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们何以如此“风光”——兼批洋奴哲学

　　近读明德先生的《把中国金融命脉全部交“四大审计”  金融安全无恙乎？》一文，确实令人脊梁骨发凉。但问题是，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搞清楚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应当说，普华永道们能够在中国金融领域如此风光，不是他们送上门来的，而是我们主动请进来的。

　　1997年11月，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现在想让一些很懂行的同志，包括懂技术、懂业务、懂会计的同志，再吸收一些外国大会计公司的专家，共同来草拟一个如何考核国有企业的一套程序、标准和方法”，而且要求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改革和完善金融业财务、会计制度和存贷款内控制度”。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面对多方质疑这是照抄西方模式的问题，他辩解说：“我们不是照抄，而是借鉴。不借鉴不行，西方毕竟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5、86、81页）。从这些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位领导人是多么迫切希望用西方模式改造中国的经济模式！

　　普华永道们具体哪一年进入中国金融领域，因为没有一手资料，无法考证，但确定无疑的是在1997年之后。它们不仅进入了中国，而且在中国顺风顺水，攻城略地，几乎囊括了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19家银行的审计业务。面对此种不正常现象，一些中国人麻木到不认为自己昏了头，反倒觉得很得意，天真地以为有了这些“洋和尚”，就没有“做假账”的问题了，就“与国际接轨”接轨了。

　　然而，从这二十来年的实际情况看，“洋和尚”们非但没有解决“做假账”的问题，反倒是做起假账来更隐蔽，涉及金额越来越大，从上市公司作假，到会计事务所，再到普华永道们，金融乱象一个接一个，从来没有如此严重过，给国家和老百姓造成的损失也从来没有如此严重过。当初那些把普华永道们引入中国的人，想过没想过这些“洋和尚”有一天也做假账，而且胆子更大，手段更狠？

　　不得不说，近三十年来，我国刮起了一股“崇洋媚外”的歪风，自力更生不提了，独立自主不讲了，一些人跟解放前没有骨气的旧知识分子一样，拜倒在西方资本的脚下，自愿被西方资本豢养和收买，自愿成为西方资本的附庸，不仅在文化领域兴风作浪，而且在经济乃至金融领域浑水摸鱼。以金融领域为例，打着“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的旗号，制度搞得越来越繁琐，又是会计师、审计师资格审查，又是要求这个学历、哪个学历，又是加强金融监管，又是堵这个漏洞补那个短板，尽管如此，仍然出现许家印原本只有30亿，却能够从银行贷出2万亿来的奇观。他们从西方那里学来的招数，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倒让乱象却越来越严重。

　　早在1974年，一篇《批判洋奴哲学》的文章就深刻指出：“在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性分歧”，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本质是“看不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决不能把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裤腰带上。要注意被别人卡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然而，这些年来，一些中国人仿佛忘记了这个真理，总想着用西方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对西方的东西，不是采取鉴别的办法，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搬到中国来，搬来了市场经济，搬来了股市证券，搬来了金融管理制度，搬来了洋文凭，搬来了好莱坞做派，搬来了不男不女的小鲜肉，总而言之，在“对外开放”的幌子下，臭虫苍蝇都搬到了中国，把一个干干净净的社会主义中国，硬生生变成一个贫富分化严重、黄赌毒泛滥、贪污腐败盛行、拐卖人口猖獗、道德水准低下，一切向钱看的丑恶不堪的大染缸；把一个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群众革新创造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被别人卡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国家。

　　每一个中国人，大概都不反对对外开放，反对的是丧失自我的对外开放，反对的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对外开放，反对的是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对外开放。不得不说，国内确实有一帮崇洋媚外的势力，在对外开放上已经丧失了应有的底线，甚至到了以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为荣的程度。所谓“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谬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洋奴主义、媚外主义。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刊载《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文章，继续鼓吹“中国将持续扩大开放，与世界共享更多的高质量发展红利市场”。人们不禁要问，中国14亿多人口、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所形成的巨大市场，为什么首先提供给外国资本，成为与它们共享的机遇，而不是首先提供给中国人，让中国老百姓在这个大市场中首先获益？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国内百业凋零、生意越来越难做的情况下，一味强调让外国人赚中国人的钱，让西方资本赚中国老百姓的钱，让“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无异于就是出卖人民利益，国家利益。

　　普华永道们在中国之所以如此“风光”，正是这种“洋奴哲学”的典型反映。遇到困难，他们不是发动人民群众想办法，而是像当年的李鸿章们那样依靠“洋教条”解决问题，甚至不惜以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今天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清晰地看出，所谓的对外开放，已经走上了为开放而开放一条邪路。在这条邪路上有一帮邪恶势力，他们推动开放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而是为了他们那个小集团的利益，为了西方资本家的利益。为了这个利益，他们不惜与西方资本家内外勾结，是比晚晴的李鸿章更李鸿章的卖国而丝毫不脸红的官僚与资本相结合的买办势力。

　　中国人民要过上幸福生活，最重要的还是靠中国人民自己。要做到这一点，不批判洋奴哲学不行，不推翻“三座大山”不行，不打倒国内的买办势力不行，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抓住这个主要矛盾，空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