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存在资本  平等就是空话

只要存在资本  平等就是空话　　

                   ——再论什么是当今社会主要矛盾　　

杨 福 清　　

只要资本存在，剥削就必然存在。这是马克思在对剩余价值与资本的研究中得出的科学结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就有理由断定，只要存在资本，人人平等就是一句空话。　　

在有资本存在的社会中，资本是剥削，特权也是剥削；资本就是特权，特权也是资本。资本由货币转化而来；特权则由分工转化而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分工是不产生特权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不过是岗位分工而已，但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资本，于是分工也就象货币转化资本那样，由分工转变为特权了。而分工一旦变为特权，它就象货币资本一样产生剥削，成为官僚资本。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同新生的官僚资本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既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焦点，也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各种社会矛盾中最突出的矛盾。　　

一、公民平等与平等的公平尺度　　

众所周知，我国新宪法第六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规定了私人资本的合法化；资本合法，剥削也就合法。但与此同时，宪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是：“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我认为，《宪法》的这两条规定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分配制的社会条件下，公民在法律面前是不能“一律平等”的。“公民”分为“劳动公民”与“资本公民”。这两种公民之间，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讲，都不是“一律平等”的。劳动公民之间平等的公平尺度是劳动：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而资本公民平等的公平尺度则是资本：大资本获得大剩余价值，小资本获得小剩余价值，无资本无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公平尺度不是“一律”，而是“二律”，即：“劳动律”与“资本律”同时存在，所以不是“一律平等”的。　　

公民在《选举法》面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中每人只投一票；但是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用金钱就可以买来选票，也还是不能平等。在《劳动法》面前就更是不平等了：资本公民有对劳动公民有使用权、支配权，有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权；而对劳动公民来说，却只有被支配权。所以，只要国家允许资本的合法存在，公民一律平等就是一句空话。有同等劳动的平等，有同等资本的平等，绝没有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平等。在这个问题上，不管国家采取怎样折中的立场，资本总是资本，没有剥削的资本是不存在的。这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成为资本的必然结果。　　

二、资本就是权力，权力也是资本　　

如果说资本是由货币转化而来，那么，可以说权力则是由分工转化而来。分工和货币一样，货币本身不是剥削，只有当它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产生剥削；同样道理：分工本身也不是剥削，而当分工演变为权力，权力又渗入资本的时候，它就转化为权力资本。如果社会没有资本存在，社会分工也就不产生特权，分工不产生特权，也就不会产生权力资本。　　

列宁在他的《国家与革命》中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构的’‘行政’，可是这个机构却不会是‘官僚的’机构。工人在夺取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打碎，把他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工资；（3）立即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实践证明列宁的话是对的。回顾没有资本的按劳分配时期，《选举法》颁布不久的日子，那时我们的国家比改革前要困难得多。但是干部群众却能同甘苦、共患难，哪怕只有一碗饭也要大家分着吃。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作为正科级干部每月薪金99元；工厂的八级工每月工资是104元。东西少就凭票供应，连国家领导人都不能多吃多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饿死的，却没有抢劫和盗窃的，依然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资本存在的社会里，当资本不能占有权力，权力也不能占有资本的时候，二者是抗衡的，抗衡的结果，不是“平分秋色”便是“互通有无”。所谓“高薪养廉”就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产物；而行贿受贿、买官卖官，则是“互通有无”的产物。人们看到：随着资本的发展，机关干部不再是干部，变成了公务员。一个处级公务员月薪一般在4~5千元，而普通国企职工（包括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在内）月工资却只在千元左右。这就高出了三倍，再加上不平等的官方补贴，甚至要高出四、五倍到五、六倍；而且这个差距还正在越拉越大。由此可见，分工一旦转化为特权，它就比资本还要资本。是没有风险的资本，即便退休，也仍然保留。试想：有了如此优越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他们凭什么不去尽情享受而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权力转化为资本有多种渠道。非法转化姑且不论，合法转化就有多种。高薪是其中之一；多种超常补贴是其二，如房补、医补、车补、旅补、假补、宴补、高寒补、生活补、死亡补，等等。常人没有的他们有，常人也有的他们多；其三是在对政策、法规的掌控中，运用“时间差”、“弹性差”为自己谋利益；其四是在党和国家惠民政策上“打折扣”，变利民为利官等等。非法渠道的贪污、受贿、“吃回扣”，在和资本的交往中，慷国家之慨，中饱私囊，买官、卖官、被货币资本拉出去、打进来等等，所有这些都已在反腐败斗争中得到了证实。所以，在有资本存在的条件下，资本即权力，权力亦资本。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经济公平、政治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句话就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但是，什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什么？这是必须弄清的问题。　　

《辞海》对生产力一词的解释是：“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表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界的关系。它和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生产力要素包括：（1）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2）同一定科学技术相结合，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3）劳动对象（一说不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的能动的要素，因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创造和改进生产工具，掌握和使用生产资料。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　　

根据这一解释，中国先进生产力，就应当是中国高素质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的知识分子。那么，他们的发展要求就不能不是经济上的分配公平、政治上的人人平等。　　

但是目前有些人却不这样认识。他们认为只有货币才是生产力。认为只要有了钱就能买来生产资料，就能买来劳动力，就能进行生产和经营，就能使货币发生增值。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把作为资本的货币看成是生产力了。正是这种社会观念导致了社会重钱不重人，重经济不重政治，重资本不重平等。一讲到发展社会生产力，就不顾一切的“招商引资”、发展资本，一切为了一个“钱”字。其实这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意识。　　

社会财富究竟是资本创造的还是劳动创造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他从商品的二重性中发现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现了劳动力这个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远远超出了它的价值，并把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从而揭示了资本家在雇用劳动中白白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从而证明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真正的社会生产力是劳动者，而不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和资本所有者。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使劳动者由一个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因而也就提出了分配公平和政治平等的要求。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必须品得到了丰富和满足，人均收入有了很大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归于改革、开放和搞活；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在按劳分配上克服绝对平均主义、突出了多劳多得的公平因素。而如果仅仅认为是资本的作用，那是不对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资本过热，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曾经有人说，由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使百分之二十的人拥有了百分之八十的社会财富，百分之八十的人却仅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财富。最近又有新资料显示：美国两极分化指数为百分之四的人占有百分之六十的社会财富；而中国却是百分之五的人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少数人财富占有率已经超过了美国。有国企老职工说：“住房改革老底掏空了；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了；教育改革家长逼疯了；经济改革立私破公了；政治改革腐败更凶了；思想改革马列给扔了。”对于当前出现的经济危机，也正在表明：富有者有钱而无需；贫困者却有需而无钱。　　

这些年来，人民群众的上访事件不断增多，群体上访率逐年上升。农民工的上访，关停企业的职工上访，国企高级工程师和专业技术管理干部的上访，国企职幼退休教师的上访，老转业退伍军人的上访，中小学教师的群体罢课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一个分配问题。所以，分配公平、人人平等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真正的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真正的按劳分配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做了各项必要的扣除之后，按照个人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它以劳动为社会的公平尺度，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这对每个劳动者都是公平的。也是最普遍、最大程度调动每个劳动者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的根本途径。　　

改革之前，我们之所以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缓慢时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贯彻好真正的按劳分配的原则，以简陋的平均主义代替了按劳分配。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它表现为不劳动者剥削劳动者，少劳剥削多劳，同样是违反了以劳动为尺度的社会公平。由此便导致了“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懒惰和依赖的问题。现在人们一提起按劳分配就说是“大锅饭”，是平均主义。这是不对的，是对按劳分配的误解。真正的按劳分配不仅反对资本剥削，同时也反对坐享其成的懒汉剥削，是最公平的分配方式。　　

不能说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慢。如果说公有制不好，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搞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为什么要夺取政权？1949年我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到1956年，我们刚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公有制还不到四年，钢产量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谁能说这个发展速度慢？　　

1995年12月有一篇报导，题目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人民公社”》，说的是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的公社集体经济：1981年该村把两个工厂承包给了村里的两个“能人”，结果是“能人”富了，却欠国家税款，欠工人工资。后来按照群众意见，由村党支部集体承包，由当年产值二十万，第二年达到一百三十多万。十年后经济增长一百一十多倍。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赞道：南街村的发展“比深圳速度还深圳速度”。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活资料的供给制，充分体现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优越。　　

现在的全部问题就在于：（1）是不是只有资本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2）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会不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3）是不是公有制的按劳分配就一定会使国家和人民走向贫困？（4）能不能找到一条既有剥削又能平等的折中道路？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用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二○○九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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