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中国，缔造新华，复兴华夏，润泽东方——当我跃迁成毛泽东！（十九）

　　全面外交篇

　　1.外交(diplomacy)，是一个国家、城市或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上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建立能够满足彼此需求的关系。如互派使节、进行谈判、会谈。一般来说外交是国家之间通过外交官就和平、文化、经济、贸易或战争等问题进行协商的过程体系。一般来说国际条约首先是由外交官协商而成，然后由国家的政治家批准签署生效的。国家、国际间的外交为邦交或国交，城市、城际间的外交为友好城市。

　　2.引言：在这个星球上，也许没有比中华民族更期待发展和向往强盛的民族了，中国这个曾经雄视千古，拥有东方大国美誉的国家，它的衰败只是近代的事，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当之无愧的产品生产大国，手工业产品在全球产品的19.7%，在全球位居第二，百年罹难，百年屈辱，百年抗战，自从1984年，英国的远征军架着20艘炮舰，攻开清王朝闭锁的大门，随后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了大小数百次的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人民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及其他款项高达1000亿两白银，仅仅战争赔款一项就掏空了清室12年的财政收入!哪里有什么平等外交?满清的慈禧太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哪一个不是跪在地上办外交的?而新中国的外交却是站起来面带笑容，握手言和的新型外交!新中国的外交的根本目的就是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

　　一.新中国外交基本方针：

　　1.1949年当中国革命快要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的3条战略方针，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和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将这三大政策法律化!

　　2.“一边倒”，是指国际战略态势上的“一边倒”，决不意味着处处事事都依从别国，跟着别国的指挥棒转，更不是去作附属国。恰恰相反，它是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为前提的。

　　3.“另起炉灶”，是毛泽东在1949年春提出来的。同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

　　4.“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是毛泽东在1949年2月间同米高扬的谈话中首先提出的。随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这个方针就被正式确定下来了，对于这一方针，周恩来也作过很好的说明：“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想钻进来。有几个国家想同我们谈判建交。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这种情形会使我们的独立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要在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5.毛泽东善于用形象、生动又通俗的语言，概括和表述自己的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用“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表述他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外交思想，就是一个例子。这三句话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在外交上起指导作用的基本方针。

　　二.新中国外交部成立：

　　1.新中国成立后，专心致志进行国家建设，更把维护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尤其是外交领域，在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不断加深的同时，20世纪60-70年代，新中国开始摆脱冷战思维的禁锢，一步步打开西方世界的封锁，为国家发展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2.1949年11月8日，新中国的外交部成立，但是打了几十年仗，钻了几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现成的外交人才，为组建外交部正四处寻找人才的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正在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向各野战军发出了一些人员调动的命令，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第一批派出中国的15位大使中，竟有11位将军，他们因此被称为将军大使，而其中有6位后来都担任过外交部的副部长，成长为杰出的外交家，其中包括首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① ;首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姬鹏飞② ;首任中国驻瑞典大使：耿彪③ ;首任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黄镇④ ;首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韩念龙⑤ 等等!

　　3.然而当他们前来报道的时候，许多人却从来没有穿过西装，不会吃西餐，也不懂外语，更说不上出席外交领域了!于是周恩来特别安排了几次现场观摩，有一次波兰驻华大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首先向他手下的将军大使们在大厅后面的小屋子里偷窥，周恩来对他们说：“这叫窗下学礼!”从此新中国外交家们开始了他们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外交征程!

　　4.从建国初，到70年代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锁，抵制大国沙文主义的威逼，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审时度势，积极进行战略调整，为中国谋求有利战略地位!

　　三.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1.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特别是朝鲜停战以后，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之不懈奋斗的目标。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就对新中国抱着敌视态度，采用封锁、遏制等种种手段，包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等。一些亚洲邻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对新中国还存有怀疑和畏惧的心理。

　　3.新中国的诞生，对于世界和亚洲来说，究竟是和平的因素，还是危害和平的因素?这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毛泽东作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

　　4.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5.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各国政府宣布：“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从一开始，维护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就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两大基点。

　　6.毛泽东根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分析，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依据这个判断，在1951年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长远设想。即使是发生了抗美援朝这样大的意外事件，也没有改变毛泽东的基本估计。

　　7.毛泽东在1956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计，就是根据这个情况作出的。正如中共八大所提出的：“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这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8.195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⑥ 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我现在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代表全中国4亿7千5百万的人民在这里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是非法的和犯罪的行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美国的操纵下，这个提案最后被否决!但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发出的正义的声音!

　　四.中苏建交：

　　1.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发来外交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对新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由此也带动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建交高峰!开国初期中国奉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当时世界东西方冷战的格局中，鲜明地倒向苏联一边!

　　2.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毛泽东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3.在这以前，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3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斯大林表示：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待毛泽东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毛泽东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4.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毛泽东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5.毛泽东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1945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了适应中国革命胜利后国际形势的新情况和中苏关系的新变化，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毛泽东还要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6.毛泽东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到1950年2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差不多有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在订不订新约这个主要问题上，一开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发生根本分歧，相持近半个月。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从不让步，不论对谁，即使对在国际共运中享有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的斯大林，也不例外。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加上其他因素，斯大林终于改变了观点，同意签订新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其他新的协定。

　　7.《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与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条约。它同一百多年来旧中国在屈辱的条件下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

　　8.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地评价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9.毛泽东对第一次访苏取得的成果是很满意的。这次访苏，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用条约的形式将中苏友好合作的关系固定下来。这对于巩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为新中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外部条件。同时，在国际上，也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了有利于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的变化。毋庸讳言，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的一些大国主义作风，也给毛泽东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10.1956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多事之秋，先后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赫鲁晓夫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万分火急的电报，请中共急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磋商，中共立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参加的代表团赶赴莫斯科，刘少奇在莫斯科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国家和党的关系方面，应当虚心，耐心地听取对方的意见!”

　　11.1957年1月7日，周恩来与贺龙一行来到苏联莫斯科，在谈到兄弟党与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周恩来诚恳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问题，要由他们自己去处理，不能搞外部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准则!”

　　12.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联，参加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苏两党共同起草《莫斯科宣言》，中国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但为了维护中苏关系，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毛泽东在大会上仍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957年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过方方面的核技术知识，包括一枚原子弹样品极其制造技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真的是亲密无间的兄弟)!

　　13.1956年以后，苏联人事大变革，树立了赫鲁晓夫⑦ 在国内和党内的权威，1957年的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又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时候赫鲁晓夫认为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他的地位已经稳固了，此时他的大国沙文主义集中表现出来，于是就有了他在1958年夏对中国的匆匆而来，悻悻而去!

　　14.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见毛泽东，表达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想法，希望在中国有个潜艇基地，建个长波电台，以便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系，并提出和我们搞个联合舰队，毛主席向尤金大使表态，坚决反对，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党主义，尤金大使回苏联向赫鲁晓夫报告了这件事，于是1958年7月31日下午，赫鲁晓夫亲自秘密访华，在北京小住三日。已经看出了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毛泽东问道：“你们要和我们搞联合舰队是怎么一回事呢?”

　　15.赫鲁晓夫说：“好，我跟你讲!讲得相当长，大概有50分钟，他的主要理由有两条，就是说我们的海军舰队刚刚服役，还缺乏联系渠道，所以在你们那搞一个电台，我们可以出钱，修好了之后归你!共同舰队是我们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第七舰队的!”

　　16.赫鲁晓夫的原话是：“毛泽东同志，我们将给你们建电台的钱，对我们来说电台属于谁无所谓，只要我们能使用它同我们的潜艇保持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电台送给你们，但我们希望能尽快建台。我们的舰队在太平洋游弋，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否达成一项协议使我们的潜艇能在你们的国家里有一个基地以保障加油、修理和船员上岸休假等等呢?”

　　17.说到这里，主席就站起来了，对赫鲁晓夫说：“你说了大半天还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你说，你是不是要把我们沿海的地区都拿去，拿去好了，说老实话!”

　　18.赫鲁晓夫说：“没这个意思，我们说共同就是和你们商量商量!”主席说：“不行，涉及主权问题，不能商量!”这样实际上是把赫鲁晓夫碰回去了!毛泽东认为苏联试图通过和中国合作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来全面控制中国，苏联已经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国家。

　　“我最后再说一遍，不行。我不想再谈及此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在互相合作、供应方面不存在着任何困难，而我们竟连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不行!”

　　赫鲁晓夫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愤怒。我最后试问了一句以显得通情达理：“如果你们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港。”

　　“不行!我们一点都不想沾摩尔曼斯克港的边儿，我们不想让你们到这儿来。过去英国人和其它外国人占领我国多年，我们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我国领土。”我们始终没得到他的允许使用潜艇基地。

　　19.中国和印度曾是友好邻邦，由于历史的原因，在1959年这两个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友好国家因为边界的争议爆发了武装冲突，为此苏联政府不止在外交上反对中国，而且在军事装备上也支持印度，一开始是小量援助，后来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包括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9月20日，苏联又跟印度，签订协议，向印度提供了价值15亿卢布的贷款，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寻求两大阵营的和解，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同美国达成了戴维营协议，目的是要美苏主宰世界!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之后直飞北京，名义上是参加中国的国庆，实质上是为美国做说客，这次会见是在赫鲁晓夫刚结束他第一次访美之后.他总是在毛泽东面前谈论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热情赞扬艾森豪威尔⑧ 总统的政治家气质从而惹怒了毛泽东(心理学上：在一个男人面前赞扬另外一个男人是最忌讳的事)。

　　20.赫鲁晓夫在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中提到了台湾问题，赫鲁晓夫要求中国停止对台实行武力，同时要求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并坚定地予以了回绝，双方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不欢而散!

　　21.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后，毛泽东曾对米高扬指出：“斯大林的功过，你们采取的方式缺乏全面分析，事先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一个人的罪行，这样不对，也不好!”不久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两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文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这两篇文章不仅在苏联引起了轰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2.赫鲁晓夫终于坐不住了，于是1958年7月底，赫鲁晓夫登山了飞往中国的专机!赫鲁晓夫会见毛泽东时说：“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你们中国共产党前后态度不一致，一开始支持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23.毛泽东说：“不对，你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从来是支持的，直到现在都是支持的，但是你批判的方法不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方式有问题，首先他没有事先同苏共的兄弟党中共打招呼)我们不同意!对于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这不行，也不对!”

　　24.赫鲁晓夫说：“那你为什么往我们后院扔石头呢?”——这是俄罗斯的一句俗话，中文意思就是背后搞我们，主席讲：“这不是扔石头，我们是给你抛金子，往你脸上抛金子!”——这次不幸的会见产生了敌意，导致1960年苏联方面突然将监督建工厂的技术人员撤走，技术人员将工厂的蓝图带回了莫斯科，建厂中途停止。

　　25.1959年10月3日，回国后的赫鲁晓夫公开影射中国是一只好斗的公鸡，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再次攻击中国领导人是托洛茨基!这样就进一步公开了中苏分歧!

　　26.50年代末期，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越来越大，中国领导人为此制定了对苏斗争的24字方针：“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27.1960年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阐明了中国领导人对许多国际问题的看法，在一些理论观点和国际政策上，同苏联有了分歧，中苏之间在现实国际政治中的矛盾和控制反控制的矛盾日益尖锐，无法调和，终于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大战，当时论战的范围十分广泛，交锋所及总体是国际供应问题，

　　28.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它将在近期内撤回全部的在华专家1390人，同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合作项目，根据统计，一五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总计有304个，到1960年上半年，已建成103项，还有201项正在建设中，苏联在华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担负着重要任务，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给中国建设急需的设备，大量建设成套设备和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的这一举动使得中国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29.7月3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30.中国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苏联专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每一位为中国经济和建设努力工作过的苏联同志都怀着深厚的感情，挽留再挽留，但这无济于事!它终究弥补不了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越来越大的裂痕!

　　31.从1962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3月中旬至5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6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32.从4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⑨ 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4月27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4月30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33.这以后，中共中央在5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6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34.1963年7月，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苏回国，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国代表团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在这次访问中中苏两党高级会谈进入白炙状态，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邓小平，彭真回到北京后，毛泽东破例与全体政治局委员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到机场迎接，更加明确地表明了此时中国共产党对待苏联的态度!

　　35.中国从1963年9月6日-1964年7月16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共9篇，人们称之为9评，大意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变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这场大论战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的最后破裂，导致了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中苏论战从双方指责开始不断升级，终于导致双方更进一步冲突的事件!

　　36.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巧合的是就在这一天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⑩ 担任苏共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认为这是和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一次机会，为了能使中苏两党的关系能朝着正常方向发展，毛泽东决定借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机会，派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高规格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访问，赴莫斯科同苏共新领导人会谈。

　　37.11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38.11月7日在国宴上苏联国防部长瓦林诺夫斯基 对贺龙副总理说道说道：“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给予批驳，并报告周恩来，周恩来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指出：“这是严重的挑衅!”并向苏共提出严重的抗议，经过中方的强烈抗议，苏联方面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

　　39.在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中，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坚持说，苏共中央7月30日信中关于12月15日召开26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在12日最后一次会谈中，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40.周恩来为了表明立场，决定提前回国，周恩来率代表团于11月13日飞回北京首都机场时，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41.邓小平回首往事，曾经对中苏论战作过这样的评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说的就是旷日持久的中苏论战!

　　42.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1966年3月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逐步陈兵百万，使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也在加剧，直至1969年3月2日在乌苏里江珍宝岛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这些严重的情况，早已远远超出了两党关系和意识形态分歧的领域，教训极为深刻。

　　43.中国和苏联有过从结盟走向决裂甚至兵戈相见的历史，当通过意思形态纷争的迷雾去透视这段历史时，我们不难发现领土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1969年发生的中苏珍宝岛冲突，彻底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敌对的境地，从此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

　　44.1967年2月25日，69名在欧洲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途中，途径莫斯科，路过列宁和斯大林墓的时候被军警殴打，中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派出专机接留学生回国，随后北京市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许多对这一事件不满的外国友人，也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与此同时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集体罢工，2月3日，100多名不明真相的苏联群众在苏联有关方面的指使下，冲入中国驻苏大使馆，殴打使馆人员，并砸碎使馆门窗，在中国驻苏使馆周围大插反华标语牌，随后中国使馆人员冒着危险走出使馆大门，全部拔除了插在使馆周围的反华标语牌，同时在北京的群众再次聚集在苏联大使馆的门口，喊出了：“打倒苏修的口号!”并把苏联大使馆门前的“扬威路”改为“反修路”此后不久，周恩来等领导人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场10万人群众反苏修大会，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升级，中苏两国后来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武装冲突!至此中苏完全决裂，成为无可挽回的定局!

　　45.中苏关系的破裂也给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现在中俄两国关系已经恢复正常化，但是由于以前两国发生过战争，彼此之间存在着戒心，所以两国的关系不可能相处得太好!更不可能发展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就像曾经打过架的两个人一样，彼此之间的心理阴影，难以化解!)

　　五.莱蒙湖畔的日内瓦峰会：

　　1.早在1953年9月28日，苏联政府就曾经照会法、英、美三国政府，提出两点建议：

　　一、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大国外交部长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

　　二、召开法、英、美、苏四国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10月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声明，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上述建议。

　　2.1954年1月25日，美，英，苏，法在柏林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会上，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再次提出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的建议，商讨两个月后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讨论解决朝鲜的统一和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和平问题!

　　3.在会上美国国务卿杜斯坚决反对苏联邀请中国参与的决定，结果2月19日，四国外长在柏林公报中加了个保留声明说：“凡是直到现在没有被承认的国家虽然邀请参加会议，但并不等于在外交上承认他们!”很显然，这个在外交上不被承认的国家就是指新中国，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对中国参加这次会议表示同意。

　　4.这次日内瓦会议之所以邀请中国参加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同时又参加了援越抗法战争，于是中国便有了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发言权!

　　5.柏林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1954年4月举行日内瓦国际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美、法、英、中五国以外，还请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相关问题的讨论。柏林会议作出在日内瓦会议上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同毛泽东提出的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的设想是相符合的。

　　6.1954年4月20日周恩来率代表团赴日内瓦开始国际谈判，当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时，各国资深的外交家们带着好奇和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朝鲜的统一和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的地位参加国际会议，使一直不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在事实上不得不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表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在迅速提高，中国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承认。这是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不懈努力的结果。

　　7.与会的是当时世界叱咤风云的外交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⑾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⑿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⒀ ;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⒁ ;朝鲜外交部长南日⒂ ;越南外交部长范文同⒃ ;解决朝鲜问题是日内瓦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而朝鲜北南双方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加上刚刚停止的战争，使朝鲜问题成为两大阵营冲突的交点，不论会议出现什么局面，实际上都是两大阵营斗争的结果!

　　8.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始举行。日内瓦会议从5月8日起，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人民军前一天取得的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会议取得突破性进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时，毛泽东冷静观察局势，预见到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将会出现复杂的局面，要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根据他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建议越南人民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扩大战果，切不可消极等待会议谈判的结果。5月12日，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致韦国清的指示电的最后，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作和谈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和谈从来是要以实力为后盾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日内瓦会议上外交斗争的成功。

　　9.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苏联代表团团长莫洛托夫，朝鲜代表团团长南日，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互通情报，协同步调，互相配合，力争主动，在印支问题上取得了满意的结果，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10.日内瓦会议首先在实现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6月19日达成《关于在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随后，宣布休会。

　　11.在休会的近1个月时间里，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6月21日他会见了老挝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除了解释中国一贯的立场和主张之外，还明确表示，和平恢复后，印支三国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法兰西联邦，建立友好关系，周恩来还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停火方式提出建议!

　　12.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广泛地接触了世界各国的其他官员和在野的政治家以及一些社会名流，比如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晤，与越南外长范文同会晤，还多次与印度驻联合国大使梅农会谈，与世界著名喜剧演员卓别林⒄ 会晤，接见法国铁路工人代表等等!通过这些外交活动，周恩来在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同时，向国际社会广泛地介绍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和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表现了积极的参与意识和解决问题的灵活技巧，使日内瓦成为中国外交打破美国封锁的极好场所!

　　13.与此同时，中国代表团给西方人播放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该部影片刚刚在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音乐奖!周恩来说这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使西方人感受到一个东方国家的文明传统和友好感情，起到了增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效果!在代表团驻地的草坪上，周恩来与电影大师卓别林谈笑风生，会场外这种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了新中国!

　　14.为了进一步晚上外交攻势，取得更好的效果，周恩来利用会议休会期间于6月24日离开日内瓦对印度，缅甸进行了一次在外交史上被称为旋风式的访问，6月27日，周恩来访问了印度，6月28日下午，周恩来飞抵缅甸首都仰光，7月3日-5日，周恩来在柳州会见了胡志明，武元甲，黄文欢等越南领导人，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并同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会谈，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交换意见。

　　15.7月6日，周恩来一行回到北京。7月8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的方针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很满意。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英、法等国同美国的矛盾日益明显，以及它们对中国态度发生的一些变化，特别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充分表现出来。

　　16.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作出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调整，提出：“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对于英、法这类国家，要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对于一切希望和平而对中国还有某些疑虑的国家，也要主动地去做工作。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变化。这是适应新形势(国际的和国内的)而采取的新方针。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要出现一个新局面。

　　17.7月9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飞离北京。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会见了苏联领导人!通过这次旋风式的访问，此时的周恩来胸有成竹地指出，日被瓦会议可以迅速地完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重大任务，越南首先做出了让步，通过周恩来的穿梭访问促使法国也做出了让步，终于法国外长和越南外长商定了双方军队的分界线，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妥当，只等会议通过了!

　　18.7月12日，周恩来返抵日内瓦。由于休会期间作了充分的磋商准备，越南、中国、苏联三方在7月19日共同商定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方案，为达成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19.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三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在这一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最后迫使法国停战，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和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会议，落下了帷幕。

　　20.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大国的身份参加的世界性会议，也在此时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了国际政治的舞台!

　　21.正如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22.朝鲜停战以来，特别是日内瓦会议以后，经过中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使周边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国内建设有了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由于美国的阻挠，朝鲜半岛未能实现全面撤军，但是长期停战已成定局。印度支那半岛，虽然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危险，但是八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十七度线南北实现全面停火，大大减轻了对中国南部的压力。中国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努力初见成效，与印度、缅甸实现了高层互访。与此同时，中国同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有了松动。中国正在逐步地重返国际政治舞台。这是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帝国主义封锁遏制政策为目标的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胜利。

　　六.万隆峰会：

　　1.万隆会议召开的前提背景：

　　a.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些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统治，走上独立、自由发展的道路。到50年代中期，亚洲和非洲已经有近30个独立的国家。独立后的亚洲各国，普遍要求加深互相了解、发展友好关系。

　　b.当时，整个亚洲的局势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亚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地区。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巴基斯坦等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相继出现。这些国家迫切需要发展民族经济，同时也迫切要求消除殖民统治在国际关系上造成的不平等，要求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c.朝鲜停战，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亚洲的局势正在走向缓和。但是，由于美国对亚洲一些地区的进一步卷入，再一次加剧了这一地区紧张的局势。1954年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个条约，和1953年10月1日签订的《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12月2日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联结在一起，使亚洲的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潜伏着新的危机。

　　d.1953年12月31日，中国、印度两国在北京举行谈判时，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处理中印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会谈，这五项原则写入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e.1954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双方都同意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写入联合声明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称为亚洲的宪章，为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f.1955年4月，亚洲国家领导人会议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有16个国家的225名代表出席，会议通过的声明完全支持中印两国总理宣布、并得到其他许多国家支持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构成了各国互相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五项原则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亚非新独立的国家所推崇。

　　g.1954年3月，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倡议召开亚非会议。4月，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以及今天为斯里兰卡的锡兰在科伦坡举行会议，讨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问题。12月，上述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决定与会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等25个亚非国家出席。会议定于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

　　h.1954年12月，《茂物会议公报》明确地提出了举行亚非会议的宗旨，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亚非各个国家之间的友好睦邻关系，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问题，讨论民族主权的问题以及反对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讨论亚非各国政府及人民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做出的贡献等等。《茂物会议公报》提出的会议宗旨得到亚非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除了中非联邦之外，其余24个国家都接受了邀请。

　　i.亚非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希望与危机并存的背景下召开的。《南亚五国总理茂物会议联合公报》提出，亚非会议的目的是：

　　①.建立和促进友好与睦邻关系;

　　②.讨论与会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

　　③.讨论对亚非国家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如民族主权、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

　　④.讨论亚非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这些问题，都是亚非各国在其独立发展中普遍遇到的问题。

　　2.万隆会议召开的准备：

　　a.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正式向中国政府发出参加会议的邀请。2月10日，中国政府复电接受邀请。随后组成了以周恩来为团长和首席代表的中国代表团。

　　b.中国作为重要的亚洲大国，和绝大多数民族独立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决心和这些国家共同努力，把这次亚非会议开成一个民族独立的盛会，维护和平的盛会。

　　c.毛泽东对这次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十分重视。周恩来负责准备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方案。4月4日，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等文件，报送毛泽东等审阅。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这些文件。

　　d.《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提出：“我们在亚非会议中总的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

　　e.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方案》提出：最高纲领，是争取缔结亚非国家和平公约或和平宣言，主要内容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和平、反对战争;最低纲领，是争取发表一个带公约性的公报，作为亚非会议的具体成就之一。

　　f.估计到由于某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挑拨，会上很可能针对中国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问题。《方案》提出具体的应对原则：在会上多提亚非国家的共同性问题，不突出我国的特殊问题;从大多数亚非国家的要求出发，再联系到我国的要求;中国支持他们，不要求他们支持中国;对某些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不了解和疑惧而可能进行的攻击，采取申明立场、不为所动的方针，避免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论;尽力争取团结大多数与会国，使会议能就共同愿望和要求达成协议，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了中国政府求同存异、顾全亚非国家的整体利益、谋求会议成功的真诚愿望。4月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万隆出席亚非会议的路程。

　　g.为了破坏会议召开，美国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扬言要“保卫台湾不受武装侵犯”，批准“美蒋条约”，进一步恶化会议气氛。蒋介石得知在当时准备参加亚非会议的29个国家当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台湾却与大多数国家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亚非会议主办者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台湾当局没有被邀请，被排除在亚非会议之外时，十分悲伤地哀叹说：一个最危险的时机到了。中国积极支持召开亚非会议，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为了阻挠中国代表团如期出席万隆会议，美国和台湾当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谋杀事件。

　　h.1955年4月11日，当中国代表团部分人员包乘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从香港起飞飞往印度尼西亚时，专机因被国民党特务安放定时炸弹，在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爆炸坠海，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罹难。周恩来总理因应邀绕道仰光、同缅甸领导人会晤，使美蒋谋杀周总理的阴谋没能得逞。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爆炸后，周恩来总理十分气愤和万分沉痛。在悼念这些不幸遇难的同志、对中国代表团成员讲话时说：外交斗争像武装斗争一样也是有危险的也会有牺牲的。4月17日，周恩来总理乘坐的另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空中霸王号专机途经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后抵达万隆。下专机后，周恩来总理在万隆机场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严重事件发表讲话指出：这些烈士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3.万隆会议的讨论过程：

　　a.美丽富饶的岛国——印度尼西亚是由上万个岛屿组成，印度尼西亚横跨赤道，其地理位置处在亚洲和大洋洲两洲之间，濒临印度洋和太平洋，是连接两大洲和两大洋的海上枢纽。印度尼西亚风景秀丽，人民勤劳勇敢、热情好客，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已于1900年取得独立。

　　b.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29个独立国家举行的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从殖民主义奴役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这是战后第一次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下，也就是全部是由第三世界国家参加的，自由地讨论各国之间和合作与发展以及关系到亚非人民切身利益问题的国际会议。

　　c.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害怕亚非各国人民的团结和进一步的觉醒，极力阻挠和破坏亚非会议的召开，它们公开反对召开亚非会议，极力贬低这次亚非盛会的历史意义，说这次会议不过是一个“午后的茶会”，还造谣说“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的领导权”，挑拔中国和亚非各国之间的关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将向国会提交新的“援助计划”，以经济援助为手段，企图以此影响参加国的立场。美国舆论甚至断言：“万隆会议不会成功!”

　　d.会议期间，帝国主义极力在某些国家之间制造纷争，企图分裂会议。在中国等大多数国家的努力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最终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立了以和平共处十项原则作为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基础。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50年代初期，一些亚非国家相继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之后，共同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需要加强合作，但认识又不一致，于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五国国家发起召开了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家会议，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发展，在这个由29个独立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只有6个国家承认新中国，而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却有22个，多数国家还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在政治上，有的在经济上还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同中国有对立情绪，就是一些友好国家对中国也有疑虑，因此会议上的分歧和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要达到会议的预期目的，显然是困难重重!

　　f.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然而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却是一桌不好应付的宴席，会议后期，在讨论亚非会议联合公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各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与会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出于好心，更是积极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好处，由于方法欠妥，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会议一时陷入僵局!

　　g.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冲破种种破坏和阻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独立大厦正式举行。来自阿富汗、缅甸、柬埔寨、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即今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沙特阿拉伯、锡兰即今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也门29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共约340人出席了会议。

　　h.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促进。这次会议是亚非国家团结的历史性的盛会。

　　i.与会的29国代表，一致推举东道国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为会议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开幕式中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在题为《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开幕词中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亚非各国人民的领袖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新的起点，殖民主义是一个狡猾的敌人，只要它没有死亡，世界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完全取得胜利。他号召亚非各国加强团结，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亚洲和非洲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得到繁荣发展。

　　j.自18日下午，开始举行公开的全体会议。到19日，先后有22个国家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发言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合作、谴责殖民主义统治三个方面的内容。代表们希望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但是，会议上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伊拉克代表法迪尔·贾马利宣扬：亚非国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菲律宾、泰国、锡兰等国代表以所谓的宗教信仰问题和凭空捏造颠覆活动等问题攻击中国。这些言论使会议的气氛变得陡然紧张起来，人们担心会议会陷入无休止的争吵，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中国代表团成为会议关注的中心。中国将作何反应，各国代表拭目以待。

　　k.面对这种情况，4月19日，周恩来决定将拟好的发言稿改作书面发言散发，并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作了补充发言，提出了求同存异的主张，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之间共同的地方是绝大多数国家，都承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尊重和支持呢?”

　　l.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接着，他针对两天来在三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责难，即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一一说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

　　m.他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他呼吁加强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16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周恩来精彩的演讲，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的谣言，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认识，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扬。

　　n.他的讲话，一下子扭转了会议的气氛，一场好似就要来临的大辩论被化解了，一些对中国抱有疑虑的国家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友好谅解、求同存异的精神主导了会场。周恩来的发言，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亚非国家，中国政府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新中国的外交就这样艰难地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周总理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外交才能的确令人钦佩，不亚于三国诸葛亮的舌战群儒。)

　　o.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的主张再一次赢得外国舆论界的赞誉，采访这次会议的美国记者鲍纳尔称赞道：“周恩来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p.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主动上前同周总理热烈握手，他说：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的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则驱散了一度笼罩在大会上空的乌云，为各国代表所接受，保证了大会在良好的气氛中顺利进行。菲律宾外长罗莫洛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时候的朋友!”万隆会议后在新中国面前展示出一个更加广阔的前景，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亚非国家成为50-60年代的外交工作的重点!

　　q.全体会议之后，自20日到24日，会议开始专项议程讨论，代表们分成政治、经济和文化委员会分别举行秘密会议，会议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阶段。经济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问题很快就达成了协议。而政治委员会作为三个委员会中最重要的委员会，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严重的争论。

　　①.政治委员会是由各个国家政府代表团的团长和顾问组成，这个委员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反对殖民主义的问题上，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对殖民主义进行了新的解释，他们诬蔑共产主义也是殖民主义，提出来要像反对西方殖民主义那样来反对所谓苏联的殖民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大会的执行主席只好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提出使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新的方案;第二个问题表现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这个问题上，一些个国家提出来要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所谓的实力政策，另一些国家则极力美化北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认为这些个组织是和平的基石，肆意攻击和平共处的原则。

　　r.在会议出现严重分歧、面临着危机时，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会议提出了关于和平宣言的议案。议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提出七点建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采取侵略行动和威胁;互不干涉或干预内政;承认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有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和政治、经济制度的权利;互不损害。此外，周恩来说，在中国的提案中还加上一条，即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支持一切正在采取的或可能采取的，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世界和平的措施。这些，反映了亚非各国的普遍心声。

　　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中国政府提出，并与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的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半个世纪以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有一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央人民政府十月一日公告等文献里，多次提出要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原则，也写入《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这以前，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了一段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毛泽东提出的上述外交原则，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同世界各国进行建交谈判所遵循的指导原则。这些，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③.1953年12月31日，在中国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的第一天，周恩来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次谈判，于1954年4月29日结束，在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写进了这五项原则。

　　④.1954年6月下旬，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先后发表的中印总理和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都郑重地写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印联合声明里还确认：“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

　　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总的方针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成功经验的产物，是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提出的建交原则的发展。周恩来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括、提出和推广，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

　　s.在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开展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针对有人攻击中国，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4月22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的诚意。4月23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受到各国代表的欢迎，认为它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精神，同时为后来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开辟了道路。

　　t.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参加亚非会议的有关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4月23日下午，周恩来在有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的小型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重要决策：“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场的缅甸总理吴努作出这样的评价：这个声明向和缓世界紧张局势走了一大步。

　　u.4月24日晚，历时一周的亚非会议圆满结束。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由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权、附属地人民问题、其他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七部分组成。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v.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的十项原则，成为影响深远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万隆会议的十面原则是：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w.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具体化，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万隆会议的胜利召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万隆精神的影响和鼓舞下，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平、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得到更广泛深入的发展。这次会议沉重地打击了新老殖民主义者，反映了亚非人民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和要求，增强了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为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此，人们把这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亚非国家要求摆脱大国政治干涉，平等协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称作“万隆精神”。

　　x.亚非会议产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万隆精神，这是在和平共处十项原则的基础之上，国家之间友好合作、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亚非各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万隆精神”的出现，是亚非国家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对强权政治和新殖民主义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标志。它预示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中国政府和其他与会国一道，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和“万隆精神”的诞生，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y.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了印度尼西亚。5月7日中午，回到北京。当天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毛泽东还请他们一起吃饭。会上，谈了亚非会议情况，决定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

　　z.亚非会议的成功，中国代表团在亚非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使友好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发展关系的信心，也使一些原来对社会主义中国存有疑惧或对抗心理的亚非国家，开始改变看法，转而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中国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打开了新局面，在1955年和1956年取得重要的进展。

　　七.中美建交：

　　1.亚非会议以后，在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谈话的敦促下，经过英国、印度、印尼等国的斡旋，美国政府在1955年7月13日通过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两国大使级会谈，议程包括平民遣返问题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7月15日，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

　　2.1955年8月1日起，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中方首任代表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首任代表是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从此，中美双方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交锋，长达15年之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双边外交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换了几次，会谈地点后来也从日内瓦迁到波兰首都华沙。

　　3.尽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使美国一再反对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对等外交谈判对手，成为现实，使中美两国从局部热战转入冷战对抗中保持外交接触。

　　4.1969年12月，毛泽东批准恢复同美国的大使级会谈，中美双方于1970年1月和2月中美两国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会谈，这是中美大使级代表两年来的正式对话，1970年春天，美国干涉柬埔寨内政，颠覆西哈努克亲王的政府，并于同年5月，直接出兵柬埔寨，为了抗议美国政府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520声明，中国方面取消了预定在5月份举行的中美第137次大使级会谈，几个月之后，于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斯诺⒅ ，并与他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第二天，斯诺面带微笑与中国领导人在一起的照片，出现在《人民日版》的版面上，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斯诺是唯一获得这种殊荣的美国人，这是同美国方面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5.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再次会见斯诺，并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颇为坦率地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⒆ 上台，他如果想到北京来，那就捎个信，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过来就行!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何必那么僵着呢?”——这个信息的传递为后来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6.毛泽东同斯诺谈话的大意，很快就传到了美国白宫，尼克松本人也可以去北京，这是美国方面完全没有料到的，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20余年来，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关于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的立场，美国方面也加快了谋求与中国接近的步伐!

　　7.美国为了摆脱深陷越南战争的困难局面，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以便在美苏两国在世界霸权的争夺战中争取主动，于是尼克松政府，决定寻求同中国接近，然而那些年的战争和意识形态上的隔阂，使美国没有充足的理由直通中国，于是美国开辟了两条外交的秘密通道：

　　①.1970年10月25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问白宫，尼克松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传话给中国，表示他准备派遣使节甚至是国务卿基辛格与中国领导人对话，这就是著名的叶海亚汗渠道的开端!

　　②.第二天，尼克松在欢迎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美的宴会上，第一次有意地用正式名称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历届美国总统称中国为共产党中国，随后尼克松又利用同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机会，建立了罗马利亚渠道再次向中国表达了希望对话的愿望!

　　8.这两条秘密渠道很快就发挥了作用，1970年11月，叶海亚汗访华转达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周恩来总理表示，如果尼克松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不久齐奥塞斯库访华，周总理再次表示尼克松方便的时候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访问中国，如果他真有解决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我们欢迎他派特使来北京!周恩来还补充说：“不仅是特使，尼克松自己来也行!”毛泽东开始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些改善关系的信号!

　　9.当尼克松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之路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部被国际舆论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加快了中美接触的进程，1971年3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竞标赛，中国乒乓球队到名古屋后，友好的姿态给人们留下了第一个心理印象!

　　10.中国乒乓球运动员还积极地同各国乒乓球队员来往，积极地开展乒乓外交!日本《朝日新闻》认为，如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句话所说，中国运动员直接发挥了外交使节的作用!3月30日下午，中美两国代表团官员在交谈中，美国代表团团长说：“如果美国代表团去一趟中国，一定能学到许多有用的技术!”，美国代表团团长所说的话，赢得了中国代表团的重视，他们马上通过电话向国内做了汇报，这个电话的信息被直接送往毛泽东和周恩来!

　　11.毛泽东当机立断地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同其他四支乒乓球队4月7日一起访问中国，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乒乓外交的成功使中美接触的渠道畅通了!尼克松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又惊又喜，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的访问形式求得实现!中国方面则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于4月21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向美国回了口信，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⒇ ，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

　　12.美国方面得到这一消息后，三次捎来口信表示尼克松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还建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尼克松与基辛格精心策划的“波罗计划”就悄悄开始了!至此由乒乓球引起的外交旋风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小球的转动带动了整个世界这个大球的转动(四两拨千金的巧实力)!使中国外交充满了活力，在这场微妙的政治乒乓球赛中，中国方面以其精湛的技艺，获得了中美两国的和谐共赢!

　　13.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总理基辛格按照尼克松的安排展开了波罗行动，他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悄悄降落在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和周恩来商谈尼克松访华的有关准备工作，基辛格在北京只弥留了48个小时，同周恩来的会谈就用了17多个小时，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可以在1972年5月以前进行，至此美国总统的对华访问终于确定下来了，随后基辛格又第二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和他会谈了十多次，有了圆满的结果，还请他吃了一次地道的北京烤鸭，基辛格回国时，对送行的中国元帅叶剑英说：“联大会议现正在表决，恢复你们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我看今年不会通过，等明年你们就可以进联合国了!”——事实上，基辛格的飞机刚刚起飞，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4.1971年7月的一天，美国白宫收到了这样一组密码：eureka，中文的意思是：发现，当时没有人明白它的含义，更没有人指导它发自何处?白宫也正是因为这一神秘密码的出现而发生了不小的骚动!人们发挥自己所有的想象力，也没有能破译它，但是当这个莫名其妙的电文被送到尼克松总统的面前，尼克松看后大喜，立即派人布置向全国通告：总统将在5个小时候后，对全国电视广播网发表一项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声明，谜底终于被揭开了，下午5点45分，尼克松步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尼克松公布了一个令世界震惊的消息，他说：“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我们从几方面采取了步骤，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派基辛格博士在最近的环球旅行时间去了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这一消息一经公布，美国震惊了，苏联震惊了，世界震惊了!

　　15.当时的世界处于美苏冷战之中，而且在70年代是苏攻美守时期，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美苏两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愈演愈烈，处于两霸争夺之间的中国并没有充当得利的渔翁!相反在反帝反修的政治原则下，中国正面承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傻瓜策略)，那时中国已和美国较量了多年，而中苏边境也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当时不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想打中国牌，中国就像美苏争霸天平上的一枚重要的砝码一样，放在哪个托盘里，美苏争霸的战略平衡就会发生倾斜，因此中国也是美苏两国争相拉拢的对象!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暗送秋波，而苏联也在做出缓和姿态，然而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军队又在新疆裕民县打死中国38名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军人，中国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中苏边境冲突，已经深切地感觉到了，来自苏联“老大哥”的安全威胁!

　　16.我们建国以后，多少年来，我们旗帜鲜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反对霸权主义，这样得到广大的第三世界的国家的支持，另外资本主义国家，它先后起了变化，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都支持中国，反对美国!多少年来，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为酝酿已久的尼克松总统访华创造了新的条件!

　　17.1972年2月17日，即将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白宫门前，为其北京之行发表演说，他说：“我期望我的这次中国之行，会像阿波罗登月飞行一样，为全人类的和平迈开这一步!”临行前，机场上挤满了捕捉这一新闻事件的各国记者。

　　18.尼克松的讲话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不少人，为了突出出访北京这一历史性时刻，尼克松精心策划，绞尽脑汁力求取得轰动效应!鉴于华盛顿与北京的时差有13个小时，他把访问北京的时间定为2月21日上午11：30分，而此刻正是美国东部时间星期日晚上10：30分，此举是为了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据当时的美国民意测验证明，1972年有78%的选民是根据电视上看到的东西决定政治选择的!为了突出尼克松总统走下旋梯与周恩来握手的重大历史时刻的重要，尼克松要求总统走下飞机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要纠正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

　　19.在太平洋彼岸的北京，春寒料峭，大街上和往常一样安静，但是细心的人们还是从街头橱窗的报纸里看到了尼克松即将来华的消息!

　　20.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北京，公开访问了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国，这是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瞬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机场上的深情握手，尼克松顺利完成这次历史性的握手行为!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之日算起，这是一场跨越22年的握手，人们意识到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当天下午，周恩来把美国客人介绍给了毛泽东，这位导演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决策者，却微笑着对尼克松说：“我们俩主要谈谈哲学问题，具体的事情让他们去解决吧?”基辛格回忆说：“当毛泽东站在那里时，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见到毛泽东时，的确能够感受到他发出的力量!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谈原定计划15分钟，却谈了1小时10分钟，会谈结束时尼克松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回答说：“我就不送你了!”(毛泽东应该回答：“中美两国人民在一起携手共进，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21.在中国期间，尼克松一行观看了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上了长城，游览了十三陵，参观了北京近郊农村，毕竟阻隔了22年，相互之间都充满了一种神秘和新奇的感觉!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谈了5次，在北京4次，上海1次，由于是第一次来到中国无论是尼克松本人还是美国代表团成员都表现得异常紧张和谨慎!尼克松在会谈中重复了基辛格访华时讲的美国对台湾的五项原则，周恩来说：“你讲来讲去，还是不愿丢掉老朋友!”他显然提醒尼克松，蒋介石这个人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因为他靠不住!而这一点其实历届美国政府都是有过体会的，同时周恩来，尼克松还对越南，日本和印度支那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2.尼克松访华期间，一场春雪降临北京，北京组织了几十万群众连夜上街扫雪，人们拿出了参加政治运动一样的热情投入劳动，为使尼克松的车队能顺利通过，美国人似乎看出了主人的精细安排，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揭破这个谜底!

　　23.1972年2月27日，尼克松夫妇满怀兴致地游了一趟西湖，周恩来同他们正式谈定了《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在以后的建交公报中，美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尼克松夫妇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翻来了中美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访华期间高度紧张的美国代表团此时也松了一口气，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也改变了被扭曲的世界格局!就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人们也听到了来自台湾的叹息，蒋介石集团代表发言道：“得知美国政府的错误举动，我们深表遗憾!”

　　24.20世纪70年代，的确是一个需要目光远大战略家的时期，中美一夜之间戏剧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7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国际舆论认为北京提出的挑战是正确性和哲理性的!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时期，当时冷战正处在发达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摒弃文化，历史，政治的理念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而达到如此惊人的共识，无疑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

　　25.中美破冰，也为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西方主要国家和西方这些国家的盟国在很短时间内，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来，基本实现了中国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有外交关系这样一个大好局面!中美破冰也为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重要条件!

　　26.《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7个月之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9月29日，双方签署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结束了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日本政府宣布：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中日两国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西方世界封锁中国二十多年的铁幕就这样被打破了!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41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

　　八.中日建交：

　　1.1951年9月，美国在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片面对日媾和国际会议。这为中日两国结束战争状态、逐步实现邦交正常化，设置了严重障碍。在中日官方关系难以有进展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发展中日关系重点在民间的方针。而开展中日民间外交，是从发展两国民间贸易开始的，1952年到1955年，中日先后签订了三个民间贸易协定。1953年，中国政府成功地安排日侨回国，在日本各界引起良好反响。日本政界、财界有识之士，纷纷呼吁政府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

　　2.1955年亚非会议以后，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关系也有了较大进展。1955年9月中旬至10月中旬，由林山荣吉 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日本各重要政党的国会议员。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3.毛泽东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恢复中日邦交的期望。他说：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4.毛泽东还对日本朋友说：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5.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以及1954年12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增强了中国政府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决心。从1955年10月到1956年4月，中国多次建议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并向鸠山首相发出访华邀请。

　　6.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1017名日本战犯被宽大释放，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家属前来探视。中国政府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采取的这一行动，在日本各界深得人心。获释的日本战犯，不少人后来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推动者。

　　7.1956年6月2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第一批335名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当日释放，由中国红十字会交给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协助遣送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战犯除以死亡例外，继续被中国政府关押得还有1000多名，鉴于几年来中日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这些战犯在关押期间，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于这些战犯免于起诉和分别从宽处刑等处理，到1964年，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犯，全部释放!

　　8.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为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邦交正常化很快成为现实。由于日本当时历届政府都没有勇气改变追随美国的政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要经历一个长期曲折的历程。对鸠山首相访华的邀请没有能实现。毛泽东和中国政府把中日关系的立足点继续放在民间，着眼于长久，着眼于未来。

　　9.中日两国民间的交流在20世纪50年代也取得了极大的发展，1956年5月30日-7月12日，京剧大师梅兰芳 应日本朝日新闻社的邀请，率中国访日京剧团赴日演出，在中国访日京剧团出国之前，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就飘起了欢迎的气球，日本东京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京剧的海报!

　　10.但是1957年，在美国的扶持下，安信健(现任日本首相安培晋三的岳父)开始上台组阁，他所实施的极端的反华政策，使日渐升温的中日关系骤然降至冰点!1957年日本颁布国防基本方针之后，安信健内阁开始有步骤地扩充军备，同时日本防卫厅把研究导弹列为第一重点，由此日本防卫力量的增强从量变转为质变，为了在修改日美安全条约时再添一枚筹码，安信健内阁向美国明确表态，日本将在亚洲承担应尽的责任!在日本人们又听到了战争的脚步声，又看到了战争的阴影，日本军国主义幽灵又要复活了!然而和平的脚步是任何人也无法阻挡的，日本人民需要和平的同时，反美控制的情绪也越渐高涨，日本人民抗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打前站的总统特使哈格地 的情景：哈格地的轿车被日本民众紧紧地包围起来，美国堂堂的外交官在日本却没有立足之地，警察，宪兵也无计可施，哈格地只好求助于直升飞机逃走!

　　11.从1957年到1963年，8年的时间弹指而过，中日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曲折复杂的过程，直到1963年，终于出现了一个转折的契机!这一年日本民族歌舞团来华访问演出，在他们演出的那几天里，有许多中国的领导人都亲临现场，由于中日两国之间还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歌舞团却引起了如此的重视，在当时美苏冷战格局，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很难获得突破，而民间外交正是在此时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

　　12.1972年9月25日下午1时30分，日本首先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欢迎田中一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于9月29日上午在北京签字，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字，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署为标志，中日恢复邦交，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联合声明纠正了《马关条约》以来被日本军国主义扭曲了的中日关系!奠定了社会制度不同国家间相互友好往来，和平发展的基础，中日两国民间交往是当代外交民间交往的先驱，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外交的立体化和多元化和多色彩由此得到反映!

　　13.事后，周恩来回忆中日恢复邦交的历程时说：“两国人民把事情都做了，两国首相就剩下签字和喝香槟了!”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毛泽东在会见田中角荣的事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打不成交!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双方的需要，这句话说尼克松说的，现在送给你!”

　　九.中英建交：

　　1.恢复印度支那和平，是在中国的积极参与下，日内瓦会议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在参加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政界要人进行了较多的接触，在谋求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共处关系上也取得进展。1954年6月17日，中英双方同时发表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与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实现了中英两国互换代办而建立的半外交关系，使英国在同中国的关系方面走在西方大国的前列。

　　2.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出于对香港问题等实际利益的考虑，英国一直谋求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从1950年3月2日起，在北京派驻负责建交谈判的代办。但由于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始终采取矛盾暧昧的态度，并追随美国参加侵朝战争和对华禁运，两国关系一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主动表示，希望中国也派代办来伦敦。虽然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没有改变，但是考虑到英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合作立场，并从最大限度地团结愿意和平的力量、孤立和分化美国阵营的方针出发，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艾登的意见。

　　3.1954年8月，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这时，距中英两国发表公报不过两个多月。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三次执政。对内它采取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并且在一些重要工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在对外政策上则仍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4.艾德礼这次访华时，已不再担任英国首相，但还是工党领袖，中国政府给予很高的礼遇。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他，同他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英方参加会见的有：工党领导人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5.会谈的话题从中英关系开始，谈话中，双方对社会主义等问题发生了争论，彼此谈得都很坦率。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6.当客人问道：“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引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毛泽东明确地回答：“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

　　7.客人又问：“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毛泽东说：“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8.接着，毛泽东着重谈了共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问题。他说：“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又说：“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9.毛泽东对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华政策提出了批评，指出：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他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

　　10.这是毛泽东建国以来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发表长篇谈话，第一次向西方大国的政界要人详细阐明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阐明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这以后，中英两国的贸易关系得到恢复和加强。中国在走出国门、争取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方面，又跨进了一步。两个月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谈评论道：“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很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地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1.二战名将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加掩饰地攻击过新中国，后来他似乎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因而产生了访问中国的念头，而中国领导人也没有计较他以前的言论，欣然答应了他的访华要求，1960年5月，蒙哥马利第一次访问中国呆了5天，后来他觉得太短，提出要再次访问中国，于是又于1961年9月经香港来到中国，这一次他在中国呆了两个星期，先后到延安，广州，北京，武汉等城市访问，到延安参观公共浴室，在洛阳东方红机械厂开拖拉机，以及在游艇上观看毛泽东畅游长江!他的两次访华都是以非官方形式开始的，但是他带回英国的是中国的友谊，对于英国的对华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2年3月中英两国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中新的一页!

　　12.1960年5月24日，蒙哥马利访华。5月27日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会见了蒙哥马利。1961年9月蒙哥马利第二次访华。这一次中国外交部做了周密安排：9月9日至20日访问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武汉，回北京后由周总理跟他谈，届时再同毛泽东见面。周恩来还特意把熊向晖找去，要他以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名义参加接待小组，陪蒙哥马利去外地。周总理说：要放手让蒙哥马利看，旧中国遗留下的贫穷落后和新中国取得的成就都是客观存在的，让他自己去做结论，从本质上了解中国。

　　13.1961年9月23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24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并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则书写他在1956年6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14.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两个问题：“主席对解放12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地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15.蒙哥马利又问：“在1949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1949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干革命，搞阶级斗争老毛他们很有经验很在行，但是怎样建设一个国家就显得经验不足了。)”

　　16.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1954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17.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12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1949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18.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19.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12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12年内把2000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12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20.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泽东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

　　21.在第二次会见中，蒙哥马利问毛泽东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但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老毛改变主意了)”蒙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22.蒙哥马利又问毛泽东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23.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

　　十.中法建交：

　　1.新中国建立之初，法国是西方阵营中追随美国对中国进行包围和封锁比较积极的一员，许多美军基地以及北约的一些军事指挥机构和负责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禁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机构都设在法国，然而随着冷战的发展，美国在北大西洋中越来越以发号施令者自居，这就引起了许多谋求军事和外交自主国家的不满，其中当以戴高乐领导的法国为代表，1958年，一向主张独立自主重振法国的戴高乐，重新执政，他在二战中领导法国人民英勇抵抗纳粹最终赢得民族独立的历史业绩世人皆知，1958年，戴高乐一上台，就提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等主张，把矛头直指向美国，是法美之间的间隙不断加大!最终戴高乐使法国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体系!

　　2.建国初期中法关系在这一时期没有大的改善。但是通过日内瓦会议期间两国外长的直接接触，法国政府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些了解，开始试探同中国建立某种关系。以后又表示，愿意先发展经贸关系，为逐步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对这些友好的举动，中国政府都给以积极的回应。外交部副部长陈毅说道：“帝国主义欺人太甚，欺负中国人，欺负朝鲜人，欺负越南人，欺负柬埔寨，欺负印度尼西亚，欺负刚果，欺负多米尼亚，戴高乐也受它欺负，戴高乐也起来反对他!戴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让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是不可能的!”

　　3.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戴高乐与1月31日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承认中国，并指出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效仿法国!中法建交在法国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顿时兴起了一股中国热，黄镇被任命为第一任驻法大使，以黄镇为首的中国大使馆人员作为新中国派往巴黎的第一批外交人员，最直接地感受到法国人民对中国的巨大热情，作为中法建交的居功至伟者，戴高乐怀有强烈的中国情节，一直希望访问中国，并把他的中国之行作为自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但是由于他1970年突然去世，而最终未能实现这个夙愿!

　　4.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改善，为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从1970年到1972年的3年间，同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先后有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西德和卢森堡，中英和中德外交关系从代办级升为大使级，之后西班牙于1973年，葡萄牙和爱尔兰于1979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其中尤其以中德建交最值得一书!1972年10月10日，西德外长希尔飞往北京，11日，姬鹏飞外长和希尔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两国建交的联合公报，正如一些外国报刊所说的，签字仪式只不过10分钟，但标志着中国和西德的正式建交!

　　5.新中国建国以后，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打破了美国的封锁，以中法建交为突破口，中英建交为延续，随后以中德建交为标志，中国和西方不再隔绝!进入70年代，国际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西欧国家联合趋势的加强，而当时对于中国来说，苏联正成为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胁，西欧则被看作为美苏争夺超级大国地位的牺牲品，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计划分的战略思想，把西欧发达国家列为第二世界，作为争取合作，共同反霸的对象，西欧各国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也希望借助中国与之抗衡，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西欧联合的趋势，中国的立场是：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因而一贯支持西欧的团结自强，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6.在此前后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还有意大利，联邦德国等41个国家，一个崭新的外交格局出现了，中国全方位地走向世界，为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带来转机，共和国的领导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机，周恩来，李先念召集有关部门详细研究，提出了一个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的方案，简称为43方案，这时继50年代从苏联引进156个项目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和设备引进，这些项目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煤炭，电站等许多领域，其中武汉钢铁公司的1米7轧机项目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工程之一，这些就是瞄准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最先进地技术!

　　十一.中国与亚洲邻邦的外交：

　　1.中印建交：

　　a.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形势，决心高举维护和平、睦邻友好这两面旗帜，首先争取同印度、缅甸这两个有影响的亚洲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此带动同整个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54年10月19日至31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中国。这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第一次来华访问，而且是一个亚洲大国。毛泽东极为重视，同他举行了三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驻印大使袁仲贤。

　　b.10月19日，第一次会谈。谈什么?毛泽东经过考虑后，确定以东方国家的共同点作为会谈的主题。一开场，毛泽东就说：“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c.对毛泽东的话，尼赫鲁立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他说：“你说得一点也不错。过去二百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的各自的国家。”

　　d.毛泽东又说：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尼赫鲁紧接着说：“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e.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总理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前往出席，格外引人注目。席间，毛泽东继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个话题，同尼赫鲁交换意见。毛泽东说：“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尼赫鲁点头称是。毛泽东又说：“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在两天前的会谈中，他曾经对尼赫鲁说：美国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f.10月23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第二次会谈，“战争作为政策的工具是否有利益的问题”——这成了第二次会谈的主题。在讨论中，毛泽东和尼赫鲁发生了意见分歧，相持不下。尽管如此，这场友好的争论，并没有妨碍他们在共同面对的任务方面达成共识。这就是：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g.毛泽东说：“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又说：“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

　　h.在和毛泽东会谈期间，尼赫鲁还和周恩来举行了四次会谈。通过这些会谈，进一步巩固了不久前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以及周恩来总理访印的成果。

　　i.尼赫鲁访华，还有一个目的，是想就拟议中的亚非会议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印度是亚非会议的五个发起国之一。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五国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开会，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倡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但在会下，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对亚非会议能否开成还存有疑虑。

　　j.当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时，周恩来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支持印尼总理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

　　k.10月26日，在尼赫鲁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毛泽东同他举行第三次会谈，会谈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谈到两人在战争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说：“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l.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尼赫鲁表示赞同。

　　m.中印两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取得了成功。两国之间增进了相互了解，消除了一些不信任，使中印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在一段时间里发展得比较顺利。同时，这次访问的成功，也影响到和中印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缅甸，为缅甸总理吴努访华铺平了道路。

　　2.中国与缅甸的领土外交：

　　a.缅甸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对新中国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妨碍两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障碍，除边界问题外，还有华侨问题、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以及中国共产党同缅甸共产党的关系问题。

　　b.1954年11月30日至12月16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应邀访问中国。在此以前，周恩来总理曾在这一年6月28日至29日，利用日内瓦会议休会的短暂时间，对缅甸进行过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吴努总理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要探讨和平解决中缅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c.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吴努举行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参加了会谈。如同与尼赫鲁的会谈一样，毛泽东在同吴努的初次会谈中，着重强调了中缅两国的共同点。他说：“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间完成。我们需要和平环境，需要朋友”。

　　d.接着，双方就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问题、中缅边界问题、华侨问题等这些涉及中缅关系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友好坦率地交换意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

　　①.谈到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表示：“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②.吴努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谅解态度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直言不讳地把他一直担心的是什么说了出来：“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

　　③.谈到中缅边界问题时，毛泽东针对缅甸方面的疑虑说：“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④.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他又特别说到：“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⑤.毛泽东的明确承诺，使缅甸来宾喜出望外。吴努说：“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e.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这个意愿，毛泽东曾向尼赫鲁表达过了，这次又向吴努提出，希望他从中给予帮助。吴努痛快地答应了，说他和尼赫鲁总理将会把上述意见转达给泰国政府。

　　f.毛泽东和吴努还谈到亚非会议。毛泽东主动表示：“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g.吴努告诉毛泽东，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毛泽东再次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h.正如吴努估计的那样，在这年12月28日和29日召开的科伦坡五国茂物会议上，是否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据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后来回忆：“邀请中国的问题，确实成了茂物会议棘手的难题。直到吴努总理强烈表示，如果不邀请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缅甸将难于参加亚非会议。吴努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因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亚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就不会有多大意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i.12月11日晚，在缅甸来宾到外地参观访问的前夕，毛泽东再次和吴努会谈。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再次重申，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j.毛泽东还谈到大国小国的关系问题。他说：“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k.这就是毛泽东理念中的新型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要通过倡导和履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与国之间逐步建立起这种新型关系。同时他相信，只有在这种新型的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创造出和平的国际环境。

　　l.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真诚态度，感动了吴努。会谈结束前，他告诉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m.中缅两国首脑会谈圆满结束了。这次会谈为通过谈判解决两国间的边界等实际问题，为中缅两国日后长达数十年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n.经过中国与缅甸政府的共同努力，1960年1月缅甸总理耐温 访华之时，中缅两国签订了边界问题协定，同时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使绵延20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一条和平友好的边界，中缅两国边界问题的成功解决，为解决同其他邻国的边界问题提供了范例，为了纪念中缅两国成功地解决边界问题，缅甸总理耐温授予了当时中国驻缅甸大使一枚金质勋章!

　　3.中巴建交：

　　a.1955年4月27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巴基斯坦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毛泽东的谈话还是从东方国家的共同点谈起，从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这个主题谈起，然后讲到刚刚结束的亚非会议。他说：“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b.他对大使说：“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它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c.毛泽东向大使再次重申周恩来几天前在亚非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的表态。他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d.亚非会议以后，中巴两国关系发展很快，逐步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1956年10月18日至29日，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 正式访华。10月19日，毛泽东同他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参加了会谈。

　　e.毛泽东说：“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f.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表示了中国的态度：“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g.10月23日，中巴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尽最大努力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12月20日，周恩来回访巴基斯坦。两国关系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阶段。

　　4.中印尼建交：

　　a.以亚非会议和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西亚为契机，中国同印尼两国关系在1955年间也有新的发展。周恩来访问印尼，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协议，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这个中国同一些邻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印尼政府大为赞赏。

　　b.同年5月25日至6月7日，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参加会见。毛泽东以充满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对客人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c.讲到亚非会议，毛泽东十分称赞印尼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说：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他说，过去中印间存在的西藏问题，中缅间有华侨和国界问题，中国和印尼也有华侨问题，这些都能够友好地解决。毛泽东再一次表达了中国对改善同泰国、菲律宾关系的愿望，希望印尼总理见到泰国、菲律宾的领导人时，告诉他们中国是想和他们的国家友好相处的。

　　d.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毛泽东表示：“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他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例证，说明战争的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并不利。他说：“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他进一步提出：“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e.这是一次非常友好的会谈，双方谈得那样愉快、和谐。正如毛泽东说的：“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也说：“这次谈话是既愉快又有益。”

　　f.这次会谈给印尼总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过：“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g.在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

　　5.中泰建交：

　　a.泰国是中国的近邻。毛泽东、周恩来曾通过多种渠道向泰国政府转达谋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还主动和泰国外长旺亲王接触，解除他对中国政府的误解和猜疑。

　　b.当时，泰国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泰缅边境还有国民党军队残部。泰国政府一直怀疑中国利用华侨搞颠覆活动，认为中国云南成立傣族自治州是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而泰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也制约着它同中国发展关系。

　　c.这种情况在亚非会议后有了重要的变化。泰国朝野开始对中国建立起信任感，疑虑逐渐下降。另外，泰国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大米出口受到美国竞争压力，橡胶和锡的价格大跌，使它尝到追随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苦果。泰国工商界看到新加坡、马来亚解除了对中国的禁运，也要求政府解除禁运，改善泰中关系。

　　d.经过双方的努力，1955年下半年，中泰两国建立了秘密接触渠道，达成四点协议：

　　(一)双方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

　　(二)中方愿意考虑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帮助泰国解决经济困难;

　　(三)适时增加相互往来，开展贸易和文化交流，以期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正常化;

　　(四)双方愿意经常保持联系。

　　e.中泰两国通向睦邻友好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1955年12月，泰国派出经济文化代表团秘密访华。12月21日，毛泽东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友好谈话。毛泽东表示：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还表示两国可以进行贸易，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代表团访华期间，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f.这次秘密访华的成功，促成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在1956年1月公开访华。代表团包括了泰国各党议员、商人和记者。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

　　g.他对泰国朋友说：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又说：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以这次公开访问为起点，来华访问的泰国友好人士日渐增多，增加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6.中国与尼泊尔的领土外交：

　　a.中国与尼泊尔有1400多公里的边界线，绝大部分为雪山，双方的主要分歧在珠穆朗玛峰，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周恩来说，这个世界最高峰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可以分为南北两半，为双方所有!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首相时说这叫做一半一半，山的名字也可以改为中尼友谊峰，1961年10月5日，中尼边界条约签字生效，中国政府充分发挥灵活的原则又先后同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达成了边界协议!

　　7.从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方针以来，到1956年上半年，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核心的中国和平外交，就在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同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建立，和西方大国的和解及贸易往来在逐步发展，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受到有效的制约，就连美国也开始同中国政府保持外交接触。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

　　8.这样，到1956年初，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善。曾经对中国存有疑虑甚至敌意的国家改变了态度，为友好信任的合作气氛所代替。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在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说话的份量也在加重。这种局面，是坚持奉行遏制和孤立中国政策的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但事到临头，它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面对这一既成事实。

　　十二.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

　　1.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遏制和威胁下，外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因此改变了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让更多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的国家了解了中国，并建立起长期牢固的友谊!

　　2.1960年初，比利时代表和非洲刚果各政党代表以及传统领袖在布鲁塞尔召开圆桌会议，刚果人要求立即独立，而比利时提出先制定宪法，结果刚果还是在1960年6月30日宣布独立，7月5日，刚果首都部队哗变，士兵们要求罢免比利时军官，比利时海军陆战队出兵镇压，刚果总理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9月5日，刚果大乱，之后不久周恩来指出刚果政府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件是邀请联合国介入，其次是让联合国军队缴械了自己的武装，事情果然入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刚果总理卢蒙巴被捕，不久被杀害!卢蒙巴被害后，引起了非洲，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卢蒙巴也成了中国举国悼念的非洲国家领导人!

　　3.中国在国际上由于长期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经济压力也更加沉重，然而中国始终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对第三世界的无私援助是自己的国际义务，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没有减弱他的政治热情，国际上中国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积极主动姿态，赢得了众多的朋友!后来事实证明中国积极与新独立的国家建交是最有远见的外交战略!同时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正在逐步而稳定地形成世界格局中新的多数，他们的作用不能忽视，十年之后，当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法时，正是由于这些多数在联合国中为中国恢复合法席位起了关键作用!

　　4.早在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就指出：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显然表现了中国会承担国际主义义务的高度自觉性!外交部副部长陈毅说道：“帝国主义欺人太甚，欺负中国人，欺负朝鲜人，欺负越南人，欺负柬埔寨，欺负印度尼西亚，欺负刚果，欺负多米尼亚，戴高乐也受它欺负，戴高乐也起来反对他!戴高乐现在变成中国的朋友，这是美国人造成的，让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容忍是不可能的!”

　　5.1963年8月，毛泽东告诉非洲来访者：“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独立自主)，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6.从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中国周恩来外长和陈毅副外长先后访问了阿联酋，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十个阿拉伯和非洲国家，推行南南合作，穷帮穷，这么一个典型的伟大创举，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烈欢迎!

　　7.1964年1月9日巴拿马与美国为了巴拿马运河的归属权展开斗争时，中国政府予以了支持，当美国准备封锁古巴时，中国和古巴在1960年签订了两国政府经济合作协定，决定予以古巴60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毛泽东对古巴驻华大使说：“你们会胜利，中国人民支持你们!这是文明的义务!”

　　8.坦赞铁路铁路是中国援助非洲的特大交通项目，当时中国投资7亿元，在中非外交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条铁路从坦桑尼亚首都到赞比亚的卡皮里姆皮西，全长1861公里，使东非和中非大陆紧密相连，同时又与南部非洲铁路网连接在一起!

　　9.在毛泽东的主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输出革命。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把中国和其它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划入第三世界。中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思想输出、物质援助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民族民主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毛泽东主持，中国的物质援助大约有200亿美元(邓小平语)。

　　10.从1960年开始，中国向非洲国家不断派出医疗队，截止1990年初，派往非洲各国的医疗队约10，000多人次，他们分别在4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医疗人员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非洲人民的信任，几十年过去了，非洲人民念念不忘那些救死扶伤的医疗队，而每个医疗队员也寄存着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

　　11.毛泽东时期的对外亚非拉各国的无偿援助，虽然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输出革命”而弊大于利。但在另一方面却为中国的工业产品打开了国际出口市场，也为中国能独立于美苏之外获取自己的工业原料供应地。如中国现在为世界五大武器出口国之一，就是得益于毛泽东时代长期对外进行军事援助，并同时坚持采用中国制式武器，使得中国在美苏夹缝之中占领了发展中国家的武器出口市场并培育了本国军事产业。又如中国大力投入的坦赞铁路，不仅大力发展了两国经济，改善当地的面貌，也使得在美苏经济封锁之下，赞比亚出产的全世界品位最优良的铜矿石总是优先出口给中国。给其他亚非拉诸国的援助也都是如此，既为中国谋得了国际声誉，也为中国的工业发展获取了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12.正是为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富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新中国的探索也没有完全停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外交领域，在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不断加深的同时，20世纪60-70年代，新中国开始摆脱冷战思维的禁锢，一步步打开西方世界的封锁，为国家发展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13.1974年4月6日新中国的领导人就这样第一次走上了联合国的讲台，邓小平在演讲中详细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

　　十三.新中国外交的展望：

　　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上16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170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经贸关系和文化往来，无论是在联合国的会议厅还是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无论是在朝鲜半岛还是在波斯湾，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世界上享有日益增长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力，中国的声音更加响亮了，崛起的中国已成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全世界关注的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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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①.王幼平(1910～1995)曾用名王际坦。山东桓台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国民党第26路军中共士兵支部负责人.参与宁都起义的组织工作,同年12月宁都起义后参加红军,历任红5军团排长,连长,科长,第14师处长,师党务委员会委员,军委干部团上干队支部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部长,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10支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第129师先遣纵队政治部主任,新编第8旅政治部主任,冀南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15军副政治委员,第5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驻罗马尼亚,挪威,肯尼亚,古巴等国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②.姬鹏飞，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革命家、外交家、新四军老战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重要职务。

　　③.耿彪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央军委原常委、秘书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④.黄镇(1909-1989)，学名世元，安徽桐城(今枞阳县横埠镇黄山村)人。杰出的将军、外交家、画家。

　　黄镇生于农民家庭， 1925年先后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学画。毕业后任浮山公学(今浮山中学)美术教员，后因支持进步学生而被解职。经友人介绍至冯玉祥部队当文书。1931年，黄镇参加宁都暴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红军长征。

　　建国后，黄镇转入外交战线，历任我国驻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大使、驻美联络处主任等职，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⑤.韩念龙(1910年3月---2000年6月2日)杰出的外交家、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原常务副部长。贵州遵义市仁怀人，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司令部副政委等职。1949年12月入外交部，历任驻巴基斯坦、瑞典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副部长等职，1994年10月离休。中共十二、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0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⑥.伍修权(1908.03~1997.11)，男，祖籍湖北阳新县王英镇毛坪村武玄组，出生于湖北武汉武昌。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97年11月9日零时25分逝世。

　　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俄语：Никита Сергеевич Хрущёв，1894年4月17日-1971年9月11日)，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等重要职务。

　　⑧.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美国第34任总统(1953年-1961年在任)。

　　1890年，艾森豪威尔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丹尼森的一个基督徒家庭。191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毕业时在班上排在第61名，只得到军士长的军衔。后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第19步兵师服役，少尉军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1944年至1945年里负责计划和执行监督进攻维希法国和纳粹德国的行动。1948年2月退役，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至1953年(但从1950年起一直缺席而担任北约司令)。1952年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总统获胜，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1956年再次竞选获胜，蝉联总统。1969年3月28日在华盛顿因心脏病逝世。

　　⑨.赛福鼎·艾则孜(1915年3月12日～2003年11月24日)维吾尔族。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新疆阿图什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⑩.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1982年11月10日)，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元帅军衔。

　　⑾.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ylovich Molotov，1890.3.9-1986)，1930年-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41-195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年后改称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39-1949及1953-1956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1926-195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在列宁时期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⑿.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888.2.22—1959.5.24)1953-1959年间的美国国务卿。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⒀.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 1897—1977)，男。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

　　⒁.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1899～1983)法国政治家，抵抗运动领袖，战后戴高乐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第四共和国时期出任过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成为坚定的反对派。为阻止法国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并转入地下鼓吹恐怖活动，1962年流亡巴西，1968年回国后只参加些象征性活动。

　　⒂.南日(1913年6月5日-1976年3月7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中央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将，因意外事故于1976年3月7日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⒃.范文同(1906年3月1日-2000年4月29日)，越南共产党老一辈领导人，是胡志明的得力助手，曾协助胡志明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与黎笋、长征一起组成3人治国小组，领导越南，从1955年至1976年一直担任北越的总理。越南统一之後，他继续担任越南政府总理一职，直到1987年退休为止。退休後仍担任越共中央顾问职务，幕後影响政局，1990年与阮文灵等访问中国，与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人在成都会谈，为改善中越关系做了不懈努力;2000年4月29日范文同在河内因病去世，享年94岁。

　　⒄.查尔斯·斯宾赛·“查理”·卓别林爵士，KBE(英语：Sir Charles Spencer "Charlie" Chaplin，1889年4月16日-1977年12月25日)是一位英国喜剧演员及反战人士，后来也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导演，尤其在好莱坞电影的早期和中期他非常成功和活跃。他奠定了现代喜剧电影的基础，与巴斯特·基顿、哈罗德·劳埃德并称为“世界三大喜剧演员”，卓别林戴着圆顶硬礼帽和礼服的模样几乎成了喜剧电影的重要代表，往后不少艺人都以他的方式表演。

　　⒅. 埃德加·斯诺(1905.7.19—1972.2.15)，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

　　⒆. 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英语：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年1月9日-1994年4月22日)是一位美国政治家，曾于1969年至1974年担任第37任美国总统，1974年时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内辞职的总统。尼克松曾于1953至1961年担任第36任美国副总统。

　　⒇.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癸亥年)05月27日—)，是德国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23年5月27日生于德国费尔特市，由于纳粹党的迫害，1938年移居美国，1943年入美国籍。与越南人黎德寿一同为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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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能够写成功还要鸣谢著名央视主持人：杨澜女士和她主持拍摄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新中国外交》，该纪录片详细记录了新中国外交大量的历史文献和珍贵的档案资料，非常值得当代学者们去仔细地分析和研究新中国的外交历史!

　　该篇文章是《拯救中国，缔造新华，复兴华夏，润泽东方——当我跃迁成毛泽东!》系列论文的重点，衷心希望我们的习主席，李总理，外交部长王毅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领导同志们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抽出一点宝贵的时间浏览一下这篇文章，希望此篇文章对共和国的外交现代化建设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