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几个有社会影响的经济理论新观点

近年来几个有社会影响的经济理论新观点

    

  一、对“中国模式”的明确肯定和科学界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岁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经济增长年均达9.8％。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且预计还可以快速增长十年以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只出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二十年中。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空前成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与研究，并提出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其中尤以“中国模式”引人关注。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内涵是什么？它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否是内涵相同的概念，还是含义有所不同？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有联系，有交叉，但又有所区别。如果讲“中国经验”，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中所概括的十条“宝贵经验”就很全面。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将十条经验进一步展开论述。他说：“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如果讲“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七大报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做了概括的说明：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模式”应当是而且已经是别有内涵的独立概念。但怎样科学界定和表述？它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近年来，主流观点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共识下进行了研究与论述。对“中国模式”研究卓有成效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张宇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的论著。201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一书转载了张宇教授发表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09年第1辑的《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一文。该文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形成，并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增强，其意义和价值更加显著，人们逐步摆脱了从转轨经济学的角度考察转轨的特殊模式的思维方式，开始探索中国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模式所体现的一般规律和普遍意义；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发展制度和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模式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而“中国模式”在危机中经受了考验，彰显其意义，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模式”新的关注和思考。
    论文摆脱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提出只有把握了“中国模式”的主题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模式”的主题是：（1）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2）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3）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转型；（4）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转型，也就是把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统一为一体。论文同时阐述了“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1）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4）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模式；（5）实现自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6）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论文指出，“中国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模式。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包括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四个方面的内容。论文分析了“中国模式”的意义，认为应从两方面的统一中看待这一问题：一方面，对中国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国家（笔者补充一句：不能也不应自我宣扬适用于其他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只是一种特例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特殊性中包括着普遍性，个性中体现着共性。因此，另一方面，中国的模式和经验中必然包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中国模式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和国情及历史需求；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可供借鉴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程恩富教授发表了几篇分析“中国模式”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文摘》2010年第8期转载了他的《坚持完善“中国模式”是一个重大课题》一文。他不赞同有些学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并系统论证了应当肯定“中国模式”的事实。程恩富教授指出，讲“中国模式”就是指中国经济模式，它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经济或产业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如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外向度等。二是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发展的特征或内涵来界定。“中国模式”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是：（1）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产权制度；（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3）国家主体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4）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经济转轨的经济模式。程恩富教授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证，并特别指出，如果私有制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公有制的比重不断下降，达到私有经济在量和质上都超过了公有制经济，这时则是“私有主体型的产权制度”。如何保持和完善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需要学者和我国政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在国外政要和学者纷纷议论和评述“中国模式”的境遇下，我国明确肯定并科学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意义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工作。
    国外的不同人士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有的解读虽未从整体着眼，但也有一定道理。如，韩国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式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及其历史沿革等；“中国模式”对于韩国的借鉴意义是多元化的，如“政治安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及渐进式的改革，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摆脱一味“追逐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模式”适用于非洲。世界银行也认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示范效应。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用汉字“淡”来解释中国模式，认为正如“淡”字融合了水和火一样，“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通过“中国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此外，国外媒体也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在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评论认为，美国领导层明显觉察到“美国模式”受到了挑战。当然，也有人不愿看到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的吸引力，习惯于又拿“自由”、“人权”说事。
    从国外政要与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热议和解读来看，我国学者从正面系统而科学地论证和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及其意义，梳理和澄清国内外的某些认识模糊与偏误，的确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工作。它的社会影响必将扩展到国内外。
    二、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彰显与创新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以来时隔七十多年的又一次大危机，它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它的危机理论不灵了”的声浪在国内外高调传播。而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蔓延的范围又是空前广泛，引发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的再学习、再研究。国外一些国家出现《资本论》热销，并议论马克思的回归。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其与实体经济的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等等。因此，危机的爆发也显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我国学者和决策部门研究和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与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危机的理论的科学性，并有所创新和发展。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是表现为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或遭遇危机。危机不是像过去从实体经济开始，然后波及金融系统；相反，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然而，这种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实体经济危机扭曲的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消费和大规模举债消费，表明原来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也靠举债进入消费领域。而大规模举债消费的实质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只有靠贷款去购买房产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因此，大规模贷款消费掩盖了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表现为虚假消费需求的旺盛。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危机理论，阐明了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原因，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需要分清危机的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技术性原因与制度性原因、诱发性原因与规律性原因。对危机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影响、我国应对危机的理论与政策措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怎样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危机等问题，都有系统的新的研究与评析。对包括经济危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所发展与创新。
    第二，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这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相联系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前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的积极意义，多年来在报刊上也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个别学者曾反对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批判改革。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应分清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与发展的观点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观点的区别与对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用铁的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漩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以“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第三，“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论证的。我国学者以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研究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提出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决策层也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做出了贡献。我国学者在研究国际金融危机中发表过一些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思想的论著。如，收入由李慎明主编的《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09—2010一书中的一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论文就可作为代表，其中包括如李慎明、王伟光、张全景、汝信、刘国光等的论文。另外，吴易风教授的《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系统研究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根源及当前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赵剑英等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9卷收录了何秉孟、卫兴华与孙咏梅研究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论文。这些都是力求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统一起来的论著。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表述与中共八大报告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既有联系又有区别。1956年，中共八大报告中提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矛盾的表述并没有将其规定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从当时的矛盾转换，即由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一主要矛盾转换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的新的主要矛盾进行论述，论述的是“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实际状况。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与改革以来主要矛盾的提法，其内容是相近的。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在当时是有针对性的，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改革开放前，我们固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左”的干扰，特别是“文革”十年，搞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忽视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这导致当时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短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什么都得凭票证和凭副食本供应，买什么都得排队。人民的最基本生活消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实行改革开放后，为扭转这一状况，国家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此，当时还需要理论界展开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明确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由此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然而，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新的发展，目前出现了新的状况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快速发展，财富大量增加，但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分化的情况。既出现了一批大富豪，又出现了低收入乃至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弱势群体。一方面，生产力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所生产的产品不能主要由国内消费需求消化，还需要依靠国外市场消化，导致出口依存度过高。原来提出和存在的主要矛盾，与目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
    刘国光同志敏锐地观察到当前主要矛盾转变的问题，并在讲学和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国内生产能力大于国内的需求。这好像与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点脱节，现实跟我们的理论相脱节。所以这样的事情很需要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来解释，来证明。”为什么会出现当前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与实际脱节的问题？刘国光同志认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社会一般不应该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不会发生这个现象，只会是需求过大，生产不足。这个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本质、宗旨相扭曲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外，还允许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的作用就渗透到我们现阶段的经济中，就产生了局部的生产过剩。
    笔者认为，刘国光同志提出的这一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当前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已转化成生产快速发展与分配关系偏离共同富裕目标的矛盾。而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的根源是一致的。其原因固然可以罗列多条，但最主要的根源是以公有制及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制度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被削弱了。根据有关资料，包括人民日报2010年7月28日发表的《民营经济是富民经济》一文所提供的资料，我国城镇私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已占GDP的65％－70％，城镇劳动者的70％－80％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充当雇佣劳动，按劳分配已不是主体，而是转化为按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为主体了。正是这种所有制与分配制度的主体性转化，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转化。
  如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确保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判断与表述当生产力快速、持续发展起来，产品日益丰富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主要矛盾会是什么？原有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并不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是无疑的。但这一矛盾的具体化的表述是什么？这又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378期，摘自2011年第1期《经济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