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炳庵：亲历古巴——一个中国驻外记者的手记

亲历古巴——一个中国驻外记者的手记

庞炳庵著

新华出版社2000年08月第1版

前言

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巴蒂斯塔的亲美独裁统治，取得了革命胜利和民族独立。爆发在西半球的古巴革命是20世纪继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之后的一场最具深远意义的革命。正因为如此，也由于古巴所处的特殊环境，40多年来，古巴人民历尽艰辛。这本书记录了我作为一名中国新闻工作者与古巴40年风雨同行的历程。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当记者，而在古巴革命胜利后即去那里从事新闻工作，对我说来也是个可遏而不可求的机会。我曾经在旧社会生活过15年，从儿时起当亡国奴达8年之久，又亲历了国民党3年的黑暗统治。饥寒交迫的我，没有想过那个社会会给我生活的出路。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的隆隆炮声给我带来了希望和光明。1950年年底，响应祖国的号召，我参加了军事干部学校，从此找到了党。在革命大熔炉中，党给了我理论武器，教给了我为什么生活和怎样战斗，也给了我掌握文化和外语的机会。1955年10月，我被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参如新中国对外西班牙语广播的创办工作。为了培养我的工作能力，1958年8月起，我被借调随一个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拉美四国。我在那里目睹了天堂和地狱间的差别，也感受了贫民窟里的老人向我送上鲜红的石竹花时表达的热望。在那里，我曾发誓要为那块大地上的人民贡献我的一生。正巧1959年1月2日，我在乌拉圭首都拉普拉塔河畔看见狂欢的拉美人涌上街头，高举“七·二六”运动的红黑两色的旗帜．欢呼古巴革命的胜利。当年4月，新华社派我陪记者孔迈同志赶赴古巴，建立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和报道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驻外记者生涯。在古巴工作和生活的近7年中，我与古巴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用手中的笔来报道这里发生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也枕着枪准备明天的战斗。我在哈瓦那的身份是翻译。我忠实地翻译，每次都拿出笔记本记录，并用第一人称翻译对话，事后总能整理出完整的记录，连每句话的语气都能表达准确。同时，我也从来不考虑什么身份和职务，而认真负责每天的日常报道，写出大量新闻、通讯和文章。我的想法是：在国外工作，当你在当翻译时已是个好的记者，而不是在你当了记者时还当不好翻译，这样才能当个合格的驻外记者。我在古巴工作时，老同志说我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很长时间以后，我才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新闻工作者。我有个体会：把新闻工作当做实现自己崇高理想的事来做，同时，又要有严师严格要求自己，这样才能成长起来。我在古巴工作时有幸遇到了一批严师，我是十分感激他们的。我热爱古巴人民和岛国的一草一木，把古巴当做第二故乡，把青春的年华献给了它的事业。我说过，我熟悉哈瓦那的每一样树。在古巴工作时，我不把自已看做事件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他们中的战斗的一员。而古巴人民也把我看做他们中的一员，都叫我“潘乔”。古巴人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的。我经常遇到一些“可笑的误会”。一天，我在采访古巴团中央时偶然遇到一位炮兵军官，他临时提议我去卡巴尼亚城堡采访炮兵司令米雷。当我们在米雷司令的会客室里等侯会见时，发现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总理与米雷在办公室里正有要事商讨。于是我把总理离开办公室的门给堵住了。还有一次，我去采访刚被国有化的发电厂，因违反规定拍照，被民兵扣留，押送到附近的兵营。但兵营的军官立即认出了我，与我热情拥抱，并陪我去采访了发电厂。我与古巴人民的关系是那样亲密，就是现在，他们也随时欢迎我回去访问和采访的。

我热爱国际新闻事业，在这个工作中，可以抒发胸中最强烈的激情，同时，记者工作也是平平静静的，在枪林弹雨中，一点杂念也没有了，只有专心用笔默默地耕耘。

我在古巴近7年期间写了大概不下数百万字的稿件，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又曾三次访问和采访古巴，每次都留下数万字的笔记。这本书里收集的近90篇稿件，一部分是在古巴期间写的，另一部分是离开古巴后到现在陆陆续续写出来的。为了反映全貌，我收进了长通讯、短新闻和评论等各种类型和风格的文章。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可以了解古巴革命中的主要事件、人物和古巴人民生话的一些方面。因此可以说这是一本比较全面介绍古巴和古巴革命历史的书。读者也可通过阅读这本书，了解到中国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是以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报道一场发生在西半球的伟大革命的，它的报道为什么和怎样不同于西方通讯社。读者通过阅读这本书还可以了解一个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的成长过程和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一本关于新闻工作实践的书。这或许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吧。这本书说明，我过去通过我们通讯社播发的新闻、通讯等通稿，在写作上显得较为呆板，当时的那股激情被清规戒律框位了，而摆脱了那些框框写出的文章就生动活泼些。在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训的。

我想说明一点：在本书的近90篇稿件中，第二部分的第5、6、11、19、29和36篇是我和孔迈同志在古巴一起工作时合作写的。《古巴的自行车热》一稿是我与胡泰然同志1991年5月1日一起在哈瓦那编发的。我在古巴工作期间，在报道工作中也受到王殊、邱陵、谭岱生和金明远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我是很感激他们的。

今日晚上，古巴驻华大使馆举行仪式，授予我和其他四位中国同志古巴“何塞·马蒂文化协会”名誉会员称号。古巴大使罗德里格斯·阿鲁菲说，古巴文化协会把这项最高的荣誉授予那些在传播古巴文化、增进古巴与世界人民友好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各国人士。在此，我衷心感谢古巴对我过去做出的一点工作的肯定。

写于1999年11月29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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