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政经基本理论:货币是践行生产关系的工具、金融体系是经济基础 ——摆脱交换思维,重构政治经济学
货币是践行生产关系的工具、金融体系是构造货币的经济基础
——摈弃交换思维、重新认识大生产,基于唯物史观重建新政经
作者:弈龙([email protected])
导语:
交换——价值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是斯密派经济学的基础认识。旧的货币理论,就是基于这个认识确立的。
然而,这个“貌似理所当然”的认识,却是错误的。错误的交换观,因为源头是亚当.斯密,故而称为“斯密陷阱”。
马克思也没有跳出斯密陷阱。
既然如此,就从头再来、重构新的政治经济学:唯物政经。
第一,唯物政经的基本认识是:
为生产方式的构建提供组织工具的部门,就是经济基础。
1,提供货币的金融体系是大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货币是组织大生产、体现生产关系的工具。
2,货币的价值确证功能,是其担负组织职能的功能前提。
第二,认识货币的动因性:抛弃交换思维、建立确证思维
货币理论,是政经理论的基础。
包括马克思政经在内的旧经济学,都是基于“交换”展开的。货币职能,也因此被定义为“交换职能”。
显然,在交换思维看来:货币与交易对象的地位是平等的。
然而,事实是:持币者在挑选货物而不是货物在挑选持币者。这说明:货币的地位,是高于交易对象的。
为了搞清楚货币的地位,不妨具体研究一下包括交换在内的“交易”。
交换或者说交易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先是比较、挑选、选择的“批判”过程;后是付款交易,即,用货币确认、证明所选择的价值的“确证”过程。
批判-确证,是一个描述交易、交换过程的通用范式。
大生产时期,只有得到货币的确证,商品的价值才得以体现。故而,货币是确证工具:确证价值的工具。所谓的交换,不过是用实体货币确证商品价值而已。
显然,确证工具的地位,是高于批判对象、确证对象的。即,货币的地位,是高于商品的。
不仅如此,在了解了大生产的二阶段后,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到:大生产的第二阶段,是货币驱动的。
即,货币不仅是高于商品的确证工具,还是驱动商品生产的工具。
货币与价值之间,不是交换关系,而是因果关系:货币是因、价值是果。货币是动因性的工具。
显然,交换思维统治下,我们是无法正确认识货币的。因此,要真正认识经济,首先就要彻底的绕开斯密陷阱。
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压根就没意识到交换思维的危害性,被斯密陷阱坑得苦不堪言。
第三,用二阶段模型取代两部类模型,重新认识生产
大生产经济,或者说用货币确证生产意义的经济,就是价值经济。
人类生产分为两个阶段:先建设产能,后利用产能生产产品。即,人类生产,分为产能建设、产能运营两个阶段。
生产资料包括生产条件和生产对象,产能就是生产条件。
在大生产时代,产能建设是生产者驱动的,指的是投资;产能运营是消费者驱动的,体现的是消费。
不难看出:消费者决定、驱动第二阶段生产,是价值经济的特征。
唯物政经,用二阶段模型取代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两部类模型。
这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对象,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的过程形态。即,两部类模型中的两部类,存在内涵上的交叉。如,对面点店而言,面粉是生产资料但本质上是生活资料的过程形态、中间品形态。
内涵上的交叉,使两部类模型无力承担经济分析。如,基于两部类模型的再生产理论,看似严谨无比,实质上,由于理论模型存在瑕疵,必然是错误的。
在法定货币时期,用二阶段模型看待再生产,极其简单:
其一,增加生产信贷是驱动投资、增加消费信贷以驱动消费(产能运营);
其二,积累,不是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手段。
笑话人家“寅吃卯粮”者,是不懂价值经济的:与其产能闲置不创造价值,何不用消费信贷刺激消费进而驱动产能运营创造价值?
第四,中国公有制实践,是构建唯物政经的理论背景
中国公有制实践,现代货币的“构造机理”和“关系货币”本质在逐渐得以体现。
尤其是在2008年四万亿计划之后,公有制建设资金源广泛采取信贷模式,巨量的公有制建设成果与M2(中国人民银行定义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呈明显的正相关。
这种正相关,至少说明一个事实:只要能偿还贷款,金融系统就可以“创造货币”。
换句话说:按照资金需求创造货币,是可能的。
进一步的疑问,如,为何会需求货币、究竟如何创造货币、金融系统的政经地位以及与生产消费部门的关系……等等,就会相继出现。
疑问,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先导。
第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金融体系——的构建方向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唯物政经,
一是确立风险利率机制,更广泛的供应货币。
对于生产贷款:公共生产的风险低,那就利率低些;私营生产的风险高,那就利率高些。
对于消费贷款,可以采取级差利率:贷款额度越大,利率越高。
二是构建并壮大公有制的生活基础,如,公房体系。
三是建立人民币国际金融市场,助力亚非拉国家借助中国生产力发展经济。
一、认识货币:从实体货币到关系货币
金银货币等具有价值实体的货币,就是实体货币;金融体系通过构造关系——如,债权债务关系——创造的货币,就是关系货币。
没有遍布市场的金融体系,如,银行,就没有大生产,资本主义也不例外: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工具——关系货币——是由金融体系创造的。
1、在实体货币——如,金银货币——时期,银行家以揽储收集货币为基础、创造派生货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必不可少的信贷环境:不仅为生产者提供生产资金,还为家庭提供消费信贷。
稍后,我们会认识到:数量稀少的金银货币,即便是集中起来,也无法满足普遍意义上的大生产的需要。普遍意义上的大生产,一定是以银行券、银行汇票为形式的派生货币——关系货币——为工具的。
原始资本积累所积聚的货币,更普遍的意义是作为生息资本,如,银行家的储蓄来源,而非直接充当职能资本。
现有的教科书,似乎存在两个逻辑武断:一是没有考虑原始资本积累的生息资本形态,二是武断的认为原始资本积累方式是资本的必须来源(在随后的关系货币部分会认识到:只要社会需要,数字时代的央行,可以零成本的“创造资本”)。
历史的看:实体货币,是国家缺位的情况下,社会的自发选择。随着央行以及各种投融资系统的建立,经济基础被国家掌握。在国家掌握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已经不需要实体货币作为创造关系货币的基础,故而,实体货币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2、在关系货币时期,货币摆脱了实体——如,金、银材料——的限制,本质上代表了金融体系按照一定规则创造的关系:最常见的关系,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由于债权债务关系代数和恒为零。故而,称这种货币为“零在货币”;最隐蔽的关系,就是体现虚拟资产的价格。依据虚拟资产价格而创造的货币,就是“虚拟货币”。
零在货币通过借贷方式发行、虚拟货币通过公开市场买入股票实现发行,这些常识性的金融行为在此就不予赘述。
显然,相对零在货币服务于普遍的、所有社会成员而言,虚拟货币只服务于虚拟资产持有者,即,股东。故而,虚拟货币是一种特殊发行方式的产物——特殊货币,零在货币是普遍发行方式的产物——普遍货币。
当然,任何货币,首先要具有普遍性。因此,即便美元有一部分是虚拟货币,但它的存在基础依然是零在货币。
相对美元,人民币几乎是纯粹的零在货币。
二、马克思没有认识到:普遍的大生产,一直是以关系货币为工具的。
所谓普遍性,即,广泛性、共性。如,目前的我国农业生产,有一些大生产方式。如,农场大生产。但,目前我国:大生产占比很少,只具有个别性,而不具有广泛性。故而,大生产,不是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普遍性模式。
实体货币,也许能够支撑零星的大生产,但绝不可能支撑普遍性的大生产。
论证如下:
对于普遍的大生产而言,第一阶段——产能建设——的投资,总是要通过第二阶段——产能运营——来回收的。
如果是实体的货币,生产者通过第二阶段不断回收实体货币,最终消费者手上一定没有实体货币,进一步的:因为失去消费驱动工具,生产必然停滞。
以上反证,可以说明:实体货币,不可能是普遍大生产的工具。
进一步的,不难看出:普遍性的大生产,首先是以消费信贷为本质的关系货币为前提的。
1、将实体货币视为大生产的“交易媒介”,这个认识“大生产”的起点,就出了问题。
前面论证过:实体货币是不可能支撑普遍的大生产的。因此,将金银货币视为(普遍性的)大生产的交易媒介,属于选错了研究对象。
2、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没有意识到斯密陷阱外,将非普遍性视为了普遍性、将“伪大生产”视为了“大生产”。
在讨论大生产时,我们总是默认市场的同一前提:生产区域与消费区域是同一的、消费者与劳动者是同一的。
对于马克思考察的英国大生产而言,它的生产区域当然指的是英国本土。然而,它的消费区域是英国本土、半国际的殖民地、国际市场三部分构成的。
显然,相对于消费区域而言,英国本土的大生产,不具有普遍性:只能算是“零星大生产”、“非普遍性大生产”。
由于生产区域与消费区域的严重不同一,马克思所考察的英国大生产只能说是“伪大生产”,本质是:广阔的消费市场支撑起来的小区域大生产。
实体货币,可以支撑起伪大生产,但无法支撑大生产。
将“伪大生产”视为“大生产”,马克思将“伪大生产”的实体货币,视为了“大生产”的交换媒介。
当然,历史的看:大生产,一定是从个别发展到普遍的。但是,这一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量变和质变,却被忽视了。
其实,零在货币、虚拟货币等等概念,马克思都已经发现了。甚至,连赊购赊销以及支付手段等现象都意识到了。
然而,马克思没有意识到:从零星大生产发展到普遍大生产过程中,工具的变化、金融系统的异化,都在率先发生。
马克思更没有意识到:信用,是经济基础为大生产提供的工具。
3、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者——以银行家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剩余价值机制的真正缔造者,是金融体系。
将阶级专政的板子对准软弱的产业资本家,而忽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盯着苍蝇蚊子、却放过狮子老虎。如果马克思在世,不知会有何感想。
三、唯物政经基本理论(价值经济部分)
在初步认识到货币的工具性与货币的创造来源后,就不难发现:新的政治经济学认识,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概念框架来组织。故而,命名为“唯物政经”。
1、金融基础论与货币工具论
货币是组织生产、消费等行为的工具,货币的工具职能是通过社会认可的、具体的确值功能实现的。
货币,包括两类:一是实体货币,二是关系货币。
对实体货币——如,金银货币——而言,实体货币的确证功能是由其自身的价值决定的。
有限的实体货币,是无法支撑普遍意义的大生产的组织需要的。
金融系统是创造关系货币的机器:对于普遍意义的大生产而言,货币是金融系统通过构造关系——如,零在关系、虚拟关系——创造的。
2、关系货币的关系本质
首先要声明的是:关系货币,不是货币。准确的说,是凭证,是代表诸如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
将凭证称为货币,纯属尊重习惯。
关系货币,本质上代表关系:表示零在关系的关系货币,称之为零在货币;表示虚拟关系的货币,称之为虚拟货币。
零在货币,是最普遍意义的关系货币。美元也不例外。
虚拟货币,一般而言,是以金融霸权为前提的关系货币。美元是当今最强势的虚拟货币。
如今的美元,既有零在货币,也有虚拟货币。
3、经济方法论:关系构造论
按照创造关系的方式不同,驱动经济的方式可以称为:零在驱动、虚拟驱动。
信贷驱动,本质就是零在驱动。
关系货币时期,经济基础可以通过鼓励社会成员,如,企业、个体、自在,积极构建关系,来发展生产、再生产。
这里再强调一次,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错误的。
唯物政经的生产与再生产,工具方面,是不依赖资本、积累的,可以通过构造关系实现。
至于“内生经济理论”之类的,其实就是通过关系构造驱动经济。
4、工具运行理论——关系构造与清算理论
生产规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意味着:需要构建的生产关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故而,生产的本质,就是构造关系的结果。
此外,生产者向金融系统贷款,也是二者构造债权债务关系。
因此,生产者贷款M2,意味着生产规模、生产关系的规模,都得到了一定的扩展。
另外,消费贷款,是通过构造债权债务关系来促进生产。
债权债务关系的严肃性,是通过以消亡关系为目的的清算制度来保障的。通俗的说:放贷是以收回贷款的可行性为前提的,胡乱贷款是不行的。
因此,金融系统,既是构造关系的机器,也是清算关系的机器。
在价值经济体系里,人们与其说是与生产系统发生关系,不如说是与金融系统发生关系:生产系统是货币工具的流通系统,金融系统是货币工具的生产与消亡系统。
5、相态理论:共相与众相
一个国家的人的需求,根据普遍性程度来划分相态:按照特征定位的特征群体态——众相、全体态的共相。相应的生产,也分别为众相和共相。
共相需求是一定的、可测量的,因此,共相生产是可计划的。我国公有制所定位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等领域,主要就是共相。
若干众相之和是共相,因此,众相之间是竞争的,具体的某个众相是易变的、生产是有风险的。
相态的风险程度,决定了关系清算的风险程度,也进一步决定了经济基础提供工具的态度差异:喜公厌私,是我国银行对贷款客户的一般态度。
风险利率制度的客观基础,就是相态风险程度。
根据相态关系风险理论,我国银行的信贷原则为:
一是建立风险利率制度;
二是建立等额的公民信贷体系;
三是建立政策性银行——公有制发展银行,既满足公有制建设的信贷需求,又降低利息压力。
6、价值经济的人关系:普遍的基础关系、特殊的生产关系
大生产时期,
人们普遍与经济基础发生构造、清算关系。即,每个人,不以意志为转的,都要与金融体系产生关系。因此,大生产时代的经济基础,使每个人都具有普遍性。
生产关系,只是特殊关系。这里的特殊性,指的是专业性或者说其它分工特征。
因此,大生产的经济关系是:基于基础关系的生产关系。即,基础关系最大、生产分配其次。
如果用同心圆模拟表达人在大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就是:大圆是基础关系、小圆是生产关系。
大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具体的生产分配问题不是首要的问题,而确保基础关系才是首要问题。
通俗的说:生产分配问题是次要问题,提供生产工具、消费工具才是首要手段。
具体应用,如:产能闲置且需求得不到满足时,提供消费信贷;产能不足时,提供生产信贷扩充产能;对于失业,首先提供消费信贷,其次,投资建设新产能。
总之,别钻牛角尖,非要从分配角度解决问题。
相对于大生产,自然经济时期,只有拥有土地的人才有普遍关系:如,古代中国,只有拥有土地的少数人,才需要普遍性的代表——官府(户部)——确认地权(确权)。
大生产取代小生产,是人的经济普遍性的发展:从少数人具有普遍性,到所有人都具有了普遍性。
实际上,迄今为止,我国在人的经济普遍性这一块,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大生产,让人有了普遍性,这是第一步。这一步,资本主义解决了。
第二步,就是提升普遍性的水平——从少数人阶级的自由发展为普遍的自由。显然,这是社会主义要解决的问题。
7、对谁提供工具,就是谁主义
社会主义,首先是人民主义,其次是基于人民主义的自由主义。
因此,人民,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首要工具供应对象。
相较于资本主义需要抵押才能获得消费贷款,社会主义公民拥有更优越的消费条件:无抵押的限额贷款。
无抵押限额贷款,就是社会主义公民的生活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为全体人民构筑的生活基础,称为“社会主义筑基”。
此外,由 “消费信贷”是价值经济的前提,也可以看出:筑基,不仅是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价值经济的需要。
筑基的财源,包括:公有制生产要素租金(如,公有制地租、物租)、公有制产能收益(如,国企利润)、税收等。
在“寅吃卯粮观念”束缚下,我们的金融举措,恐怕连大生产的消费者驱动都无法保证,更谈不上符合社会主义的需要!
8、大生产经济基础的二元性——生产基础、消费基础
价值经济的双驱特性,意味着:为满足双驱需要,大生产的经济基础需要具备二元特性。
以中美为例,来说明大生产经济基础的二元特性。
美国的生产基础主要是虚拟基础,消费基础是零在基础与救济基础;
中国的生产基础是零在基础与民间高利贷基础,消费基础尚未成型:只有大宗消费领域构建了零在基础。
客气的说:在2008年后,我国为公有制生产初步构建了零在基础。
不客气的说:我国大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比较脆弱的,连支撑大生产都勉强,就别奢谈支撑社会主义大生产了。
主要经济乱象,如,民间借贷、产能闲置、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业困难,乃至灰色经济此起彼伏……等等,都是大生产经济基础脆弱导致的。
四、唯物政经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描述具体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与工具时,唯物政经表现为特殊性;一般性的唯物政经,实际上就是“新唯物史观”。
上层建筑的核心是统治阶级(集团)的经济意志为本质的国家精神。
国家精神,是通过具体的工具来实现的。经济基础就是创造、管理工具的机器,是联系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组织纽带。
1、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生产方式,是新唯物史观的三层次概念体系
因为经济基础的内涵不明确,旧唯物史观中,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两大概念之间的关系:不仅混乱,还缺乏联系纽带。
新唯物史观,明确了:对社会而言,经济基础提供工具使其构建具体的生产方式;对国家而言,经济基础按国家要求来创造工具,使工具的本质符合统治阶级的意志。
2、地权、实体货币、关系货币,是国家出现之后的三种主要的组织工具
关系货币,是大生产组织工具。在关系货币出现之前,
地权、实体货币,都是自然经济时期的组织工具:地权,组织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社会;实体货币,是市民社会内部以及与农业社会之间的组织工具——“交换”媒介。
自然经济是以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因此,自然经济时期实体货币的价格(购买力)是由农业社会可以供给给市民社会的农业剩余——农余——数量决定的。
自然经济时期的货币购买力并不取决于货币的自身价值,而取决于农余数量。货币与农余的关系,《多收了三五斗》有所体现。
故而,自然经济时期的货币,可以称为“农余货币”;对应的市民社会,可以称为“农余市民社会”。
3、生产方式的变化,是基础与工具变化的结果
要想实现期望的生产方式,首先就需要设计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组织工具。
一旦设计出现问题,如,工具无法正确体现国家精神,那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就自然不如预期。
4、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终究需要通过工具来实现
抛弃(实体)货币这种组织工具,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无需组织工具。
无产阶级不仅需要组织工具,而且还需要摆脱物质束缚的更自由的工具。
5、唯物政经,帮助人类走向自由王国
如果说,唯物史观帮助人们看到了自由之门,那么,唯物政经就是打开自由之门的钥匙。
唯物政经,使经济工作告别了神秘。
从此,经济工作的任务,简单的说,就是:工具设计。
五、理论展望
摒弃交换思维、跳出斯密陷阱,重新认识大生产或者说价值经济,是重构政经的前提。
本文只是先导性的,主要是从结构上介绍了大生产的组织、国家与社会。不过,仅仅如此,是不足以构成一个体系化的理论的。
纯粹理论方面,这里只讲了货币理论——货币工具论。至于构成体系所需要的理论,诸如价值观论、价值量论、要素论、动机论、价值本质论、生产力理论等等,都还是空白。
除了理论完善外,对现实的指导,也有极大的意义。如,
一是扩大再生产并不依赖积累。有央行在手,我们比华尔街的资本都雄厚。
二是中国“不差钱”,引进外资的原因不是因为缺钱。因此,我们不能胡乱引进外资。由于胡乱引进外资:一些小国,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中国身上。并将本来的国际竞争异化为中国日益加剧的内卷。
三是发展以构造关系为手段的人民币循环,如,内循环、区域循环;减少以形成外汇储备为特征的外循环。
四是以促进消费为首要经济手段。寅吃卯粮、量体裁衣等,是小农经济意识。“为了促进消费,用直升机撒钱都可以”,其实是符合大生产的经济规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