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中国财经界的“四大恶人”﹙全文）

2009﹒8.7

戏说中国财经界的“四大恶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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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每次酝酿博文前我总要静坐片刻。既然要写，自然话题不成问题。可心终归要静一下的。我的思维，曾一度倾向于民族极端主义，说得亮丽一点也可以称作革命的英雄主义。我一直尽量避免把读者误导向那一方向。

天晓得我脑袋那根筋错了位，竟选择了这样一个话题。这次我真的有点坐不住了，在此我先拜托各位朋友，千万别把我当作疯狗，一头歪着脑袋得谁咬谁的主儿！不要笑我，至少我是笑不出来的。现在我这儿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或许是天太黑的缘故吧，大家竟没有注意到绿莹莹灯火在向我们靠近，噢！那是一群饿狼的眼睛。他们要吃尽我们的肉，喝干我们的血，到最后连我们的骨头碴子都不会放过！不是咱麻痹大意，是因为他们身上包裹着“主流经济学家”的时髦外衣。

到此，我感觉仅用戏虐的笔法是不够的，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任何形式的调侃，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显然，只是批驳几个撞到枪口上的现世宝是不够的，但我还是想沿袭用一下这个题目，以免扰乱自己的思路。

这次改革，可以说把十几亿人的福祉全压在这上面了。我们用几近全部的代价进行了“实践”，可最终又“检验”出了什么“真理”？有谁负责，又有谁付的起这责？邓小平同志曾一再强调“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那些所谓“经济主流”大多是受过冲击的，时至今日，对“毛左”依旧耿耿于怀。我有时甚至这样想﹕要是没有当初的再教育，他们究竟会搞成什么样！“文革是毛泽东发起的，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的……”，谁又敢担保，在今天没有人会盗用“总设计师”的名义，行“走资派”之实？看看他们的言论吧，谁要是下放权力给这些人，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

“许多国有资产……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

“官员索取剩余……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自由而切实的学术讨论，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前提”；

“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 

我上面列举的这几位，如果可以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还不算太恶，下文我将领你认清现在身处的这个从林世界。（待续﹚

写于2009．8．2 夜晚

戏说中国财经界的四大恶人（正文?原创）

……

前文中我不点名引用了几位经济学家的“名言”﹕厉以宁、张维迎、吴敬琏。应该说，这几位都是经济学界的领军人物，也的确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奠定了理论基础。可说句实话，如果真的评选经济学界的“四大恶人”，这三位中至少有两位必然会荣登榜首。当然对具体的结果我没有任何兴趣，在本文中不过是泛泛之称。不是我诽谤，如果您用谷歌搜一下“厉股份”、“吴市场”，看一下结果就不用我在这儿废话了。张维迎作为“价格双轨制”的开山鼻祖，都有连接的。

只要稍微理智一些，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大多数帖子是过于情绪化了。可令人深思的是，老百姓对这些学者的憎恶为何更甚于贪官污吏？民间普遍的说法是：“当官的不过是自己捞点，可他们划出来的道是不给老百姓留活路了”。我不想在理论上同他们作任何探讨，只要脑子没有毛病的人都可以想一下，天底下的老百姓听见你的名字就感冒，就算再有见地，结果也注定会功亏一篑！北大以社会人文著称，还有社科院，现在落后了。倒是清华的几位学者，在社会上反响比较好，完全可以说是“众望所归”。

搜一下“张维迎  斑马”，如果把家马与斑马比作体制的话，大家不妨想一下，他口中的老村长是谁，言下之意又是什么！当一个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谋求创新的时候，显然是件好事情。不过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都要在宪法允可的范围内展开。无论任何人，以任何所谓“经济理论创新”的名义，去剥夺别人公民权利的行径，都已经超出了其专业范畴，我更倾向于把其解读作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行为。

在今天，我已不想再奢谈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年均GDP是7.4%，文革期间为7.6%（详见《中小学国情教育读本》）。现在按年均9%算吧，据《时代周刊》2009年6月25日报道，我国0.4%的人拥有70%的财富，还有一说1%的人拥有80%的财富。换言之（1-80%）X 9%=1.8%，这就是我们普通国民的待遇！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当然功不可没。

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从金融危机逐渐转变为实体经济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正转为实体经济危机》《中国证券报》  2009-6-18），我对林先生没有任何非议，相反，心里是非常敬重的。我引用他这句话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又会有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想让我们民众“要顾全大局，牺牲点个人利益”了！可理由是那样名正言顺。让人不得不质疑﹕这个国家究竟是谁的国家！？

作为一介民夫，我学历不过小学，读过的书都不如十二、三岁的娃娃多。应该说没有任何资格对其指指点点，其最终无疑会贻笑大方。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当然这不属于自己。我甚至不知道这种悲哀是该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是这个时代！我不会捕风捉影、凭空臆断，或者说我虽然没有任何理论根基，还是想通过他们的只言片语来抽丝剥茧，来推导一下他们“经济创新”的方向和意图。

古人有云：盲人骑瞎马，半夜临危池。

人们用这句话来形容情况万分危急。我们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当然是有具体目标和方向的，可关系着十几亿人的福祉的事，我们却没有任何知情权，这其中总不会有什么“国家机密”吧？可他们宁可站在舆论的对立面，“要顶住网络上的压力”，这究竟是为什么？写到这儿，我不由惦记起那个不怕骂、也骂不怕的茅于轼、茅老爷子。不妨就从他要“突破农地十八亿亩红线”谈起：

当然持这种观点的还有谢国忠与陈志武。陈志武先生好像就职于耶鲁大学，据说已入了美国籍。确切地说已不关中国财经界的事了。我把他摆在这儿，是因为他在草根网上的一段奇谈怪论﹕“想象一下，如果有必要，一亩地可以盖成31层楼，将面积增加30倍，通过温室控制，可以把这31层楼都制造成适合植物生长的气侯和环境，这样，就把原来的一亩地就变成了31亩的耕地面积。我们再利用温室技术提高粮食生长的频率，一年不只是生产两季粮食，而是生产多季，就可以使每亩自然地的产出是原来产出的100倍或更多。所以，单纯为了粮食安全，我们也不必去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不必去压制农民的收入空间”。在阳光卫视上他好像说一亩地盖成一百层楼。有可行性吗？

我在此不是单纯转载一个并不可笑的“笑话”。这意味着他们已不满足城市的战果，或者说在城市的建树遇到了瓶颈，他们要把手伸向农村了。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他们相中的只是农村广褒的土地，深恶痛决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在他们经济布局的棋盘上，是没有这些人的位置的。就算在城市那钢筋水泥构建的森林中，随便安置个鸽子笼都不成。现在要提振内需，要把市场经济“深化”到农村去，一如他们在城市做的那样，茅于轼先生建议中产阶级作为“购房族”中的“夹心层”最好租房；一如北京三环内的中下阶层，如今已有一部分迁往廊坊、香河。对于愚顽不化的老农，他们下手更独到：

有人已经为农民安排了一条出路：劳务输出！实在不行，就在非洲地广人稀的国家购置些地，安排到那儿去。至少是有这种风声的。中国人对背井离乡是有特别感受的，如果是自愿的话（当然不包括诱骗）是无可非议的。可作为一种预设的布局，这是一种多么混帐的逻辑！难道这个国家最终只能是我们魂牵梦萦的祖国吗？

当然，令人义愤填膺的是，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最终侵害的并非仅止于中下阶层的利益。应该说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下时刻戕害着这个国家的国格甚至国体。我们不妨以南海佐证﹕有人一再鼓吹要收复南沙群岛，这没什么好说的。问题是其一再强调油气利益，这与我们有多大关系？用我们官兵的生命、巨额的战争费用来换取微薄的税收吗？还不如进口划算。中油的股份我确实搞不清有多少在外国人手里。至少与战争的受损者没有任何关系。实在解决不了，不如几颗导弹扔过去，把其夷为平地！这种看法，在那些大家看来无疑是疯了，可他们是代表谁的利益？让他们主政，中国的国民放心吗？

因为在下人微言轻，所以必须反复强调，一再重申：中国当务之急是：一、征收资本利所得税；二、发放巨额个人消费券；三、筹划“零号方案”。

我之所以一再这样呼吁，是因为我对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立场是有所质疑的，换言之，我不知道谁是他们服务的主体。我认为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我们现在面临的所谓危机，不过媒体炒作的预兆而已。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不是所谓的“激励机制”﹐而是对“市场经济”要有所“规划”﹐要有“市场定位与布局”﹐要有“市场准入制度”﹐不要像“摆地摊儿”！回首过去的几次危机，“通胀”是经济危机结束的唯一标志。实际上也并没有我们意识中的那样可怕，那只是市场调节的一种必然形势，有助于资源分配的“更加合理性”。

在当今一些有良知的学者，关于美国促进消费和中国再投资上，后果已分析得非常清楚。而我只是做些补充：最令人担心的是“科技极限”的问题。即新产品的产出效益还远远不如科研投入的代价高，也就是说，单靠科技已难以再带动生产力。那时危急真的就要来了。我希望那时，我们的军队不是沦为“利益集团”对内镇压民众，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而是能够成为保家卫国 、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今天我认为政府的决策应该把那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同整个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引导他们用实力换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节能、环保、规模﹑升级及区域布局合理化等方面要有所加强。如果四万亿用在这方面的引导上，那才是“善莫大焉”。

我所强调的“资本利所得税”，应该说是无意中受教于台湾前民进党大佬沈富雄。如果真的能够实施，我可不敢贪天之功，只能说也算他功德无量吧！至少有助于资源与人力的最佳配置。至于消费券，朗润园里有个霍德铭，是非常反对的。我不能说他没有道理，可有一点他是不明白的：既由量变到质变的问题，。起不到作用是发的量太少的问题。打个比方，有如你对叫花子是施舍一顿饭还是帮其置业的问题。与其等着美国人逼着人民币升值，我看不如这样均摊下去。既有助于国家公平、和谐，也可以减轻政府在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当我们要面临五千年来的又一次重大变局，面临众多不可测因素的时候。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我毫不保留的抖搂出来了全部见解，哪怕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可我心里清楚，也不报任何希望。在我看来，这届政府开明、温良有余，在魄力上却略显不足。我唯一多少还报点希望的是：要有一整套具有不受任何约束力的、完备的应急方案，包括必要时军队接管地方政府。尽管十年二十年发生的概率为零，可作为一种预案，有总比没有要好。这也就是我说的“零号方案”

其实已经有笑柄了。郎咸平先生那么大学问都不怕，我一个大老粗怕什么！虽然我觉得只是沉重，一点也不好笑。最后，我只能说让历史见证郎先生这句话吧：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

2009.8.7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