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忆往谈旧录(节选)》

上编：抗日战争时期之前

　　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1)

　　我想谈的就是这个题目：“辛亥革命前后我的活动与见闻”。分三段叙述：一、辛亥革命前夕；二、反清又反袁；三、清廷退位之后。
　　一 辛亥革命前夕
　　辛亥革命前，我在北京顺天中学读书，后来顺天中学升为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那一年，我正好在这个学校毕业。我在顺天中学读书时，有位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甄元熙，广东人，他是后来插班到我们班上来的。他从广东来北京前，就有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关系。在学校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秘密地讨论是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当时，他是革命派，我还算是站在君主立宪派那一边的。不过，由于清廷的顽固，我自己思想上受到革命的影响，也起了变化，后来也就成了革命派。
　　当时有一本在日本出版，秘密流传到北京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这是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与立宪派梁启超等人，分别发表在《民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两派之间的论战文章，由旁人汇集起来出版。那时候我们都秘密地看这本书。
　　辛亥革命前一年，在上海有一张《民立报》，是由于右任主持出版的，这是革命派的机关报，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当时，我们虽然还只是中学生，但已在秘密地搞革命工作了。那时候在华北一带奔走革命的，有一位叫胡鄂公的湖北人。他不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在哪里工作说不上来，他的任务是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做革命联络工作。那时在北方的秘密革命组织叫“京津同盟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北方的一个分支机构。“京津同盟会”的首脑是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他们三位，汪精卫是在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同黄复生从广东秘密地来到北京的，他们的任务是刺杀摄政王。因为那时宣统皇帝还只是个四五岁的孩子，实际当家的是宣统的父亲——摄政王。革命派想刺杀摄政王，他们在夜里去埋炸弹，炸弹埋在摄政王每天早晨从他自己的府第入朝，进皇宫时必经的路上。结果，汪精卫等人虽在夜里去埋炸弹，还是被人发现而遭逮捕，投入监狱。当时清廷居然没有杀他，一直关在监狱里。到了辛亥革命那一年，袁世凯才下令把他给放出来。当时，袁世凯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有他的阴谋和打算。他一方面站在清廷这一边，来对付南方的革命势力；另一方面，他又借革命派的势力，来威胁清廷。清廷这时是隆裕太后，小皇上就是那个宣统，刚刚几岁。袁世凯就利用南方革命派的声势，来威胁清廷，吓唬孤儿寡母，同时又借着清廷方面，向南方革命派讨价还价。这时候，我和甄元熙等一些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开展各种秘密活动。我们在北京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在东单二条，外面看起来是个杂货铺，里面是我们的秘密机关。另一处秘密地点，设在后孙公园的广州七邑会馆。现在这种各省会馆没有了。在清朝末年，这种会馆在北京是很多的。
　　以上这些，都是辛亥革命前夕的事情。
　　二  反清又反袁
　　底下就要说到反清又反袁。这里必须把反袁的事情说明一下。辛亥革命本来是为了反清，反清的时候，首先发动起义是在武昌，那天正好是阳历的十月十日（阴历是八月十九日）。开头倡义发难的，本来是一些军队中的下级军官，有好几位，如熊秉坤等人。暴动起来以后，他们推黎元洪为首，称都督。这时以大江南北来区分，江南，武昌方面是黎元洪的军队；江北，是袁世凯的军队，由段琪瑞、冯国璋统帅。袁世凯的大军压境，有意留在汉口这边不渡江。如果当时渡江进攻，他们是可以打败黎元洪的，因为他们的兵力强大得多。袁世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想法子培植自己的势力。当时他并不想消灭南方的革命势力，他要借着南方的革命势力，向清廷要价。所以他的军队就留在江北岸，不过江。并且还要段祺瑞、冯国璋领衔，包括其他许多将领，打电报回北京，要清廷让步，实质也就是要清廷退位。
　　补充说明一下。清廷退位之前，清廷的王公贵族都是懦弱不堪，没有勇气与革命派对敌。亲贵中只有一个人，名叫良弼的主战，他要跟南方打，他是日本留学陆军的。在这种情况下，京津同盟会决定要除掉良弼，就派彭家珍去刺杀良弼。当时良弼住在西四红锣厂，彭家珍印了一张名片，假造清廷的官衔，去拜访良弼。到了良弼住宅门口，扣门问询。门房回说：“大人还没有回来”。正说话时，良弼坐着马车来到门前。彭家珍即向他投下炸弹，彭家珍本人当场被炸死了，良弼先是受伤，后来也死了。这样一来，清廷方面就没有人再敢主战了。一方面革命派势力起来；另一方面，在袁世凯的威胁之下，清廷就只好退位了。
　　我们看出袁世凯这个人太坏，他借着清廷来威胁南方，又借着南方的势力来压服清廷。我们京津同盟会这个组织，就要想法子除掉袁世凯。袁世凯当时是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住在现在东四南边外交部街的一座西式洋楼里。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汽车，最高贵的是双马驾辕的马车。袁世凯每次上朝总是坐着马车，前面是卫队长，骑着马开道，前后都有卫队保护。我们京津同盟会的同志，就在金鱼胡同那条丁字街口的酒馆楼上埋伏着。那里离东安市场很近，袁世凯去皇宫入朝，都要经过这丁字街拐角处。那个地方刚好有个酒馆，酒馆有楼，楼上可以供客人喝酒，楼下是卖熟肉和小吃的。行刺袁世凯是在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执行刺杀任务的是张先培、杨禹昌、黄之萌等四人（其中一人已忘其姓名）。我们称之谓“刺袁四烈士”。四个人在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观察，等到袁世凯的马车正好在楼下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从楼上投下炸弹。炸弹爆炸，结果把袁的卫队长给炸死了，却没有炸着袁世凯本人。袁就此借口不入朝，不进宫了。卫队上楼把四个人都抓住了，后来都给枪毙了。这四位烈士与彭家珍后来被合葬一处，并立有五面碑一座，碑的每一面各镌刻着一位烈士的姓名。烈士墓和碑的地点，原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现在熊猫馆的东南面，惜现已不知去向了。
　　三  清廷退位之后
　　我们虽然认识到袁世凯这个人坏得很，对于革命事业很不利，有刺杀袁的计划，但是没有成功。
　　当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在美国。他得知革命军已经起来了，就从美国赶回国内。不久，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可是他知道革命军的力量在当时还很难达到北方，知道自己兵力抵不过袁世凯的兵力，为了把袁的势力拉过来，以求得全国的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定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袁世凯南下就职，政府设在南京，不设在北京。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就是要袁世凯离开他那个老巢，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开展一个新的局面。尽管让袁世凯做总统，可是这样一来，政治空气和政局就不相同了。因此，南京方面派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六人为“迎袁特使”，来北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很狡猾，他晓得南下于他不利，所以他就趁着迎袁特使到北京的时候，搞了个“兵变”。那是一九一二年阴历正月十一日傍晚，那时候市民都还不知道，各戏园子还在唱戏。那天晚上，我正陪着母亲在大栅栏广德楼看戏。大家正看得热闹，突然间锣鼓停止了，台上出来一个人，他说：“外边兵变了。到处抢东西，戏演不下去了，请大家各自回家去吧!”戏不演了，大家只好从戏园子里出来。我亲自看见变兵朝天放枪，到铺子里面来抢东西。街上碰见阔人就抢钱、抢表。热闹街道都放火烧；那次，东安市场就给烧着了。我当时住在崇文门外花市南边的缨子胡同，我们家的房子有个楼，上楼顶看到城里各处都起火了。
　　变兵还有意把六位特使的馆驿包围起来，吓唬他们。欢迎袁世凯的六位特使，这时还没有见过袁世凯。这个变动来了，袁世凯却先派人去安慰他们，表示北方形势很乱，非他坐镇不可，表示他不能南下就职。六位特使没有办法，只好回南京再开会商议。商议结果，最后只好同意袁世凯留在北京，政府也只好迁就他设在北京，孙先生让位，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
　　当时南京公布过一个临时约法，约法的起草人就是宋教仁。也有个议会，就叫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由临时参议院通过，最后由临时大总统公布。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临时参议院也只好北迁了。临时参议院的组织内容，前后有变化。开始，由各省都督推派三个人到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后来起了变化，三人改为五人，不由各省都督派遣，而由各省参议会推举。
　　说到我自己，清廷退位之后，革命暴力是用不着了，我们京津同盟会的一般同志，不少人转入文字宣传工作，都去办报了。我们当时办的报纸名叫《民国报》。《民国报》的社长大家推举甄元熙担任，总编辑是孙炳文。当年我是二十岁，孙炳文大我九岁，孙是一位老大哥。我当时的职务是外勤记者，任务就是对外采访新闻，偶而也写一点短评之类的文章。我在文章上的署名没有一定，有时是写“寿民”，有时还写成“瘦民”。我们这位孙炳文大哥，有一次在给我写扇面题词时，在称呼上给我写了“漱溟”这两个字。我一看，这两个字比我的“寿民”、“瘦民”两个字好，从此我就改名为梁漱溟，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孙炳文先生号浚明，四川叙州府人。他是我们办《民国报》的总编辑。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是我们这位孙大哥的女儿，孙维世的母亲叫任维坤，她是我们《民国报》的一位女编辑。任维坤是任芝铭的女儿。孙、任都是我们报馆的同事，他俩是在报馆工作时相识，而后来结成了伴侣。其后孙炳文在德国留学，和朱老总在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清党时惨遭杀害。那时他从广州到香港，又从香港坐船到上海，被国民党发现后逮捕，惨遭杀害。他的夫人任维坤后来在延安工作，改名为任锐。我一九四六年重庆的旧政协会议开会后，第二次去延安时还见到过她。当时她告诉我，她有一女一儿，孙维世是她的女儿，儿子叫孙泱，曾任教中国人民大学。
　　《民国报》开始创办是在天津，后来才迁到北京来了。民国元年，中国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成为“中国国民党”，这时就把《民国报》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我们这些人就退出来了。党本部派来接收报馆的是汤漪，他当时是国会议员。
　　当时参加临时参议院的小党派很多，都是临时发起组成的，并不是原来就有的。譬如说，一个关系较大的小党派——“统一共和党”，它的头头就是吴景濂。统一共和党当时在临时参议院里，共有十几位参议员。因为吴景濂是东三省人，这十几位参议员也大多数是东三省的，同时也有几位是华北的。原来的临时参议院议长是林森（他后来担任过国民政府主席），副议长陈陶遗。陈当时在南方没有北上。林森议长辞职。为了选举临时议院的议长，本来这个时候还没有组织国民党，这时在参议员中形成了两大派，一左一右。以同盟会为背景的为左派，以共和建设讨论会为右派。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形成两个大党，一为国民党，一为进步党。进步党也是几个小党派合起来的，包括共和党。共和党以南通张季直为首，黎元洪也是共和党的。
　　最后还说这么一段事情。
　　临时参议院从南京迁到北京。我担任外勤记者，有记者证，凭证哪里都可以进去。临时参议院开会时，我经常去那里采访消息。有一次正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临时参议院行宣誓就职典礼，我亲眼看见袁世凯先在台上宣读誓词，读完誓词之后，由议长林森领他下了主席台，走出议会大厅，到外边照像留影。参加照像的有参议院议员，也有政府内阁阁员。新闻记者不让参加，但是可以远远地望见他们照像的情景。因为我们在楼上旁听席上赶着下楼来，走得快一点，先出来了。我正向外张望，林森议长领着袁世凯从我背后走来，正好在我右边身旁走过，所以我当时看得很清楚。我看到袁世凯穿了一身陈旧的军装。他这个人身材很矮，像是腿短了些，上身肩膀宽大，脸上既没有刮脸，也没有正式留胡子，头上也不戴帽子。看起来，他对于这次就任大总统并没有当一回事似的，没有郑重诚敬之心。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1)

　　我到北大任教的经过
　　我到北京大学任教，始于一九一七年下学期，而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先生之知我，是因看到那年 （一九一六年）六、七、八月上海《东方杂志》上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今日看来实无足取，而当时却曾见赏于许多人。记得蔡先生和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之文学院长），以印度哲学讲席相属之时，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只不过初涉佛典，于此外的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而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学，皆指“六派哲学”而言，其中恰没有佛家。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我说不知道。蔡先生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他这几句话打动了我，只有应承下来。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当时分不开身，当时我正为司法总长张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时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沈先生多为张公照料外面周旋应付之事，我则为掌理机要函电。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为主，张公实代表西南滇川两粤而入阁。正在南北初统一，政治上往来机密函电极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于此门功课夙无准备，况且要编出讲义，如何办得来？末后只得转推许季上先生（丹）为我代课。
　　及至次一年，经过张勋复辟之役，政府改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职，南游入湘。十月间在衡山的北军王汝贤等部溃走长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随着溃兵难民退达武汉，就回北京了。因感于内战为祸之烈，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呼吁有心人出来组织“国民息兵会”，共同制止内战，养成民主势力。自己印刷数千册，到处分送与人。恰这时许先生大病，自暑假开学便缺课，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于是才到北大。
　　许季上先生在佛学上的素养远胜于我，又且长于西文。他讲印度哲学，一面取材西籍，一面兼及佛典。我接替他，又得吴检斋先生（承仕）借给我许多日文的印度哲学书籍作参考。其后，我出版的《印度哲学概论》就是这样凑成的。我在北大，随后又开讲一门唯识哲学，自己编写了《唯识述义》三册，次第付印（今已无存）。对于讲唯识，我后来有些不敢自信，建议蔡先生由我去南京支那内学院请人来讲。初意打算请吕秋逸先生（），未成事实，改请了熊十力先生。熊先生来到北大，即有《新唯识论》之创作。他却是勇于自信而不信古人的。一九二○年我提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了一个月的讲演，不在哲学系课程之内。然却由此在哲学系添讲儒家哲学一课。到一九二四年暑期我自己去山东办学，辞离北大，计在校共有六个整年。
　　当时有关佛学的其他讲座
　　当时我讲的印度哲学既括有佛学在内，又且专开一门唯识哲学。但在爱好哲学从而爱好佛学的蔡先生，犹以为未足，先后又请了几位先生任讲佛学。一位是张尔田先生（孟劬）讲《俱舍论》（代表小乘）；一位是张克诚先生曾讲了《八识规矩颂》《观所缘缘论》（代表相宗或称有宗），还有一位邓高镜先生（伯诚）曾讲了《百论》 （代表性宗或称空宗）。虽然其时间都不长，似亦不列入哲学系正式课程之内，然而蔡先生之好学却于此可见。其中张克诚先生，原是先在西四牌楼广济寺自愿宣讲，任人来听的。蔡先生和校中一二同事亲往听讲几次，便约请其到校内来讲了。
　　我们从许多处皆可看出蔡先生对学术、对教育、对社会运动有他一股热诚，不愧为应乎其时代需要的革命家，而全然不是一位按照章则规程办事的什么大学校长。所有的史料均足为证明，即如上述一些小事亦复可见。
　　哲学系的盛况
　　蔡先生曾创立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又尝在校自己讲授过美学。他为哲学系先后聘请的教员很多，我不能悉记，即不能备举。我且举一个张竞生。这是从美育、美学而联想起来的，因为张先生曾讲了一年《美的人生观》。并且把它印成了书出版。这自然是他自己的学说。其后，他在校外又出版一种《性史》，似是陆续发行的期刊，其内容猥亵，很遭物议。我虽亦认为给社会的影响不良，然却谅解其人似与下流胡闹者有别。总之，由蔡先生的哲学兴趣，又请了一些有哲学兴趣的教员，便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①。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一九二三年前若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二百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然而莫以为来听的人，都是钦佩这位主讲的，例如有彭基相、余光伟等同学，他们都不大同意我之所讲。据闻他们对旁人说：“我是来听听他荒谬到什么程度。”这种态度并不可厚非，这正见出当时学术气氛的浓厚。大家都在为学术，所以学生求学非只为取得资格、取得文凭。记得同学朱谦之曾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蒋梦麟代校长有书面答覆张贴出来，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像这样不计较分数和文凭者颇有其人，非只朱一个。同时，我还清楚记得张贴出来的答覆上面，竟称他“谦之先生”。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蔡校长在北大的一段历史意义不寻常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启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毛主席曾说过这样一些话，可以为证：
　　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以上均见《新民主主义论》）
　　如所周知，这是远从世界历史、近从中国历史当其时机运会到来所起的一大变化，自有许多人聚合参预其间，不能归功于任何一个人。然人必有主从，事必有先后。论人则蔡先生居首，论事则《新青年》出版在先。许多人的能以聚合是出自蔡先生的延聘，而《新青年》的言论倡导正都出自这许多人的手笔。
　　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始于一九一五年，经过一年多，一九一六年蔡先生聘他为文科学长。蔡先生一向主张办大学要以文、理两科为主，所有其他法、商、工、农、医等科都是在这两科学术基础上的发挥应用。故尔，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其任务全在把文、理两科办好。两科比较，文科尤为蔡自己兴趣所在，则其聘陈，非出一时随便可知。据我当时见闻，事情却又凑巧，蔡来京就校长职，税居南城官菜园上街。陈适亦为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个出版社，《新青年》初由其印行）募集股款来京，住于旅馆中。两位先生虽早相识，然对于文科学长人选，蔡初未有意于陈，旁人力荐，经访谈几次极洽，乃定局。陈是反封建的一位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其为人圭角毕露，其言论锋芒逼人，恰与蔡先生的为人态度不相似而极相反。人人皆知蔡先生长北大，于新旧各派人物兼收并蓄，盛极一时。然其内心倾向坚持在新的一面，我们从其用陈见之，尤于其后一力支持陈氏见之。校外固然把陈当作洪水猛兽来反对，校内亦有不少人对他有反感，因为他往往说话得罪人（例如在会议席上当面给理科学长夏元以难堪之类），而且他细行不检，更予人以口实。然以有蔡先生自己出面对外承担一切，对内包容不疑不摇，故卒能俾陈发挥其作用。
　　胡适到北大，即由陈引来。行严先生与蔡与陈皆相熟至好，很快经邀聘到校，任教逻辑一课兼图书馆主任，但未能久于其事①。
　　李大钊则由章行严力荐而来，并且以所任图书馆主任让李。鲁迅（周树人）则是早先经蔡先生引用于教育部，此时又请其来校兼课的。此外的人物当然还多。还有同学中亦出了不少有力人物，皆与当时运动有关。然人物尽多，其中要以陈、胡、李、周四人起的作用最大，其影响所及不限于校内，抑且不限于北京一地而能风动全国者，则以种种刊物是不胫而走的。这些刊物，《新青年》而外，如《每周评论》《新潮》《努力》等等尚多，然其中要以《新青年》起的作用最大，又不待言。以时间计之，“五四”、 “六三”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月的事，其时《新青年》刊行既满三年有半。正为在事前有这三年多的酝酿发酵而后乃有北京八校的学生行动和上海各地的罢工、罢市那些风潮出现，不是吗?
　　试看，毛主席之从湖南来北京大学旁听各课②，不正是被新思潮吸引而来，不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之前吗?那时非独青年学子多被吸引北来，就是年纪大很多的，亦有不少人其思想有烦闷、生命有活力亦一样抱着为解决问题的心情而北来。例如今天年过九旬的张难先这位老人家，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且将五旬了。据我所知，不一其例，且不多举。
　　核论蔡先生一生，没有什么其他成就，既不以某种学问见长，亦无一桩事功表见。然而他所成就之伟大，却又非寻常可比。这就是：他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新潮流，冲破了社会旧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为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里，他并非自己冲锋陷阵的。他之所以能成其功，全在他罗致聚合了上述许多人物，倾心倾力维护他们，并从而直接间接培养出了许多青年后起人物。
　　雄  辩  会
　　雄辩会是当时北大同学间发起成立的一种组织，主要以练习作讲演和彼此辩论为务。据我记忆，起始于一九一八年春季，参加者以法科同学居多数。我当时担任着印度哲学讲席，而在古印度社会公开辩论哲理之风最盛，其“因明”之学即发端并发展于此。因此同学们曾邀我在他们会上讲过一次话。其会务主要负责人，记得是方豪、雷国能等同学。此会后来发展如何，延续下去有多久，不详。
　　行  知  会
　　“行知会”抑或为“行知社”，其名称我记不明确。其发起成立似较晚，大约在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三年了。这是由哲学系同学们所发起，而参加者亦以哲学系同学居多。当时北大同学中间的种种组织非常之多，或注意知识方面，或注意艺术方面，或注意社会问题而有志于社会运动。唯此会则以个人的品德行谊为其注意所在，只要求各人就其所知所信而勉行之，故称“行知会”。参加的同学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不过教员方面被邀请参加者亦颇有人，我本人即其中之一。据记忆，还有徐炳昶先生（旭生）、屠孝先生（正叔）；乃至其时在校任课的德国人卫礼贤先生亦参加。凡会员初次出席于会者，即自己谈其所知所信和过去生活经历，以及今后如何自勉。记得我曾亲听到卫礼贤自谈其早年如何来到中国传教，久而久之，如何如何大大佩服了中国文化和学术，今后回国将以毕生精力从事译述宣传云云（他的中国语文很好）。其时负责会务者，只记得一个同学是河南人，姓杨，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

　　记彭翼仲先生(1)

　　——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一九○二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一九二七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一九二七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一九三二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的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一九○二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一九○四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一九○六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 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一九○二年和一九○三年的，而缺一九○四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①。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四十六页）
　　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联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一九○七年被解往新疆。到一九一一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一九一三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①。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一九一八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一九二一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停刊了②。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①。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拣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上略）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 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做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功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干。（下略）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山东的举动”一段，其中说：
　　德国人经营山东， 最注意军政上一切布置，其次便是商业。……（胶济）铁道经过的地方皆有德国陆军来往，其用意可想而知。……请大家闭眼想一想德人在山东是怎样举动。
　　德国驻京公使持此报纸到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了交涉。
　　在此事之前，就有一次英国公使行文外务部为《京话日报》的言论提出交涉了。那是因为英属南非洲虐待华工，惨无人道，报纸揭载并极力反对其在京津一带以及附近各地招工，同时还将洋商汉奸在闽粤一带勾结贩卖华工的惨剧编成小说《猪仔记》，加画图连载多日。外务部为英使所迫，札饬五城公所（一种旧警政机关）勒令具甘结以后不再登载。彭先生一面从容应付，一面在报上发表一长篇演说（见于七十三号到七十六号四天的报上），其标题竟是：  “本报幸逢知己”。
　　“知己”指英国公使。为什么说他是知己呢？彭先生文中自述他在办不办《京话日报》这问题上原有些犹豫未决，只为这年（一九○四年）五月间亲见一批华工被送出洋，其状甚惨，深受刺激，才促成了他决心办这个报，末后就结束说：“这是我办《京话日报》的始末根由，却从没有向人说出过，现在被萨道义公使看透我的心事，岂非是一位知己吗？”
　　我说它真正的发刊词在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正为此。
　　请试想一个报纸出版不过二三个月，便引起了外强迭向这弱国政府提出交涉，其爱国反帝的精神气魄岂不可见。
　　更妙在彭先生的应付很得法。他对五城公所的勒令具结难以当下反抗，便先口头应承，却马上自己去见英使。英使派员接见。彭先生指出，当初中英订约招工，限定在通商口岸招募，所以你们在此外地方招工我就非反对不可，至于所传虐待各情，倘非事实，请来函本报指明更正。若三日不见来函，仍将接续登下去。其结果是英使竟不再问。而官府——五城公所，倒因报纸之鼓吹，最后亦张出告示来禁止其招募，告示还在一三七号报上登出。
　　及至这次德使来向外务部麻烦时，外务部就有了经验，不再施用压力，而嘱人示意报馆自行了结。彭先生又亲访德使馆，说明本报所载各节，皆从上海某某中外报纸采摘而来，只不过简略地演为白话而已。原报如其更正，本报自必更正。同时就在那篇“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演说文中，坚决表示不能屈服于帝国主义。原文说：
　　本报出版以来，幸得英、德两公使的提倡。假如是因此封了门，把这《京话日报》永远停止，也算中国的国民与外国人争权的纪念。将来外交史上必要说道某年月日因《京话日报》记载英属南非洲招工的事，与英国钦差如何交涉，又某年月日因其记载德人在山东的势力，又与德国钦差如何交涉。怎样个起头，怎样个结果。本报就只出这一百多号，总算没白费功夫，  岂不是两位钦差大臣的成全。
　　然而后来竟亦没有事。
　　其后德使又有另一次向外务部麻烦的事情。那是有一天彭先生在东交民巷口遇见德兵赶车运货回营，嫌其前面的一个中国人力车迟滞，连连举鞭痛打那车夫和车上一老者。彭先生愤其凶暴，特尾随到德国兵营，就其门岗对一对表，知是午后二时又十分钟。次日将其事在报上登出，痛论德兵无礼，警告德使非惩罚那个兵不可。德使这次还算未作过分无理要求，只说要彭先生亲去辨认那打人的德兵。外务部当然更是要彭先生自了其事。彭先生就在报上作答复说，自己当时尾随在后面，未能看见那个兵的面貌。但可指出是两个德兵的右边一个，而且出事的时间地点既然都言之明确了，谅德兵营的官长应不难据以查出其人来。后来德兵营居然认真查追，惩戒了那个兵。
　　经过这几桩事情，《京话日报》在社会上的信誉和声价顿为之一再增高，销数由五千骤升八千，由八千而超过一万多份①。
　　爱国反帝的言论在他报上随处可见，本文无须亦不可能详述。下面大略摘列其新闻或演说的一些标题出来，便可想见其概：
　　忠告日本内田公使（一一二号报）
　　胶济铁路（德国修建）扰民实情（一一九号报）
　　告我国人（一二六号报）
　　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使馆卫兵长官（一三五号报）
　　论近十年来中外通商情形（一四四号报）
　　外患图说（一五七号报）
　　论国债（一六六号报）
　　法国兵不法二则（一七七号报）
　　醉洋兵（一七八号报）
　　俄国兵照旧逞凶（一八八号报）
　　好霸道的日本人（一九五号报）
　　大呼四万万同胞（一九六号报）
　　再忠告内田公使和日本兵官（二五一号报）
　　外国府（使馆或兵营）的势力可怕（一五四号报）
　　抵制美国禁止华工续约（二八二号报）
　　洋老爷（三○八号报）
　　《京话日报》截至被封为止，共出七五一号，这里不过仅就其一小部分报纸来摘取的。
　　读者结合前述德兵打人之事，再从上列许多标题上一看，不难看出庚子后外国洋兵在中国的骄纵横暴，是当时令人十分头痛的一个问题。既然官府怕他们在先，散散漫漫的普通人民还有谁敢抗一抗？况且受欺的大多是劳苦大众，那是更难出头来抗的。唯独彭先生本人的侠勇，配合他的报纸这一文明武器，却让各外使不能不有所忌惮，让中国人民的积愤稍得抒快。《京话日报》和彭翼仲的名声所以传遍京城内外，首先在此。
　　然而要紧的还在于把爱国反帝形成一社会运动，指导人们如何去实践。这却有待于机会，看题目行事；大题目可以大作文章，小题目小作。例如：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被辱激出风潮，陈天华蹈海，遗血书以告国人；杭州惠兴女士热心教育，以身殉学；南昌知县江大令在外国教堂不屈被害，老百姓仇教，又杀了洋人；这些都连续报道其事，号召人们开会演说追悼，以至集资募捐等等，便算小题目小作。其较大的，有如美国禁止（排斥）华工，中国驻美公使与美政府交涉相持经年，不得解决，沿江沿海各埠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北京方面就全靠《京话日报》来响应，来宣传号召。我还记得连我们这样小学生都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并向各“洋货店”（当时商店招牌即如此）检查劝告。那一次运动颇不算小，延续了亦很久。从其震动朝廷，清帝出了上谕来说，“抵制风潮过激，应加意防范，以维大局”（见三七二号报），就可知道了。
　　在类此反帝运动中以及南昌教案风潮中，爱国的基督教徒往往和外国教会或其教士有许多矛盾发生。《京话日报》不止一次刊出中国人要自立教会的消息，并演说鼓吹自立教会，以摆脱外人势力（见五八四号、五九○号报），这与今天的“三自运动”，颇有些暗合。
　　从《京话日报》自身来说，它所倡导的各次运动中声势最大的，得到了广泛响应的，莫如国民捐运动。
　　其缘故是这样的：有一位热心的读者王子贞先生（基督教友，开设尚友照相馆），自己出资成立了“尚友讲报处”，专替《京话日报》做宣传。他在一次演讲中偶然提到庚子赔款四点五亿银两，莫如由全国四亿同胞一次凑齐还清的话。这话原是报上曾有过的话，他就写成一篇讲词，请彭先生阅正修改，随即作为彭、王二人合稿登出来。不想马上有太医院院判张仲元投函说自己首先捐银二百两，促请速订章程办法，早见实行。接连投函者纷纷而来，有个人，亦有集体（如消防队全体官兵），不出五天时间，累积认捐数字便达七百多两。于是一篇篇议论就这样行动具体化起来。那篇讲稿大意说：庚子陪款言明四点五亿两，分年偿付，要到光绪六十几年上才得还完，连利息一起便是九亿两。这是中国人的沉重负担。现在东亦加捐，西亦加捐，要皆为此。为了抽捐，设局所，派员役，薪水工饭开支而外，还不免若干中饱，末后民间所出的恐怕一百亿两不止。民间负担不了，难免抗捐。官说“土匪抗捐”，民说“官逼民反”。前途痛苦，不堪设想。何如全国四亿人齐心合力，赶快一次自动地凑出来，救国救民即以自救。——这样就叫它为“国民捐”。
　　始而报上辟出一些篇幅，标题“国民义务”四字，每天专登各方认捐的衔名、姓名或集体（仍注明各个人名）和捐款。由于认捐一天踊跃一天，所占篇幅愈来愈大，势非另想办法不可。到四二六号报上（距其开始不过五十天）即宣布其暂停，将其另印出一附张，随报附送。此后除有关国民捐的特殊提倡消息在新闻栏登出外，报上即不再见认捐人名和数字。从后来新闻中知道一些贫苦人愿捐的感人事迹，而达官贵人自捐和出面提倡的倒亦很多。例如：以庆亲王为首的五位军机大臣就都捐了；管理内务府大臣世续下堂谕于内务府三旗来提倡；学部尚书荣庆独捐一万两；吉林达将军自捐一万两，还募集了四万多元；广东岑制台、河南陈抚台皆各捐一万两。北京的佛教八大寺庙出头号召全体僧徒开会认捐，而直隶（今河北省）同乡京官全体则集合在松筠庵会商认捐及向全省劝捐事宜。如此之类，不必悉数。意想不到的是涿州在监囚犯亦有三十一人投函认捐，而远远的南洋群岛华侨亦闻风响应。举此二例，其如何澈上澈下和由近及远，均可想像，不烦多说了。
　　捐款总经收处设在户部银行（户部即当时的财政部，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户部银行对于收款即行生息，声明如国家将来不提用，便本息一并发还。计为期约整一年而彭先生被罪，这运动就自然停止，随后由银行出来宣布发还捐款①。
　　维新和社会改革运动
　　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意所指是很宽的，在一七四号报的演说中曾提出过五个项目：一、多开工厂，人人自食其力；二、改良戏曲，激发人心；三、多作对众演说；四、广传白话报，教人人明白大局；五、多设蒙学堂，从小时就教他爱国。大约许多维新和改革事项，他皆认为是开民智，初不止此，而大都类此。
　　本文既将他爱国反帝划分在上面说了，这一段要叙述他所倡导的一些维新改革运动。
　　当我访萧长华老先生，问他对彭先生曾有何印象时，萧老问答大略如下：
　　我本人没有见过彭先生；但我师兄徐宝芳（兰沅之父）却在一次彭先生邀集戏界同人谈话之后，把彭先生对大家谈的话讲给我听，我真是万分赞成和佩服。彭先生要唱戏的朋友们不要自轻自贱，在演戏中负起社会教育责任。要引导人们学好，不要引导人们学坏。第一不要唱“粉戏”——那亦就是今天所说的黄色戏文。记得当年在彭先生提倡下，就禁演了三十多出戏。
　　这里说的某些戏禁演自必有当时地方行政方面之力，不能全归功彭先生。不过戏曲改良确是彭先生所致力的一种运动；所要改革的亦还包含鬼怪迷信和情景凶惨可怕的戏。同时当然更积极提倡有教育意义的新戏。
　　郝寿臣先生曾向我陈说，当年戏剧界一位名角田际云，是能配合彭先生搞这运动的人，应当表扬①。郝本人见过彭先生，便是曾在田家一同吃过一次饭。在彭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田把杭州惠兴女土毁家兴学并以身殉学的一段时事（见前）编成剧本，他自己扮演惠兴女土，就是当时新戏之一。事前向官厅申请，所有演此戏的全部收入都捐助杭州那个女学。有人说北京市上之有“义务夜戏”，即开始于此；但郝先生则说义务夜戏是为了国民捐而开始的。不管哪个说法对，总之不出乎彭先生搞的那些运动开始的。
　　我先父亦是当时力赞这改良戏剧运动的，曾取古书上鲁漆室女忧鲁的故事，编“女子爱国”一剧本，由名角崔灵芝演出多次。其剧本全文就披露在《京话日报》上。
　　新近出版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第一章，梅先生自述其初次试演新戏《孽海波澜》的事，有涉及彭先生的一段话：
　　《孽海波澜》是根据北京本地实事新闻编写的。故事是叙说一个开妓院的恶霸叫张傻子，逼良为娼，虐待妓女，让主编《京话日报》的彭翼仲把张傻子的罪恶在报上揭发出来，引起了社会上的公愤；由协巡营帮统杨钦三讯究结果，制裁了张傻子。同时采纳彭翼仲的建议，仿照上海成例设立“济良所”，收容妓女，教她们读书识字，学习手工；最后这班被拐骗的女子由她们的亲属到济良所领回，骨肉得以团聚。
　　此外还有许多话，这里不必全引来，原书俱在，读者不难取阅。这事出在清末（一九○六年），而把它编戏演出却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作为一个新戏来说，不能算在彭先生戏曲改良运动之内。但这一事件本身却应该认为是彭先生所倡导的社会改革中的一事。
　　当时济良所的开办费和经常费是一面靠了报纸鼓吹劝募，一面靠了官府没收的张傻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
　　及其特殊作风
　　当一九一三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一八六四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①，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着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②。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三十七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①（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祟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②。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①，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②。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这末一点是因为来稿每每从赞扬报纸、恭维彭先生说起，而他感触到社会上那些反对的怨恨的情绪之高，再登许多恭维自己的话，反更招嫉忌恼怒，于事有损无益。
　　投稿踊跃，难以全登，亦且难于估计哪篇何日登出。但又怕久不给登将使投稿人悬望不安，曾用“来稿题名”的办法，选择一批（十二件）可用的稿件披露了其论题和撰稿人姓名（见三五一号报）。稿多，于此可见。
　　这样，《京话日报》就成了人民的喉舌——一个公众的言论机关。
　　（四）以办报发起和推进社会运动，又还转以社会运动发展报纸；把办报与搞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而相互推进。这是彭先生不自觉地走上去的道路，其报纸后来所有之大发展，全得力于此。
　　再说明白些：社会运动当然是从其社会存在着问题而来的。有些先知先觉把问题看出得早而切求其解决，就提出一条要走的路号召于大众，而报纸恰是作此号召的利器。身在问题中的众人响应了这种号召，便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报纸以运动招读者，以读者推进运动。以当时存在的问题而论，一面是封建制度的积弊，一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其可能走的路，一条是维新自强，一条是大革命。彭先生从其感性认识到的问题，取了切近易行的前一条道路，是适于北京社会乃至北方社会这土壤来滋长发展的。一九○二年开创后不到两三年，在北京便声动宫廷，西太后亦要看看这报纸；在北方则东至吉林、黑龙江，西至陕西、甘肃，都在传播①。到它报纸被封前夕——一九○六年下半年正是其发展的最高峰，而这一发展亦就戛然而止了。
　　本文至此，要转回来说它这种作风招出来的社会阻力，以致报纸如何被封。
　　彭先生的报纸既然有所主张，有所反对，好恶爱憎，随事揭露无隐，当然引起了社会上拥护他和恼恨他的两面。后一面即其阻力所从来，可无待言。但有两点还待剖说剖说。
　　一点是他的不畏强御，招致了权威方面的恼怒忌恨。譬如当时驻在北京的姜桂题军队（属淮军系）是一般商民们最怕的，而报纸屡次指斥“姜军野蛮习气不改”，甚且说到了姜桂题本人。又如当时制度上以兵力统治北京的是“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可以随时捕人治罪。而报纸竟以“提督衙门的弊病”为演说题作了长篇大论（见七○六号报）。在此之前，还指责了刑部的积弊。刑部和提督衙门俗号为“南衙门”、“北衙门”，那是极黑暗凶惨可怕的。后来制度渐改，由巡警部直辖内城警厅、外城警厅以统治北京地面，彭先生又去触犯巡警部（详后）。这样积恨已久，如何能逃其毒手。
　　再一点是，彭先生虽只不过倡导维新改良，而在老顽固守旧者却把他混到革命方面去而分不清，问题之落归严重在此。有两个鲜明事例。
　　有一次内外城各阅报社——如前所说的阅报室、讲报处，此时很发达，统称阅报社，约不下四十多个——约期各派代表到“首善阅报社”聚齐，商量为冯、陈、潘、惠四烈士合开一个大追悼会的事①。而届期竟未得聚商，因到场的人太少。查其缘由，是许多阅报社有巡警前来探问查询，又像是通知的样子，说据报革命党进了京，订期二月二日起事，而你们怎么要二月三日聚齐呢？所以吓得许多人不敢到场了。
　　再一件事是，有一台湾人任文毅，日本名字叫藤堂调梅，偕其日妇到京，经朋友介绍借住报馆内。巡警部的探访局把他认为是革命党首领孙文而捕去了。任文毅原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一向不愿作日本人。彭先生根据事实为他力争无效，卒由其日妇诉于日本使馆，还是作为一个日本人而由使馆出面交涉，才得开释。释放的第二天，《京话日报》上登出一行大字：
　　巡警部拿获的孙文已经释放。中国人的事本可自了，而竟作了国际交涉。哭！哭 ！（见七二九号报）
　　虽被捕，营救各事从未见报，除此一行大字外亦不说旁的，而只此一行大字给官府的刺激亦就很够——够他们羞恼成怒的了。
　　所以等到袁世凯的电报一来（见上文），巡警部马上动手。所以彭、杭二人先则同罪，后则异罚。——非借口其他的事加重其罚不解恨①。
　　当时不是没有支持彭先生的那一面人来营救，无奈清廷顽固派总把维新和革命连通一气来看待，难于进言。
　　报纸的被封，彭先生的得罪是用不着惋惜的。在“它”和“他”不是都已经尽了那时节的历史任务吗？所可惜的是彭先生还不能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当他二次办报时候没有他认真要搞的一种社会运动在胸中，从而其报纸亦就缺乏生命力。这样，他的报纸亦就办不下去，而彭先生这个人物亦就止于此了。
　　补记二则
　　当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逮捕彭先生时，其内部就有人把这消息送给彭先生。这正是本文一再说过，他是一面遭到一些人忌恨，另一面又获得人们同情的。消息到来，彭先生何以处此呢？据他自记：
　　先一日（一九○六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友人望桂臣约饮于正阳楼。酒半酣，报馆来人，踉跄奔入，谓：祸将不测，速速藏避，万不可归。余谓辛斋曰：“‘保皇党之结果’发作矣。”盖《中华报》所登保皇党吴道明、范履祥一案标题为“保皇党之结果”也。座中有人献策，嘱急入使馆界暂避，再作计议。辛斋不答。余曰：“平日自命何如？事急而托庇外人，华商之名扫地尽矣！余决不往。”于是置若罔闻，饱啖痛饮，归报馆坐以待捕。久之寂然。十二日黎明入城至道胜银行清理账目，不谈昨夕事。又至各债户处问明欠款数目，午前即归。静候至申刻。汪士元（警厅佥事）持传票来，面作哀惜之色，嗟叹无词……（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四十七页）
　　这里见出彭先生的气概、节操和定力，应须补入本文。
　　又彭先生常常说，他原没有积极要求办第三种报纸的，《中华报》之办起来，是有外因凑成。当一九○四年秋《京话日报》销路扩大，原有印刷力感到紧张，适有广东人朱淇要举办一个大型报纸叫《北京报》①，来与彭先生商量增加机器设备和工人，给他代办印刷。既经签订合同，接受他的委托和资金，乃知他是以“德商”申请登记的，似另有背景。这就与彭先生在思想上不大投契，卒于言语闹翻，取消了合同。而机器设备和技工多人却已从天津到达北京，不能退回。于是自己才加办了第三种报纸，并特定名《中华报》。因他久已厌闻北京市面上把他的报纸呼为洋报，所以要如此定名，而一面恰亦有激于朱某之事而出此。彭先生末后不去东交民巷托庇于外人势力，盖早决定于此时了。——此亦应补入本文。

　　怀黄远庸(1)

　　一九一二年我任天津《民国报》驻京记者，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时年十九。此时黄远庸（名为基，字远庸，以笔名远生行世）于新闻事业已卓有成就，作为同行的后辈对他颇为仰慕，但无缘结识。不意在离开《民国报》后却因一法律问题登门求教于他并由此而缔交。因他又是一位著名律师。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极富才思和才情，年仅十九即中进士，此后东渡日本习法律，归国后常在《少年中国周刊》《论衡杂志》和《东方杂志》发表论文，又为上海《申报》等拥有众多读者的大报撰写新闻通讯，深受社会人士注目。因他在上层社会广交游，善于从言谈中获悉政治内幕，于字里行间予以透露，在舆论界的影响仅次于梁启超、章太炎诸先辈。
　　梁启超曾以《中国三少年》为题对民国初年三个有为的年轻人表示赞赏，第一人即为黄远生，余二人为张君劢和蓝公武。三人中我于黄相识最早，彼此深具好感，不幸三年后他便遇害身亡。君劢后为国家社会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与我往还甚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见面。君劢与我同属中国民主同盟发起人。蓝公武民初曾在北京办《国民公报》，也很有名望，似乎不曾晤过面。
　　我与黄远生前后仅三次见面而甚相契，是因彼此肯定对方的为人。一九一二年家兄先往西京大学（今西北大学）任教，不久家妹亦受聘于西安某女校，时年仅十七，由我送她去西安。其时京汉路已通车，自郑州往西则须以骡车代步。此时我正倾心佛法，有意剃度，我茹素至今七十余年，正是始于此时。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当时黄远生作为名律师、名记者居处考究，但对我这身着竹布长衫的青年毫无轻慢之意，接谈得极为恳切，对我提出的各项问题，答复甚仔细，指点得很耐心。接谈时间虽不长，彼此却似有一种相互理解并由此而产生信任感。这便是我与远生先生的首次见面。
　　次年，我编纂了一册类似《古文观止》的范文文选，取名《晚周汉魏文钞》。自清季以来，世人多推崇桐城派古文，桐城方苞、姚鼐一派的古文注重气韵乃至追求读之音调铿锵。我颇以此为病，认为文章重在说理，应以表达思想为第一要务。这便是我编这一文范的动机。书成后，我登门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如他同意我的意见即烦作序，蒙他慨然允诺。序文中他有如下的话：“……梁君漱溟病古文辞之毗于美术，不适于著述学术。以为适用文字，唯晚周汉魏为近，因辑此抄且谓此非教科书，聊为世人破古文辞之迷执而已。”（见《远生遗著》杂著第四）表达了他对青年后生嘉许鼓励之意，令人至今难忘。
　　民国初创，政局极不稳定，全国貌似统一，实际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势力只限于东南沿海一带，华北为袁世凯系统的军人所盘踞，其余边远各省则又分属地方势力。而国际上，列强又胁迫民国政府以出卖重大权益作为承认民国合法地位的交换条件。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无时或已。但对国家危害最大者乃是袁世凯。袁之策划废除共和，阴谋称帝方在酝酿时，黄远生即以《京华通讯》的栏目在上海《申报》陆续刊出新闻报道，揭露袁及其党羽的某些阴谋活动。这些通讯引起关心国事者的注意，这自然也便是日后袁世凯运用种种手段必欲迫黄远生变节为其所用的原因。
　　及至民国四年，袁世凯谋行帝制的活动日益露骨，为制造舆论计，乃收买、贿赂知名人士为之鼓吹，且包括所谓“中国通”的外国人。记得日本法学博士有贺长雄、美国教授古德诺都曾发表文章，诡称行帝制最宜于中国国情。于国内人士，袁必欲加以利用者，首推对当时舆论大有影响的梁启超，企图以二十万元换得梁任公赞成帝制的一篇文章，得到的却是一篇宏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明确表示反对改变国体。梁启超国内外闻名，袁世凯固莫可奈何。不久，我见报端刊出黄远生的文章，就国体问题两面立论，语意模糊，态度似模棱两可，既不言反对帝制亦未见拥护，读后且有顾左右而言他之感。为此我投书章士钊所主编《甲寅》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论坛，在日本出版），表示迷惑不解。信中主要谈了两个意思，即：或许是黄远生于国体问题另有主张，盛传袁世凯在上海拟出版《亚细亚报》，黄已受聘主持其事，而我终觉其操行可信，当不至如此。
　　待黄远生读到《甲寅》杂志上我的投书时，他已脱离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只身潜抵上海。他两次投书《甲寅》杂志，一为致士钊先生信，一为就我所投书的复信。在这两封信中他始得直言不讳地申明自己的政治见解，痛陈衷曲，公布袁氏见逼之情状。两信皆表示渴望得到海内人士的谅解，承认那篇论国体问题的文章是一篇“不通之文字”，虽有一些东拉西扯的话，但“劈头便言此事（国体问题）在法律上不得讨论”，即虽有违心之处，仍坚持了不得改变国体的大原则，可说“主旨尚未过于没却良心”。至于我误认他已同意为袁世凯主办《亚细亚报》，他表示“决不敢谓足下所疑之过情，且深感足下即见疑矣，乃不以为不可教，且誉其操行可信，远诚不知何修而得此于足下”。“足下试询与远雅近者，即知远之对于兹事始末用心之可哀。”这时我才知道，黄在北京已处于袁世凯党羽包围之下，身家性命有不保之虞，读此两次投书，不仅解除了我的疑惑，且使我理解到他处境极为艰险，袁及其党羽不容黄不屈服，及胁迫之亟。黄事后以“图穷匕见”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黄的离京出走，须提到编纂《远生遗著》的林志钧（宰平）先生。林志钧福建闽侯人，久居北京，是民初极有清望的知识分子。林黄同是留日习法律的，林归国后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们的相识并成为知交，大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成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亲口对我讲，黄习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来访，以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与袁氏出资强要他主持的《亚细亚报》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当时见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还，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的话，表达了获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见的愉快心情。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在北京时，“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这和我与他接触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证实，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他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初闻似颇费解，但细读《远生遗著》的论说、通讯诸卷中的文字，便可看出，他实是受民初党争之害。远生屡屡痛责民初各政党不以国脉民命为念，但知为一党之私而争夺，“如古部落人争据城堡”。认为当时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如《铸党论》中曾谓“破坏共和之罪谁尸之，则今之所谓政党者尸之矣”。他深知此种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因而有“然自问发愿作此文时，胸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冀吾国人之一悟，区区此诚天地可鉴也”的话。其于国民党也颇有指责，这便招致了惨祸。
　　黄远生决心“探求人生之学”，不是极宜寄予同情和期望的吗？执迷于党争者竟仍忍心下毒手结束了这一大有厚望的生命。故我于远生之死于无妄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东方杂志》）。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袁世凯为人狡诈，是国家的罪人。无论革命派、维新派、保守派都厌恶他。但民国成立之初，却流行着稳定大局“非袁不可”的看法。对此种似是矛盾的现象的解释无他，即承认现实。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旋即让位于袁，即是承认此一现实。清室退位以前袁之势力已成，清室退位之后中国几无全国政府可言，涣散、混乱达于极地。凡以国事为念者无不希望出现一全国政府、出现一可以维持大局不致更趋恶化的人物。国人望治，而袁世凯不仅窃取权力还包藏着更大的祸心，事先谁何能料想得到呢？一九一二年，我作为《民国报》记者，出席了袁大总统就职的仪式。记得袁在众人簇拥下从我右肩擦身而过，瞥见出席此一庄严大典的袁世凯竟未理发剃须，着半旧军装，漫然步入庭中照像。我对袁向无好感，及见这般表现印象自更恶劣。当时不明其故，事后则不难理解在袁心中何尝有民国?当时中国人中属望于袁者不可谓无，但确可谓甚少。姑且信任之，期待局势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者居绝大多数。黄远生在其文章中曾谓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此即当时大多数善良中国人的认识和心理。稍后便感到袁“乃善日少而恶日多”。作为密切注视局势的政治记者，黄远生对袁世凯时时在观察中并最后得出结论：“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敢于在报端直指袁应对政局恶化负责，在当时实属不易了。
　　女孙梁彤读《远生遗著》遇不解处以述往事为请，念此为七十余年之往事，与远生先生有旧者皆谢世，而对当时种种情事近人多不熟知，因据所述整理成文，题曰《怀黄远庸》。
　　九四叟漱溟识

　　忆蒋百里先生①(1)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还不算多。现在只就其中较重要的两三次回忆如后。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百里先生经青岛忽到山东邹平，访我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达，而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见他。实则我当时并不知道蒋先生到了邹平，因院中同事没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没有心情与其相见，便径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无从明白其来意。
　　一九三六年初的一次会见
　　这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去作讲演，路经上海，造访百里先生于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为何去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想找你谈谈国家大事，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这才清楚他是为了时局紧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一九三五这年夏秋间），关心我在山东的乡村工作，想对我有所指教而到邹平的。记得去访问蒋先生的那天恰是旧历元旦，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浅，它很不应当侵略中国。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它侵略中国，对它毫无好处，而给它带来的将是很大的灾难。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将为时不久；就连已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对此种机会不能加以利用，则仍然无希望。……结论就在中国人自己要努力。
　　蒋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所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够明强，从这方面不容易发挥出力量来，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先生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他又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括来说不外物的条件与人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地势、经济、资源，武器装备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团结、战士的士气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说这两大方而都很重要，都关系战争的胜败，但总以人的条件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如果没有人的运用，或有人而不善于运用，物的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或发挥不出来。而人的条件，就一次战役而言，往往担任指挥的将帅才能胆略最显，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极长，则士兵的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此种战争中，其胜败的决定因素却在全体士兵。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那末，士兵的重要性将居首位。士兵优劣长短，自有许多方面，如体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关系很大，但它们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为要紧。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对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的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
　　就心理方面而论，在不同社会，人们作战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或说天然是侵略性的，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民族天然不能从事侵略性战争，而长于自卫，他们只有在自卫性战争中乃得发挥出力量。上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这类战斗中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战争亲切，对侵略战争则否；对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够亲切，而对保卫地方的战争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战斗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长处在一次中表现，在二次中表现，三次中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长处，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先生又论述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紧要。其紧要之点有许多，可惜我现在多已记忆不起。有一点将于后文叙述，这里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掌握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此外山东对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蒋先生还提到，袁世凯时代有一位美国名叫乌德的将军来中国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岛招待陪伴此人，沿胶济、津浦线到北京，随处下车察看访问。乌德曾对他盛赞山东地位之重要不已。后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曾向袁陈说利害，指出必须保全山东；其他可让，唯独山东不能让。他还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我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他还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也好，等等。
　　他又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和设施，我大略告之。在我这次访问蒋先生之前，即一九三五年十至十二月间，我们刚好推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定了一个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此时正好着手执行，为应付敌人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如一旦中日关系破裂，即可发动民众与敌人相周旋。陈述这些是应其所请，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请教。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勉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击敌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说，不唯军队的组成和补充全从人民而来，军队的供应给养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战时还有待人民的配合、掩护等等。最后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点）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其兴致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识见和热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受感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初的
　　一次会见
　　“七七”事变前夕，七月二日我由四川经武汉到北平，深感华北局势严重，形势紧张，即于五日赶回到山东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即起。山东韩复榘原对应战有所准备，至八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是否决心一战还看不清楚。于是我特地于八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当时时局的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我是八月九日到上海的，九日、十日、十一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手不可。他还告诉我，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均在政府催促动员之下开始西迁了。此事要紧，我亦知道，只是自己刚到京沪一带，不想立刻回去。经他热心督促，我决定先到南京，打算从南京的山东省驻京办事处向济南通电话或电报来谈此事。
　　此番到沪听他谈话，知他对抗战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总是说：“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五年、八年、十年总坚持打下去，不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千千万万就是不要向他（指日寇）妥协，最后胜利定规是我们的。你不相信，你可以睁眼看着，我们都会看得见的，除非你是一个短命鬼。”他的这番议论听到的人很多，未曾直接听到而间接听到的人也很多，几乎是传诵一时。然而料想不到百里先生本人却竟未及亲见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先自身逝，真是令人惋惜!
　　八月十一日晚我乘夜车离沪。车过无锡时，忽然通知旅客一律下车，说车已被军运征用，将运送候在车站上的部队东去上海。后来又候得另一西去列车，继续旅行。因为此时我认为上海战火已起，遂临时改变计划，未在南京下车，而径返山东了。待我十二日到达济宁专署时，又得知有电报催促我去南京开会，于是我当日又折返南下。待我十四日晨赶到南京时，知道上海“八一三”战事已爆发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的又一次相会
　　八月十七日夜我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又见到蒋百里先生。我告诉他，蒋（介石）约我明早谈话。他说，“好极了！就请你对委员长替我说，我自动请求派去山东视察防务，望他能同意，并通知山东方面。我不再去见他面谈此事，亦不另具书信了。”次日晨见蒋时，我除了谈对大局意见及山东情况，随即将百里先生的请求转达了。蒋介石表示同意，并说：“我即委托你陪同百里先生前去，帮助他多了解山东情况”。待我将此决定回复百里先生时，他很高兴。当下约定次日（十九日）即启程离京去山东。随后他又忽然提出说，此时胡宗南驻军徐州，胡听他谈过我，曾要求他介绍与我相识。他问我，此次路过徐州时是否可以下车与胡见一见。我回答说，今当共赴国难，谈谈是好的。二十日中午车经徐州，胡收到百里先生电报，亲来车站迎接，我们就在徐州停留了二十四小时，次日又乘同一车次北上。那时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驻兵徐州。胡要见我是想了解我们在山东的工作。我把在济宁、菏泽、邹平等地开展的民众自卫训练工作和地方行政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介绍。胡表示愿去济宁参观训练壮丁的工作，蒋先生也表示要去看看，就约定随后电报联系。
　　二十二日晨抵济南，有民政厅长李树春奉韩复榘之命来站等候迎接。李陪同百里先生去石泰岩饭店下榻，我去省府见韩。韩一见面就问：他（指蒋百里）干什么来？我答说：他来视察山东防务，不是蒋委员长有电报说明了吗？对这样的答复从韩的神情来看似乎不满意，可能认为这是打官话，而非实情。我于是将百里先生一向如何重视山东在全国的战略地位，此次来山东纯出于他自己主动的要求的话告诉了韩。当我说明百里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则广大中原非敌人所得而有，同时我们如控制山东，敌人亦难据徐州，而徐州江北在我之手，南京便得其屏障时，韩竟笑了起来，说：“难道他们南方人还想守住南京!？”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中国现在只有西撤至平汉路以西，待国际局势变化，合盟国之力乘机反攻，才能收复国土。最后韩嘱托我代为向百里先生致意，请来省府午饭，却没有请我作陪的话。我转身到石泰岩饭店率直地把韩的神情态度以及所说的话全告知了百里先生，他倒说韩之所见并没有错。对此我不免有些诧异不解。于是百里先生给我讲明了其中道理。大意如下：
　　单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得住强敌，大半国土皆要沦陷而不能守，那是没有问题的，抗且抗不了，要战胜它就更有待国际大势的变化不可了，所以西撤，待机反攻，合盟国之力以求收复失地，这些话自然是都没有错。不过单是这样讲却很不够。单是靠他人，而没有“求诸己”的一面，那怎么能行？须知反攻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仍然在中国人自己。于此，至少可以举出两个事关紧要的问题：
　　一、抵抗不了而西撤，要看怎样地撤。在政治上、军事上中国一直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若一旦败退，更见其分崩离析，而不是有领导地、有步骤地西撤，或是撤至西部后闹不团结，缺乏能够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那纵然有了有利的国际机会到来，怕亦无用。
　　二、待机反攻，要看如何等待。要积极做准备工作待机反攻，不能无所作为消极等待反攻。反攻的准备工作也不能待西撤之后再作，而要从西撤之日起就着手准备东返。更确切地说，应在未曾西撤时，即做好向东反攻的准备才行。这是从时间上说。再从空间上来说，在西部有西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在东部又有东部须做的准备工作；并非撤到西部就放弃东部不管。不然的话，失土岂易收复?
　　以上两问题，前一个侧重于上面军政（包括外交）领导之协和统一；后一个侧重在下面广大的东部地方留在敌后的民众组织活动。问题虽分为两个，实际上是一体相联的事。过去所说“控制山东高地与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不放”，这些任务既指正规军而说，亦兼指非正规军（游击队等）而说；既就西撤前而言，亦包括西撤后而言。
　　若不是经他这一番深入一层的讲清阐明，原来对他的见解我显然理解得太粗浅，太不够了。数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他的远见卓识正是一丝一毫不差，全应验了。试看，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将民族矛盾放在首位，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在西部后方共戴一个政府以对外，蒋先生所说西撤后必须有“对外说话有力的一个中央政府”，以利用“有利的国际机会”将如何实现？若不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我国东部敌后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坚持斗争，与国民党部队在西部正面战场抗击敌人相配合，中国人民怎能收复国土，取得最后胜利?
　　这天中午蒋先生应韩之约时二人谈话详细内容似不曾告诉我，或者告诉了我一些，现在我已记忆不起。印象中他们谈得虽不太坏，当然也更不算好。韩复榘既出自私心一心准备西撤以保存自己实力，这何能满足百里先生对山东那样一片深切热情的期望？次日（二十三日）蒋先生似是由韩的参谋长刘书香陪同，由济南往青岛一带视察。我也因时局紧张，回邹平抓紧布置。我们分手时相约于二十五日他由青岛我由邹平同时到济南相会，然后相偕赴济宁。先期电知胡宗南，请他亦同日到达济宁相会。
　　在火车上听百里先生谈其视察经过，他既语焉不详，在我今天更回忆不起，似是沿胶济线曾在高密（曹福林部驻此）等处下车看过，其他如烟台、黄县亦谈及，但记不确切。末后抵青岛，即由市长沈鸿烈（海军出身）陪同视察青岛防务，似曾讨论到将来撤出青岛时破坏各码头等问题。
　　在济宁我们与胡宗南相会合，由当时济宁专区梁仲华专员陪同参观，主要是了解为准备应付敌人入侵开始推行“三年计划”的情况（详见《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一文）。参观完了，当夜百里先生即随胡的专车南下。此时大战既起，各自奔忙，一经分手，彼此便未见面了。偶尔通信，因行踪不定亦极少。记得他奉命为争取外援，出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后，我曾收到他寄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印有欧洲风景，虽寥寥数语，而承他远地相忆，颇动我心。今写此文，殊草草不足以尽纪念蒋先生之意。
　　附 录
　　……
　　蒋百里先生聪明绝顶，清末中举，去日本留学，又转德国留学，习军事，早露头角，得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赏识，赵专折奏保蒋为特异人才，可以大用。奉清廷上谕：“举人蒋方震交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任用。”袁世凯当国时亦加延揽，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时间不长。有一次他为改进校务到北京陆军部有所请求，被拒绝，愤而回校，召集全体学生讲明经过，说：我作这样的校长对不起学生，当众开枪自戕，幸而受伤未死。事闻于袁世凯，延请一日本医官治疗，医官留一日本女看护护理服侍，蒋对此日女发生感情，向之求婚，日女说家有父母，且彼此为异国人，不敢自主，须由父母决定。蒋伤愈后真的赴日本女家求婚，遂与日女结婚，生二女，一名蒋雍，一名蒋和，其中一位嫁给钱学森，蒋百里的日本夫人即住在此女儿家中，直到去世。
　　蒋百里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关系我不清楚。听人说蒋介石也很器重蒋百里，想重用他，但蒋百里与蒋介石合不来。至于蒋百里和冯玉祥的关系，据我所知，冯玉祥对蒋百里相当崇敬。大约在民国十一二年间，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长兼师长，所属五个旅驻南苑。这一年旧历正月，冯请我去给他的干部讲话，在南苑住了三天，讲了五次话。我亲见冯编印分发给所部将领每人一本小本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内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等语录，而“蒋方震曰”亦赫然并列其中。可见冯玉祥对蒋百里是崇敬的。
　　……
　　（摘自《蒋百里轶事数则》，梁漱溟谈，万永光记）

　　回忆我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1)

　　我的家庭，从曾祖父、祖父、父亲，到我，都是生活在城市中，没有在乡村生活过。我是怎样去搞乡村建设的呢？怎么起了这么个念头呢？这要从我的中学时代说起。
　　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很关心国事。那时候，中国很落后，经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侮。我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政治必须改造，救国也必须从政治入手。根据当时的知识，我心目中好的政治模型，就是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政一开始不是靠广大人民，是靠中产阶级，靠有钱的人，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工人和劳动人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广大的人民有权与闻政治。因此我认为英国式的宪政是最理想的政治。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很粗浅的想法，但是在当时，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要求改造中国政治者的共同认识。举例来说，清末中国许多人要求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开国会，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袁世凯称帝后，全国要求宪政，这些都是学习英国。还有，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国民党的党章，也是参照英国式宪政政党的。
　　当时，我还有一种认识，或叫觉悟，就是认为英国宪政成功、有效，是靠英国人民争取来的。英国公民的公民权、参政权、对国事的参与过问权、都是英国人自己要求和争取来的。自己不要求、不争取，是不能实现的。在民众没有要求的情况下，靠赏赐是不行的，一纸公文，没有用。当时，中国的民国宪法中也规定了公民的一些权利，但不过是白纸写黑字，广大民众不懂这个事。选举时，让他们走几十里地去投票，他们不去，没有时间，把选举权送给他们，他们还不要。我看到这一点，感到要改造中国政治，必须从基础做起。国家宪政要以地方自治为基础，省也是地方，但是太大。从基础做起，就要从最基层开始做，搞乡村的自治，一乡一村的地方自治。一乡一村的自治搞好了，宪政的基础也就有了。具体的做法，我设想是把农民首先组织起来搞合作社，由低级到高级，由小范围到大范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它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中去，进行农业的改革和改良，进行农村的各种建设事业，搞工业化的农业。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活的提高是互为因果的关系，生产技术改革了，生产就会发展，也就使生活得到改善；生活改善了，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就更强烈了。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组织生产团体也是互为因果的两面，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运用新式的科学技术，个人的力量不行，需要团体组织的力量。有一个团体组织，才能引进一份科学技术；有一份科学技术，才能促进一个团体组织。团体组织越大，能够引进和运用的科学技术就越先进、越多。这样团体组织也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经济上的合作组织和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是相因而至的。随着经济上合作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他们参与过问国事的要求和可能就增强了。这样政治上的地方自治团体也就会搞起来。总之，乡村工作搞好了，宪政的基础就有了，全国就会有一个坚强稳固的基础，就可以建立一个进步的新中国。
　　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去搞乡村工作，以这样一个主观愿望为指导离开城市到乡下去的。这是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时候的事。
　　搞乡村工作的理想、志愿确定后，我总想找一个地方试试看。首先我选择了广东。我生长在北京，工作以后，又在北京大学教书，怎么选择广东实践我的理想呢？因为我看广东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我的明友、孙中山先生的部下李济深在广东掌握政权。他希望我去，我也想去，我就从北京去了广东。
　　我在广东时，没有用乡村建设这个词儿，用的是乡治，这是从中国古书上借用的一个名词。我想在广东收一批学生，办乡治讲习所，把我的乡治主张和办法，讲给他们听。后来，办乡治讲习所的设想没有实现，在一个叫“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的机关，我以《乡治十讲》为题，作了十次讲演，讲了乡治的意义和办法。
　　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是干什么的呢？广东这个地方，地方绅士很有力量，他们建立了武装力量，叫民团。名曰保护地方，防止土匪，实为保护自己。广州与香港相近，商业发达，商界的势力很强，也组织有武装力量，叫商团。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广东的革命空气很浓厚。共产党在农村搞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的革命的武装，叫农团。李济深领导搞“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就是想要训练一批人，毕业后到各县地方当武装训练员，把民团、商团、农团搞在一起，避免左派和右派武装力量的冲突。我讲课时，听讲的训练员有千数人。
　　可是，不久政局发生了变化。当时，中国有不少的军事政治巨头，蒋介石是一个巨头，李济深是一个巨头，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也都是巨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头儿，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了中国的第一个巨头，其余的都成了地方巨头，要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若是可以信任人，本来是可以团结住这些人的。但是，蒋介石不是这样，他排除异己，要把这些巨头一一铲除掉。这样就先后爆发了蒋介石同桂系、同晋系阎锡山和西北军系冯玉祥等的战争。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没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
　　一九二九年正月，我离开广州北上，沿途考察了各地的农村情况，写了一篇论文《北游所见纪略》，后来发表在《村治月刊》上。
　　是年春天，我回到北京。这时，北方有一批朋友，在思想上与我共鸣，也在搞乡村工作，但不叫乡治，叫村治，在北京出版《村治月刊》，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村治月刊》是王鸿一先生创办的。王鸿一，山东人，曾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很有名望。他与阎锡山、冯玉祥等都是朋友，给他们提建议，是他们的座上客，但是他不当官，不做他们的部下。《村治月刊》在北京出版，钱主要是由阎锡山捐助的。那时，阎锡山在山西省搞村政运动，省政府设有村政处。村政处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禁吸毒品，即禁抽大烟；二是禁妇女缠足。一九二九年我从广东回北京途中，曾往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和山西考察当地农村工作。
　　河南村治学院是王鸿一先生向当时占据河南的冯玉祥建议，  得到冯玉祥的赞助搞起来的，创办人大部是河南人，经济上主要是靠河南地方上的力量。村治学院的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耀祖（字仲华）和王怡柯，都是河南人。为什么一批河南人倡导和支持村治呢？河南省地处中原，自古以来是主要战场，战争给河南造成严重的破坏，人民经受了很大的痛苦。战争中，败兵逃兵四散，很多人落草为匪，更多的变卖枪支，所以河南土匪多，乡间散失的枪支多，社会秩序很不安定。为了自卫农村建立了一种武装组织，叫红枪会。它是凭借宗教迷信把人团聚在一起的，常常被人利用。红枪会的领袖大都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这些人掌握了红枪会后更有势力。红枪会被有钱有势的人利用，相互之间经常发生磨擦。建立红枪会本来是好事，但是也有很大的流弊。所以，地方上的一些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就想改变这种局面，教育农民，破除迷信，不被利用。基于这种动机，他们办村治学院。
　　由于我搞的乡治，与他们搞的村治差不多，他们欢迎我参加，清我接办《村治月刊》，担任河南村治学院教务长，主持学院的具体工作。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河南村治学院正在筹建，我便把筹建工作抓起来。首先起草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阐明了河南村治学院的宗旨。这篇文章收入我的文集中。我还起草了村治学院的章程等。一九二九年底，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四百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一九三○年十月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七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
　　我们在河南办村治学院时，河南的当权者是冯玉祥。他的部下韩复榘任河南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省主席只是一个名义，因为事事都要听冯玉祥的，省政府的事冯玉祥又派薛笃弼主持。韩复榘虽然不掌省政府的实权，但他也关心村治学院的事，并同我们相熟悉。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有二十多万军队，占据着山东、河南，以及整个西北地区。冯玉祥在蒋介石的压迫下，放弃了山东、河南，向西北撤退。部队撤入陕西潼关以后，冯玉祥在陕西省华阴县召开军事会议，韩复榘在会上反对他的西撤计划，冯很生气，怒斥韩复榘并打了他一个耳光。这时，韩复榘在政治上已经是省主席，在军事上是几万人的总指挥，冯玉祥对他的态度，使他很受不了。韩复榘回到部队以后，便带他的嫡系部队一万多人，出潼关向东开去，脱离了冯玉祥。这正是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矛盾即将爆发之际。蒋介石看见冯玉祥内部分化，很是高兴。一九三○年九月，蒋介石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中原大战爆发后，河南村治学院匆匆结束。院长彭禹廷回到本乡河南镇平县，我回到北京。副院长梁仲华到济南，向韩复榘报告河南村治学院的结束情况，因为如前所说，河南村治学院是韩复榘任河南省主席时办的。韩复榘对梁仲华讲，欢迎你们大家都来山东，在山东继续河南的事业。梁仲华到北京找我，说韩复榘欢迎我们大家都去山东。当时，河南村治学院虽然已经结束，但是人员还没有散伙，大家便聚集山东。这是一九三一年一月。
　　我们在山东的做法与在河南的做法略有不同。在山东不叫乡治，也不叫村治，叫乡村建设。这个名称是我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办法概要》这篇文章中第一次用的。为什么叫乡村建设？因为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建设有许多方面，我想我们搞的工作是乡村的建设工作，所以用了乡村建设这个名称。
　　我们的机关叫乡村建设研究院。院长是梁仲华，副院长是孙廉泉，名则让。我担任研究部主任。不久，梁仲华、孙廉泉二位正副院长相继调任济宁专区专员等职，负责菏泽乡建院分院工作，由我接任院长。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另外还有一个附属农场。
　　一、乡村建设研究部
　　研究部是高级研究机构，任务是研究乡村建设理论。它招收的对象是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或者虽未取得大学文凭，但学识有相当根底者。这些人都作为研究生，学习一年，每期招收四五十人。
　　二、乡村服务训练部
　　训练部的任务是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员。招收的学员都是有相当中学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毕业后，要去乡村工作，年龄一般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收的人数比研究部多一些，每期约三百人。
　　三、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实施我们的乡村建设计划，经山东省政府同意，以邹平县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实验区。这个县的全部事情都由研究院管，县长由我们提名，省政府照提名任命。县政府的机构设置，行政区域的划分，完全由研究院根据需要决定。那时，各县县政府都设有四个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我们改组了县政府，废去四个局，改为设置五个科。全县划分为十个区，县城内一个区，县城外九个区。
　　邹平县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较好，是我们搞实验理想的地方。它交通方便，在胶济铁路沿线，县城离周村火车站只有三十多里地。县不大，人口不多，当时有十七万多人。
　　实验区确定之后，我们对全县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对人口作了普查。县政府设立了户籍室，掌握全县的户籍情况。各区政府都和县政府装有直通电话，我们要求各区政府及时报告本区人口变动情况。全县的户籍情况，户籍室都有档案。有两种人，作为特殊人口，另立卡片：一种是有文化知识的人，即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一种是乡村中的坏人和不务正业的人，像流氓、盗窃分子、赌徒、好吃懒做的人等等，以便对他们的使用与管理。
　　我们在县城办了卫生院，设有病床。医院的大夫，均聘请济南齐鲁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
　　我们的实验工作，是从发展生产入手的。邹平县是产棉区，我们首先帮助农民改良棉种，同时，还推广优良麦种和畜禽良种，植树造林，疏通河道，努力发展生产，改善农民的生活。当地的棉花都是运到青岛纱厂去纺纱的。我们以孙家镇为点收购棉花，经初加工运往青岛。我们还计划在邹平建设纱厂，就地加工。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没有来得及办。这是推广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方面的建设。
　　我们还积极倡导和支持发展合作社，即搞团体组织。合作社是从信用合作社到生产合作社这样发展的。组织合作社的工作，是由罗子为负责。他带几个助手在乡村奔走，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当时，乡村中建立了不少的合作社。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县里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什么人都可以存款，但是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合作社才能借，不借给个人，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
　　我们的实验区，开始在邹平，后来菏泽县也划为我们的实验区。
　　乡村建设研究院先设有出版股，后改为乡村书店。乡村书店在七七事变后，迁到了武汉，后又迁至重庆，在重庆还办了一个时期。与我们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同时，全国有不少的人也在搞乡村工作，影响较大的除我们之外，还有三个点：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江苏省无锡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昆山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上三个机构均有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验区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
　　设在河北省定县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的时间比我们早。它是由晏阳初先生主持的。晏先生是四川省巴中县人。这个地方是比较苦的。晏先生自幼在当地美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由于他天资聪明，教会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又由美国转到欧洲。他到欧洲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期间，法国男子大部上前线作战，国内劳力不足，工厂缺乏工人，资本家便到中国来招收华工。这些华工全部是在青岛集中，乘船到法国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农民，没有文化，不识字，远离家乡，往家写信也写不了，很是苦恼。晏阳初在法国看到这种情况，很是同情。于是创办平民教育会，在华工中搞识字运动，教华工识字。很多人识字以后，可以往家写信了。晏阳初的这种作法，深受华工的欢迎。他自欧洲回国以后，还继续搞识字运动。人们告诉他，最需要识字的是农村的农民。于是，他便选定河北省定县为他的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实验区。他的经费主要是从美国的慈善机关募捐来的，来的比较方便，也很充足。我们的经费主要是靠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河南靠冯玉祥，在山东靠韩复榘。但是，晏阳初也遇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去美国募捐，美国的捐款人对他说，你只许站在国民党一方，不许站在共产党一方。他从美国回到国内时，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成定局。黄炎培在上海对他说，蒋介石不行了，共产党将取得全国政权，你不要跟国民党跑，劝他留在大陆。他说，不行，我的捐款人都要我只能站在国民党方面。结果，他没有听劝告，随国民党逃到台湾。他在台湾的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搞了一段，后来转到菲律宾，继续搞乡村工作。晏先生今年八十八岁，仍健在。
　　设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后改称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人是俞庆棠女士。俞先生是美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民众教育。民众教育又称成人教育，或叫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对象是广大民众，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也不是少年。成年人，不论工人、农民、店员、职员等等，都有职业，从事社会生产，不能像小孩那样进学校读书，只能在工作之余进行学习，进学校也只能进夜校。中国的民众主要在农村，在中国搞民众教育，主要的对象是农民。教育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发展，改造农村，也就是发展乡村建设事业。俞庆棠先生从美国回国以后，在江苏省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后来取消民众二字，叫江苏教育学院。俞庆棠先生辞去院长职务以后，由高阳先生接任。高先生任院长多年，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江苏省后，学院撤到广西省继续办。
　　黄炎培当时在搞职业教育运动，团体叫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教育社本来在城市办职业教育学校，后来他们的工作逐渐发展到农村，在江苏省昆山县徐公桥搞了建设农村的实验区。
　　以上是几个重点，那个时期全国搞乡村工作，作乡村建设的人很多，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俞庆棠先生在办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之后，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叫社会教育社。这是一个从事社会教育的人自愿结合起来的组织，相当于现在的一种专业的研究学会。由于当时许多有志改造农村的人在搞乡村工作；全国各省、市政府都办有民众教育馆，也有一批人，所以参加社会教育社的人相当多。社会教育社大约于一九三三年正式成立。大家推选出三个主要负责人为常务理事，有俞庆棠、赵步霞，我也是一个。
　　社会教育社成立后，曾召开过几次年会。每次开会都登报，欢迎各界人士参加，是会员的可以参加，不是会员的也可以参加。
　　此外，我们还举办过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这三次会是在邹平、定县、无锡先后举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十二月二十二日，韩复榘对日本的侵略不作抵抗，退出济南，接着退出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事业被迫结束。我们从山东退到武汉，又退到四川。在四川，我没有再搞乡村建设，除参加政治活动外，办了一所中学，目的是使我的朋友在四川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会的晏阳初先生，退到四川以后，继续从事乡村工作，改用了乡村建设的名称，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办了四川省乡村建设学院。
　　关于乡村建设工作，我的主要著作有两本，一本是《乡村建设理论》，一本是《乡村建设论文集》，这两本书都是在抗战前由乡村书店出版的。下编：抗日战争时期及胜利后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1)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十一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旅客们正在熟睡时，忽然铃声大作，通知所有旅客即刻下车，此时火车已停在无锡车站。站上人马声喧闹不已，灯光照耀，站台上满是军队和武器。据说是征用此列车，火速运送孙元良师去上海。于是乘客纷纷下车，我也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Taylor，在我国搞工合运动），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这时自然传说甚多，众说纷纭，而我心里则认为上海已经开火了。
　　当天幸好搭上其他西去列车，继续起行。但因我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之故，列车过南京即未按原计划下车，而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的事。八月十二日车经山东兖州，转车到达济宁。当我正步入济宁专员公署（当时乡建工作同人梁仲华任专员）时，由里面走出一工作人员，手持张群发来的电报向我说，政府电促我去南京，而不知我在何处，他们正准备转电上海找我。我未休息，又乘原车折回兖州，等候南下火车去南京。十四日清晨抵南京，会晤张群、熊天翼（式辉）诸位，一方面得知了八一三上海开火情形，一方面被告知国民党政府将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并给我聘函一件，聘我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函件以“密启者”开头，最后为蒋介石、汪精卫署名。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已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的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部队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种形势下，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军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从名称上看二者有联系，实际上两个组织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讨论动员各方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记得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八月十七日，即上海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八月十五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这次会议到会的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之、傅斯年，共产党的周恩来，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十五日才送出。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虽然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二十五六人，但几乎全是在野的，国民党外的和国民党的老辈人物素不当政的，如马君武、徐谦诸先生。当时国共合作，因此邀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他始终未到会，由周恩来代表他。
　　参议会总人数本不多，又有缺席的，经常开会时最多也不过二十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例如蒋百里、胡适之在会议开始不久，即奉命出国，毛泽东留延安始终未来，周恩来后来也很少到会，沈钧儒、黄炎培常往来上海，晏阳初和我也是往来不定，张耀曾（有书面建议）、颜惠庆两位更是从未到南京出席会议。但正因为人少，开会时谈话亲切、从容、不拘形式。也因为人少，召开会议较易，最多时一周开四次会。
　　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也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也没有见过。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标准是什么。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参议会主席是蒋介石，他很少到会；汪精卫是代主席，经常主持会议的是汪。汪精卫答覆说，参议员人选重在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以选任。对于所谓参议，汪说了三点：一是政府认为时局无比严重，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聆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是政府为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要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是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应付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关于向政府的建议，军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调整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五院各部会太庞大，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不合战时需要。二要发动群众。三要成立民议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要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还联名提出以上几点。另外，如推荐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意见，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并被采纳实行的。
　　关于政府向大家通报情况，当时也确曾将一些军事、外交等情报告诉大家，使大家于大局情势有所了解。例如当时很多人殷切希望苏联帮忙，而且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八月十七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八月十日至十二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八月十九日我又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南京缺席很久。十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个具体方案，是经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各自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请得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从负责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当时的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来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个工作团去作；即使是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让他们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须将它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挢舌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我们二人即相约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也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一同来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介石似表示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岳军（群）先生协助进行。
　　此后我们四人曾数度集议，又一度偕访当时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当时政府又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我们一面就动员说话，对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意见。一面就乡村工作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当时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待我起草出来的时候，则我军已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委托张岳军先生转呈，在那种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

　　访问延安①(1)

　　“七七”抗战八年间（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作者所奔走从事者莫非一个国内团结问题，而访问延安正是他为此问题而努力的第一个重要活动。此时（一九三八年一月）抗战爆发不过半年，国内团结空气甚浓，国共合作形势尚好，但作者有见于“如何为更一步的团结”乃“争取抗战胜利的核心问题”，于是以个人身份，远赴延安；文中所说去那里要做的两件事，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或是“有意见要交换”，莫不着眼于谋求国内更一步的团结。
　　——编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政府开始西迁，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十二月九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一九三八）一月一日飞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一月五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经过，我择要分述于次：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廿七年（一九三八）一月五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二十五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问愈惊，多有出人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廿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我只证言约近四年前的延安确是苦（后来亦许不同）。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卤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①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财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惟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中共转变问题
　　我们参观地方党部的时候，由郭君洪涛接谈。谈到民众运动，指出农民会从前是不许地主，不许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我们参观地方政府的时候，由代主席张国焘接谈。他谈边区的民主政制甚详。指出现行政制与从前苏维埃不同之点，例如从前没有选举权的人现在都有选举权被选举之权。同时谈到土地革命之放弃，地主多已回来了。不过土地已经分配，不许收回他原有土地，而由旁处补还给他。
　　关于土地问题，张国焘、毛泽东都表示今后的方针政策尚有待研究，并希望各党派共同研究。——这自是一种重要转变。
　　地方政府所做的事，不论大事小事，似乎都与从前苏维埃时代不同。参观曾有笔记，今不在手边。记得教育厅正在改编各种教材（小学用的，民众用的），亦拿出来给我们看。建设厅指导办理合作社，因大环境改变（从前被封锁现在开放），政策改变，亦变更甚多。
　　从事情上所见，大致如上，从理论上，则对于中国前途，似抱一种三段的看法。他们都说：要在抗战中争求民主，亦相信必能相当实现民主（第一段）；从实现民主，逐步前进中，就可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第二段）；从社会主义进一步到共产，亦许是我们子孙的事了（第三段）。
　　因此又有两种责任或两大任务的说法：一种是现时实际任务，就是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一种是将来远大理想，就是完成共产主义。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什么不可与其他党派合作的，他们将求着与大家合作；他们将争取不流血的革命，而用不着暴动和破坏。
　　我又曾提出几个问题，问他们。譬如我问：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即不团结呢？明白地说，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总书记张闻天君答复我，他们原来与国民党合在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其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我又问：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请一一分析言之。假若不能指出其客观因素，则从前错误，--这一追问，仓猝之间张君未能给我好的答复。
　　我又问：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假如说，不一定自操政权，然则将如何去完成共产革命，愿闻其详！张君对此的答复，大意是说他们将帮助国民党完成其革命，就不一定要自操政权。如何完成共产革命，似未说清楚。
　　叙起来太长，我作个结论罢。大致所见事实，和谈话接触上，使我们相信中共在转变中。他们的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如此。他们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他们对中国前途的三段看法，和他们说的两大任务，是切合于他们理论的，不是饰词。
　　但这只是结论的一面。还有一面，即其转变虽不假，却亦不深。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
　　当时有当时的事实，当时有当时的情绪；今天何如，不在我这观察结论之内。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亦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日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搭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一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他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赀。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又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士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话，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一九二七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廿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甚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预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末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意见的交换
　　我迫切地要求统一，但我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我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各方的人都到中央来，各方的力量都贡献给国家），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我们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这如何可以做到呢？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我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我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问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以下便是交换意见的大概。
　　我问他：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他答：完全同意。
　　我问他：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他答：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
　　我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有两个理由在这里：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吾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我们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我们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我们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他对于我的话认为很对。
　　我于是提出我的主张，要确定国是国策，所谓国是国策，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面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他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他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愿为此根本商讨，那他们共产党当然欢迎之至。
　　他又对我说：此时（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们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在武汉有八个人——国民党为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为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蒋先生指导下起草。共同纲领和你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假若由两党的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便是了。你何不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呢？
　　毛君屡次对我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我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我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我又问他，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他们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我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我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向下商量，即到上面所谈为至止。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略记于上之外，大致还有两种：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我在那时（一九三八年一月）眼见得崩溃之象，当然不免悲观。他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我听，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而说到当时各种问题的主张上，彼此多半相合，没有相乖之处。事过境迁，记忆不全，记亦无味，从略。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我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我的见解主张。我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他们共产党呢，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他们对于中国前途是有他们之见解主张的。我有一套，他们更有一套。所以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他们是“三段论”，那么，我便可说为“一段论”。他们的三段，前文曾提到过。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我所见如何？我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他们的前两段，在我就是一段。又因为我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又少却他们的第三段，于是我便成“一段论”了。——其实在我并无所谓“一段论”。
　　问题太大，话说起来太长，现在记不胜记。他们的书报刊物甚多，读者不难考证。我亦有一些出版物，外间流行却少（内地及上海尚可得，香港甚难）。今将旧文摘几句于此以见意：
　　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焉；圣人复出，不易吾言矣！流俗之所见，或以为政治问题解决，而后产业得以发达，而后乃从容谈分配问题；或以为必由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于共产主义，而当从事国家资本主义之建造。是或狃于欧洲国家之往例，或误于俄国布尔塞维克之企图，而皆昧于彼我之异势，谬欲相袭者，曾何足以知此！
　　这是民国十八年为河南村治学院所写旨趣书中的话。又后来《乡村建设纲领》第十八条有云：
　　吾人所见，中国政治得进于民主化，将有赖其经济生活之社会化，此与西洋政治之民主化得于个人主义者适异。经济上之社会化，有助于政治上之民主化；政治上之民主化，复有助于经济上之社会化；如是辗转循环向前进，自微之著，由下而上，经济上之社会主义与政治上之民主主义，同时建设成功。
　　这些话均待另外详谈，才得明白。彼此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从何而来呢？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历史文化。我总执持两句话：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他相当承认我的话，但他说，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你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了。我回答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岂可行呢？
　　我与毛先生两人间的争论，到此为止。

　　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1)

　　过去和谈之卒于无成，我自觉亦负有一份责任，那便是指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十月二十八日之事。三十六年《再生杂志》张君劢先生文中曾以此责怪中共不要和平；而最近香港中共之报纸则又以此说我出卖朋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早曾答应储安平先生在其观察丛书中写一本《八年努力无功录》，把我前后努力于国内团结和平之失败经过叙出。第以无暇执笔，迟迟未就。现在仍然不空，只能将这末后一幕先记出。
　　为要说明这末后一幕，便不能不稍稍追叙其以前之事。为要说出我的失败，先要说出马歇尔的失败。因为当初居间最有力之调人，原是代表国际之马特使，而非国内之所谓第三方面。末后第三方面之居然见重于人，盖一则国大将要开会，两方面皆要争取第三方面；二则美方见恶于中共太深，马歇尔失去了调人作用，而转移到第三方面。三十五年十月间的形势，第三方面真负担着责任，而后在我乃有此负疚之可言。凡此背景必先说明白才行。
　　一、 马歇尔之失败
　　于是就要说到马歇尔。按美方之见恶于中共，乃后来之事（美方悍然助国反共亦后来之事）。马使之来华，原为当时国人所同欢迎，固不须说。特别是在三十四年十二月到三十五年三月初旬那一段，马歇尔、周恩来之间，为了磋商如何停战，磋商整军方案，朝夕接触，彼此感情关系非常好。周之倾服于马，我直接听到，马之倾服于周，我亦间接听到。马之在周眼中开始变得不大好，是从其四月中旬第二度来华以后。我之与马稍有接触，却在六月以后；那恰是他们变得不大好之时。在我们的接触中，发见马氏对中国和平之要求极其诚挚，颇受其感动。所以我曾向周劝说，不止一次。虽则后来我亦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而马使之所为似不能不决定于其国家立场；乃至我承认马本人亦许犯有严重之过错。但马与蒋截然两事。外间都以为马与蒋合起来压迫中共者，殊不尽然。蒋最初对马很听话，后来则马深为蒋之所苦。周与马，或说共方与美方，感情关系愈来愈坏，到双十节前一日达于最高，其间盖多误会之处。
　　马使极想完成其和平使命，而蒋则一意压迫中共，过分刁难，使和平不得成功。其间不一致之事例极多。例如五月中旬政府军打下四平街，收复长春，马要求停战，蒋即不听。六月七日以后国共谈判，马使居其间，曾与周恩来、俞大维都说好，把恢复交通之协议先签字先实施，藉从事实上增进其两方相互间之信用，俾使第二个问题易得协议。得到了协议，马上就实施，则第三个问题之协议，必更容易。这是马使想要把不相信不相谅之两方，渐渐变得相信相谅之一种办法，甚具苦心。而蒋偏偏不准行，非所有问题都协议了，不准签字。到六月三十日再度休战期满，虽未全部协议，亦差不多，马使亟求签字，而蒋卒不肯签字。七月十四日蒋飞庐山，实为开打。马极不愿其行，而未能劝止。十八日马一上庐山，京中曾传马使上山将接蒋主席还京，见当日新民晚报，即此种消息之一点透露。其后凡九上庐山，不为不辛苦。前所说马深为蒋所苦者，此特其易见之一斑，华盛顿原预备以魏德迈为驻华大使，而马使则举荐司徒雷登以易之。盖因六月间司徒到京与马谈得甚好，与周亦谈得颇洽。所以马特引司徒为助，好帮忙他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却不料司徒自北平飞南京就职之前一日，蒋已飞去庐山，专打不谈，久久不归。竟使司徒大使一点都无从施展。这又是马之苦心，为蒋所破坏之一端。像这样看来，马不算很不好，而七七纪念日，延安一篇宣言，却破口大骂美方。——当然马亦包在内。我总以为太过。
　　最使周生气，而我亦因之对美方甚抱不平的一件事，是国方正在打共方，美方不能阻止还则罢了，竟于此时把大批军事剩余物资出卖（与赠送差不多）给国民党政府。这是八月底之事。八月间我为李、闻案大部分耽搁在昆明，没有在南京。二十八日回京，次日周来看我。向我谈他已同意司徒所提议之“五人会”，同时却抗议美方不得以剩余物资卖给政府。他说看情形，可望延缓。乃不料隔一天，九月一日周飞上海，在降落机场上遇着齐兰将军给他出卖物资来签字的代表送行，说是已经签了字。周之到上海，原为不放心此事而来，没料想已经来迟。当时目瞪口呆，真是非常生气。其后他不愿开司徒提议之“五人会”，与此不无关系。本来此时打得正凶，要紧是停战；而“五人会”却只谈政治问题，不涉及军事。共方一向主张无条件停战，而蒋则必要中共接受他的五个条件才停战。所以周问司徒与马：“五人会”之政治问题谈好了，是否五条件即可不提？司徒与马皆答，怕蒋还是要提。周即说“五人会”明明是无用，不如开“三人会”——三人会是军事性的，是早有而久不开的。此时共方要开“三人会”，不要开“五人会”；国方则只说开“五人会”，不说开 “三人会”。马帅乃折衷两会同时开。共方同意了，蒋无词拒绝，却迟迟不说哪天开。周在上海屡派王炳南致意马、司，说他等候开会；马、司亦一再敦促蒋。等到蒋答应开会了，马、司正准备发通知。通知未发出，而蒋又变卦。这是因九月下旬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周于月杪从上海送紧急备忘录请马使转政府停止进攻。否则即认为和平全面破裂，一切责任应由国方负之。十月一日蒋收阅备忘录大怒，随于二日发表两点声明，一关系国府委员名额问题，一关系驻军地点问题。必要共方同意解决了，乃可停止进攻。嘱马使速转给周。马收到后，立即通电话于蒋，要去见他。盖其意仍愿邀周入京开会，而不愿以此转周，拟原件退回蒋。蒋亦预知其意，特避不见面。二日未得见，三日未得见，四日仍未得见。当然马不便稽留此文件，只有转周了。五日蒋、马才见面。马要求停攻张家口，蒋不允。六日清晨马、司二人偕见蒋，再力争停攻张家口，陈诚等亦同在座。自晨至午，相持不决。据马本人事后向我说，那是他有生以来，未曾有过的费力气之大争执。过午乃出蒋邸，只得了停攻十天之结果。十天内要把那两点商量好，才可真停战不打。马、司出来，赶紧办文送上海通知周。七日周收阅，亦大怒起来。即刻复文拒绝，并说马阴助国方，无意和平。八日马收阅复文，又惊讶，又气恼。据当日与马会见之董必武、王炳南两位晚间来看我叙说之情形，马直是气得不得了，两手颤抖，顿足大吼不已。次日（九日）一早，他自己便跑去上海寻周见面。
　　原来周在上海已略闻蒋二日提出之两点，马拟予退回而未果之事。所以他只嘱王炳南见马，口头表示共方不能同意那两点，未用书面正式声明。但周所要之无条件停战，马在蒋方，却根本无法替他做到。替他向蒋索讨十天休战，已费了大气力。在马以为十天内，不难将那两点谈妥，自然就可永久停战；虽不足满周之意，究竟亦算寻得一点办法。然周却不是如此想。周意：那两点根本不能谈的，你却限我十天谈妥它？岂非助蒋压逼我？同时，周恰又收得前方战报，共方在怀来地方大挫进攻张家口之国军。休战十日便予国军一喘息机会，而大不利于共方。他认为十天休战必蒋之自愿，初不知为马、司力争而得。所以就理直气壮地拒绝了。马得覆，亦出他意料之外：怎么我出力替你讨来十天休战，你还不要？我好意帮你忙，怎么倒说我帮助他？——彼此互不谅解，各自大怒不止。
　　误会尚不止此。八日马得周覆后，即同司徒有一联合声明发表。其中叙说到休战十天，在十天内要谈（to discuss）那两点。但前一日（七日）周所收得之文件内，在此处却是to carry out字样，而非to discuss。周看了声明之文字与给他的原文不符，正在生气。他认为马对他用较硬性的字，不该向外发表却换了较松活的宇。似是有意显示周之拒绝不近情。所以九日一早，马使独自一人秘密飞沪寻周见面。本是来质问周。而一见面，周却迎头先质问马：为何向外声明用字不同？马说：to carry out就是to discuss，并无不同。周说，你去问问任何通英文的人，谁可以承认这两个字义之相同？两人各怀气愤，大吵不已，情绪极坏。末后马说：我早对你说过，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你可明说，我马上就回国。今天从你的谈话中，我已经证知你们是不相信我了。周闻言，感觉到情形严重，乃云：我今天只是论你的文件，并不是论你的全部工作。临分手时，语言上虽归于缓和，感情上却伤透了。马帅当日下午悒悒返京，外间鲜有知其事者。
　　我何以能知道这些呢？因周氏滞沪久不回南京，京沪文件一往一返，首尾辄须三天工夫。不独耗时费事，且隔阂误会，大局前途可危。我屡次商请董必武先生促周回来。最后我愿自己赴沪劝驾。七日以此意告知司徒大使。司徒极赞成，并愿派傅泾波陪我去，派飞机送我去。八日晚，董、王二位以马使得周覆气急颤抖之事告我，我说这都是京沪两地分隔的不好，我决于明日赴沪迎周。董亦十分赞成。九日一早我访司徒，约傅同行。他们却推说午后起程。午后马由沪返京，他们才以马访周之事告我。我表示我还是要去。他们不预备再派傅同往。却盼我能劝周及第三方面同人来京。如其能来，必立派傅率飞机迎接。次日双十节我一人乘火车赴沪，晤周，周以其事告我也。
　　二、第三方面负起调停责任
　　上面我叙述这些，以见马帅司徒到此时无法再负调人之任；亦以见许多事败坏于粗心与多疑之中。整个大局之恶化，乃是许多小事积成，愈来愈变得恶化了；非自始即然也。
　　以下再说国大开会问题。
　　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为政治协商五大事项之一，名为国民大会，实则仍不外一党派间之会。盖因国民党坚持其战前选举之有效，所以国大代表名额由各党派协商瓜分，并不取决于民选。既不尊重选民意志，则各党派义当互相尊重。依照协议，召开原是由各党共同召开，即由改组后之联合政府召开之，非任何一党所能独自办理。乃国民党不顾协议，一再独自决定开会日期而布告之。十一月十二日之会期，就是这样的一个会期。在国民党自愿其发号施令之有效，深盼各方如期参加。在各方则因会期究非大问题；大问题且争不胜争，小问题可牵就亦即牵就。除中共有书面抗议外，民盟只口头抗议，其余无人说话。临到双十节，转瞬即将开会，各方俱未交出国大代麦名单，参加不参加之可能均有。在国方，生怕大家不来。大家不来，则他在政治上即是大失败，对内对外都将站不住。在共方则生怕各方去参加，把他落下，形成其政治上之孤立，亦是一大失败。由于这种情势，国共以外之第三方面乃举足轻重，而为两方所亟欲争取。
　　于是调人之任，不期而由国际之马歇尔转移到国内之第三方面。所谓第三方面包含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是散的，青年党太小，主要当然是民盟。而民盟秘书长适由我任之。我看到此形势之转移，即起而迎接此责任。
　　先是我因见国方之亟欲共方同意参加国大，共方则亟欲国方同意立即停战。曾拟在双十国庆日，把停战令与国大召集令，同时颁布。先关闭不和之门，其余争执随后协商解决，周以其事太险，不表同意。而局面变化太快，事实上亦已来不及。双十后一日，我在上海只商妥第三方面同人陪周还京，由我通知美方派机迎接。岂料这天下午国军便攻入张家口。并且国方一高兴，同时宣布了国大如期召开。我从上海搭夜车回京，还一点不晓得。天明下车看报，局面全变。知事无可为，即不去通知美方。晚饭时，美大使馆电话来问我回京否？我答早晨即已回来。问：何不来谈？我答：今无可谈。又强邀不已；且云马歇尔、董必武皆在相候（按：是日为饶伯森回国，行赠勋礼，故马董皆在）。饭后去美使馆，我告司徒说，以前好比一病人临危，尚可勉为施救；今则已经断气，谁还有办法？他们皆不甚相信。
　　次日（十三）司徒又专诚约谈，向我讨寻办法。如是者频有接触。我始而皆以无办法答之。后来我提出两原则：
　　一、美方已失调人作用；今后调人只可由国内第三方面担任。此点在美方及国方均应了解。
　　二、第三方面虽出头，而美方仍须配合尽力。我们彼此保持联络，随时洽商，共同进行，遇事要对国方说话者，即由马司去说；要对共方说话者，即由民盟去说。
　　司徒、马帅对此完全同意。只是尚待有具体办法及机会以求实现此原则。
　　此时国方军事上全胜之余，不想旁的，只想政治上得各方来参加国大，参加政府，以凑成其统一。所以派雷震、吴铁城、邵力子等再三奔走上海，劝请周恩来及第三方面共同入京商谈。第三方面同人自不忍见大局破裂，而协力劝周，周在各方敦迫之下，只有耐心勉为最后之一谈。遂有十月二十一日大家相偕入京之事。
　　就在大家来京这天，而蒋主席却走开了。——他去台湾游览。由孙科宴请全体同人（政府八代表在内），表示欢迎。我在席间起立发言，大意如下：
　　大家不要因周返京而乐观。据我看周先生此来，具有决心，勿宁是撤回延安之一步骤；前途正是可怕得很。回顾过去十个月，在座诸公均曾为和平努力，而还是有大规模内战惨剧在演，证明努力是失败。分析失败原因，盖唯国共两方具有力量，而此外则没有。大局为此矛盾之两大力量所支配，其他的人皆莫如之何。为保证今后努力免于失败，必须在矛盾之两力以外，有一奠立和平之力量出来。——此即指两党以外，藉广大社会为后盾之第三方面。虽然两党言和过去亦有马特使居间作调人，但他被动多于主动。亦许他是外国人，无法多用力。而国内第三方面对于同室之斗，过去亦一般地是被动，则不应该。从今天起，第三方面必须自觉认识其责任之重大，而团结一致，采取主动，当真负起责任来。同时国共两方亦要自觉其自身在矛盾中，非有超于矛盾之第三力量则和平不可期，而欢迎第三方面出来。全国人更要警觉时局之严重，而以舆论为第三方面作后盾。第三方面除贡献其心思与办法外，于必要时应秉持公正态度，对于任何一方之不爱惜和平者，断然声明其责任，以舆论制裁之。我相信这就是莫大之力量。这种力量本身是和平的；他酷爱和平，而且除了和平他亦不会作旁的。要和平，只有靠他。我希望同人勉励。（当时京沪各报所记载详略不同均可参看。）
　　自此以后，果然调人之任改由第三方面担当。第三方面采取主动，而国共两方则转居于被动。其办法便是第三方面先到梅园新村共方代表所在地，向共方询取其对当前之意见及具体条件。询问明白之后，再约期与政府代表在孙科家聚会，听取国方之意见与条件。两方意见皆弄明白，而后第三方面借交通银行楼上自己开会讨论。讨论出一折衷解决之道，作为第三方面之意见，再到梅园向共方提出商量，听取共方反响如何。共方之意既得，再到孙科家会晤政府代表，以第三方面意见告之，而听取反响。如是两方反响收集后，又在交通银行自己开会讨论。务期有更稳妥之一折衷解决，俾最后提出时，两方皆能接受。如其竟有一方固执不肯接受者，那势将为国人所共弃。第三方面就以参加国大或不参加国大对付之。
　　此时最要紧者，自是第三方面之团结一致。所以我特就第三方面所包含之三方（民盟、青年党、社会贤达），各寻取一要角，设法让张君劢、李璜、胡政之三位拉紧在一起。有他们三位作核心，我再从旁照顾，亦就差不多。三位先生经我一言点醒，无不欣然同意。再就是与马使取得配合，要他随时同我们向一个方向用力。马歇尔对此亦极高兴。他说：我从前所烦闷者，就是你们第三方面没有团结。我为中国谋和平，而从中国国内竟得不到一点帮助力量。现在好了。他并且点明国大开会在迩，这正是你们表现力量的机会。
　　三、 我的失败
　　我从二十八年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三十年改组民主同盟以来，一心要把国共以外者联结为一力量，以推动国共合作建国。到得此时算是机会最好。乃不料竟然失败在我自己手里，辜负了自家多年心愿。我说负疚，是对国家大局负疚，是对自己负疚，却并非单对不起任何一方朋友。
　　怎样失败的呢？
　　正在我们奔走两方，进行和谈之际，二十五日忽传国军在东北攻下共方之安东。本来你攻下他的张家口，共方已经不肯和谈。好不容易，劝请得来谈了，你又攻下他的安东；试问这是何意？大家这才明白，蒋飞台湾，正是避人向其质问。记得当日晚间，我同黄炎培先生及其他几位民盟朋友在梅园，以此讯息告周。周颜色立变，即不肯再谈。经我们再三苦劝。黄先生并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先生始首肯。和谈乃幸未中断。
　　这里要一叙两方之具体条件。在国方，即是十六日政府声明之八点（参看当时报纸，此不全录）。而共方则于十八日声明两点以对之。大体说，国方在政治问题上（如改组政府问题、国大开会问题等），颇有不合于政协之处。故共方即提出一切要依政协为准之一点。再则军事上国方既占优势（特别在关内为然），凡所攻占不肯退出来，更多不合停战协定之处。故共方即提出要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之一点。两方都说要对方同意接受其所声明之点，才行。而彼此之表示，却互不接受。第三方面对此，只有说两方所提均不作算。而另取两种原则作根据，以求问题之解决：
　　一、政府（国方）所作所为（已作或未作）应尽量纳入政协轨道，以示不背信义。——这是第三方面自己必守的立场。
　　二、凡为两方利害所关之各问题（如停战整军及其他等等），则应平情酌理，互相让步。——此原为中间人应取之态度。
　　根据这两大原则，第三方面同人拟出下列三条解决办法：
　　一、双方即日下令全国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关于停战之执行调处，及恢复交通办法，由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依据军事三人小组已有之协议处理之。双方军队应依军队整编统编方案办理；其驻地分配问题，由三人小组协议定之。
　　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一律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和平建国纲领之规定解决之。其有争执之地方，并依军民分治之原则，尽先解决。
　　三、依据政协决议及其程序，首先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并商决关于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
　　这里第一第二两条须稍加说明。在国方声明之八点中，第四点说“华北华中之国军与共军暂驻现地”如何如何。其意即在关内他所攻占各地，不再恢复一月三十日停战时之旧位置了。不过对关内之现状，他虽满足；对关外现状他还不满足。因东北在共军手中之地方还很多。所以只说“华北华中”而非连东北在内。共方主张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在东北则为恢复六月七日位置），非事实所可能。且按整军方案，此种位置毫无用处，恢复亦无所取。故第一条即是折衷两方，关内关外一律就现地停战。又国方声明之第六点说“关内之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解决之”。其意亦是不包东北地方政权问题在内，用意同前。第二条又针对此点，要关内关外一律看待，俾得其平。可以说，第一第二两条均根据后一原则而来；而第三条便是根据了前一原则。
　　第三条办法总算公道，在第三方面向两方提出时，听两方之反响虽皆不满意，亦不过各自强调其要求而已。原无更好办法能使两方皆满意者。唯一缺点是有某些争执未予具体解决，仍留待军事三人小组和政协综合小组去协商。我只怕其不足以息争，所以我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予以具体决定，加进去。例如东北问题，过去疏忽致贻祸根；而其间驻军地点尤为两方之所争。我主张把它确定下来，加入第一条中间。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由于我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及我三个人负责研究后，再提到会上决定。
　　莫先生为东北人，熟悉东北情形。就在我们三人仔细研究之下，认定可以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个地方为东北共军驻地。自以为于国共两方心理要求，皆曾照顾到。莫先生又提议，东北铁路沿线地方行政之统一，为履行中苏条约之所关。而当时情形，沿铁路线总计四十一县，有二十县在共方，二十一县在国方。他主张在第二条内加入政府得派县长带警察接收那二十县之政权，以求全线行政之统一。只带警察不带军队，即所以顾全共方。如此，又自以为是大公至正之心了。把我们研究所得提到会上，第三方面同人均认为要得。于是即分别加入第一第二两条中，谁晓得失败即失败在此！
　　假如我们从容一些，沉着一些，制成此折衷方案之后，把国共两方代表邀集一处，征问他们的意见，他们必然各就自己立场，有许多批评指责，反对拒绝的话。尤其在他们彼此争辩中，可以听出许多我们外人不甚留心之点，听后，请两方退席，我们第三方再自己开会把方案重加订正一过。然后拿出来，必较妥当，而不易失败。假如更从容，更沉着，方案经订正后，再一度邀集两方讨论如前，再请两方退席，我们自己再研究订正。然后乃作成最后定案，不再更改；分送两方，请他们接受。此方案之妥当性更高，更不致失败。然而我们竟未能如此。我们匆匆忙忙制造方案，马上送出；轻于一掷，那只有失败了！
　　我们何以不能从容沉着呢？第一是国大眼看要开会，在政府高张声势之下，社会人心焦躁不宁，有迫不及待之势。第二是除我一人外，第三方面同人大多数住家上海，或者有事业有工作在上海。南京皆难久停。二十八日这一天，张君劢先生决定夜车返沪，黄炎培先生亦说次日要走，而青年党同人为了该党在沪开会，亦非走不可。胡政之先生更先一日已去沪。第三是这天清早同人集会于交通银行之前，忽得一消息说，政府对共党决取断然处置；国大制宪行宪合并举行；十月初旬在沪颇与民盟中共洽谈之某院长（孙科），已内定出任副总统。本来二十一日蒋飞台湾，二十五日国军下安东，同人早有政府和谈是骗局之感。至此消息传来，大家心理更动摇了。我处在这种环境中，亦随着众人失去定力（有时我更急躁）。大家都说今天这方案定稿后，即为最后定案，各人签名之后，即行送出，接受不接受，随他们；我们不管了。我亦不曾有何异议。——大约即有异议，亦无人理睬。当下共清缮三份：一份给政府，一份给中共，一份给马特使。政府一份推定张君劢、左舜生、缪云台三位送去。中共一份则推莫德惠、李璜及我三人送去。我奉命而行，对于方案究竟是否妥当，送出的后果如何，似皆未考虑。
　　我同莫、李二位到梅园晤周，以文件交他。声明这是最后之折衷方案，并由我分条加以讲解。第二条刚提说两句，周面色骤异，以手阻我，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从此算完。今天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我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眼望着他。他更诘问我：二十五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我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在我正不得主意之时，幸莫、李二位提醒，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再说。我愁着全体同人签名之件，两三个人岂有权收回？又幸李先生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我这才跑出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位均寻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位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他还没有拆，亦取回。各件均清周过目，说明作废，周先生方才收泪息怒。我亦才如释重负，感谢李幼椿（璜）不已。这富于剧情之一幕，在梅园新村客厅内外都挤满了人，人人都看见了。
　　无疑地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共方，却甚显明。究竟那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
　　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三点，不算是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军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
　　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二十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改编，那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想到。
　　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1)

　　三十四年八月胜利后，国共两大党领袖会于陪都，开始共谋和平统一。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早晨国共两方在美国特使马歇尔居间协助之下，签了停战协定。同时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亦即开幕。到三十一日政协闭幕，对于五大项政治问题都有了协议。这算是政治协定。国共两方又根据政协中整军问题（五大项之一）所有协议之原则，由马歇尔协助，于二月二十五日签了整军协定。有此三大协定，国内和平统一原可马上实现，没有问题。想不到会有近三年绝惨之战祸，究竟这责任在谁？我们不必作主观之判断，只须把客观事实叙明，就行了。双方破裂，自必有其争点。争点在哪里？是谁提出？是谁让步？事实俱在，文献俱在，当时见证人物亦都健在，不难查对质证。我将来可能写为一本书，但现在则只举其荦荦大端如次：
　　最先争点是宪法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事实是这样的：宪草为政协五大项之一，共计决定十二要点。由政协大会交付一个委员会——宪草审议会——根据此十二要点去起草条文。但此十二要点，在一月三十一日开幕那天大会上，虽在蒋主席提付表决时，是全体起立通过的，却使国民党内部聚讼纷纭，情绪激昂。二月十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被打散，就为此。当时打人方面所散发红纸传单，即于庆祝语气中独对宪法问题表示不满。三月初间国民党所开之中央全会，为此问题大闹特闹，党外人虽不在场，却是党内党外尽人皆知。出席政协之国方代表，不堪党内诟责之苦，乃再三向民盟中共恳商修改。三月十五日夜晚宪草委员会在国民政府开会，争持甚久。周恩来迫不得已，商取张君劢同意，对国方要求三大点，都予让步，国方代表乃欢天喜地而去。这三点就是：（一）国民大会从无形还回到有形；（二）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投票权；（三）各省制订省宪改为省自治法。论理，大会之所决议，虽大会亦不得变更之，何况大会所付托之一小委员会，岂有权变更大会决议？这种让步实为过分之让步。
　　继此之争点，即为长春问题。一月十日之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都同意把东北除外。但至一月二十五日马歇尔即感觉有派停战执行小组于东北之必要，而向国共两方提议。共方有书面答复赞成，国方则无复。于是即在不受停战限制之下，而共方大为发展。一二个月后当局看见东北快完，感到焦灼，乃同意马使提议。却又提出五点来要共方同意，才停战。共方只承认其前三点；后两点，坚不接受。马歇尔此时急于回国，不能等候，即于三月十一日交托齐兰将军代表而去。国方代表张治中亦因受命赴新疆，声言要走。共方代表周恩来遂于二十一日飞返延安，谈判停顿。当局看见再拖下去不得了，一面嘱张治中不忙走，一面托美方派其一上校二十五日亲赴延安接周回渝。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定签字，就只是三点而非五点，当局心中实在万分不痛快。因此尽管签字，而实行就出问题了。四月初间东北战事越打越凶，十日民盟出面调停，陈诚不表接受，十八日中共攻下长春，刺激更大。当局宣称，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否则，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之问题。长春问题不解决，只有打，没有话说。恰在十八日那天，马歇尔返华抵渝。为亟求遏止战祸，二十二日马使邀请民盟协助调停工作。二十九日民盟建议共军退出长春，而中央亦不进军，只派行政人员接收。周恩来方面要请示延安，不能立刻答复，但似乎可望同意。是晚八时由张君劢、罗隆基以此议向马歇尔提出，请其转达当局者。这时马使与蒋主席都在山洞，张、罗系由美方派车送往山洞面见。马使对此似乎并非觉得无意义，然却未允转达（此处为时局一大关键）。他说政府即将还都，蒋主席即将离渝，一切到南京再谈吧。次日蒋到西安。  五月一日主席西安行辕发言人对新闻记者都是强调长春问题为唯一问题，有当时报纸可查考。五月十七日民盟同人自上海发电给双方面再度提出上项建议。延安复电同意。可惜此时林彪在四平街已守到三十几天，不能再支持。一撤兵，便连公主岭长春一齐全撤退。国方只看作溃退而已。所以长春问题，究竟算共方让步，或不算共方让步，事实上不清楚。然而问题是应该解决了吧？竟不然！
　　继此之争点，为美方最后决定权问题，提出是国方，让步是共方。五月二十日东北胜讯传至南京。次日蒋主席偕宋美龄及幕僚等飞东北。临行前，马使要求下停战令。蒋说我到那里看了，再给你信。二十五日有专机送来宋美龄写致马使信一件，内中提出四个问题，必要谈判清楚，方停战。美方最后决定权即其问题之一。六月五日蒋由北平返京，经马使要求停战十五天，由马使居间进行国共谈判。七日下令，二十二日届满，又延长八天，到六月三十日。读者试翻看六月份各报纸，便可看见当时无不强调美方最后决定权是唯一问题，这问题一解决，其他都没有什么了。共方对此，最初坚决拒绝。经民盟苦劝，周恩来又再三请示延安，计先后分作四点，逐一让步解决。似乎更没有问题了吧？又不然！
　　最后争点是苏北政权问题，提出是国方，共方没让步。谈判至六月二十九日，大致都有协议了，第二天便休战期满，若不能于当晚完全协议签字，就要开打。所以国内之第三方面（民盟、社会贤达、青年党），由我与莫德惠、李璜三人代表，奔走促劝协议。晚八时，晤见周恩来。周即说现在所争是苏北共军撤离后之地方政权问题。国方定要接收地方政权，共方则认为不能由国方接收，而可以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周向我们说：“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我们三人知周甚坚决，欲访政府代表商量。但政府代表此时都到蒋邸开会，讨论签字不签字问题。我们只能从电话上与政府代表通话。我们第三方面建议：把未有协议之点，例如苏北政权问题，暂行保留除外，而其余则请签字，以便明天实行停战。据闻当时政府代表亦有人主张签字者（王世杰即其一），而蒋不肯。只发表一篇文告，既不说停战，亦不说打（读者试检当时报纸一看便知）。大意表示问题还没有了。二十几天以来马使焦劳疲苦，人所共见。对此未了问题，当局表示不再麻烦他。七月二日召见周恩来，指定周、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五人，交给他们四个问题（苏北问题在内）去商谈。宣称：商谈解决了，即全部签字。五人商谈多次，一毫无解决。七月十二日把四问题又交还给主席。蒋大怒，下令开火大打，自己则于十四日飞庐山。此时天气并不热，上山非为避暑，实为避人。从此打下去，打到十一月开国民大会，方又休战。如此大战，为了什么？要点不过苏北政权问题。读者不信，试检看报纸八月十四日马歇尔特使司徒大使的一篇联合声明，就完全可以证明我的话。
　　一般人每每问我，国共谈不拢症结何在？我说，症结么？转移不定，今天在此，明天又在另外一点，层出不穷，令我无法可指。而且我如说出苏北政权这样小的问题可以引起大战，世人亦难相信。然而确是如此。从七月半到十一月半共军节节失利，而以失掉张家口达最高峰。当九月二十九日周恩来自上海送备忘录至南京，请马使转政府，不要攻张家口，攻张家口即为全面破裂不再谈和。政府却偏于双十节后一日攻下张家口。周自不肯再谈。经第三方面苦劝，又经政府派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三人赴上海邀请至再。乃于十月二十一日由第三方面许多朋友陪同入京，作最后之一谈。不料蒋氏于当日接待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径飞台湾游览，多日不归。平素和谈大小问题，无不取决于他。除他之外，谁能作主？当此最后一谈之际，他偏要走开，试问是何居心？二十五日消息传来，国军攻下共方之安东（东北重要据点），才明白这与七月十四日上庐山同一道理。周恩来闻讯怒极，自又不肯和谈。经我与黄炎培先生两人苦口力劝，居然又忍耐下去。但我们心中明白，实在是最后之最后了。
　　局面演变至此，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二十八日第三方面的折衷方案提出，周恩来不肯接受，只好撤回。此最后一谈之失败，实失败在我手里，深感负疚无穷（其间经过曲折，须待另文详）。几天之内，我便离开南京。而在我走之后不久，大局亦就破裂了。
　　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我心中虽万分不愿他打，但口里却是说不出一句话来阻止他打。当北平军调部撤销，共方委员叶剑英他们要撤退时，叶先生对许多人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这几句话，足以代表当时中共的处境与态度。

　　一个英雄两个恶人

　　我一向介处于国共两大党之间，为奔走国事，抗战八年中于两方人物多所接触，兹且就我所见到共方的一谈。
　　一个英雄指叶挺将军而说。约在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间，我住桂林市东郊教育研究所内，叶住在更东些的远郊区。友人杜冰坡引导我去访看他，即留在他家午饭。当时他虽被蒋方软禁，仍可在所居附近散步。谈话所及不外我曾访问延安和抗日前途等事。一九四六年春他与王若飞、邓发诸位和黄齐生先生许多人同遭飞机失事之难，在重庆举行追悼会。周公恩来主持开会，痛哭失声，来宾甚多，我亦在场，为之黯然。
　　附记者：黄齐生先生系王若飞之舅父，抗战前曾访我于邹平，住我们农场宿舍四十余日①。临别时，即语我云去绥远探视若飞于监狱。一九四六年三月我访问延安时，尚曾与此老相见也。
　　两个恶人是张国焘和陈绍禹（即王明）。我与张的接触是在一九三八年我初次访问延安时，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林伯渠，而林老却正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其主席职务则由张代理之。故我在延安盘桓十六天，均由张招待，陪同参观。后来张借祭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逃往武汉，意欲投蒋。那时我们设有乡村书店在〔武昌〕汉阳门码头，一日张忽步入书店访我，询问我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何在。我答，陈现在武汉，抑去了江津，尚不清楚，容我查明答复。嗣后他未再来，大约已经见蒋投蒋了。其人在中共党史上罪大恶极，这里不谈。
　　陈绍禹为斯大林主持的第三国际内中国党的代表，其在党内权势高，气焰凌人。我初遇之于武汉，当时他对蒋记国民党的态度忽左忽右，传为笑柄。嗣以政府退守重庆，彼此又聚晤于国民参政会。中共在参政会上所提议案由中共诸参政员一同列名，以陈绍禹之名居首，且由他发言做说明。一九三九年我巡历华北华东各省游击区域后返回重庆，除与张群、孔祥熙、白崇禧等略谈所见所闻及存在的问题后，特约好与中共方面叙谈一切。当时在曾家岩五十号出席者有陈绍禹及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诸公。我先述说各地见闻实况，秦执笔记录甚勤，而对面问答交谈者唯陈一人，诸老者均静默不发一言。我主要指陈在山东等地两党军队（正式军和游击队）互相火并情形，大局极为可虑。我切挚地说，为杜绝爆发内战，必实行军队国家化而脱离党派关系。陈问我：你的主张和国民党方面谈过吗？他们有什么表示？我答：他们总说我用心虽好，事实恐难以办到。于是，陈就说：他们若能办到，我们亦必照办。——谈话至此终止。
　　陈虽气盛而身躯则短，在参政会场发言，有时或纵身跳跃起来。一九四六年三月我第二次造访延安时，陈忽来招待处看我，面容消瘦，意兴不佳，自云一场大病初愈。据传说陈遭受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也。陈在党内不得群众好感，但毛主席不主张开除其中央委员，从而其中委职名保留很久。他本人则去莫斯科勾留不返。后因病腹泻甚剧，苏联西医束手，以闻报我中央卫生部。卫生部指派岳美中（钟秀）中医师赴莫斯科为之医治者达三个月之久。据岳君语我，陈病初非难治，一经治好，嘱其谨饮食，而陈恣意饮啖，病复作。再度为之治愈，切加嘱告，不得乱吃东西，而陈漫然不听劝戒，则又病。如是反复至再至三，岳医无奈，电告卫生部请求回国。顾乃不得部中同意，只得且留。最后，卒在一面电告回国，一面不等候复电就动身回国了。岳谈首尾虽徒然花费了三个月医药功夫，但自己却于俄国式饮食生活领教不少：十分厌弃。陈病的后文不详。
　　陈是否有张国焘那样许多罪恶行为，我不知道，第以其见恶于人者颇深，即以归属于恶人耳。

　　七七事变前后的韩复榘(1)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所谓“山东问题”，几乎成为一个谜。“山东问题”的中心人物自然是当时掌山东军政大权的韩复榘。要了解“山东问题”，必先了解韩复榘。我当时在山东搞乡村工作，为推动抗日自卫，曾参加许多有关活动，因此在此期间与韩的接触频繁。现就我接触中所知的韩在七七事变前后有关抗日态度的种种事实，分说如后。
　　七七事变前  对抗日有所准备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韩对抗日的态度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在无锡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我曾出席。散会后，我于十月十七日经南京略作停留时，听到华北局势恶化，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极力鼓吹“华北明朗化”，企图搞“五省（冀、鲁、晋、绥、察）三市（平、津、青岛）自治”的消息，即赶回山东。为了决定我们在山东乡村工作的进退，亟须探明韩复榘对抗日的态度，我与乡建同人梁仲华、孙廉泉两先生，或相偕或分头，自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至十二月初之间，先后与韩谈话多次。内容不能详叙，只能大要言之如下：
　　一、拒绝敌人胁迫。日本有意在华北利用宋哲元、韩复榘、阎锡山三人当他们的傀儡，搞“五省三市自治”，隐然与南京国民政府分离。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名花谷者几度乘飞机到济南，胁迫韩同赴平津开会，韩始终拒绝未去。后来何应饮北来，搞了一个“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为委员长。
　　二、同意采取防卫办法。经我们同韩作多次长谈之后，他同意执行一个“三年计划”（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此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工作，将在三年内分期分区在全省推行。所说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为准备应付敌人（日本）入侵，改组县以下行政组织，将区公所改为乡农学校；乡农学校为政教合一的单位，它一方面行使原区公所的行政职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训练农村青壮年，以备自卫。乡农学校校长要由我们乡村工作者训练后任用。改善县政府组织，财政预算公开。考虑以县为单位抗击敌人入侵，力量单薄，将全省一百零几个县划分为七个专区，每专区十至七个县；专区设行政专员公署，为省政府下统辖机关；专员兼保安司令。省武装部队，战时可与敌人周旋。（二）民众自卫训练——全省逐步开展训练壮丁，计划分三年完成。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各乡农学校均配有军事教官一名；教官由韩的部队中挑选青年下级军官，经我们培训后充任之；教官辅助校长对农民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向受训者讲明训练的目的是为了抗敌以保卫家乡。高一级的训练集中在专区。
　　这个“三年计划”制定后，一切均按步骤进行。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即开始执行。先划定了济宁、菏泽、临沂三个专区。专员一般由乡村工作人员中选任。如济宁专区由梁仲华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进入一九三七年，又划了几个专区。抗日战争初期英勇牺牲的老英雄范筑先就是其中一个专区的专员。他的秘书主任赵某（名字已记忆不起；与范同时牺牲）和秘书张孟龙（潜）均为我们推荐的乡建院毕业的学生。废除区公所改设乡农学校的县至抗战前夕已有七十多个（全省当时共一百零几个县）。这个“三年计划”的贯彻是以孙廉泉和刘书香（第三路军总部参谋长）两人为主，梁仲华也参与，我很少过问。
　　此外，还在济宁设了一个全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为“三年计划”培养乡农学校校长及教员，集中训练全省八个师范学校的应届毕业生。这是个规模不小的训练计划，归我们负责。梁仲华任训练处处长，聘请杨开道（燕京大学教授）为教务长，我也不时来此讲课。
　　当时还曾打算设立省地方行政讲习所，训练县长、科长等行政干部。韩复榘要让梁仲华主持，后因各厅反对，梁也坚辞不就，此事即未办成。
　　战事初起时  表示准备应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五月我去四川，后经武汉于七月二日七七事变前五天到达北平。那时北平谣言极多，形势更为紧张。我在北平即未再多停，于四日到济南，五日回到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起。又因南京政府为大局问题邀集各界知名人士约四百人，分批（每批约四十人）去庐山开谈话会，共商国家大计，我与梁仲华均在被邀之列，在邹平只停留三天，就折回济南，准备转赴庐山。过济南，我找韩复榘，说韩不在。我就找韩的秘书长张绍堂，张与韩通了电话。韩要张绍堂和刘书香以韩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信，要我顺便带去庐山。信内大致是说韩部下将领有在庐山受训的，要求蒋尽快让他们回来，以做好应战的准备。再就是向蒋提出补充防空武器（高射炮等）的要求。张在电话上还转告韩：方才收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来电，说局势趋于缓和，日本人表示愿意妥协，他们也不想扩大事态等等。韩听后在电话上笑了，并说这是日本人的缓兵之计，想借机调动力量；仗定规要打，日本人不拿下北平不会罢休。
　　七月十日我离济南去南京，准备转赴庐山。可是由于卢沟桥战火已起，华北局势愈加紧张，庐山的谈话会不再开下去，我即于二十三日由南京返回济南。韩要我带给蒋的信，我在南京就交给了行政院的蒋廷黻，由他转交。在回济南的火车上遇见一些韩的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他们说是奉命将眷属送回原籍安徽后又返回山东的。推计韩下此命令，当不过七月半。韩对应战有所准备，似也由此可见。
　　七月三十日韩复榘离济南应蒋介石之召去南京，在去之前又嘱省府各厅公务员速送眷属回乡，并曾对我笑着说：“赶紧回邹挖地洞吧。”自此济南局势第一次显得紧张，市内民众纷纷送家属回乡，车站行李山积，至八月二三日达到高潮，好像战火即将燃烧到济南。
　　企图避免作战  保存实力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八月二日下午四时韩由南京回到济南省政府，同日我直接去找韩，交际处副官说：“主席（韩当时为山东省主席）刚进门你就来了，你的消息真灵通”。副官随后又说：“你不能即刻见到韩主席，因为他在和日本领事等三人谈话，他们是应主席约请来见面的。”当时任翻译的朱经古事后告诉我，这三个日本人之中，有一个名有野的，是日本驻济南的领事，另外两个是日本武官和日本居留民（侨民）会会长。谈话的内容是韩向日本人说明以下三点：一是外间传说中央任命我（指韩）为抗日右翼总指挥，非事实；二是外间所传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我指挥军事，亦不确；三是日侨回国与否，听日本人自便；凡未离济日侨，照旧保护。在此应指出的是，半月前韩曾促日侨回国，可见此时韩对抗日态度显然一变，对抗战殊不积极准备，因此也极力不愿刺激敌人。又例如，此时各省按南京国民政府指示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而山东此组织独按韩的意见改称为“省防后援会”。再如七七事变初起时，山东日本侨民许多都将房屋门窗封闭加锁，回国去了。周村公安局局长自行将当地日侨房产打开，加以利用。此事为韩知道后大怒，把该局长召来严加训斥，并予撤职，可见其唯恐对日侨利益保护不周。但敌人曾两次用飞机投书诱降，韩则不曾接受。
　　后来我见到韩时问到他去南京的情况，韩说，他在去南京之前，于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一连两个电报，要求蒋各路同时出击，蒋回电说，他自有主张，自有办法。待三十日到南京面向蒋请示机宜，蒋还是不谈什么。他一肚子心事，却一点也不吐露。待临走时蒋向我说：“我的意思，你完全明白。”韩末后说：“我哪里明白他的意思呢？我是糊里糊涂去南京，又糊里糊涂回济南的。我看蒋介石并无抗日决心。”
　　也正是韩由南京回济南的当天（八月二日），下命令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要商店照常开门营业。这样，我又决定再去京沪一行，以便明了当时大局真相。
　　被动应战  同时急切求退
　　——一九三七年十、十一月韩对抗日的态度
　　一九三七年九月底平津战事不断南移，已到达山东德州一带。冯玉祥正在此线负责督导宋哲元部作战。冯曾调韩的军队去接应，韩以他的防区在鲁东胶济线一带而不在津浦线为理由，竟拒绝冯的命令。后来南京给韩发来电报，韩再也无法推脱。
　　十月二、三日韩于是将部队全部由胶济线高密等地调津浦线，并亲去指挥，曾一度攻入德州，但反被日军包围，几乎被俘。自此以后，山东境内津浦线的防务即由韩负责，但韩复榘并无意在山东久留，与敌人周旋，而是急切求退，保留实力。
　　韩对抗日态度这一变化，似与当时以下情势有一定关系：
　　一、如前所说，八月初韩去南京见蒋介石，蒋本人对日本在卢沟桥点起战火之后，是战是和正犹豫不决，又不与韩讲明，使韩颇感不得要领，反而使其心存幻想，以为中日冲突或可不致演变为全面开战。
　　二、日本人不时向韩透露日方不愿扩大战争，对此韩可能将疑将信。这是说，日本人在韩的身上下工夫，可能起了一定作用。
　　三、国际上此时不愿见中日战争扩大，主张调停中日冲突的呼声甚高，也使韩以为战事说不定不久即可结束。
　　四、上海八一三战争爆发后，南京根据作战部署，划分若干战区，分配防务，十月份以前，韩的防务为津浦线以东、胶济线以北，津浦线本身和青岛市都不在其防区之内，战火在此时不曾烧到韩的身上。
　　五、日本人暗地里说，决不打山东，更不在青岛登陆。公开宣称也是如此，为了使人相信此话，日本人散布以下说法：胶济线有许多日本侨民的财产，如在此作战，将损害日本自身利益。事实上是日本人想以政治手段解决山东，争取韩作他们的傀儡，故极力避免在山东用兵。
　　由于前三点，使韩估计中日冲突有可能不演变为全面开战，山东自然因此也可以免于战火；由于第四点，更使韩产生山东可无战事的幻想；由于最后一点，韩在一个时期负有防卫任务的地区恰是敌人不用兵的鲁东，使韩得以在空隙中苟安于一时，无须表明其态度是战是和。八、九两月山东抗日工作的混沌局面，即由韩复榘的此种取巧心理所造成。进入十月后，乃至津浦线战火向南蔓延到山东德州，同时又委他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是李宗仁），有在此作战的任务，乃不得不应战，然而韩实际上是急切求退。韩求退之意似与以下三点有关：
　　一、当时津浦线敌我双方兵力均不多，彼此似均无意在此决战。就我方兵力而言，除韩由鲁东调来的部队之外，更无其他兵力；因韩部西调而空出的胶东防地，也无其他部队接防。
　　二、韩早抱有“中国抗日必须西撤而后反攻”的看法。八月二十二日我陪同军事家蒋百里先生至山东视察防务时，韩即向蒋百里明白表示，对日不求现在决战，但求能战能退；中国必撤至平汉线以西，待得到国际援助后，再反攻过来，方能取胜；如目前即进行决战，徒供牺牲，不如暂时保存实力，以待来日。韩对抗日前途大势此种看法，可能影响其行动。
　　三、韩自知自己部队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不过如此，不堪一击，如与日军认真决战，即会完全输掉，而且山东这块他经营多年的地盘也保不住了，与其如此，不如力求保全自己的部队。
　　韩急切想退走，却事与愿违，欲行不得。原因在于此时韩找不到任何将其部队撤离山东的口实。当时日军在津浦线虽不断向南推进，却并不渡河（黄河）南侵，也不在胶东沿海或青岛登陆。敌人不来攻，怎好不战而走。可是此时平汉线的敌人已到安阳、大名一带，有截断韩由鲁西南西撤之路的危险，所以韩着急起来，就把重要的辎重及财物运往归德、郾城、周家口一带。
　　十月七日，一度传闻韩有令，命所属公务人员南撤。
　　十月九日，黄任之（炎培）、江问渔两先生由上海至济南，是专为了解山东民众动员工作而来的，他们打电话给我，我即由邹平赶赴济南，与他们会晤。他们说：上海市已展开动员民众工作，战火同样烧到山东，而山东却未做此工作。他们对此种情况既表示关心，又很愿意加以推动。随后我即将山东动员民众工作的有关情况与问题向他们作了介绍。我主要说了三点：
　　一、韩对抗日态度暖昧，不让人讲抗敌，不让他人做动员民众工作，所以这项工作至今进行不起来。不过进入十月，战火开始蔓延入山东境内，韩被动应战以来，愿意有限度地开展一些动员工作了。但在此之前动员民众工作的延误，不能不归咎于韩。
　　二、但目前韩对此工作又从不热心变为不放心，极不愿人插手，尤不愿蒋插手。中央要各路军设政训处，准备派黄埔系的人来韩的部队负责政训处，做动员民众工作。韩先下手为强，即派余心清担任第三路军政训处长。
　　三、目前做民众动员工作的有几个系统的，隶属不一，互不相谋，而且彼此牵扯，纠纷不断，工作因此开展困难。除了上面说的军队系统的政训处，还有一个系统是省党部的“抗敌后援会”（即原来按韩的意图称为“省防后援会”，此时因形势改变，故更名），也做民众动员工作。山东省教育厅有民众教育馆，也建立了做此项工作的“战时工作团”。我们做乡村工作的也愿意在此尽力，也可算是一个系统，虽然不曾参加进去闹纠纷，但苦于无法用力。黄、江二位听了我这番话以后，勉励我排除困难，将此项工作开展起来。我深为他们的话所感动，又见战事已逼近济南，需要动员民众更为迫切，现在应是此项工作转机到来之时，于是决心振奋精神，再次努力开展工作。
　　十月十日，省建设厅厅长张鸿烈宴请黄、江两位，有何思源、余心清、李文斋和我作陪。大家谈话甚多，从午饭一直谈到晚饭，许多积存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这是因为黄、江两位远道而来，鼓励策勉之故。那天议论结果有两点：一是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各有关方面都派人参加，以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当场推选出五人为常务委员：余心清、何思源、李文斋、张绍堂和我，并推我任主任委员，我也表示同意。二是加强政训处，推荐王近信（子愚，教育厅秘书主任）为政训处副处长，皮松云为科长，协助余心清开展工作。当晚我们带着这些意见一齐去见韩，说明应团结一致进行抗日工作；军事方面自然由韩作主，而配合作战的民众动员工作由我们大家负责推动。韩听过以后，很高兴，说完全同意。
　　次日（十月十一日）晨，我再去见韩，提出三点：一、请放手让大家去做民众动员工作，只有放手，大家才好开展工作；二、即刻整饬军纪。现在军队到处抓壮丁，随意收缴民众自卫枪支，以及许多糟害百姓的事；军民关系不好，很难配合作战。我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韩部队军纪之坏。三、说明大家要团结抗日，不可互相猜忌，更不可互相倾轧；对挑拨离间的话不可听。韩听过以后，对第一点当然无话可说，对于第二点，关于他部队军纪不好的事，他多次辩解，说不是事实，而是有人有意攻击。对于第三点，他认为如果有人挑拨离间，可置之不理。在他整个谈话中流露出对于民众动员工作和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事并不热心，这使我冷静了下来。
　　十二日晚，按原定计划，“民众动员委员会”准备成立，并将在成立会上正式推举我为主任委员。但在临开会之前，省府秘书长张绍堂在电话中劝我说：主任委员你最好不要当，还是让李文斋去干好了。他用意何在，我也弄不清楚，但他们对此事原来不大热心，现在却完全可以看得出来了。原来以为转机将出现，从此大家可互相配合，将已经延误了的工作开展起来，此时我又预感事情不好办，才知只不过是徒兴奋一场而已。
　　十月十三日，日军攻下平原，进逼禹城，离济南已不远。当日深夜省府紧急会议，决定将省府迁宁阳县。
　　十月十四日晨，我得知省府将迁走的消息后，即去见韩，表示不赞成。韩解释说，战事已逼近济南，一些公务员作战时不但无大用处，而且会成为累赘，所以先迁走。我提出无用人员可给资遣散，省府则仍以不移为好。当日中午许德珩、程希孟由北平南下，途经济南访我，谈及当时山东战局，也以为省府不迁宁阳为好，并劝我午后再去见韩，但仍然说不通。我见山东局势已无可为，就于夜间赶回邹平，处理乡村建设研究院的结束事宜。乡村建设研究院创办于一九三一年，至此已有七年，七年工作付之东流。
　　十月十六日，我最末一次离开邹平去济南。二十日因南京来电又催我出席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我经济宁略作停留即转南京。在南京前后逗留将近一个月（其间去安徽巢县一次），目睹南京政府撤退景象。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由巢县再返回南京时，南京已成一座空城，政府人员几已全部撤走，只留有守卫部队。
　　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撤守的前夕我离开南京。当时已找不到汽车，我是借用甘乃光的车去下关车站。车站一片混乱，已无车票可买。设法过江后，浦口车站更乱，随处是抛弃的行李，真是堆积如山，像一座座小楼房。人们只顾逃命，已顾不及行李了。车厢里挤满了人固不用说，车厢顶上，甚至车厢下也有人设法攀附着什么，想让列车将自己带走。我们无法上车，找到一位铁路工人，被他引到调车场，上了尚未编组的空车，等候挂钩开行，才又回到山东的。
　　十一月二十四日，天明时我回到济南，借住在何思源座落在小车门外的住宅里。当日中午就同何思源去千佛山看韩复榘。我们乘轿上山后，见韩正在住房前来回徘徊。见我们来了，韩便对着我说：你看我还没有走吧！这显然是针对着四十多天前我的疑虑而说。实际上此时韩想退出山东更加急切。
　　二十六日，梁仲华、王绍常、何思源、余心清和我，聚会于何思源家，对如何收拾人心、挽回山东危局，特别是对韩的部队乱抓壮丁、收缴民间自卫枪支，共商对策。由于乡农学校负有训练壮丁的任务，平素壮丁集合训练在此，枪支也很现成，于是每每整批被韩部队带走。有时更使用欺骗手法，最初只说集中训练，几日以后，忽然一道命令，几十人即全部带走，而事前乡农学校向乡民所作“绝不带走”的保证，全无法兑现，白己也落于欺骗民众的地位。最后共同拟出向韩提的建议有下列几条：
　　一、亟应切实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才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为此应做到：
　　（一）将地方自卫组织与国民兵役区分开来。国民兵役（即各县现有之国民兵、义勇壮丁队）其目的专为补充部队，地方自卫组织的任务是专为保护地方，搜查汉奸、流窜盗匪及敌人别动队，并负有战时交通运输，以及经济节制之责。凡加入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队者，不加入自卫组织；凡已加入自卫组织者，得暂免补充兵役。
　　（二）征集壮丁和补充兵役，应有计划有系统进行。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征用。
　　（三）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遇有前方（黄河以北）退来的民众武装，应予优待保护，不得没收枪支及有搜索事情，并随时向上呈报，指示收容办法。
　　（四）通令本战区各部队，凡行军驻防需用民房及民者，应向地方行政机关或乡区负责人员接洽办理，不得自行占用及拉。
　　二、本省划分三个地带，进行工作。
　　（一）黄河北岸各县地方政治军事工作，除省主席（指韩）直接指挥之各部分（刘书香、张绍堂、范某）外，其余均责成黄河北岸游击总司令负责处理。工作重点即在黄河以北敌占区，并推王绍常为游击司令，在此地区与敌人相周旋。
　　（二）第一、二、三各行政专区（济宁、菏泽、临沂），亟应加紧政训工作（即民众动员工作），参照政训处颁发的民众组织大纲，及第一专区各县自卫组织进行计划大纲办理之。
　　（三）历城、泰安等二十六县地方，应设特区政训处，拟请民政厅李树春厅长为正处长，何思源、余心清为副处长，调用民教政训各厅处人员负责进行工作。
　　当时还商定与韩谈话分两次进行，提出以上建议。二十七日梁仲华先与韩谈，只粗陈大意，无结果。
　　二十八日李宗仁到济南视察（李当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韩为副司令长官，故来视察）。二十九日我携带上述建议去千佛山找韩细谈，计自午前十时谈至午后三时。韩对我们的建议不表示接受或不接受，只是再三强调他本人不能胜任，不能作头子，不如宋哲元能够服众，而部下也无能力强的干部等等。其实这是托词，因韩此时只想急切退走，自然无意发动民众，也不会顾惜地方，而一心想如何在退走时将壮丁带走，将枪支、财款携去，以扩充自己实力。这是我与韩最后一次谈话。恰好在这天李宗仁来电报要我去徐州，我即于三十日经兖州到济宁看视后于十二月三日到徐州。
　　在徐州停留两天。李宗仁对我说，他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济南视察时，韩当面部署其部队撤往周家口、偃城一带，对他毫不回避。我也将韩无意作战，而一心西撤，以保存自己的种种事实详细地告知李宗仁，请李制止其西撤。
　　十二月五日我离徐州，九日到武汉，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已迁至武汉。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上，我曾就韩复榘不积极作战，急切退走之事作报告一次。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湖北省府官邸见蒋介石，我也将韩的问题告诉了蒋。蒋听后笑答：我全已知道。
　　一九三八年元月中、上旬我访问延安后不久，即听说蒋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韩到开封，将其逮捕，押往武汉，在作军法审判一次以后，将其处决。据刘熙众（山东省公路局局长，韩的亲信）说，韩被囚禁在武汉某楼房内。一日有人传令：蒋委员长召见，韩便更换好整齐的军装前去，待其下楼时为人击毙。

　　国共两党和谈中的孙科(1)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长子，也是国民党的元老。我和他很熟悉，多次见面，他还请我在他家吃过饭。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谈时，我作为民盟代表参加，同孙科接触很多。
　　国共两党谈判中，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代表有张群、邵力子等，军事方面的代表是张治中先生。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以周恩来为首，还有陆定一、王若飞、李维汉等同志。民盟方面的代表共九个人，有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张君劢，还有我等。大家推我为秘书长，实际上我是民盟的首席代表。当时，各方派出的代表人数有多有少，但是不论各方代表多少，只有一个表决权。
　　孙科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代表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但是他在谈判中有私心，他不是站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上进行谈判，而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他有什么私心呢？说起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私心，这就是他想夺国民党的大权，出卖蒋介石。怎么一个夺法呢？在制定宪法草案时，他想搞成一个英国式的宪政。英国宪法规定，英王是国家元首，但是是无权的；首相是政府首脑，掌握实权。英国宪法还规定，立法权在众议院，内阁由众议院产生，内阁是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行使行政权，内阁阁员不放弃众议院议员的身份。众议院对内阁不信任，可以推翻内阁；内阁可以解散众议院，诉之于民意，举行大选。孙科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要完全套英国宪法，想把蒋介石摆在英王的地位——无权的地位，他当首相，掌握实权。
　　完全照搬英国宪法，不是孙科的发明，是张君劢的发明。张君劢设计的方案，表面上是孙中山先生的五院制，设立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际上内容不同了，把立法院搞成英国的众议院、行政院，形成英国式内阁。总统相当英国女王，行政院长相当英国首相。
　　张君劢这个套英国宪法的策划，得到孙科的支持。孙科私下安排，他将来是行政院长，当英国式的首相或日本式的首相，把蒋介石推尊为大总统，实际上是英王。美国代表马歇尔认为，这种宪政符合西方式政治，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完全同意，因为中共方面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一党制。参加政协的绝大多数人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都认为就像欧美这个样子吧，没有别的道可走。
　　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行，行不通，也要不得。民盟方面，不仅民盟方面，参加和谈的所有人当中，也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认识。为什么说行不通，要不得呢？欧美式的宪政，是多党制，至少两党，互相承认，互相竞争，你上我下，我上你下，不是一党独霸的政治局面。我认为这不合中国的需要，绝对不合中国的需要。因为中国太落后，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方面，大大落后于欧美，急切需要的是搞物质建设，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加快速度，急起直追欧美。物质方面的这个不足，不补上不行，否则中国始终是一个软弱的国家。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这就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局，执行一个长期连续不变的方针政策。像英美那样，你上我下，我上你下，倒来倒去，政策变来变去，在中国不行。那种作法是没有眼光的，可以说是不懂事的。这些话当时在两党和谈时没有说，因为大家都不会听得进去。后来，我去延安说了。
　　国民党代表团中，邵力子先生为人厚道；张群是蒋介石的人。孙科是首席代表，邵力子、张群当时没办法，拗不过孙科。他们就把协议送给蒋介石，摆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想让蒋介石看了不同意，加以反对。但是，那时蒋介石目空一切，根本看不起政协，没把政协放在眼里，政协通过的协议，他根本不看。蒋介石不看，不阻止，正合孙科的意。孙科就按他的办法进行。
　　政协就要闭幕了，蒋介石才看文件，一看不对了，就把邵力子找去。国民党里的亲蒋派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说我们党完了，被孙科出卖了。蒋介石安抚说：“我自有道理！”孙科这个人胡涂，蒋介石哪里会受他的骗。
　　孙科本来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蒋介石一出面，下面的人一闹，他没法儿了，就拉着邵力子去见周恩来。他哀求说，通过的协议要改，不改不得了。周恩来对张君劢说：“看来要改！”因为当时是政治协商，一切协议都要各方一致同意才算通过，有一方不同意便行不通。张君劢说：“国共两党为主，我们没有什么，你看着办。”后来，把宪法草案十二条大大的修改了。修改的地方有：
　　一、取消立法院不信任投票可以推倒行政院的条文。
　　二、把各省得制定省宪的规定，改为各省得制定自治法规。中共方面作了很大的让步。各省得制定省宪，这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因为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中共要夺取全国政权不容易，但是可以夺得几个省。省可以制宪，中共就可以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制定在自己夺取的省的省宪中。
　　三、修改了关于国民大会的一些规定。张君劢原来的办法是，通过公民投票的办法，公民行使创制权、复决权、否决权等四权，不必召开有形的国民大会。他这个办法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人民有四权，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行使四权。修改后规定，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产生国家行政人员。
　　还有一些地方也作了改动，记不清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协闭幕了。闭幕那天，蒋介石出席了，五项协议正式签字。闭幕以后，蒋介石还宴请了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代表。
　　在政协闭幕以前，周恩来到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来看望我们。他对我们说：“看现在的情况，买卖可以成交了。”意思是说，同国民党的协议可以达成了。我们表示，主要是国共两大党，国共两党认为可以成交，就可没有问题了。
　　当时，周恩来准备离重庆回延安汇报。从延安返重庆后，参加闭幕式，在协议上签字。这天，我交给周恩来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我让他把信带给毛泽东。周没有看信，把信装进大衣口袋里。我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看样子政治协商完成了，取得了协议。会议成功了，要组织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筹备下，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根据宪法建设国家。我说，我不参加联合政府，我要站在政府之外，发表我的言论。我认为，根据协议搞的宪法草案在中国行不通。我这个想法当时没有人同意，都听不进去，所以我表示，要到延安去，同中共领导人面谈，阐述我的见解。
　　就在这年的三月间，我到延安去了。我对毛泽东说，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方案，组织政府，制定宪法等这一套，顶多一年，再多两年，甚至三年，最终是行不通的，非另走路不可。我对毛泽东说，不要只是我们两个人谈，请你邀请中共方面十个要人一起来谈。第二天，毛泽东请来了十个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都参加了。我向大家谈了我的看法，我说，政协的结论，按外国宪法一套在中国行不通，不合中国的需要。我也谈了前面说过的，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要不得的道理。大家都认真地听，没有人插话。毛泽东听得也很认真，不过他不是老坐着，经常是一边走一边听。任弼时听出我说的意思，他说：“你是说蒋介石下台或蒋介石死以后吗？”我点点头。当时，蒋介石兵多装备好，掌握着全国政权，又有美国支持，谁也没有料到蒋介石那么快就会被赶出大陆。在那时看，蒋介石不死，不倒，最多是南北朝的局面，不可能出现旁的局面。
　　再说孙科，孙科在政协时搞了一个小阴谋，想当中国的首相，没有当成。还都以后，即首都由重庆迁回南京以后，孙科当了立法院院长。孙科经常住在上海。立法院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叫孙书元，江苏人，也住在上海。我们民盟的许多人也常住上海。孙科派孙书元去见张君劢，孙书元对张君劢说：“孙先生让我对你们讲，他同你们实在是一个立场。”所谓一个立场，就是说都不满意蒋介石的政治独裁，可以里应外合，他（孙科）在里面，我们在外面，一块抵制蒋介石。这时，民主党派方面有不少人相信孙科里应外合的话。
　　不久，我们得到一个消息，给我们透露这个消息的是王葆真，王是河北保定人，后来活了九十八岁，是老国民党党员。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相信孙科，他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蒋介石把副总统许给了孙科，孙科不需要你们了。我们一了解，果然是这样，蒋介石推选孙科当副总统。后来，只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李宗仁当上了副总统。孙科没有当成副总统，当了一个短时期的行政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