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世界体系中人口替换规律下的大国兴衰

在今日世界已经成为开放的有机整体的大背景下，西方世界体系的视野是值得我们很好关注的。在西方学者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概念中，强调了经济实力中心国与边缘国的相互关系，并建立起了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即世界由一个占据主导位置的经济中心国和若干个被主导的边缘地区所组成。在学者费兰克看来，人类史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且一直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在东方在中国，而西方18、19世纪的兴起和东方的衰落，是世界体系中“中心”位置的替换。

借用西人这些概念和理论，不妨从人口变迁的历史视角来观察世界这“中心”和“边缘”的替换规律。事实上，有关人类历史兴衰的论著可谓是汗牛充栋，多一项人口学的解读也不为过。在世界人口变迁史上存在着人口转变和人口“兴衰”替换规律，而人口这些变化规律又与大国实力兴衰紧密相连，世界体系“中心”与“边缘关系背后无不存在着人口变迁的影子。我们不妨就看工业革命1750年以降500年的人口历史、现实以及变化趋势吧。

之所以一直没有充分重视到人口转变及替换规律对大国兴衰影响的作用，原因至少有三，其一，在人类人口史上，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中皆属于相对“惰性”的变量，处于“休眠”期，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成为“活跃”的变量，并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是为何观察人口兴衰史以1750年为界的缘故；其二，就世界整体而言，自西方率先开始人口转变以来，世界各国人口转变有先后之分，存在着后浪推前浪，此起彼伏的人口兴衰替换过程。无论是人口转变，还是人口兴衰替换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完全呈现；其三，人类对于上述人口这种变化规律及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

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观察，人类人口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当属工业革命以后发轫于西方国家的人口变迁，这种变迁完全改变了人类漫长历史中人口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水平上的“高位波动平衡”状态，第一次迈向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水平上的“低位波动平衡”。人口这种变化称之为“人口转变”。在这个由一种稳定状态转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过程中，人口发生了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首先，人口迅速增长、人口年轻化；然后，人口进入稳定增长、人口成年化；再次，人口惯性增长、人口老龄化；最后，人口规模与结构重新回到了“低位波动平衡”状态。第一阶段，是人口实力积累的过程；第二阶段是人口“能量”爆发的过程；第三阶段是人口实力趋于稳定或衰落的过程。

1750年以后500年是世界人口急剧变化的500年，这种急剧变化在人类上百万年的历史上仅仅是短短一瞬间。1750年世界人口估计7.5亿、1850年为12亿、1900年为16亿左右。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人口增速加快。1950年25亿，2000年上升到60亿，预计2050年达到90亿左右，2200年世界人口最终将在100亿左右稳定下来。与此同时，人口内部结构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世界人口转变之前，人口少年儿童比例为40%以上，65岁以及上老年人口4%以下；人口转变完成之后，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为20%以下，而65岁的比例超过20%。人类人口这500年的动态变化过程深刻地影响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马克思曾惊叹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成就。其实，在被伯尔丁称作“巨大变革期”(Great Transition)的20世纪，人类创造的成就更为巨大，而21世纪人类创造将达到最辉煌最灿烂的顶峰。

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口转变及兴起衰落是有序的。17、18世纪西方的崛起被西人归因于“三大革命”[1]，事实上，还应该加上这第四大革命，即人口革命。从自1750年以后西方人口率先“兴起”，历时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中叶以后完成了“人口转变”。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还在“沉睡”的时候，西方的人口伴随着现代化迅速增长、迅速壮大并扩张，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人口“能量”，从人口实力（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看，率先占据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地位。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陆续开始进入“革命性”的转变，迎来了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变化主导的世纪。而今，西方世界人口已进入了老龄“衰落”期，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蒸蒸日上，人口进入了“青年”、“壮年”期，开始从人口规模和结构方面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逐步取代西方占据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

沿着这种人口转变、兴衰更替的观察视角，考察一下不同时期大国国力竞争与其人口兴衰的关联。18、19世纪是西方崛起的世纪，而由于整个19世纪英国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4‰左右，大大高于同期世界人口的平均增长水平，英国最终成为19世纪世界大国的“领头羊”。今日世界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不可否认这种现实的背后是当年英语人口兴起扩张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曾一度挑战美国，但很快日本就没有敢跟美国再说“不”的底气了。原因之一就是在其后短短20年里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而同期美国老年人口比例则是由11.2%微升到12.3%。正是日本人口如此急速“衰老”使其丧失了强劲发展的动力。21世纪被认为是中印“龙象崛起”的世纪。21世纪中国与印度谁将走的更远？从人口变迁的比较分析看，中国人口走向趋势并不令人乐观。我国人口并未完全“兴起”彰显其实力就开始急剧“衰老”了。如201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8.4%，2030年将急剧上升为17.4%；而同期，印度仅由5.3%上升到8.8%。中国人口未来变化趋势如同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日本，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可能也因人口急剧衰老而衰落。

1750年以降500年的大国兴衰，背后是人口转变、人口兴衰更替的500年。大国的兴起与持续，皆以人口的兴起、壮大为后盾；而大国的衰落与迟滞，则有人口过度衰老的影子。前200年是西方人口兴起并为中心的200年，从18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开始，西方人口发生转变并不断扩张称霸和统治世界，到20世纪中叶达到顶峰。1950年至2050年是西方人口衰落和非西方人口兴起相互交接的100年。在20世纪后半叶，发展中国家先是人口实力积聚，后是人口“能量”爆发，中印人口大国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的强劲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在21世纪的人口舞台上，由西方人口曾经扩张统治的世界，将不断地让位于非西方世界。2050年以后，欧洲人口将持续“衰落”，若开放国际移民，欧洲大国的版图将是这样一个人口替换的结果：英国将有举足轻重的印巴移民，法国将会有更多的前殖民地如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后裔，德国将被“客居”的土耳其人口所“主居”。曾经是西方文明核心的欧洲将不复存在，将被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所覆盖。而美国人口还将会有“活力”，但不再是白人占优的社会，拉美、亚洲移民将占据多数，将会出现“我们是谁”的困局。由于人口转变及兴衰替换规律的存在，族裔人口会替换，文明人口会替换，西方人口的“没落”终将被非西方人口的“兴起”而替换和“覆盖”，世界体系中西方“中心”地位或许终将因为其人口衰落而被东方取而代之。

其实，我们并不能预测未来，大国兴衰的历史事实上是多种看似独立发展但却相关的因素耦合的结果，不存在任何单一的决定性因素。不过，由于人口是最基础性和持续性的因素，其变化对民族、对国家的兴衰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人口变量还处于“活跃”之时。但又由于人口变化常以百年为单位，变化周期较长且影响作用滞后，常常“迷惑”“误导”当代人，而人口转变、兴衰替换规律也被小觑！比如，当年我们批判毛泽东时代人口无计划人口爆炸时，“爆炸”的人口却创造出了改革开放30年前所未有的奇迹；而今当我们沾沾自喜1980年计划生育30年以来那些伟大“成就”时，却为未来30年埋下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的巨大隐患。历史的悖论是，当人类处在历史之中时，常因陷入其中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当人类走出历史之外时，却又因为历史已成为历史而唏嘘不已！如今，我们既在历史之中又在历史之外，我们还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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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中认为，西方近代的崛起主要是三大革命即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结果。我们养老的悲惨时代---向我的同辈六十年代生人进言默认分类 2010-08-01 11:08:18 阅读507 评论14   字号：大中小 订阅 .

  
2010年来了，我们这些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人群就开始渐次步入“知天命”的行列了。常言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处于太平盛世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近忧，但却常常袭来不少“沉重”的远虑！对于我们这批生于60年代的人口队列（Cohort）来说，最大的忧虑莫过于将于10年之后进入我们的养老时代，我们将会是很不幸的。论家庭，多是“四二一”类“少子化”家庭结构，家庭“养老资源”稀缺；论国家，迅速增加的庞大老龄人口群体，极不平衡的老年抚养结构，终将会拖垮压垮各项养老保障制度。由于家与国都“撑靠不住”，所以，我们的养老时代将是一个悲惨的时代。

其实，前段时间有关部门发布的我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所透露的信息已经对我国未来养老形势有所担忧了。2009年我国60岁人口新增725万，达到新高，而养老金缺口有关专家估算已达1.3-1.7万亿之多。实际上，现在的养老情形还是乐观的，因为家与国都有相对充裕的“养老资源”可利用，真正的严峻形势是待10之后。2020年以后，庞大的60年代生人开始步入退休之年，届时退休人口平均每年净增1000万以上并持续10余年（2022年至2033年）；2030年后，进入古稀之年；2040年后，进入“耄耋之年”。相反，支撑经济增长和养老的劳动力人口不仅不能替补这些“空缺”反而以平均每年600万（甚至更多）的速度持续递减，这种人口结构极其不平衡的叠加变化将会给我国不够强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相当不完善的养老金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全面冲击，比之今日欧洲及日本社会发展困境的严重程度将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将进入一个因人口“衰落”而“衰落”的时代，而养老也将陷入悲惨的境地之中，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许多“学者”“信誓旦旦”，声称解决这些问题，依靠经济发展，这回答没错，因为经济发展了国力才会不断增强，社会各项保障制度才会建立健全。但是，届时只怕是我国人口结构这种急剧变化会对依旧薄弱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而这一切又势必影响到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维系。所以要说到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又不得不涉及到人口这个基础因素。事实上，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如老年人口增长快，而劳动力人口迅速减少，造成老年抚养比急剧畸形变化）现象直接与我国30年的严格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无怪乎连远在大西洋彼岸的诺贝尔获奖者科斯都大声疾呼：计划生育不改，中国无法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以，要靠经济发展解决问题首先要停止所谓的“国策”。

既然依靠家庭、依靠国家，风险很大，到头来可能根本就是“空空如也”，所以，我们要丢掉幻想，要自救。作为60年代生人一份子我忍不住要向我们这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老生常谈、喋喋不休地建言了，尽管我自己未必能做到。

首先，健康身与心。如果说社会的老龄化是可逆的，那么我们个体的老龄化则是必然的，谁都无法超越自然法则。在这个“必然”面前，我们能够作为的就是提倡和实践积极、健康的老龄化。所谓积极健康的老龄化，从个体来讲，就是要积极主动健康体魄，倡导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身心是我们迎接无法回避个体和社会老龄化的基础。

其二，时刻做好再付出的准备。有了良好的身心条件，即便是2020年以后我们陆续退休，也有了再“复出”的资本，时刻准备奉献“第二次人口红利”。或选择继续工作，发挥余热，以弥补养老金的短缺和贬值；或帮助子女多抚养教育下一代，积蓄真正可靠的家庭与社会“资源”。有闲者，左手《黄帝内经》之类的，用于养生自我；右手《论语》之类，用于教育后代。

其三，要在清醒的时候，立下必要的“遗嘱”。对于多数老人来讲，也许没有什么物质财产可以遗留的，但是千万别忘了要在清醒之时留下有关如何死亡的遗嘱，要为“有尊严地死去”留下选择的空间，诸如“安乐死”之类。那个悲惨的时代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将无法承受我们这个庞大老年人口群体的医疗费用及养老服务之重。

我们20世纪60年代生人注定逃脱不了养老的悲惨时代，这是我们的宿命。因为悲观地看到未来，所以乐观地活着现在！国家实力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专家学者还是有不少共识的，如国家实力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人口、领土、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稳定及能力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有关国家实力的研究报告中，课题组所引用国外专家或机构关于国家实力或权力（power）概念中，皆把人口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要素；而引用国内同行的研究中，都没有出现人口要素 ，这或许与我国长期宣传我国人口众多是一个沉重负担有关。
        在分析国家的综合国力的时候，可以从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将综合国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两种形态。硬实力（Hard Power）是指支配性实力，包括基本资源（如土地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等；软实力（Soft Power）则分为国家的凝聚力、文化被普遍认同的程度和参与国际机构的程度等。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加突出。
        大国硬实力的或文明的能量在一些国外学者如亨廷顿看来，主要是由一国的领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能力等构成，而在构成大国实力的要素中经济力量又是关键。《大国的兴衰》作者肯尼迪指出，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如果说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力量的关键，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必然成为各个大国优先保证的发展战略核心，那么大国的人口要素与大国核心实力经济成长又是什么关系呢？怎样的人口变迁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是有利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特别是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以动态的人口结构视角做出了回答。从人口要素上讲，稳定的劳动力人口规模，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结构是保证一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积极条件。
        大国实力的较量也是软实力的较量。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以其文明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是由一套价值体系和制度构成的。人口要素怎样影响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呢？如果说一个文明价值体系及观念是一国软实力的核心，那么软实力的规模和能量就与这个文明价值系统的共同体---人口紧密相连。具体说来，首先，人口规模是一个文明规模和能量的基础，是一个文明、价值观的基本载体；其次，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文明价值体系保持活力和应对外界挑战的必要条件；其三，人口素质则是传播文明和文明吸引力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人口要素在文明价值体系中所起的作用。
        20世纪末科索沃战争直接导因是科索沃的民族矛盾，而单单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分析，这是阿尔巴尼亚族和塞族两个人口规模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这是禀赋两种不同文明的共同体冲突替代的结果。长久以来，虽然塞族将科索沃视为自己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摇篮，不愿放弃那里的一寸土地。但现实是，科索沃两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族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在科索沃人口约220万中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其余是塞尔维亚族、黑山族等，主要信仰东正教。这就是科索沃民族冲突以及当今要求独立的人口学背景，在这里一个人口规模扩张的民族正在取代另一个人口规模缩减的民族，从而一个旧有的文明价值体系也被另一个新的所取代更换。
        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当代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美国。2008年的美国选举将载入美国历史史册、也将载入人口史史册。于多种成分（血统、族裔、文化、信仰等）聚于一身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胜利固然有多方解读，但单单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观察，从动态的结构视角去分析，奥巴马的胜利首先来自于美国社会人口族裔结构的变化，毫不夸张地说，奥巴马的当选是以美国社会人口的族裔结构改变为基础的。1950年，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近90%，1990年降至80%，2000 年美国人口普查，非白裔的美国人已经上升到了25% ，2008年总统选举之时，非白裔美国人口已接近30%，而且人口年龄结构较轻（与选民结构有关）。美国选民族裔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是奥巴马当选的基础。由于奥巴马身上的“多元”背景（血缘、族裔、信仰等），奥巴马的美国价值取向必定与布什不同。历史的经验昭示我们，人口要素对一国软实力影响的表现形式：或以“刀光剑影”式文明共同体---人口规模的“征服替代”，或以“兵不血刃”式文明结构---人口族裔结构的“颜色革命”。
        从大国实力竞争的较量历史看，有许多深刻的启示。19世纪是西欧大国角逐的世纪，更是英法“两雄”竞争的世纪。大国实力竞争的背后也是人口的较量，英国的人口优势在十九世纪超过法国，也超过其他国家，如人口增长快、年轻型人口有活力有生机，最终成为19世纪欧洲大国的“领头羊”。历史是如此诡异，当年英国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潮的“刺激”而写就的，不过马尔萨斯人口论并未在英国“结果”，却在法国“生根”。马尔萨斯人口论发表200多年后今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文明版图，这是一个英文主宰的世界，而法语却只能偏于一隅，还在为主权而战（加拿大魁北克），谁能否定这事实上是当年英国人口增长扩张的胜利呢？！
        20世纪是美苏世界争霸的世纪，同样也是美日经济竞争的世纪，是一场轮番上阵的“三国演义”。如果从人口学的角度去解读，同样会看到，美国人口无论是数量规模的增长上，还是人口结构变化上，美国毫无疑问占据了优势。以日本与美国经济实力的较量为例，20世纪80年代，作为创造东亚奇迹的日本曾经是一派光彩夺目的景象：日本经济傲视群雄，日本制造、日本文化被人们津津乐道。那时，风行世界的畅销书是《日本可以说不》。然而仅仅过了20年，这一切就像过眼云烟，日本现如今根本没了对美国说“不”的底气了。探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从人口要素的角度去回答，一目了然。也就在这短短的 20年日本人口进入了加速的老化期（见附图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由1980年的9.0%迅速上升到2000年17.2%，翻了近一番；而同期美国老龄化指数则是由11.2%微升到12.3%，变化不大。请注意，是日本人口年龄结构如此急速老化这样一个动态过程使其丧失了与美国竞争的人口实力。
        再来看看21世纪大国之争，如今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四国“后起之秀”21世纪是这“金砖四国”之争。在这四国之中，中印“龙象”之争更为引人关注，更被认为是“龙象崛起”的世纪。中印之争中国的人口准备好了吗？20世纪后半叶作为人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毫无疑问走在了印度的前面，但是21 世纪中国印度谁将走的更远？从人口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人口形势并不令人乐观，特别是2020年以后，中国将进入加速的老龄化过程。因此，仅从人口学的角度，从动态的结构视角，从中印两国人口要素的动态比较上看，无论是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如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还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如老年人口比例的变化、劳动力人口中的年轻人口比重的变化，中国人口实力明显不占优势（见附图2、表1）。
        当我们自信满满地追赶美国并与印度形成竞争之时，我们需要从人口的角度，认真地审视比较一下大国人口方面的变化趋势。中国在未来10、20年，面临着劳动力人口减少、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总量减少三大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将是我国正常人口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变化。与我们的追赶目标美国相比，我国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美国，但我们却没有像美国那样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与竞争对手印度相比，虽然目前我国人口占有优势，但未来劳动力人口剧减和加速老龄化会使我们的发展后劲严重不足。大国实力的人口较量不是“短跑”，也不是“中长跑”，而是一场艰辛的“马拉松”！单单从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趋势比较上看，我们处在极为不利的境地，我们的大国实力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有可能不仅追不上我们的目标---美国，而且有可能被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所赶超！


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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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等 《2008年中国现代化报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p14-15。

[ii]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p406。

[iii]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i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VOL. 12, NO. 3: 419–55.1998

[iv]  http://www.census.gov/prod/www/abs/decennial/1980cenpopv1.htm U. S. Summary - Ch. C, Tables 72-252 and Appendix【《财经》综合报道】据上海证券报报道，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最高点，然后缓慢下行。与之相对应，人口红利也将在“十二五”时期彻底消失。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判断，随着老龄化程度提高，2013或2015年，抚养比会降到最低点，之后老年抚养比会迅速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到那时，人口红利将消失。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15—59岁人口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

　　报道称，按此计算，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为0.34左右，仍处于1964年以来的下降通道。但这种下降态势只能持续到2013年左右。在2013年之后，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导致老年抚养比迅速上升，并在绝对水平上超过少儿抚养比，使得总抚养比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点。

　　在人口学上，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之比。人口学规律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依次经历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这一人口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

　　蔡昉强调，不是人口抚养比的绝对水平而是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下降或上升)决定了人口红利。中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有人口结构基础的，它既不是结构性短缺，也不是临时性短缺，而是一种必然的经济和人口现象。

　　蔡昉预测，到2015年，农村的负增量与城市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为零，之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短缺将更加严重。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认为，剩余劳动力原来无限供给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非常明显，而且是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在迅速增加。

　　民间研究人口的学者何亚福曾呼吁，现在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养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将来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进入“人口负债期”，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高峰时达到4亿多老人，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逐年减少，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总有一天会崩溃。(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