“徐怀祖死后为父看守书房。”　　

涂知县听了默然了一会。　　

“进去！”他忽然喝了一声。　　

“一柱楼”的格子门就被推开了，涂知县望去，那棺材却如卧虎蹲守。　　

“撤去灵牌供桌！”　　

供桌被抬到院子里，推倒在地，灵牌滚入草中。再望那棺材，也就仿佛如被降伏了一般。　　

涂知县一抬手，众人在前头引着，进了“一柱楼”，登楼而上。楼上窗户四面俱有，都已打开，凭窗而眺，平原尽收眼底，涂知县点头不语。楼上杂物狼籍，见出久弃不用。所有书籍之类，皆已堆放桌上，书橱一空。　　

“有关已刻与未刻著述，以前都已缴县，这里都是常见之书，其它未有发现。”书办捧着簿册禀告知县。　　

涂知县把头点点，书办即命人将书堆贴上了封条。　　

涂知县仰起头来，四面看看，说书橱顶上的木板是两层，命揭起来看。原来书橱顶上都另外盖有一块木反，是底朝上坎着的，正面都刻有字，并且油漆、彩描过，计是：　　

白云深处       一块　　

笔炼阁         一块　　

五色石主人     一块　　

蘧堂           一块　　

一柱楼         一块　　

字体古拙，刀工圆熟。那字体好生眼熟，涂知县灵犀触动，忽然想起：这些字都是大名士沈德潜写的。　　

涂知县命人将五块木板竖起在书橱顶上，玩味了一会，也就离去，即命封楼。　　

接着抄查的是徐首发、沈成濯两家。　　

　 　

革职　　

陈大化、谢启昆的官船由瓜洲东行，经泰州，到东台。　　

涂跃龙禀告栟茶有关三家人口、房财、书籍俱已查点；人口现押在县狱，房财书籍已封，至于徐述夔著述，已于控时缴出，未有新见，而徐首发、沈成濯家除有徐书已刻之四种外，别的无有发现。二位大人一路劳顿，且歇一日，明天再下乡去看吧！　　

陈、谢二人都说在舟中数日闷足了，正该走走，不如即刻下乡，回头明天讯审人犯。　　

于是一路官船浩荡，三十里水路，到孝女坊上岸，改为乘轿。三乘官轿，一队士卒人众，出现在栟茶秋野，逶迤前行。　　

到得所在，把县衙的封条揭掉，让陈粮道、谢知府一一过目，书办于一旁手持簿册、随时听问。看过之后，贴上扬州府的封条。　　

在“一柱楼”上留连有顷，谢知府笑道：“原来如此！”　　

陈大化说：“假使我等当年不第，回到家中，自然也无非书房一间、乱弄些笔墨而已。只是这徐某，既写了那些违碍的诗文，还又任其留在身后，全不虑及子孙的祸福，对自己的笔墨，也爱得太过了！”　　

三人叹息一番，下楼而去。　　

第二日在东台县衙大堂，提讯徐首发、沈成濯。陈大化说要查出徐氏其它著述，比如在《徐述夔传》内提到的《五色石传奇》，只在这两个人身上。于是不免用刑，但那徐首发、沈成濯二人，无论怎样用刑，也不改口，都说别的著述，他们没有见过，又说他们不过是幼小时从徐述夔读书，以后并无往来云云。这一条也就难以再讯问下去。　　

陈大化盯着徐首发、沈成濯二人名字，放在嘴里连起来默念，“首发成濯、首发成濯……”心头火光一闪，把惊堂木猛一拍，问：“你二人的名字是何人所取？”　　

徐首发：“草民初生时发长，乳名发儿，九岁时从徐述夔读书，徐述夔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故为我取名首发，字受之。”　　

沈成濯说：“草民原名沈埙，《孟子·告子·上》曰，‘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徐述夔引用这句孟子，说，‘濯濯者，光秃也。明朝是有头发的，如今剃了头，就是濯濯的意思。’于是为我取名成濯。又说‘埙’者，‘圆’也，‘成濯’以后就是圆圆的了。”　　

三位大人不由有点发笑。　　

陈大化把惊堂木又一拍，说：“徐氏刻书，你二人列为校对，你二人的名字列在一起，连读就是‘首发成濯’，这不是有意叽嘲我大清剃发之制吗？该当何罪？”　　

徐首发沈成濯二人说：“列为校对，是因尊师，至于连读叽嘲，实为不知。”　　

审过人犯，三位大人堂后用茶，涂谢二人盛赞陈粮道从二犯的名字上审出了徐述夔又一条悖逆。三人谈起“首发成濯”，不觉又哑然失笑，说这徐述夔，怨毒如此，性情激烈可知，真是一条夔！　　

于是，也就到了给巡抚写禀文的时候。由谢知府就在书办房里起草。　　

晚上，涂知县到谢知府处看望并闲聊，这才知道他二人到东台来查抄，虽然是奉巡抚的差命，缘起却是如皋县民童志璘携《一柱楼小题诗》到学政刘墉那里呈告，刘墉于是移文督抚。　　

“这童志璘，我知道，他是蔡家的内亲。”　　

“原来还是蔡家！”谢知府也才明白。　　

谢知府沉默一会，对涂知县说：“刘墉不但移文督抚，还发了密折奏闻皇上。估计上谕不日就要到江宁了。”　　

“啊！”涂知县不觉吃了一惊。　　

“你我还当小心！”谢知府看了一眼涂知县。　　

“是！”涂知县已用手帕在抹额头。　　

第二日，三位官员一起用了早点，到书办房里用茶时，陈大化看了谢知府写的禀文，提笔画字，谢知府在后面也画了字，由涂知县交驿飞送江宁。　　

陈大化说要起程了，涂知县说吃了中饭再走，陈大化说：“中饭是不吃了，只是有一件事，要委屈二位”。　　

涂、谢二人愕然。　　

陈大化从袖中取出巡抚衙门签发、两江总督衙门加签的一道公文来，说“刚刚送到的。”递给他们二人看。　　

二人看过后，颤抖着手，从头上除下帽子，自已摘去了顶戴花翎。　　

　 　

解京　　

徐食田在省狱牢房里已蹲有八天。解省之后，也不知是个什么官儿，把他提讯了一回，他不过把田产纠纷说了一遍，至于祖父著述、父亲刻书，这些事他并不详知，他从小是学生意的。他想，这事情能闹多大呢？他并没有犯法。他痛恨蔡嘉树，但他也好后悔，当初若是答应了蔡家这门亲事，把那一圩田任凭蔡家赎去，不就没事了吗？皆是听了那个客人的话，如今眼见得是走到绝路上来了，由县而府，由府而省，越闹越大，不知如何结局？何时结局？假使时光可以倒转，他必以田换亲，并清理“一柱楼”，把祖父留下的那些毫无用处、只会惹祸的著述并所有藏书，全都付之一炬，楼上堆放货物，多少是好！可是迟啦，好像一切都已太迟了……　　

使他万万想不到的是，第九天将近中午时，只见狱卒押来一个人，他倒并未介意，然而却打开他的牢门，把那人推了进来，一看，却是他的弟弟！弟弟初时也不知是他，这下子都认出来了，真是又惊又悲又怕！“食书！”“哥哥！”弟兄二人不觉抱哭在一起。　　

“都来了！全家人都被抓来了！祖母、母亲、嫂嫂，还有寿男、福男。她们关在女牢里，就在对面！”　　

也就是说，连他的一个三岁的娃，一个一岁的娃，都进了省狱，是要满门抄斩吗？他瘫坐下去！　　

“哥哥，命啊，认命吧！”　　

弟弟倒来劝他，他只有任凭泪水流淌……　　

涂跃龙、谢启昆二人被投进省狱专禁罪官的地方。进了牢房屋子，抬头一看，里面已有二人，一个坐着，一个睡着。那睡着的人先把他们认出来了，“是你们二位啊，我是陶易！”原来是藩台大人竟也革职待罪了。　　

“二位大人是谢知府、涂知县吧？都是我连累了你们！”坐着的那人站起来对他们说，“我是陆琰，是我写的批词与牌文，我害了陶大人了。罪都在我，我情愿一死尽领其罪。陶大人病了，是中风，皆因气恼我而起。”　　

“你请坐吧，但愿大家都不碍事才好。”谢启昆不无责备地望了这位幕友一眼，就走到陶易铺前，“陶大人，你的病不要紧吧？”　　

陶易口词不清地说：“还顾什么病不病的呢，只怕要杀头啊！把我抬到这个地方来，我就知道是上谕下来了，这事情闹大啦！”　　

谢启昆虽然心中还有所自恃，听了陶易的话，也不觉两腿发软，一声不响在铺边坐了下去。　　

涂知县在一边没有说话，他在想：当初若是他不把徐述夔的著述推向江宁书局，而是作出讯断，按级禀报到府，一切大约也就不会这样。可是他不敢、也不必把他当初的那个心眼说出来，他还是装糊涂装到底吧，他真是一个涂知县啊！　　

以后，他们在省狱蹲了有十天，免不了接受提讯，还要写供词。那陶易最苦，被抬出去受讯，回来手抖不能写供词，又赌气拒绝陆琰为他写，就口述、由涂知县代笔。　　

九月中旬，秋风渐冷，“一柱楼诗案”所有民犯官犯，被提解送京。　　

徐食田一家上了一挂槛车。全家终于团聚一处，相见之下，疑非人间。念及遭此大变，实在是做人做到了最惨最苦的地步。而乡野之人竟能赴京，并如此郑重解送，哪怕是去杀头吧，却似乎又成了一生的“荣耀”！　　

四个官犯槛于一车。事情到了提解京审，可见皇上的震怒。陆琰自知必死，陶易担心皇上拿他杀一儆百，即使是谢启昆、涂跃龙，也拿不准进京之后能否生还。　　

谢启昆想起十七年前，他赴京应试，朝考第一，做了状元，选为庶吉士，在京三年，又授为编修，那是何等春风得意！可是如今，却是坐在槛车里解京候讯，人有这样大起大落的么？而他实无过错，狂澜之来，卷入其中，真乃在劫难逃！　　

那陶易与涂跃龙，京城去过一回，是中举之后考进士，但不第而还，后来仁途还顺，怎料想第二回进京是这副模样？比起当年名落孙山，又何止惶恐万倍？他们与京城，是这等没有好缘份！　　

陆琰本是闯南走北的人，京城常去，但一颗脑袋大约要丢在京城，又岂能想到？　　

人生在世，做官在世，是什么呢？他们一致叹道：是梦！　　

还有一挂槛车里，乃杂色人等，他们是：首告之人蔡嘉树；陆续拘捕到案的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栟茶盐场大使沈澜，东台县书吏金长五、倪锦。　　

那蔡嘉树蜷缩于一角不敢动弹，仿佛知道每一个人都想把他活生生吃掉，因为事情闹到这么大，皆由他一人之私愤所起。而保定纬、金长五、倪锦三人，直接是他状纸上说书局与县衙书办受贿捏称徐食田自缴其书，这才被捕，故对他之恨是不待言的。　　

沈澜是栟茶盐场大使，七品官，等同知县，事情既出在栟茶，案中之人就不能少了他，所以也革职捕入归案，以备京审。　　

他们不免望着蜷缩一角的蔡嘉树而叹道：晦气！　　

三挂槛车，前有开道，后有押送，颠颠簸簸，在往北的京城道上而去。　　

　 　

上谕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辛已日）　　

事情虽多，乾隆皇帝还是分出大量精神关注徐述夔诗案。至十月辛已这一日，他给军机处的谕旨，已不下十道，大约还得再下十道，要着意递加叮咛，牵着军机大臣们，借徐述夔诗案在全国各省卷一股旋风、下一阵暴雨、荡涤一番。　　

他即位以来，常感全国就是他的身体。比如这徐诗案，从接到刘墉奏折，他就感到呼吸不畅，他所下的每一道谕旨，不过是他所作的挣扎，为的是让自己的呼吸获得畅快。并不是他要与这区区草间死鬼相搏，而是这区区鬼魅虽死，却在遥遥处冥冥中念下咒语、布下鬼阵，让他头疼、令他窒息，欲置他于死地。有谁能看到他为了那几句逆诗连下谕旨，不以为刚暴、却以为出于柔弱的吗？那就是他的第一知已了！　　

看到军机大臣阿桂的奏折，他得知：徐述夔诗案的民犯、官犯无一遗漏、都提解到京了。他不觉就伸出一口气来，胸膈间起一阵畅快！自八月甲申日，他就此事下第一道谕旨以来，已有一个多月过去，江宁、扬州、东台，虽数千里之遥，栟茶虽芥豆之微，他视之如在庭外，运之如在股掌，此不亦快哉！　　

对徐述夔诗案如何处置，他早已成竹在胸。看到军机处转来江苏奏闻，说官民人犯俱解到省，徐述夔家已经抄查，又新讯出“首发成濯”之狂悖，他于是下旨命将人犯、案卷、逆书解京。这件事已经到了收尾之时，也是到了他能够又一回畅畅快快叫喊于天地之间的时候，让天下看一看王者之怒吧！　　

他提起朱笔疾书，写出以下的文字：　　

谕军机大臣等……徐述夔所作逆词，狂悖显然，刊版已久，该抚并未预行查出。及被人告发，陶易尚欲为之消弭。若非刘墉据实具奏，几至漏网。其诗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显有欲兴明朝、去本朝之意。而其余悖逆词句，不可枚举，实为罪大恶极。今提犯解京，命廷臣集讯，定徐述夔等以大逆不道之罪，律陶易以故纵大逆之条，以正人心而肃法纪。此因实有逆词足据，故不可不办也……至其诗集各种，刊刻已久，流传各省，自复不少。着将所有应毁各书，开单传谕各督抚，留心查访，如有逆犯“一柱楼诗”等项刷印之本，及或有翻刻板片，均着即行搜出、解京销毁。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　　

　 　

乡野　　

自从徐食田全家老小，以及徐首发、沈成濯二人被押解而去，并传闻知县与知府大人刚离栟茶，就在县衙里被革职查办了，俱已解往省城，后从蔡家人的嘴里又传出说，就连省里的藩台大人也由于查办徐述夔不力而革职下狱了，这都因为皇上已经有了圣旨……栟茶白天就像死了一样，很少见有人走路，入夜，乡野就像什么似的悄悄蠕动起来：先是火，这里那里，隐约可见或大或小的火光，有的在屋里，有的在屋后，有的在荒地里，还有的人家烟囱里一直在冒烟，乡野之上飘荡着一股焚烧书籍纸张的气味，刺得人脑门子发疼。如此接连数日，后来，火光不再现于栟茶的深夜，于是夜更显得漆黑一团。但这数日的夜火，有如会蔓延的一般，渐渐向远处烧去，十里、二十里、三十里……不知又烧了几日、几十日，方才渐止。　　

夜里除见这些神秘火光之外，又见人影的移动和脚步的匆忙，而串场河边不时就有一条船悄然离去。当白天来临时，小心翼翼走出来的人就会发现：又是一户姓徐的人家关门落锁、远逃他乡了。　　

那些夜里悄然逃走的姓徐人家，没有一户是从孝女坊这条大路走的，他们都避开了那暗夜中耸立的孝女坊，循着从范公堤上滑下的那无数条小路登上范公堤、走下串场河，升帆而去。他们将隐名埋姓，并且不敢说自己是栟茶人。　　

徐首发、沈成濯两家好多天大门紧闭，也没有人敢去看他们。两家人全像受了禁锢待罪等死一样不敢出来。有一天夜里，是一个本家兄弟敲开了徐首发家的门，对他们说：“姓徐的都逃光了，今晚我一家也要走了，串场河边天天晚上有船！你们还不走，在等什么呀！首发已经解到京城，只好听天由命啦！”匆忙说了这句话，就闪身出门走了。徐首发一家如梦方醒，连夜打点行李，但仍因等待首发的消息，就让祖母与母亲留下看家，其余儿子、媳妇与孙子俱皆逃走。　　

徐首发妻子大着胆走敲开了沈成濯家的门，劝他们也像这样，留下老的，让小的都逃走！这两家就是最后逃走的两家。　　

官司虽然显见是打赢了，但蔡嘉树、甚至蔡安树、蔡耘田家的人也不敢随便出门，不但未晚就早早把门关了，即使白天也不大开门。他们没有想到官司闹到这么大，他们也像坠入了恶梦，有另外一种恐惧笼罩着他们，比徐姓人们感到的恐惧更深。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打赢官司的快乐，他们反而难以高兴、不会高兴了。　　

蔡嘉树的八十岁老母天天在菩萨面前烧香，“菩萨啊，不能死人，不能死人啊……”　　

　 　

廷臣　　

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阿桂，字广庭，号云岩。他虽以父荫授官，却以军功升迁，由正蓝旗升改正白旗人，并且已经到了如今的高位。他被皇上视为满族大员中文武兼备的朝廷栋梁，他可半点也不敢自得、轻狂，他是最会领悟皇上的深心、顺着旨意办事的人。乾隆四十三年的这一年，皇上是六十六岁，他是六十一岁，这年岁上的接近，也是他与皇上的缘份。皇上的龙体、他的贱躯，都硬朗得很（皇上有三十六个妃子，他有十几个小妾），他相信他少说还有二十年要伴着乾隆爷！当然，皇上是万岁、万万岁的。他这是想在心里的话，自己好有个数儿！　　

徐述夔这案子，刘墉的密折他不好先看，但皇上八月甲申日的旨谕一下，他也就把这事情的深浅、以及皇上胸中的成竹，全看到、全领会了。所以，自八月以来，两个月之中，这事情上他没有敢打个盹儿！如今人犯、案卷、逆书，齐齐整整提解到京，这全是皇上连下旨谕催得紧，而他领班儿的军机处，敢说，也没有叫皇上着过急。这鱼网儿是一把一把按照皇上的意思收拢起来、一网打尽了！　　

现在，他接着皇上这道十月辛已日的圣谕，心里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儿到了。他仿佛看见官至一省布政使、也享过几天荣华的陶易，被那粗鲁的刽子手一刀砍下头来，那无头的光身子像一口被割了脑袋的猪！按照皇上旨谕，陶易在江宁的家也查抄了，人口正在押解到京，不知这个陶易家中有几多女眷？每当斩抄这些大点的官儿，那女眷的没为旗奴就是件热闹的事儿，也是件难弄的事儿，好的谁不想要呢？这规矩是哪位祖宗立的，不知道，但也不是咱大清朝立的，少说明朝就有啦，让罪官的妻妾女儿转营呢，够蹂躏的！　　

其实，徐述夔这案子，已经明明白白的了，也就这么回事儿，也就这几个官犯民犯，皇上说一声怎么处置，不就行啦？可是不！皇上说，“命廷臣集讯”，这才更叫郑重、更叫威仪、更叫治天下！　　

可笑这徐述夔，竟然跟他同为乾隆三年的举人。四十年过去了，如今他是什么情形儿？徐述夔又是什么情形儿？还能同日而语吗？孔夫子说得对嘛，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既然是读书种子，怎么就没弄懂这两句至理名言？自己抑郁一世不说，还写下逆词遗祸子孙，能讨什好儿了？算啦，这诗案也算让徐述夔名垂史册了，皇上写这么多圣谕，军机大臣们跟着忙乎，这不就是史吗？要不然哪里知道有个徐述夔？也是，当年“磨勘”了他，是有点委屈，他不服，一股恶气，埋到地下十五年了，还冒出来惊动天地，为政者还不可不鉴之呢！　　

他要做的事情：一、把圣上十月辛已这道旨谕有关意思飞传江苏，让杨魁即办；二，传谕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等九卿，明天起每日齐集刑部会事，阅看徐述夔案卷、集讯民犯官犯，然后依律拟罪；三、将九卿刑部所议会奏皇上，请旨置处各犯及其它事宜，了结该案。　　

　 　

斩决　　

早晨，陆琰打了一盆水喊陶大人洗脸时，发现陶易已经僵硬，下巴翘起、两眼未闭，样子甚是怨愤。陆琰愧疚之情山崩海倒，号啕大哭。谢启昆、涂跃龙闻至，默然站立，悲戚之意别有不同，面有恐惧之色。　　

那陶易的尸体被狱卒不知抬去何处，牢间里好像一下子空了许多，却似有一团暗色从陶易卧铺那里冉冉升起，正在布满牢房，那是死亡的阴影。　　

他们三人六目相看，谢启昆与涂跃龙都从陆琰脸上看出了死色。那陆琰过去甚是话多，陶易死后，便一句话也没有，他所想的，大约也只有一个字：死。　　

二十九日这一天，狱官带着狱卒来提陆琰时，陆琰从容镇定，对涂、谢二位说：　　

“今日必是提我处斩，我早已只求速死，以谢诸公。不过我有一句话要说，我没有错！”　　

说罢，走出牢房就缚。谢涂二人的嘴似乎想张开的，但终于一句话也没有能说出来。他们有点呆痴似的站在那里目送陆琰被押去。　　

在另一处牢间。当狱官带着狱卒以那股气势走到时，牢间里的四个人都知道不妙，互相惊恐看了一眼，一齐站了起来。　　

“一个一个的出来！”狱官打开了牢门。　　

徐首发第一个走了出去，狱卒们立即把他反绑起来。　　

“快，下一个！”　　

沈成濯不再犹豫，大步走出，也立即有一根绳子把他反绑得结结实实。　　

“还有，出来！”　　

徐食田把弟弟往后一推，自己走了出去，他也被反绑起来。　　

“还有你，也出来！”狱官还是吼。　　

“放了我弟弟吧，他还小！”徐食田绝望地哀告。　　

“放了他？哼，皇上的圣旨，一一写着名字呢，算你们的福气！”　　

狱官一语才了，徐食书已经毅然走出就缚。　　

两挂马车，装着两个死囚笼子，一个里面是徐食田、徐食书、沈成濯，一个里面是陆琰、徐首发，前后左右兵卒将官刀枪耀日，押经闹市口。陆琰之外，徐食田四人是第二回看到京城的街与人，第一回是他们被解到京的那一天，他们睁大了眼望着，似乎想把京城好好记住。他们的目光掠过路边观看他们去杀头的京城的百姓，他们看到的是好奇、恐惧与同情，这些使他们似乎暂时忘记了他们自己，以至不时竟有很天真的神情流露。　　

“哥哥，沈伯，我们总算能死在一起！”徐食书说。　　

“死了之后，一起回去！”沈成濯说。　　

“一起回去！”徐食田说。　　

然后他们陷入了各自的沉思。　　

在后面一个笼子里，有这样的对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徐首发。”　　

“噢，前面的三个人是徐食田、徐食书、沈成濯。”　　

“是的。你大人是？”　　

“我是帮你们说话的，皇上让我跟你们一起死。”　　

“唉！”　　

当五个人犯一排儿跪下时，在陆琰身边忽然抬来一把铡刀，陆琰正在惊惧，两个士卒却抬来硬梆梆的一个人，把那人的头仰搁在铡刀口上。陆琰一看，是陶易，死时未瞑目的双眼已经闭上。死了也要问斩，朝廷狠啊！　　

“陶大人！”他喊了这一声，就低下头去等死。　　

徐食田，家藏其祖父徐述夔所著逆书不举，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斩。抄没家产，其徐述夔妻缪氏、徐怀祖妻陆氏、徐食田妻沈氏与徐食田子寿男、福男，皆没为旗奴。　　

徐食书，以徐述夔之孙，依缘坐律，律云：“正犯之子孙兄弟，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斩”，斩。　　

徐首发，沈成濯，听徐述夔之命取逆名，又列为徐逆书校对而不举发，照大逆知情隐藏律，斩。　　

陶易，身为藩司大员，于逆书不亲加检阅，详送督臣奏办，乃欲反坐控告之人。照故纵大逆者斩律，斩。抄没家产，妻妾子女没为旗奴。　　

陆琰，以布政使幕友而乱作批词与牌稿，颠倒是非，有心消弭重案，照故纵大逆者斩律，斩。抄没家产，妻妾子女没为旗奴。　　

五把大刀片子一齐举到半空，五道白光往下一闪，似有风声掠过，五颗人头就像脖子是烂的一样被拨落在地，五条血柱却猛地喷出，一般儿高、一般儿远、又一般儿齐齐坠地，腾起一片血花血雾，而后只见鲜血满地乱流，那五个身段子都还好好地跪着没倒，一齐往外滴着余血，如山的看客忽于奇寂之中发出叫好的吼声！与此同时，那边铡刀狠狠铡下，一颗人头从铡刀下蹦了出去，却不见有血喷出，原来那是个死人，该斩的罪是不能饶的。　　

　 　

流徒　　

陆琰被从牢里提出之后，又关进一个人来，只见那人近五十岁，满身风尘、疲惫不堪，涂知县端了一碗水送去，那人接过一饮而尽，口中道了谢。一问，他叫黄斌，但原叫毛澄。于是涂、谢二人都想起来了，徐述夔《和陶诗》的跋，就是一个叫毛澄的人写的，文笔甚佳。原来如此！　　

十五年前，毛澄在当时栟茶盐场大使姚德璘衙门教读，应徐怀祖之请，为其父《和陶诗》作跋，当时姚德璘也应请为《一柱楼小题诗》作序。乾隆二十九年姚德璘因为盐务的事被参革，毛澄也随其回到原籍湖州。姚德   璘后来把他推荐给甘肃一位做官的朋友，他从此先后在甘肃、陕西作幕友，改名黄斌，今年刚刚中的举人，不想忽然被锁拿解京。　　

“朝廷追踪寻迹的捉拿我，一定费事不少！”毛澄竟作如是的感叹。　　

“这多年，你知自己有罪吗？”　　

“不知。作跋的事情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当时也只是玩的个热闹，没有细看那些诗。”　　

“那么姚德璘呢？”　　

“他死掉多年了。”　　

三人默然。不言而喻的是倘若姚德璘不死，这牢间里就会又多一个人了。谢启昆说，还有一个扬州府兴化县的王国栋，是为《一柱楼编年诗》写序的，一直没见归案，大约也是已经死了。　　

“唉！”三人终于同叹出一声。　　

不日之后，一个刑部官员与狱官一起来到牢间，对他们宣告了大学士阿桂与九卿及刑部集议、皇上降旨，对他们的判处：　　

谢启昆，扬州知府，于徐述夔诗案发时，虽转行藩司文内无偏袒语，并能将悖逆词句逐一签出，但迟延半月之久始禀报上司，乃属迟缓，怠玩。着从宽，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即日解送黑龙江漠河军台。　　

涂跃龙，东台知县。于徐述夔诗案发时，未能即行查究，推诿江宁书局，坐观重案拖延，几致消弭。首鼠两端，居心何在？着杖一百，徒三年，即日解送伊犁。　　

黄斌，即毛澄，陕西举人。在东台教读时，为徐述夔逆书《和陶诗》作跋，备极赞扬，实为附逆，后窜甘肃、陕西。所从宽发落者，其跋言中有“先生生际圣朝”一语。着革去举人，杖一百、流三千里，即日解送海南岛。　　

一一宣布之后，三人谢过皇恩，俱低首无言，所幸能免一死，所慰将出牢狱，而所叹前半生已然如梦，如半生不知如何，都轻轻呻出一口气来，心中念佛。　　

三人即被带出牢狱。　　

出了大门，眼前宽亮，遥遥望得见紫禁城。谢启昆不觉朝着紫禁城那里跪了下去，三人俱皆跪下磕了一个头，就各随解官而去。西风在他们脚底卷起一团京城的灰沙，弥漫了他们的身影。　　

又：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栟茶盐场大使沈澜，因未阅书籍，乃予开释，仍回原任；东台书吏金长五、倪锦，经查明实无受贿嘱事，均予免议，着回东台县衙留用；而原告蔡嘉树，控徐食田贿嘱书吏，经审虚，又早知徐述夔逆书不即举首，因争田产挟嫌告发，其心为私而非为公，若无涉讼之隙，彼乃隐忍不言，原不能无罪，因办逆案，不必究及原首之人，从宽免议，开释遣返。　　

　 　

戳尸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宫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奉旨与江苏巡抚杨魁专程前往东台县栟茶乡。官船在串场河孝女坊那里靠岸，乡董乡绅们焚香接官。蔡家亦于道旁设果茶、焚香，蔡瑚代父伏跪在地，蔡安树、蔡耘田亦跪伏于后。官轿与士卒人众未作停留，浩浩荡荡直奔焦家林徐氏墓地而去。　　

徐氏墓地已有县同知领着八个民工并两个刽子手在等候。徐怀祖之棺已预从徐家抬出至墓地，放在徐述夔墓前。　　

三丈开外摆下了两把太师椅，以备二位大人歇坐。　　

士卒四布，警戒四方。　　

杨魁领阿弥达走至徐述夔墓前，众皆退至二人身后。　　

“大清紫禁城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宣旨！”　　

杨巡抚威严发出这一声宣叫。　　

阿弥达从怀中取出圣旨来，对着徐述夔墓与徐怀祖棺材宣读：　　

“大清乾隆皇帝四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大学士九卿等得旨：逆犯徐述夔，编造悖逆诗句，其子徐怀祖，刊刻徐述夔逆书，排列‘首发成濯’逆语为校对，其徐述夔、徐怀祖俱着照大逆凌迟律戳尸，其家人照律或斩或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其家产入官。即派乾清门侍卫阿弥驰驿前往东台县，会同该抚杨魁监视办理！钦此！”　　

着从二品鲜艳服饰的阿弥达，大约三十岁人，一口纯正脆崩的京腔震荡旷野，余音铿锵飞向草荡、飞向不远处的黄海海天。冷风劲疾，其势萧杀。　　

“扑碑，开墓！”杨魁喝令。　　

徐述夔墓前的碑被刽子手上前挥动铁榔头两下子打得断成几块，民工将碎石移抛一旁，随即执大锹捣碎墓砖、开挖坟墓。杨魁请阿弥达一起到太师椅上坐下观看。　　

不一会，坟土全部掀开，民工带绳下去，四支大杠、八个人把徐述夔那棺材渐渐抬了上来。好大一个黑漆棺材，粘着潮湿黄泥，赫然昂立，好像带着一股桀傲不拔之气，从深埋十五年的地下爬出来，正虎伏着喘气，马上会像一头庞大而阴冷的黑虎腾空而起、猛扑过来。　　

阿弥达眨巴着眼睛，让自己定了一下神，在杨魁陪伴下近前看那棺材前头的字，写的是：　　

戊午科举人拣选知县徐孝文赓雅之柩　　

县同知在一旁解释说：“戊午，是四十年前那一年的年干支。拣选知县，是因有了举人的资格，故可以此美誉。但徐述夔既然断了前程，也就永无拣选之时，按照他的悖逆性情，他倒也不会以此自许，这是后人所加。孝文者，也是后人私加，犹如谥号。赓雅，是徐述夔的字，按东台方言‘耕野’即读为‘赓雅’，却是暗合其运，一生草野而己。为何棺上用字未用名，因对平辈或尊长者不称名、只称字，徐述夔死后是其子与友朋葬之，当然如此。”　　

阿弥达听了觉得有趣，又觉得鄙视，笑道：“哈哈，鬼名堂！”县同知唯唯而退。　　

杨魁抬手示意后退，喝令道：“开棺！”　　

民工中本有四个木匠，拿出家伙来，“嘣嘣”在棺上一阵乱响，两具棺材的盖子俱被“吱吱”掀开，抬弃一旁。　　

阿弥达站起就要去看，被杨魁止住，杨魁示意知县与同知二人先去观看。二人小心伸着头把棺材里看过了，禀告说：“棺内是徐述夔父子尸体，请二位大人监看！”　　

阿弥达与杨魁走过去拿眼睛朝徐述夔棺里一望，只见尸身僵而未化，纬帽及袍褂颜色旧坏，尚未毁烂，倒是大清朝的衣冠。又看徐怀祖，尸身亦完好未化，因年代尚近，衣帽仍鲜，也是大清朝的衣制。　　

“原来还没有敢穿戴明朝衣冠，否则，十族皆灭！”阿弥达对杨魁说。杨魁把头直点，连声称是。　　

杨魁又示意阿弥达后退，然后命道：“把尸身抬出，剥去衣冠，检查身上与棺内随葬何物。”　　

这是刽子手的事了。不一会，徐述夔、徐怀祖的尸身就被拖出棺材，置于地上，剥得剩下内衣内裤，直挺挺不知冷风之萧瑟。经知县与同知检查，徐述夔衣冠内、尸身上与棺材内皆无随葬之物，而徐怀祖棺材内有徐述夔著述一套四种，尚未毁坏。　　

“枭首！锉尸！”杨魁发令，其声微颤。　　

刽子手把徐述夔父子两人的首级铡下，装进一只麻袋；再把两个尸身铡成一截一截的，然后捧着这一截一截的尸身走出百步之外，弃于四面旷野。　　

“焚棺！”　　

柴木在棺材两边架好，点上了火，剥下的衣冠被扔进火中。不一会，因棺材漆厚，易于着火，两个棺材突然烈火大作。　　

“打道回衙！”　　

官轿与士卒人众复又浩浩荡荡而去。两个刽子手抬着那麻袋走在最后。两堆大火在旷野上就着风势呼呼剧作，发出噼啪爆裂之声。至夜晚很久，远远犹见殷殷红光。　　

徐述夔、徐怀祖的首级，被悬挂在东台县衙门口两根杆子上，示众十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午时收下焚灭。　　

　 　

夺  谥　　

不日以后，巡抚与乾清门侍卫所率的庞大人众，另有苏州知府、长洲知县等人众，出现在苏州葑门外姜家村沈德潜墓地，面对着沈墓面前的一块大石碑，那上面是一篇长长的祭葬碑文，颂扬着沈德潜的品行文章，略论了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述说了他的“诗贵性情，亦须论法”的诗论，记叙了他一生的主要著述，如《竹啸轩诗抄》、《归愚诗文抄》以及《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和《古诗源》，描绘了他于乾隆四年中进士的时候，如何得到皇上的特别召对，他如何以年高辞官、获赐礼部侍郎加尚书衔、回籍食棒，等等。　　

阿弥达面对沈墓宣旨：　　

大清乾隆皇帝旨曰，故礼部侍郎加尚书衔沈德潜，为逆犯徐述夔作《徐述夔传》与《墓志铭》，称颂其“品行文章皆可法”，一一条列其著述以扬于世，而徐逆著述，实多狂悖愤激，至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朝”、“大明天子重相见，但把壶儿搁半边”之类大逆无道之语，亦足称扬耶？其沈德潜实负本朝之恩。着将所有官爵及官衔谥典尽行革去，其乡贤祠牌亦一并撤出，并派乾清门侍卫阿弥达驰驿苏城，会同该抚，扑毁祭葬碑文，监看磨毁字迹，并将石移弃他处，以昭炯戒！钦此！　　

杨魁令下，几个民工挖开墓碑基土，一根粗大麻绳套上碑首，一声发喊，那碑往后仰倒，随即有二石匠持榔头錾子俯身碑上，一行一行凿去其字。阿弥达与杨魁遥坐一侧监观，石屑石粉起处，但闻铁石叮当之声。随行人众士卒皆肃立无语，却有清亮婉转鸟鸣，自墓后林间传来，颇注人听。　　

凿毕，苏州知府与长洲知县先去验看，然后禀请侍卫大人、巡抚大人验视，果然那一行行工整秀雅的文字变成一条条参差不齐、粗糙泛白的凿痕。　　

“移弃他处！”阿弥达朝碑石啐了一口，把手一挥。　　

六个民工用三支竹杠抬碑石至百步之外，撂在枯草丛中。　　

一声“打道回衙”，官轿人众浩荡，离开了姜家村。第二天，这浩荡的一队到了长洲，在乡贤祠前把圣旨复宣一遍，由知县进祠，捧出沈德潜牌位，放在一小堆柴草之上。　　

“烧！”阿弥达下令。　　

火点着了，柴草燃烧起来，火苗爬上牌位并且把它也烧着了。火势由小渐大，又由大渐小，牌位成了一块黑锅巴似的蜷缩在那一小堆柴灰当中。沈德潜的儿子与长孙皆已死，另有从十九岁到九岁的十三个孙子皆遵命站立一旁，看着他们祖父的牌位如此庄重大作如是烧毁。　　

　 　

百年　　

串场河畔的孝女坊在栟茶乡野又矗立了有一百三十三年，当辛亥光复 的白色旗帜在东台县衙前的高旗杆上换下了大清朝的黄龙旗，孝女坊也被茶乡人推倒。　　

栟茶乡人乘帝制铲除、民族更始之际，集议重建徐述夔之墓。有老者指一处野地，说徐述夔父子骨在下。经挖掘。果得碎断人骨若干，并有一简陋条石，上刻“徐述夔父子”五字。老者说，此乃戳尸之后，义者斗胆收埋。义者，其先人也。于是，在范公堤下择地建一大墓，树碑刻文，将徐述夔诗案略述其上。东台县议会应栟茶乡人请愿，谥徐述夔“文洁”，建“文洁公祠”于东台，并悬金求述夔遗著。久之，仅有徐首发之曾孙徐藻孺出横卷一轴，上书《野菊》诗三十首，完全者二十八律，盐韵存其半阙二十一字，咸韵全首漫漶不可复识。《野菊》诗显为徐述夔晚年所作，“一柱楼诗”之激烈已化为沉郁苍凉，其第一首云：　　

平原极目尽成空,　　

只见霜痕湿几丛。　　

自入秋来贞晚节，　　

最无人处对西风。　　

香传老圃疏篱外，　　

影落斜晖淡月中。　　

凡物苟能循本性，　　

何妨萧瑟寄蒿蓬。　　

当时有栟茶人叶文瀚将诗抄录并由东台启秀石印社印出传世，附有叶氏所作《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　　

又八十三年之后，有沙黑者，泰州人，闻徐述夔事，乃搜罗考证，作此小说《诗案》。　　

　 　

　 　

骚动　　

                            　　

                               一　　

　 　

一九六六年的冬天。　　

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原野上，只有少数几家那茅草屋的巴掌大的窗户里，还透着昏黄的微弱的灯亮，但很快，也一个一个地熄灭了。天上一颗星也没有，恍惚之间，天地成了黑色的一团。土墙草顶的大队部，现在像一个沉默的怪兽，卧伏在黑暗里，它把白天的喧嚷、震天响的口号，一切的狂怒、惶惑和快意，全都吞没了，无声无息。西北风掠过流水哗哗东去的青龙河，冲上大圩，向着田野，向着农民的茅屋，猛烈地呜呜地吹着。　　

从大队部向西，不过二十步远，便是一条一篙子悠得过去的河，人们叫它新河，在大圩上开了一个闸口，就跟青龙河连通起来了。新河两岸居住着第三生产队的社员。此时，睡在茅草屋里的人们，耳听得西北风像打炮一样轰响，不由得在被窝里把自己埋得更深了。　　

新河西岸，有一个宗家墩，住着七八户人家。旁边，是三队的猪场。在西北风带来的寒流之下，仅有的几条瘦得像狗一样的猪，不时发出一两声畏寒的鸣叫。生产队的队房和打谷场上空空荡荡，一任冷风在那里发威。草垛在大风里发出簌簌的声响，好像它也怕冷似的。　　

天气，对于宗家墩的人们来说，显得格外严寒。就在白天，宗支书被锁龙镇来的红卫兵和本大队屠文达那帮人揪斗了，胸前挂了一块木板，上面贴着白纸，写着“打倒走资派宗兴”！　　

宗兴也才三十七岁，看上去四十好几。从一九五一年他当村支书，十五年来，就一直是这三千亩土地、八百人口的领导者。宗家墩上其它人家也许都渐渐入睡了，宗兴和他的婆娘翠香，却是彻夜难眠。　　

翠香用她软厚的身体，像抱小孩一样，把身体不大的宗兴拥抱在自己怀里，宗兴心里的害怕却一点也没有减少。今日之事，完全是突然袭击，把他一下子从尊长的地位上拉了下来，同地主富农分子们归成了一类，成了最低的人。他所受的皮肉之苦似乎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心里头受不了。平时，全大队敢跟他说话声高一点的人，也绝对没有，而今日，却这样被拿下了老虎架子……    　　

    如果是反革命闹暴动，不用发愁，党会很快来收拾他们！然而，现在却好像正是党号召这样做的……莫非，党已经不想再用我们这样的人了？于是，他不由得想到自己十几年来犯下的公开和未公开的错误，检查着自己的所作所为，看看自己的灵魂，他有点灰心了，也好像确认了自己不算个好干部，不应当再占有共产党一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现在，他似乎只求让他安安稳稳做个社员……　　

是的，翠香同他结婚以来，他的确没有让翠香吃苦。除了给他生孩子，就是做家务，最多是房前屋后摸摸菜地，十几年来没有下田干过农活，养得粉白娇嫩，好像在用事实向人们显示，看，农村人也能比城上人皮子白！宗兴有时在外人面前也情不自禁说过，翠香我要她下田做什么？她能生，就尽给我生孩子好了。现在，他是六个孩子的父亲。　　

    可是，按照今天下午那形势往下看，就使人不敢往下想了。以往自己是党支书，真是“土皇帝”似的。就靠自己一个人，一家老小过得头是头、脚是脚，竟也不介意，家财就像自己从屋子里冒出来的一样。往后，果真靠自己同社员一样做几个死工分，怎么过得下去呢？以往四时八节，从未愁过心思，自留地到时就会有人自动来帮忙，分粮分草，七事八事，会有人代你做掉，而且一切都万分地自然，不觉得有什么不过意的。但今后呢？孩子还小，人生的路途也还很长，负担不轻啊……　　

    屋外的风声在树梢头呼啸，风穿过篱笆时发出一片怪吼。宗兴悲观已极，又生愤怒。他想到屠文达，没料到这猴子成了灭他的人！他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屠文达不过是四队一个较神气的青年农民罢了。他过去并没有得罪他们，为什么这样跟他过不去呢？　　

    那两个红卫兵好厉害，滔滔一大篇讲话，从斯大林讲到赫鲁晓夫，从《共产党宣言》讲到《九评》（这些，他当然没有读过，听是听说过的），还从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头头是道，毛主席语录引用了一条又一条，还有老祖宗马克思、列宁说过的什么什么话。这些，使群众相信，甚至也使他宗兴自己相信，打倒他，是完全对的，而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天下就会不知不觉由红变黑了，而他宗兴，确实已经比从前的地主还要地主……　　

你有没有杀人？红卫兵问他。　　

    没有。他回答，心里觉得很委屈。　　

    你大刮浮夸风，做假稻积子，虚报产量，弄得农民没饭吃，全大队几乎没有一家不饿死人，你这不是杀人吗？　　

    是杀人。他低下了头。　　

你杀人不见血！红卫兵在他头顶上一拍。另一个红卫兵却去扯了一下前一个红卫兵。是的，当着这许多社员的面，打他们的支书，总归不大好呢。但前一个红卫兵不管，又把他的腿弯子一踢，使他“咚”一声跪了下去，跪在了全大队社员们的面前！   　　

啊，党呢？难道党不要基层党支部了？党不是架空了吗？然而，要不是毛主席发号召，青龙镇两个中学生就能推翻共产党的一个农村党支部吗？但是，苏联“变修”以来，党对我们干部很不放心，前年搞“四清”运动，就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新词语，现在，又搞“文化大革命”，从城上到乡下全面铺开来了，党是下了决心啦，运动搞得这么大、这么厉害！宗兴的心更加向深处沉下去，看不到一点亮光，他不觉伸手抱紧了翠香，他嘤嘤地哭起来了！　　

　 　

            二　　

　 　

    从宗家墩向西一大段田野，又是大圩，这大圩是南北方向的。外面，是五千亩水面的一个浅湖，人称青龙溪，说是青龙曾在这里打了个滚，滚出了这么大一个湖，这种海话也不知是啥人先说出来的，就这么说下来了。黑夜里看不见青龙溪的浪头，只听得见西北风下哗哗的波涛之声，使人想到五千亩水面上现在是怎样冰冷和可怕。从大圩向南，这一条圩走完，有小木桥连接着下一条圩，左手圩下，就是第四生产队，新发迹的大队“文革主任”屠文达的家，就在这里。　　

    屠文达此时睡在他家东房间阁子上。他今日做下的事情，可把他娘老子吓得不轻。当他得意洋洋、又高兴又空虚地从大圩上走下来，回到家里，他的父亲屠老二把眼睛瞪得有茨菇大，说，你，你，你头还在头上吗？屠文达觉得自己今非昔比，父亲是老朽了。他满不在乎地回答，外面的事，你不懂！　　

    老头子像一只老公鸡竖起羽毛发怒道，我不懂？我是不懂，我只晓得造反造反，满门抄斩！屠文达哈哈笑道，你不知道，毛主席说了，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老头子被这句话塞住了嘴，蹦了起来，指戳着儿子，唾沫星子乱飞，吼着说，毛，毛，我不晓得啥毛，我晓得历古的世道！　　

屠文达瞪起眼，指着他老子，你，你不要瞎说！他那天生晒不黑的白胖脸上红了一红，忽然辩白道，宗兴是土皇帝……我斗他不错！老头子说，你斗人家，你把人家的宝座搬过来自己坐，这仇，几代下去都不得解啊！屠文达脖子一硬，说，干革命还管这些！要都这样说，共产党还能把江山打下来吗？老子说，他党里头的事情，自有党去管，你们这叫，这叫，这叫反党啊！我看你临了有什么好收场，一家陪你连坐！儿子又说，反修防修！　　

老子说，你自己就是个修！泥腿子不想着种田，想着去当干部，就叫修！　　

    屠文达不跟思想保守的老子再争论，命令妹妹，肚子饿了，盛粥来！屠母早已将一碗粥盛了来，连筷子放在他面前，说，这文革主任让别人去当吧，我看人家赵有栋比你脑子大。屠文达把筷头在桌上捉齐，说，不用你们烦！你们两个老的苦一世也不过如此，我来让你们看看！　　

    风在屋外高一阵低一阵地怒吼，脱光了叶子的钻天榆的枝桠咔嚓咔嚓地碰撞着。屠文达躺在阁子上，心中自得。他生平还没有干过大事，而今日在他一手指挥下，“把皇帝拉下马”了！他，一个平常不为人所重视的人，今日登上了鹏飞大队主席台，人人仰望，好不威风！　　

   当时在会场上，姑娘们聚成一堆站得较远，但他看出了她们那畏惧与敬慕的神情。他感到自己对于她们是有很大吸引力的，乃至是有权力的了。他当时想看到一个人，后来终于在人群的一角发现了她，那就是小粉子，三队富农分子李宝顺的女儿，小迷人精！从前，他调笑过她，她倒并没有怎么着恼。从前，他想过，管它富农不富农，横竖我又不想在党，就把小粉子娶家来吧！他心中总常有小粉子的小粉脸儿晃来晃去，冻冻儿眼，惹人疼爱。所以，他坐在主席台上，就觉得应当让小粉子看到他，而小粉子果然朝他望着呢，他心里相当舒服。不过，他躺在阁子上的这时，想法又不同了。他如今是大队“文革主任”，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小粉子，不相配了，出身成份上会妨碍进步呢！　　

    如今，他防着的，只有一个人，连他妈妈实际上都看出来了，就是他的“革命战友”赵有栋，文革副主任，比他只差半级。赵有栋言语虽少，考虑问题比他行，天生的坏才，使他感到有威胁……　　

    ……那么娶谁好呢？他把全大队能上数的姑娘和她们的家庭放在头脑里过堂，很快想到了最好的一个，巧鸾！她在一队。模样人品没话说，而且农活好、针线好、待人接物好，不多言、不多语，走出来特别清爽，家里又富足！一向没有人敢随便去提亲。他听说赵有栋也想她，但到现在没有个影子。而他屠文达时来运转，名声响出十里之外，从地位上、相貌上、将来的出息上这些方面看，巧鸾就像专门留着等他的呢！赵有栋是副主任，是下级，又是“革命战友”，得跟他屠文达讲规矩、讲义气！但事情也不宜迟，明日就托人去说，也许一说就成！　　

屠文达也想到了工作，认为自己会比宗兴做得好，他宗兴二十岁当村长的时候，就有多高水平？何况到时该做什么，春耕啊、秋播啊、水啊虫啊，上级有文件、公社及时召开“三干会”，还有公社农技员来指导，不愁！想着想着，信心越来越好，打倒宗兴时心中潜藏的恐惧不安，都丢开了，于是他不知不觉沉沉睡去……　　

　 　

　 　

                                 三　　

　 　

    大队部北面，是小片田野，再向北，是东西方向的大圩，大圩之外，青龙河边的老河滩上，东一户，西一户，稀稀落落，住着一些人家。这里同宗家墩一样，属于第三生产队。寒冷的西北风越过青龙河，爬上高岸，就首先来到老河滩上，在这里盘旋发威一阵之后，冲上大圩，向圩下的田野刮过去。青龙河在风势推动下，发出没完没了的波涛声。老河滩人家屋后长得密密的树木和秋后没割的芦竹咔喳咔喳在风里摇曳颤抖。家家的草堆都放在屋后，好挡冷风。茅屋的土墙也在秋后重新泥过，贴上草帘，尽量在严寒料峭之中保住屋内的温暖。　　

    在这老河滩人家之中，东头一个小巧的茅屋里，此时弥漫着呛人的烟雾。桌上一盏罩子灯，新添了煤油，很有精神地照着三队最强的劳力们，他们在这风云变幻的时刻，正考虑着自己的命运。这屋的主人，就是那个双肘支在桌上，用两只手撑住下巴的沈大荣，他的眉眼较长，鼻翼鼓起，有点牛相。今日大队里发生了震动这一方的打倒宗兴的事件，鹏飞大队的“文化大革命”开了场，晚饭之后，人们不顾寒冷，到大荣这儿来了，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共产党的干部，也能这样让人整吗？晓得你们不敢，所以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叫学生打先锋！怎么又叫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呢”？就是土皇帝呗！宗老三的摆渡给他罢掉了，叫他也下田一担来一担去！以前喊他过河，像请老爷一样！他是御弟！哈哈哈……　　

    沈大荣撇开人们漫无目标的议论，说，考虑考虑我们怎么办吧！大家说，造反已经有人造去了，我们看着玩玩吧！沈大荣两个手指头在桌上一点，说，我们有事做，分队！　　

    一提起分队，大家被吸引住了。他们以前碰到队里那些气死人的事情，也骂过说过：不如分队！现在，趁着宗兴被打倒，不正可以同宗家墩那一窝子分开来吗？　　

    平时，在生产队里，苦干的是群众，讨巧的就是宗家墩上的人，你还不敢惹他们！宗兴是宗家的大哥。老二宗发，谁当队长也不敢派他重活，工分却不敢不给头等，走路说话，比他哥的味儿还大。宗兴的妈妈被群众称之为“老香瓜”，不能碰，不敢碰。队里在青龙河上扳罾取鱼，她高兴就来拎几条回去烧烧，一般的鱼还不要，要的是鳊、白、鲤、鲫。白拿了你的，还算是她肯赏脸。摆渡船是好差事，拿全年工分，外快归己，这好差事是宗老三的，你惹了他，他能拿草叉戳你，真不怕戳死人！　　

    三队的队长，一年要换两次以上，差不多每个男劳力都当过了，再往下，就轮到梳嬷嬷鬏儿的了。在三队当队长，一早一晚要到宗兴那儿去拜见，听听指示，做做汇报。宗兴这人，表面和气，乍看是个陈永贵的样子，可心计大得很呢，要算你，一算一个准！　　

    所以，同宗家墩脱离，另外成立一个生产队，这是群众多年来的心愿了。十几个人都表了态，赞成分队。　　

    还有一个人坐在角落上没有开口，那是大力士宗怀柏，有千斤之力，一个人能把一部水车全挑走，有一次闹着玩，背起三百斤的石滚子就在打谷场上跑了五圈！结果被宗兴下令扣了工分，从此以后大家再也不拿他玩了。别看他这么大个子，搞强迫命令那时，站在他面前只有一半高的宗兴，叫他在田头下跪过！　　

    “二爷怎么说？”宗德高问他。　　

    “分吧！”宗怀柏瓮瓮响的这一声，让众人都松了口气，好像大力士的话特别有份量。　　

    煤油灯的亮光照着这些穿各种简陋棉袄的农村汉子，他们脸色都很平静。后来，他们请来了队长王定山、会计沈家宏，就分队的具体问题又谈了好久。　　

　 　

　 　

                                四　　

　 　

    沈大荣从小读过几年私塾，他看过《三国》、《水浒》，还能写毛笔字，在农民当中算是秀才。他在考虑，分队的事情非同小可。自从合作化以来，只有合，才是社会主义方向，据说，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来是“大队为基础”，最后是“公社为基础”，整整一个大队、一个公社就是一个核算单位，农民都成了按月领工资的农业工人，集体所有制自然而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这样就能消灭城乡差别！反之，凡是闹一个分字的，总不是好事，分得越厉害，就越是接近个体单干，就越是资本主义，越是错误。可是，把三队一分为二，并不是闹单干，而只是变成两个小一点的队，这只会促进生产，这是实际情况，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不过，大队“文革小组”会不会同意呢？　　

    北风在屋外呼啸，青龙河的波涛声与树木芦竹的摇曳碰撞声也仿佛带来阵阵严寒。沈大荣想到，在这样的冷天，全生产队几乎所有人家的床铺上，都铺的是草席，人睡上去是冰凉的。宗怀柏家和当队长的王定山家，连席子也没有，大人小孩冬天全睡在自编的草帘子上，白天出来，身上往下掉草屑子。好多人家的“床铺”，是用树棍、芦竹扎成一个结实能睡的东西罢了，下面搁在土坯上。　　

    田地里盛产着大米，大米饭煮出来冒油似的，叫你一张口就能吃几大碗饭下去，光是饭吃饱，就能把人养壮，况且河里有的是鱼虾！水是碧清的，鸭子生双黄蛋，螃蟹大到一斤两只三只。走出家门，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平原，没有一点起伏，天高地广。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不敢说天下这里最好，但这片土地在天下也是有名的，叫做里下河，年年国家用船从这里调多少粮食走！但就是穷啊！　　

    比较一下不同公社不同大队不同生产队，有的地方工分单价达到八角以上，而有的地方仅有一角，三到五角的是多数，可见，生产队搞得好不好，完全事在人为。三队的单价，年年总在五角以上，但这是假的，因为宗兴自己家在三队，要面子，压住了工分总额，单价就上升了，社员收入实际上跟单价四角的队差不多。三队主要也是要解决一个“穷”字。而要发展生产，就要解决宗家墩的问题。一个集体，有这么多“皇亲国戚”，怎么能齐心协力？那就要请包公来当队长！可是，哪里有包公到这穷乡僻壤来当队长？完全敢夸海口，三队只要分为两个队，这边的队（可称为七队）一年二年就能大变，只怕宗家墩那个队还是难变！　　

    “干！”他喊了一声，迅速脱掉棉袄，棉帽子也不除，就钻进了被窝。　　

　 　

　 　

                                  五　　

　 　

    沈大荣从河滩走上大圩。西北风大约在夜里就停了，遍地繁霜。太阳刚刚露脸，东方天际出现一抹晦暗的微红。天空碧青，农历冬月的下弦月还看得见，就像一个正在冰水里溶化的雪团儿。一群灰喜鹊、花喜鹊停在大圩上的钻天榆树枝里，见有人来，就呼呼振翅飞到田野里去了。他从大圩向西，到大贵家去找一碗现成早饭吃。　　

    大贵的家是新搭的三小间草屋。堂屋里草折子窝着猪吃的糠，一张简陋的方桌，两条七弯八翘的长凳，墙角放着各种带柄的农具。房间里，是用树木打成的不带柱子的床铺，一堆乌黑的被窝。破灯柜上有落满灰尘的破镜子，乱七八糟的半截木梳、雪花膏瓶子、剪刀、小油灯。房间里还有两只大泥瓮子，是用草拌了烂泥一圈一圈加高做起来的，像两个大缸，用来存放粮食。锅灶在另一间厢屋里。这一切，一进大门，一目了然，这就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　　

    大荣吃着他嫂子盛来的粥。大贵已经吃过了，站在屋里，问他，通知男劳力开会，说要分队？大荣应了一声。大贵又问，要同宗家墩分开来？大荣反问，分开来好不好？大贵抹了一下嘴，说，好是好，就是做绝了。大荣说，难道他们不是农民？公平合理分开来，各种各的田，出多少劲收多少庄稼，谁也没有欺谁，有什么绝不绝的？大贵说，这事你不要出头。大荣把粥吃掉了，站起来，抹抹嘴，说，谁也不出头，世界上能做成什么事？　　

    大贵肚子里还有什么话要说，想了一下，终于放低喉咙，对兄弟说，你不要同我死扳教条，外头到处打倒干部，我看干部就打不倒！人家能当支书是人家的福，前世修的！运动总有了结的一天，你不要跟在里头！　　

    大荣只说了一句晓得，就跨出门，向场上走去，只见已经聚集了好多人。　　

    三队的打谷场上，来开会的男劳力们倚着草堆、倚着墙，三三两两，交谈着或沉默着。宗家墩的人们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没有团在一起。老二宗发，倚在草堆上，他旁边是宗怀柏，两个人都没有话要同对方说，都望着天空。被群众造反罢了摆渡船工作的老三宗旺，一个人倚着墙坐着，仰了脸抽烟。还有宗家的几个叔伯弟兄，都散在各处。　　

    本来已经快要撂担子不当队长的王定山，此时忽然有了很大权威，他朝着大家喊道，都进来吧！散着的人们陆续进了小队房，都打一个草把坐在地上，只有队长会计屁股底下有一条板凳，面前放着一个账桌。　　

    每个生产队只有一本“红宝书”。为了迎宝书，宗兴在公社轮船码头同全公社其它十八个大队支书一起，在公社贾书记带领下，守候了一夜，为了表示忠心，就得这样形式主义！队长王定山打开“红宝书”，也就是《毛主席语录》本，读第一页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每到开会，他总是只念这一条，没见他念过第二条，图省事呢。然后，他合起语录本，郑重地放在桌上，习惯地交叉起双手，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我们要把生产搞好，支持国家的革命，支持红卫兵。王定山这两句话，倒很新奇，亏他怎么想的！接着又说，老三队，不适应形势了，经过队委会讨论，决定分队。他拿眼睛朝下面看，从一部份人目光里看到鼓励，从一部份人目光里看到随大流，而宗家墩的人却并无反对的苗头，他胆子壮了一壮，又说，分队，也不复杂，毛主席教导说，一分为二，不是合二为一。分开来，反正大家还是农民，一个叫三队，一个就叫七队，比一比，赛一赛，看看哪一个队庄稼好、工分大、收入高！　　

    沉默了有几分钟，夏耀庆大声说，没有意见！接着宗德高也说，赞成！王定山快刀斩乱麻，说，大家就听家宏具体谈吧！　　

    沈家宏是大队会计沈家模的弟弟，也是一把铁算盘。他手指在舌头上沾了唾沫，把笔记本翻开，眼睛不离本子说，分队，主要就是田亩、耕牛、大型农具、队房、猪场，就这么多家私，不复杂。关于人口，有两个办法，一是以新河为界，一是自愿结合，但土地以新河为界最好，免得以后牵扯。　　

    空气紧缩了些，难色出现在一些人的脸上。　　

    没有要跳的，就以新河为界了。家宏说。　　

    我到河东，参加七队。贵齐说了出来。说完却又没出息地朝宗发那边把眼一溜，好像怕记了仇、会遭打击报复似的。　　

    我也到河东参加七队！宗德广摇着身子说出来，好像这句话需要把身子这样摇一下才说得出来，脸上也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表情。他是光棍，以前却是有婆娘的，这婆娘一九六0年自然灾害时，因为怕饿死，跑到外面混去了，据说已经在安徽那边跟人家有了娃，不会回来了，但在这边，也曾有过一个女娃，后来饿死了，宗德广就成了彻底的光棍。　　

    我们也参加七队哦！有人拖长了声音，用“我们”冒充了“我”，好像如果说“我”，身单力薄、胆子不壮。　　

    我们参加七队！为人最无能的王满之急急忙忙冒出一句来，好像怕说迟了就赶不上趟，这引出了一片笑声，像一小阵风一刮就过去了，接着仍是沉默。　　

    家宏一统计，居住河西的十五户，倒有五户要参加七队。他说，七队人口嫌多了一些，河西要拨些田到河东。　　

    好吧，现在就分开来开会，三队在这里，七队到外面草堆旁边，各自推出两名代表，商量田亩农具这些事情。我们老三队的队委班子，也到此为止了。王定山说完，自己轻松地一笑。人群中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来，空气松动了些。　　

    大家看，我怎么办？一个低低的声音从角落上传出来，大家循声看去，是明喜，李宝顺的儿子。是的，把这一户忘记了，他家是富农分子啊，在这两边有点不对的情况下，叫他投奔哪一边呢？沈大荣说，你们就参加七队怎么样？你们是住在河东的。明喜掩饰着他的感激，从角落里发出一个仍然不高的声音来：行！大家都沉默了片刻。　　

    我到河西去！有人突然叫出了这句与众不同的话，众人一时愣住了，这是沈大贵。不少人却拿眼睛看着大荣。做弟弟的皱了一下眉，没有说什么，走了出去。　　

    还有没有要到哪一边的了？趁早赶快说！夏耀庆大声地问。没有人回答。他于是说，开会吧，三队十一户，七队十六户！开会开会！　　

    到七队的人们出了队房，这时，外面的太阳已经暖洋洋的了。七队的十几个人纷纷“啊啊”地伸着懒腰，走向草堆，都坐了下去，像卧在旁边的那两条水牛一样对着太阳眯起了眼睛。大黄狗发现夏耀庆到草堆那儿去了，马上一个起身，从队房门口纵了过去！　　

　 　

                               　　

                                  六　　

　 　

    沈大荣他们闹分队，宗家墩的人来开会之前，已经向躺在家里的宗兴请示过了。宗兴说，随他们，你们不要说话！所以，在分队的会上，从头至尾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今天这个不寻常的上午，对于宗兴来说，十分漫长，他想得很多很多。他早上只吃了一小口粥，就吃不下去了。生产队闹分队，意图一目了然，是嫌恶宗家墩。宗兴对于群众为啥要这样，却也是明白的，也就是理解，《十六条》说做干部的不要对运动很不理解。然而，尽管理解，他还是感到一股威逼的力量，感到一种孤独，好像自己是切切实实被人民抛弃了。他满心凄凉冷落，呼吸之间也有点发喘。一生一世的英雄时代当真可悲地过去了吗？　　

    他产生着憎恨，憎恨屠文达、赵有栋，憎恨沈大荣，也憎恨斗胆分队而去参加七队那边的所有群众。　　

    他的家在三队，整个家族也在三队，他平常对三队是直接抓在手上的。他往往利用权力，给三队特殊待遇，也以此来维护他的家庭的生存，取得集体对他的家庭的照顾。可是，得了他这许多好处的群众还是不谅解他。似乎一个支书的家庭比一般人还穷一点，他们才可以没有意见！人心太刻薄了……　　

    屠文达从政治上搞垮他，沈大荣又从基础上挖墙脚，他和他的家庭十多年来赖以生活的一切，全被破坏掉了。好小子们啊，手段好辣啊！但是，他随即心里一亮，竟然发现这批人是没有好下场的了，是走上了一条使他们自己完蛋的道路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党内在合作化问题上，斗争了一回又一回，对待两条道路的立场，在党外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在党内是严重的路线斗争。你们年轻麻木，懂得什么呀！好，好，你们两个，一个是从政治上，一个是从经济上，猖狂向党进攻呢。我们党搞运动，历来是鼓励你跳出来作充分表演，“引蛇出洞”，然后抓住你的尾巴，打你的七寸！你们经过那样的斗争吗？你们懂得这里面的轻重吗？想到此，宗兴喊道，翠香！　　

    他的婆娘闻声进来，问有甚事？他望着婆娘，翠香的头发有些散乱，脸也好像瘦削憔悴下去。他被“打倒”才几个时辰，老婆就变成这样，这使他转添焦躁和愤怒，他厉声吩咐道，给我打几个鸡蛋！　　

    翠香听出他发狠，宽慰他说，坏人总不得长久，由他们去跳，跌死他们！宗兴挥挥手，我全知道，不要你说！翠香弄鸡蛋去了，没敢炒，怕香味飘出去，而是洗了五只蛋放进水里煮熟。　　

    等宗兴一口气把五只鸡蛋剥壳子吃下去，宗发来了，说，分出去的那边是七队，队长沈大荣，这边是三队，队长就是我。　　

    刚刚好了一点的心情又转为恼恨！三队分成两个队，已经成了事实，这么大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眼皮底下，他却没有一点权力去加以干涉。世界已经把他丢到一旁，这对他来说，多么不习惯！他突然一笑，对宗发说，暂且由他们闹，既然分下来了，你们也要弄好。宗发说，我晓得，你放心！　　

    队长！宗发跨出他哥的大门，就有人恭敬地称叫他。一看，是大贵。这是河东那边参加河西这边的唯一的人。按地理位置，他住在闸口，是中间，按人事关系，他是沈大荣的亲哥哥，本当参加七队才是。不管大贵这人价值如何，到底还是应当表示一种亲热，他就很和蔼、亲切地问候说，大贵你……？沈大贵说，我来看看宗支书！宗发一让，说，在房间里，你去吧！大贵进去了，宗发的长条子脸上忽然有了一种冷酷自负的神情，大贵这样的奴才，让他往日的那种骄傲又在心里悄悄复活了一点，他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看到了希望。　　

    能有人还这样照旧尊敬他、看望他，宗兴心里感动。但他知道，大贵外表忠厚，内里也不呆，果真他宗兴再也爬不起来，沈大贵也会拿屁股朝过来的。然而，谁又不是这样呢？是人都这样，人是最贱之物嘛。所以，他很客气、很平等地让大贵坐到他床边上。从前大贵哪里能这样亲近到进他的房间里来？他与农民沈大贵并没有话要说，共同语言几乎是没有的。但他当然还是问长问短把大贵老婆孩子房子猪子都问到了，在问话的时候，他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往日的那种力量找了回来。大贵拘束着一句一句回答了他，坐了一坐，也就告辞出来，他无法安慰宗兴这样的人物，只能用自己一如以往的恭敬表达一种忠心，这也就等于安慰了宗兴，这在他是明白的。　　

    事物的正反两面，在宗兴头脑里变化不定。大贵一走，他的思想反朝悲观的一面转了过去。他意识到，他与群众之间，的确有一种用共产党的严格眼光看是不正常的关系！那么，联系到红卫兵的演讲，沈大荣的分队，是不是可以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他这样的人，虽然在以前斗地主、分田地、合作化、公社化当中起过一定作用，但后来随着地位变化，随着私心杂念膨胀，已经成了群众头上的老爷，成为前进的障碍，确实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自己不想下台，群众又拿你没有办法，所以就让学生、让群众来斗你、整你！啊，简直是顺理成章的呢。屠文达、沈大荣这些鬼，就是毛主席希望的“接班人”，来换下他呢……完了！　　

　 　

　 　

                                   七    　　

　 　

    屠文达这一夜跟往常的每一夜一样睡得香。他一睁开眼，记起了自己如今的重要地位，似乎立即有千百桩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他要去接受人们投来的敬畏、佩服、顺从的目光。他就坐起来穿衣服。他的老子不知趣，听到他起来了，就走到房门口朝阁子上面问，文达，今天要出茨菇呢！屠文达有点着恼地回答，出什么茨菇！我在大队记工分了！老头子说，我管你在哪里记工分！我是说家里的茨菇要出！屠文达说，叫大兰二兰去出，我有空吗？老头子仍是噜苏说，哦，你是没空，你做官了！　　

    吃了早饭，屠文达悠悠上了大圩。风已停了，青龙溪上日光溶溶，水面如镜。他从田间小道向东，到一队去。　　

    一队这个庄子，多数户以前是中农成份，一队的生产向来稳定在全大队最好的水平。这时是冬季，但一队的庄子依然显得树木繁茂，一派烟笼雾罩的富庶气象。屠文达望着，心里有几分不自在，感到自己是个穷人似的，但他培养着自己的大气魄，调整着步子，跨过一道小桥，来到了一队。　　

    走过来两个老汉，向他躬腰点头请着早安，从下面侦察他的神情仪表。他很客气很有风度地还礼回早，彼此走了过去。接着遇到一队队长赵元有。屠主任早啊！赵元有站住脚向他问候。他说，没有事，我走走。赵元有嗯嗯地应着走过去，眼睛里却有着疑问。一队的人，就是精！他的来意，赵元有怕是猜得到。　　

    他东看看西晃晃，到了他所要到的地方，拿眼睛一瞟，门开着呢。他故意停下，假装点火吃烟，同时却留着神。但没有见到他要见的人出来，只好又慢慢走开。他想了一下，就到赵元有家里来了。　　

    赵元有的妈妈是个半聋，但大声能听见。屠文达大声向她请了早，就在她对面坐下。文达，有什么事吗？老妈妈和气着问。屠文达眼盯着烟头儿吸了一口烟，说，请你为我办个大事情！脸上红了一红。老妈妈一拍他的膝盖儿，问，什么事，说吧！屠文达盯着烟头儿又吸了一口，看了老妈妈一眼，老人家正笑眯眯望着他呢。他说，大妈，我想同巧鸾……　　

    屠文达把自己弄成一个大红脸。老妈妈清楚了，沉思起来，她在想这事有没有把握性？你有这个吗？她做出数票子的手势。　　

    屠文达说，大妈，你不知道吗，我现在……他下言不说了，只是拿眼睛看着赵元有的妈妈，他希望她能自己明白过来。但老妈妈却似乎一点也不明白，问，你现在怎样？屠文达不得不说，我现在，不一样了！老妈妈更糊涂了，问他，不一样啥？啥不一样？屠文达就反问了一句，外头的事情，你不晓得？老妈妈回答说，我在家里烧饭、忙小菜地、喂猪、拿针，外面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呀，你在外头找到工作拿到工资了？　　

    屠文达见跟老妈妈话难说，就站起来，说，你耳朵不好，我去跟元有说。　　

    老妈妈大约觉得让文达白来一趟不过意，就出主意说，我告诉你，巧鸾的主，全在她老爹。这老头子从大轮船上退休回来，每月工资八十块，钱又多，脾气又大，巧鸾从小跟他过的，只要他答应了，事情就成了。你自己同老头子说说看，你方面大耳福相好，碰巧就行呢！　　

    屠文达离了赵家，站在外面想了一想，就去找赵元有。看到元有正在田里看麦苗，屠文达就在渠道上向他招手，赵元有走了过来，屠文达拉他蹲下，递了一支烟，点上火，说，我有个事情，你妈妈耳朵不好，刚才跟她说了半天也没说清，还是直接来请你吧。赵元有问，啥事？屠文达往地上弹弹烟灰，说，我呢，想解决个人小家庭问题，心大了些，就想你们庄上一个人……赵元有一听，明白了，却装糊涂，问，哪一个？屠文达说，你猜猜。赵元有还就是猜不出。屠文达说，亏你还是个老队长呢，队里的人都不知道吗？真是“唯生产力论”啊！赵元有恍然大悟说，噢，你是说她，巧鸾！屠文达张大了鲜红的嘴，却有些脸红地一笑，说，就看你的本事了！　　

    赵元有想了一想，说，这样，好不好，我们一块儿去，我说，你也在场。屠文达说，我怎么好在场呢？赵元有又说，要么，你站在她家屋后面窗户那里听，好歹你都亲自听到，我怕你说我没有尽心。屠文达说，我既然请你，还不相信你吗？我也不偷听，你要给我真出劲。赵元有说，这个当然。两个人就往巧鸾家去。　　

    巧鸾的家也是草屋，三大间，弄得高大齐整些，厨房讲究了，是另外盖的。正好巧鸾双手在脑后扎着头巾往外走，胸脯遮掩不住高高挺挺的，朝他们两个甜甜一笑，走了过去。屠文达已经有点陶醉，他忘了自己说过的话，跟着赵元有进了屋。　　

    那个在海里开过大轮船的老头子身穿羊皮大衣，坐在堂屋当中太师椅上，身子下面还垫着狗皮，手上抱着皮水袋。一条黑狗睡在他脚下。老头子没有动身，嘴里说着，队长，早啊！声音沙哑。他们都叫了老爹，然后拖凳子坐下。　　

    老爹，你可认得他？赵元有问老头子。屠文达忙向老头子点头，脸上带着笑。认不得，哪个庄的？老头子沙哑着认真地问。四队屠老二的相公，大队“文革主任”啊！赵元有大声地说，怕老头子听不清。噢噢，屠老二的相公，当主任啊。老头子拿浑浊的眼睛看着屠文达。屠文达露出晚辈应有的谦恭神情，问道，老爹身体好啊？老头子说，天天两杯老酒！说罢就笑眯眯摸着雪白的山羊胡子，好像那两杯美酒刚刚下肚似的。　　

    赵元有又同老头子谈着其它家务，屠文达猛醒过来，站起身，说要到大队部去，表现出将去办大事的庄严神情，并且同赵元有告别，也同“老爹”告别。赵元有忙起身相送，把他送到门口。屠文达就走到屋后窗子那里去听，透过窗玻璃看到老头子坐在椅子上的背影。　　

    老爹，刚才是大队“文革主任”啊！晓得晓得，文化大革命。人品蛮好啊！蛮好蛮好！我想多个事呢！多啥事？我想吃杯喜酒呢！哈哈哈，你说巧鸾？说吧，啥人家？你可不要黄我啊！说吧，啥人？就是刚才这一位，“文革主任”，接班人啊！　　

    屠文达听到这里，心真提到喉咙口了。但只听得老头子在里面说，队长啊，不是我黄你，丫头还小呢！屠文达心往下一掉！　　

    赵元有出来了，向他招手。他们一直走到屋后小池塘边上，赵元有把手一摊，说，风大！屠文达说，算了，老家伙不相信“文化大革命”！赵元有说，不要这样说，慢慢再做工作，哪有一次就成功的？屠文达就又有了一点希望，对赵元有说，那你跟我做做工作。赵元有答应下来。屠文达就到大队部去了。在大队部前面，发现一群人在开挖墙脚，问了一下，才知道三队分成两个队了，这是七队准备建自己这边的队房。他马上发起火来，命令“立即停止”！　　

　 　

　 　

                              八　　

　 　

    七队的十几个男劳力, 在大草堆下选出了他们的当家人, 一致请沈大荣当队长。大荣要让王定山, 定山说, 人还不了解自己的高低吗? 既然分队了, 就要弄得像样,这担子, 你就挑起来, 我也不躲, 我当副的!　　

    大荣说，集体是我们大家的，从队委做起，谁也不准多占集体的利益。集体的一根树枝，拾起来也要送到猪场上去。集体怕的就是私心，你也想讨巧，我也想多占，集体就弄不好。光是没有私心当然不够，还要生产搞得好。另外，要民主办社，生产、理财、管理，都要靠大家。我不相信，一个小小生产队，十几户人家，都弄不好自己的事情！真的弄不好，社会主义就不要搞了！　　

    沈大荣带着队委一班人到地里察看，一块田一块田过堂，谈到当初播种时，哪块地整得如何，肥下得怎样。一圈儿走下来，对每块麦田、油菜田、绿肥田采取什么新的增产措施，都有了数。　　

    从地里回头，就在大荣屋里开会，拿出了一个变冬闲为冬忙的生产计划。一是大罱河泥，二是改造老河滩，三是其它各项田间管理。　　

    大荣把这些都记在本子上，准备在社员会上公布，使大家心中有数，齐心协力，不是光知道天天出勤做工分，对生产目标却不关心。　　

    夏耀庆神情紧张气愤，忙忙地走来，大黄狗紧跟在脚边。大家问发生什么事了？耀庆说，屠文达不准分队！大家都吃一惊，望着沈大荣。夏耀庆又报告屠文达的说法，说分队是反动路线，还说分队是为了保宗兴！有的人听到这话，就怕起来了！王定山说，妈的，这何从谈起！沈大荣一句话没有说，起身走出门去，大家都跟上了他。　　

    他们到了大队部，屠文达不在，赵有栋也不在。他们到了打墙基的地方，那里的人都停下来了，聚在一起抽烟。大家告诉大荣，屠文达被人叫走了，是到赵有栋家去，公社“文革主任”韩某某到了。夏耀庆主张去找他们，大荣想一下，说不要去，他叫大家回去吃饭。　　

    沈大荣到大队部旁边代销点买了两张白纸和毛笔墨汁，当场写起大字报来。　　

         　　

                         我们为什么要分队？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流滚滚！宗兴家住三队，长期以来，不以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精神要求自己、教育家人，致使劳动不公，分配不公，人心涣散，社员没有干劲，生产上不去，严重阻碍集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我们三队革命群众不能不考虑我们怎么办？为了巩固与发展集体经济，为了共同富裕起来，走好社会主义的路，我们在自愿原则下，把三队分成了三队和七队。我们祝愿这两个兄弟生产队展开劳动竞赛，兴旺发达。　　

　 　

    　　

                                 九　　

　 　

    夏耀庆的家住在河东岸，同大多数农家一样，朝南三间草屋，门口一个猪圈，长着两棵楝树。他的妈妈头发白了，却很结实，为人有点唠叨。夏母见到耀庆带了大荣回家，很高兴，忙着给他们盛饭盛菜，特地搬了一张凳子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　　

    夏母说，大荣，你们到底把队分下来了！大荣说，靠大家心齐！夏母说，三队不分下来，一世弄不好！大荣说，现在出问题了，大队不准我们分队。夏母说，啥事？大荣说，有人说分队是反动路线。夏母说，毛主席叫大家共同富裕，老三队那样下去，不是叫大家一辈子不富裕吗？那才不是毛主席路线呢！　　

    两个年轻人笑了起来。耀庆说，我妈妈说起话来两个弯子一绕，准把你绕住。　　

    大荣和耀庆放下饭碗，就到大队部来了。大字报下面站了些人，还有一个人在念着。他两个一到，人丛中走出一个人来，喊，大荣！是六队的桂宝。他握住大荣的手说，我们六队情况也差不多，只要有两个“皇亲国戚”，再加上两个会投机取巧的，队长会计又不硬铮，一个队就别想弄得好了，群众跟着受罪！　　

    大荣说，对！桂宝低声说，刚才有个人来把大字报抄走了，屠文达同公社文革韩主任几个人在开会呢！你们要当心啊！大荣一笑，跟桂宝点点头，就离开了。　　

    大贵喊住了大荣，拉到屋里，说，你晓得你做的事吗？宗家墩是记你的恨了，大队文革呢，又说你反动，你看你怎么办吧！大荣说，不怕！便走出去。　　

    大贵的婆娘鸭粉从房间里走出来，对大贵说，你的算计好，你不晓得群众把你看成狗屎了！大贵骂道，瘟婆娘，少噜苏！鸭粉不理他，挟着新做的鞋子到鞋匠那儿去了，鞋匠就是赵有栋的爹，闲时给人绱鞋子。　　

    老河滩东头，大荣屋里开会的人到齐了，有人要把门关上，夏耀庆说，不要关！他一屁股坐在门口，把大黄狗拉来躺在身边。不大说话的大力士宗怀柏说，我一个人在家怕怕的！这话惹得大家都笑了，随即又沉默下去。王定山坐在桌边吸旱烟，这向时没有找剃头佬，他的脸全埋在黄拉拉的毛胡子里去了。宗德高拱着袖子，倚墙坐在一个木墩子上，噘着嘴，苦着脸，他的小眼睛深陷在一脸的团团肉里，不时抬起厚眼皮朝大荣望望。　　

    大荣说，我看，不要惊慌，我们讨论一下，要改变三队的穷面貌，除了分队，其它还有啥好办法？如果没有其它办法，打死也不回头！　　

    讨论什么！毛主席说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人都有个私心，虽然田在一起，劳动也在一起，但过日子可是一家一户啊！分了队，集体也还是要同“私”字斗，只不过比不分队情况好弄一些。除此之外，好办法也许倒是有一个，让国家给我们派大公无私的干部来做队长！怎么可能呢？全国这么大，怎么派得下来！万一派下来的人又有私心杂念，那又咋办呢？简直就没有办法了！还是靠我们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啊，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夏耀庆这一番话像下的透雨，说到每个人的心里去了。宗德高把拱在袖子里的手放出来，说，就这样，就这样。大家等他的下言，他却抹了一把脸，又把手拱进袖子，发言完了。有人问，你说就这样，是就哪样呢？他嫌别人理解力太低，不耐烦地说，耀庆不是说了么，就这样！大家哄然笑了起来。　　

    大荣说，大家有决心，我也不动摇。我们把生产安排一下，大家都要按质按量完成。我想大家在这种时候，是更有自觉性的吧！　　

    行，快安排吧！宗德高说。　　

    不一会，就把工派好了，众人信心十足地散去。大荣带着丈量用的长绳，扛上大锹，来到老河滩西头，要在这里弄起第一个果园和第一个鱼塘，搞多种经营。他放下工具，等着人。青龙河在眼前往东流去，河上行着帆船，几只鱼鹰在河面上飘飞，在阳光中闪耀着它们白色的灵活的长翅。青龙河对岸，是辽阔的田野，远处有村庄，笼罩在淡蓝色的雾气里。　　

　 　

　 　

                              十　　

　 　

    鹏飞大队的人们度过了两个平静得使人不安的白天和夜晚。人们都知道，大队文革是不同意分队的；人们也知道，老三队已经分了下来，沈大荣的大字报被公社文革抄写去了。新七队的人们在老河滩上开鱼塘、造果园呢！人们站在大圩上看，同他们说说笑笑，对他们表示敬佩和关心。　　

    人们心上有个秤砣坠着。公社文革代表了革命，而革命总是很厉害的。越革命当然越是要合不要分，将来还要世界大同！所以，很该为大荣他们发发愁！　　

    果然不错，第四天下午，全公社二十个大队的文革主任都到了鹏飞大队，公社文革核心小组五个头头全到场，公社的大批判专案组带来了笔墨纸张，把大队部一带刷满了标语，公社的武装民兵班还在大队部布了岗，高音喇叭也带来了，一遍一遍播放着激起热烈情绪的毛主席语录歌，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宗兴被押进了大队部。七个地富分子被押进了大队部。空气紧张起来了。　　

    新七队的人还是按时上了工，但是，大队通讯员“害怕”领着两个背长枪的人从大圩上走下来，托着下巴壳通知王定山组织群众参加大会，又说叫沈大荣先跟他们到大队部去。王定山问叫大荣去做什么？“害怕”托着下巴壳说，我、我不知、道。沈大荣把王定山一拉，说，别问了，我就去一下。他才跨出两步，那两个武装民兵就立即跟上了他。“害怕”那鸡爪手又交给王定山一份书面通知。　　

    群众围到王定山身边来，问，他们把大荣抓走了吗？凭什么抓人？　　

    王定山看那份油印的通知，上面写道，公社文革在鹏飞大队召开文革现场会，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宗兴，批斗煽动分队、暗保宗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沈大荣，批斗一小撮人还在、心不死的阶级敌人……　　

    高音喇叭里的语录歌在王定山头脑里一炸一炸地响，他的腊黄脸皮忽然雪白，不觉就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群众焦急地喊着他，他垂着头，举起一只手摇了摇，说，队不要分了！又费力地站起来，说，不分了，合吧，混吧……他拿着那张通知，就上了大圩，群众都跟在了后面。　　

    王定山来到大队部, 只见里里外外全是人，正想往前去，却看到民兵把沈大荣从小门押进了后台。社员们问王定山怎么办？王定山说，进去！他们像一个整体一样进了会场。会场上历来就没有凳子，开会的人都是扯个草把垫在屁股底下坐在地上，上面的主席台也是个土堆的台子。　　

    主席台上一边站了一个持枪的民兵，造反头头们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公社文革的坐在当中，各大队的坐在两边，屠文达坐在话筒后面，一会儿就吹吹话筒，呼呼地响。在屠文达旁边，还坐了一男一女两个学生，都穿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军装，还扎了皮带，臂膀上有红卫兵袖章。主席台上的人都有一本“红宝书”放在自己面前。会场上人满了，门口窗外也挤满了人，尘土在阳光中一个劲地飞扬。　　

    屠文达读了两条语录，忽然把声腔一凶，说，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宗兴押上历史审判台！一言未了，宗兴已被两个民兵反背着膀子推到台前,捺低了头。这时，吓了群众一跳的是，屠文达旁边的两个学生突然高呼起来，原来他们是领呼口号的，反应过来的人不多。屠文达又叫，把一小撮阶级敌人押上来！随着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还有炸耳的口号声，以及扬起的灰尘，一排儿老脸色的地主富农分子（少了李宝顺）被押上了台，把小小的土台子站满了，屠文达看着这些人挡住了主席台上坐着的人，就叫站到台子下面去，于是赶猪似的又都赶下了台，面对群众低头站着。　　

    批判发言开始了。老贫农代表结结巴巴的样子，使得下面的人都笑了起来。领呼口号的学生就连忙领呼口号，算是制止住了极不严肃的现象。　　

    公社文革韩主任作指示了，这人说话不用稿子，本来也是农民，这不知是哪里来这种本领的，只听得他说道，鹏飞大队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趁文化大革命之机，煽动分队，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迎头反击这一资本主义逆流！这话说完，屠文达叫道，把煽动分队、暗保宗兴的富农分子李宝顺，现行反革命分子沈大荣，押上来！又是咚咚的脚步声和扬起的灰尘，台下朝群众站着的那一排里加进了被点上的这两个人。　　

    原来，是把李宝顺用在这里“上纲上线”，给分队安个坏名声。　　

    新七队的人咬住牙，不吱声。这时，外面好像闹了起来，还有大黄狗的吼叫声。一个人上了台，跟韩主任耳语，韩主任说，叫民兵把他押起来！王定山突然往后倒了下去。社员们叫了起来，定山晕过去了！屠文达在台子上说，搀出去，搀出去！王定山被扶起，他睁着散了神的眼，对台子上说，把大荣放了，我们合并，合并，不分队了！韩主任脑子活，忙说，把沈大荣带下去！　　

    会场乱了一阵，安静下来，韩主任说，刚才，老三队的队长已经表态不分队了，这就是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代表公社文革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广大贫下中农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决不愿意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领呼口号的男女红卫兵及时地一递一声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会议很快结束。公社民兵把沈大荣和夏耀庆带走了。大队部会场里空空荡荡，一地垫屁股的乱草，灰尘静静落下，麻雀飞了进来，在屋梁上叽喳欢叫。　　

　 　

　 　

                                十一　　

　 　

    批斗大会散了之后，宗兴一个人慢慢地在黄昏中走回家。他注意听了一下,今天对他的批斗没有新的内容,无非还是六大罪状,一是浮夸风以后全大队饿死一些人，圩上的大树都砍光做了棺材，二是四年前丧失阶级立场，睡了一个未出门的地主家庭的姑娘，三是平时多分多占，四是婆娘从不参加劳动，每年还由大队给她两千工分，五是让社员白白地给他家做事，还把逃夜工的社员扣上脚绷子，六是家族主义。这几方面的事情，他心里完全承认，但他觉得，作为一个党支部书记，他为全大队，还是做了许多好事的，为什么只字不提呢？　　

    给他定的总罪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他不明白，他什么时候走过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他当农业合作社长的时候，这些造反派猴子们，一个个挂着两条黄龙鼻涕爬在地上滚铜板玩呢！　　

    把他跟地主富农分子们站到一块，也不通！难道他包庇过这些阶级敌人吗？这些人的地主富农帽子，当初还是他宗兴亲手给他们戴上去的呢！那才叫急风暴雨，那才叫翻天覆地，那才叫真正的阶级斗争！你们再怎么弄，也不会超过我们！真是奶奶面前玩×呢！他在心里骂了一句村话，不觉倒冷笑起来！　　

    令他困惑不解的是，造反派也不同意分队，还敢把沈大荣打成“反革命”。这是最叫他害怕的，因为这说明造反派比起他，更“革命”，好像他确实落后了，该被踢到一边去。他从这里体会到最可恨的东西！　　

    农民出身而又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宗兴知道，集体经济总是存在着怎么也消除不了的问题，所以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干部、教育群众，但也不是一搞就能解决，一碰到这些问题，群众心里的“自发势力”就要“趁机抬头”，闹分队，甚至闹单干！　　

    过去的运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断批判和打击群众的“自发势力”，另一方面是顺着群众心愿，不让干部在集体经济内部占便宜。可是，谁手上掌握集体经济权力，谁总会在各方面沾些光，即使一个小小生产队，内部的劳动安排，利益分配，总不可能像桌上的一碗水一样平，就连沈大荣成立的新队，也不能根除这些问题！但三队按他们那样分成两个队，当然要比原来一个队好些，群众确实做梦都想怎样摆脱他宗兴和他这一个家族！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话全说错了，其实他和他的弟兄们最欢迎“社会主义”呢！　　

    当他以为屠文达和沈大荣是一路人马，他心里还以为真是什么新的时代到了呢！但现在看下来，群众“自发”的那个方面，反而遭到更明确更坚决的否定和打击了。这算是什么“革命”啊，算是他的徒子徒孙还差不多！八字还没有一撇，倒来打倒师傅了！反过来说，如果屠文达跟沈大荣是一路人马，那就有点儿份量了，可那不等于是反社会主义吗？然而，把一个队分成两个队，也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呀，只能说是社会主义搞得小了些。宗兴越想越糊涂了。他倒要看看，这“文化大革命”在农村到底怎样搞下去？　　

    回到家中，在堂屋里就着老咸菜喝粥，灯也没有上。屋外，老北风又刮大了，树枝篱笆乱响。宗兴听着外面的西北风，突然深感屋子里的安宁，他恨出了一声：“好！”　　

　 　

　 　

                                十二　　

　 　

    鸭粉见大荣被公社文革抓走，心里为小叔子着急。大贵大荣兄弟二人，父母双亡，自从她嫁给大贵，大荣脚上的鞋子，就是她做，平常缝缝洗洗，都是她。大贵结婚时，大荣才十六岁，后来是鸭粉叫大贵另外搭屋住出去的，把老屋让给兄弟，为了兄弟日后好找婆娘。所人们夸赞她“贤惠”呢。　　

    大贵回家后，她对大贵说，大荣被弄到公社去了。大贵不着急，说，弄去就弄去，他们总要把饭他吃，把觉他睡吧？鸭粉说，你不能去跟屠文达说个情吗？大贵眼瞪起来，说，你懂什么？看到鸭粉脸色不对，忙又说，我算过了，大荣跟宗兴一个台子挨斗，不是坏事。鸭粉说，你倒会投机的嘛？她一摔手走出门，头也不回，说，粥烧在锅里！她下了大圩，到夏家去了。　　

    夏家的罩子灯已经点亮，耀庆妈妈就着灯光缝补一件棉衣。鸭粉喊了一声大妈，就推门进去。耀庆妈妈说，你来得正好，你去把大荣的大衣找出来，由我一齐送到公社去。鸭粉问，是谁叫送的？耀庆妈妈说，这还要人叫吗？我倒要看看把他们两个人怎么样！鸭粉说，你真是宁断不弯！耀庆妈妈说，你别看造反派喳呼，人家都说他们胆子大，我说他们胆子根本就不大。你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谁敢惹宗兴一根汗毛？讨好来不及！鸭粉笑起来，说，这话不假，我倒没有想过。　　

    忽然，门被推开，那条大黄狗进来了。耀庆妈妈放下手上针线，说，你回来了，是从公社回来的吧？那狗竟然呜呜叫了一声。耀庆妈妈说，好，我晓得了，耀庆叫你回来的！她给狗碗里喂了些饭，对鸭粉说，狗通人性呢。　　

    正说着，有人站在门口说，哟，鸭粉也在啊。原来是“老香瓜”到了。鸭粉嗯了一声就想走，“老香瓜”却说，一块儿谈几句心不好吗？鸭粉只好留下来。“老香瓜”说，无法无天啊！我跟我家宗兴说，不要怕！你们只晓得当干部，又不晓得上头有“两个司令部”，这是有了“文化大革命”才说出来的，过去哪里晓得？只晓得服从上级啊！我们不晓得啥“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晓得一个毛主席！他们造反派当了干部，就不服从公社、不服从县委了？还把我这个老太婆也上了漫画，说我是“老国太”。宗兴从二十岁起当支书，为全大队当牛做马、没早没夜到今天，我一家人反而都犯法了？　　

    鸭粉说家里没有人，起身就走。耀庆妈妈说，大衣马上就送来，我就要去了。“老香瓜”说，给他们两个人送寒衣吗？不要送！冻死饿死找他屠文达去！耀庆妈妈说，儿是母身上的肉啊！“老香瓜”眼睛里就闪动泪花，揩着，说，这话不假呢，你看我家宗兴跪在台子上……　　

    大黄狗在门外对着田野和黑夜汪汪地叫。耀庆妈妈喝道，回来！那狗呜咽了一声回到屋里。鸭粉离开夏家，外面一团漆黑，风又尖又冷，人身上的棉衣好像立即成了一件单小褂。她顶着冷风，在冻得硬梆梆的小路上向家里走去。　　

　 　

　 　

                               十三　　

　 　

    李宝顺四十七岁，土改那年他是三十岁，十几载，他从青年变成……按农村眼光，似乎就是老头子了。但他觉得十几年时间并不长，因为生活对他来说，不管外面有什么变化，他却是不变的，他睡下去是一个富农分子，站起来还是一个富农分子，而不变的生活是让人觉不出时间来的。然而，人毕竟却是老了。实际上他只是一般富农，爹手上田多了些，传给了他。不知何时，只要是富农，就成了“分子”，就是“专政”对象，但好在不是他一个人。宗兴过去对他说过，你表现好，就给你摘帽子，上面有这个政策。可是这要等到哪一天？现在文化大革命又来了，来就是斗地主富农分子，其实地主富农分子已经过得可怜死了，还值得斗吗？这世界是欺负人、不讲理的！　　

    大队的批斗会一散，阶级敌人就没人管了，都自己回家去。儿子明喜正在门口修理猪圈，女儿小粉子在灶下烧火。对于爹挨批斗之后归来，他们都似乎同他平时收工归来一样，话都没有一句，但心里是知道他回家来了，这就行了。不管啥运动一到，不管啥坏事情发生，首先都要查一查爹这样的专政对象，甚至连他们也要怀疑，稍微牵扯得上的都要牵扯上去挨说几句，到最后，还是照样过日子，这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还会继续下去。　　

    明喜和小粉子，也有了专门的身份，叫做“富农子女”。表面上都在田里做生活，都在家里过日子，都跟人有说有笑的，也都是两个眼睛一张脸，比别人家的还好看些，但骨里就天生低人一等了。　　

    李宝顺觉得自己真是老了，活着还有什么味道？他觉得对不起子女，他不该把他们带到世上来。但是，他又不能寻死，他一寻死，明喜和小粉子的罪就更大了，他也会死得不安心啊。他只能把一切看得平平常常，而且他并不恨任何人。他觉得自己像个面团，挨怎么搓揉都不要紧，柔能克刚呢。　　

    当时，明喜回来告诉他，参加的是七队，他就怪明喜这么大的人做事还不稳扎。但明喜反问他，如果参加三队，七队这边的人怎么看我们？我们住在河东，本来就应当到七队。他说，你不会不站立场吗？明喜说，我是没有站立场。　　

    没有想到，宗家墩这一头还没有怪罪下来，就先挨了造反派这一斗。这世界不管怎么弄，对他这样的“分子”反正都是一样，越乱还越是会让他倒霉。什么时候能改变啊？他可不敢想！　　

    说是我们阶级敌人煽动分队，大笑话么！我有这么大能耐吗？我们阶级敌人还敢管这些事吗？明明晓得不是这样的，偏要说成这样，都是些狠人啊！地富反坏分子是烂狗屎，谁都能拿来甩到别人身上去，让别人臭，真是好办法呢！　　

    小粉子坐在灶门口，看着火，给她爹补着一双袜子。这袜子底全补满了，她现在把老补钉全拆掉，另外缝一个布底上去，好在袜筒子是粗棉线的，结实。这家里没有妈妈，她的事情就多了。她的针线是在田头跟妇女们学的。人说跟谁长大的同谁感情深，是的，她就是舍不得她爹。屠文达多心狠啊，硬是栽害她爹。她想到屠文达以前几次调戏她，好像对她还有那层意思，想不到对她爹下这种狠心，无影说她爹煽动分队！好像她爹在哪里，哪里的坏事就是她爹叫做的，这是什么理？世上的人还能信吗？　　

    明喜在猪圈里喊她到塘里挖些烂泥给他。她丢下袜子，给灶膛里塞了一把草，用火剪压着，起身把粥锅铲了一铲，就去了。　　

    李宝顺想着，他有明喜这么大，明喜已经生下来了，哪一天能给明喜订到婆娘呢？小粉子是不要紧的，丫头横竖有人要。他想拿小粉子给明喜换亲，要不然，谁肯把姑娘嫁到他家来？　　

    小粉子很快给明喜弄去两豁锨烂泥，就回到灶上，用大碗盛了米汤，端到她爹面前。老宝顺接过碗，喝着，只觉得烫烫地暖了心口。　　

    明喜把猪圈里洒了些干草屑，就爬出来，到河边洗了手，一边往下抹着手上的水，一边对小粉子说，给我盛粥吧！小粉子擦了一支火柴，上起灯来。　　

　 　

　 　

                                 十四　　

　 　

    屠老二拎着三根锈铁丝吊着的的铁畚箕，在外面拾鸡屎。他头上戴着锅腔帽，身穿一件祖上传下的大襟棉袍，腰里扎着一根黑布巾，棉袍前摆一角卷上来拴在腰巾里。忽然，有个人在他脑后哈哈大笑，声音里竟有点讨好。他一转身，见是贵齐，正嘻皮笑脸对着他呢。二爷，你现在还吃这个苦？　　

    屠老二不答，正好看到前面有一撮鸡屎，他伸出勺子去，一勾，进了畚箕。　　

    贵齐说，文达做了大队文革主任，你的福气啊！屠老二还是不答，继续往前寻找，又拾到了一撮鸡屎。这才回答说，他作死！贵齐说，二爷，你咋能说这话？文革主任就是全大队第一把手，等于代替了宗兴呢！贵齐见话不投机，也就走了。这贵齐，刚解放时也当过乡长，挎过盒子枪，犯了错误，双开，就一天天变得没出息，哪里有得混，哪里就有他。　　

    鸡屎拾到屠老大门口，他老嫂子从里面走出来，就说要给文达订个人。屠老二说，这事不慌！他要是老实种田，倒能给他订！老嫂子说，他当文革主任你头疼啊？屠老二说，要当干部，也要有那个德性呢。老嫂子告诉他，她姨娘看上有个姑娘跟文达相巧，屠老二说，说就说说看吧，不要提什么文革主任这些梦话，就说文达在家里种田，老老实实的农民。不成就拉倒！嫂子答应了他。　　

    贵齐终于遇到了文达，他迎上去讨好，喊道，屠主任！屠文达停步问，贵齐，上哪里去？贵齐说，你主持大会，没有人不说你水平高啊！现在可以讲，鹏飞大队是你的了！屠文达笑道，跟我回家吃饭吧？贵齐说，吃饭不忙，我有件事要烦你。不瞒你青天大老爷，没钱用了！屠文达说，跟队里借么！贵齐说，我早就超支了。屠文达说，按辈份我不该说你，你哪一年就不再属于干部了，你还想天天吃好的，哪里来呢？贵齐做出可怜相来，说，我哪里天天吃好的，我可怜死了！屠文达说，好吧，下不为例，批个条子给你。贵齐连忙道谢。屠文达在笔记本上大笔一挥，撕下来，给了贵齐，叫他到沈家模那里去借五块钱。贵齐拿了条子就要走，屠文达问他，你也是参加七队的？贵齐说，他们要分队，我当然到七队，跟宗家墩一起怎么过？你们大队说不准分队，我赞成，我这个人，队越大越好，我拥护社会主义呢。屠文达不由得笑了起来，说，你倒老实。不过，他们闹分队，我心里也明白他们的理由，只是处在我的地位，是不能让他们分队的，这是方向路线的问题啊！贵齐说，当然当然！你是在政治舞台上，你首先要站立场，这不是闹着玩的的事情！屠文达说，你这话就对了，你倒底是当过干部的。贵齐胸脯不觉就挺了一挺，但随即又瘪了下来，说，不谈那话了。　　

    冬日的暗淡黄昏笼罩四野，家家茅草屋上升起炊烟，空气里满是烧稻草的味道。烟波微茫的青龙溪水面上飞越着归鸟。屠文达肚子饿了，他大步回家。忽然，圩下有人站在一条小船上喊“屠主任、屠主任”。他有点诧异，站住了。那人爬上大圩，是一个黑滋滋五官凶横的人，却十分谦恭，自我介绍说，姓包，叫包长锁，打野鸭，捉长鱼的。接着就拉屠文达到船上去吃晚饭。屠文达听到野鸭长鱼就心动了，知道有好吃的，也就不推辞，跟着下了大圩，躬着身子进了船舱。包长锁的老婆圆团脸，大眼睛，两条细细的长眉，红艳艳的嘴，肥嘟嘟的手腕上戴着银镯子，一边喊着“屠主任”一边就倒酒。三杯酒下肚，屠文达已经成了包长锁的儿子的“干爹”，成了包长锁的“亲家公”，答应解决他们一家在鹏飞大队的落户问题。后来，上岸时，他醉醺醺地手中拎着一只二十多斤重的大飞禽。　　

　 　

　 　

                                十五　　

　 　

    第二天，七队的男劳力都到了王定山家。王定山坐在堂屋角落上的一摊稻草里，用被单盖着腿。他脸色苍白，毛胡子好像也变得黄黄的像草一样要枯了。　　

    定山，我们就这样散伙了？有人问。宗德高忽然说，我有个办法！各是一组，并队不并组，也不合账！大家兴奋起来，夸“二烂嘴”也能出这么好的主意。于是就派宗德高去喊宗发。　　

    宗发的家就在宗兴家旁边，是三小间草屋，日子过得并不好。群众说这夫妻两人相配，都懒，都会用小心眼。看，过冬天，墙上在秋后也没有泥一下，上面的陈泥冻得一快一快往下掉，屋里不冷吗？看，屋后的茅坑也不围起一转土积或者挂起草帘来，就那样光光的露在外面，老远就看到他蹲着屁股拉屎。屋前，那菜地像癞头一样，上面哪里有冬天吃的菜？三个小孩衣衫不整，破鞋烂袜，冷得缩缩的一个挨一个站在门口，长条子脸瓜儿都像宗发，呆痴痴的，一点也不讨喜。　　

    宗德高朝着门喊，宗发！　　

    宗发的婆娘从里面出来，手上拿着鞋底。人家妇女，鞋子老早就送皮匠去绱了，她才忙鞋底！　　

    挖茨菇去了，在渠道下面。　　

    宗德高只好又跑了几节田，在渠道下面找到了宗发。宗发丢了手就跟宗德高走，两人一前一后，像两个哑巴。　　

    宗发带着谦虚的表情，在七队的人们面前出现了，朝着王定山说，队长找我？王定山叫他坐下，说，我们有件事要同你商量。目前大队不同意分队，我们想还是并起来，但各是一本账，就算是两个生产小组，各负其责，互不干涉。宗发一听，也就明白了，他说，行，我没有意见。王定山说，关于领导班子……宗发说，队长还是你。王定山说，大家说了，我是队长，具体负责河东这一组，你是副队长，具体负责河西这一组。宗发说，行，这样最好。　　

    宗发走了，屋子里笑了起来，都说宗发来的时候像是一条狗被宗德高牵来的。过去，宗发当队长，把宗德高暗算得哭了下来，现在可不同了。　　

    宗发一边往回走，一边就进一步明白了他跟群众的关系是不好的。但他宗发也是一名群众，而且家庭也不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想了一下，懂了，他宗发是一名特殊群众，好像是在群众之上的。想到此，他的胸脯倒挺了一点起来。　　

　 　

　 　

                               十六　　

    天快黑的时候，沈大荣夏耀庆二人被带进了公社大院。那些人把他们关在一间屋子里，没有锁门，也没有人站岗，不一会，还领他们到食堂里去吃了两碗粥，然后就丢了两条被单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抱稻草打地铺。　　

    沈大荣坐着呆想。他看到韩主任从门口经过，就喊住了韩主任，他要陈述自己主张分队的理由。韩主任笑道，文化大革命打倒宗兴这种人，就是解放农村生产力。但你们趁机闹分队，要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我们如果不管，传染下去，就会有人来打倒我们，说我们这里是造社会主义的反，这还得了？你不明白这个大是大非吗？你们的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韩主任走后，夏耀庆坐起，说，咦，他说得倒也像是有道理！沈大荣站起来，看到了对面的小草屋，那是公社大院里唯一的草屋，是公社贾书记特地叫保留下来做他的宿舍的，贾书记说，广大农民都住的草屋，我也住草屋吧。于是就一直住在这草屋里，不让拆掉。贾书记现在“靠边站”了，他在这里领导了三年，重修了全公社防洪水的大圩，改造了“千年老沤田”，农田方整化，沟渠配套成龙，“稻麦两作”就是这样弄起来的，以前只有水稻一熟。沈大荣望着小屋，见到贾书记进去了，草屋小窗户里亮起了灯光，他把耀庆一拉，说，看，贾书记！他们商量的结果是，沈大荣去跟贾书记谈谈他们分队的事情。　　

    过了好一会，沈大荣回来了，告诉夏耀庆，贾书记说，你们三队的矛盾，确实客观存在，并且还不是个别的现象，值得研究。要相信，党是最关心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党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夏耀庆看到沈大荣眼睛红着，沈大荣解释说，临离开时，贾书记握着他的手，他看到贾书记的眼睛里有眼泪……　　

　 　

　 　

                               十七　　

　 　

    过了几天，沈大荣夏耀庆从公社放回来了。他们走在青龙溪大圩上，经过鹏南大队。他们不觉谈到鹏南大队支书刘开俊，那是群众公认的好人。他的婆娘也同社员一样天天上工，一趟来一趟去。逢到社员家里杀猪，送肉给他家，他总是记在本子上，等到他家杀猪，就会叫孩子拎了肉去还给人家，只多不少。浮夸风时，刘开俊也不得不跟着浮夸，但他自己也饿死了一个孩子！可宗兴呢，在那年月还暗地里霸着一个妇女，让人家怀上了他的娃，生下来偷偷送到远处去了！　　

    他们忽而谈到姑娘身上去了，夏耀庆说，你不要笑，有时还就想得厉害，我想屠文达的大妹子呢，一闲下来就想。两个人都笑了。大荣说，笑归笑，你没有看错。我叫我嫂子到屠家去给你提一提，怎么样？夏耀庆忙说不行不行。　　

    到了老三队了，他们看到宗家墩的人在河西麦地里浇麦泥，又看到河东的人在河东田里干活，不由得奇怪，难道还是把队分下来了？田里的人看到了他们两个，跑了过来，坐到圩底的向阳坎下，晒着太阳，问他们在公社里的情况。　　

    夏耀庆说，挨批斗了两场，跟小偷啊，赌博的啊，烂菜瓜啊站在一起！大家都哈哈大笑。　　

    这时是上午九点多，青龙河静静地流，水面上闪耀着太阳点子。河对面公路上向东驰过两辆大卡车，上面站满红卫兵学生，飘扬着一面红卫兵大旗。　　

    离了田头，沈大荣夏耀庆来到老河滩。王定山屋上的草已经旧了，秋后只在腐烂的地方插了些新的。王定山的两个孩子，大喜和二喜正从青龙河边上走来，大喜扛着趟网，二喜拎着竹篮，两个小孩是下河趟螺狮的，也不怕冷，空心棉袄棉裤，光脚穿着单鞋，里面垫着稻草。　　

    他们进了屋，朝里喊定山！只见王定山毛胡子爬满一脸，那脸瘦得小了下去。王定山见了他们，说，你们回来了！沈大荣拿出一张票子来，塞在王定山手里，说，你打点肉吃吧！王定山不肯收，沈大荣说，算你借我的。王定山也就大叹一声，把那票子紧紧攥在手中。　　

    夏耀庆回家后，看到大黄狗忠心地卧在门口，他把狗抚爱了一会，就用绳子把狗套了，吊到了树枝上。等到他妈妈回家，他已经在剥狗。妈妈坐下来抹眼泪, 说, 这狗比人还懂事呢, 你疯了！夏耀庆涨红脸，一声不响地忙着，把狗肚子里那一切全抛到河里去，提了狗肉就往外走。他进了王定山的屋。　　

　 　

　 　

                               十八　　

　 　

    屠文达手握一张卷起来的报纸，头上戴一顶不知哪里弄来的单军帽，脖子上围了一条方格子线织围巾，棉袄上加了一件灰卡叽罩衫，脚上穿了一双他舅舅送给他的旧皮鞋，在冬日的阳光下朝一队走去。省报用大红字发表了一条消息，说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夺了上海市委的“党政财文大权”。这对于鹏飞大队也同样是一件令人振奋的特大喜讯。他已经对几个农民宣传过了，但都有点对牛弹琴。可笑的是他的父亲，听他讲过后，露出满脸轻视，说，你别做大梦！倒是他妈妈还表示了一点兴趣，小学生一样看着他，问，当真要换上你们？他给了他妈妈一个最肯定的回答，说，这就是毛主席战略部署！没想到他妈妈却反而满脸疑云似的了，他也没空跟妈妈详说，反正等到一切成了事实，也就没有话说了。　　

    他手握这份报纸，精精神神的，到了一队。他也不去找队长赵元有了，他有了不曾有过的信心。快到巧鸾家的时候，他忽然想起妹妹大兰子给他做的语录袋，就取出来，像挎盒子枪一样斜挎在身上，觉得平添了几分英俊和威风。正好巧鸾匆匆走来，屠文达站住了，眼睛瞪大，看得直直的，把报纸打开来，送在巧鸾面前，说，上海夺权了！巧鸾一愣，根本不懂是啥事，只知道把脸一红，脚不停地就走过去了，而且撒腿跑了起来，那屁股一扭一扭，大辫子在后面一甩一甩，多好看啊！　　

    屠文达走进巧鸾的家，那老头子正坐在太师椅上，阳光齐胸照着，一直到脚。屠文达恭恭敬敬大声喊，老爹！老头子微睁着眼，嘴里“嗯”了一声。屠文达自己拖了凳子坐下，把报纸送到老头子鼻尖底下，说，老爹，上海发生大事情了！老头子这才费力地张开嘴，说，上海啊？屠文达说，上海造反派夺权了！老头子好像没有听懂，屠文达又说了一遍，上海工人阶级夺了市委的权啊！老头子不作声，但眼睛是亮亮的睁大了些，有点听懂了。屠文达说，这是中央直接支持的啊，造反派掌大权啦！他希望看到老头子立即对他重视起来，但老头子浑浊的眼睛望着外面，不知在想啥，也不知是不是明白这里面的事理。倒是老头子脚下一条黑狗，好像比老头子明白，侧过头来有点讨好地看着他呢！　　

    屠文达鼓足勇气，向前俯出身子，脸上挂笑，对老头子说，老爹，你把巧鸾，给了我吧！老头子对这句话反应倒是快，脚一跺，胡子嘴直是抖动，说，滚滚滚滚你的穷蛋！那条黑狗也立即改变了态度，“呜”一声站起，准备咬他似的。屠文达两步就逃了出去，心里发着千般狠，一时却也想不出啥挽救的办法。　　

    他看到大队通讯员“害怕”向他走来，心里忽然也就奇怪地好过了一些。这“害怕”，过去就是大队通讯员，可以说永远是大队通讯员，谁当家也不好不用他，因为那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变不全的残废人，眼睛又大又红，眼泪鼻涕不断，说话时要自己托着下巴壳子才能说，不熟悉他的人还听不懂，不但听不懂他的话，一看见他就会有三分害怕，所以“害怕”就成了他的名字，可以说，现在很多人都已经说不出“害怕”的真名实姓。　　

    “害怕”把一份《通知》送到他手上，是公社文革通知每个大队派一名负责人，带领三十个民工，去参加东南片七个公社合修的“红卫一号”水利工程。这是一项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任务，要不折不扣完成。屠文达在《通知》空白处批道，请赵有栋同志织组民工并带队前往，底下签上了一个“屠”字。他大声说，去送交赵有栋！“害怕”就拿着他签过的《通知》，转身去了，不会有错的。他无师自通，掌握了“排斥异己”的权术，他体会到，这的确还是必要的。　　

    屠文达过了小桥,到了河东,第一家便是富农分子李宝顺的家，也就是小粉子的家。过去，他想小粉子的时候，这扇破大门他甚至不敢进，可如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他先做出办公事的模样，进了屋，眼珠左右一转，看到小粉子正在灶下烧火。小粉子是晓得他进来了，却装作不知道。这小迷人精，穿的是一件短短的红色的旧棉袄，身腰都显出来了，两条乌油油的辫子从一边斜挂在隆起的胸前，灶里的火光映照得她红扑扑的，整个的人真是又鲜艳又娇嫩，让你想去一口吃了她！屠文达故意走到里边张了一下，屋里确实没有别人。他不觉就反手把大门关上了。这时，小粉子惊慌地站了起来，却吓得说不出一句话，脚底下也挪不动一步，那样子更惹人爱呢。屠文达自己也不知怎么弄的，轻易地就把小粉子按倒在灶门口的乱草上了。　　

    屠文达喘着气站起来，他看到下半身半裸着仰在乱草上的小粉子拉上了自己的棉裤，两手紧紧地勒着裤腰，侧过身去，嘤嘤地哭泣起来。他跪了下去，说，小粉子，我也是头一回，我以后还要跟你好，一世都跟你好。你不要哭了，快起来，不要让人家晓得！他把小粉子拉着坐了起来，小粉子转过身去，把头埋着，仍然只是哭。他就把语录袋除下来，取出语录本，把空袋子塞在小粉子怀里，说，我给你留个东西，你想着我。他赶快开了门，走了，他朝大队部走去。　　

　 　

　 　

                               十九　　

　 　

    吃了夏耀庆送的狗肉，王定山有了点精神，就一个人到锁龙镇去了。　　

    锁龙镇是本县四大镇之一，有个锁龙镇高级中学，远近闻名。王定山踏上锁龙镇的大砖桥，当年日本人从飞机上丢炸弹炸的大缺口还在。一九四三年，从锁龙镇到青龙溪的三十五里地带上，有过一场大战，新四军伏击消灭了“二皇”（伪军）一个团和日军一个排。　　

    他走过狭窄的小街，又走过解放后兴建的一座水泥桥，到了锁龙镇中学。正对着学校大门，是苍松翠柏，环绕着一座大墓，四周有石栏杆，那是王飞烈士墓。王飞是一九四六年时的县委宣传部长，本是锁龙镇中学的学生。　　

    后面就是一长溜大批判专栏，画的漫画，是才贴上去不久的，正在看的人还不少。王定山看了一眼，人头狼身，两颗门牙画得那么大。他记得是一表人材的，就糟蹋成这样了，真是怕人！　　

    学校当然是不上课了。王定山看着那些忙忙碌碌的学生们，心中肃然起敬。这些学生娃娃，吃着家里的饭，管着国家大事呢！　　

    他被领去见红卫兵陈司令，看着比别的学生老成些。噢，司令……他恭敬地称呼了一声。学生们都笑了起来，陈司令也笑。但他却不拿他们当孩子看，他说，我是来问，农民的文化大革命该怎么弄？陈司令忽然哈地一笑，说，十月革命的时候，有个农民去问列宁，什么是农民的真理？红卫兵们都张嘴大笑，笑得王定山也不由得笑了。不过陈司令马上也就问他，是哪里的，具体有什么事情？他说，你到我们那里去过的，是鹏飞大队。　　

    陈司令想起来了，噢了一声，于是王定山就把三队的情况做了介绍，请陈司令能做个指示。陈司令说，平时，你们那里的支书这种人，已经变成土皇帝、新地主，有朝一日，不知不觉就改变了党和国家的颜色，演变为资本主义。过去多少次运动，也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文化大革命这样真正彻底依靠群众，才能反修防修。你们闹分队，体现了农民的革命性，但分队是没有普遍意义的，像这样的具体问题，只能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能干扰目前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　　

    王定山心里真的很佩服，连说麻烦司令了，红卫兵们又笑了起来。有个学生跑来说，县里分裂了！陈司令霍地站起，王定山顿觉自己用生产队的区区小事来找红卫兵，简直是不对的，他忙退了出来。他离开了锁龙中学，却见到赵有栋来了，他不想和赵有栋说话，就忙往旁边一隐……　　

　 　

　 　

                               二十　　

　 　

    小粉子一直地哭着，被两个妇女发现了，小粉子就往外冲，但被拉住了，她哭着蹦着，门口簇起了许多大人小孩，事情像风一样传了开去。李宝顺回来了，一进门却就要打小粉子，被拦住了。人们已经从那只空语录袋知道，糟蹋小粉子的是屠文达，而且有人看到他开门走出去的。明喜子操起草叉要去找屠文达算账，当然也被人们拦住了。人们把空语录袋交给了被喊来处理问题的赵有栋。赵有栋具体布置了有关妇女和男子照看好李宝顺一家，就到大队部去摇电话报告公社，但公社文革的人都到锁龙镇开会去了，他也就搭上汽车，去了锁龙镇。　　

    屠文达得到赵有栋去了锁龙镇的消息，马上就想像到了最可怕的情况，公社文革和锁龙镇的红卫兵，一定会拿他当造反派内部腐化堕落的典型，开他几场批斗大会是少不了的！或许还会把他逮捕起来送到县城看守所去坐牢呢！宗兴和全大队的地富反坏分子真要暗中笑死他了！起码方圆十里之内的人都会拿他当作最大的笑话！真是连祖宗的脸面都要丢尽！　　

    他不想当啥大人物了，能安安稳稳做个农民老社员，就不错啦！他不笨，他马上把他的妈妈叫进了屋，说出了一切。坐在床边上听他说的妈妈不由得一蹦，跳下了地，一拍屁股，说，乖乖肉，你怎么做这个糊涂事的？屠文达早已是十分冷静，说，现在怪死我也没有用了，公社文革就要派民兵来抓我，弄不好要坐牢，赶快想办法吧！　　

    屠文达的意思，他的妈妈一听也就明白了，说，就不晓得人家肯不肯呢！屠文达说，肯，一定肯，李宝顺是富农分子……妈妈说，啊呀，你就不要再说这些梦话了！　　

    屠老二外出做木匠去了, 不在家, 屠母翻箱倒柜，爬上爬下，拿出一百块钱，还奇迹一样地拿出一副金耳坠来，马上出门，找了屠家老嫂和另一个老年妇女老来娣，把钱和金子交给她们，请她们到李宝顺家去做媒。　　

    大兰子和二兰子忙着打扫房间，她们要在这乱糟糟的农家小屋里整理出一个称得上“新娘房”的美好地方来。屠母忙忙地扎好头巾，身上带了些钱和布票，出门到供销社去。　　

　 　

　 　

                              二十一　　

　 　

    屠家老嫂和老来娣来到老宝顺家，门口见不到其它人，却见老宝顺像个泥菩萨坐在屋子里，满脸苦相，神情麻木。她们进了屋，看到西房间里有两个妇女陪着小粉子，她们也就不去说啥，只是把老宝顺拉进了东房间，两个人一边一个坐在老宝顺身边，开始用最体贴人的话语，来安慰一个做父亲的受伤的心。　　

    宝顺兄弟，我替我那个闯祸的侄子来赔罪！你把小粉子领到这么大，我们哪个不嗷你好啊！文达这个畜牲，真是想不到，想不到！屠家老嫂抹起眼泪来。老宝顺像木头一样。　　

    屠家老嫂朝老来娣使眼色，老来娣说，事情到了这一步，只有想办法圆啊，好在文达也不曾订亲，家里经济不差，大家就马马虎虎顺水推舟吧，做了夫妻，人家也就没有话说了，以后儿女一生，就更没有话说了！毛主席也说，坏事能变成好事！宝顺兄弟，你就赏我们一个脸吧！　　

    屠老嫂又说，说一句老实话，文达这小畜牲，现在就在你手心里，你要他坐牢，他就跑不掉，你松个口，就是他的大恩人，一世要报答你这个老丈人！　　

    老来娣说，好兄弟，我们两个是来提亲的，你就金口一言吧！说着就解开手帕，把那一百块钱和金耳坠亮在老宝顺眼前。　　

    老宝顺痛苦麻木的头脑被这左一句右一句的，弄得有点清醒过来。他本来就根本没有想过要同屠文达为难，他咋样也不会要同啥人去见官，他只是一个人恨、恨、恨，却不知道要恨谁，恨的倒是自己。两个老妈妈的话，他虽没有注意听，却是听明白了。是的，这些话是最实际的，罢了，别的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路走呢？只是给明喜子换亲是谈不上了，好在还没有谈！　　

    善于察颜观色的老家老嫂说，这一百块钱，是订金，小粉子的新衣裳由那边做，你家里没有妇女，就不要你烦了。这副耳坠，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直藏着，现在就给小粉子戴吧，算是一点心意。老来娣帮腔说，都是为儿为女啊！　　

    老宝顺说，我要这个订金做什么！都给她带走吧！说罢，老宝顺眼泪就含在了眼睛里。　　

    两个媒人都抹起眼泪来，说，宝顺兄弟，你这份心，对得起小粉子她妈妈了，我们老姐妹从前一块儿那么要好，想不到她死得那么早！她们真诚地流着泪，揩着泪水。老宝顺抹着泪，把头转了过去。　　

    屠家老嫂又说，赵有栋到锁牛镇去了，复杂呢，怕就怕把把红卫兵弄来……事不宜迟，反正到这一步了，今晚就给小两口把大事办了吧！老来娣说，生米煮成熟饭，以后就是夫妻们之间的事了，外人哪个能干涉？时间耽搁了对姑娘不好，我说赶紧就把轿船派过来！　　

    老宝顺一句话不说，站起来，拿起那一百块钱和金耳坠，就走到西房间去，对小粉子说，人生在世，就是吃苦的，生在我这样的人家，你就是金子打起来的人，也不值钱。事情这样了，把屠文达一枪崩掉，也没有用。现在屠家请出媒人来，要娶你！我说呢，一女不事二夫，只好将错就错了，嫁到别处也是一个嫁，富农子女，还能嫁得咋好？现在事情闹出去了，礼上也讲不起来，他们马上就派轿船来接你。这一百块钱，一对耳坠，是屠家给你的，你收在身上。我做老子的一世，也没有给你好的吃，也没有给你好的穿，你，你，你就……老宝顺说不下去了，掉头走了开来，对两个媒人说，这里没事，你们就去忙那头吧……　　

    两个媒人连忙就走了，那边两个妇女劝小粉子，说，这样好，这样再好不过，姻缘都是前世定，不是冤家不聚头。说着就给小粉子戴上了耳坠，那耳朵眼儿是小时候早就扎好了的。小粉子手里攥着一百块钱，一转身，伏到床上，哭喊起妈妈来，两个妇女一听，眼泪就直往下掉……　　

    薄暮时分，河面上传来一阵鞭炮之声, 只见四条长篙撑了一条洗得干干净净的水泥船，飞快行来，船头站着一个人在放鞭炮，船舱里一只灯柜上堆着两条红绸被面的新被子，另外有两张红漆椅，小兰子坐在舱中。这是来带新娘子的轿船。　　

    船靠了岸，站在船头的是屠文达的堂哥，托着木盘，上面摆的是一只整蹄膀，还有两瓶老酒，都贴着喜庆红纸，恭恭敬敬端进老宝顺的屋里去。里面早有两个妇女搀着咽咽泣泣的小粉子走出来，在河边留下了趿在新鞋外面的旧鞋，上了船。小兰子忙上前搀住，在耳边亲亲热热叫了一声“姐姐”，便扶她坐下了，自己挨着坐在旁边，还轻轻地搂住她。鞭炮一阵乱响，四个大男子把船撑得如飞，呼呼地破水而去。两岸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老宝顺觉得一切像做梦一样，屋子里是顿时地空了，他大叹一声仰到床上。屠文达队里来了两人，连拉带劝把他和明喜子带走了。父子二人在那边喝下了一杯苦酒，从此，他们成了屠文达的老丈人和大舅子。　　

　 　

　 　

                              二十二　　

　 　

    夏耀庆主张带上一批人，去揪斗屠文达，沈大荣皱着眉摇着头没有答应。夏耀庆就独自一人到六队找了桂宝，两人一商量，决定了一件大事。他们立即到了四队，出现在屠文达家门口。他们看到那里好像在办喜事，也不愿细问，就照他们商量好的，朝门口一站，大喝一声，说，屠文达出来！　　

    屠文达没有出现，却是妈妈赶紧走了出来，恐惧慌乱地问，你们找文达吗？夏耀庆做出凶狠模样，说，对，我们是造反派，叫屠文达跟我们到大队部去！　　

    万没想到，屠文达的妈妈朝他们两个扑通一声跪倒，说，好人！宽大处理！我家文达从今往后不出去了，他今天跟小粉子结婚，你们也进来坐，喝一杯喜酒！说罢就起来拉他们两个进屋，旁边的群众也走过来帮着劝说。　　

    夏耀庆真是大觉意外，只听得屠母又说，文达跟小粉子过去就好，今天畜牲等不及了，做下没脸的事，我们不能对不起人家姑娘，就索性给他们圆房，老宝顺也同意了，财礼也收下了，轿船已经去接人，造反的同志高抬贵手！　　

    夏耀庆想，天底下没有不让人家结婚的道理，就说，这个情况我们倒是不晓得，等他结过婚再说吧。拔脚就同桂宝离了那里，这才看清，屋外几个妇女正忙着鱼啊肉的呢。　　

    不一会，他们两个又出现在宗兴的家里，对往日尊严的支书说，老宗，我们吸收你作为老干部代表，参加本大队夺权！　　

    宗兴往地上弹着烟灰，不作声。夏耀庆又说，屠文达烂掉了，大队文革不存在了，我们是新的造反派，我们支持你出来工作，你要勇敢站出来亮相，参加我们的革命行动，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宗兴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看着站在面前的这两个小豹子，目光不流露任何态度，说，你们这个意思，是好的，我听懂了，不过我身体不好，思想也跟不上，暂时还不能参加工作。　　

    夏耀庆说，你不要看不起群众。宗兴说，这个不敢。还有一句老实话也要告诉你们，我即使身体好，能工作，也要组织上来跟我说才行。我是当权派，不能随便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你们如果真支持我，对我就要理解。　　

    夏耀庆两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同样什么都没有得到，离开了宗兴的家。他们到了沈大荣家，说着这两件事，不觉笑了半天……　　

　 　

　 　

                              二十三　　

　 　

    屠文达躲在家中不出去, 变得很勤快，把房前屋后收拾得一清二楚。他父亲屠老二本是在外头做几天木匠的，那天被屠家老嫂去叫了回来，听说这事之后连连跺脚、往地上“呸、呸”吐着，说，我早就晓得、我早就晓得……屠家老嫂劝了又劝，到了家中总算没有骂，第二天一早背起木匠箱子又走了，根本就没有看儿子一眼。小粉子成天在房间里不出来，怕见一切人，连三顿都是小兰子送进去吃。只有屠母，大声吆猪唤鸡。　　

    又过了三天，屠文达的舅舅来了，是个大喉咙，嚷着说，我是今天早上才到家，一听说，就赶来了！他拿出两块衣料，还有二十块钱的红纸包儿，是给小粉子的。他呷了两口酒，拿出舅舅的身份对屠文达说，早就要来说你，这革命轮不到你们来闹！你能呢，还当文革主任！你当是好事啊？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你以后再看舅舅今天说得对不对吧！还好，出了这个事，娶了这个好媳妇，文革主任也不当了，这是好事，是你命大！我看呢，你不如跟我出去混些时，把我这烧窑的手艺学到手，一辈子够你养家活口。你看这农村，家家草屋。草屋是好，寒暖夏凉，但从前地主为什么又盖瓦屋呢？说明我这手艺派用的日子长着呢！人不趁年轻时学点手艺、本领，岁数越大越不值钱！文达，小粉子，你们说呢？　　

    屠文达小粉子还没开口，全家人都说跟舅舅出去好！　　

    跟舅舅出去的事定了下来，舅舅高兴，清了清嗓子，唱道，“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唱毕，解说了一通，屠文达听了只觉得羞愧。　　

    舅舅这时才说,据说赵有栋从锁龙镇回来了，公社文革和红卫兵都有了指示，要拿屠文达当典型。这么一说，全家都慌了神色，倒是小粉子先开了口，说，那就跟舅舅早点走吧！小粉子在全家人心目中，顿时好像不同了，大家都似乎脸上一亮。舅舅看了小粉子一眼，说，我们就听新娘子的话，动身吧！　　

    农村的夜晚，很早就没有了行人，天地一团漆黑。屠文达拎着一只小包袱，跟在舅舅后面，走上了另外一条生活道路。青龙河在他们身后哗哗地响着……　　

　 　

　 　

                             二十四　　

　 　

    赵有栋从锁龙镇回头，随身确实带着公社文革韩主任的亲笔，那上面写着开除屠文达在鹏飞大队一切职务，调查其犯罪事实，上报公社文革处理，同时任命赵有栋为大队文革主任。赵有栋口袋里有这个上方宝剑，但面不露喜色，也不忙着派人去抓屠文达，不仅如此，他还有意叫一个人把消息透了出去，这使他身边的人对他顿时更是肃然起敬。果然，屠文达被吓走了。赵有栋不能不认为自己具有一种处理问题的特殊才能，他早就自信比屠文达在实际能力上强得多，只是没想到屠文达这样快就自己倒了台。　　

    这次去锁龙镇很重要，他亲眼看到县里的造反派把县委干部们当成宝贝弄到了锁龙镇，而且武装保护。韩主任对他说，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权阶段，大家都在拉领导干部，回去后动作要快！赵有栋头脑里马上决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要跟宗兴的妹妹结成婚姻！要知道，他最为倾心的姑娘其实不是宗华而是另外有人！但他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摘下宗华这朵带刺的蔷薇花！这不是婚姻，这是政治！对他来说，已到了机不可失的关键时刻！　　

    当天晚上，当屠文达跟舅舅出发上路的时候，赵有栋叫人喊来了原大队会计沈家模。星光之下，在四面无人的田埂上，听着赵有栋说的话，沈家模吃了一惊，脑子转不过弯来，低着头只顾抽烟。赵有栋说，你不要觉得奇怪，文化大革命不是为打倒干部而打倒干部，而是利用群众运动教育干部。宗兴是老干部，经过运动证明他没有大问题，鹏飞大队这个家，我的意思，还是请他早点出山。从前那些过火的事，是屠文达搞的“极左”，屠文达现在自己犯了错误，出去学手艺了，就算了，不要计较了。　　

沈家模仍然迟疑着，赵有栋又说，我说的句句是真心话。沈家模忽然说，行，我就去试试看。本来是蹲着的，说着就站了起来，把烟头有力地一丢，溅出一团火星来，身上一股子劲头在黑暗中也散发开来似的，让赵有栋心中一惊。　　

　 　

　 　

                              二十五　　

　 　

    宗兴没有肯出来工作，但是，他从屋里走到外面来了，他出现在田野上。阳光相当黯淡，天空黄黄的，弥漫着似雾非雾的东西，寒气侵人。要下雪了。眼前的田野和田野尽头的村庄，都似乎陌生了，他觉得自己好像是生了一场大病，刚刚死里逃生出来，还很虚弱，但病毕竟是好了。他望着河东的大队部，那屋顶上的盖草已经腐朽了，一场大雪下来恐怕就会漏水。他盯着那屋顶上翻飞叫嚷不停的麻雀，忽然觉得人不如鸟。　　

    形势毕竟是好转了。也许，正如以往的一切运动一样，不知不觉就到了结尾的时候，而后再来一个啥号召，人们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别的方面去了。就这样，指挥全国！赵家栋派沈家模来请他出山，他没有答应，他当然还要看看。这次运动也太过份了，这样下去，以后谁还敢当干部？可是，也很难说呢，造反的这些人，不是说要夺权吗？而且马上为夺权分裂成了两派！这些狗日的！权啊，失了权不就等于失了一切吗？他比任何时候都体会到权的重要。　　

    一条满载河泥的大水泥船从闸口的桥洞里撑进来，船上是三个社员，他们都看到了他，但都没有同他招呼，就在他的面前行过去了。要在从前，这些人不一条声喊他“宗支书”是不可能的。别小看这些无知无识的泥腿子（他觉得他有资格这样称他们，因为说到底，他自己也是农民），他们也并不甘心平白地对人低三下四的，时候一到，他们也能摆个样子给你看看。　　

    他忽然想起，这几个社员是分队分组以后的社员了，不跟宗家墩在一块儿了，正在一心一意干他们自己的呢！他心里不舒服。当然，从前三队确实让社员们有意见，他不是不知道，但确实想不出办法，以至于不去想了。　　

    宗兴嘲笑起自己的胆小来。刚开始拉上台批斗时，心里还真以为自己不算个人，不配当支书呢。现在，看来一切差不多是要过去了，事情好像并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当然，他像被打伤的狗一样躲着过了这好几个月！　　

    他抖了一个寒噤。这时，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这是才添置的新玩艺，播放着《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他转了个身，慢慢往回走。二小正好来叫他，说，奶奶来了！　　

    宗兴一进门，就看到他妈妈坐在堂屋里呢，见他到了，就把手指上夹着的烟头紧吸了两口，把烟屁股丢了，对他说，来，同你谈个心！把他拉进房间。原来，说的是赵有栋派人做媒，要娶宗华。这个赵有栋，跟屠文达是两种人，不能小看。你做妈妈的是什么意见？他问。老妈妈说，我没有主张。赵有栋现在是大队文革主任，就不晓得他们这种人以后得不得长久？宗兴问，你说呢？老妈妈说，我是特地来问你的，你倒一句一句反问我！虽说你吃了苦，里头的事情，你到底还是有数的！　　

    宗兴一笑，说，他们算不算里头，得不得长久，我现在也不晓得。妹妹的事情不要问我，如果问我，我是不同意，难道打倒了我，我还要把妹妹送过去吗？老妈妈说，外头都在议论，赵有栋请你出来当一把手呢！宗兴说，我拿妹妹跟他换一把手吗？我这个官要他给吗？他现在代表共产党了？老妈妈擦着火柴，把衔在嘴上的烟点着了，吸了一口，说，那就回他！他既然这么积极，又要请你出来，又要同宗华做夫妻，说明他们不得势了，我也看得出来！　　

　 　

　 　

                                 二十六　　

　 　

    寒云遮住了太阳。北风虽不大，从田野一直吹过来，却也使人冷得缩缩的。宗家墩旁边，是老三队的鱼塘，一亩大。这时，池塘边上聚着三队两个组的大人小孩，他们围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鱼。妇女们手里提着柳条篮，准备来分鱼了。众人七嘴八舌，议论什么鱼好吃，什么鱼耐腌，心里当然都想分到那鲤鱼或者青鲲，不愿分到那大头鲢子。　　

    要分就快些，哪个负责的？风头里，人不冷吗？有个妇女嚷道。哪个怕冷到我这里来捂捂，我身上起火呢！宗德高蹲在一旁抽烟，快活地大声说。他今日参加了拉鱼，刚才冷得发抖，这会儿身上确实觉得暧烘烘的，心里不知为啥很兴奋。二烂嘴，你早点烂掉吧！烂掉过年！妇女骂着，引出了一阵笑声。宗德高笑嘻嘻地说，等你烂掉，我才烂呢！大家又是一阵笑。二烂嘴走过去，把众人拨开，说，来，把鱼归归类。他把青鲲鲤鱼都拎出来丢到一边，又把鲢子丢到一边，立即就有人来帮着干。妇女们赞成说，就要这样！年年叫我们吃小鲢子，一腌，剩了卡，好鱼都让绝八代的吃掉了！旁人就说，别心焦，今年大平等！　　

    沈家宏扛着大枰，拿着算盘来了，后面跟着宗发，还有人拿着一个大网络跟着。人们让开路，放他们走到鱼面前。于是把两堆大鱼和小鱼分别装到网络里称了一称。沈家宏算盘一阵响，对宗发说，按人口平均，每人大鱼一斤，鲢子二斤，小鱼半斤。宗发做出笑脸说，好，你做主！沈家宏也做出笑脸说，不是我做主，是大家做主，大眼小眼都看着呢！宗发抬头一看，果然，一转儿的眼睛都瞪着呢！　　

二烂嘴宗德高大声说，别噜苏了，来，称鱼！　　

很快，枰杆儿一翘，河西组（也就是新三队）把鱼称走了，跟走了一些大人小孩。　　

    这里留下了新七队的人，大家又喳喳议论起来，说，今年的鱼是够了，哪一年也没有分到这么齐整的鱼！大家说着笑着骂着，把鱼抬走，抬到避风的地方，按人口再平分。　　

    赵有栋派沈家模去请宗兴出山，这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另外，还听说，县里实行了军管，逮捕了多少造反派，全押在卡车上游街示众呢！造反就是反革命，城里的文化大革命全反过来了。　　

    大家不知道是该怕呢，还是不该怕。夏耀庆不作声，他在想他跟桂宝去“夺权”的事情，而且还在宗兴面前宣布自己是啥新造反派，真是活见鬼了！　　

    又有人说赵有栋派人做媒，要娶宗华呢！但宗兴不同意！这家伙转向了！这家伙诡计不小！　　

    大荣说，上次我们被关在公社，遇到过贾书记，他说，我们老三队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以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怕什么！　　

    下雪了！果然，纷纷扬扬飘洒起雪花来，远处都迷迷茫茫的了。　　

    当天晚上，雪已下得好深，满田野都白了，高高大大的大力士宗怀柏从分到的鱼里拣出所有像样的好鱼，用草绳穿了，踏着雪，进了宗兴的家，不一会，他就出来了，宗兴给了他面子，收下了他的鱼，他空着手出来，心里感到无比的踏实。雪光夜色里，他看到，从另一个方向，有人也显然是给宗兴送鱼来了，他赶快低头走自己的路，他不必、也不想知道那是谁。　　

    　　

   　　

                             二十七　　

　 　

    沈大荣望着散去的人们走上前面的大圩，各奔自家而去。一切活动的东西好像都没有了，只有静静的天空大地和悄悄飘落的雪花。他茫然若失地呆呆站着，任雪花飘落在脸上和脖子里，冰凉地融化。这世界，与他又显得陌生。他曾经试图掌握它，但现在又离他而去了，而且要反过来支配他，支配这些刚刚散去的人们。一切都没有变，一切都只是做了一个梦，乱闹了一场而已。一种失望的情绪让他觉得整个世界凝固起来了。　　

    大雪下了一天两夜，好大的雪！到第三天上午，逐渐停了。雪原一望无边，大地白色茫茫，显得更加辽阔。老天爷公平地给每一个茅草屋都盖上了一层厚厚雪被。村庄远看像是雪原上的一丛丛白蘑菇。九点多钟，雪原上走来三个人，他们一边探索着被雪埋没了的田间小道，一边费力地向前移动脚步，走得冒了汗，除下头上的棉帽子在手上，敞开了棉衣。他们到了鹏飞大队的大队部。人们都认出了他们，一个是原来的公社书记贾明，一个是公社文革韩主任，一个是原来的公社人武部戴部长，这三个人走在了一起，显得新奇。大队文革主任赵有栋、老大队会计沈家模和老大队民兵营长沈祥民，已经事先得到电话通知，都守候在大队部了。守候在大队部的，还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人，那就是老支书宗兴。当赵有栋他们三个到外面迎接远远走来的公社的三个人时，宗兴没有出去，他一个人坐着，在那里抽烟。　　

    会开起来了，形势是这样，县里实行军管，各公社由原来的人武部长负责，下面各大队由原来的民兵营长负责。　　

    这样，沈祥民就负责鹏飞大队的日常工作，宗兴同志的任务是把党的支部活动恢复起来，要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会就这样开过了。公社的一行三人又踏着厚厚积雪而去，他们将这样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建立军管制下的农村基层政权，在实际上结束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宗兴披着大衣，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回家去。天空高了，大地矮了，他的头抬起来了。他向着辽阔的雪原和苍莽的上天，长长吐出了一口恶气。迟到的太阳露了脸，给雪原抹上了一层银红，积雪亮熠熠的，像上面撒了钻石似的闪耀着光芒。当他回到家中，抽第三支烟时，沈祥民到了，说，宗支书，我请示一下工作。他把手一指，让沈祥民坐下，丢给沈祥民一支烟，等沈祥民把烟点上，眼睛看着他时，他说，你谈！于是，沈祥民完全以一个下级的身份跟他谈起了当前工作的计划……翠香拿了一张小凳坐到大门口去纳鞋底，但随即又起身，丢下鞋底，拿了竹扫帚出去扫门口的路……　　

    赵有栋几乎是漫无目的地在雪原上转了一圈。雪原白得刺眼，饿慌了的花喜鹊和灰喜鹊见了人就尖叫着飞起，报丧似的。远处，稀疏的树木之间，走着两个扛着猎枪找野兔野鸡的人，一条狗在他们前面跑着。除此之外，白茫茫看不见一个人。他走着，想着，最后，他向宗华家走去，他要直接地，也是最后一次地，碰一碰他在鹏飞大队的运气。　　

    下午，各个生产队全体队委被召集到了大队部，会上，沈祥民向他们宣布，第三生产队目前是变相地成了两个队，必须真正合并起来，以便恢复秩序，队长由沈大荣担任（他特别地说，这是宗支书提的名）。这次会议的末了，好像回答大家心中的疑问和关切，他说，今天宗支书不来了，明天下午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宗支书讲话，大家通知本生产队全体男女社员准时到场，到会的记工分，不到会的不记工分。　　

    就在大队部里沈祥民开这个会的同时，为了夏耀庆与屠大兰的亲事，鸭粉与宗德高的婆娘，作为两个媒人，正喝着屠老二家放了红糖的开水，同屠母进行着妇女之间真诚倾心的交谈。　　

    鹏飞大队的政治生活，不知不觉之中有力地向稳定的轨道回归。这是一九六七年的二月底，新的一年的春耕大忙就要开始了……　　

　 　

　 　

　 　

主人　　

　 　

在公社当炊事员的荣山，左肩挂着一个在部队当兵用的黄书包，走下小木桥，看见大队支书俊道对面走来，他立即打算上去同支书说几句话。   　　

俊道的支书批准才半年，而荣山复员回来在公社当炊事员已有两年，所以荣山觉得自己对公社的情况比俊道要清楚，他甚至觉得自己因此有几分优越性儿，但当然不可傲视支书。转念之间，他又把自己的优越性儿变成了拍马屁的好资料，于是就有一件事急于要告诉俊道，他迎上去恭敬地喊：　　

“支书!”  　　

“哦，荣山，你回来了。”　　

“嘿嘿，回来把粮食处理一下。支书，你怎么想起来让宝康到明川去的?”　　

“什么?”俊道触电似地问。    　　

明川就是离此地六十里的明川公社，俊道他们的公社书记朱平就是明川人。俊道近来已为朱书记的事情忙得不亦乐乎，所以对“明川”二字特别敏感。　　

荣山见自己的话引起了俊道的重视，正中下怀，他又近低声说：　　

“你们派宝康驾机船给朱书记家送砖瓦木料，他在外面不注意影响，大声扬调告诉人：‘公社一号的！’你看……”　　

俊道脸色“刷”地白下来，只说了一声：“好”，就掉过头，急冲冲地走了。   　　

荣山望着俊道的背影，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重大事情，心中得意，把背包一撺，脚步轻松地回去了，两只白鹅被他手一舞，吓得朝道旁“嘎哦”地一让。　　

俊道气呼呼地走过几节田，终于在一队的庄上碰到一个社员，他立即下达了任务：　　

“你给我现在就到三队去，把宝康叫到大队部来，死人失火也要来，我等他!”　　

这社员连连点头遵命，转身就奔三队，一面心中为宝康愁着：看俊道的脸色语气，这老实人难道闯下什么祸了?　　

大队部里只有看守电话机的长胜倚在墙上瞌睡，俊道一步跨进，他就醒了。　　

“有电话吗?”　　

“没有。”  　　

俊道拉一张椅子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思忖着：这宝康真浑！如果朱书记听到，将会对我俊道产生什么想法?我这个支书批下来是容易的?可以说还很侥幸，大队的几个人当时谁不想当支书?如果朱书记对我产生坏印象，这对今后前途影响极大，可能支书的位子就会丢掉。　　

其实，如果有谁写人民来信，上头来调查的话，朱书记完全可以不负责任的。那一天，公社两级干部会一散，朱书记把俊道叫到他办公室内，问他大队砖瓦窑上的生产情况，最后说他家要盖屋，能否供应他一批砖瓦和汪砖。俊道本来不用了解也清楚，大队窑上的砖瓦订户早已排满，本大队有的社员万儿八千斤草交到窑上年把多了，还没有拿到砖瓦，朱书记的要求其实是很难办的。但是，就这么大的事，书记对你开了口，那是把脸给你了，拼死拼活拆墙扒屋也要去办成才好。这是不用动脑筋就会明白的道理，这种聪明虽不是与生俱来，恐怕也是大多数人都有的吧。所以当下俊道满口答应，说决不误书记弄屋。朱书记一直把他送到房门口，甚为客气。　　

俊道心想，第一次为书记办事，要显出十分的忠心和非凡的才干来。有的社员几年前就逐渐准备砖瓦之类了，不妨拣那质量好的人家以大队名义先借一借。正好又有一户社员靠亲戚的帮忙，搞到一批高价的好汪砖，堆在屋里已有二年，可以借得来，再调两个社员把汪砖磨一磨，铺在屋上才叫好看出色，叫书记满意之外还要满意。　　

这些想法，在俊道的努力下，全部实现了。而俊道没看对朱书记吐露半言，好让书记日后知道格外了解他俊道。　　

所以，如果有个把出头椽子写人民来信，上头“纪委”真来查，朱书记是真实不了解，这全是俊道自己这么办的。　　

不过，朱书记问题也不小。他的木料是占用的农用木材计划，他的瓦木工是调用的公社建筑队，俊道这个大队调用了两条机船为他运输建材物资，同时当然调用了劳力；此外，本公社渔业大队每两天给朱书记家送鲜鱼二十斤，共送三次，都是搭乘公路汽车专程送去。　　

所以，上头“纪委”当真来查，这事情就会闹大，不但朱书记要出麻烦，他俊道也会一齐下汤锅当典型。　　

可怕!　　

正当俊道考虑到这一切，额头上、身上陡然冒汗的时候，宝康带着惊慌的、求饶的、表白自己没有坏心而只有愚昧的眼神，平时高大挺拔的身躯现在知趣地向前弯着，好像准备挨打的样子，站在了大队部门口。他高大的身躯还是挡住了光线，俊道抬头一看，是宝康！他火了，上去一把当胸揪住，拉进门，朝墙上“咕咚”一声推去。瘦猴的俊道本没有这么大劲，完全是宝康的脚步顺着他的意愿。宝康不敢在支书面前显出自己的任何强大之处。    　　

长胜本来是坐着的，这时立即站起来，指着宝康说：　　

“你什么事惹支书发火?”    　　

可怜宝康五大六粗的汉子，在比自己矮半头小一壳的俊道、长胜面前，反觉得自己缩小成了一小团。    　　

俊道叫长胜到外边看住闲人，他有话要问宝康。长胜立即出去了。　　

“朱书记弄屋，是你在外头散布影响？”    　　

“人家问我……给哪里送……我就……照直……说了……一句。”  　　

“照直！说了一句！散布坏影响，还不敢承认？现在什么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吗？还随便攻击领导?!”　　

 宝康苦着脸，真正是一副愚味无知相，他抬头望了一眼俊道。俊道的目光狠狠地如两支利剑对着他，他浑身一抖，垂下眼皮，觉得自己更小了。　　

“你头不在头上了!”俊道大喝一声。　　

 宝康顿时哭起来。他嗫嚅磁着说：“说的人不是我一个……”　　

“啊?!还有哪个?!”　　

“有生、恒荣、伯山……去的人都说过。”　　

“好哇！他们说什么?” 　　

“……”宝康又不出声了。　　

“说！”　　

“他们说……说……”宝康觉得那些话当干部的面说出来不得了，而且，他忽然想到：不能当“叛徒”。　　

 “好哇！长胜！”  　　

长胜闻召而入。俊道关照他立即通知全体大队干部来开会。　　

通向各生产队各家各户的扩音器响起来，长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一通知。 　　

 副支书、民兵营长、大队长、大队会计、团支书、妇女主任、老贫协代表、治安主任，都来了，关上小房门开会。　　

 长胜把宝康领到远远的一角去坐着。宝康从怀里掏出一根烟递给长胜，又给他划上火，自己没敢抽。长胜吸了一口之后，说：　　

 “宝康，你这么个老实人，怎么搞的?”　　

“唉!”宝康叹了一声。　　

两人没话了。一个在专心一意伸长耳朵等着执行小房里发出的命令，一个在担心受怕地等着小房间里作出的处分决定。　　

一块阳光透过窗栏静静地投在地上，四周没看什么声响，远处传来“笃、笃”的钉船声。　　

小房门终于开了。长胜站起来，宝康也不由得站了起来。　　

“走！到三队。”俊道说。　　

“走吧!”长胜对宝康说。  　　

于是，宝康在前，长胜在后，全体大队干部又在后，向三队出发。 　　

这浩浩荡荡的奇特的一行到了三队。看到的人先是说公社李副书记带了全体大队干部来检查生产了，后来才看清，那一个大个子不是李副书记，而是宝康，于是引起一阵疑问。　　

但疑问是不必要的，生产队长已经执行俊道支书的指示，全体社员放下手中一切农活，到小队房里开群众会。　　

社员们拾把草坐在地上，男子吸烟，女人捻线；干部们坐在凳上，吸烟，喝茶，只有宝康站着，而且自觉地把头低着。　　

俊道说：“现在有一种坏风气，就是乱议论干部。上头有些事情，不需要你知道的，就不要你知道；可以让你了解的，自然会告诉你，而且要有步骤、有次序地传达。当家方知柴米贵，外头事情的复杂性你们不懂，不懂就不要乱说! 这次宝康出差，就散布公社领导的坏影响，我还不说他对共产党不满！宝康，还有哪几个人一起瞎说的，你招出来。”　　

但宝康竟然一声不响。 　　

“刚才在大队你不是哇了招吗，快说!”　　

“没有了，就我自己一个，我说的我不赖。”　　

宝康此时好像获得了什么无形的力量似的，竟然铁肩担道义，一人而任天下之安危起来。也许，回到本队群众当中，使他觉得自己并非孤独无力。　　

 “好吧，也不要你说了。有生，站起来!”　　

 有生惊了一下，站起来了。　　

 “恒荣!” 　　

恒荣站了起来。  　　

 “伯山！”　　

 伯山站了起来。　　

 “其余的我不再点了。我信任你们三队，让你们多去了几个人出差，想不到你们给我惹祸! 你们看不惯东、看不惯西，书记让你们来当! 不要你们说的事，以后要少说! 谁说了谁负责!”　　

俊道说着，拿眼睛把这几位瞟了一下，又朝地上七零八落的群众一扫，只见人人紧闭着嘴，妇女们专心地看着手中的线轴儿滴溜溜地转，人们大约是不会再乱说了。　　

“好吧，不耽搁大家的时间。宝康从机船上下来，下田劳动，生产队重新安排机工。这是大队的决定。”　　

 全体大队干部走了。他们这两个小时为党为社会主义尽自己的力量做了工作；社员们到田里收拾农具回家，因为天色已晚，该收工了。　　

 宝康家里骂成一片。他老婆说他：“在家里不过这个样子，到外头逞什么能? 现在的干部难道还怕群众?”　　

他老父亲说他：“他们的官是你封的? 你说他做甚? 上头封的官，他们不拍上头的马屁，反倒来拍你群众的马屁不成? 他们做得，你说不得，就这理! 妈妈的，看他们能把社员的扁担撤职掉才算本事!”　　

这时，走来一个回乡探亲的知识分子，说：“这些现象是应该改变的，应该从根本上来消除这些现象。”　　

宝康父亲说：“ 改? 根本上改？难、太难!”　　

“呃，不谈难不难；改，好不好?”　　

“好不好? 好当然好。”　　

于是知识分子拿出笔记本划了一笔。　　

宝康父亲赶上去扳住知识分子的肩头，问：“你记的什么?”　　

知识分子把本子给他看，那本子上用红、蓝、黑三色写了一些“正”字和没有写好的“正”字，其中红“正”字写满了，黑的最少，还没有形成一个“正”。　　

“噢，我省得了，你是做调查研究呢。好，你去吧。”　　

老头子放心似地让知识分子走了。　　

微薄的暮色从田野升起，浑圆的夕阳在天边的村庄上头沉下去。宝康的父亲望了一眼这美丽的景色，深舒了一口气。　　

　 　

　 　

    明天　　

　 　

上午的活干完了，李文贵把衣服一披，就回去吃饭，先走到大队简陋的托儿所，去带他五岁的女孩小梅。小梅看到爸爸，一下子就飞爸爸的脖子上。文贵抱了她，踏上麦田中间的小埂，就像走进波浪连绵的海里一样。孩子抱在手上，引起他心中洋溢出做父亲的温柔之情。　　

“爸爸，菜花开得多黄呀!”　　

小梅望着远远近近的田野说。　　

是的。如果没有这些一丛丛一块块一片片黄得耀眼的菜花，这一片绿的大地就不热闹了。　　

文贵把小梅额上粘湿的乱发向后拢拢，责怪地说：“满头的汗，疯玩的吧？”　　

小梅却望着爸爸的头上说：“你也是满头的汗！”并且用小手来抹。李文贵任凭孩子的小手在头上抚摸。　　

这初夏的中午，太阳的确辣乎。他很快走上了拖拉机路。两边的杨柳满眼新绿，这里好像凉爽多了。　　

“爸爸，鱼！”　　

原来，远房堂兄文奇在后面走来，手上拎着用柳条儿串着的三条鱼。　　

“小梅，鱼给你吃!”文奇把鱼举到小梅面前。　　

小梅望着红尾巴摆动的鱼，说：“不吃人家的东西!”  　　

文贵和文奇弟兄俩都不觉笑起来。　　

文奇说：“渠道里捉的。喂，文达验兵要验上了，身体甲等。”文达是文奇的嫡亲弟弟。　　

“验上好呀!”文贵为他们高兴。　　

两个人就一起往前走。他们谈着某公社某英雄从中越边境光荣归来，某家的孩子在部队提了干等等新闻。　　

走到李家沟头，文奇到家了，文贵还有几步，二人分了手。   　　

烟囱冒出袅袅轻烟，这是妻子秀玲在烧饭。    　　

“妈妈家来了。”小梅望着炊烟，聪明地判断。　　

一到门口，看见小强同邻居家的二小在玩滚铜板。两人的书包都放在地上，看样子，一回来就于上了。　　

小强输了，正老老实实让二小刮鼻子。二小刮完后说不来了，要吃饭了。小强吵起来说不行，他是想把“鼻子”赢回来。二小身子一扭，就朝自已家里走，小强追上去抓住二小的衣服。文贵放下小梅，他向来严于要求自家的孩子，于是喝了一声：“小强！”小强受了委屈，也省得嘴犟无用，就斜着头瞪了二小一眼，发狠说：“好，你记住！”  　　

看到小梅，小强又忽然跑过来，拉住小妹妹的手，俯就的样子，亲亲热热地喊“小梅!”眨眼之间，把刚才跟二小的的气恼全抛到了脑勺后面。　　

三十几岁的人，有这样两个孩子，按农村的眼光，这算是一种幸福。　　

李文贵的屋，是一问“顶头舍”，这是在山墙上开门的茅屋。他这个“顶头舍”，很小，过去还能混，现在人多了，孩子大了，就嫌过分地小，而且年代已久，早该拆修。　　

文贵进了屋，立即感到里面凌乱而闷热，大人小孩脱下来的冬衣乱七八糟堆着，发出潮湿的霉味儿。各种大大小小的坏鞋子，各种坛坛罐罐，满地皆是，一到热天，东西就像格外多起来，屋里就转不过身。他知道吃饭还有一会儿，就忍着肚子里的饥饿，把泥罱子从屋梁上拿下来，准备修，下午要去罱泥。　　

他走出屋，蹲到东边空地上。有一千片新大瓦，整整齐齐贴墙堆在屋东，他一边修泥罱子，一边看不够地看着这些大瓦。瓦是新的，棱角完好齐整，表面光滑，敲起来发出铜声。是好瓦。　　

中央落实了农村政策，年终分配就上升了，他与秀玲两个人一共得了三百多元余款。现在，托一个有点办法的亲戚买到了大瓦，“五年准备，四十岁盖屋”的计划，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这样下去，岂不令人高兴！　　

住在农村的人，不自己盖起好屋来，要一世受屋的罪。小强说不要爸爸为他弄屋，他将来上大学出去做事。但文贵当然不能听小孩子的话，就是为了眼前，也该弄屋了。日子不能老是这样，而应当越过越好。　　

他衔了一支烟，皱着眉，眯细着眼，修着罱子。那样子说明他是一个踏实而坚定地生活着的人。底下的事情还有好多呢，砖头要想办法，房料要想办法，还有石灰，水泥，钢筋，铁钉铅丝，以及芦菲网膜，都不是随到随买的货。平常要死省，光有钱不行，还要有人。估估算算，没有五年办不了。李文贵把这些考虑过多少次的事情重新在脑子里转动，肚子饿起来又忘了。　　

文奇捧着饭碗走来，蹲在文贵旁边，夸他买的大瓦好，文贵浮出一丝笑容，又谦虚的说：“抵不上志广的。”　　

志广是小青年，爸爸李文祥也是文贵的远房堂兄，与文奇倒是近一些。志广去年在公社粮站有了工作，文祥给儿子盖了三间瓦屋，是李家庄现在唯一的瓦屋，除了过去老地主的旧屋不算。志广春节结了婚，晚婚他们是不执行的，也没有人说。　　

“人不能比，田不能比亩。”文奇拔了一口饭，说出这天经地义。　　

“你那大瓦火功也不差，”文贵依然修着罱子，说。　　

农村人功夫少，所以吃饭爱端饭碗串门儿，即谈心又不误吃，大家彼此彼此，成为习惯。如果几个人不干事，专门坐下来说话，那就意味着是谈什么大事，当然，干部开会是个例外。　　

文贵夸文奇的大瓦火功不差，文奇回答说：“红瓦没有青瓦好。”人心总是不足的，他嚼着饭，看着文贵的青大瓦，着实羡慕。其实现在大家手里都有一点，有机会总想弄点砖瓦，能买到那么好的红大瓦，也不错的了，像文祥那样给儿子盖瓦屋不费劲似的，有几个呢！所以这两位也就立即意识到，他俩的谈话离磨子了，文贵首先转移了话题：　　

“你鱼没吃？”他发现文奇碗头上的咸菜。　　

“抹了一把盐，防着有个把人来。”文奇回答。真是精打细算，节省是农民的美德呀。　　

“慢慢来！”文奇也说出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秀玲出来了，喊吃饭。文奇就捧着碗又转向了另一家去。　　

秀玲三是出头的人，十九岁结的婚，婚后十多年的艰苦生活，使他脸色枯焦得很，好像有点苦相，光线侧照的时候，才可以从眼嘴鼻的连线曲折上看出她曾经是很好看 的。现在，秀玲脸上的苦相好多了，眉目舒展了一点，而且透出了一些喜气洋洋的气色。这是当然的，去年分配得了这么多余款（从来没有过啊），又顺当地买到了不易买到的青大瓦，那心里的高兴就像阳光冲散乌云，露出了晴朗的蓝天。文贵的五年计划，她自然是主要的参与制定者。心不大，只要以后都像去年，就行。搞“四化”啦，以后肯定会更好。尽管有了钱，他们依然维持了不花钱的习惯，除非逢年过节人来客去，他们是从不买鱼打肉，过去如此，今后还如此。死省，虽然是苦的，但省下钱来就是甜，因为有他们的五年计划嘛。真是人就怕有理想呢，理想一有，精神就不同啦!    　　

饭碗盛满以后，放好了位置。一碗饭锅上蒸熟的咸菜放在小桌的当中，这是今日中午的菜。　　

“又是咸菜!”小强叫了一声，同时拿起了筷子，饭香与咸菜香让他的口水渗出来了，肚子早就饿啦。 　　

“省钱买砖头盖瓦屋哩!”小梅说。　　

“细老豆子!”小强做出鬼脸凑到小梅鼻尖上来。　　

“打!打!”小梅害怕了。 　　

妈妈笑了，拉开小强，说：“还是小梅懂事。”　　

以上算是序幕，现在一家人吃起来了，八只筷子不停地伸进咸菜碗里，只听得呼呼的扒饭声。水稻亩产年年提高，大米饭有的是。没介意，文贵两大碗下了肚，只在喉咙里打了个滚，他添上第三碗。　　

黑糊糊的老咸菜吃得看见白碗底了，秀玲一看，放下饭碗，到灶头上一个钵子里抓出几块萝卜干，用手揩了揩，丢进菜碗，说：“一人一块!”一眨眼，两块萝卜干已经在两个小嘴上咬住，“嘎吧、嘎吧”崩脆地吃起来，孩子们露出了快活的眼神。　　

文贵与秀玲为孩子的可爱碰了碰眼光，交流着笑意。同时，心头也掠过一片乌云，觉得孩子应当吃得好些。但乌云只是一掠而过，因为他们从小也这样苦着长大的，饭吃饱就行，也从来没病没灾! 非常结实耐劳!　　

正在这时，走进一个高大的人，全家人先后喊道：“大舅舅来了!”这是秀玲的大哥。秀玲立即把两个孩子移到门外吃，又特赐了两块萝卜干。她一转身，从大桌下面一个盆里拿出两把鸡蛋来，准备弄菜。大舅舅说：“不，不要忙，我就吃萝卜干。”这怎么行呢? 文贵一想，说：“我就来。”他走出门，到文奇家中借鱼去。　　

文贵感到肚子里一阵奇饿，像才吃了二斤鲜萝卜一样搅动得厉害。他咽了一大口唾沫，又吸上一支烟。他知道，自己才吃了两碗饭，不会这么饿，这属于油腻荤腥吃得少。种田的人，哪里老能吃到那些东西！　　

到了文奇家，却见他们全家都闷闷的。文奇把文贵一拉，到房间里告诉他，文达验兵是验上了，但文祥在公社拿了“主导意见”，把文达刷了下来，让四队储三家的稳扣子验上去了。　　

文贵一听就明白，过去文奇同文祥吵骂，说了些难听的话，虽然文奇的理由并不错，但毕竟也太大胆了，文祥做干部为人虽然笑不离眉眼，但骨里报复心很大。再说，外来户储三有钱，听说平常与文祥用钱不分家哩!       　　

“不是瞎说?”文贵又问　　

“瞎说雷打!”文奇立即赌咒。　　

 文贵皱着眉，吸了两口烟，说：“等下回吧。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上次骂了文祥……”。　　

 这个批评是诚恳不过的，没等文贵说完，文奇就从肺腑里猛叹出一声：“唉!”并且说：“怪我……没想到误了兄弟前途!”止不住急出眼泪来，随即又用粗大的手抹去了。他苦起了脸，对于自己的“一言丧邦”悔恨不已。　　

文贵当然仅能同情而无力相助，又劝解了几句，就借了鱼，回家转。　　

鱼烧上了桌。大舅舅喊孩子们来吃，孩子们不来，而且玩去了。大舅舅知道他们的家风，凡是来了客，是文贵陪客人喝酒或吃饭，把最好的菜端上来，两个孩子就并肩团在灶门口或出去玩，等大人吃好饭抽上烟的时候，孩子才同妈妈一起吃。所以大舅舅也就不再客气，何况是到了自己妹妹的家里呢。他端起了酒盅儿。其实，家中到客，正是孩子们的一件乐事，因为孩子天性好热闹新奇，也因为来客之后，总可以多少吃到一点剩下的好菜，那滋味是久难忘记的。　　

饭后，文贵就交给大舅舅二百多元，大舅舅说已经为文贵批到了五千砖的条子。两个人衔着烟，又一道去欣赏了大瓦，谈了一些盖屋的行情和学问。大舅舅是县城里的工人，家仍在乡下，是当兵复员回乡，又招工出去的。大舅舅在文贵这里酒足饭饱，就骑自行车赶路往县城去了。 　　

藏在箱底的钱全花出去了，文贵秀玲心中反而踏实了一些。弄屋有如鸟做窠，一枝一叶地衔起来的。对于大半年会没有钱用，他们想也没有想一下，反正平常是不用钱的。    　　

“这牛皮筒子，不知甚时把砖买来哩，别把钱挪用了。”秀玲说着自己的哥 。　　

“不会的。他按月拿到三十几块钱工资呢。” 忠厚的文贵平淡地说。　　

文贵还是去修泥罱，秀玲收拾饭桌。他修好罱子，拿在手中晃了两晃，既是试试工具，又是试试膂力，吃了饭，他觉得身上的劲头很大，要去发挥使用了。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折起来的报纸，日期上是一个月以前的了，他是在大圩上检到的，上面说某省某地农村，农民家里买了电视机。他把这报道运用他所识的字看了几遍，神往了片刻，然后郑重其事地折好放进口袋，大声问：“好了吗?”  　　

秀玲端着猪食罐出来，说：“喂了猪就走。”　　

文贵去把孩子们喊了回来。小强背上了书包，小梅骑到爸爸脖子上。文贵别过头去对小强说：“在学校少顽皮!”  　　

小梅在脖子上问：“爸爸，你同妈妈罱泥去吗?” 　　

   “嗯，怎的?”  　　

   “罱到螺螺带家来给我吃。”　　

“好的、好的，一定有!”   　　

不用小梅说，他也想得到，罱河泥的时候，注意把螺螺检起来，可以不花钱而全家开个小荤。　　

文贵同秀玲在一条船，到外大河去了。大平原夏收在望的绚丽景色扑入他们的胸怀，庄稼的香气和河水的水腥气，沁入他们的肺腑。他们相信这话，说天下是这里最美丽呢! 现在就是穷一点儿。他们真希望“四化”奇迹一般地现在就来到这片土地上。行船的这一小段时间，让他们的精神驰骋了一下，随即他们就进入了现实的劳作。文贵把罱子平稳地插入水中直达河底，秀玲运用她手中的竹篙别着船尾，以配合文贵的下罱、推罱、起罱、倒泥这一连贯的动作。太阳不断地使他们衣服上的汗水成为一片片盐霜，河风一个劲地吹拂他们发烫的皮肤。他们带来一只小竹篮，时或从泥上捡起螺螺丢进去。    　　

劳动之中，文贵就把文奇家的不幸告诉了秀玲。妻子听在心中，忽然起了一个念头，并且觉得自己聪明了一层。文贵又说到有的地方农民家里买了电视机，坐在家里能看到电影，还有全世界的新闻。　　

“电视机？那是国家抓的点吧？”她的意思是说国家骨里支持的钱物。　　

“不，人家是真的，那里干部强。集体嘛，只要干部真正好……”文贵说。　　

但他们都没有再说下去。沉默。不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    　　

太阳西下，他们一共罱五船，比正常超额一船，而且他们罱的泥，从来都是厚墩墩的，水份很少。全大队都夸奖这两口子劳动好。文贵坐在船头上，吸上一支农民烟，这是沉重劳累之后获得的悠闲，特别地快活。微波拍击船底，发出“叭叭”的响声，像欢乐的鼓点。秀玲撑船，她使出了妇女特有的最后的耐力，而让丈夫得到休息。    　　

那小竹篮里的螺螺不少了，如果剪出来，有两大碗，一色的沙壳大螺螺，青溜溜的很好看。文贵好像已经闻到那葱丝生姜米儿炒螺螺的奇香，他咽了一下口水，他好像看到小梅不懂事地闹，等不得让螺螺在水中养上一夜再吃，他自笑了一下。　　

志广的瓦房到了。虽然早已熟视，文贵小两口在船上还是不由得投过去艳羡的眼光。那屋青砖青瓦实心墙，水泥勾缝玻璃窗，屋脊做成一条龙，龙头龙尾翘两旁，实在气派、好看！这小两口一世不愁房子问题了。文贵想，我那屋角，将来做两只凤。忽然又想，不妥，龙凤呈祥，我岂能与文祥平起平坐? 做两只虎头?更不妥，龙虎相争，我岂能与文祥对立? 那……干脆，随便瓦匠做个什么花样吧。    　　

秀玲把船拐进小港，走到船头来同文贵商议一件事情。文贵眯细着眼，吸着烟，心里先是不愿意，后来又觉得不成意思，最后只好听女人的，由她去。他咕哝了一句淡笑了一声，表示同意说：“礼多人不怪，大家都自在。”　　

船在文祥屋后靠了一下，秀玲上了岸，文贵把船继续往前撑。　　

“姐姐……姐姐!”秀玲站在门外喊，就像喊亲姐姐一样。　　

“来了。”文祥的妻子粉子走出来。她四十岁上下人，比秀玲年纪大好多，但她嫩俏极了，像剥出来的鲜笋，秀玲同她站一块，就简直太不像个样儿，不是站在一块儿的人。　　

“姐姐!文贵罱到的螺螺，给小五子吃吧!”　　

“啊呀!”粉子客气起来，一边就拿来一只盆。秀玲就把螺螺从篮子里“哗！”倒进盆，青溜溜的沙壳大螺螺纷纷收缩着红盖盖。小五子，同小梅同年同月生的一个小女孩，马上就吊着她妈妈的衣角闹起来，要吃螺螺。　　

秀玲放心地回家去，心中好像多了一层无形的依靠似的。她来的时候，还怕粉子瞧不上这点螺螺哩。　　

到了自家门口，看见小梅在向爸爸要螺螺，文贵支支吾地说：“今天没有，明天再……”　　

秀玲把小梅拉过来说：“别跟爸爸缠，妈妈给你搽红指甲。”小梅立即高兴地蹦起来说：“红指甲!红指甲!”　　

文贵见秀玲拎了空小篮回来，心里也像多了一层依靠似的，反而高兴起来。这高兴的心情代替了模模糊糊袭来的感慨、自卑、愤懑等等心情。他心中既空虚又实在，站起身，拿了一把管草，到屋东空地上去搓绳，同时兼看他的大瓦，他去咀嚼他的五年计划。他用劲地搓绳，手心很快生出汗来，不用再朝掌上吐口水。他感到自己的手肥厚有力，这双手将会把自己的理想变为现实。他的意志力以及几千年祖传的耐力，随着手的搓动一点一点地无穷地在体内生长。　　

小梅跑过来趴在他肩上说：“妈妈烧晚饭了。”　　

可不是吗？炊烟正袅袅地升起。啊，晚霞辉煌，明日又是好天。　　

　 　

     　　

    前途　　

　 　

土地似乎已经不能吸引农民了。凡是有点头路的，都朝城市跑。他们到城上做什么呢?杂工，临时工。有技术的靠巧劲，没技术的靠死劲。把随便哪个公社建筑站的关系拉上，它出介绍信，你自找头路，它坐收管理费，你拿个几十块钱。然后，你回去交生产队，可得到头等工分，同时多少可以落下几块钱。或者，你只交一定的公共积累，吃平均粮，不记工分。这样，集体乐意：省得一窝子团在生产队里混工分；个人情愿：总比在家里都绑在一起强些。　　

城市里懒惰的单位、工厂、部门，总有一些重、脏、杂的事情要人干。但是，一方面城市青年的就业似乎成为问题，乃至把他们成百万地下放农村；而另一方面，晨昏之际，做工的农民又潮水般地在城市里涌进涌出。    　　

为什么土地不能吸引人?为什么城市不能收拾好自己? 为什么在城乡之间来这种人口流动的把戏?这是给社会主义带来好处，还是给城乡行政人员捎来利益?让有头脑的人去考虑吧。我们小说的主人公于舜德，目睹这一不可更改的铁的事实，终于说服病妻，背上他的小包袱，离开农村，乘汽车跨越两个县，到一百四十里之外的T市来了。　　

　 　

他并不是盲目的，他充满希望，他有人 　　

一九六六年之前，他才不到三十岁，靠一个当中学校长的本家叔太爷的介绍，在T市的技校当临时性的工友。这个饭碗是泥捏的，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做了三年，技校的校长夏剑飞，副校长梅云，都赏识他的勤恳，为他的转正做过努力。可惜，后来技校调整解散了，他只好回去，心里想着过些时再到城里去看看，机会总应当会有的。想不到来了“文化大革命”，群众斗干部，他不敢到城里去。现在，听说城里老干部都纷纷恢复工作了，他觉得也给他带来了一线希望。虽然本家叔太爷已经故世，但夏剑飞、梅云至少总可以找着一个吧?他们这样的人，就是不升职，在什么单位当个一、二把手，总是笃定的。那么，安排他做个杂工临时工什么的，总不费难吧?　　

 妻子得了一种说不出的病，能吃能走就是少力气，挣的工分就不多了。幸喜两个孩子已经长大，男孩十七，女孩十五，都在乡下上学，家里分粮分草什厶的，可以帮着妈妈对付过去。老奶奶也还能烧烧饭，喂喂猪。走，是可以无牵挂的。     　　

于舜德就在乡亲们羡慕的目光中走了，他到“长安”城里拾金子去了。 　　

夏剑飞在卫生学校当校长，梅云在党校当校长，于舜德都打听得明白，心中高兴。去找哪一个呢?他啃着一块饼，坐在茶叶店门口干净的台阶上考虑。　　

城市变样了!对面的百货公司四层大楼，过去就没有。姑娘妇女们都烫发，衣服也好看。墙上有个画儿画得同楼一样高，上面画了个美人头，下面画着皮鞋、百货、鲜花等等，真好看。一阵轰轰的音乐从他面前掠过，是一个戴眼镜的四、五十岁人，披着外衣，昂昂地走过去了，音乐是他手上拎的东西里发出来的；他后面紧跟着一个挂红色皮包的时髦姑娘，香水味在他鼻子上一刮而过。真是活甩！但也似乎很让他羡慕。党校，卫校……他决定到卫校，他思忖：党校是干部学校，神圣正经的，恐怕不会轻易收人。卫校呢，决无党校那般庄严，而且同医院一样，总有许多不卫生的事情要人去做。他又愿意吃任何的苦，倒能投钩？　　

他把手心的饼屑往嘴里一捂，站起身到卫校去。口里干渴，有个老太婆的茶摊就在对面，他想去来一杯水，一摸心口，只有一张票子了，他清楚那是一张两元的，为一杯水把票子花碎？哼！一到卫校还能没水喝？他从茶摊前走过去，注意到老太婆失望地把目光从他身上移了开去，他心里很对不起人。　　

于舜德却在党校安下来了。夏剑飞回他说卫校工资没法开，还好，写了个条子让他来找梅云。夏剑飞说，党校有几亩地要人种，可能会收他。梅云却没有让他种地，而是叫总务科交给他一大串钥匙，负责打扫、茶水供应、送报纸信件等杂务。　　

他每月工资倒不少，整整三十元人民币。少？不少！在他们那儿插队的知青，大高中生，招工回城一年了，也不过只拿二十元工资。至于同他在家里做工分相比，那就更不用说了。当然，不能与夏剑飞、梅云这些百儿八十元工资的人比。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我强者千千万，不如我者万万千，人该知足。　　

于舜德得到一间宿舍，正好够放一个单人床，一张桌，旁边有一间同样大的房子，里面是大扫帚、小扫帚、鸡毛掸、水铫子、水桶、喷水壶、大锹之类，是他的劳动工具。　　

头一天没事，他铺好床（连被褥也是公家的呢），倚在上面，心中自得，本月份只剩了五天，总务科还发了他半个月工资，这是梅云关照的。唉，城市到底好呀，老天有眼，遇到了好人。　　

他用歪歪斜斜的字写了封信，告诉家里，他在T市党校找到了工作，见到的都是大干部。想及乡亲们的惊羡，他独自滑稽地笑了。他决定就汇拾元回去，让妻子老母儿女们高兴高兴。　　

　 　

早上四点多钟，于舜德就起身了。他挑起两只箩，里边放一只铁畚箕，先奔大会堂。大会堂是每天上大课的地方，必须打扫。他从后边往前扫，一边挪动着一排排的长椅。寂静的清晨，房屋树木还笼罩在昏暗之中，晨星尚未退去，麻雀没有醒来，炊事房上还没有炊烟。这时只见大会堂左右两排大窗里透出强烈的灯光，劈开黑暗，照出了蒙蒙晨雾。从那里，传出沉闷的移动长椅的冬冬声。于舜德扫完这个容纳三百人开会的小小大会堂，前面主席台下堆起了两小堆垃圾，尽是白色的烟头，发出刺鼻的烟丝味和潮湿的尘土的腥味。开始他还想捡烟头儿，那样，一天下来就可以晒好多烟丝。都是好香烟呢!但他怕说他不好好工作。凡事决不可因小失大。于是很惋惜地放弃了。他特地把这种有大量烟头的垃圾另外倒在垃圾箱旁边，让一个捡破烂的老汉把烟头捡去。　　

大会堂扫完，浑身微微出汗，东边放白，炊事房顶上冒出炊烟，麻雀开始一只一只地叫起来，大约早晨五点左右。于舜德连忙摸摸腰问的那串钥匙，挑起垃圾箩，奔向那一排办公室。　　

他打开一个办公室的门，把热水瓶里的剩水倒进脸盆，把空水瓶放在门外右侧，而后就开始扫地。扫完地，反身关上门，又去打开第二间办公室……。这样，十多间单人办公室全部打扫完毕。他又挑起箩，奔向教室。　　

教室不多，只有五间。教室的地上，有更多的烟头、糖纸，他仍是由后往前扫，他扫得又快又好，这活儿对他真不算什么。当阳光暖暖地照出来的时候，教室全扫好了，五堆垃圾堆在门口，他一一扫进箩里去，挑上肩送出大门。   　　

现在，他把箩放在自己宿舍旁边去，又从那里拉出一辆板车来，上面有两个木头打的水瓶格子，可放五十个水瓶。他打开工具房，那里有三十多只空水瓶，是前一天晚上从大会堂以及教室里收来的。他把空水瓶放到车上去，又到办公室前边，把那十几只水瓶也放上车。他拉着车到炊事房去，向炊事员弯腰、点头，笑着问了早。然后动手灌水。他在热汽腾腾的灶头上忙着，日光灯照出他的忙碌的身影。他四瓶四瓶地灌，一趟一趟地装车。五十只水瓶全满了，他乖乖地把锅子里提满水，就去拉车送水。一个办公室一瓶，一个教室两瓶，其余的全部放在大会堂。　　

这时，白天真正来到了，各种喧响驱走了寂静。人们开始起身、刷牙、洗脸、喝茶、吃牛奶、忙早饭、买菜，于舜德挑起了两大桶水，他去给办公室、教室、大会堂抹桌椅。他腰间的钥匙不停地被使用，发出黄澄澄的亮光。这串沉甸甸的钥匙在腰间晃响，给于舜德的脚步伴奏，给他的心灵带来快乐。　　

这一整套工作做下来，于舜德内衣汗湿了。他才舒了一口气，伸直了腰，略略体味了一下早晨的清新和安宁。于是，他洗了一把脸，去食堂吃早饭了。但是，从这时开始，他的腰背却又自然地弯下来，他的脸上变出了卑谦的笑容：因为他每碰到一个人，不管这人是党校的教员，还是学员，是行政人员还是勤杂人员，反正这里的一切人都比他高；为了获得好印象，他都应当弯腰驼背，笑脸相迎，显得勤恳和巴结。久而久之，人们不喊他于舜德，而喊他“笑嘻嘻”。他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他真的变成了一个笑嘻嘻。每当白天来临，“笑嘻嘻”就像一道无形的命令，一个值日的灵魂，一个最高的信息，进入他的大脑，他立即笑嘻嘻起来。　　

　 　

吃过早饭，按理，是于舜德歇会儿的时候了。但他怎么能歇呢?那边，陆续来到党校的教员学员工作人员们，是用不着他的了。他们抽烟、喝茶、聊天、开玩笑、看报纸，少数人乃至玩扑克，他去做什么?而这边，是用得着他的，这边就是炊事房。 　　

 他自动自觉地在八点到十点之间来炊事房帮忙，否则他就会闲着。他觉得，这里一切人能闲，他是不能闲的。他还有个小算盘：自己每月三十元工资，伙食费无论如何要压在十元以下，每年能积攒个二百四十元回去。但是肚子不饶人，怎么办?同炊事房搞好关系，吃点剩菜剩饭，得点汤汤水水，一个月省几元钱是不犯难的。他就这样每天到炊事房干义务工。择择菜，淘淘米，运运炭，捅捅炉，倒倒垃圾，真顶用。炊事房师傅们见他乖觉，又可怜他大老远从农村来吃这个苦，对他倒是照顾得很。早上一顿不用说，二两粥给他吃四两。当他在炊事房干过一阵活儿之后，那早上剩下来的馒头之类，就给他吃两个。  　　

十点之后，笑嘻嘻的于舜德就笑嘻嘻地挑两铫子开水，去给那些水瓶加加水，从办公室到教室到大会堂。中午一顿饭，师傅们半斤给他一斤，菜不用花钱，蔬菜汤给他舀一大搪瓷杯。这样，笑嘻嘻的于舜德与炊事房结下了深缘。　　

 于舜德盼的是党校办宴会。新学员来，老学员走，请人作报告，过节之类，炊事房就忙宴会了。这时，笑嘻嘻的于舜德笑嘻嘻地忙里忙外，在收拾洗抹好宴会上下来的碗碟之后，就可以吃到那甘美有味的残肴剩羹，乃至还有半瓶好酒，半包好烟，一搪瓷杯杂碎带回宿舍第二天再吃，那真叫享受呀。　　

　 　

 党校围墙外有五亩地，请了邻近生产队几个农民种着，党校给生产队按杂工算工资。种植计划由梅云直接掌握。这五亩地一年下来，也翻几个花样。仅是一季花生，就收获一千几百斤。梅云亲自过磅入库。而后就逐渐处理掉，党校从上到下，每人有一份。其余的换油。除炊事房留用之外，也是大家有份。至于分配上的种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验，这里就无须考察了。我们要说的是笑嘻嘻于舜德。    　　

因为党校晚上不开伙，按理，于舜德下午是没有什么事可干了。可是因为这五亩地，他又不得闲起来。他想，我本是个农民，种田是我的本份，党校的田我怎能不去出力?梅云很重视这五亩地，他是我的恩人，我岂可不闻不问?而且，人就怕别人眼红，假如我下午闲着，有那么个人看不得，造我的坏印象，就完了。我必须整天不闲，到处出劲，讨所有人的喜欢，这才能捧得牢我的饭碗。也许有那么一天，机会一到，还能转正呢。于是，到了下午，他除了在党校人员上班前逐一给五十个水瓶加满开水(办公室的水瓶要重新换开水)，并且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再去加一次开水，其余时间，他就花在五亩地上。　　

他除草便除草，治虫便治虫，收获便收获，挖地便挖地，栽种便栽种。连那几个管田的郊区农民，也对他颇有好感。　　

于舜德笑嘻嘻的面容和微微驼下来的背，在党校抬高了一切人。他的存在，使别人知道了本身的尊贵。他就这样在党校站住了脚，没有一个人不夸他好。梅云有一次也不由自主地说：“要有个机会把你转正，就好了。”于舜德这时使劲地驼起背，点着头，现出卑谦的笑容，发出“唉、唉”的声音。这是他的前途之所在呀，盼着吧，干着吧，等着吧……　　

　 　

劳碌了一天的于舜德，现在该到歇会儿的时候了。他在他的小宿舍内，收起了笑嘻嘻的面容，直起了驼下来的脊梁。在临入睡之前的十几分钟内，他也有他的精神生活。他伸直了腿，放直了身，躺在床上，周身是极度劳动后一旦散手散脚的舒畅。这时，人生的印象就在头脑里流动起来：病妻，儿子，女儿，老母，茅屋，乡亲，公社干部，大队支书，民兵营长，门前的小河，田野……绿色吉普，灰色轿车，蓝色面包车，大干部，小干部，梅云，教员，学员，崭新的扑克，成条的香烟，炊事房……水瓶车，垃圾箩，香烟头……五亩地……三十元……转正……他酣睡过去了，地震也震不醒他。  　　

党校的夜，空而且静，于舜德睡得多么沉啊…… 　　

　 　

梅云是个善心的人，他看到于舜德如此辛劳，觉得要关心关心他。端午，中秋，他就叫于舜德回家去过几天。但于舜德不回去。自己这一摊工作丢下来，脱节一天，就不得了，交给谁?我，小小于舜德，能叫其他人顶这个苦?春节，人走空了，该他走了。梅云说，你整年不回家，过个二十天来，反正党校也没人。于舜德感激万分。他回去了，带着五亩地上分到的东西，带着在T市街上采办的年货，带着积攒下来的钱，还有梅云送给他妻子的几瓶补药。　　

回到家乡的于舜德，不亚于在外洋发了财归来探亲的侨客。迎着他的是艳羡、奉承和暗暗探侦的神色，迎着他的是别人的笑嘻嘻的脸。他的回家，好像使好多人矮了半截。他的存在，使别人反省到自己的无能。他成了较为尊贵的人物。于舜德也乐意别人对他的这种态度，他有他的虚荣心。他笑了，笑着给来聊聊的乡亲们烟吃，飞马牌的，又好听又省饯。他笑了，这不是卑谦的笑，而是阔了之后的从容的笑。生产队全年需要他交的钱是每月的百分之十，那就是总共三十六元，这样他就能得到全年的的口粮。三十六元他交了，这其实是梅云额外补贴给他过春节的，他仍然实得每月的三十元，全年也就是三百六十元，加上这补贴，其实仅差四元就是全年四百元了，这数字真也有点大。在城市，他时时总有自卑，一旦回到家乡，他又时时觉得优越。　　

 妻子有妻子的眼光。他感到丈夫不如在家里养得好，怎么一年在城上，反而瘦下来?皱纹也增加不少，背也有点发驼。晚上，摸摸丈夫的手，好粗!这手是瞒不掉的档案，妻子从上面读出了丈夫一年所吃的苦。她问：　　

“你在党校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　　

“苦吗?” 　　

“苦？在外面做事，什么苦不苦的。”　　

“唉!”妻子叹息一声，没有多话了，只关照一句：“你自己保重。”　　

过了初五，于舜德就要走了。虽然梅云给他的假还足足有十天剩余时间。　　

是啊，在外边做事，好不容易，到城上，又有固定的地方，又遇上个好人，而且还可能转正，还是前途要紧，妻子放他走了。　　

　 　

于舜德觉得身体不行起来，身上的力气不知何时被何人抽去了，干起活来吃劲，一阵阵的疲乏袭来。他挺住了，照样起早带晚，照样笑嘻嘻。有一天，他挑了水铫子去加开水的时候，忽然脑子里看见许多花花绿绿的人物，忽然耳朵鸣响眼睛发黑，就失去了知觉。他是倒在地上了。一会儿，自己醒过来，发觉自己躺在地上，感觉自己像刚得过一场大病，脑子空身上虚。他坐起来歇了几分钟，又挑起水铫子，到炊事房重装了开水，而后去加水瓶。幸喜无人看见。他偷偷去医院门诊一查，他得了肺病。他心一沉，手脚冰冷。他不是怕病，而是想到了前途。公家看中的就是他有力气肯卖劲，怎么会要一个病人？以后再怎么会让他转正？他有病，妻子又有病，怎么得了？千万得瞒着，不能让党校知道，但求能暗暗好起来。还好，药倒不算贵。他一时变得肯花钱了，一买就买了半年的药片。　　

病是瞒不过人的。大家不久就发现，笑嘻嘻笑得不那么自然了，他的脸削下去两块，皮色黑里透出了枯黄。梅云问他有病吗？他说着了凉，泻肚子，不碍事。梅云想了一下，叫他下午不要到田里做了，在宿舍里歇歇，没有我的许可，不准你下田，也不准你下午做其它事情。于舜德当场感动得泪下，回头想想自己遇着这么个好人，还忍不住唏嘘流泪。　　

　 　

于舜德的妻子摸到T市来了。于舜德一见到她，马上问：“你来做什么?”语调里很不欢迎她来。他是怕她来增加公家麻烦，间接地影响那冥冥之中的前途。　　

妻子一见于舜德，怎么又瘦又黄?好像有什么大病。很心疼。一听他头一句话就这么无情无义，又难过：你嫌我了不成?一来就驱我走?　　

他们当然还是先到宿舍里去了。妻子坐在床沿上，无意中把枕头一翻，发现下边的几瓶子白药片，心中突然一跳，“刷”地变了脸色，问：　　

“你，怎么了?” 　　

于舜德忍不住溢出泪水来，低了头，嗫嚅地说：“你小小声!我，不好了。” 　　

“啊?!”　　

“得了，肺病，千万不要说出去!”　　

妻子立即咬紧牙根，捂住自己的嘴，忍不住身子抽动，泪水夺眶而出，咽咽泣泣地说：　　

“过年的时候，我就问过你，苦不苦?你不说苦。但是我猜你是苦的。你是累坏了，累病了。你不该瞒住我。一家老小都靠你呢，你要顾顾自己……”　　

妻子的体贴关心触动了于舜德在这里藏在心灵深处的东西，他熬不住大流起泪水。夫妻二人就这样躲在小房子里，相对掩泣。　　

    “你把这里辞掉，跟我回去吧!”妻子说。　　

“啥?”于舜德觉得吃惊。　　

“不要在这里做了。”妻子又具体地说。　　

“回去?回去怎么说?回去有什么前途?” 于舜德立即想到在党校的各种好处。　　

“县里抓了点了，第二批就到我们大队。”   　　

“什么点?”   　　

“包产到户，集体还是集体，但是把生产责任落实到户，说是给农民种田权，让农民有个自由。我想，若果真是这样，凭我们家的情况，我们不怕。”  　　

于舜德没有说话。　　

“回去吧，在这里一年苦到头，不如回去一家人苦在一起。”　　

于舜德还是没有说话。　　

“你倒是怎么说?”妻子追问着。她本来是到这里看看再说的，如今看到丈夫这模样，就决意要动员他回去。　　

“哼! 等他们做成功，回去也不迟。”　　

于舜德这才说出了他的态度。他想到每月的三十元，想到有可能转正，想到巴结上梅云这么一个有地位的好人，岂是容易的事情? 他口气缓了一点，又重复地说：“等他们果真做成功，再回去也不迟，田反正跑不掉。”　　

妻子一想，也对；但她抬头一看见于舜德的病态的脸色时，又不由得说：　　

“你有病了，还是就回去吧!乡下空气好……”　　

“不回!回去不行!”　　

妻子没办法了，只好说：“你在这里不要省。买点好的吃吃。我们在家里，多个钱少个钱，不要紧的。你莫死省，身体是本钱!”　　

第二天下午，妻子就乘汽车回去了，是于舜德催着她走的。　　

　 　

　 　

王山轶事　　

　 　

提起王山，我们这里大人小孩都称他叫“王烂屎”。这绰号实在不登大雅之堂，但大约因为贴切，竟流传起来了。　　

 王山是个“光光郎儿”，既早殁了父母，也未有过弟兄姐妹，连亲戚也没有，真有点不知其所由来。当然，他是王庄的一名社员，这却是没有谁怀疑过。　　

 王山第一是好睡懒觉。无论春夏秋冬，早上不到太阳升起老高不起身。他醒是早醒了，醒来之后就睁着眼睛在他那芦柴杆儿编的铺“板”上养神。天气稍微热一些，他那中午的一觉，又是断断不能免的，往往要到午后两点左右，他才能踱到他的小茅屋外边，对着田野伸懒腰。从某种角度说，他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王山第二是有力气不卖。你看他个子很大，肩宽腰粗，人样儿也不差，他走出来，不知道的人谁不说他是大劳力?真是“大个子门前站，不做也好看”。但是，他“吃饭放量，劳动囥量”，干活时，说：“解个手”，一去就是半天，在哪儿？在僻静的地方吃烟望风景儿。其实，他也没有正正经经的劳动工具，不管什么时节什么情况，他总是把他唯一的蒲锹一扛，摇摇晃晃，问队长：“我做甚的?”队长说：“你能做甚的？要粪桶你没粪桶，要豁锨你没有豁锨，要大锹你只有蒲锹，罱子更没有，泥担子给你做了一副，你又丢了，你说你能做甚的?” 最后，只好就他的蒲锹或让别人给他另外找个适合的工具以及他真正能干活的有限时间去安排他的农活。 　　

王山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责任心。有一次，夜里他看场，某个社员来偷菜籽，他正好就睡在菜籽堆的旁边，他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问：“哪个?” 那社员吓了一跳，见躲不掉了，只好低声说：“是我。”王山心想：“他就是扛一笆斗走，又摊我多少?”就说：“要弄就快些弄点儿走吧，我还要睡觉哩!”说着就把头又缩进被窝里去。第二天，负责场头的副队长发现菜籽少了一挽子，问王山，王山倒记不得夜里是哪个来过的了。说：“好像有个人来过。”又有一次，叫他放牛，他往田埂上一仰，睡觉，牛去吃田里的杂交水稻，这杂交水稻是公社农技站发下来试验的新品种，十分珍贵。正好公社书记路过这里，立即亲自下田去把牛打上来。弄得两脚是泥的书记，走去把王山从田埂上叫起，指着牛吃牛踩的那一片稻田，心疼地问他：“你可晓得这是甚稻?”王山睡眼惺忪，对书记那副又气又急又恨的样子很不以为然，反而好像嫌书记大惊小怪，他不耐烦地把头一偏，说：“就是几个稻种呗，用其它的代一代就是了，能误差多少?” 把个书记气得怔着说不出话。还好队长及时赶到，骂了王山一顿，把书记请走了。从此，队里稍微需要一点责任心的事情，就决不派王山去做。 　　

一个农民有了以上这三大特点，也就够当干部的头疼的了。可是王山除此之外，还又有第四个特点，叫做无耻。孔孟大约说过，人一旦没有羞耻之心，也就没有说头了。王山的不识羞耻，主要表现在他的筷子特别长。他从来不烧菜，倒不一定是实在搞不到一点菜，而是懒得做，此外也许有一种王山认为天经地义的道理。他吃饭是带巡逻的，专门给支书、队长、会计这些人家巡逻。你看，他捧着饭碗出来了，头一家是到支书家。不管支书家里是吃荤吃素，有客无客，他涎着笑脸、点着头，进去，找个空档坐下来，扒两口饭，就大大方方向着桌上的菜碗伸出他的筷子，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时，倘若支书家里有客人，支书是不好发作的，还会满脸笑容对客人介绍王山说：“我庄上的社员，一个人，不顺便，常来的。”即使家里没有客人，也不大好发作，吃两筷子菜么，值得把脸丢下来?王山这样与别人共进午餐之后，往往从口袋里拿出几支香烟来，用一种好像诸位都是在他家里赏光吃饭的态度，送到每个人面前。盛情之下，你当然得接过来，而且点上火，这时，苦辣的味儿就会使你发现，那不过是农民常吃的蹩脚香烟罢了。　　

就这样，凡是有些头面的人家，他的筷子是时常伸过去的。支书和队长在适当场合也暗示过他：“王山，你的‘共产风’不能乱刮呀。”但是王山嘻嘻一笑，照常如此，这真叫人无法可想。 　　

有一回，队长为儿子订亲请人吃饭，借口风冷，把大门关上了。这骨子里自然为的防王山。可是，“笃笃，笃笃……”老练而不慌不忙的敲门声使得队长放下了送到嘴边的酒盅儿。“笃笃、笃笃……”，敲门声固执地不肯停止，好像你不开门他绝不离开。队长不离座问了一声：“哪个?”这声音里就带有讨厌、驱逐、斥责等等复杂的含义，稍有廉耻之心的人就应当闻声而去，可是门外却依然很沉着地回答：“是我，王山。”一听，果然是他。队长只好对客人说：“本庄的一个社员，常来的。”开门放了进来。王山一如既往，坐下来，伸出了筷子，使得队长的亲家那头的人觉得很奇怪，也吃得不够痛快，但当场也不好说什么。事后，队长熬不住恨恨地对王山说：“王山，你这个人，真‘烂屎’呀!”从此，“王烂屎”的绰号问世了，王山倒也无所谓，能得到一个绰号，甚至还有几分得意哩。　　

王山不要田，说他“不参加”责任制。队长说：“这又不是吃饭吃酒，你‘不参加’，这是种田，现在换个方法就这样种，你不种田吃什么？你难道不是农民?”王山找理由回答，说：“我听说上头叫你们‘包产到劳’，我这是‘包产到户’了，我不参加。”支书在一旁忍不住笑道：“你是‘光光郎儿’一个，包到劳就等于包到户，包到户也只等于包到劳。你把田种好了，一年两年就能娶上婆娘，外地介绍的经验上，早就有这种典型了。”王山还是说：“我不干，你们分我做别的事情吧。”支书说：“王山，我跟你严肃地讲，现在连我们家也种‘责任田’，何况是你? 以前完全是大集体把你变懒了，人家喊你‘王烂屎’。你自己还一点也不觉!当然，过去我们也有一定责任，对你太宽容，但今后你再‘烂屎’下去，我们就没时间管你了，我们也要种自己的田嘛。　　

王山这才被说得没有口开。　　

为了带动王山前进，支书叫把王山的责任田分在队长家责任田的旁边。没有别的路好走，大势所趋，王山只好种责任田了。人们都说：“这下子叫他想‘烂屎’也‘烂屎’不得!”　　

责任田里第一季庄稼是三麦油菜，首先要准备秋播的肥料。王山看到外面的人，男的忙河泥，女的忙青草，家家在责任田边上开挖草粪塘，心中也若有所动。他坐在门口晒太阳，倒觉得不需要出勤混工分了，没有人追着喊上工了，这不反而快活了些？这时队长走过来，说：“王山，你发什么呆? 你田里的肥料有了吗?怎么不快些想办法?”王山瞪眼仰脸望着队长，头点了两点，嘴里“嗯嗯”了两声。队长有些好笑，又说：“季节不等人，说动手就要动手，去同人家妇女换工去!人家给你拾青草，你给人家罱河泥，这不就行了吗？”王山没作声，心里好像在盘算。队长一想，王山连罱子也没有，用什么去换工？就把王山一喊，跟着他走，去借了一副罱子，第二天就要还，这一天必须抓紧。队长又去给他找换工的户。开始有几家都不愿意，后来才找了一户好说话的。该户出一个小姑娘给他拿船，他要给该户完成四船河泥，以后人家给他完成一船青草。王山扛了罱子下了大河，就硬着头干起来。这家伙到底个子大，力气不小，总是满罱，轻轻一提河泥就“啪”一下丢进了舱了。上午干了两船，人家留他吃了饭，放下饭碗又上船，太阳还老高呢，他又干了两船，人家留他吃了晚茶，作为一天的结束。他抹抹嘴，点上一支烟，却要求人家配合他再下河去，计划再罱三船，他自己只要两船。人家答应了。于是，这一天王山一共罱了七船泥，一直干到晚上十点钟。听说到这回事的人都不禁叹道：“真不料王山这么会做！”后来，不少户都愿意同王山换工。　　

队里只有一台拖拉机两头牛，耕翻土地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早点耕过来，多晒几个太阳，田里也肥些。王山找队长说，最好安排下午耕他的田，队长算了一下，说不可能，因为正好下午轮到队长，不好跳过队长家的田来给王山耕，而且队长也不愿意耽搁自己的田。王山说，那就第二天下午再给他耕也可以。队长指着王山鼻子说：“你早上那个懒觉就一天不能空吗?你可识天时?等到雨下来，给你耕个烂田吗？当然要及早耕出，晒垡破垡!”王山没奈何，跟队长借了个闹钟，早上四点就起身烧茶水烧早饭，拖拉机四点半在他的责任田里准时耕作了。他扛了锹去挖耕不到的两头。王山的懒觉被打破，队长教育他说：“睡懒觉要看时候，这大忙季节，哪有农民睡懒觉的？不忙的时候，你要睡当然也可以，不过，睡不出粮食，睡不出人民币!” 王山点头称是，苦起脸来，说：“唉，真是弄惯了。”　　

公社分下来一批小麦良种，说如果弄得好，每亩小麦均产可达千斤，小麦能有这样的高产，农民们还没有听说过，家家都想在责任田里种一季试试。王山的马虎性子没有怎么改，听说分麦种，他心想，反正少不了我一份，不着忙。队里良种分得差不多了，他还在玩哩。幸亏队长猛然想起了他，给他留下了一些，却已经比别人少得多。队长把良种带给王山，以为王山是不会计较的，说：“这是小麦良种，亩产达一千，要另外种。你本人没到场，最后了，可能少点儿。”王山却顿时瞪起茨菇眼，说：“良种？我的少点儿？为什么？”队长从来没见王山这样认真过，觉得好笑，说：“谁叫你懈怠不早点去呢?我不是让人通知到你的么？”王山说：“他只说是分麦种，没说亩产一千。”队长说：“现在怎么办呢？”正好看到公社书记来了，队长顺水推舟，说：“除非你向书记去要，着兴书记有。”王山一心只想着小麦良种，就走到书记面前一站，把口袋一举，说：“书记，我四亩田，只有这么一点良种，你给我批一些吧!”书记认得他就是出名的“王烂屎”，上次又亲眼看见他让牛吃了良种稻，就回答他说：“良种有什么了不起? 随便用其它的代一代就是了，能误差多少?”王山听不出书记取笑他，却梗起脖子对书记说：“书记，这不能随便代，良种亩产一千哩!哪个不想高产啊?”书记仰天大笑，说：“噢，你也想高产啊?”王山顿时想起自己本是众人瞧扁了的“王烂屎”，却也不生气，反而羞愧地摸着自己的鼻子笑了，说：“书记，我现在可不‘烂屎’了。”这又引起书记一阵大笑，队长也捂着嘴在一旁暗笑。书记高兴地说：“好，给你搞个特殊化。”竟然写了个条子，叫王山立即去找公社粮站秦主任，批了够三亩地的良种。书记走了，王山拿着条子，朝队长一笑。队长说：“还笑哩，刚才书记拿你开心，你还不知道。”王山说：“书记没拿我并心，他是不信任我。”队长就提醒他记起以前牛吃良种稻，他是如何回答书记的。王山明白过来，望着书记远去的背影说：“喏，他是报复我哩!”说完，不觉又嘻嘻地发笑。　　

天旱无雨，公社广播通知灌水种麦。晚上，支书就来布置生产队连夜灌水，第二天好种麦。王山的队长却提出等麦种下去再灌水。支书与队长当着群众争执起来。王山只管自己坐在一角用一只夹子连根拔他的胡子。干部同干部争议，他向来不问，横竖等干部吵得统一了，叫他向东便向东就是了。支书生了气，提了马灯离开了小队房。支书走后，队长也不开口，群众就自发地对两种方法进行讨论。王山还是专心致志拔他的胡子，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胡子。干部的争论他尚且不感兴趣，何况群众的争论？队长后来说：“那就连夜灌水吧，免得违拗支书。”会散了，王山问队长：“开的什么会?”队长没好气地说：“你的胡子重要哩。”王山说：“争争吵吵的，我没心思听。”队长告诉他：“连夜灌水，各户要把自家责任田的缺口开好。”王山惊怪起来说：“田灌烂了，不好下田种麦呀!”队长熊他说：“开会的时候你又不听，现在来牵事！刚才说过了，叫打水的机工注意水量。支书说先种麦后打水不行……”王山问：“为什么不行?”队长正满心烦躁，哪里耐烦王山来噜嗦，冲他说：“你去问支书吧。”就走了。　　

王山一个人呆呆的，想不通为什么先打水后种麦，他老想着田灌烂了，一脚踩进去一团糟，麦是绝对不好种的。他果真去问支书。支书先查点了队长最后是如何布置的，王山说了，支书脸上的气愤之色才好了些，然后告诉他：“如果先种麦，后灌水，打水的分寸更难掌握，水多了，把麦种浮起来，水少了，麦种又汲不到水。”王山说：“先灌水，田灌烂了怎么办?”支书说：“机工不会负责吗?就是灌多了，太阳一晒，就不碍事了。”王山听得似是而非，又不便再多问，点点头，告辞回家。　　

王山去田里开好了缺口。晚上躺下之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好像看到田都灌烂了似的。他想来想去，想到关键在机工，就起身到河边上去看。只见机船已经打水了，水从铁管子里直往外喷，哗哗地向渠道里流去。机工却不在船上。他找到机工家里，仍不在，最后发现是几个人在一起打扑克。他说：“打扑克我不反对，过一会儿你就要去看看，田灌烂了，不好种麦啊。”机工出着牌，不耐烦地说：“晓得晓得。”王山就回去了。几个打扑克的不觉诧异道：“咦，‘烂屎’怎么这么负责起来了？真是奇事!”  　　

 王山的觉睡得不实在，一觉醒来，耳中仿佛听到流水声，他不放心，穿了衣服拿了蒲锹出去。走到田里一看，好险，如果再来迟一步，水就嫌太多了。他忙到自己田边上把缺口堵好，心中快乐地回去了。脱了衣服才睡下去，他就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可是自己田里的缺口明明是堵好了，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迷迷糊糊才要睡去，却仍觉得是有什么不对头，这使他难以入睡，比不睡还难受。他生自己的气，索性披衣坐起，好好想想。忽然想出来了，是机船仍在轰轰地打水，那大片的田可能被水漫下去呢。明天大家不骂他太自私了吗?再说，大片的淹下去，他那小片的也难保。他惊出一头汗，连忙拿了蒲锹直奔河边。果然，机船在一个劲地喷水，喊了几声，机工连影子也没有。王山连连说着“不得了不得了”，搓手顿脚。他不懂机器，拿不出办法。后来是急中生智，用锹挖开了冲水塘，那打上来的水在塘里转个身又哗哗地倒流下河。铁管子仍然在轰轰地喷着老粗老粗的水柱子，王山就去拔了船桩，拿起船上的篙子，下死劲把船撑得离开去。那大铁管炮筒子一样悬了空，由于里面喷着水，重量大，就往下一栽，把整个机船坠得倾斜过来，铁管就顶住了河岸喷着水，冲得泥土随水直往河里淌。王山喘着气，观察了一下，说：“冲吧，大不了冲出一个大水塘来。”他也不敢离去，就跳上岸，蹲在一旁等机工来。渠道里水倒流了，越来越小。他回想到只堵自己田埂上的缺口，是多么欠考虑，现在心里总算定神了。　　

不用说，机工以后来了，关了柴油机，船身也就自然地正了过来。那冲水塘全塌了，使河岸凹进去一大块，成了一个小河湾。王山受到干部群众一致表扬，人们对他投过去奇异的目光，满含着敬意呢。王山从来没见过人们用这种目光看他，觉得受之有愧。社员问他：“王山，你怎么想得到做这个好事的？”王山说：“我脑子里尽是私字，你们哪里晓得！”　　

正月初，麦田里要点化肥了，大家都到队房里分化肥。王山同大家一样，按田亩分到了一定的数量。这次化肥不多，用的时候不能足量。但队长也是同大家一起分的，非常平等，大家也不好有意见。王山在自己责任田里弯腰点化肥，为了把这有限的化肥均匀布满麦田，王山用了一些心。他看到队长家就在渠道另一边点化肥，就走过去参观，看到他们的用量是足的，却空了两块田没有点，这使他很关心，问：“呀，还有两块田，你们怎么够呢？”队长说，马上还要去搞化肥。　　

果然，第二天队里又分化肥了，这是搞关系弄来的，比上次更少一些。社员们也知足了，还夸队长有门路。王山拎着他的化肥，心里着难，如果再均匀用吧，太少，不值得再弯那么多的腰，如果不均匀使用吧，又吃不准何处田块该是重。他索兴把这些化肥用塑料袋包好，封在一口坛子里，以待不时之需。他抬头看到队长一家子在点那两块田的化肥，心想，队长也肯定是不够，去看看，不妨把我的先借给他用。走过去一看，用量却同上次一样是足量的。这使王山惊讶了，当场也不好多说，一声不吭坐到自己田边上去呆想，自己田里每一棵麦苗都好像朝他哀求，对他嘲笑。王山闷着头慢慢走回去，心想：化肥是供销社买回来的，去查查供销社的帐，队里到底弄了多少?他把这想法与一个有水平够社员一说，那社员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像这种事，在外面世界上，比芝麻还小，没有说头，趁早歇歇神。你有了小小一块责任田，就当得家、做得主了?再说，还是那句老话，干部就是多弄了一些，又摊我们一个人多少?你何必强出头?你这个人，见的世面太小太少，简直就不晓得世界的情况!”这番忠告，王山没有听进去，他反而说：“这是属于从前大集体的道理，怕不适合现在吧?”那社员说：“好，随你吧，现在强调思想解放么。”王山左想右想，觉得这种事情丢下去不想、不说、不管，心里头一块疙瘩堵着消不掉。于是，他闯出去了，一马闯到韩家庄供销社。　　

他判断出那个大脸盘的、山势很大的人，就是人们常说的解主任。他直粗粗上前喊道：“老解！”老解陌生地打量着他，问：“你有什么事?”“我是王庄生产队的，来对对化肥数字。”主山毫无惧色。“你？我怎么不认识?”解主任是老主任，至少这一片的几十个生产队的队长，他都认识，因此觉得奇怪。“我是社员。”王山毫无愧色，而且好像并不计较解主任不认识他。“啊？”解主任满脸疑问。“我种责任田。”王山却很有一种耐心。“噢，好好好，”解主任马上明白了形势，不敢怠慢。“我要对一对王庄生产队购买的化肥数字。”王山重新提出被身份问题挤到一边去的主题。“好呀，好呀，可以的。”解主任对一个农民的这种主人翁精神感到新鲜，在前头带路，一直走进他的办公室，坐下，叫人去喊“老钱”把帐本带来。　　

“噢，你‘种责任田’?”解主任兴昧十足地有意引王山说话。“种责任田嘛，有些事情，就要来弄清楚呐。”王山气度颇为不凡。“哈……对对对!”解主任仰面大笑。王山瞪了解主任一眼。但由于解主任待他还算客气，他也就对这可疑的大笑原谅了过去。这时，老钱进来了。　　

老钱是个矮矮胖胖的人，显得十分巴结和精干。他把王庄的帐面翻出来指着说：“前后两笔帐，一笔二百五十斤，一笔二百斤。”解主任接过帐本只一瞥，然后交给旁边的王山，说：“你看，这两笔帐，一共四百五十斤。看来对你们是有照顾的。化肥现在暂时有点紧张，是运输上的问题，过一向时就会好转的”　　

老钱这才看清来人是王山，他是听说过的，不觉失口说道：“噢，是你!”王山立即听出老钱口声里的轻视，马上颇有些尊严地说：“是我！”解主任问老钱：“你们认得?”老钱说：“怎么不认得?谁不晓得他叫‘王烂……’。”这时他看到王山的眼里发出愤怒的青光来，吓得短脖子一缩，不说了。解主任觉得蹊晓，偏要追问：“你说他叫什么?”老钱嘿嘿地油笑着说：“过去，大家都叫他‘王烂屎’。”说完忍不住就“咯咯”地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王山脸上顿时气得发了紫。解主任见王山气色异常，也就忍住笑，却说：“哦，这话不对，是不尊重人格的。”    　　

老钱连忙又说：“可能现在不叫这个了吧？现在是当小队干部了？” 王山说：“我不是干部，我是社员。”老钱顿时神色一变，问道：“社员?”王山看出“社员”这两个字在老钱心目中份量不重，便加重语气，说：“我种责任田!”老钱立即明白过来，很快改成恭维的口吻说：“噢，对对对，种责任田，是责任社员，负责任了，了不起，了不起!确实了不起！”　　

王山不理他，翻者眼睛在默算。忽然说：“不对头!”老钱吓了一跳，问：“哪里不对头？帐上不对头?”王山说：“不是帐上的事，是我们队里分给社员的数字不对头。”老钱松口气，说：“噢，我说嘛!那是你们家里的事情。”王山把帐本一拍，说：“好!我这就有数了。”就还了帐本，说声“麻烦你们了”，就大步走了出去。　　

老钱在供销社里说：“乖乖!王烂屎，还想烂到我们供销社来。好在我们帐目是清楚的，要不然，还不晓得要闹个什么滑稽来呢！”他把王山过去的那些不争气的故事乱说了一通。　　

王山气冲冲回去，越想越气，心里说：“队长呀队长，你既叫我王山种责任田，你就不该这样来玩我们!”他不拢家门，就去找支书。支书满意地拍拍他的肩头，夸他做得对。不到一个钟头，队长就在支书面前哇了招，他同会计等人私分了一些化肥，等于是贪污。不用说，先退款，后检查。　　

这事情一时弄得处处传闻。说王山如何单人独马闯到供销社，解主任如何对他肃然起敬，实权派老钱又如何败在他的面前，终于查出了数字，使队长在事实面前低了头、受了处分。王山过五关斩六将，靠的只是一句话：“我种责任田!” 　　

支书在群众大会上表扬王山。说，从现在起，王山不叫“王烂屎”了，而叫“王烂事”，对于不利于集体、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就是要去“烂”。公社书记总结得更深刻，他在公社“三干会”上举出王山的例子，加以剖解后，说：“谁说中国老百姓‘烂屎无用’?中国老百姓的潜力可不能低估啊!一个本来最落后的社员能变成这样，那么我们全体社员，毫无疑问是永远值得我们相信和依靠的。一切的关键，在于改善我们的领导，我们要从我们自己身上，从我们的体制上，不断把一切不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改掉，人民就会拥护我们!”　　

 队长熬不住对王山说：“王山哪，想不到是你给我来了这一着!”王山说：“我不‘烂屎’了，你又说我不好了。”队长只得说：“好!好!我没有说你不好。”　　

 忘了交待了：王山现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脚板底还是发痒，很想端了饭碗出去转转，但是，眼看农村的事情在起着一种什么变化，他也就咽咽口水，熬住了不跑。有人问他：“王山，你的筷子缩起来了?吃饭不巡逻啦?”王山说：“现在不吃大锅饭了!”　　

　 　

　 　

曾经的爱　　

　 　

在一九六八年，我和夏兰一起，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妙的夏季!　　

我不得不简略交代一下背景。“文化大革命”来到时，我们小地方没有大学，我们这些中学生也就当仁不让地所谓“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到一九六八年夏季，两年时间过去了，出现的结果是我们这些中学生老爷始料不及的，从我们的眼光看，也是令人失望的。其实，“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式的某种怀疑一开始就有，只不过没有深入去思考，我们也感到这种思考能力的缺乏。但不管怎样，世界上最激烈最革命的词句已经被我们用尽，我们感到非常乏味，疲倦地退却下来、逍遥起来，而仍在“继续革命”的一些同学们，则讥讽我们是“逍遥派”。我们“逍遥派”无所事事地清闲着，心中等待着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对我们的安排。从已知的情况估计，高中毕业生只有“就业”和“上山下乡”两条路，这很让人不能乐观。当时的大学是停止招生的，而停止从中学毕业生里直接招生，却是“文革”开始时，北京等地的中学生倡议，并且得到全国响应的；其实，当时我们心里一点也不同意，但嘴上不敢说出来。我们本来的理想，就是做个大学毕业生，国家分配我们的工作，从而进入教师、工程师、医生、编辑、干部这些上等人的行列。但“文革”一闹，全完了。两年一晃过去，我们生活等待着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我们早就耻于把自己看作什么“革命小将”，我们应该拿工资、走向独立的生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夏兰谈起恋爱来，或者说接近于谈恋爱，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我的家在一条偏僻的街上，并且还要曲折地进入一条小巷。小巷的路面是由光溜的青石板铺成的，已经碎裂成大大小小不规则的石块；小草见缝插针从裂缝里长出来。这总是镶着几茎小草的青石板的小路，我在上面已经走过了我的童年，走过了我的少年，而当时，我觉得自己不但是一个青年，并且是年龄不小的青年了。我有时会面对门前这条简朴、苍老而又永远新鲜的小路问自己：你还将在这上面继续走着你人生的历程吗？这样的前景是太缺乏英雄气概浪漫情怀的了。　　

然而，别看我们那里挨挨挤挤全是老百姓上承祖产的平房，过去倒也是小城的一个风景区。推开我的那半间破屋的简陋的窗户，外面便是一个废弃的池塘，面积还有好大。这池塘叫做荷花池，对面长满野生草木的荒凉的地方叫做藕花洲。我的窗下，是池边的小路，路边有柳树，浓密的树荫，黑的树干，一排儿下去有几十棵。夜晚，青蛙唱个不停，甚至白关也会耐不得寂寞地叫起来。所以，我和夏兰那夏天的恋爱，在自然环境方面，倒也不算单调。 　　

夏兰是怎么就几乎天天到我家里来，我也说不清了。反正她每天下午就一直在我那半间破屋里，同我一起说笑，有时听我吹一曲黑管，拉一段板胡。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都觉得我们的确需要单独在一起。听到她走来的脚步声，我心里就愉快起来。看到她进入我的房间，我就更高兴了。如果下起大雨，只要雨一停，她就会来到。如果当天雨没有停止，第二天她来到之后，第一句话一定是抱怨前一天的大雨。她离开的时候，我会送她到门口，看着她在小巷里走远并且在拐弯处消失。她体态丰满、结实，令我遐想。不用说，我明白我们是恋爱上了。那是的姑娘，都是扎两条小辫，她也是这样。我会看着她的辫子发愣，她如果发现我看她看得有点入神，就笑起来，说：“不要这样盯住人家看！”我也便略有些愧然地一笑。　　

我不认为她怎么好看。她的容貌肯定不及别的几个女生。我也不认为她性格最好；起码她显得比较粗放。但是，别的人并没有来接近我，我也没有想到要去追求某一个人，所以，夏兰这样要同我好，我是很乐意的，也是很满足的。当然，她的脸型不是很标准，颧骨稍微高了点，但基本上还是个瓜子脸。她的嘴生得不算好看，不那么玲珑可爱，嘴和鼻子的线条都比较粗，但是，我觉得她的眼睛还是很动人的，眉毛也很生动。她算不上苗条，但她身材适中，体育运动场上也是一名短跑选手，我看到她比别人都来得结实饱满的体态，就不由得动心，认为这是她的优秀之处。她不那么娴雅，既不像什么小家碧玉，更不像什么大家闺秀，但她直爽，有豪气，她特别会笑，一笑就笑得哈哈的，感染力很强，我很爱她的笑，我觉得这样的性格也很好。 　　

她喜欢我什么呢?我自己可以肯定的起码有这么几条：我人高马大，也是学校运动会上的一名健将；我为人随和，不自以为是什么天才而傲慢不逊；我过去学习成绩也不差，属于中上的水平，并且有时作文还受到语文老师的夸奖。　　

总而言之，我们是彼此觉得满意，一股看不见的柔情在我们之间流动。我们并不走到外面去，我们就呆在我那间破屋子里，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我的一张单人床，床旁边一张很小的桌子，还有一把破旧的椅子，此外，我的床下有我的尿壶，每每不那么谨慎地会让她看见。当时的一个中学生，昏头昏脑参加了两年文革，闲在家中等待安排，我那房间里能有什么东西呢?我的家里又不是富有的；一切都破破烂烂。她到来之后，那把破椅子就是她固定的座位，我就坐在床边上，或者脱了鞋子坐在床上：我的黑管和板胡就挂在床头，手一伸就拿到。　　

但我们那时似乎根本就没注意到什么简陋与破旧，我们只觉得能在一起度过半天的时光，是最美妙的事情。我们都不修边幅。我往往穿一条很旧的长裤，上面是一件汗衫或者背心。她也就是皱巴巴的短袖衫和质地极不讲究的布长裤。走路的时候，她的饱满的腿和臀部，就从那质地极不讲究的布长裤里透出诱人的线条。那时的姑娘是不穿裙子的，最讲究的也就是一条黑府绸长裤，好像是从祖母或外婆那里继承过来的，飘飘然，很高贵的了。但夏兰却连这样的黑府绸裤也没有。不过我觉得她就那个随随便便的样子好。  　　

我们虽不讲究，却相信我们会有一个比较讲究的将来。我们想，等我们被安排就业了，我们有了自己的经济地位，有什么东西不可以买起来呢?当然，这些我们从没有在嘴上谈过。   　　

我那小屋，虽然低矮破旧，但窗户对着外面的池塘，南风直灌，总是很凉快。炎夏季节，我们呆在这么风凉的屋子里，倒也是很正常的。有一天，我心里突然起了一个隐秘的念头，我就大胆提议去游泳。她竟然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想到，她也一定有那种隐秘的念头，这真是一种默契的合谋了。但她说她没有游泳衣。那时，我们小城，恐怕全市也找不出几个女子有什么游泳衣。“你里面穿的什么？”我问她。我觉得我问这话很出格。她脸一红，回答我说：“一件汗衫。”我说：“就穿汗衫下水。”她颇不满地“嗯”了一声，但也算是答应了，好像为此拿出了几分勇气似的。  　　

骑上我家的破自行车，我们就出发了。我心里真是太激动了，我觉得我人生的一个伟大时刻来到了！我同时体会到，她的内心也充满新鲜和跃动……多么美好啊!  　　

在城东的一条大河边，我们拣了一个没有人但不远处又有些人在游泳的地方。我们都背过身去脱衣服。“勇气！勇气！高尚一点！”我不断在心里这样鼓励自己，来克服羞耻心和某种邪念。我自然是剩下了一条游泳用的三角裤，这还是我自己缝的，用了几个红卫兵袖章。她呢，上面是白汗衫，下面是一条什么花裤头。她双手抱肩，羞愧地朝我望着，同时在偷偷地欣赏我。她忽然变成了这么一个怪物，那薄薄的汗衫和花裤头使我头晕目眩。她的皮肤还没有我白呢，但那明显是女性的肌肤。“你就拿袖章做游泳裤啊！”她用这句话打破了我们之间那尴尬的情景。“这有什么！”我无所谓地说。接着，我“啊”了一声，就跑着步冲进河里扑进水中。　　

这是一条大河，是古代的东城濠，上接淮水，下通长江，史载其规模与当时的京城南京相同，所以给小城的后代子孙留下了可观的天然似的风景。　　

“你会游泳吗？”我站在河里，问岸上的她。　　

“不会。”她说。　　

“不会你怎么同意来游泳？”　　

“跟你学呗。”　　

原来如此。她倒比我勇敢。“下来吧。”我说。　　

我看着她走下河，真是摇曳啊。水齐腰之后，她不敢往下再深入了。“我看着你游，你游把我看看。”她说。我就拿出游泳的本领来，蛙泳，自由泳，蝶泳，仰泳，卖弄地转了一个大圈，回到她的身边。她的汗衫还是干的呢。　　

“我教你。”我说着把双手伸给她。她搭着我的手，在水上浮了起来。但是，不行，她马上就呛了一口水，慌张地站了下来。汗衫当然亦已全湿，她连忙本能地去把紧粘在身上的汗衫往外拎扯，但这根本无济于事，而我却什么都看见了，乳房的清楚的模样，小小的深色的乳头。我们都愣住了，这是想不到的事情，我笨拙地说：“穿汗衫不行，你这汗衫不行……”她垂下眼睛，说：“带我上岸回去吧。”我就牵着她，走上岸，我不敢再着她。    　　

我带着她飞快地骑车回到我那小屋里。我去找出我母亲的内衣，丢给她，我走出来，掩上房门。站在外面，想到她竟然在我的屋里换内衣，我简直激动不已。许多想象不以我意志为转移地跳进我的脑海，我憋闷得深深地吸气。我半步不敢离开房门。唉，我多么幸福啊!   　　

她把她的湿衣服就晾在了我家的晒衣竿上，那条花裤头出现在我家的天井里，令我惊心动魄。我的那条红卫兵袖章缝制的游泳裤寒伧地在那里飘动。　　

她在我的房间里大笑起来了，说：“这就是我们的游泳!”她妩媚极了，我向她走近了一步，我的表情是很严肃的，她忽然也表情严肃起来，她贴到了我的又宽又厚的胸脯上。她的手!她的丰满柔软的乳房!这是我们第一次拥抱。我们都不敢久久保持这个姿势，很快就都跳开了。我们没有接吻，这很遗憾，但也只好暂时到此为止。我们之间立即就有什么东西被越过了，又有什么被建立起来了，我们沉默着，感到很了解。 　　

“以后我们在一个工厂。”她忽然这样说。　　

“假如下乡呢？”我问。　　

“在一个生产队。”她说。　　

“好吧!”我说。　　

她叹了一口气，很感激似的看着我，我也很感激似的看着她。我们是纯洁的，神圣而庄严的。　　

　 　

　 　

终于，我们的命运决定下来了：高中生统统下乡插队。大势所趋，军宣队、工宣队、校革委会和老师们又都那样积极地要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况且我们也并不想得那么多，所以，我们都接受动员、写了决心书，学校里贴满了这些红色的决心书。接着，就是我们自己进入下乡去的准备。这期间我到夏兰家里去过几次。　　

一个男生，单独一人到一个女生家里去哪怕只是坐一坐，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你总觉得自己不那么光明正大似的，好像是一个伪君子，去企图把人家养到那么大的女儿骗到手。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这种很糟糕的自我感觉特别强烈。只要夏兰的父母不小心让我看到人他们有一点讨厌我的神色，我就会马上逃走，再也不回头。　　

她的家也住在一条巷子里，住房比我家的好一些。她的爸爸在小学里当教师，中等偏高的身材，瘦精精的，戴个眼镜，剪着很短的头发，神情专注于他自己内心的事情，好像总是在想：“小心地过日子，节俭地过日子，一家人可不要出什么意外的事故……”。她对我的态度仅止于礼貌，含有一点警惕。夏兰的妈妈是纺织品商店的营业员，个子不高，很温和，但那温和的笑老是挂在脸上，使我的心也不能轻松。总而言之，夏兰的父母同我之间有层冷冷的东西隔着，既显又不显的。　　

有一次我到她家时，看到她妈妈正找出一大堆旧的棉花，说是要送到弹花店里去弹一弹，以便给夏兰增加一条下乡用的棉胎。我就自告奋勇，说由我去送。夏兰的妈妈说：“啊呀，怎么能让你去？”夏兰说：“就由他去。”我把包袱拎起来，似乎是解释说：“我顺路。”但我看到夏兰的妈妈不太高兴，有难言的神色，而又不便于当我的面责备夏兰。我懂这神色里有什么东西，那不过是认为还不能同我这么亲近。我心中颇觉悲哀，但夏兰马上也就跟着出来了，说笑着跟我一道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那全是我的多心而已，我的心情才改变过来。　　

后来夏兰的爸爸同我聊天时对我说：“你们下乡以后，不知道将来怎么样呢!将来经过劳动锻炼以后，总会安排工作的吧!”他就唉声叹气。我觉得不太妙。他是担心我们经济上自立的伺题，实际上也就是对我和夏兰的事情表示摇头。我当时恨不得我家里广有钱财，恨不得我立即能有每月几十元工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我却不具备！我于是意识到一无所有对于我是多么可怕。但我未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我说：“现在我们还没有考虑得太多，将来，工作总是会有的。”但夏兰的爸爸说：“你们是同学。本来如果上大学去，也就东分西散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两年，现在又一起插队，将来人大了，要解决个人问题，同学之间能成更好，如果条件不许可，也还是只好东分西散，人在世上没有不分散的一天啊……”他这一番话，好像句句是理，但又句句是刀子在撸人，然而我对他的话也只有点头称是。 　　

不过，我其实也为夏兰的父母着想过。夏兰是老大，她还有一个弟弟，初中生，也插队。一家两个下乡，负担当然重。我也就多少理解了他们的小心眼。我心里说：“走着瞧吧，我将来决不会是个穷人!”  　　

有一天夏兰到我家里，告诉我她同她弟弟发生了冲突，争吵是为了一只衣箱，那还是她爸爸从前上学读书时用的，已经很旧，但那是家里唯一可以拿得出的箱子，她妈妈已经说了给她，她在整理衣服时，却被弟弗夺走了，她气得哭了。现在她妈妈到商店里去找负责人，要求买一些包装板，打一只箱子给她。　　

我听着心里在想，如果我有能力给她买一只崭新的皮箱该是多好！我又想，我如果能拿出一些木板来也好。可惜我什么也拿不出。我只得劝劝她而已。　　

我也有一个弟弟要插队，但我有个叔父孤寡一人，把我弟弟看作是承嗣他的，尽管他是一个穷汉，但为我弟弟办一只下乡用的衣箱还能办到，这就解决了我家的问题。至于我自己，我父亲为我到旧货店买了一只旧木箱，送到漆匠店上漆去了。我努力说得富有幽默感，我说：“我们从小就瞧不起我们那叔父，想不到关键时刻，他还很有用呢。我那叔父，一文不名，靠社会救济过日子，可我弟弟这几天走路头都昂得高些了，好像我叔父死后，说不定会留给他一个金元宝呢！”果然，这话引得夏兰哈哈大笑，笑声从我那破屋里亮亮地飞出窗户。我又说，我爸爸是个唠叨嘴，跑完了旧货店，又跑漆匠店，回来后发牢骚，说：“你们这些学生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先请你们一家赔出一只箱子来。望子成龙呢，想不到是农村的农！”夏兰又哈哈大笑，笑得弯下了腰。我总算让她高兴起来了。　　

然而，我想到我该在下乡之前买一样什么东西赠给她。我马上想到可以买一条羊毛围巾。她的脖子上一直没有围巾，而在乡下的寒风中，这无疑是不行的。不管怎么样，我要想办法给她买一条像样的围巾。我事先不给她说，到时一下子捧到她的面前！　　

我说：“我觉得我到你的家里，就像是一个贼。”她笑了，说：“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弟弟，他们看我的时候，使我有种感觉。”她仍然笑着问我：“我家里有什么好宝贝让你偷呢？”我笑道：“这个我就不说了。你自己猜吧。”她想了一下，就大笑起来，两个拳头雨点一般打在我的肩背上，后来她说：“你不要瞎想，他们主要是担心以后的经济基础。”我说：“假如找以后是个穷光蛋，怎么办?”她说：“不可能。”我说：“假如我再有二十年也不发达，怎么办?”她说：“我等你二十年。”我说：“我认为如果我是那样，你就不应该等我。为什么硬要一个女子用她的青春等待一个无能的或有命无运的男人呢?应该顺从自然顺从社会。”她扑到我身上来，说：“不要想那么多吧!”　　

我鼓起勇气，也觉得有几分把握，我向我妈妈要钱，告诉她我要买一条羊毛围巾送给复兰下乡。我的家里也不是宽裕的，我爸爸在燃料公司当会计，我妈妈在煤场上做临时工。但是我妈妈很爽气地就去找出十块钱来给我，我接过钱，不得不再次鼓起勇气，说：“拾块钱不够，我看的那一条要十三块。”我妈妈二话没说，又去拿出三块钱来。我心里说：“妈妈，将来我要十倍百倍地报答你!”　　

然而，后来我发现了一条更好的羊毛围巾，价格是十五元五角，可是我怎么好再去向妈妈伸手呢? 两块钱的办法我总该有！我到家里去，把我所有的课本收集起来，用绳子扎成一捆。下乡务农去了，还要这些课本做什么呢?当废纸卖掉吧!我又想到家里的大床底下有一把坏了的铜水壶，是卖得出钱来的。我钻到大床底下去，与床下的蜘蛛网搏斗了一番，找出了那把坏铜壶。我的事情就办成了。从废旧收购站出来，再从百货商场出来，我的书包里就有了那条很理想的羊毛围巾，大红的颜色，又长又厚，松软可爱。　　

我考虑不到她家里去送她，那样太郑重其事了。　　

以后，她到我家来了，为送给我一副手套。那是一副很大的蓝色的棉手套，大拇指是单独的。两只手套用带子连在一起，可以吊在脖子上。“我自己做的，里面是兔毛。”她说。我戴上试了试，很合手，当然也很暖和，而且质地轻柔。“我可以戴一副棉纱手套，然后再伸进这一副大手套里去。农村再严寒，有了这副手套，手是不会怕冷的了。”我说，“太感谢你了!我还没有想到手套的问题。”她娇媚地说：“谁要你感谢!”我说：“好，我也不要你感谢。”我拿起枕边的书包，对她说：“你转过去好吗?”她一笑，顺从地转过身去。我站在她背后，从书包里取出那条大红围巾来，搭在了她的脖子上。她高兴得猛地转过身来，我们就拥抱在一起了，并且第一次接了吻，滚烫的、羞怯的、不敢久留的一吻。然而我的眼前嘲弄地出现了我的课本和那把我费了多大劲从床底下蜘蛛网中找出来的旧铜壶……　　

　 　

　 　

我和夏兰之间恋爱的这层关系，在认得我们的知青当中以及农民当中，是大家都知道的了。我们插队在一个大队，但因为女知青单独成为一个知青组，我和她就分别在两个生产队了。从我们那里，到她那里，十几分钟也就可以走到。她常到我们知青组来坐一会儿，我也常到她们那里坐一会儿。我们队里的妇女们看到她，就会说：“哟，夏兰，你来看小沙呀!”而她队里的妇女们看到我，也会说：“小沙，你来看夏兰哪!”至于知青组的同学们，他们当然不会这么感到有趣，也不表现什么明显的羡慕，更多的只是一种尊重，尊重我和夏兰有这层关系。就这样，下乡之后，脱离了城市里的家庭，我们独自生存，并且又有着这样善意的环境，我们都觉得自己甚至是幸福的。  　　

农村里的那一条路，我是多么熟悉!至今清清楚楚记在我的头脑里。那一条可以行驶一辆手扶拖拉机的路，有雨水的时候，路面被人们踩得像小河起了波浪，晒干之后，留下坚硬的久不消失的脚印，但逐渐也就被踩平了。这一条路，从我们那里出来，一直向西，然后拐弯一直向南，就到达夏兰那里了。路边有一条较大的灌溉渠道，渠道边上长满柳条树丛。多少个夜晚，我走在这条路上，去看她！冬天的时候，不怕外面的严寒，夏天的时候，不怕会有咬人的蛇虫。那冬夜的睛明的夜空和寒冷清新的空气，那夏夜田野的芬芳和不绝于耳的蛙鼓，印象是多么深刻！乌黑的夜晚，只有脚下的路面依稀可辨，然而，当看到她们庄上农民的茅屋里透出的那一点灯光，当走进她们屋里的灯光中去，那种温馨之感，是何等熨贴心灵!而如果是有月色的夜晚，冬春的旷寂，夏秋的浓郁，朦胧之中又会在心里流进多少生活的气息、美好的意蕴!我到了她们那里，谈说一会儿，她送我出来，我们便在路上慢慢地走，后来我又把她送回，依然是慢慢地走，享受那生动的寂静!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这样地度过了我们人生在那时的一个又一个夜晚，漫无目的也不需要目的，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不觉得浪费而觉得是生活，不觉得单调而觉得每一片刻都充满了新鲜的意思……我相信，这一段记忆，对于我和夏兰，是永久性的。 　　

记得在夏季的一个夜晚，凉爽，月色迷蒙，星汉灿烂，我们那样地慢慢在那条路上散步，水稻的清香和野蔷薇花的浓香弥漫在空气中，沁人心脾，原野上隆起的大团的阴影便是树木，而青蛙的叫声远远近近此起彼伏。她靠着我，两手拽住我的一只膀臂，只把头依在上面，在一片升起的幸福感里，我体会出了一种惆怅。她说：“你下乡之后，更结实了。”我说：“劳动的原因。”又说：“我觉得你也是的。”她不说话，把我拽得更紧，头在我的膀臂上温柔地搓动。她忽然说：“我们就这样下去吗?”她正说出了我刚才体味到的惆怅，我没有话回她，只是望着迷蒙的田野。我已经觉得，我有了一个爱人，似乎反而成了我人生行途上的负担。我有了某种责任，而我对于尽我的责任却无能为力。我本应报答她的深情，但我两手空空。面对世界，我似乎被剥夺了什么，世界不让我从它那里取到应有的最起码的东西。我如此听任自己情感的和作为人的需要，而和夏兰保持这种具有严肃意义的亲密关系，我是对的吗?我不是在对她不负责吗？我不是很自私吗?我不是卑劣的吗?　　

 我终于说：“我最近时常考虑，我们无所谓，可是你们怎么办?你们应当生活得好一点，你们应该幸福。”她说：“说老实话，我们心里在可怜你们。”她这话我当然能理解，甚至感谢，但我却觉得很悲哀，我宁愿她没有说这句话。我说：“我有一种对不起你的感觉，我是在耽误你……”。她马上站下来，摇着我的膀子说：“你怎么说这种话的。我不睬你了!”她睹气地背过身去。我说：“我说的是内心话。不是故意瞎说。”她说：“我不准你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不准我说，不等于我就想不到，我应该为你着想……”她转过来，面对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我忙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正因为想到我们的事情，我才想到了这些……”她抱住我的腰，坚决地说：“我们等！”我想抚爱她，回报以我的感激，但我没有动，好像觉得我没有权利似的。回想起来，那时我是多么理性!　　

 过了两天；我没有到她那儿去。我的头脑被一种思想固执地占据，觉得我再去与夏兰相会，我就是有意在欺编她 了。然而，难道我就从此疏远她、不要她了？不，我不能没有她。可是，我如果要夏兰来就我，我却又是在做作了。简直变成了一种卑鄙的诡计。我不能这样下去，而晚上她一个人出来也是我所担心的。第三天的中午，我就到她那儿去了。　　

“我还以为你不再来了呢!”她说。 　　

“我……正好没有走得开。”我说。　　

“我本来准备今天晚上到你那儿去。”她说。　　

“我想到了，所以我来了。”我说。　　

“晚上我再来。”我又说。　　

她忽然笑起来。“笑什么?”我问她。　　

“我笑你现在有点呆头呆脑。”她说。　　

我苦笑了一下。　　

她送我出来，分手时用央求的口吻说：“你不要想得太多。全国上千万呢，又不是我们两个。”　　

那天晚上，她缠着我，说：“你当真是个呆子吗?”我于是给了她有力的吻抱。当我送她到了宿舍，独自一人返回时，我心里充满对她的一种感激，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但这不正说明我的忧郁是有道理的吗?　　

后来，有一天的下午，她到我们这里来，告诉我，她妈妈写信叫她回去一下。她说：“我妈妈怕我大忙季节吃不消，召我回去。”我点点头，但我其实已经猜想到是一件什么事在等待着她，我感到我无力阻挡，我没有那种权力，所以我也没有说破。我觉得我只能抱不加干涉的态度。让生活决定我们的命运吧。　　

我们小地方的插队运动，半径划得很小，大约没有超出周围八十公里。所以，我们插队时，是经常回城的，从水路或者陆路。但对我们来说，毕竟是下乡插队，从城市到了农村，从家里到了外地，而且户口都迁过去了。我们如果回家的时间长了些，就会被说成是“倒流”，而这段城乡往来的路程，也每每需要花费一天的时光。　　

我为夏兰肩挑她带回家去的两布袋大米，一直送她到轮船码头，送她上了船。我怀着一颗多么忧伤抑郁的心望着她乘坐的轮船开走，水波回荡在我的心头！　　

我在难耐之中度过了四天时间。第五日，夏兰出现在我的面前，扑在我了我的身上。她问我：“你可晓得家里叫我回去是为什么吗？”我说我不晓得。她正要开口告诉我，却笑了起来，说：“要为我找婆家呢!”我没有表示什么，只觉得我的脸色为之一变。她说：“他们把那个人带到我家里来，我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马上走了出去。后来我妈妈问我对人家印象怎么样，我冲着我妈妈的鼻子说：‘丑八怪’!我妈吓得往后一倒，差点跌下去……”说到此，夏兰又大笑起来。我勉强地陪着她一笑。她说：“其实也不一定就‘丑八怪’，我只是不服气。我们初中毕业后考的是高中，他们考的是工校，结果我们毕业插队，他们毕业分配，我们就乖乖听他们来挑去做老婆吗?当时考分低的才进技校，我们上高中的都是准备考大学的!”她发觉我神情沮丧，说：“你怎么啦?不要这样，我又没有答应他们!”我说：“如果那人各方面还不错，你也可以答应他的求婚。”她看着我，眼睛火辣辣的，问到我的脸上来：“你这话是真是假?”这时，我便感到我是一个懦夫，我是一个伪君子。然而，我似乎本来有一个较为高贵而不可屈服的心灵，却被我自己压抑着没有能表现出来，我显得拙劣、不真实，我的态度与她的一片天真和忠诚相比，很使我羞愧和自责，我没有话说，我几乎张口结舌……“晚上我等你!”她极其理解和宽容，丢下这句话就走了……我不如她，男子不如女子……　　

晚间，我到夏兰那儿，发现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们都回去了。”她说。我们们默默地坐在大桌两边，一盏柴油小灯亮在桌上，大门敞开着，门外黑洞洞的，也没有人走路，空气里混合着新收的麦香和稻秧的清香，蛙鼓尚未成阵，刚刚亮出稀疏的初鸣。“中午，我心情不好。”我开始检讨。“不要解释。”她说。我们就继续沉默着，在沉默中好像在重新接近……　　

过了一会儿，她把大门关了，走到我面前来，说：“你今天不要走。”她勇敢地看着我。我站了起来，我被她的勇气所震动。我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但我当然向往，我是万分地向往……。她贴到我身上了，说：“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我要给你证明，我要给你权利，我把我给你。”她抱紧了我。热血在我身上奔腾起来，然而，我却立即感到我该负的责任了，我立即觉得自己从一种向往和冲动里不无惋惜地升华出来，我说：“不，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她不作声，但不松开我，我被她抱得紧紧的。她在颤抖，我也抱紧了她。我们喘着气。这时的她所具有的简直是一种伟大的牺牲精神，我只觉得我的渺小和惭愧。这一晚便以我们久久的拥抱而结束，我们山誓海盟，我们同意或者说我们相约，一切还是留待将来……。当我们分别之后，我走在回去的夜的路上，我感到我们多么纯洁、善良、幸福和高尚!  　　

整个幸福的夏天过去了，秋天来到的时候，有一天夜晚，在野外，她告诉我，她家里又要她回去一下。她说：“这次你跟我一起回去吧!”我说：“我不去!”她说：“我们一起‘亮相’，有什么不好?”我仍然说：“我不去!”她说：“你又来了!你还是只想显示你的清高，你只为你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自尊心着想!你是让我一个人去面临一切的考验，而你不给我任何的支持!”我想了一下说，“从某一方面说，我不应该这样，但从另一方面说，我只能这样，我只能彻底‘自爱’，而不能向前多走一步。”她说：“这是自私!”我说：“我知道我太理智了，但我无法改变自己。”她说：“好吧，那么你认为我对自己有没有处置的权利?”我说：“当然有。”她就猛然地抱住我，说：“我要你现在把我拿去！我现在把我彻底交给你!”啊，令我心颤的诱惑和令我无比为难的抉择又来了……。我推开她，抓住她的双肩，对她说：“这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是你的恩赐，而我，是一种机会主义。也许这是可以的，但是我办不到，我克服不了我内心存在的障碍，我觉得这不自然，这不欢乐。你要知道，这说明我对你抱有信心。我们会有最自然的境界的……。”她叹了气，扑在我身上，说：“你是一个残酷的人。我不知道你对不对，但我相信你。你放心，我能对付一切的压力。”我们互相狂吻了一阵。她说：“但是，你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些力量吗？你完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说：“我能给你的，只有我的愿望，你是早已知道的。”她说：“我要你说一遍，你还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你太傲了。”我抱着她，似乎还要在心里让自己鼓足勇气，同时也好像就是让自己低下高贵的头颅，但我终于说了出来，在她耳边说：“我爱你！爱你！”　　

 啊，我们的那种要把对方勒死的拥抱!然而，这竟成了我们的告别，我那该死的理性啊…… 　　

　 　

　 　

仍然是我送她去轮船码头，也仍然为她挑了两布袋米，是刚上场的新米。船开过来了，她说：“没有事，我就早点下乡，有事，我就写信给你。”我说：“好吧!”带着知青和农村的人，船开走了，我望着它逐渐消失在烟波之中。我好像送她只身去赴向一个人生的战场。我倒并不觉得有什么沉重之处，这也许是当时还很年轻，也许还因为原野总是辽阔地展现在脚下……　　

当我猛地想起夏兰的时候，一算，她回城一个星期以上了，却没有给我来信。我又等了几天，依然杳无音讯。我不禁烦躁不安起来。时间竟一直地过去了二十天!中午和傍晚，我就不由得在外面一站就是好久，而在田里劳动时，也总以为夏兰会突然走来。同组的同学说：“你再不回城看一下，对你自己就太不负责了，对她也不负责。”这话说得是对的。    　　

我正准备动身回城，然而，夏兰的弟弟来了。他过去与我们不在一个中学，所以插队的地点与我们不在一起，隔了几个公社。我觉得他在农村里长高长结实了，也老成些了。他把我喊到外面去，告诉我，夏兰精神失常，在家里大哭大笑大唱，有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原因是什么呢?她怎么会突然精神失常呢?你们家祖上有没有人得过精神病?我强忍惊讶和悲伤，冷静地询问她的弟弟。他很惭愧地告诉我，是他的父母为夏兰物色了一个人。是一个小单位的负责人，用当时的话说，叫做“一把手”，是正排级刚转业回来的。父母不让夏兰出去，逼她同意。动员了好多亲戚来劝她。后来，她就变呆了，就发生了精神失常。我不作声，我说不出话。她的弟弟很歉疚地说：“我也是在她生病之后，才接到家里的信，我……痛恨他们……。我是下乡来请你去的。家里要把她送上汽车，送到省城精神病院去，但是她哭打闹骂，喊着……你的名字。”听到此，我滴下泪来。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昵?我收拾行装，同夏兰的弟弟一起，去赶夜班的轮船。　　

我们回到城上时，是凌晨三点。我同夏兰的弟弟约好，我七点半到达他家。我们便暂时分了手，我得回去一下。后半夜的小城，到处不见一个人，连一条狗也没有。我的房间里一切依然如故，被单是干净的，叠在那里，随时准备我回来，我便想起了夏兰留在我房间里的音容笑貌，有如万箭钻心。我加入了小城十万人后半夜的沉睡之中，带着家乡二字向我送来的一丝温馨……　　

吃早饭时，我把夏兰的情况告诉了我的父母，父母一致对我说：“她是为你，说不定病会在你手上好。你当然应该去看她。”又把夏兰的父母埋怨了一通。我心里很感谢父母对我的理解和支持。走向夏兰家时，我的信心很足。我幻想着夏兰一见到我，就百病全消。我在心里对夏兰的父母说：“你们这些世俗的庸人，如今不得不向我低头。看吧，奇迹将会出现，这就是爱情、真情的力量!”　　

我到达时，夏兰的弟弟已经在门口等候我。夏兰的父母和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也在堂屋里等着我，皆无言，用很复杂的眼光看我，有不得不做出来的卑躬欢迎的意思，也有对我不够友好的意思，倒好像我是祸根似的。我不管他们，而跟着夏兰的弟弟到房间里去。只昕得夏兰的妈妈说：“夏兰，小沙来了，小沙看你来了。”　　

夏兰被穿着得干净整齐，木头似的坐在椅子上，人消瘦了一些，这使她比较丑了。她的妈妈往旁边让了一让，我便到了夏兰的面前。她没有抬眼看我，好像无视我的来到。这使我觉得不妙起来。我对她说：“夏兰，是我，夏兰!”我在我的呼唤中灌注进了我的情感，我相信情感能唤醒她。她于是看着我，说：“你来了。我认识你。”不知道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我却觉得她是在责怪我。我说：“你生病了。”她说：“我生病了。”她依然看着我，那眼神是呆滞的，没有一点热情和激动，好像其实并没有认出是我。我心中抑制着悲伤，说：“我们送你到医院去看病，好了以后我们就下乡。”她说：“不下乡，我不下乡。”我于是知道了我是在同一个失去正常思维能力的人说话，这根本不是我的夏兰。我坐在她身旁，心中很凄凉，我所熟悉和热恋的活泼温柔可爱的夏兰不存在了，我在陪伴着她的半僵化似的躯壳。我感到我担任的角色是难堪的，然而，为了夏兰的复活我必须忍受着。夏兰忽然向我身上倾倒过来，我就伸出手臂拥住了她，同时握住了她的苍白的手。这时，我觉得一种骄傲!她的头倚在我的肩上，她流泪了。我很高兴，她是有知觉的，她有治愈的希望!我也流泪了……人们都羞愧地走了开去，让我们两个安安静静地守在一起。　　

　 　

　 　

我拥着夏兰上了吉普车，后面坐着她的妈妈和弟弟。三个多小时后，夏兰顺利地进了省精神病院。我说：“夏兰，你好好治病，听医生的话，你好了我再来接你。”她听我的话和理解我的话都很费力，但看得出她是认得我的，只是她一时脑筋呆滞。她的妈妈暂时陪伴着她，我和她的弟弟就乘那辆借来的吉普车返回。 　　

“真对不起你了，沙大哥。”她的弟弟对我说。“没关系，一切都可以理解。”我很大度地回答他。他称我“沙大哥”，当然也是我很高兴的。他又说：“我姐姐的病如果不好，就随她去了。如果病能好，你是不会计较的吧?”我说：“除非你们家里不欢迎我。”他坚决地说：“决不会!”我说：“谢谢你。”　　

处理完这一件事之后，我重新回到乡下。我给自己规定，只要夏兰家里不邀请我去看夏兰，我就不去。　　

有时，冥想之中，我会同夏兰对话：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想见到你，同你说话。”　　

“我不让人认为我趁机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还是只为你自己着想。你以前这样，已经使我吃了苦，难道你要继续让我吃苦?” 　　

“那还是你自己的意志力问题。” 　　

“可是我现在病了。”　　

“我更不应该在你生病时去施加我的影响。” 　　

“你把你自己的人格看得太重要。” 　　

“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有我的人格。”　　

 “感情，感情，我要你的感情，不要你的残酷的理性。你爱我吗?你说过你爱我!我需要你的援助!”　　

“在这个特定的情况下，这方面我永远是一个被动的人，尽管我已经说过我爱你。而你生这样病，也已经挫伤了我的情感，你根本不应该生这样的病!”　　

然而，我何尝不想去看她? 精神病院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在我的头脑中每每出现一幅少女夏兰在受难的图画。每当此时，我就痛苦地闭起了我的双眼，或者像一头笼中野兽烦躁不安……　　

我便在这种内心的煎熬中度过了几个月。　　

那一年冬天雪下得早。雪花初飘的那天下午，夏兰那里的一个农民跑来，告诉我说，夏兰的父亲下乡来了，请我去会一会面。这使我为之一惊，她怎么样了呢？为什么是她的父亲来?我忐忑不安地赶了去，迎着稀疏的小雪。　　

她爸爸同我的谈话，是站在外面墙边草垛旁进行的，避着风，细小的雪花不时飘落下来。  　　

“我下乡，是为夏兰拿东西的。把她的东西拿回去，她暂时是不会得下乡来了。”我只是点头，听他往下说。“她出院了。经过治疗，已经好了。不过她不大活泼了。”“慢慢恢复吧。”我说。“我们做家长的，今后是一切按她自己的意思，她要向东，我们不叫她向西。”这番话，我仔细揣摸其中的含义，但如果是我的福音，似乎又来得太易了，我怀疑着，镇静着，说：“在我和她的问题上，我首先尊重她自己的意志。”听到这话，夏兰的父亲马上便说：“你是个有志气的人，你是讲道理、有理论水平的。作为家长，我很感谢你。今后如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还要请你原谅。”我的心紧缩起来，准备承受对我的打击。果然，他叹气道：“夏兰从医院出来之后，一直很沉默，完全换了一个人。我们也不敢对她说什么。但我们估计她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我都是男人，你而且还是一个青年，姑娘到了这么大，又遭受挫折，她们内心世界的东西，我们往往不知道。后来，她就正式向我们做父母的说出她的打算来了。她的要求，是我们万万想不到的……”。他的话忽然中断下来，我觉得血往头上冲，我向往着，但我却立即看到了我的彻底失败!   　　

“她要结婚。”她的父亲这时却仿佛很艺术地说了极简短的一句。我的眼睛眯细起来，尽力镇定地望着远处飞雪迷蒙的原野。她要结婚，从她父亲对我的话语和态度来看，她并不是决定要同我结婚。    　　

“我们正在给她办理回城的手续，病退。所以她不会下乡来了。”夏兰的父亲用这几句话来做了结束，而省略了一切详情。是的，何必告诉我呢。“你等一等。”他说。他就走进夏兰她们的屋里，马上又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我买给夏兰的那条大红的羊毛围巾。我头晕起来，羞愧起来，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终于被拿获的骗子，可耻啊……  　　

“夏兰说，把这个还给你，她说她对不起你。”　　

凭着感觉，我知道羊毛围巾已经放在我手上了好。　　

“好。”我机械而麻木地吐出一个字来。　　

我于是立即想到那一直挂在我脖子上的手套，我伸手去把它取下来。“别！”夏兰的父亲立即制止住了我。哦，我和夏兰的秘密他是全知道了。羞耻，我只觉得羞耻。“这个，就给你做个纪念，夏兰说的。”我只得顺从了他。但一种憋闷压迫着我的胸膛。“下雪了，我马上就要赶到轮船码头去。”他说。　　

“好吧。”我说。　　

道别之后，我转身就走开了。我的两腿有点打飘。走出村庄，走到旷野，我大踏步走了起来。冰凉的雪花扑打在脸上，我感到了那冷的快意。走到我们队的打谷场上，我在草垛的背风一面停了下来，觉得我得好好品尝一下这种遭受命运嘲弄的滋味，倚着草垛，我一下子滑坐下去……    　　

雪在场上落下薄薄一层了，远处的麦苗已经被雪描白。我站起来，从大草垛上往下拔草，然后扎成一大捆，背回知青组，我没有忘记今天我当灶。　　

我把烧晚饭的事拜托了同组的一位同学，把那条围巾悄悄塞进衣箱，就冒着风雪往轮船码头出发。我在那里等到了夏兰的父亲，他比我到得还略迟一些。他挑着夏兰的被单行李和衣箱，行走在风雪之中。他正惊讶我的存在，我已把那副手套挂在他的扁担上，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地阴阳　　

　 　

在距离c市东门约十里之处，树木茂盛，高楼矗起，这便是水牛镇。一条讲究地用水泥浇制的乡间公路，把它牢牢地跟邻近的C市拴连在一起。每天，各色轿车在这条路上行驶，就连田野里辛勤务农的人对此也已经看惯了，心中愉快地认定这正说明本地的繁荣昌盛。在镇的入口处的圆形花园广场上，高高地立有一座水牛雕塑，出于真正的艺术家之手。那乌黑庞大的水牛厚重雄伟，既昂首天外，又守护乡土，在乡人心中唤起无数美好有力的情感。　　

公元一九九×年×月的一天下午，这座雕塑水牛居高临下地目击了一场浩劫：不知从何而来的许多人，乘着卡车，带着起重葫芦和专业的起重工人，开进了广场边上的以“水牛”命名的印刷厂。厂里的人们默默站在一旁，眼看着这些人涌进各个车间。在本厂有关人员的协同下，把最重要的几台机器（彩印机、胶版印刷机）装上了卡车，把电脑排字房里的所有设备也都搬走了，如同一支入侵的军队一样大获全胜而去，弃而不取的只是最古老的圆盘印刷机和铅字之类。然而，就连这些也保存不住了，好几个穿不同制服、戴不同大盖帽的人骑着自行车，带着一股气势一涌而进，把所有这些仅存的设备，还有仓库，以至于厂长室、会计室，都用封条贴了起来，他们是在奉命执法。忍受不住的几个小女工哭泣一声，捂着脸跑了开去。　　

 “中澳合资水牛印刷厂”倒闭、破产了!　　

有个莽撞的工人冲出去，跑到厂门口，把那块锃亮的铜皮制的时髦的厂牌卸了下来，愤然地甩向墙角，“咣啷”一声碰得扭曲变形，不能再用了。有人朝大门上的四根旗杆望去，似乎想去扯下那上面久已褪色、在风雨中成了破布的旗子。那几面旗子自从升上去，就再也没有换过新的，而且不爬到墙头上去就无法够到它们。这就只好随它们去了，就让它们破布似的挂着吧。既然已经不能被看作旗子，就作为这个工厂倒闭破产了的一种破败的标志，倒很适合。　　

　 　

“水牛印刷厂”的广场对面，是“帝王酒家”，四层楼。楼顶上弄成了一个露天凉台，花花绿绿撑着好几把特大的阳伞，远看就像长着的大蘑菇。它给乡野带来一种现代风情以至沙滩气息。这“帝王酒家”也应当算是水牛镇上的一个重要景观，它的楼下经常停着几辆轿车或面包车，在告诉人们：生意好着呢，又有大款大腕在上面喝酒了。　　

那天，“帝王酒家”楼顶露天凉台边儿上的一把大阳伞下，悠闲地独自坐着一个人，他是专门来喝茶、远眺的。他不是看别的，就是来看“水牛印刷厂”刚才的那一幕。从他到来的时间上可以看出，他是预先就知道这件事的。所以，对于他来说，一正如买了票入座看戏一样，戏剧几乎是准时地在他眼前开幕上演了。      　　

坐在他那个位子上，昂首天外的雕塑水牛，向他显示的只是它的背脊，这背脊做得也是一点不马虎，多么有力的肌肉!他的目光越过这牛背毫无遮碍地投向“水牛印刷厂”大院，把那里尽收眼底。一种高深莫测的微笑始终浮现在他的脸上。说到他的脸，绝对独特，胖而方，更重要的是好像由一些球形肌肉组成，那不能算是胖，而是一种有力的扩张。好在他天生一双细长的月牙弯弯的笑眼，否则，单看他的脸，是有点怕人的。　　

茶杯里绝对是今年的明前，一个个嫩芽尖儿在透明玻璃杯里亭亭玉立，茶色很雅，绿得可喜可爱，至于那味道，尤其在今天，真是好极了。这茶是“帝王酒家”的老板金二喜特地关照给他泡的。在他面前来不得假，也不能降低档次。　　

进入凉台的门被推开了，来的是瘦麻秸似的金二喜，人模狗样的西装领带着。这时正当那几个不同的大盖帽骑着自行车开进厂里去。“他们母鸡交公粮，完蛋了!马厂长，你赢了!你手段国!”　　

金二喜站在这个结实的囚犯似的人身后，快活地说着，同时递过去一支“大中华”。  　　

球肉脸站了起来，没有看金二喜，只是伸手接过香烟，点上了，吸了一口，吐出烟雾来，继续望着下面，说：“我马大明是软柿子，好捏。这下子，捏了一手!”  　　

“他们捏了一手的屎!哈哈哈!”金二喜由衷地佩服马大明，又说：“谁不知道这个厂是你马厂长一手创办的呢?被他们……”　　

马大明没有理金二喜的话，仿佛那早已没有多说的必要，他只按着他自己的思路说：“这下子，小韩儿吃不了，兜着走!他晓得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吗?他差得远呢!我看他还是打起背包拍拍屁股——走吧！”　　

对此，金二喜没有明确附和，他似乎看得更客观，想得也不同一些。但他还是不失附和似骂非骂地说了一句：“这小子……”以表示跟马大明的一种同调。　　

球肉脸马大明却细致地听出了金二喜的复杂态度，他理解，但也刺了金二喜一句：“你跟我不一样，你还要他挑你的生意呢!”　　

金二喜立即说：“反正不管谁来当乡长、书记，乡里面人来客去，都在我这里吃!水牛镇没有第二家!除非他们开进城里去!要说挑裁生意的人，我还能忘掉你!凭良心说，不光是你，后来他们在我这里吃得也真是不少，当然，你走之后，他们实际上吃的还是你的……”　　

“那我跟你借几个钱，你借不借?”球肉脸上一对月牙弯弯的笑眼，一动不动地望着金二喜，实际上却不笑。　　

金二喜立即晓得这话不是说着玩的。他猜马大明又要干啥大事了。马大明跟他开了口，他是不好拒绝的，甚至不敢拒绝。虽然马大明被韩乡长打了一闷棍，但不仅没有死，反而更活了。这是大家都看得见、很佩服的，他不能小看马大明，不能反而被小看。　　

“只要你看得起我，什么时候要，说一声!”　　

金二喜用一种慷慨姿态，甩出这句话，真是硬梆得掼在地上能砸出火星儿来。　　

马大明的月牙弯弯动了一下，“你这句话，我收在这儿了，”他用手指戳戳胸口的衣袋，“叫急的时候，一准来拿!”　　

金二喜笑了起来：“行!”　　

马大明至少也会给他说得过去的利息，这一点上，他相信这家伙。　　

　 　

“水牛印刷厂”那边已经没有什么戏可看，水牛镇上两个有名的老板也就互相道别，这时，通向这凉台的门第二次被推开了，进来的人有七、八个之多，都是“水牛印刷厂”的，看上去都是些一样的人，灰蒙蒙的，没有一点光的亮的东西发出来。这些人老远就喊：“马厂长!马厂长!”见了大救星似的。　　

金二喜往旁边让了一让，他要看看这些工人来找马大明做什么。　　

金二喜给自己抽起一支烟来。  　　

从那些工人七嘴八舌之中，他听出这些人原来是要马大明回“水牛印刷厂”继续当厂长。这不是有点瞎想吗?这种事情马大明能要咋样便咋样么?再说，“水牛印刷厂”已经破了产了!这些人真可怜，没钱没权也就罢了，连起码的见识也没有，这样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乱嗡!　　

马大明被围着，就像一块糖料被七、八个饿急了的飞虫围着一样。这对马大明是多么大的享受啊!同样是人，腿子上都有泥，他却这么重要!可是所谓的“水牛印刷厂”还剩下什么了?就剩下这些穷工人。马大明自己手上的“金牛印刷厂”正兴旺着，他犯不着来吃这个只剩下空骨架的“水牛”，而且，小韩儿让他吃吗?小韩儿宁可让里面长青草，也不会让马大明再杀回来。　　

金二喜等待着看马大明向这些工人无能为力地摊手，还准会趁机咒骂小韩儿，煽动群众对小韩儿的不满。使金二喜大吃一惊的是，马大明等那些人嚷够了，说：“我能见死不救吗?水牛厂是我一手创办、一手合资的，现在被弄垮了，我不心疼吗?我马老四是想回来!我恨不得让水牛厂立刻重新机声隆隆，发达兴旺，大家有饭吃有钱拿!”那七、八个人就又“嗡”的一声，金二喜真怕他们会喊出“万岁”来。金二喜想，你这个马老四，你想用马屎糊他们吗?果然，马大明又说：“但我到底能不能回来，并不完全在于我……”工人们垂头丧气，现实情况他们还是明白的。　　

“怎么办呢?这个月给我们的工资是六折，下个月就没处拿钱了!”　　

“我们找乡政府去!”　　

“我们要马厂长回来!”　　

 马大明把手一抬，说：“别闹!你们知道厂里欠债多少、亏损多少、家底还有多少吗?”　　

 “我们现在都听说了，欠债96万，亏损100万，固定资产100万，钱一个也没有了。”　　

 “好啦。就算水牛厂还值100万，但亏的加欠的，总数却是近200万，还差100万的凹塘，谁来填?而且，厂里机器设备已经没有了，马上连地皮厂房都要拿去抵债，要来当你们的厂长，就得带机器、带资金、带厂房来，至少，我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工人们全哑了!绝望与愤恨出现在他们脸上。　　

“妈的，我们找乡政府去!”一个工人带了头。随即一窝蜂地都走了。　　

“你确实还想回来主持水牛印刷厂?”　　

“不忙，等他们清理好。”　　

“正如你说，机器呢?资金呢?甚至于厂房地皮呢?”　　

“刚才不是说好，向你借钱的吗?”　　

“哈!”金二喜不由得张大嘴，发出一声怪叫。　　

　 　

当工人们着了火似的到达乡政府门口时，已经不是七、八个人，而是几十个人了。他们一涌而进，都进了大会堂。少数几个自告奋勇的人去找乡领导来接见他们，多数人就坐在那里等着，激愤地议论着、咒骂着。大会堂是乡里开大会的地方，有时也用来演戏放电影，座位将近一千人。这几十个人聚集在靠门口一角，空荡荡的主席台和更加空荡荡的大会堂，使他们觉得过大的阴暗的空间无形地压迫着他们。“妈的为什么不到小会议室去等!”一个工人站起来不无恶意地说。“那是乡党委开会的地方。”另一人表示反对。于是大家也就没有动。但他们一时都沉默下来，进行着什么艰难的思考。　　

去寻找乡领导的几个人回头了，他们告诉大家的却是：“韩乡长到县里去了，别的人一个也没有。”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一阵咒骂，“该完了！人都死光了！”座位上的翻动坐板被“啪啪”地摔响。　　

    正在这时，一个他们熟悉而似乎陌生的人不声不响、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站在了他们面前。这是马大明走了以后来当厂长的三个人当中的第一个，曹淦。工人们把人他认出来了，无声地瞪着他。他们当初不知道这个厂长从何而来，如今也不知道这个人在干什么，但这个人来当过“水牛印刷厂”的家，在位只有半年，半年里让厂里亏损17万、借贷8万，却没有给厂里添一砖一瓦，凭什么？凭什么让他来糟蹋我们？“帝王酒家”他一定没有少去，腰包里他一定没有少揣。这个曹淦是别的一个乡的啥科长，通过上头的啥关系，调到水牛乡来是为了靠近在c市的家。怪道他一进厂就用厂里的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叫工人为他侍弄的好好的，汽油还不是尽用！工人们还听说，这半年，曹淦也没有忘记给自己忙房子。请来的工程队一面装修厂里的厂长室、会议室、会计室，一面也就暗暗到城里给他装修了住房。连买房子的钱，也来自厂里，说是乡里同意的，反正算是厂里的财产，按月交房租！说得多好听呀，咋就不给我们也买个房子，我们也按月交房租的唦！另外，工人们还知道，仅仅这半年，他的出差费用就是一万元。他真是个大蛀虫，可是他好好的活着，我们反而受罪！　　

工人们肚子里这样乱七八糟的翻腾着，老曹可不知道。在老曹的眼睛里，大约工人就是工人，别的什么都不是，就连起码的知觉也未必完全，特别是这些乡下工人。所以他就做出以下的蠢事：他一只手叉上了腰，一只手对工人指指戳戳，训导起他们来，叫他们遵纪守法。不幸的是老曹的头天生斜得厉害，这在训导人时特别容易增加反感。工人们一面不得不听他说话，一面望着他，心里想：这个生也没有生得周正的人，又明摆着啥用也没有，他怎么被选中当国家干部的？真是有点“他妈的”了！老曹不知在哪句话上说的不很恰当，于是工人肚子里窝着的火“腾”地爆发出来，几乎是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眨眼之间老曹狗吃屎似的趴在地上不能动了。工人们一哄而散，临走是还把许多唾沫、浓痰吐在他身上。　　

　 　

工人们殴打曹淦时，水牛乡派出所的李所长到朱庄抓人去了。他们抓的是水牛印刷厂的第三任厂长吴得仁。接到朱庄村治安主任的暗语电话，老李带上小李就跨上了摩托车直奔而去。　　

   吴得仁被从家里叫出来，带到村委会，小李就给他“咔嚓”上了铐子。但吴得仁却反问为什么逮捕他？经过李所长暗示，吴得仁知道问题已经暴露了，就招了供。承认他在“水牛印刷厂”时，接待过“淮河纸厂”的销售科长，向人家买了五万元纸，发票却实十万元，他从人家手里接受了三万元现金。　　

   李所长把逮捕证摊在桌上，叫吴得捺罗印时，吴得仁却又说“不！”真没想到，还会在这个时候说“不！”老李小李和村治安主任都不胜惊讶地望着吴得仁。　　

   “他们呢？有没有逮捕他们？”吴得仁问。　　

   “他们，他们是谁？”　　

   “马大明！宋忠！曹淦！”　　

    李所长不着急，他让吴得仁坐下来说。　　

   “别的我不多说，也不了解，我只问：中外合资的时候，双方一共投入二十万美金，后来买设备就用掉二十一万美金，当真值这么多吗？你们有没有查？这里面有没有内外勾结？当时谁是厂长？谁是会计？”　　

老李想，这小子还没怎么样呢，就乱咬起来了。当然，从工作上来说，应当欢迎揭发。　　

“再说宋忠，‘水牛印刷厂’最后是在他手上倒掉的，上百万的亏损，他一人就要占大半，他屁也没给厂里添一个。他整天吃喝玩乐、游山玩水！要说我有问题，他们的问题都比我大多少倍！还有曹淦，他捞的好处可不少！我不同意逮捕我！等‘水牛印刷厂’的问题弄清楚了，我是该杀该剐，我没意见！”　　

说到这最后，吴得仁倒有些好汉气概。　　

“吴得仁，你说的，我们都作了笔录，记下来了；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继续揭发。今天时间不多了，以后会有足够的时间给你。但今天给你上铐子，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经过严格法律程序，不是你不同意就可以不逮捕你。别人的问题自然有他自己领了去，谁有问题都跑不掉。你的‘淮河纸厂’的贪污受贿，亦已属实，构成犯罪，我们奉命执法。捺罗印吧！”　　

吴得仁嘴又动了一下，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站在他面前的这几个人都在等待他，他不应该让他们等待，而捺罗印这件事看来不做也不行。他只好站起来，把大拇指伸向红印泥。“逮捕证”三个黑字扑入他的眼中，他知道他持有了这种特殊的门票，就要去坐牢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一辆摩托车“呜”一下在“帝王酒家”门口刹住车，走下一个人来，从头上摘下了红色的头盔。站在酒家玻璃门后面的老板金二喜已经看清，来的这人是宋忠。该人眼下虽背时倒运，但不可得罪。　　

宋忠三十岁年纪，中等个子，肥壮，一脸骄横麻木，金鱼眼，眼泡肿胀，看人的时候总是先拿目光把你一扫，扫得你凉飕飕的，生怕自己有哪让他看不惯。这小子是天生如此呢，还是因为他是“贵族世家”？他的父亲从前当过三十年大队（现在是村）支书，在一乡之内是上数的人物，乡里大会堂主席台上从来都少不了他的一个位子，退了休也常在主席台上露面。这就是儿女们的根基了。宋忠的一兄一姐都在外面有了大出息，只剩下这宋忠守着乡土、看家。他从来没吃过苦，初中一毕业就在乡里安排到工作。别看他才三十上下，他可不嫩！说个不好听的话，这是条地头蛇，得让着他点儿！　　

  “嗬，宋厂长！”金二喜赶紧抱拳，脸上堆笑。　　

  “啥鸟厂长，完了！”宋忠把头一昂，就以这句话作为对金二喜的回答，接着就从口袋里拿出钱来，往金二喜手里一拍，说：“现金！别小看我，给我弄几个菜，到凉台上喝，我请你！”　　

   金二喜没看那钱，但也没客气，转手递给一旁的手下人，吩咐说：“照宋厂长说的办！”言罢就请宋忠上楼梯。　　

   宋忠就在马大明坐过的那里一屁股坐下，眼睛望着大门关起、空无一人、暮色黯然的“水牛印刷厂”，对金二喜说：“这么个烂摊子，把我宋老三陷住了。”　　

  “他怎么会陷得住你？你拔腿就走！”　　

  “拔腿走？齐大腿全是烂泥，浑身都臭烘烘的了！”　　

  “我不认为你臭，你不臭。”　　

  “凭良心说，这个厂的钱我没有少花，我花得比他们谁都多，不过我没有拿一个子儿回家，这就是我硬的地方。我要拿干什么？我什么没有？但是花还是要花的，既然来当厂长，就是玩……”　　

“当然，当然，当厂长就是要花……”　　

“不走运，我不该到这个厂来！”　　

“唔唔。”　　

等到酒菜上来，两杯酒下了肚，宋忠对金二喜说：“你不够朋友！我知道，过去马大明当厂长，带人来吃，你记个帐就行，可是我每次来，客人还没有离座，你手下的人就来跟我结账了，还不是你指使的！”　　

    “不不不，小饭店，资金周转要快。‘水牛印刷厂’的家底我有数，后来是不敢再记账了。你想，光是你带人来吃的，大约在十万元以上，如果当时不结，现在我跟谁要去？你看，明摆着啦，做‘水牛印刷厂’的债权人，连快砖头也得不到的！”　　

    “哈哈，你精!你精!”宋忠一时露出的竟是天真烂漫的一种形象，这让金二喜心中大为叹息。　　

     金二喜不由得敬了宋忠一杯。　　

“他妈的，他们把账轧出来了，数我的亏损第一、欠债第二。一个‘大哥大’，我买的，交上去了，这摩托车，马上会来要。穷啦，要算固定资产。我耳朵没腿了。”　　

    “你还会缺这些吗？你自己买也买得起！”　　

    “当然！回头想想，我也不明白我当了一年厂长，怎么就亏损这么多呢？”　　

    “你也不要放心上，哪里不是这样？城里的厂长，虽然工厂亏损，他还照样出国呢，一出国总要带上一串儿市啊、县啊的领导，那才叫拿得起、放得下！今天亏，明天再赚回来就是了，总不能像小日子似的……”　　

    “对对！凭良心说，这个厂也对得起我了。就这么大的厂，出国还谈不上……”　　

“你将来还会有尽兴的时候！”　　

“是的，我觉得我的洪运还没有到呢。哈哈，喝！”　　

    金二喜又叫添了两回菜。最后，一斤的酒瓶空了，宋忠喝了大半，一点也没醉，只是嗓门放大了些，四周空气都在震荡。 　　

天已经黑了，c市的冲天灯光隔着一大片黑暗在那远处闪烁，勾起这一边乡野的寂寞。　　

    “你呀，还要改进！喝着酒，还要卡拉OK，酒后还要跳舞，城里的规矩现在就是这样！你呀，去玩过没有？”　　

    “以后，以后？”　　

    “我走了，说不定进城去玩一下。”　　

    “骑车当心点儿！”　　

    “没事！”　　

    金二喜把宋忠送出大门之外，但宋忠的摩托车不见了，围着饭店找了一转也没有。 　　

    “这就奇怪了！”金二喜说着这话就来了灵感，叫人去拿来了大电筒，到后院的大粪坑一照，那辆摩托车栽在里面呢，只露出了半个后轮。　　

  “哈，这下子好了，省得我去交了。金老板，明天你通知‘水牛印刷厂’的工作小组来打捞吧，就算我原物交公了。”宋忠说这把头盔也塞在金二喜手上。　　

    “这一定是厂里工人干的。”饭店里的一个人低声对他的老板说。　　

     金二喜熄灭了手电筒。宋忠已经扬长而去。　　

　 　

水牛镇的一乡之长韩辉在县城里等待了一天，第二天才见到他要见的宋副县长。这宋副县长就是宋忠的亲哥哥。韩辉来找宋副县长，多少有点硬着头皮。但关于“水牛印刷厂”的善后处理，实在少不了要请示一下宋副县长，因为这个厂是全县第一个中外合资的乡办厂，一般人都知道是宋副县长抓的，虽然当时韩辉还没有来当乡长兼党委书记。在昨天通电话的时候，一提到是来谈“水牛印刷厂”的事情，宋副县长的一句“我不是说过这个厂的事不要再来找我的吗”，使韩辉对宋副县长不悦的脸色都能看到似的，他立即说明：“实在是没办法，到最后处理阶段了，一定要当面请示你才好办，就是宣布破产的事。”宋副县长这才答应第二天接见。　　

接见安排在县委招待所的宾馆楼三0一房，宋副县长带着秘书小陈。“我今天专门安排上午半天躲到这里来见你，你好好的把详细情况告诉我。”宋副县长望着这个年轻而英俊的乡长说。　　

“首先，我要向宋县长检讨，我缺乏经验，急于求成，结果把这个厂弄垮了，责任在我。”韩乡长这个开场白，是深思熟虑的。确实，如他所料，这个比较律己的态度，能赢得好感。　　

    “不要忙着检讨，我又不对这个厂负责，你不必对我检讨。”　　

“是。‘水牛印刷厂’原是乡农技站的一个小印刷厂，是马大明办起来的，也是他承包的。发展到一定规模，就由乡政府批准，成了一个独立的乡办厂。马大明前期工作有成绩，这是事实。我去的时候，马大明中外合资刚刚开张不久，这里面我听到一些问题，其中主要是反映二十万美元的设备全由外方经办，价格很高，并且商标被巧妙地换过，发票也有疑问……”　　

“当时你找马大明谈过没有？”　　

“我找他问过。他摆出了他的一套理论，认为外商肯到乡里办厂投资，对人家应当宽松、信任。他叫我放心，他不会把账算错。他说‘水牛印刷厂’要从小生产走向大社会，保证业务扩大后两年还清内债，三年轻装上阵。我当时是相信他的。　　

“后来我考虑对全县第一家合资的乡办厂应当加强领导，不能由马大明一个人在那里当家，又不是私营企业。毕竟中方投资十万美元，是国家财产，还有原来的家底，是集体的财产。　　

“我的意图在乡里高层次会议上提出来研究通过，想不到很快传了出去，马大明到处骂我，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小韩儿’。”　　

“那时候你应当冷静，再多做些工作……”　　

“是的，可是我没有冷静，有没有把人选准，就任命了曹淦为厂长，副厂长为马大明……”　　

“你以为光凭权力、一纸公文就能解决问题。”　　

“是的。我真没想到马大明会暗中搞鬼！加上曹淦无能，被马大明恩威并施，啥作用也发挥不出来。就在曹淦上任之后一个月，‘水牛印刷厂’还给外方汇去人民币20万元，说是从外国进口特型纸张，但这些纸张至今也没运来！另外，还汇给对方四万元，说是合同规定的第一次红利！这显然是马大明勾结外方……”　　

“可是你没证据！”　　

“是的，问题就在这里。”　　

“把空调打开！”宋副县长看到韩辉头上冒出汗珠来了。　　

秘书去开了空调。　　

“后来马大明不辞而别，没有过一个月，办起了‘金牛印刷厂’。把‘水牛’这一边的业务全带过去了……”　　

“从此以后，‘水牛’没有水喝了，‘金牛’却在那里屙金子！”宋县长幽默了一下。　　

“是啊……”韩辉停住不说了，作一种愤然而懊丧的样子。　　

“你好心没有办成好事，你不知道事物的特殊复杂性。这个厂合资以后属于负债经营，一开始的负债是正常的，后来就不正常了，原因没有用好人……”　　

“是，但也不能全怪他们……”　　

“我也为坏蛋马大明说句公道话，你如果让他一直弄下去，你只从税收、财务上监督他，也许厂能搞上去，他不是向你作过保证了吗？但你沉不住气，现在他可以把责任全赖在你身上！你至少暂时还拿他没办法！连他在内已经四个厂长，人早就走了，群众也不会怪他，反而会怪你！”　　

    “是。”　　

“这话大约也只有我对你说，你哪个乡里，别人可不敢这样当面给你说，或者当面只会附和你、讨好你。”　　

“是。”　　

“你是乌龟吃馓子，绕住自己了啊！当乡长，小国之君，毕竟跟在机关里当科长不一样；你不要以为在‘水牛乡’别人都会理解你、同情你、帮助你……”　　

    “是！”韩辉眼里似乎有了泪水。　　

    “说吧，下面怎么办？”　　

韩辉让自己镇静了一下，和盘托出了‘水牛印刷厂’的破产方案和善后处理办法。宋副县长听着，沉思起来……　　

　 　

    “水牛印刷厂”的会计刘桃桃的父亲做过水牛乡的书记，从县农水局局长的位子退休在家，老俩口有一幢两层楼房，篱笆小院。这一天，老局长打了个电话，把女儿刘桃桃叫过来，跟女儿作了一次谈话。　　

    老局长开门见山，说：“你们那个厂倒闭了，听说问题不小，变卖家当也不能抵销欠债亏损，一、二百万就完了！怎么搞的？你一直当他们的会计，厂长换了四个，会计只是你一个。人家想，这小女子不简单，把四个歪厂长都服侍下来了，她本人歪不歪呢？不光是别人这样想，我也要问你，厂里这么大的问题，你当会计的，是什么责任，你有没有同流合污？你是仅仅洁身自好呢，还是狼狈为奸？趁组织上问你之前，你好好的给我讲一讲！”　　

    父女二人坐在楼上的房间里。　　

    老局长说话时并不看女儿。　　

    刘桃桃没有说话，先哭泣起来。　　

    “别哭，我血压高，别惹我发火。不管有什么问题，竹筒倒豆子，都告诉我。”　　

  刘桃桃忽然爆发性地讲了一句：“我没问题！”　　

    “啊，没有问题好，有问题也不要藏在心里。你说说，你是怎么个没有问题？你说。”　　

    “现在都这样，你要么不想当会计，你既当会计，就要听老板的。你农水局的会计，不听你的，听别人的吗？厂里更是这样。厂长叫报销就得报销，叫支出就得支出，会计提一个疑问也是不允许的。你不能让厂长觉得你不顺手，真正是驯服工具，跟一架机器似的。”　　

    “照这么说，会计就是一个机器人，但会计毕竟不是机器。有许多事情，机器是不会做的，而且机器里如果没有这个程序它就不会做，但人会做，人会把假的做成真的，把黑的做成白的。”　　

    “只要厂长叫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我不做，厂长就会换人。”　　

    “看来尽管厂长有问题，你却没有问题？”　　

    “我是既得利益着，好处少不了我一份。”　　

    “哪些好处？”　　

    “工资比别人高……”　　

    “高多少？”　　

    “副厂级。”　　

    “嗬，还有呢？”　　

    “奖金啊，红包啊，还有给家里装修啊，安装电话啊，跟在后面吃喝啊，出差去玩啊……”　　

    “哼，败家子！”　　

    “家是老板的，老板愿意……”　　

    “家不是老板的，家是集体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的……”　　

    “这我就管不到了，我只是一个会计。” 　　

    “那你就以为你没有问题了？”　　

    “有问题。同流合污，但没有违法犯纪。”　　

    “实际上已经违法犯纪了，只是我们的法制还不健全。”　　

    “那也不能怪我。”　　

    “桃桃，就按你说的，你的问题已经不小了。在群众心目中，你是那有数的几个坏蛋里的一个。你也许较多的可以原谅些。但在群众心目中，你们都不可原谅！除了你说的少不了你一份，你自己有无利用职位、要挟谋私、互相利用之处？你至少有渎职罪，你承认不承认？这四任厂长的所有经济问题都要从你手中经过的呀！”
    “是的。”　　

    “但你有恃无恐，一点也不怕？”　　

    “是的。”　　

    “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桃桃，你不适宜当会计，以后不要当会计了。”　　

    “人员马上都要有安排。”　　

    “你谈的情况，既让我放了心，又让我很遗憾，不过我本来也没有要你当英雄的思想。我希望你真正没有深层次的问题瞒着我。”　　

    “没有。”　　

    “好吧，你回去吧。”　　

     女儿走了，老局长仍在想：桃桃确实如她所说没有问题吗？但答案已经在浮现，那答案就是：有也没有，没有也有。　　

     他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了。　　

　 　

   水牛乡属于茅湾区。“水牛印刷厂”的那些机器设备，就是茅湾区农业银行依法作为抵押品运走的，跟茅湾中学借了一间屋子存放着。　　

    那天晚上，马大明的妻子兰粉儿骑着自行车，到了他的哥哥刘银珍家。事先是通了电话的，刘银珍在自家楼上等着他的这个妹妹。　　

刘银珍就是茅湾区农业银行的经理。　　

“哥哥，大明叫我来跟你说，那些机器设备，你可不要忙着卖掉。”　　

“怎么，他想动什么脑筋？”　　

“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说你不要忙着出手，也许他会来赎。”　　

“赎？他还代表水牛印刷厂吗？他怎么不自己来说？”
“他今晚有事”　　

“好的，反正还没有谈到拍卖的事情，要买，也得跟你们乡里打招呼”　　

“让哥哥作难了”　　

“我有什么作难的？我借款有抵押，银行没有损失，也不能损失，这才是原则。我不能犯原则错误，大明也不让我犯原则错误，所以我才跟他合作。要不然，我手里的权再大，也不敢帮他的忙。”　　

“是的，银行不是随随便便的。”　　

“大明目前怎么样？”　　

“他那个‘金牛厂’虽不大，业务很多，他说‘金牛厂’大半是办的‘皮包厂’，利用别的印刷厂在做。他好像在动‘水牛厂’的脑筋。”　　

“那个厂完了，一砖一瓦都没有了，还动什么脑筋？在‘水牛厂’的问题上，我只要他没有原则错误就行。吴得仁不是被捕了吗”　　

“大明不会那样，他做事一步一个脚印。”　　

“他是油缸里的西瓜，又圆又滑。不过这也难说，我为他担心着呢！那个澳大利亚商人不肯露面，我有数，合资时候的一切都在那家伙嘴里。不过大明跟他一定合作得不错。”　　

“大明做生意对得起人，他说过中外合资他要让人家有个赚头，但厂里借这个机会发展了，会补起来的。韩乡长没有让他干下去，厂垮了不能怪他。‘水牛印刷厂’的工人恨曹淦、恨宋忠、恨吴得仁，也恨韩乡长，就是不恨大明。现在‘水牛厂’的工人还想他回去当厂长。”　　

   “哈，不可能了，‘水牛印刷厂’不存在了。”　　

   “他说还有可能，所以他叫你先别忙着把机器卖给别人。”　　

   “他真会想！”　　

   “他就是这么个人。”　　

兄妹二人的正经事交谈到此，刘经理戴上眼镜，打开大彩电。兰粉儿下楼帮她嫂子做事，跟她妈妈说话去了。　　

　 　

韩辉从县城回到了水牛镇。他乘坐的轿车在田野上一出现，人们就知道，韩乡长回来了。　　

   “我这次去，给宋县长添了不少麻烦；如果没有宋县长，‘水牛印刷厂’的善后事宜，还真不好弄！”　　

    韩辉在乡党委会上对他的副手和同事们这样说，接着，就把宋副县长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告诉了大家：宋副县长将设法给环球织带厂免去一大块税收，弥补该厂为“水牛印刷厂”做借款担保的一半损失，另一半损失以“水牛印刷厂”的厂房地皮以及所有剩余物资设备做抵偿，至于织带厂如何处理从“水牛印刷厂”得到的这一切，另作研究。宋副县长还将设法给‘水牛乡’的水泵厂、农资公司、电器厂免一部分税，因为这三个厂都曾经借款给“水牛印刷厂”，都无法收回了。但是，“水牛印刷厂”的一百多个工人，也将由这四家工厂消化吸收，一个不剩。宋县长才是大手笔！对于水牛乡来说，这是意想不到的最好的结果。　　

    “倒霉的是国家！”一个人有点冒失地说。　　

“不是有个新名词吗？叫做‘国有资产流失’。”偏偏又有一个人不无卖弄地附和。　　

韩辉严肃地说：“我们要规定一下纪律，我们这一班人，这些议论在外面不要说。我们的处理方案，在没有实施到位之前，也不准往外传，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曹淦不是被打了吗？追查谁？哪里有这个精力去追查？不了了之！不管怎么样，这个处理方案，对我们本乡本土，还是好的嘛！我们不能辜负宋县长对我们、对家乡的关心！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结果是可以轻而易举就获得的，光是免税，宋县长要做多少工作？我们吃个现成的果子还要乱议论，说得过去吗？”　　

    大家一时无言，默认了韩辉的纪律。　　

    接着，会议的重点就是听取副乡长兼“水牛印刷厂”破产小组组长刘德海的报告。老刘报告的重点，是如何在法院指导下，准备公开破产的事情。公开破产是必要的，不这样做，底下好多工作不好开展。他们已经向合资外方发出了第三封破产通知电报并要求答复。作为十万美金的投资者应当关心自己的权益，但至今没有答复。如果外方在期限之内既不来人，又不答复，就要作为弃权处理了。另外，审理破产的日期已定，等韩乡长点头就去登报。对于其它债权人、债务人将发出有关通知。一切就等待开庭了。　　

    韩辉对老刘的工作表示满意。接着，会议深入到对所有债权人的逐一分析，发现问题所在不过三家外地债权人，总额不过四万元人民币，在本乡自己巨大的债权相形之下，外地债权人是决然收不回一分钱的了。“肉还是烂在自家锅里”，这似乎令人松了一口气。　　

“通知照发，让人家来。”韩辉说。　　

老刘点了一下头。　　

韩辉一回来，就对全乡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工作了如指掌，有一种在握之感，这使他情绪良好，充满信心。　　

县法院经济庭派员到水牛镇开庭审理水牛印刷厂破产一案来了。　　

与会的债权人方面，最大的两家没有来，他们不必来了。一个是茅湾区农业银行，已经依法封存了“水牛印刷厂”若干机器设备以抵四万美金借款；一个是乡农业银行，“水牛印刷厂”的六万美金借款，它已经从担保人环球织带厂的帐户上加利息如数扣下。这十万美金，就是马大明借去跟外方合资的。剩下的债权人里，较大的有三家，就是本乡的水泵厂等三家企业，借出款为五万元、七万元、十万元。另外是几个小债权人，一个是上海的，一个是c市的，一个是丹阳的，“水牛印刷厂”分别欠他们二万元、八千元、一万二千元。至于合资外方，没有到会；按照有关规定，这等于放弃了自己作为十万美金投资人的权利。　　

马大明、曹淦、宋忠、刘桃桃这些人，都没有作为必须与会的人，他们也都没有来。“水牛印刷厂”的代表是乡政府派进去的破产小组。　　

审判长宣布了有关法律和规定之后，就由破产小组向债权人和所有与会的人作情况介绍。从“水牛印刷厂”的合资，讲到它的经营，讲到它的亏损现状。最留心听的是上海、丹阳和C市的客人，还没有听到最后，他们都已经失望，“水牛印刷厂”亏欠如此之多，实际已不存一砖一瓦，如今最有权利挖掘废墟的，当是 环球织带厂，当初是它为“水牛印刷厂”向银行借贷六万美金作担保风险抵押的，所以它成了最大债权人。而“水牛印刷厂”的房地产以及所有剩余物资，还不够六万美金。另外，在他们三个小债权人面前，还有三个较大的本乡的债权人，看来也难以从“水牛印刷厂”的废墟里捞回分文，又怎么还能轮到他们呢?而且，情况介绍时还说，在还债时，还得优先偿还国家税收，优先偿还职工的有关款项，就连二万元的开庭审理费，也得先行扣除，那么，还指望有什么能剩下来呢?上海人忍不住冒出一句话来：“阿那呒没啦!”引起了一片克制的笑声。　　

这三个客人这一趟出的是苦差，又没有人招待，还得自己找饭吃!　　

休庭时，所有债权人在一起开会，本乡的那三个较大的大户表示无条件放弃债权，因为不放弃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水牛印刷厂”剩下的一切的一切，都首先应当给环球织带厂。绝望彻底征服了那三个客人。没有等再开庭，他们就走了，说真是白白来了一趟。　　

本乡的三个次于环球织带厂的债权人水泵厂、农资公司、电器厂，当初借款给“水牛印刷厂”，完全出于尊重韩乡长，这三笔款分别在曹淦、吴得仁、宋忠到任当厂长时拨进，因为乡里叫他们去当厂长，总得给他们一点资金，好让工厂运转起来!谁想到这些钱丢下水连个响声也没有听见呢?好在内部已经知道，宋县长做了工作，将用免税来弥补他们的这个损失。    　　

重新开庭时，全剩下本乡的人了，一切都没有什么好说的，本案就审理结束。　　

　 　

那天韩辉离开县城时乘坐的小轿车在城门口与一辆面包“的士”交肩而过，“面的”窗口有一个抽烟的人，就是马大明。他们一个离县城，一个进县城，彼此不知。　　

刚刚一个中觉睡过来的宋副县长习惯地打开“大哥大”，就听到了呼叫。带着残留的朦胧，宋副县长把“大哥大”贴到耳朵上，他听到一个显然熟悉的有点沙哑的声音，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对方及时自报家门，原来是马大明，“我想约请你晚上喝酒”，宋副县长脸上不由得嘻笑开来，这嘻笑当然不是因为晚上有酒吃，而是他仿佛看见了马大明这野猫子，三分匪气里藏着圆滑精明，在一定限度内对人总是很够意思，满脸的球肉独特而高深，月牙弯弯的一对眼睛笑起来很有感染力。虽然马大明谈不上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或跨世纪接班人，但宋副县长真是打心眼里喜欢这小子，愿把他当作自己在群众中的一种朋友，觉得这也是家乡的一种人才和生力军。，他称马大明叫野猫子，就是水牛乡一带有过的一种平原豹或野山猫，学名叫豹猫，能叼走小猪，至于鸡鸭鹅更不在话下，现在似乎绝迹了。　　

“喝你的酒，好啊，在啥地方?”    　　

“六点半，帝都酒楼法国厅。”　　

“别说了，我没有空，你马上到我这里来，我这会儿还有点时间跟你谈谈。我有好茶叶招待你。”宋副县长说着就感到一种轻松，不同于跟所谓“官场”里的人打交道，那太累。　　

马大明说了一声“好”，就按照宋副县长说的，到了县委招待所，上了宾馆楼。果然，茶给他泡得好好的了，房间里就宋副县长一人。　　

“宋县长，怎么大白天住宾馆了?开会吗?”　　

“告诉你吧，专门跟你们韩乡长谈心谈了一上午，还陪他喝了酒，所以午饭以后索性在这里睡了一觉，正好你呼叫我的‘大哥大’。怎么样，我的家乡不太平吧。”　　

“小韩儿都向你汇报过了。”　　

“你不要叫他小韩儿。不管咋样，他是一乡之长，是你的父母官，甚至也是我的父母官。”　　

“他这个父母官可像个父母，仅仅是个官!把我的‘水牛印刷厂’搞垮了!”　　

“不要这样说话。印刷厂是你一手创办、后来又一手合资，你功劳再大，也不等于是你的，‘水牛印刷厂’垮掉，原因复杂，你们韩乡长只负领导责任，他个人并没有经济问题。‘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一味跟他顶牛，也没啥意思，说不定你啥时还用得着他，一乡的大权毕竟在他手上啊!”　　

“好，我听你的。当初‘水牛印刷厂’是全县第一个中外合资乡办厂，是你亲自去剪彩的，他不该在我新设备才上马、大干快上的节骨眼儿上，来跟我过不去。要说‘水牛印刷厂’是合资合垮的，我死不瞑目!”　　

“他是做得不够妥当，不过你后来的几手也够厉害。我对你说吧，站在大公无私的角度看问题，你是不顾国家、集体，泄私图报!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是个野猫子，你又狠又狡滑!”　　

“我也没有做什么，不就是跳出去，自己办了个‘金牛印刷厂’，把业务关系都带走了嘛。”　　

“嘿嘿，不止，不止，别说了，我有数；是浑水，不是清水；但我是浑水里养鱼!”　　

“宋县长，我马大明会对得起你的。当初合资，没有你，我也借不到十万美金。”　　

“这话你对别人不要讲，大约连你们韩乡长也不知道。他不一定了解你和我的关系……。”　　

宋副县长的声音忽然放低了一些。屋子里一时很静。马大明把烟抽了两口，对宋副县长说：“你完全是为了家乡，为了乡办工业的发展，你没有得我一分钱的好处!我什么时候都是这句话!”　　

宋副县长很欣赏地望着马大明，把头点了两点。　　

“现在水牛印刷厂的工人想我回去再干，我也有这个心，我一定要把‘水牛印刷厂’重新搞上去，报答你!将来，等‘水牛印刷厂’真正发达了，我要在厂里给你塑个像，到那时把一切写在厂史上!”　　

宋副县长有点受了感动，但他并不全信马大明的话；他沉思了一下，说：“大明，你的性格和志气我了解，你是够朋友，能干事业的人。实话对你说，这‘水牛印刷厂’，弄不好还真的会把我卷进去!但我也顾不到那么多了，我算是为家乡尽了力量!正如你　　

说的，我个人并没有从中得好处，我想不到韩乡长会排斥了你，也想不到他后来让宋忠去当厂长，偏偏又正好在宋忠手上破了产，我是他的亲哥哥!你看，我鞭长莫及，但似乎又有很大的责任。倒好像这个合资厂，从头到尾，都是我没有弄好!”　　

“宋县长，这些都不说了，我敢担保，家乡的人绝不是这样看的。所以我现在想去把‘水牛印刷厂’再办起来，一定要挽回由小韩儿造成的这一切损失!我不办好‘水牛印刷厂’，这没有脸来见你宋县长!”　　

“大明，你玩什么鬼?‘水牛印刷厂’已经不剩一砖一瓦，你去办什么?”       　　

马大明就像上午的韩辉那样，对宋副县长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构想。　　

　 　

澳籍华裔王宏亮在香港住处接到了一份电报，上面写着“海霞急投五万美元”，然后是“中国某省某县某乡金牛印刷厂马大明帐号……”一行字。看着电报，王宏亮想起了马大明，想起了他在“水牛印刷厂”的投资历险。   　　

他跟马大明结识，是c市某人介绍的，后来的一切便与某人没有关系了。他喜欢马大明这种伙伴，目标明确，头脑清楚，经济对话很畅通，加上开朗、慷慨，是个好生意人，也好相处。　　

尽管如此，做生意毕竟是做生意，他在购买机器设备方面，还是玩了手脚，但立即被马大明发觉了。当第一批标明价值三万美元的东西到厂后，他也就接到了马大明的电报通知：“购买设备暂停，请来c市，紧急面谈。”他一路飞机、汽车到了C市，通了电话之后，马大明就从“水牛乡”到了。马大明指出他“以内充外，以贱充贵”的手脚。他知道遇上了对手，马上拿出三千美金推给马大明，但被推回。他又加上两千美金，又被推回。马大明说：“如果按照你目前的做法做下去，二十万美金的设备，你其实只花十万就够了，但给我的发票却是二十万；发票既不是德国，又不是意大利的，是你的公司，还得我为你欺上瞒下。你说，这笔买卖，你按理该给我多少?你是可以逍遥法外的，我可得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他惊呆了，这个脸上球形肉高低不平的家伙，真厉害!他当时只有打个倒算盘了，他狠了一下心，说：“既然马老板这么清楚，那就更是自己人了，我们由合作变成合伙，对分，给你五万美金，只怕你不敢要，你们毕竟环境不同……”　　

他没想到，马大明说：“我敢要!我是拿命换的，怎么不要？但我把它送给你，你全得了!我只要你记住我，把我当作你的朋友!”　　

他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也不知道马大明究竟什么意思，马大明又说：“你还想不通吗?这笔钱我拿了没有好处，不拿比拿好。但我也不能白白放弃，我只想拿它换一个生意场上真正的朋友，当我有朝一日需要援助的时候，能拔刀相助，借几个钱，搞一个投资，等等，但我也不会白白地要你相助，一切照规矩办!”　　

他听懂了马大明的意思，但仍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马大明眼睁睁让他赚去十万美金，并且把欺上瞒下的危险一肩挑了过去，所要求的仅仅是他的口头的空洞的允诺，天下真有这么呆的人吗?难道这也是大陆上的特产?　　

  “你这样做，算不算犯罪?”　　

  “算!但没有证据定我的罪。证据就是你。所以你以后就绝对不要到C市一带露面了，以免麻烦!你我的联系只有电报电话，代理人也不派，以防意外!”　　

  “那么你认为你大约何时会有困难要我援助呢?” 　　

  “不知道，也许明天，也许一辈子也没有。”　　

  “我怎样援助你呢?”   　　

  “刚才说过了，向你借钱，或请你投资，但利息、分红照规矩给你!”   　　

  “我明白了，一言为定!” 　　

这个“海霞急投……”就是他跟马大明商定的暗语。海霞是他的女儿的名字，急投就是要他立即无条件投资，至于别的事情，投资以后再联系。　　

马大明被降为副厂长以后，跟他有过一次电话联系，通告了情况，叫他千万别到c市来了。并且先后汇给他二十四万元人民币，其中四万算是他的红利（其实，他的投资已经通过负责购买设备变相收回了，但马大明仍承认他拥有十万美金投资），那二十万人民币是水牛印刷厂的购纸款，他按照马大明电话里说的，实际上不购纸，给他暂存了起来，他当然会忠实地为马大明保管这笔钱的。他明白，这笔钱有可能就成为马大明私人的钱了。中国大陆上有的企业家就是这样玩的，数额比这大得多。其实，他认为，他们算啥企业家呢?他们都是共产党组织部门任命的，但却拥有真正企业家的权利，那么大的家产，很大程度上得依靠他们的个人品质。如今又不搞过去的那种运动了，天哪，多严峻的考验、无保障的信任，怎么会不出问题呢?王宏亮坚地认为，还是私有制更有道理些。他过去也是大陆上的一个中学生，一个插队知青，他过去的观点却是完全相反的。　　

但马大明有点不一样，这个乡巴佬是在打一个特殊的算盘。他也为马大明担心过，他问：“你允许我这样搞，你这个小厂实际上一下就抽空了十万美金的固定资产，你还承认我无形地拥有十万美金的投资，这怎么得了呢?”马大明说：“我的厂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吗?这就是新的基础，我会把一切补上去的。”　　

“那我等于掠夺你们的血汗钱了?”　　

“乡下人，反正是能吃苦的。但不能把真相告诉他们。”　　

“我会在我的范围内关照你的!”他不觉很真诚地说。　　

 他猜得出来，这二十四万元人民币，是马大明在跟水牛乡排斥他的乡政府捣蛋；当然，这与他无关。　　

今天，三年之后，他接到了这个“海霞急投”，还有什么可推托的呢?五万美金对于他是完全拿得出的，他愿意参加游戏，他马上给马大明如数汇去了。　　

 前不久，他接连收到“水牛印刷厂”的通知（还有一份破产通告登在上面的C市的报纸），要他或他的代理人作为债主到水牛镇去，他记住了马大明的吩咐，没有去，又跟马大明通了电话，知道了“水牛印刷厂”破产得那么惨，就更不去了，但这等于放弃了十万美金的债权，然而难道能为此去冒险吗?况且他实际上并没有吃亏，也就不必遗憾了。他连个回答也没有给所谓的“水牛印刷厂”，马大明说了许多对不起，因为他的赚头实际也就是马大明汇给他的四万人民币，太少了，但他怎能责怪马大明呢?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汇出五万美金，也不容易，因为五万美金可不止二十四万人民币，但他觉得他应当具有不低于马大明的英雄气概!他到底是在大陆上受教育长大的，还没有完全成为绝对无情无义而唯利是图的“生意精”，要不然，他干脆把马大明存在他这里的二十万吞掉、把联系掐断算了，谅他马大明既不敢、也无力来找他的麻烦。　　

    环球织带厂的厂长李秉信接到宋副县长亲自打给他的电话，互致问好之后，宋副县长说：“李厂长，我这是私人性质的电话，不要外传!”李厂长忙说：“保密保密!”宋副县长就约他晚上六点准时到达县城帝都酒家法国厅。县长请他吃酒，还有什么不乐意的?李厂长一口答应下来，并且不失时机地对宋副县长说：“宋县长，我们要感谢你的关心啊!”宋副县长知道他指的是给厂里免税的事，说：“电话里不说了，晚上再谈吧!”　　

五点二十分，李厂长穿戴齐整，坐进轿车，自己驾驶，出发到县城去。他心里估计，宋副县长一定有事情要交给他完成。宋副县长不但是从“水牛乡”出去的领导干部，而且有相当的权力，对家乡各方面能照应的都有照应，这样的一个副县长，他不趋奉还趋奉谁呢?只要是他能办到的，不管公事私事，他都要为宋县长办到。他的身后，是实力雄厚的织带厂，虽然也是从十几个人几台机起家的，但现在早已现代化了，雄踞国内织带市场，远销海外。他这个道地的庄稼汉，早已是另外一个人了，欧洲、北美，他都去过。他是企业家，真正自己拼打出来的，不是上面任命下来的，也许，“企业家”前面可以被人们冠以“乡村”二字，如果是带有贬义的话，他只有付之一笑了。人们总是不能弄清楚这名实二字，所以，虚有其名者有之，欺世盗名者有之，有实无名者也有之，天下哪里弄得好！　　

轿车掠过绿色田野，擦过c市边缘，上了高速公路，轻松地向县城飞驰而去。    　　

六点还差五分钟，李厂长的轿车停在了帝都酒楼下面。他熟门熟路地上去，曲折走到法国厅。宋副县长已在，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免使他大吃一惊，是马大明!他猜不透这桌酒席的内涵了。　　

一切转入正题之后，宋副县长问他：“吃进‘水牛厂’，对这一块有何考虑?”他回答说还没有考虑，韩乡长还没有找他谈。宋副县长说我向你推荐一个人，让他帮你把那个烂摊子整理出来，管理起来，上效益、上规模。他就猜到了马大明。他问：“还办印刷厂吗?”宋副县长说：“最好是还办印刷厂，总不能让有了品牌的‘水牛印刷厂’从水牛镇上消失掉吧?”他心里想，交给马大明是可以的，不过他得听听更详细的东西，就说：“宋县长，你一说，我就明白了，你是向我推荐马厂长。这我没有意见，就算他为我承包了这一块吧，但这个厂目前现状，能有什么出息呢?”　　

宋副县长笑了起来说：“老李，你真是一块老生姜！的确，这个厂要复活过来，可不容易，所以全靠大家帮忙了。我的责任，是让你把做担保的损失补起来，当初叫你做担保的，也是我，就算解铃还要系铃人吧!你吃进‘水牛厂’之后，估算一下价值，作为你的投资交给马大明，而马大明也会有他的投入，他有一个‘金牛印刷厂’，值多少，你去看，他还联系到五万美金的外资，加起来总算可以了。这样，又是一个中外合资的印刷厂，但不叫印刷厂了，叫环球印刷公司，底下有两个厂，一个水牛，一个金牛，你是董事长，总经理马大明，生产经营都由马大明负责，你监督检查，也可以管教他，你是长辈嘛!工人都是你的人了，你与马大明签一个招雇使用这些工人的协议，他必须把这些人养下去，支付一切有关费用。你看行，就这么办，今天我们是君子协定，对任何第四个人都是保密的，一切按照这个目标去实施。我不是要瞒你们韩乡长，因为这件事有他就不成功，另外也告诉你们两人，他在‘水牛乡’不会很长了，要有变动。我这是为了家乡的兴旺发达，帮助乡政府收拾残局，做一个无名英雄，你们在外面半个字也不要提我，否则我就被动了。”　　

李秉信不能不佩服宋副县长，甚至很感动。　　

“宋县长完全是为了家乡，这个办法也很好，我还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办!这也是破产之后一个想不到的好结局!“　　

“大明，敬李厂长的酒!”　　

“董事长!”马大明那张既透着鲁莽，又透着精明的脸，一脸的庄严，向他举起了满杯烈酒，一饮而尽!　　

　 　

   乡长韩辉亲自主持召开的“水牛印刷厂”善后工作会议，在乡政府精致豪华的小会议室里进行，参加会议的主要对象是环球织带厂等四家企业的法人。    　　

   韩乡长带着显然的好情绪来召开这个会议，大约因为“水牛印刷厂”的麻烦，经过此会，可以画上句号了。自从宣告破产，到意外地得到县里的税收减免，真是一切顺利。韩乡长的这种好情绪，影响到了大家，小会议里洋溢着轻松愉快的空气。　　

“大家就要添人进口了!”韩乡长用这句话做了开场白，身份、气势、适度的幽默都有了。　　

“免税的手续都收到了吗?”他有点居高临下地问。　　

“收到了。”李秉信等四个人回答了乡长。    　　

“很好!”韩乡长满意地说，“我们关于‘水牛印刷厂’的善后处理，已到最后一个阶段，分流消化人口。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今天不谈这个了。    　　

“人口分流到各单位，首先要稳定思想，然后根据需要和人素质，合理安排适当工作。    　　

“不得歧视这些工人。‘水牛印刷厂’的破产，他们是无辜的。也许我们可以责怪他们不曾很有力地关心自己的企业，以至于让少数人把它搞垮了。但这种指责只能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他们处在一种无力的地位。　　

“民主监督问题，是历史努力追求的方向，但还不是我们普遍的现实!”    　　

    韩乡长爱扯些理论，是全乡干部公认的，会场上一般人们已经乐意让韩乡长在他心爱的理论话题上略作逗留，而他们姑妄听之。    　　

接着就是由副乡长刘德海宣布人员分流的数字，水泵厂三十个，农资公司十个，电器厂二十七个，环球织带厂六十个。对于这个数字，电器厂与水泵厂都觉得嫌多，可是织带厂的数字已经不小，总不能再推给织带厂吧?　　

这是一个难题，韩乡长的眉头皱了起来。“能不能让别的厂也分去一些，全乡共有三十几家厂呢!”这是水泵厂的厂长说的，马上得到了附和，连农资公司也说吸收十个人有一定困难。　　

韩辉注意到李秉信一直没有表态，就问：“李厂长，你的意见呢?”　　

李秉信说：“按照织带厂的情况，要吃进六十个人，可真有困难!这么多人，工资、医疗、福利、退休金，是个不小的负担!”　　

韩乡长有点紧张地望着李秉信。　　

“不过，我们当然尽量不给韩乡长添麻烦。我盘算了一下，‘水牛印刷厂’的这些工人，我还让他们干印刷!目前连机器设备都没有，还有流动资金起码要先添二十万，怎么办?我们自己想办法!决不向乡政府伸手!”　　

韩乡长神色宽松下来，但仍很留意，他不知道李秉信在漂亮的绪言之后是一篇什么文章。　　

李秉信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来，望着本子说，说：“我可以再多吸收十个人。不过，要允许我按我的名单要人。大家放心，我并不是都拣年轻力壮的。我要他们干印刷，当然是印刷技术上比较熟悉的人，老中青都有。我这个名单，请大家理解，请乡长批准!当然，大家如果认为我多吃了，我也可以减掉十个、二十个!”说罢，他从笔记本里把一份折叠得好好的名单取出来，给了刘副乡长。　　

老刘接过来，略作浏览，递给了韩乡长，并且点了点头。韩乡长接过来，看了一看，放下了，说：“李厂长这个方案，我看可以。而且他多消化了十个人!老刘，这七十个人就这样定了，归织带厂领了去。水泵厂和电器厂就各减去五名，农资公司十名不变。关于挑肥拣瘦，老刘去公道搭配。”　　

“水牛印刷厂”人员分流问题就这样解决了，顺利得又一次使韩辉觉得出乎预料的好。　　

　 　

暮色四合，水牛广场“帝王酒家”楼上那些特大的阳伞，又变成原野上空的大蘑菇似的黑影，金二喜接到马大明的一个电话，吩咐准备一桌好菜，他要带人来吃晚饭。　　

金二喜监看着在最好的房间里摆好了冷菜和酒杯，以及两瓶白酒、椰子汁之类。马大明请人吃饭，就意味着马大明又要发一笔财了。这家伙的特点不是发了财再请客，而是发财之前就请客。　　

    马大明和他的食客们骑着自行车到了，一支小队伍似的。金二喜站在门口看清了他们，原来是“水牛印刷厂”的人，全是马大明的骨干。金二喜感到一种兴奋。他走上前去，说：“怎么，当真老龙要归窝了?”马大明说：“你有眼力。”上了楼，马大明要向金二喜介绍他领来的人，金二喜说：“我都认识，天天见的。”马大明说：“不，这是我组成的新内阁，还是应当介绍一下。”于是一个一个地介绍：胶印主任、彩印主任、老车间主任、电脑照排主任、业务主任、仓库主任、财务主任。金二喜连连抱拳：“好、好!”他对马大明说：“全是你的大将!”马大明做了一个有力的动作：“全是大将!企业的现在和未来!”金二喜向他们告辞：“你们聚，你们聚，我就不打扰了!”马大明一把拽住他：“等一下，有件事你先得兑现。”“什么事?”“说好的，借钱呀。”马大明把手一伸，“你看，我的班子都组成了，再过十几个小时，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水牛印刷厂’重新开张了，你借两万块出来，让我先发一个月的工资!”　　

金二喜有些发呆：“是真的?”这当然有点喜剧意味，表情是夸张的，他其实已经明白这笔钱非借出不可了。　　

   “刘会计，给他开收据!”　　

刘桃桃当真应声从小巧的女挎包里拿出了收据本，开了收据，盖了马大明的私章和“水牛印刷厂”的财务专用章。　　

“当着这么多主任的面，你以为我拿不出来啊?”金二喜就在收据上签字，叫刘桃桃去找他的老婆兼会计开支票去。于是哄闹起来，开了酒瓶，让马大明和金二喜先碰了一杯。　　

金二喜一杯酒就把眼睛喝红了，连连拱手：“看到你们这样齐心，我真有点激动!祝你们成功!我下面还有事，失陪、失陪!”　　

刘桃桃回来了，确实拿到了支票。金二喜的老婆看了金二喜那扭麻花似的字，一声也没有响，就把事情办了。“这样的老婆，真发财!”大家看着支票，啧啧称赞。　　

马大明举着支票，说：“这确实是准备给全厂发的头一个月的工资!半年之内，每个人都是七折工资。半年之后，效益上来了，就恢复原工资。目前资金紧，厂要重新开张，许多事情要办。C市现在的亏损企业，从厂长到工人，每月只拿一百八十元工资，叫做‘一八O工程’。按我们厂的工资平均水平，七折工资也差不多是‘一八O’，但我们是农村，比城里人开支小一些。我们很快会好起来的!让我们每个人都从艰苦的地方重新做起，卧薪尝胆!这对工厂的发展有好处，我欠大家的，我总有一天要加倍偿还!”    　　

“没说的，就这样办!”所有的人都被马大明的演说打动了，显出一种同心协力、奋发图强的意气。他们为“水牛印刷厂”重振雄风举起杯来，吼声震动!  　　

　 　

韩辉得知“水牛印刷厂”的动向，已经是上午十时左右，这对他来说，是太迟了。    　　

“水牛印刷厂”那边，李秉信自己没有去，也没有派人去，一切就交给了马大明。在一份打印得好好的“合资协议书”上详细写着“水牛印刷厂”现有房地产、机器、库存物资的总价额，也详细地写着“金牛印刷厂”的固定资产总额，另外还写着香港“海霞公司”投资五万美元，合成“环球印刷公司”，马大明为经理，李秉信为董事长。马大明就凭这一纸文书，重新走进了“水牛印刷厂”的大门。这一纸文书，简直是以最快的速度出笼的，“营业执照”之类也一应俱全。总之，仿佛一觉醒来，就有了这一切。    　　

他是乡长，但这样重要的事情就在他鼻子底下不为他所知地眨眼之间完成了。一乡的世界虽小，却分明有许多或无数的时空并不在他的了解和掌握之中，而且巧妙地、居心叵测地躲避着他，不把他放在眼里。李秉信不懂他韩辉不喜欢马大明吗?人所皆知的事情，李秉信却仿佛不知道，竟然让马大明在他眼面前“复辟”!　　

他拿起了电话，但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却立即钝化了他的信心，使他觉得这个电话不必去打了。可是他不甘心地还是拨动了号码，他得的回答竟然是“李厂长出差到乌鲁木齐去了!”好家伙，从大东南到大西北，千万里!这不分明是有意躲开吗?李秉信是老狐狸!　　

把情况报告给他的是老刘，而老刘也是听来的消息。经过派人查看，“水牛印刷厂”那经过李秉信挑拣的七十个工人确实已经上班，有的在整理旧机器，有的在打扫新车间，还有的在院子里做环境卫生，里里外外有秩序地在忙，好像有人统一指挥一样。马大明呢，工人们说到茅湾赎机器去了!　　

韩辉深感自己遭了欺骗愚弄。表面上是他在积极努力处理“水牛印刷厂”的破产和善后事宜，实际上人家利用这个机会在做他们自己的事，既借助了他，又不让他知道，也无须跟他商议，更谈不到请示!多么大的嘲弄啊!谁是“水牛乡”的主宰?不是他!是李秉信，甚至是马大明，是“水牛印刷厂”的一个小工人，是此此刻随便走在水牛雕塑下的一个乡民，但就不是他这个一乡之长，还兼党委书记!这是挑战，这是侮辱，这是无法无天!　　

茅湾!不在他的权力范围。他也许可以打个电话去，以乡政府的名义予以制止，但理由是什么呢?拿不出理由!而“水牛印刷厂”去赎他们的机器，却是合理合法合乎经济程序的。他看到了他的一种可怕的失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不那么强大，隐蔽的对手从背后给了他致命的一拳。这个乡野，本来他以为有如自己的王国，现在却在他的眼中生疏而敌对!　　

　 　

正当韩辉在思考“水牛印刷厂”对于他形成的严峻情势时，来了两个人。一个宋忠，一个曹淦。　　

“我们不是约好来的，是在路上遇到的。”这两个人首先作了这样的声明。　　

“你们的工作安排，乡里还没有研究，你们继续休息。”他不愿跟他们多谈什么。　　

“为什么马大明有了安排?凭什么让他回‘水牛印刷厂’?”　　

“你们问我，我也不知道。”　　

韩辉的回答，显然使两个人感到意外，也感到情况复杂。他们向韩辉发起牢骚来：　　

“韩乡长，厂破产了，我们的问题是桌面上的，马大明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问题，乡里为什么不追查?”　　

“马大明当时留下来的，就是亏损负债厂，我们两个人去的时候，韩乡长亲自为我们借钱做资金，可是这头‘水牛’已经让马大明弄成了绝症，输进去的血再多也不够!病根就是他种下去的，可是现在只有他是好人、好厂长!”　　

   “吴得仁被逮捕了，问题是明的，马大明的问题是暗的，但问题更大，我们敢肯定!“　　

假如不是今天，而是昨天，韩辉说不定会把这两个斥逐出去，但今天他却很乐意他们诉说这些他比他们更明白的事情，也带着一种残酷的欣赏态度，看看人是怎样在一定的关系里挣扎、不平、倾轧、煎熬的。他深感他在“水牛印刷厂”的问题上，从头到尾没有遇上一个好人!他现在愿意放这两个人像狗一样去撕咬马大明，愿意他们去跟马大明捣蛋，而不考虑“水牛印刷厂”及其工人们这时候需要什么。但他不能这样做，他不应当降低他的身份和档次。    　　

“你们谈的这些，我比你们清楚!但马大明回到‘水牛印刷厂’去，不是乡政府的安排。‘水牛印刷厂’现在属于环球织带厂了。详细情况我还正在了解。”　　

“韩乡长，你一定要干涉这件事，不能让他们这样做!这是对你的否定啊!现在倒好像是你韩乡长把‘水牛印刷厂’搞垮了，而他马大明成了英雄人物，黑跟白颠倒了呀!”　　

“韩乡长，上次‘水牛印刷厂’的工人到乡政府来闹事，没有找到你，就打了我，听说是马大明指使的!”　　

“说你用我们两个是为了你的仕途，为了拉关系。不是吗，我们一个的哥哥是副县长，一个的妹婿是本区的区委书记!说你用吴得仁是因为……”　　

 这些话对韩辉的影响力是显然的，韩乡长的神态不再那样镇静了，眼睛越睁越大，脸像公鸡的冠子一样涨红起来。曹淦宋忠二人满意地看到了这些，他们不由得同情地望着韩乡长，而此时的韩乡长在他们眼中已不是一个尊严、威严的乡长，也不是一个书记，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有着明显性情的青年人，是可以利用和挑动的，他们很乐意能跟乡长在感情上一致，在利害关系上捆在一起。    　　

“昨天我到县城去过，我哥熊了我一通，他说免税的事情，是为我揩屎的，因为我也当过厂长。我知道这是我哥硬对我这么说的，其实，要说屎，谁的屁股上没有?可是现在，马大明的屁股倒好像是最干净的了，免税带来的好处也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是怎么回事?我倒要再去问问我哥……”　　

宋忠的话显然并未引起韩辉的兴趣，这时韩辉根本就没有注意听，他在想别的什么事情。　　

“你们先走吧，我都知道了。”韩乡长沉默了片刻，让他自己恢复了一些东西之后，突然地说。　　

曹淦、宋忠感到韩乡长跟他们又重新拉开了一定距离，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了。他们听从地、唯唯诺诺地退了出来。他们很有精神地在乡政府门挥手告别。　　

韩乡长不由得陷入一种很苦的沉思里去，他的脸起了变化，吸附上了一层阴影，眉部、嘴部的肌肉在僵硬，向某一点收紧，眼睛不知不觉低垂，里面是愁郁、困境，这是一个在对自身的生存忧思而不是在对宇宙思考的人，如果这时给他偷拍一张相片，他看到之后会对自己产生怜悯和几分伤心的。　　

他从这种忧思里挣扎出来，让自己在精神上振了一振，想了一下，毅然地地起电话，拨通了区委……　　

　 　

马大明正在成功地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他就要把一切抓在手心里了。　　

昨天晚上，他到刘银珍家去，大舅子出于对他的关心，一见面就劝了他一番，说，“你还想回‘水牛印刷厂’？还想到我这里来赎回机器?我劝你不要再跟‘水牛印刷厂’有什么瓜葛了。你们那个韩乡长，他不乐意你弄‘水牛印刷厂’。他还在那里当乡长，你是想跟他较量吗?你果真又回到‘水牛印刷厂’，他受得了吗?你这不是找事吗?我劝你别动这个脑筋，别用这力气了，让得远远的，弄你的‘金牛印刷厂’去不也一样?硬要去摸老虎屁股，老虎就不吃人吗?你大约是想证明你的勇敢，偏要去?或者你在‘水牛印刷厂’也偷了些钱埋在地下，想去进一步把它掩盖好?不管你怎么想，我都劝你让得远远的，让一切淡化，让人们遗忘，让你自己像一条大鱼，离开这小河小沟，到大江大海里去，不是更好吗?”　　

他让刘银珍把话说完，作为回答，他从皮包里拿出了环球印刷公司的一套文件，亮了出来，执照上清清楚楚印着法人、公司经理马大明，下属‘水牛、金牛’两个印刷厂。　　

刘银珍只好说：“你是一条拉不回头的野牛!你这公司可以叫做‘野牛印刷公司’!”　　

“太好了!将来就改这个名字，等我有能力把环球那一边的资产买过来。那时我给你一个发明奖!”　　

大舅子对他的神通有点困惑，问他：“李秉信够跟你弄在一块来了？他是个稳扎的人!” 　　

“这个我暂时不说，反正他不是随随便便就跟我弄在一块的。”　　

“你们的事情，办得这么快？”　　

“他到我‘金牛厂’去看一下值多少就行了。至于‘水牛厂’还值多少，我闭着眼睛也知道。”　　

“外资呢？”　　

“我打电报过去，人家钱就来了，要不然，拿什么到你银行去赎机器？你认得我，你的银行认不得我。”　　

“办执照这些麻烦事，也这么快？”　　

“换了别人，也许要跑多少趟，等一个月。鸡子不屙尿，各有各的门道。你忘了李秉信是县人大的常委吗?”　　

“大明啊，我服了你了。”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外资还是那个澳商吗?”　　

“换了，是香港的‘海霞公司’。”　　

“香港回归了，我倒要去看看，‘海霞公司’有多大，只怕连办公桌也没有一张!”　　

“你去看，它就没有了。生意场上，只认钱，我管它有没有办公桌!”　　

 到最后，刘银珍说，既然如此，你就带着钱赎机器去吧!不过我得跟银行通报、研究一下，私事不能公办，公事也不能私办，不沾你的咸味。　　

 对大舅子的话，马大明笑笑。现在他带着人到区农业银行，而让厂里的人在家里打扫卫生，准备迎接机器回厂!　　

　 　

 那天，马大明从县城“帝都酒楼”出来，是跟李秉信的轿车回来的。李秉信请他到家里去喝茶，就把他带进了李宅。李秉信的房子，在乡村之中显出完全的不同。一条三　十米　长够通一辆卡车的水泥路，一头连着村里的大路，一头连着李宅。那房子宫殿似的，因为楼顶做成了金碧飞檐，当然，飞得不那么大，不然不真成为宫殿了?倒反而不好。一圈儿别致的围墙，带透明花窗的，增加着尊贵，还有了些文化的味儿，令人起敬。围墙外面留有　一米　宽的地方，齐整地长着水杉树，高大得可以了，也不怕有人攀着跳进墙里去。至于屋里的装修，叫你赞叹，一尘不染!哪里像是乡下，气派跟进了宾馆的门厅似的。雪亮的不锈钢的楼梯扶手，楼梯上铺着崭新的红地毯，你不知道那楼上将是怎样的精致、豪华、舒适!  　　

他不能不对李秉信很佩服。李秉信能听宋副县长的话，跟他合作（不如说肯给他这个机会），他心里是很荣幸的，这在全乡人眼中提高了他马大明!李秉信整个就是走在他面前的一个最成功的榜样!就拿经济上来说，凭表面上的工资，能拥有这么一座楼房吗?还不算手里藏有的钱财!李秉信办织带厂，从小到大，二十几年来，一方面为乡里弄出了一个大企业，拿c市去都能上数，另一方面他个人也发了，而且四平八稳的，一点也不咋呼，一点也没有碰上过麻烦，还做了县人大的常委，哪个来当乡长书记的不首先敬他三分?可他马大明运气不佳，才上手就碰上了一个韩辉，他确实恨透这个韩辉!　　

李秉信请他在楼下西厢屋的会客室坐下，态度上拿他当平起平坐的人对待，对他说：“大明，你要好好干，就是要有事业心，要有一股牛劲!我是相信你的，所以宋县长一说，我就同意了。换了别人，就是宋忠，当了宋县长的面我也不会同意。你不要以为我仅仅是看在宋县长的情份上，才跟你合作的。”    　　

他忙说：“李厂长你放心，你环球织带厂就是我的榜样，你李厂长就是我的师傅!有你做董事长，监督、指导我，再好没有。我一步一个脚印跟着你!”    　　

李秉信说：“这事情一公开，我就很难说话了，所以把一切办妥之后，我要出趟远差，回避一下，以后一切全靠你了。赶快把所有机器都运转起来，无论如何把厂办好最有说服力。个人一切得失不必考虑，没有这一条，办不好厂，记住我的话! 我这个房子也是慢慢弄成这样的。我就不该弄成这样的房子吗?但我确实不是一天弄起来的!我要像你们那个吴得仁，像什么宋忠、曹淦，不早完了吗?哪里还有那么个大企业在这里!”　　

李秉信这番话简直是推心置腹了，马大明只觉得感动，他感到自己算得上是一个坏人，只是掩盖着真相；但他相信自己会度过这个困难阶段，朝着李秉信这种炉火纯青、稳打稳扎、返朴归真的方向走去，做一个成功的人!　　

李秉信出于礼貌，要领他到楼上看看，他婉言谢绝，他心里的感动和深思使他觉得上楼去参观是不必要、不妥当、轻浮的。　　

果然，帮着把一切手续办好之后，李秉信出差去了，走之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多么运用自如! 李秉信已经不是乡野之牛，而是游天之龙了。说是上新疆，其实是去了欧洲呢。　　

　 　

卡车和专业起重工人就停在区农业银行门口，马大明和他的几个主任被领到一间会议室里坐着，每人面前给泡了一杯茶。刘桃桃把“环球印刷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一张从乡农业银行开出的转帐支票当众交给了银行的一个副经理。银行的人开会研究去了，他们只好等着。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时刻，也许可以拿攻进敌都的将军相比，还可以拿满田庄稼成熟了的农夫相比，甚至也未尝不可拿正将珍宝装进行囊、即将逃离的强盗相比，总之，是抑制着狂喜的时刻，是费尽辛劳一切即将到手的时刻，也是一种分外镇静的时刻。马大明拣里边的角落上坐下，平平静静，专心抽他的香烟。　　

跟他到农行的人，加上正在家里指挥环境卫生的一个，除了刘桃桃来得迟一些，都是他创办印刷厂那时的工人，他一个也没有丢下他们，而他们也都跟着他。即使在他被迫离开“水牛印刷厂”时，他们也都是他的人。没有这种凝聚人的本领，还干什么事情? 曹淦，是吃官饭的；吴得仁，是一条蛆；宋忠，是狗屎。实话说吧，“水牛印刷厂”越弄越糟，直至破产，正中他的下怀!　　

有人打开了大彩电，几个国际风云人物陆续闪过。马大明远远的漠然的望着，他想，乡村风云其实也是一样的。　　

虽然营业执照上明明白白印写着企业法人、经理马大明，但他心中还是觉得不够踏实。原因在哪里呢? 就在事先乡政府不知道，也不是乡政府任命的，好像不那么名正言顺似的，好像是个篡位的人，有点做贼心虚。这种感觉也真是奇怪。这让他心中恼火。但他镇静着。他进一步看到自己面前的路艰难、漫长。一切别人轻易获得的东西，在他都要付出极大辛苦。但他没有退路，只有向前。　　

一阵不耐烦使他站了起来，他觉得时间等得够长了。正好，银行的人出现了，刘银珍走在前面。他猜到事情不顺利。　　

他向前走出几步，站在了银行的人面前，跟他来的人也围上来。　　

“你说。”刘银珍让银行副经理对他说。　　

“马经理，是这样的，本来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区委打来了电话，说是你们乡里有些情况，所以区里说机器可以赎，但要等一等。”　　

“等多长时间?”　　

“区里没有具体说”　　

“区里什么人打的电话?”　　

“区委办公室。”　　

所有的人都看着他，似乎都知道和懂得他的麻烦，都在看他怎么办。　　

他站在那里一时间一动也没有动，脸上没有任何沮丧或激怒的表情，他只是在思考，他心里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他不但知道下面该怎么办，并且他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结果，只不过需要去完成那个过程。　　

他说：“这样，今天我们是代表‘环球印刷公司、水牛印刷厂’来的，我们手续完整，资金也到位了。你们刚才说过赎回机器本来已经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的一切手续就都存在你们这里。卡车和起重工人我们都请来了，就在大门口，暂时不走，也请你们帮个忙，即使下了班，也要留两个人拿着钥匙，一旦区里有电话来叫放行，我们就要搬运机器，全厂的工人等着机器上马，要饭吃呢!我们是一定不能空手回去的!”　　

银行副经理看了一下刘银珍，但刘银珍脸上没有任何态度，副经理决断地说：“行，我们理解，都不是外人。”　　

马大明头一抬就往外走，大家让开了路，印刷厂来的人都跟上了他。　　

　 　

几十步之外就是茅湾区委。　　

区委书记老龚接到农业银行电话，说马大明从那里到区委来了，一共是七个人。他立即就想避开，但已经来不及了。　　

老龚今年五十岁出头了，“文化大革命”那时他是县中高三年级学生，戴过“红卫兵”袖章，参加过“革命造反”，亲眼看见过县委领导人被群众围攻的情景。如今他辗转也是一区数乡的最高长官了，他感到他不愿在这种对立的情况下跟什么乡办厂的工人见面，进入那种所谓“谈判、对话”。这时他强烈感到他是一个人，有一种很正常的要求，就是自由。日常的上班，处理文件、问题，他从来都是按时下班，回到自己在乡村的舒适的家中，洗个热水澡，捧起《读书》或者《人民文学》，而妻子沏来一杯好茶。县里按他的级别在县城分配给他一套住宅，那正好让给儿子去住了，他在农村过得很舒服。他不怎么拿自己当作一个区委书记来看。他愿意以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生活在农村。在农村当上干部二十多年了，他从来没有面临过任何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场合。但现在他分明被堵住，出不去了。他无可控制地有点紧张，大约连秘书都看出来了。他对秘书说：“下去，告诉他们，领导都出去了……”但已听见了杂沓的脚步声，一群人涌进来，把他的雅致的“书记室”站满了。他不得不立即堆起温和可亲的微笑，一连声“请坐”。进来的工人们都不听他的话，都站着，像看什么似的看着他。　　

为头的那个面目怪异、气质毅猛的，对那些工人说：“不要都站着，去坐下来!”那些人就都退让开去，找地方坐下来了。 　　

“你就是马大明吧?”他伸出了手。　　

“是的。”马大明握住了他的手。马大明的手比他厚实有力。他心里估计他比马大明要大十岁。他已经听韩乡长讲过这个马大明，而刚才，就是因为接到韩辉的电话，才叫办公室打电话给银行的。想不到，把这个马大明引来了。他已经觉得他处理这件事欠考虑。　　

    马大明坐在他的办公桌对面，对他说话了：“龚书记，今天我们到区农行去赎回厂里的机器，全厂的工人等待机器回去开工生产；这个月的工资是借的人家的，下个月还不知道到哪里去借。厂已经破产了，现在筹集到资金，先要用于赎回机器，这是头等大事。我们手续都全了，银行同意让我们赎回。卡车和起重工都来了，我们不能空放。如果认为我个人有问题，我可以留在区里接受任何审查，但机器要让他们早点运回去!”　　

至此，龚书记觉得简直是上了韩辉的当。事情明摆着，按照法律，如果真的不让他们赎回机器，大约这些人还可以为此到法院去打官司呢!再说，工人等待开工、吃饭，的确是事实，可不能把这些已经面临没饭吃的人惹怒起来啊!而‘水牛印刷厂’的破产，在这些工人看来，跟他还有关系呢，他的孩子的舅舅，就是曹淦，前不久还挨这些工人打伤了；这些工人对他这个区委书记未必就有好感觉! 　　

他点点头，对马大明说：“你反映的这些情况很好，应当引起区里的关心和同情。这样，就按你说的，他们去运机器，你呢，在这里稍等一下，不是审查你，是我叫你们乡里的人来，看他们有什么事情要找你，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他吩咐秘书：“打电话给银行，叫他们协助，如果手续、资金没有问题，就让厂里尽快把机器运回去，注意安全!”　　

马大明对他的人说：“你们去吧，我再等一会儿。”可是那些人犹豫着，马大明说：“没有事，你们走!”那些人也就离去了，到了门口，一个人还掉过头来说：“马经理，等我们运回机器，就来接你!”　　

龚书记觉得，这句话其实是说给他听的，带有威胁意味。　　

　 　

起重工人们还正在把机器往卡车上搬运，马大明就从区委出来了。因为龚书记打电话给韩辉，说考虑工厂等待开工生产，区里认为还是让他们尽快先把机器赎回去，至于马大明个人，已经留在区里了，你们乡里如果有急事要找他，可以派人到区里，或者叫马大明回去找你们。那边韩辉怎么回答的不知道，但龚书记搁下电话之后就对他说：“你也走吧，你们乡里情况有了变化，他们不来了，本来也是为了关心这些机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找你。”说罢就伸手给他握别。　　

   “什么意思! 吓人啊? ”大家七嘴八舌连嘲带骂起来。　　

   “不说了不说了!”马大明制止住这种喧嚷。　　

他接过递来的一支烟，吸起来，望着正在搬上车的和仍在屋子里的机器设备。他知道今天发生的一切和以前发生的一切的一本帐，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厂里的这些人，或者一点也没有想过，或者想不深入，无法弄明白。不管怎么样，主动权在他手里，厂里的人只有相信他，跟他走，韩辉是无奈何的，危险无时无刻不是存在着，既遥远又贴近。但他相信胆大赢胆小，也相信不冒风险办不成大事。　　

他望着这些机器设备，感到和他有血肉的联系，现在他就像营救被劫持的孩子一样，而他营救成功了。这些机器设备，帐面上的价值是二十一万美金，实际价值也有十万美金，但破产之后它们对于“水牛印刷厂”等于不存在了，而现在又以五万多美元赎回，这其中就有大约五万美元成了一种潜在的价值，也就是说，通过赎回机器，他实际上已经为“环球印刷公司”赚到了五万美元，不，记在帐上应当是十五万美元，只不过不是现金，而是固定资产。他个人这次不想得什么好处，想得也很难，但他得让会计记下这笔隐形的收入，并且让大家明白。啊，财富的转移是多么奇妙而难以为人所觉察。他所经历过来的一切无不是财富在转移，却通过人与人的关系演变来实现，他感到乐在其中。现在这笔固定资产赚的谁的呢?赚的国家的，国家通过免税已经把这些作为破产亏损冲掉了，它们不存在了；但它们实际存在着，现在到了“环球印刷公司”名下，到了他的掌握之中。试问世上知道和运用自如的有几人啊……　　

卡车已经装满，装不下的只能作为下一批来装了，他让刘桃桃坐进驾驶室，起重工人们人货混装地站到车上，而他和其余的人都上了自行车。司机听到一声“开吧”，就发动了马达，卡车驶出茅湾中学，驶上茅湾镇的大街，驶向田野，向水牛镇进发!　　

“韩辉呀韩辉，我一定给你一个好看!” 　　

他早已吩咐在茅湾镇上买了些大小鞭炮，等卡车驶进水牛镇就放，一路放到厂里，把韩辉活活气死!负责放小鞭的是刘桃桃，只要把手伸在窗外，拎着就行了；负责放双响的是卡车上的起重工人们，每人都分了好几个，他撂给他们一包香烟。　　

骑着自行车跟在卡车后面，一路说笑，他就把赎回机器等净赚十五万美元的道理说了。这是一点就明、昭然若揭的事情，一说大家也就懂了，都兴奋之极，都说：“马经理，还没有开工，你就为厂里赚了一大笔，真是神了!换了哪一个都不可能啊!首先赎金哪里来?”于是一齐骂韩辉。他说：“这批设备的价值是固定的，问题是谁去赎它?或者谁去买它?最好当然是我们厂去赎，连织带厂去赎也不好，不能让这批价值无形当中跑到我们厂外面去!”　　

“对呀!”大家这才完全恍然大悟。这时大家对他的佩服和感激是不用说的，这也就是他的根基。　　

　 　

在水牛镇上听到爆竹声，或近或远，本也平常，农村毕竟农村。但这一天的爆竹声却给乡政府大院带去一种骚乱的气氛。副乡长刘德海得知放爆竹是“水牛印刷厂”赎回了机器，浑身的血液腾地直冲脑门，感受到这种庆祝里的挑战性，是放给韩乡长听的，这对韩乡长的刺激一定很大。　　

老刘作为一个性情温和、比较平稳的人，对任何剑拔弩张的局面都有点心跳。他深知发生在韩乡长和马大明之间的对立，那种尖锐性和复杂性，他觉得他是看得最为清楚、了解最为全面的人，但他无力、也不愿去左右事情的发展。他无法去遏止顽强而狡滑的马大明，也无法劝导韩乡长能有较为稳练一些的态度。对于宋忠曹淦这些堂而皇之来来去去若无其事的人，他甚至都怕看见他们；更不用说拿他们有什么办法了。　　

他当了十年副乡长，过客一样来而复去的乡长、书记，他服侍过不下十个八个，他学会了如何当好副手。也许正由于如此，上面把他看成最适合当副手的人了。岁月如流，年龄限制很严，以他的五十出外的岁数，他大约永远不能升为正职了，除非有特殊的暂时需要。这是有点遗憾的，但他早已想通。其实，当副职也有它的好处，比如现在，他就不必像韩乡长这样伤脑筋，而他只要愿意，就可以拿自己当个局外人似的，最多装出几分关心也就足够了。作为副职，做的事情却往往最多；了解情况，也往往最多。但对一切的决定权、处理权，却很少很少，几乎没有。于是对一切就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最终有如一个看客似的。真是倒也轻松。　　

不但如此，有时还有他了解、正职却不了解、而他又只能装作不知道的这么一种情况，他这时就更多地回避，以免不好表示立场和态度。就拿马大明来说，竟然能趁着“水牛印刷厂”的破产，得到李秉信这样的人物天衣无缝的配合，不声不响就当上了啥“环球印刷公司”的法人经理，不但老龙回窝，还把个窝扩大了，这是等闲的吗?不等闲!可是韩乡长的眼力又能看得多深、看到多少呢?据他观察分析，对于内里的一切，韩乡长还一无所知!而他，也不想对韩乡长说。他不想说的原因是看到情况复杂，还是装糊涂的好；另外，马大明、李秉信、宋副县长这条线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也弄不清楚，不能乱说。他只有继续做一名看客了。　　

　 　

乡长室的门是虚掩着的，他轻叩了两下，“进来!”他得到韩乡长的这一声，才推门而进。他仍想照旧把门掩上，韩乡长说：“就让它开着吧!”他在把门弄稳当，让它好好靠墙的时候，脑海里想着刚才进门的瞬间见到的韩乡长的面容，那尚未完全消失的愤恨和无奈令他同情，他很愿意安慰安慰这个年岁比他小得多的上级，他心里总不由得拿韩乡长当做他的弟弟。　　

“你给我去把李秉信追回来!”韩乡长的眼情似乎因为怒恨而发红，但他这句命令是不能当真的，只能看作他的怒气。　　

这时候谁也无法叫李秉信回来，很显然他出差就是为了避开。看吧，不到一定时候，他决不会回水牛镇。反正他是大老板，在外面参观访问做生意游山逛水玩得起，手中的“大哥大”却随时能遥控家里。再说，把李秉信追回来又怎么样呢?如果闹翻了脸的话，聘用谁可是李秉信权力范围内的事，而且是经济活动，而马大明也有权利跟李秉信合资经营，话可不好说呢!他摇摇手，装作什么也没有感觉到，只是就事论事地说：“李秉信出远差了，他反正要回来的，等他回来再说吧。”　　

“为什么?为什么李秉信如此帮助马大明?他甚至在乡党委乡政府与马大明之间选择了马大明!为什么?是利吗?多大的利?我简直不能相信!”　　

“韩乡长，水牛镇是一方乡土，关系也错综复杂。原因可能是利，可能是别的东西；可能我们能弄清楚，可能就不会让我们弄清楚。还是等老李回来，慢慢问他。”   　　

“不，我不可思议!到底是什么能让李秉信这样一个成熟的可以说是老同志，竟然为了马大明，敢无视乡党委乡政府的存在，也无视我们的存在，连招呼也没有一个……”　　

“是啊，”他不得不顺着韩乡长说，“马大明的活动能量也真大，他不但能让李秉信信任他、配合他、用了他，而且说来就来了五万美金……”　　

“这是他跟那个澳商的肮脏交易，他们之间有强盗的协议，我敢肯定!”　　

他倒不由得佩服韩辉在这上头的敏锐性，而他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他点点头，但为了让韩乡长能冷静下来，他又加了一句：“但是一切我们没有证据啊。”　　

“‘水牛印刷厂’从破产，到东山再起，这个过程，就是国有资产流失!我有责任，我犯了策略的错误，后来还有……用人不当吧，一切反而便宜了马大明!‘水牛印刷厂’原来的资产虽不是国有的，至少也是乡有的，但乡有的破产之后通过国家免税就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流失的方向有两个，第一个是马大明，第二是后来的三个厂长。‘水牛印刷厂’的问题总体上是很清楚的……”　　

    老刘想，原来韩乡长自有他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只是在具体把握方面，却不成功。如果当初，一开始……，但这已经没有说头了，韩乡长的确负有领导责任。　　

“现在怎么办呢?”他试探着问。　　

    “等李秉信回来，一定要换掉马大明，不能再重复昨天的故事，对于马大明，要进行侦查。他放炮仗来庆祝他‘复辟’，总有一天，要放哀乐为他送行!”　　

老刘点点头。他只好点点头。　　

　 　

刘老局长听到了关于“水牛印刷厂”的一些传闻，很想问问女儿，正好，刘桃桃自己来了，手上拎着一个饱鼓鼓的塑料袋。她跟父亲招呼了一声，就到碗橱里取出盘子和大碗小碗来，把塑料袋里一袋一袋的食物分别地装进去。原来是花生米、油炸蚕豆瓣、卤鹅、酱鸭、拆烧肉、猪尾巴之类的东西，一下子摆了一桌，香气四溢。　　

“干什么?”刘老局长问女儿。    　　

“吃的时候再说。”　　

“你坐下来，我有话问你。”　　

于是刘老局长就问女儿：“水牛印刷厂”是不是又开张了?马大明是不是又回到厂里当厂长了?你是不是又当了会计?是不是又中外合资?是不是……　　

父亲问一句，女儿点一个头。女儿脸上快乐地微笑着，好像认为不必大惊小怪，而父亲脸上的神情却是越来越惊讶了。　　

“是的，全是的!”女儿用这句话作了一个总回答。　　

“这个马大明，简直神啦!神通广大!”老局长的话里当然有言外之意。　　

“他马上就到。”　　

“干什么?”　　

“专门看望你!”女儿提高了噪门，存心让已经吃惊的父亲更加吃惊。　　

“他看我?为什么要看我?我对他有啥用?我也根本用不着他来看我……”刘老局长无端地烦躁、不满起来，一连串的话好像嘀嘀咕咕，又好像在竭力维护他的什么不受到玷污和侵犯。　　

“爸爸，你太脆弱了。好像你有个世界很怕碰似的。我看你有点自我封闭。人家外国佬，像你这么大岁数，也许还在竞选总统呢!那活得多刚健!”　　

“胡扯!”　　

“真的，马大明要专门来看你。我负责买菜，他还要带好酒来，钱都是他花的。”    　　

“搞什么名堂?收买我，我可管不了你们的事。哼!”　　

“啊呀你放心，你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吗?还没有说你胖，你就喘起来了!”　　

“我们退了休的人，对这个世界，有一部分是正在生疏、不熟悉了，不然要你们年轻人做什么，但年轻人无权嘲笑老人!”父亲笑起来。　　

“啊呀谁敢嘲笑你们?生姜老的辣嘛!要不然马大明为什么要来请教你呢!”　　

“请教我?搞什么名堂?”　　

“爸爸你不要这样说话好不好?好像我们‘水牛印刷厂’的人都是坏人、不法分子、阴谋家似的。我们可没有做坏事啊!”　　

“你这个会计能保证说你们没有做坏事，我就放心了。不过你说的话要经得起历史的验证!”　　

“这当然啦。”　　

“现在转轨时期，也是出鬼的时候，一些领导班子还烂掉呢，莫说你们，有啥党性?我对你们敲敲警钟也好!”　　

“你放心吧，我不会贪污一分钱!”　　

    “但你会为经济犯罪大开方便之门，你会丧失会计工作的原则……”　　

“好啦好啦，我都知道了。马上人家来了，你可不要这样对人家说话，人家还要请你呢!”　　

“请我，有什么事?”　　

“你不是不放心吗?请你去当我们的政委，当厂里的顾问，给你一问办公室，让你坐在那里上班，帮助监督、管理!”　　

“真的假的?”　　

“你去不去呀?”　　

“……我没有想过……”　　

“那你好好想一下，人家马上就要到了。”　　

　 　

老局长失望地发现自己陷入一片内心的混乱之中，有一个愿望像鬼似的在心里作乱，叫他去应马大明的邀请到“水牛印刷厂”当所谓的政委、顾问，但他不愿受这种欲望的支配，就像面临一个失节的问题似的。他当了一世的领导干部，一直都在公社、乡、区、局这个层次上，可以说，如果人类真的有一种欲望叫做权欲，他早已满足了。他也不缺钱用，他从来没有想过让自己拥有很多的钱，这不是他个人品质特别高，而是参加工作多年，受教育多年的结果或习惯。至少在农村环境中，几十年来，这一辈子，无论从哪个方面，他一直是一个人上之人的地位，他根本不应当感到还想有什么欲望!　　

可是，女儿一句话，他却分明动了心。到底是为什么而动心的呢?既不是权，又不是钱，是什么?百十个人的乡办厂对他有啥吸引力呢?他找到答案了，原来是“老有所为”四个字，原来他还有雄心，还有责任心，要做点事情。他是闲得有点太寂寞了。　　

他一眼看穿了马大明的用意。请他当啥政委，是说得好听，其实呢，一举两得!第一，把他这个老虎请去，往厂里一坐，本地的大官小官，那个敢对“水牛印刷厂”随随便便的?第二，毕竟百十个人的厂子，不管老板是公家还是私人，对职工一定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要有的，正好他去顶了这事。另外，能把他请到厂里去，厂里的工人、厂外的干群，都要对马大明另眼相看。好一个安内而又攘外的好事情!要说马大明坏，真是坏到家了。　　

那么他给不给马大明这个脸呢?他暗自摇头。他这样身份的人，怎么好轻易就到一个乡办厂里干起第二职业来了?组织上社会上会对他怎么看?他何必要去呢，还是在家里闲着好。　　

要说身份，的确有点丢架子、降低了品格似的。他是一辈子都受人尊敬的人，可是人们却会认为他也趋时了，是为钱而去的，谁相信你是出于什么“老有所为”呢?看，这么一个李书记、老局长，竟然为了几个钱，肯到这么一个乡办厂去，这头真低得下来啊。一辈子的尊严也就完了，简直是个“晚节”的问题呢!　　

他不拿马大明的钱行不行?真正为“老有所为”而“老有所为”，跟别人在家里写字画画种花养草一样。可是，谁会相信你是这样的?如果这样，又何苦一定要到“水牛印刷厂”去呢?干别的事情岂不更好些?真是的!　　

还有，他该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马大明看中了他有没有更深的用心?是用他作虎皮，掩盖什么问题吧?那他就大上其当了，简直要弄个身败名裂!已经好好的活到这么大岁数了，确实还是“保持晚节”，安安逸逸地呆在家里吧!　　

    还有一条，听说现在的这个韩乡长跟马大明是个对头，那么他去掺在当中算是什么意思呢?支持马大明吗?跟乡里的关系怎么处?乡里跟他的关系又怎么处?只怕还要到县里去反映他呢!　　

“爸爸，你想去不想去呢?”桃桃问他。　　

“不想去。”他说。　　

“啊呀，你嫌我们厂小。假如是一个科局级、县处级、地厅级的大厂，你就可以去了!”　　

“胡说八道!”　　

　 　

马大明迟迟未到，而刘老局长却接到了县里来的一个电话，是宋副县长打给他的。问候一番之后，宋副县长就谈到了“水牛印刷厂”，说这本来是全县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乡办企业，弄得破了产，影响很不好。但现在幸而又赎回机器重新上马了，我觉得还是应当关心它，让它健康成长。李秉信、马大明说想请一位本乡本地老干部去当顾问、当政委，我向他们推荐了你，他们也觉得再好不过，但怕你不肯赏脸，就请我来打这个电话。你老是不是能出山，扶他们一把?这个厂是有前途的，他们有决心把它发展成一个大厂。你只要到那里坐个半天，随便转转、看看就行了，有什么该批评、建议的，你找他们说，他们都是你的晚辈、子民，尊敬你，会充分听你的话的。我已经对他们说了，这一次再搞不上去，我就不信任他们了。以前嘛，情况复杂，经验不够，情有可原，不说了。我分管全县乡办厂这一口，又是家乡的事情，所以推不掉，也来拉上你，请你辛苦……   　　

这是刘老局长想不到的一个电话，这是策划的人（马大明、李秉信）在为他预先扫除一些心理障碍呢。县太爷直接请你，面子总可以了吧?虽然不必张扬是宋副县长请的，但总之他如果出山，是名正言顺得多了。他没有想到原来宋副县长这样关心“水牛印刷厂”，难怪马大明能杀回马枪、老龙回窝呢!难怪李秉信这么帮马大明，根子在这里!但他不能随便怀疑宋副县长，打这个电话可以认为是宋副县长工作范围之内的事。宋副县长比他年轻一些，都是水牛乡出去的人，以前相处还是很信任的。　　

他对宋副县长的回答是：“既然你打这个电话，我就不得不考虑了。桃桃说马大明过一会儿就到，我再看他的情况，然后作最后决定吧!”　　

他点了一支香烟，站到门外，极目远处蓝蓝的雾影渐浓渐暗，这片熟悉的土地上的确有许多新生事物在出现!搞土地改革、搞合作化的时候，哪里会想到办什么工厂?至少，说得靠近一些，五年之前，能想到在乡下搞什么“中外合资”吗?这“水牛印刷厂”虽然风风雨雨，毕竟是个“中外合资”的工厂，顶尖的新生事物，就算过去没有办好，现在不是在重新做起吗?不管马大明对过去的厂负有什么责任，现在他恢复了这个厂，就要算是一功!他敢来请你共产党的老干部去当“政委”总是好事情吧?他敢，你倒不敢？过去资本家的工厂，我们还要千方百计派人打进去做工作呢!何况马大明算什么资本家！　　

“去就去吧，反正我又不参加任何非法的经济活动，我并且要在思想上、法纪上引导、教育他们；我不是去做高级摆设、不是去当老虎皮的，也不是去做什么公关老爷的，我有我的立场、态度、原则，我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正想着，一抬头，看见两辆自行车不知何时已经驶近，一个是马大明，另一个竟然是刘德海副乡长!　　

　 　

虽然“水牛乡”没有任何人敢对他有某种不恭不敬，虽然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在“水牛乡”把这个最高长官当下去，虽然他可以指望在今后的日子里逐步调整自己的策略以便和当地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人们处得好和谐一些，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走了，最好是离开这个太靠近城市的精明厉害的地方，离开这个他失之急躁粗疏不够谨慎惹了些麻烦的是非之地。他没有如他到来之初给自己设计的那样成为全乡万民感戴的好书记好乡长。他尽管唯我独尊敢作敢为但政绩平平而且留下不少可加指责之处。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他就像上学时看到的化学试验中的一张白纸一样，放进神秘的试液之后显出了令自己大吃一惊的颜色。他应当换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他相信他仍然如同那个化学试验一样，会在另一种试液里显出另外一种颜色，他的潜在的真正的颜色。如果县委组织部门要他留在城里工作，要提拔他，他也将拒绝，他决心要在乡长的位子上显出光彩来再考虑走上另外的职位，他自问不是一个庸庸碌碌、一心只求升官的人。他应当以一个工作经验丰富而成功的形象进入高一层的领导岗位。他遗憾但不懊丧，未来仍属于他；而他对“水牛乡”的情况仍然保留他的看法。　　

现在，关于“水牛印刷厂”的一切似乎都平静了，他不提起，就没有人向他提起，一切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但他时时刻刻感觉到，问题是依然存在的。别人知道他心里窝着一团怒火，而别人对他也有看法。他急切地想离开这里，他对“水牛乡”不再有任何留恋，也懒得再跟马大明、现在又加上李秉信、也许还有别的人，斗下去了。　　

就在这样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他接到区委的电话，请他到区里去，龚书记将和他谈工作。到茅湾一般是骑自行车，但他这次叫司机把车子开出来，乘车去了。　　

区委书记老龚在他眼中属于已经过时的人。龚书记那一代人正如一局打光的扑克一样“趴司”了，龚书记不过是凤毛鳞角。天知道龚书记怎么还会爬到这个位子上，这种人最多在农村当个教师就不错了。　　

当然，在表面上，他是会按照人之常情尊重龚书记的，这不但因为龚书记是顶头上司，起码老龚岁数也比他大，而且凭心而论，龚书记为人宽厚，他只会上人的当，不会把当给人上，同时，龚书记看问题又是深刻独特的。他不知道这些怎么会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不过，在他看来，这些恰恰正是龚书记的弱点，也许还是那一代人的弱点。而他们，就是说，他这一代人，他认为就完全不同了，拙们是汲取着前者一切的教训而成长起来的，时机又佳，他们当然是成功的人，几乎整整一代都是成功的。　　

现在，成功的人进了区委，上楼到书记室去见一个不成功的人去了，之所以仍可以把龚书记看作不成功的人，是因为龚书记的岁数决定了龚书记将在这个位子上退居二线，职位上一切仅止于此，再也不会有发展了。　　

　 　

当龚书记问到“环球印刷公司”的情况时，韩辉不觉就把近时来郁积心头的一切倾吐了出来。　　

“李秉信搞起这个公司，我一无所知。他是怎么跟马大明搞到一起去的，我也不了解。这里面到底是一场什么交易，我不知道。马大明跟海外为什么有这么深的关系，五万美金召之即来，准确得像火车时刻表，这里面隐藏着什么?我深为怀疑! 李秉信任用马大明，竟然跟我、跟乡政府的任何一个人连招呼也没有，这又是为什么?他随即就躲得远远的，千里万里到乌鲁木齐、甚至是国外去了!至今我找他找不到。使人更为惊讶的是，马大明竟然能把刘老局长这么一个德高望重、非常正统的老同志，请到厂里去当顾问，这是什么本事?这对于我、对于在‘水牛乡’执政的所有的人，不都是一块挡箭牌、一张老虎皮吗?这一招真绝!据有人看到，我们的忠诚老实的刘德海竟然跟马大明一起在刘老家里喝酒!关系真是越来越显得错综复杂!我当然不是发牢骚，不是斗不过马大明这种人，政治优势当然握在我们手里，但制服这头现代野牛需要时间，让时间把一切该暴露的暴露出来，那时他就跑不掉了!这个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李秉信他不会永不回乡，他一回来，我就要找他谈。他成立这个印刷公司，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为什么要这样干?为什么要背着乡政府?印刷厂生产已经上马，马大明至少一定会造成一个短时期的兴旺，他要用生产经营上的发展来掩盖他以前的问题。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在‘水牛乡’彻底扭转局面，让乡办工业更加健康、更加高速地有一个发展……”　　

龚书记以他一贯的宽厚、认真的态度倾听他说话，不住地微微点头，予以鼓励，使他一吐为快，现在，他只有听龚书记说什么了，他完全处在一个下级的比较卑微一些的地位上了。　　

龚书记说：“你的感觉和分析，我都同意。你打电话来要我制止马大明赎回机器，我是支持你的，但后来看到情况复杂，要考虑到群众，就不得不作了些调整。正如你说的，一切需要时间。空间时间是密不可分的，时间存在于空间之中，空间又存在于时间之中。一定的时空不断让位于后来的时空，这就是历史。但也许本来就无所谓时空，这只是人造的概念，真正的一切只是永恒的宇宙，宇宙之外还有宇宙。我们难以想象宇宙的真相!我们都太渺小了，我们要做的事业却这样行程艰难，真是悲壮!”　　

韩辉不明白龚书记为什么没头没脑发表这通宏论，仿佛成了对他的嘲弄和怜悯，但他只有认真地敬佩地听下去，严守下级在上级面前的绝对不平等的一面。　　

果然，龚书记说了：“刚才我说的宇宙时空，是对你、对我自己的同情。多少古人有过这种悲怆之情，廉颇、李广、辛弃疾、岳飞、陆游，许多诗篇里最打动人心、值得反复咏叹的，就是这种东西。假如毛主席的寿命不是八十三，而是一百八十 三，三百八十三，你能想象一切会怎样吗?但毕竟一切不得不由‘毛泽东后’的人，包括你我，来决定一切……” 　　

龚书记又把话往不着边际的方向说开去，好像叫他来就是为了听他清谈的。但龚书记不过有意的兜圈子罢了，一定有具体的重要的内容在后面。　　

摊牌了，龚书记说：“请你来，是县委组织部来了电话，想对你的工作有所变动。我已经布置下去了，你在我这里吃饭，喝点酒，我们好好谈谈，你下午就可以到县里去……” 　　

他好像听见了“逐客令”一样，忙说：“不不，我不在这里吃饭了，车子已经带来，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但龚书记坚决地留住了他。　　

　 　

韩辉正式离开水牛镇，是在数日之后。那天，乡里的、他即将和它分手告别的小轿车，载着喝了不少酒的他，驶出乡政府大院，驶向水牛广场，按照他的吩咐，在那里绕着依然昂首天外的水牛雕塑转了一圈，以示告别，然后就驶上公路，远去了。全镇不惊不动，群众显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离开的具体时间。　　

注视着韩辉的小轿车远去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马大明，一个是金二喜，他们站在“帝王酒家”的四层楼顶上，默默地望着轿车绕着水牛雕塑转了一圈，然后毅然决然似的加大速度开走。　　

“马经理，祝贺你！”金二喜举起金奖白兰地。　　

就在这时，一辆不同颜色的小轿车从远处驶来，经过水牛广场，向镇里开去。    　　

“奔驰!李老板回来了!”金二喜也认得这辆车是谁的。　　

“明天下午，他作为董事长第一次到我厂里来检查，发表演讲，你作好准备!”　　

“一句话!”　　

这时，副乡长刘德海接到了区委电话，是龚书记亲自打来的，要他一小时后到区里去谈工作，“水牛乡”党委这副担子要他挑起来。　　

　 　

　 　

　 　

　 　

面对游戏　　

　 　

把现实解释为幻想，认为它和所有游戏一样，　　

是按一定规范运作的生命体验。　　

——引自某书序言　　

　 　

女儿被汽车撞了的消息传来，一股火在眼前一窜，他看见自己的双臂象鸟翅一张，他就被炸飞了，他被掐断，没入黑暗，他死了。一个叫王德海的人已死。但他后来发觉白光刺入眼中，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上和陌生的屋里，他这是进医院了。几张人脸俯看着他，说，醒了。　　

他于是明白他刚才是怎么回事。他心里可悲着自己的脆弱无力，他变成了这样的人！自从那一年开始倒霉, 人生给他的只有不幸。他唯一的幸福只在于女儿了。但女儿现在却又是他最沉重的负担。兰兰！他张开嘴，喊了这一声，就象呼喊自己所剩无几岌岌可危的生命。他甚至怀疑自己并不曾有力气真正喊出来，而只是在心中这样痛叫了一声而已。他的感觉现在就总是这样恍恍惚惚毫无自信。　　

他想爬起来。这时几只手扶起了他。　　

兰兰不碍事。拍过片子了。没有伤到骨头。破了点皮。　　

几个声音这样告诉他。这时他开始听出和认出人来。于是他看到兰兰就坐在对面墙那儿，呆呆的，脸上明显跌伤了，手上也跌伤了，已经被医生处理过。两个女同学尽责地站在她身边。　　

他被告知谁是闯祸的汽车司机，穿着皮夹克，三十多岁，神色上知道自己倒霉了。他痛恨这种莽撞的青年，他断定这个司机就是那一类人，但他还不能跟这个司机说什么，他没有力气表达他心里那么多要说的话，而那么多话对司机一个人也是说不了的，他甚至想哭，不过他不能当真那样哭起来，那是可笑的，他还是得挺住，虽然他觉得他几乎就要崩溃了。这时有人体贴地告诉他，交警当场做了记录，叫双方明天上午九点到交警大队去谈。于是他想起了他将要求司机赔偿损失。就凭他这个样子，不管怎样，交警非得考虑这一点不可。　　

他和女儿走出了医院，人们代他招来了出租汽车，人们接着也就轻松了，一切现在只剩下他自己而不管他是多么困难，任何人不能代替他生活……　　

他的头还是昏昏的，兰兰还是呆呆的。兰兰受的惊吓可想而知，可不能影响大脑、影响学习！总算老天有眼，只是跌破了皮、受了点惊吓，要不然，啊，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那样，他也就确实不必活下去了……　　

自行车呢？压坏了。他不再问下去。　　

买一辆自行车起码要四百块钱，对于他，这是一个月的工资。明天，当然起码要司机赔一辆自行车……　　

　 　

……这辆自行车没有用到十天，就被偷了。当然是一辆新车，司机赔的钱，他和女儿一起到商店去买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你哪有能力去找到偷自行车的人呢？不过，这对他可能还不重要，最重要的只怕是暗示着他又到了生死关头。女儿的被撞，只是给他本人一个新的警告而已，否则，哪有那样撞得飞起老高又摔下来却没有碍事的?　　

他恐惧地咽了一口，精神上已经很有经验很镇静地开始做准备。他留心着自己的身体。果然，他的鼻子无缘无故流血了，一会儿就有，流了一天，第二天还是流，第三天还是流。他别的不怕，就怕是那东西复发转移。现在不为别的，为了兰兰，他还不能死。他怕进医院，但只好到医院去。　　

医生看过后，说，你左鼻孔里生了息肉，要开刀，不开刀会长大，会不停地流血。开刀之后能根除吗？不能保证。再长出来怎么办？再长出来只好再开刀。医生笑了一下，他也笑了一下。他问了术后的有关情况，心里对一切有了数，他毅然同意开刀。医生关切地看着他，说，虽然不是大刀，但你这么瘦……他竭力显得有把握，说，不要紧。他的镇静，令医生感动，好像也令医生奇怪。　　

这么瘦的人，哪里不好长肉，偏要长在鼻孔里！　　

命运中总有什么跟他过不去。但也让他早已学会不沮丧。该怎么样只好怎么样。对于任意降临的一切，只有忍受，乖乖地把自己交给凶险和凶险后面的一片虚无。现在对他来说，生活就是这样……　　

　 　

五年前，他不这样瘦，他十分健康，并且在厂里的篮球场上，他还是一个机灵出色的后卫，经常出其不意杀进对方篮下投篮得分。那时章珍对他是满意的。那时一切都很自然，他很自然地就能满足章珍，根本就没有想过在夫妻那件事上什么叫能不能满足。回想起来，章珍是满足的，不过也从没有说破过这种事。那时章珍是纯洁的。“专治阳萎早泄”的药品广告，一开始只是乱贴在电线杆上，现在已经公然上了报纸电视。所以现在一切都不同了，章珍也不同了。　　

五年前，事情也是从自行车失窃开始。他记得，那天早上，大家下楼，准备一如既往骑车上班去，却发觉章珍的自行车不见了。那算得上是一个损失，但他没有过于烦恼，他仍然能够心情很好地照样上班去，因为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也应当说是喜事，正等着他，厂里已经决定提拔他担任车间主任。这件事，章珍当然也是高兴的。负责一个车间，他能胜任愉快，但不知为什么到厂里去的一路上心里不踏实，好像觉得对他的这个提拔会被突然取消。这个奇怪的心情，当时他自我解释为与自行车的失窃有关，殊不知那正可以理解为“生命信息”。　　

他为了克服那忽然而至的不安，就给自己开玩笑地想，他这个人，一定总是在将要得到一件好事之前，先得到一件小小的坏事，反过来，这却有助于他最终得到和巩固那件好事。比如，他将当上车间主任，就必须先丢失一辆自行车。　　

那天他几乎是很谨慎警觉地进了厂。他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不过，谁知问题并不在外部，而在他自己的内部呢？上班两小时之后，九点半，他感到小肚里不正常，他上了厕所，于是，突然的便血使他昏倒，他被发现，并且被送往医院，交在医生手里。医院的步步深入的检查使他的身体内情被一点一点地显示，他实际上已经掉在无可挽救的深渊里，而决不仅仅是一辆自行车的失窃！也不仅仅将由于身体不行而不能当上车间主任！　　

章珍作为妻子按医院的要求签了字，也就是立下了生死状，如果他不幸就在手术台上告别了人间，家人将不得责怪医院。　　

孔圣人的话这时全验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没有任何协商余地，你找不到协商的对象。　　

当他那样孤独无援地被推进手术室时，他竭力要找出一种必然性来安慰自己，如果有一种必然性或者神秘性决定了他是不幸的选中者，他也许能好受一些。可是他找不出适用于他的这种必然性。他心里唯有绝望、哀叹和不平，接着，他却让自己从心理上首先勇敢面对死亡，他忽然发觉，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等他从麻醉中醒来，他获知，他经受了六个小时的手术，他的肚子被切开，他被切除了五分之四个胃……他清醒地知道，他实际上已经成为另一个人了……　　

　 　

章珍尽了她的责任。以后将会发生的一切，那时还只是潜伏的状态。他出院回家休养之后，那个满足不满足的问题，好像深刻而重要起来，日渐显露、心照不宣、越来越不可置之不理了。　　

定期的化疗使他失去了本来面貌，他形销骨立、毛发脱落，面容枯槁，牙齿颗颗摇动，全身到处衰朽，样子好像时时都危在旦夕。　　

但他反而渐渐主动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先是洗抹烧煮，后来加上采购柴米油盐，因为他愧对章珍。　　

为了不减少收入，他能上班时，就上了班。人们让他做力所能及的事。他曾经就要当上车间主任成了一个幽默到残酷的梦。　　

有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在他和章珍之间，默默地自动地修改过了，好比不立文字、以默契方式立了一种协议一样。他不能要求章珍怎么样。章珍站在他面前就是另外的一个世界，而过去，好像不言而喻是在他的世界里的。他成了可怜虫。他确实成了可怜虫，而且决无改善的可能！　　

章珍终于按照一种方向突破了。每天晚上她出门而去，留给他的只有一缕香气的余韵，和下楼而去的笃笃的脚步声。他处处感觉得出这个事实，后来他不断得到对方妻子电话方式的告发。事情是越来越明，但他只有让自己仿佛一无所知。这对于他，是不轻松的。他让自己承认这是一种现实。以前不可思议的，现在成了合情合理的。如果他不想让女儿失去母亲，如果他不想让一切也许更糟，他唯一应做到的，就是忍受。在这上头，他应当能做得比较好些，做到想象中的理解和大度，他是有这个头脑的，可是他终究未能如此，他还有血性。　　

一切的温情脉脉，一切的老式情感，在他越来越重要，在章珍却已从心里扫除干净，她接受了新潮，她每天在外面得到满足。有时他的鼻子甚至能闻到章珍身上带回了男人精液的气味。　　

他落入了这一处境，他必须遵守那种对他是侮辱性的、不经商量不立文字就似乎存在的协议。但他未能把这种考验经受到底，于是，他得到了也可以说是应得的惩罚……　　

　 　

……当他从外面回家撞见那家伙时，他不该叫了起来，他发出了可怜的尖叫，那尖叫声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一条绝望的小狗发出来的。支配他的是一种因为无奈而加深的恐惧，但他似乎也有意要用叫喊引来邻居帮助他拦截这个无耻的人，他自己是没有那种拦截的力量的。那家伙竟然把他猛地一推就冲了过去，他感到那家伙肌肉像生铁的一样，他的心一下子充满令他更加无力的沮丧。没有一个邻居肯听从他的意愿伸出手来为他阻挡和抓住那家伙，就任其逃走了。章珍衣着得体十分镇静地从屋里走了出来，指着他说，人家来谈事情，你无理取闹，我无法跟你过下去了。她显得正义而愤慨的脸上毫无所愧，脸上艳艳地搽着足够的化装品，散发着香味。她骑上摩托车，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离去。我这才感到问题的真正严重之处。我掉头回屋，进入里面的房间，好像我准备做什么可怕的事从而能报复了一切似的，其实我的思绪已经准备做家务，我只是要换鞋子。我的脚伸进床边我的拖鞋，那拖鞋里竟然还是温热的，那家伙的脚刚才就伸在里面！这多么令我痛心。　　

    　　

他给自己准备好了住院必须用的东西，装在一个大塑料袋里。他把女儿叫到面前，把他鼻子要开刀的情况告诉了女儿。是从口腔里开刀，虽然是小刀，但也许实际上比开大刀难受。不过，医生说了，不会有危险。他失望地看到，女儿脸上没有出现他认为应有的为他难过的表情。他心里不责怪女儿，他在女儿这么大时，虽然吃得不好穿得不好，却没有这么大的生活压力学习压力。女儿的木然并不是缺乏起码的感情，女儿心里一切都是明白的，只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没法对父亲有所帮助，而做父亲的所希望于女儿的，除了注意交通安全，别的集中到一点，就是把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一定要以高分考上大学，否则，家里会更加缴不起上大学的钱。他把他不在家的情况下女儿必须遵循和注意的方方面面，都作了叮嘱。最后，他把一叠饭菜票放在女儿面前，他已经找过女儿的老师了，让女儿在学校里代伙二十天。他给女儿把要带到学校去的餐具都准备好了，也放在女儿面前。他说，我给你妈妈打过电话了，让她得便时回来对你有所照应。妈妈敲门你就开门，别的任何人你也不要开。妈妈要拿东西呢？家里没有什么好拿的。她如果要拿我的钥匙去配呢？你不要跟她争，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换锁。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心里难过了一下，一个不该撕破的东西在女儿面前撕破了。　　

　 　

门上的锁，进入调解那时换过一次。　　

章珍自从那天走了以后，就没有回家。他不去找她，他不敢去。他知道她娘家那边的人都支持她。他们对于他成了这样的可怜虫早就表示遗憾。　　

但他试着给她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父亲接到电话后就让母亲跟他说话，她母亲说，现在是什么社会？一个人家不准妇女有熟人朋友来谈话，是个什么人家？一有熟人朋友来谈话，就是相好的吗？她要有相好的，你拦得住、防得住吗？我女儿不是那种品质的人！你把她名声弄坏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这种样子要到什么时候才有自知之明？现在你即使站到大街上去赔礼道歉又有什么用？跟你这样的日子还能再过下去吗？章珍对得起你了，就算是前世里差你的，现在不差你的了，还清了。以后不要再打电话来。　　

他坚持着让自己把电话听完，并且坚持着让那边先搁下电话，他确实立即昏了过去，那令他浑身颤抖的并不是愤恨，而是一种恐怖。　　

厂里告诉他，你老婆的单位有书面的东西转过来了，你老婆要跟你离啊？　　

问题真实地摆在了面前。他想了一下，一切难以挽回，一切也都是他必须接受的，一切都不能责怪别人，他说，离就离吧，过去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过去不理解，现在理解了。　　

厂里的人说，程序上要有双方单位调解，我们也有责任维护你的利益。他说，我住在家里，又是个病人，她既然要走，房子不好让她；工作至今，家里有两万块积蓄，储蓄单子在章珍手里，但这钱应当给女儿留着，谁跟女儿过，就归谁保管；另外，对于女儿今后的生活以及学习费用，双方应当平分负担。　　

厂里的人支持他，如果章珍不答应以上三条，他就不同意离。　　

在调解会上，他重新见到了章珍，样子并无改变，但向他扑来一股强劲的敌意的气息，好像他该她八辈子的债要还。她当众说出了最实质性的理由，她说，我是一个正常的妇女！想让我跟你过一辈子，是不道德的！　　

听到她这两句话，他只有把头低了下去。她说得对。　　

　 　

他只有一件事没有跟女儿做交待，但他也是有所准备的，不至于因为他万一死于这次鼻子息肉切除手术就误了事。在他随身穿的马夹口袋里，他藏有一份东西，是一张借据：　　

　 　

　 　

           今有西郊乡姜汀村养殖场马百芳借到通　　

        用机器厂王德海人民币贰万元整，约定年息　　

        百分之二十，借期三年，到时一次性归还本　　

        利计三万二千元整。　　

                      （双方签字盖印，年月日）　　

   　　

这张借据，家里藏有复印件，前一天晚上，他在上面写明了“尚未归还”。他带在身上除原件之外，还附有他写给法院的信。如果他来不及有所交待就突然死去，有关方面会检查他的衣物，定会发现这张至关要紧的借据和信件，出于对孤儿的关心，一定会设法追回这笔他已经无力索讨的作为一个工人一辈子的血汗钱，是准备着让女儿上大学用的，也许这点钱还远远不够！他已经一无所有，除了小小两间住房，他能给女儿留下的，就是这张借据，而当事人农民个体户马百芳已经破产、无力偿还！　　

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原件留在家里呢？因为他反复考虑，觉得还是随身带着最为妥当。他考虑紧急情况下他能做到凭着最后一口气把它交给医生。死去的他将会得到社会同情和帮助。　　

跟着护士走向手术室时，他摸了一下口袋，手术结束之后，他又摸了一下口袋。他放了心。但他没有死，于是这张借据的烦恼也就重上心头。　　

　 　

他是经人介绍，认识了马百芳。他出现在马百芳的养殖场。那里到处是鱼塘，鸡棚，猪舍，间以农田、树木，占地很大。他的瘦弱虚薄的身躯吹拂沐浴在田野的阳光与暖风里，感到一种过度的解放和交流，好像就要站立不稳，但心里很兴奋。他甚至认为，做一个农民，比做一个工人，更符合人性。只可惜他成了废人，他是绝无做农民的可能了，那需要多少体力啊。如果有条件，他倒是可以住在农村休养，但这样的条件，在他也还难以具备，因为那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他就只有羡慕和空想的份儿了。就在这样的心情下，他见到了马百芳。　　

马百芳是一个中年的农民，样子平常，真正的朴实，一览无余，既不给人精细阴柔不可捉摸之感，也不给人强悍能干不可驾驭之感，另外，也没有那种装出来迷惑人的傻乎乎的样子，总之，你一见就会对他比较放心，倒觉得你自己一定比他还强些。　　

这样平平常常的人，怎么会弄起这么大的事业来的？体力上，资金上，在他都无法想象，他只有惊奇和仰慕。　　

本地报纸和省报上已有专门报道，说马百芳的养殖场对丰富本地人民的菜篮子贡献突出，并且成了纳税大户，有关方面奖励十五万元，希望他的养殖场办得更好。　　

他亲眼看过报纸，现在又亲身到此获得具体感受，一切当然真实无疑。　　

他想了一下，觉得马百芳之所以能做出这么大的事业，除了必要的体力、资金的投入，秘密正是那平常二字。如果事先把一切想象得过于不平常，也就不敢做了。多少“山上下来的人”，没什么文化和技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做了个体户，就发了大财，这就说明不要把发财这件事看得过于不平常。他这样的人，是做国营工人时间长了，心理上的能力好像比他的身体还要糟糕，所以才觉得做个体户并且竟然发了大财是不平常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就那样很幼稚很简单地把两万元交给了马百芳，并不等于说他当时实际上没有一点点风险意识。当钱出手时，他心里的感觉其实是难以形容的。他甚至把手缩回了一下，把说过的话又噜苏了有三遍以上。他说的是他的真实处境，他的身体的惨状也向马百芳证明着他说的一切都毫不夸张。这笔钱，是他一辈子所有的钱，是他的命！在你们看来这点钱、这点投资，能算个什么，但在我们一个工人，在我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一切，就是命！老马你千万要对我负责啊……　　

沉甸甸的一叠钱，就变成了轻飘飘的一张纸。离去时心中当然不踏实，一步一回头，骑在自行车上好像连回去的力气都没有了，但三年以后这张纸将会变成三万二千元，却给了他足够的安慰和支撑的力量。他没有理由不信任马百芳，他还了解到，马百芳就是姜汀村的人，土生土长根深叶茂。　　

但神仙也不会想到，马百芳当时确有的一切，现已荡然无存！　　

　 　

那天，他先还只当是听着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车间里有一个人说，昨天，乡下发生了哄抢。抢谁呀？抢“个体户”。为什么呢？他到处集资，集了一百几十万，结果现在饲养的东西卖不出去、也饲养不下去了，他还不起债，一家人都跑了，消息一传出，有的人脑子快，就来抢东西，信息社会啊，知道的都来了，都是债主，有踏三轮车来的，有开着汽车来的，把猪啊牛啊鸡鸭鹅啊甲鱼啊鸽子啊都捉起来抢走，力大的为王，人多的抢得多，抢了一个下午，那么大的养殖场，抢得精光，光是做饲料的玉米就有几十吨……　　

很有兴味的听到最后，才觉得这事好像与他是有关的，而厂里那时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把对他多么重要的一生血汗钱这样去“投资”了（按过去的说法, 也就是放债），所以他当场只有一声不响，他不告而辞地就走了开去，跟谁也没有说到哪里去，就骑上自行车出了厂门朝姜汀村赶。十几里路，颠颠簸簸，他这个浑身四两力也没有的人，是怎样一腿一腿踏过去的，他现在自己也难以想象了，当时的焦急，只觉得心口刀割着似的而且又撤上了盐，火辣辣的疼。喉咙干得难受，想有一口水喝，可是一路上不但没有一口水喝，破自行车链条还掉下来七八次！他真怕自己急得吐血倒在半路上！他的身体可以说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切除鼻孔里息肉虽是小手术，确实倒比切除五分之四个胃难过。切胃的时候，他因被麻醉而不知道，切这块小小的息肉，虽然也用了麻醉，但麻醉的深度和广度却要小得多，所以他竟听得见医生用工具把上腭里面的骨头弄碎，这当然是为了好把手术刀伸进去。至于上腭的肉，当然在这之前切开了，扒拉到一边去，好让骨头暴露出来。手术时虽无痛疼感，但术后的疼痛，谁都能够想象，与上次不同, 这次伤口是在口腔里。平时嘴里起一个泡、破一点皮也会很难受，有时能造成吞咽的困难，何况这样动了手术！对于全身是小手术，对于口腔却是大手术啊！医生在术前就对他说过，术后，他的脸要肿几天。现在他咽下一滴水也会疼不可当，而那刀口却干燥火辣地要用水去滋润！只有让水慢慢地以至一滴一滴地流下去，尽可能不要有吞咽的动作。这是真正的受罪。他正处在这个受罪的过程中。他的忍受，足够大师级的水平，不过，这不能卖钱。还好，化验出来了，息肉就是息肉，不是那东西转移。　　

　 　

面对死亡，他唯一牵挂的，当然只有兰兰。对于这一点，是他准备接受胃切除那时，从自己的心里得到证明的。那时章珍还好好地守在他身边尽她做妻子的责任，他甚至已经把他死后章珍的改嫁都想过了，一切都无所谓了，怎么也放不下心的只有兰兰。到撤手之时，任何不放心也只有放心，但只要有一口气，不放心的就是放心不下。　　

幼儿园三年，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又进入第三年了，算算不知有多少个傍晚，他站在校门口接兰兰回家。没有办法，就是一个不放心。小时候有小时候的不放心，大了有大了的不放心。特别是女孩子，一丝一毫也大意不得。外面总好像太乱、坏人太多！　　

胃切除那年，兰兰上初二。住院期间是章珍去接，他出院回到家里不久，就仍然是他。但他已经与从前不一样了，他瘦弱得谁不说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所以他站在学校门口时，时常自己也感觉出一种悲凉。北风里他冻得僵僵的，也几乎一步都不敢挪动，眼睛望着学校里面，担心着大群学生一涌而出、而外面接孩子的人又一涌而上，使他看漏了兰兰。他一年四季天天都是这样，好像如果有一点大意，说不定就会出什么令人痛心懊悔不及的事。他总是让自己站的方位跟一棵树一样固定不变，这样果然有效，兰兰总是一出校门一眼就看到他。日子，时光，也就这样一年一年下来了，回想起来也并不怎么介意。　　

他跟章珍通电话时，关照了要她去接兰兰，他说傍晚时交通很乱，说这么大的姑娘了，你做妈妈的晚上不能把兰兰一个人丢在家里。他说话时总是好像危险马上就到身边一样。章珍在那一头不耐烦地把电话搁了。是的，他现在没有资格这样跟章珍说话了，但章珍当然是明白他的意思的。他要求章珍在他鼻子开刀住院期间能住在家里陪着兰兰，好像是在求章珍作出什么重大牺牲似的。不管怎样，他感到这里面有着不可思议的东西。听说章珍在外面还不曾有住房，所以他让她回来住二十天，她一定会乐意，这一点，他是有把握的。当然，他对章珍不存在幻想了。他现在一点也不想责备她。因为事实证明他既然是这种体质这种命运的人，那就是他害了章珍。但兰兰是无辜的。也许他如果很快就会死去的话，到头来他的家还是章珍的，兰兰不把妈妈接回家过，又怎么过呢？是的，也许结局就是如此。他作为死了的人是什么也管不着了。世上多少家庭，各种情况都会有。　　

他关照兰兰不要到医院来看他，因为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只会影响她的学习。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的住院开刀，甚至不是他的死去，而只是她的学习，当然，还有她的交通安全、人身安全。兰兰果然没有来看他，他感到欣慰。不过，他忽然又感到些不放心。他的嘴不能说话，按照预先的约定，他动了动手，看护他的小李知道他要写话，就把纸笔放到他的手边，他凭感觉在纸上写道：烦你晚上八点到外面公用电话打个电话到我家，问我女儿一切可好？　　

　 　

厂里还不错，还能派两个人到医院里来守护照应他，还没有到什么也不管的程度。上次胃切除，前后用掉厂里上万元，假如是现在，厂里出这上万元医药费就吃力了。不是厂里产品不好，也不是现在的厂长不好，是由于不正当竞争。你想，正儿八经的国营厂，哪里玩得过社会上的五花八门？渐渐地人心就坏了，厂里营销上接连出了两个吃里扒外从中渔利的角色，就完了，是的，完了，越来越转不动了。人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他什么时候也能那么坏、而且坏得成功，就好了，他为兰兰忧虑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可是看来，能让自己那样坏的机遇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有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得住的。　　

这次开刀，他跟厂里借钱，厂长说不就是两千元吗，吓不煞人，你自己先用吧，用过来报销。他说他连两千元也没有。厂长不信，说你也工作三十年了，再不积蓄，两千元怎么就拿不出？你家里的两万元不是归你保管的吗？他只好把那张借据给厂长看，说我上当了，我今后的日子还不知道怎么过呢，借我钱的人已经破产逃跑了。他说着几乎要哭。厂长既没有惊讶，也没有责怪他，只是非常沉重非常怜悯地看了他一眼，说，黄鼠狼专拣病鸡咬！当即给会计打了电话，叫借给他两千元。会计借钱给他时，那脸色比借她自己的钱还难看，而他呢，脸上不由自主就陪着笑、挂满愧色！人啊，再穷、再倒霉，身体不能不好！　　

　 　

那天他赶到马百芳的养殖场，所见果然是浩劫后的景象，但没有谁会想到他的两万元，没有谁会留给他任何东西，连一只鸡一只小猪一条鱼也没有。他站在那里，倒不禁真的感到发笑。他的两万元一时好像已经显得不重要了。　　

他走到马百芳的住处，那是河边上的三间最普通的平房，马百芳一家四口本来就住在里面。别小看了这三间房子，多少有头有脸的人、神通广大的人、红道黑道的人都热乎乎地来过。在所有来过的人里面，他不过是一个寒丝丝的不起眼的小角色。　　

马百芳家的门敝开着，他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好像里面发生过杀人凶案似的，或者也许马百芳正吊死在房间里，要么就是里面正不为人知地横陈着两具不明来历的尸体！他真的没有敢进去，里面的一切也一目了然告诉他不必进去了。  他刚离开，就有两个粗粗壮壮、衣着时新的人气势汹汹地对面走来，刀一样的目光飞快地扫了一眼看他的手上有没有东西，带着一股风从他身边越过，扑进了马百芳的屋里，但随即也就出来，火爆爆地走了，跨上停在路边的两辆摩托车，呼隆隆地一溜烟远去，风鼓起了他们的衣服。那肯定是两个来讨债的，数字当然一定比他大得多。　　

他走访了本地农民，这才知道，马百芳一家是突然消失的，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人们发现这一情况时，他一家可能已经逃在了几千里之外。正因为发现他一家突然不知去向，而且显然是弃家而逃，消息才炸了一样传开的。其实马百芳不是本村人，是从外地偏远农村来的，花了钱找了关系在这里安置了一家的户口。啊，马百芳不是本地人，他以前怎么就不知道的呢？他以前如果知道，也许就会慎重一些。不，很难说！那时是投资热，公家私人都忙着投资。马百芳给的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怎么能不动心呢？迷了心窍的可不是他一个人！那时他就亲耳听到有个人开玩笑说的一句真话，说把丈母娘的私房钱也拿来投下去了！　　

马百芳大约拐走了一百万！当然，也不能说马百芳一开始就存心玩个集资的花头然后逃跑，养殖场不是认认真真办了两年吗？大约也确实是要破产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走不得了。办这么大的产业，做这么大的生意，发这么大的财，光是方方面面明明暗暗的应付，就可以想象！加上市场经济，千变万化，弄不好就转不动，一掉下去就爬不起来，破产真是家常便饭呀。这就是风险意识！可是过去哪里有这样的深切体会呢？想不到这样具体，这样可怕，这样残酷！但马百芳身上虽不会带走上百万，也会带走十几万吧？总会藏些钱起来的，也许不止十几万，是几十万。他倒希望马百芳带走的钱越多越好！　　

马百芳啊，你就一点也没有想到我这样可怜的人吗？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跟那些把多少万不明来历的钱放在你这里的人是不同的呀！你把我害苦了！我真正是个小工人呀！而且我个人的情况简直到了绝境！我这个人没有过头了，这会儿就死在你这鱼塘里都可以，仅仅是为了女儿才挣扎着要活下去呀！　　

在心中苦叫之余，他想，这事不会没有人管，总有一天是好是歹要把这个马百芳抓回来，事情一定会有个说法，如果有可能，一定会首先考虑到他这样的人。所以，他才这样打算让自己死也要把借据握在手里……　　

　 　

他死之后，如果章珍回家跟兰兰过（在他想来，这是极可能的），也还是无法有钱让兰兰能上大学。章珍所在的单位，比他所在的这个不景气的通用机器厂还要差，叫做酱菜厂。他记得，小时候他亲眼看到都是私人自己开酱菜店，往往前门是店面，后院是作坊。合作化时，酱菜店和豆腐店、理发店、烧饼店、饺面店、果杂店、茶叶店、香烟店、药店等等一样，都归类并拢合作成了集体或者国营单位。到章珍，如果从年龄上说，也才是第二代职工。他娶章珍为妻时，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章珍是有工作的人，每个月有固定工资，而且酱菜厂是国营单位，最有保障，酱菜厂听上去当然不是了不起的大厂，但工作不苦，还有一种特别的温暖舒适之感。他是国家分配下来的中技毕业生，在大批知青到农村插队，城里的年轻人为之一空，而大学还没有恢复高考的情况下，他们这一批中技毕业生简直是小城的骄子、择婿的首选。所以，当时他的婚姻不必像那些长期找不到老婆的工人要考虑娶一个女知青或者农民，事实上也两次有人想介绍女知青给他，两次都说是生得如何好看而且是高中毕业，那当然不是骗他，可他没有同意。要知道，女知青不但一无所有，而且生的孩子只能是农村户口，这可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麻烦多呢，怎么能惹？关于找老婆的标准，当时有个顺口溜，“吃饭自带饭票，孩子户口能报，容貌不被人笑”，说的就是这些意思。一介绍章珍，他就很满意，他看到，章珍对于能嫁给中技毕业生，也感到骄傲。那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小小的酱菜厂，门口国营的铜牌子做得再大再亮，也不中，效益一年一年下降，已经离倒闭散伙不远，说不定章珍马上就会下岗，那就每个月只有基本生活保障费，凭那点钱，一个人吃饭也不够，母女二人生活都成了问题，首先要自找门路挣钱去，哪里谈得到让兰兰上大学？要让兰兰读大学，三年四年下来起码要用三到五万，这钱哪里来啊？看来，他活着没有办法，他死了也没有办法！　　

　 　

已经好长时间了，他感到自己在某些方面变得有点神经过敏。　　

他总是随时随地会觉得兰兰出事了，要么是上了某个不好的男生或男老师的当，要么是遭了什么坏女人的算计，要么是歹徒强暴，要么是忽然误入歧途。　　

他从新闻媒介上一看到关于拐卖妇女关于吸毒关于强暴的报道，就心急如焚，好像这事弄不好就会发生在兰兰身上似的，他反复叮嘱兰兰，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要一个人到别的同学家里玩，不要一个人坐出租汽车，不要一个人逛商店，不要一个人走进发廊，不要一个人独自走在偏僻小路，不要答理不认识的男人女人的问话，不要羡慕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家里的困难不要你考虑，如此等等。　　

现在街上妓女是一目了然的，脸上涂抹得像鬼，衣服穿着得像妖，白天走出来像死人，这些，他让自己视而不见；他还听说，现在文艺刊物上是身体写作、写作身体，说是女大学生也乐于给大老板做什么小蜜小奶也就是小老婆；这些，他抱着不相信的态度。但他为此闷闷不乐，怀着最深的担忧。他最烦兰兰站在镜子面前，他不准兰兰看文学杂志和任何小说书。　　

他越来越怕看到邪邪莽莽的人，强悍傲慢的人，三五一起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或者乞讨的人，有钱有势目空一切的人，这些人让他畏惧，好像随时都会来加害于兰兰似的；他也怕看到坐地哀号求助的残疾人，胸前挂着告难的纸板站在街头的小孩子，甚至怕看到江湖卖艺的大人和小孩，好像他和兰兰说不定也会有一天变得这样可怜似的。　　

他越来越把握不住世界，一切都从他手中滑走……　　

　 　

人啊，是什么？是小时候在学校门口玩的“打糖球”里的那个玻璃球。你给一分钱，人家就给你打一回。那个可怜的玻璃球停在发射口上，你抓着发射的把儿，手一松，它就被弹出去了，代表你进入一次命运的旅行。在盘上有许多小小圆圆的洞口，每个不同的洞口标志着可以获得多少棒儿糖，有的是三块，有的是五块，最多的是三十块，但每个洞口像戴钢盔的卫士一样竖立着许多大头针，虽然确实留着一定的空隙，让玻璃球有掉进去的可能，但事实上玻璃球一经被发射出去，就被这些忠实地守卫着幸运洞口的大头针碰来碰去不让进去，玻璃球于是就这样磕磕碰碰地一路往下掉，它的最普遍的命运是最后精疲力竭失败地掉进最底下的一个大洞里，那洞口连一个站岗的大头针也没有。好像是为了不让游戏过于残忍，让你有所安慰，即使只是掉进不幸的大洞，你还是能得到一支棒儿糖的。   他小时候一眼就看穿了那玻璃球的游戏，但他当然忍不住还是让自己站在旁边一回一回地观看。他看到的当然只是无数次的失败和失败之后四周无情的哄笑。失败者有的离去，有的转为旁观，只不过嘴里都有滋有味地吃起了一支棒儿糖。他让自己也试过一把，他心中好像算准了发射的力度，那玻璃球就最恰到好处地悠悠掉进了最上面的那个洞口，那是最难进入的，他得到了三十支棒儿糖！那次对那个玻璃球来说，没有任何曲折的道路，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往下掉。这事情他小时候一起玩的同学如果记得的话一定可以作证，他们分享了那三十支棒儿糖。他依稀还记得那种成为幸运之人的感觉。当然，也许他把他一生只配有一回的幸运机会过早地用掉了。　　

　 　

小李进来了。告诉他，电话给你打过了，你女儿已经放学回去了，没有事，一切正常，我说你爸爸不放心，叫我打电话给你，她说叫你放心。他眼睛定定地听着，叹了一口气。小李知道他听下去了，也就不谈这事，却说起一件新闻。说是厂里老张的孩子找到了。他不能说话，只是眨眨眼，小李就接着说，三车间老张家的男孩不是走失两年了吗？上小学一年级了，按理是不会得走失的，但莫名其妙就失踪了。老张的老婆为这事精神失常，到现在还没有好。可是这孩子昨天突然回来了。是从西安逃回来的。一开始是被拐子用什么药蒙了、拐到山沟里，后来不知转了几个地方，最后把他带到了西安。这孩子瞅个机会扒上了火车，跟火车上说明他是被拐卖逃出来的，于是得到了一定保护，就几千里被送回来了。现在发现，这孩子被取掉了一只腰子。原来，那不是一般的拐卖，是有科技含量的，是专门获取人体器官去卖钱，据说一个腰子能卖十几万呢。小李说，老王啊，你看看现在外面的世界有的情况到了这种程度！是的，他的心里也有这同样的感慨。他动了动手，小李拿来纸笔，他写道，请你立即打个电话，把这事告诉我的女儿知道。小李拿起纸条看着，想了一下，说，电话我给你打，不过，你也不要紧张，这样的事情毕竟是少数，国家是打击的。他把手动了动，示意小李不要说了，这样的道理他当然是懂的，可是心里总不能不担心啊。　　

小李为他打电话去了，他一时思绪万千，从各个方面为那个小男孩，为小男孩的父母着想，真是绝大的不幸、飞来的横祸啊，这玩笑开得多大！也许还不如那小男孩死了倒好，或者当初不要出生岂不更好？可是叹来叹去又有什么用呢？世上的坏人怎么就那样心狠的呢？不就是为钱吗？但为了钱就能那样坏吗？对这些坏人该如何打击才行呢？不过，他的思绪不知怎么就忽然一转，纸笔正好还在手底，他就写道：　　

请跟医院里说，如果有病人急需换腰子，我愿以低价十万元卖出一只，口说无证，立此据为凭。王德海，年月日。　　

    ………………　　

　 　

　 　

清唱旦角的老头　　

　 　

    “马上‘梅派’要跟你做邻居了，老头儿有点‘老神经’，你可要注意一些。另外，他天天要唱几段京戏，恐怕会影响你写作……”　　

    分给我一间屋子时，群艺馆里非止一人对我这样说。　　

    “谁？‘梅派’？他叫什么？”　　

    “你不知道？不能怪，你来的时间不长。你以后就会看到他的。他叫戈融，是我们群艺馆最老的馆员，一九四四年的新四军战士。他闹的笑话多呢！全家下放农村的时候，他逼他的女儿嫁给农民做老婆，说是要和贫下中农相结合。哈哈，都是你的小说题材啊！”　　

    我模模糊糊点点头，心里怀着恐惧和好奇。　　

　 　

    有一天晏下午，在群艺馆里，我看到一个灰蒙蒙的老头儿，戴着一顶很旧的大棉帽，独自深陷在会议室沙发上休息，面部表情是一种不胜其烦的样子。我不认识他，他对我也似乎视而不见。我看我的报纸。老头儿忽然开口说，“喂，你是小作家吗？我们马上要做邻居了！”　　

    “请问你是……？”虽然我心中已经知道是他，但我装作不知，以免他起疑。　　

    “我是戈融。”　　

    “噢！”我猜得不错，他就是人们说的“梅派”。我也就看清楚了他，一副大脸，标志着老年的那些深深的皱纹无可阻挡地纵横密布，大眼睛，眼皮儿似乎还不止双层，一对弯弯的眉毛。　　

    我心里不快着，他怎么可以乍一见面就称我“小作家”呢？我虽然不一定希望别人称我为作家，但我业余写点小说，戏称我“大作家”的情况倒是有的，不管怎样，听着愉快，然而被人当面直呼以“小作家”，名实固然相符，心里却不舒服。难怪人家说老头儿有点“老神经”，其不通人情已属显然。　　

    我攀谈着说，“我以后跟你学唱京戏啊！”　　

    “你的嗓子怎么样？先唱一句歌给我听一听，只要唱一句。”他立即在沙发上坐直了身子，认真地说。　　

    我便又感到这人其实是个很好的人，也很有意思。我就唱了一句歌，“郎呀，咱们两个是一条心啊……”　　

    “嗓子还可以，但唱得不对，是这样唱，你听。”他马上示范地把这句歌唱了一遍，婉转流荡之处，果然唱得准确、动听。他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和脖子的微微扭动，都切合歌意，妩媚有加，他也很讲究唱歌时的唇形。刚才的灰蒙蒙的老头儿，在我眼中已完全改变了形象，这是一个活泼在行的文艺工作者啊，只不过岁月使他无可避免地已经是很不起眼的老年人了。　　

    我说，“那么你能不能唱一段京戏让我听听？《借东风》！”　　

    “不行，我不唱老生，我是梅派。”他几乎是断然地说。　　

    “噢，那就唱一段《贵妃醉酒》吧！”　　

    “现在不唱。我每天唱是有一定时间的。以后你就会天天听到。恐怕要妨碍你小作家写作了！”　　

    “不要紧，我正好跟你学着唱啊！”　　

    正说着，进来了几个人，他们同老头儿聊起话来，我就离开了。只听得老头儿对众人说，“我刚才认识了我们小作家……”　　

    委实是叫人气馁，这个“老神经”！　　

　 　

    我第一次听戈融老头唱京戏，旁边有几个瓦匠。他们正在吸烟休息，戈融老头来了，说，“好呀，给我们文化人修屋子了！”我向他详细介绍修屋的情况，他没有认真听，却说，“我唱一段京戏给各位师傅听听！”我就据我所知给几个瓦工师傅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离休老干部，一九四四年的新四军战士！”　　

    瓦工师傅们一齐望着他，好像要从他身上望出什么来似的。　　

    戈融老头忙说，“我没有打过仗，我是二分区文工团的演员，过去唱歌，教音乐，现在只唱梅派。”接着他忽然尖起嗓子来说，“我们就开始吧！”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大家笑了起来。他念道，“如此，妾妃出丑了！”又用正常声音解释说，“这是楚霸王的老婆虞姬说的话，下面就是虞姬的一段唱，”他转过身去，面壁，用尖嗓唱道：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　　

    果然是梅派的味道。他停下来，问瓦工师傅们，“口词听得清吗？”大家都说，“听得清！”他就转过身去，继续面壁唱道：　　

    “羸秦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四路起干戈。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一刹那。宽心饮酒宝帐坐……”　　

    瓦工师傅们都觉得有趣极了。他说，“我是助兴，因为你们来给我们修房子。平时我从不随便唱的，而且又没有伴奏！我每天练习三回，上午一回，下午一回，晚上一回。我有个留声机，放梅兰芳的唱片，我跟着唱。不过高音部份现在我跟不上去，我老了，中气不足了。”　　

    他忽然从口袋里拿出半包香烟，递给我，说，“大前门的，现在也不算好烟了，你招待一下。老太婆叫我上街买五香粉的，我倒在这里唱起来了。”他向瓦工师傅们点点头，说“各位大师傅，再见！”说罢脸上却立即出现不胜其烦似的表情，立即转身，有点摇摇曳曳地走了。　　

　 　

    我原没有宿舍，迫不急待搬进了这间屋子。我住了一些时候，戈融老头还没有搬来，于是他的那半边空着。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他拎着小竹篮，里面是几块豆腐，脸上依然一副不胜其烦的表情。我问他，“你怎么还不搬去住的呢？”他说，“现在天冷，家里还可以挤挤，到天暖了，我就同老太婆搬来住，而且要起伙，老家就让给儿子住了。”他稍停了一下，忽然说，“我搬了去，天天要唱，你会嫌烦的。”我说，“无所谓。”他说，“我也是怕影响你小作家写作。你需要的是安静。我家老太婆是叫我先把留声机搬来的，好不容易要到了房子，空在那里也不好。但我怕影响你写作。”我笑道，“不要紧，不要紧。”　　

    又过了一向时，我正在写东西，他一头走进来，说，“小作家，我马上要搬来了，我的儿媳妇生孩子了，我不能在家里唱了。”我说，“那当然，产妇需要休息。”他说，“没有办法，要来妨碍你写作了。”又说，“不过我是有一定时间的，也不是整天唱。”我说，“你唱你的，我写我的，各得其所。”他看着我的桌上，说，“你在写书啊？写书先要看书，你要多看书。”他伸手从我桌上拿起一支香烟，说，“什么牌子的？好吃不好吃？”说着又拿起我桌上的火柴，给自己点上烟，吸了一口，说，“哦，还可以。跟大前门差不多。”其实我的烟比大前门好得多。他又吸了一口，说，“你不要一天到晚写，要采访！来，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的故事多呢，以后慢慢讲，今天先讲一个。”我就套上笔，说，“好，听你讲故事。”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的一天，我在盐城，我们文工团在那里演出。盐城镇上有我的一个大表嫂，她一个人过，大表哥带着孩子到上海去了，大表嫂暂时留在家里看房子，她家里房子比较多。我去看望大表嫂。她那里有一个年轻女人，很漂亮，穿着旗袍，娇小玲珑。我以为这个女人岁数比我小，但大表嫂叫我喊她二嫂嫂。我就喊了一声二嫂嫂。大表嫂说她们晚上有几个人喝酒，叫我也去。　　

    “晚上，我去了。桌上果然有酒有菜。除了大表嫂和二嫂嫂，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也穿的旗袍，大表嫂说都是她的朋友。　　

    “喝了一会儿酒，大表嫂对二嫂嫂说，我这个小表弟，歌唱得好呢，跟留声机上的一样！她就叫我唱一个歌，我本想唱《新四军军歌》，又一想，这是在亲戚家里喝酒，就唱了一个当时的流行歌曲《爱的波折》。”　　

    戈融老头就把《爱的波折》唱给我听，他柔柔地唱着，脖子微微扭动，眼波流转。我不禁大笑，说，“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啊？”他说，“这个你放心，从歌词到曲子到规定情境一句也不会错，我是演员！”我不由得敬佩地“噢”了一声。　　

    他继续说，“我唱了之后，她们都鼓掌。大表嫂说，二嫂嫂也唱一个吧！二嫂嫂没有推辞，她站起来，离席走到旁边的东房间去了，顺手放下了房门口的布帘子。她在房间里唱。她的嗓子很好，唱得也好，如果到我们文工团去做一个女歌唱演员，完全可以。她唱的是《卖相思》。”　　

    戈融老头又把《卖相思》唱给我听：“我这心里一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怕生病，偏又把个病儿害。无奈何，请个医生来。”他唱得妩媚哀婉，我又禁不住哈哈大笑。　　

    他说，“二嫂嫂唱过后，就撩起门帘，从房间里走出来，脸上红红的，不看我。她不看我，倒让我心里一动，但我也没有过多去想。后来时间到了，我就回驻地睡觉，第二天就开拔了，所以再也见不到这个所谓二嫂嫂。过了些时，文工团又回盐城，大表嫂找到我，对我说，二嫂嫂在上海给你找了一个工作，薪水也高，并且有房子给你住，什么都现成。我说我参加革命了，不能脱离革命队伍。我是在学校读高中时，我的父亲派人把我叫回去参加新四军的，我的父亲当时是有名的开明士绅，他有三爿厂。大表嫂见我态度坚决，很遗憾。我问她，二嫂嫂是我哪里的嫂嫂？她告诉我，不是什么二嫂嫂，是她的一个同学的妹妹，做了一个伪团长的二太太，伪团长倒是个高中毕业生，还会写诗填词，可惜在战场上打仗死了。二嫂嫂就到上海一个公司去当了职员。我问，那她为什么要我到上海去呢？大表嫂在我头上戳了一指头，说，傻瓜，她看上你这个小表弟了！”　　

    我还想听下去，但戈融老头的故事嘎然而止，说，“再给我一支烟！”我忙递了一支烟给他，并且为他点上火，他吸了一口，对我说，“怎么样？两支香烟换一个故事，还是合算的吧？”我正为他这样有趣而感到愉快，他却立即皱了眉现出不胜其烦的样子，招呼不打就走了。看来，他总是会在瞬间坠入一种心烦的状态里去。　　

　 　

    戈融老头以后真的搬来了。他的家人为他搬来一张旧式床，一对老式沙发，此外，就是留声机，也是老式的，并且很旧了。　　

    第二天，我从外面进屋，他忽然走过来，极其烦躁，说，“你来给我看一下，是怎么弄的！”他像个孩子，气鼓鼓的。我走过去，他把手上带插孔的灯泡龙头凑进电线上的龙头，电灯亮了，但他期待中的留声机不响。“不晓得什么毛病！”他嘟哝着。我左弄右弄了一阵，也还是不行。我问，留声机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我说，“这龙头还是新的呀！”他说，“我才买的，已经去换过一回了，我再跟他们去换！真倒霉！”他就拿了那龙头，气鼓鼓的，出门上街找有关商店去。过了好一阵，他回来了，没有叫我，他自己在弄，不一会，留声机响了起来！是梅兰芳的歌喉。他又走到我这边来，说，“响了！原因还是那个龙头不行！我跟他们吵了一通，退了货，到另外一个店里去买的！这一个龙头没有问题了。把时间都耽误了！”说罢，他又回自己屋里去，这就听到他清了一下嗓子，把唱针拿了一下，从头开始，然后跟着留声机唱了起来。听到他专注的一丝不苟的歌唱，晓得他已经把刚才的烦恼生气丢开去了。　　

    戈融老头暂时还不在这里睡，他只是如他所说，每天来练习三趟。大门响处，一串匆匆的脚步声，然后听到那边的房门响，开了房门立即“砰”一声很坚决似的关上，于是听得见他走到里面一间去了，开了留声机，京胡的弓在弦间挣扎出优美动听的曲调，板鼓伴随，典雅无比的梅兰芳的歌唱出来了，戈融老头清一下嗓子，准确无误地跟唱上去……大约半个小时，突然的沉静，“啪”一声，留声机盖起来了，他从里面走出来，开了房门，锁上房门，脚步声走到大门口去，“砰”一声，他从外面关上大门，走了。　　

　 　

    戈融老头就这样每天来三趟，对我的干扰不算太大。过了一向时，他来了之后，停留时间加长了，而且只听不唱。梅兰芳的唱片放过了，又放张君秋的，后来，放起了《沙家浜·智斗》，最后，忽然放电影《红高梁》中粗犷的歌曲，“喝了咱的酒，上下通气不停留……九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好酒！”音量很大，板壁都好像震得在动，我忍受不住，只有走出去暂躲，我想，老头怎么这样不自觉起来？　　

    就这样有好几天。某个下午，他走到我这边，要我给他拧开茶杯盖子，我给他拧了下来，他接着跟我要茶叶，我给了他茶叶，他不走，又跟我要个信封，我找给了他，他仍不走，似有话要跟我说，我就放下刚抓到手的笔，请他坐下来，他却忽然恼火，双手把他的茶杯举过头，说，“你是要赶我走吗？我最怕的就是受人的气！我把茶杯掼到你桌上去！”我想我对他并无过失，很想冲他说，“你怕受人的气，我就不怕受人的气吗？”但我忍住了，想，这就是他“老神经”发作了吗？我于是很冷静，很柔婉地说，“我是看你有话想对我说，所以请你坐下来，不是要赶你走，我还想听你讲故事呢！”他的绷紧的身体立即松驰下来，放下手中茶杯，很颓唐软弱地在椅子上坐下，说，“我告诉你，我不告诉别人，我的病要发了，我自己心里有数，不过心里有数也控制不住，我现在要去睡觉。”他这时脸色变黄，眼睛发涩，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他站起来，手中拿着茶杯和信封，恍恍惚惚的往外走，出于不放心，我跟着他，还好，他坚持着回到了自己的屋里。　　

    戈融老头不知什么时候离开的，后来他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来，他大约如他所预感的是发病了，我倒是得到了清静。　　

　 　

    春节前的几天里，戈融老头来练习的时间长了一些。他心事很大地告诉我，“这几天嗓子反而吊不上去，唱得不理想！越急越不行。初二到初五，我一天起码有两场演出。年年春节文艺活动少不了我的梅派清唱！现在不练习好了，到时唱个黄腔，下不了台！小作家，你说是不是？小作家什么时候有大作出来？”末了，他竟很高兴地跟我开起玩笑来。我已经熟悉了他,就只是笑笑，算是回答。　　

    又有一天，大门响处，一阵脚步声说话声，是他领了什么人来了，在隔壁吱吱呀呀地拉起了京胡，同时开了留声机，而后他唱了起来。这样热闹地练习了一阵之后，忽然都走到我这边来了，跟着他来的是两个老头，手中还拿着京胡二胡。我站了起来，戈融老头指着我对他的朋友说，“这就是我同你们说的小作家！”两个老头连忙哈腰说，“久仰！久仰！”戈融又立即说，“你写你写，我们走了，不打扰你！”他们果然走了，大门砰然一响，然后是顿然一空的那种宁静。　　

    正月初三这天上午，他来了，穿一件崭新的呢大衣，头上换了一顶新式的帽子，脖子上还有了一条白色的羊毛围巾。他告诉我，“昨天两场，一场紫竹公园，一场政协礼堂，都唱得理想，大家鼓掌，叫我再来一个，我不听起哄，嗓子如果唱倒了，怎么行呢？今天又是两场，我来练习一下。”我说，“现在请你演出，要付钱给你吧？”他说，“吃点瓜子糖果，喝点茶水，就行呐，没有钱。”说罢，他就去练习了，房门又被那么坚决似的“砰”一声关上，留声机响起来，他开始清嗓子……　　

　 　

    有一天，他唱过之后，走到我这边，问我，“我唱了这向时，你适应吗？”我故意说，“不太适应。”他说，“你没出息！哪怕外面打炮，你也应当照常写作！戏剧和文学是姊妹艺术！但你如果实在不适应，我唱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休息，我不会唱很长时间。我也没有想到，过去我是唱歌的，怎么现在偏偏喜欢唱梅派？唉，你这个苦瓜，现在才有这样的房子！”　　

    我说，“你唱你的，你不要考虑我，你如果不过意，就给我讲故事，上次讲的二嫂嫂，就很有意思。”他笑起来，说，“我的大嫂嫂春节还到我家来过，说我那个二嫂嫂还在上海呢，也老了，二嫂嫂前些时还问到我。”我不觉大笑，说，“到底是多情反被无情恼，还是无情反被多情恼？”他说，“那个不谈。对你可有启发？”我说，“有启发！”他说，“有启发就行。”我问他，“《新四军军歌》你现在还记得吗？”他说，“记得！”就挺一挺胸脯，唱给我听：　　

    “光荣起义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战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百里转战，穷山野营……”　　

    他唱着，胸脯挺起来，头昂起来，眼睛红了，有了泪水，我能体会到他的那种心情，我的眼睛不觉也湿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