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6-23）

网络时政文摘（2010-6-23）　　

　 　

驻京办潜伏水下 皆因跑部能钱进　　

美韩黄海舞剑 测试中国底线　　

复旦校长: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教授是“才子加流氓”　　

　 　

18富豪选妻全球5万人报名 风水专家坐镇看面相　　

盖茨、巴菲特在做了，我们呢？　　

　 　

海口官员称公务员收入过低才分低价“限价房”　　

西方讚或弹均藏祸心？　　

中国「炒钱族」成风尚　　

　 　

龙吟大地：加薪潮冲击五中全会　　

中航油巨亏桉主犯陈久霖更名复出 任央企副总　　

　 　

民政部慈善司长辞职 下属称其在官场孤独　　

你的捐款谁掌管？灾难挑战中国式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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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潜伏水下 皆因跑部能钱进　　

　 　

东方日报　　

　 　

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成为腐败窝点，国务院半年前下令整改，但诸多驻京办撤而不销，继续潜伏京城。政令不出中南海，再一次得到验证。　　

　 　

据内地媒体报道，本周一是国务院下达撤销令，要求县级政府驻京办撤离京城的最后期限。按照规定，全国至少有一百四十六家地方职能部门驻京办和四百三十六家县级政府驻京办必须撤销。但期限过后，大量驻京办或改以公司名义出现，或迁到郊区，继续在北京潜伏。　　

　 　

地方政府驻京办之所以难撤销，完全是畸形的财政分配体制所致。自一九九九年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二○○○ 年转移支付八百亿元；二○○五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七千三百三十亿元；到去年，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额高达二万一千多亿元。　　

官场酱缸 撤而不销　　

　 　

中央部委在财政资源分配上既不规范，也不透明。面对愈来愈多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愈是跑部，愈有钱进」。驻京办的基本功能就是跑中央部委，拉拢沟通关係。各地能从中央拿到多少资源，往往取决于当地驻京办的公关水平与沟通能力。谁送的礼大方，谁招待得周到，成为能否拿到中央资源的必要条件。因此，只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体制不更改，驻京办就很难撤销。　　

　 　

另外，各地社会矛盾尖锐，进京上访人数愈来愈多。当局的维稳政策是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即哪个地方的上访者就由那个地区领回去。因此，各地驻京办又担负起监控本地上访者的职能，有的通过贿赂，向北京公安部门「购买」上访者，有的甚至僱请黑恶势力充当打手，对上访者大打出手。在这种背景下，驻京办又怎能轻易被撤销？　　

　 　

驻京办还是官场的大酱缸，蛆虫与飞蛾齐心，腐败与利益均沾。一些驻京办官员利用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打着地方政府的旗号，拿纳税人的钱财做生意，使驻京办成了「地方没法管、北京管不了、别人管不着」的三不管地带。　　

　 　

据统计，各地驻京办多达一万多家，这批规模庞大的驻京办人员常年盘据在京城，行走于各中央部委间，纠结于其中的利益关係错综而複杂。时至今日，突然要被革命，深陷其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自然拚命抵抗。　　

　 　

驻京办撤而不销，表明内地行政效率低下，中央权威被地方挑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当中央出台一项新政，地方便会想方设法逐级澹化、逐层澹化，最后消弭于无形。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否真正有效地切除驻京办这一官场肿瘤，将考验当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但从目前情况看，当局的做法不过是扬汤止沸，并不是治本之策。　　

　 　

　 　

　 　

美韩黄海舞剑 测试中国底线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跟踪潜艇 布防围堵　　

　 　

美国和南韩将在贴近中国本土的黄海展开大规模联合反潜演习，在美军演习方阵中包括「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这场名为震慑北韩的军事演习，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的战略底线。　　

　 　

美韩在黄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已非首次，但「华盛顿号」航母高调出现在其作战半径可到达中国本土的黄海却是首次。「华盛顿号」航母是美国最先进的战舰，排水量达九万八千吨，甲板面积有三个足球场那麽大，包括舰桥在内的高度接近二十层楼。舰上搭载九十多架F-18「大黄蜂」战斗机、超级大黄蜂战斗机、E-2C早期预警机以及直升机，战斗力惊人。　　

　 　

美韩两国以北韩为目标进行反潜军事演习，显然是小题大做。北韩海军之弱，在亚洲排在末尾，其海军装备中连三千吨以上的战船都欠奉，北韩的潜艇既老又旧，规格很小。对付这样一个鱼腩之师，何必劳烦美军「华盛顿号」航母这个海上巨无霸呢？　　

　 　

美国杀鸡用牛刀，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标主要针对中国。中国最近推出一系列○九三和○九四两种型号的核潜艇，成为军方的海下撒手锏，美国对此极为关注。今次美韩进行反潜军事演习的黄海海域，与青岛核潜艇基地相距不远，美国企图利用「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对中国新型核潜艇张网以待，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跟踪潜艇 布防围堵　　

　 　

美国这一军事冒险的伎俩，十六年前就曾演绎过。当年美国海军未向中方事先通报，派遣「小鹰号」航母沿着中国领海边界巡航，并且驶入中国领海，跟踪一艘刚刚完成远海训练的中国海军「汉」级攻击型核潜艇，为此，两军战机一度发生空中对峙。今次美韩反潜演习由「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替代「小鹰号」常规航母，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事实上，美军指挥官詹姆斯．克拉斯卡在今年五月发表的题为《中国布局海军霸权》一文中，就虚构了中美将于二○一五年爆发海战的故事，想像出「华盛顿号」核航母被中国海军发射的先进反舰弹道导弹击沉的瞬间。克拉斯卡藉渲染「华盛顿号」沉没的悲情，一方面散播了中国海军威胁论，另一方面也为美军增兵东亚製造口实。　　

　 　

「华盛顿号」核航母可以控制半径为四百至五百公里的海域，其驶进黄海相当于将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地区都处于攻击范围，使中国面临现实威胁。这也是五角大楼为北京拒绝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报一箭之仇，嘲笑中国海军无能。　　

　 　

凭藉韩国海军天安舰事件的不断发酵，美军暗中加强了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布防，对中国围堵进一步增强。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切不可掉以轻心，以为美国只是吓唬北韩。在美国眼中，中国始终是头号对手，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时刻盘算的是如何与中国动手，何时动手。　　

　 　

　 　

　 　

复旦校长:中国大学精神虚脱 教授是“才子加流氓”　　

　 　

2010年06月22日 中国青年报　　

　 　

在很多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发誓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英国职业与教育调查公司QS最近公布了“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排行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亚洲前10名都没进。中国高校离世界一流大学有多远？复旦105周年校庆前夕，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杨玉良校长。　　

　 　

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建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记者(以下简称记)：早在1993年7月的干部会议上，清华大学就提出到2011年建校100年之际，争取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此后，清华大学又公布了具体的时间表，即2011年力争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2020年努力在总体上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北京大学也在1998年就宣布用17年时间，即在2015年把北京大学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北京大学主动为这一“计划”延期，认为需要更长时间，但同时表示，肯定有一批优秀学科会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有了两位“老大哥”带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创世界一流”运动风生水起，中国大学集体陷入“创一流”的焦躁状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我经常提到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要达到这些非常不容易，大学的精神、品位必须非常高。所以，我反对任何形式的在学校中莫名其妙地闹哄哄，鼓乐齐鸣，因为这会降低学校的高雅性。高雅不是培养精神贵族，而是要培养精神境界高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心中不仅装着民族，而且装着全人类的问题，如气候问题、环境问题、核武器问题等等。　　

　 　

大学出现精神虚脱 国家民族的精神嵴梁骨不能没　　

　 　

记：我们的大学精神缺失是什么原因？　　

　 　

杨：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作为全社会来讲，包括大学，功利主义盛行。具体到老百姓，就是嫌贫爱富。　　

　 　

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老说改革，坚持和回归与改革的差别在哪里？　　

　 　

现在的改革和国际接轨比较多，虽然这也重要，但对大学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大学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嵴梁骨。大学的精神不能虚脱。大学教师必须真正崇尚学术崇尚真理，对国家、民族包括整个人类要有非常强烈的责任。大学一虚脱，这些就都没了。　　

　 　

功利主义体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教学上教会你考试，人才培养上只要你能找到工作就可以；学生也是这样，选择的专业不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而是根据自己出来能否当大官，赚大钱；教授的功利主义，就是奔着 SCI和课题项目，忘了做学问才是他们一切的出发点。　　

　 　

所以我明确赞成鲁迅对“才子加流氓”的批判，另外一个就是“才子加帝王气”。这些会贻害科学、贻害社会。南开大学原校长毋国光曾说，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　　

　 　

如果连大学里都有贪污受贿、权色交易，那社会还有什么信任可言？　　

　 　

　 　

　 　

豪言隽语：胜似皇帝

　　 

一场别开生面的「全球私人甄选佳丽」活动最近在广州举行，十八位个人总资产在五千万元以上的富豪公开选妻，吸引逾千美女参加。想想那个阵势，佳丽一字排开列阵，实在叫笔者身不能至，心嚮往之。　　

　 　

有人说，这些暴发户也太嚣张了吧，以为自己是皇帝选妃吗？没错，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举国之女，莫非吾妻；况且，谁不想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但事实上，皇帝也未必真像外人看的那麽爽，就说选妃吧，先要忍受言官御史的劝谏，好像多几个妃嫔，国祚立即缩短一百年似的，烦也烦死了。且别忘记呀，上头还有太后，七嘴八舌，意见多多，闹得人不得安生。　　

　 　

你以为皇帝选妃就是选个大美人那麽简单吗？又要比家世，又要比才艺，七除八扣之下，最后入选者样貌到底有多吓人，唐宋元明这些朝代历史太久远不好说，清朝那些后宫佳丽有相为证，十个有九个可以直接开拍《阴阳路第十集》，而且还毋须请专人化妆呢！难怪古代皇帝长命的不多，除了乾隆、明太祖朱元璋等几位外，捱得过七十岁的寥寥可数。　　

　 　

所以说，这班千万富豪选妻自己说了算，据说还挑明非黄蜂腰、蚂蚱肚、气质像明星者免谈，真箇是不是皇帝胜似皇帝呀！如果要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就是大会名字也太大口气了吧，手头有几千万块钱，就敢气吞山河，嚷嚷要娶个「全球佳丽」，那麽盖茨等全球富豪，岂不是要有个「银河系尤物」才衬得起？　　

陆智豪　　

　 　

　 　

　 　

18富豪选妻全球5万人报名 风水专家坐镇看面相　　

     来源：信息时报    　　

　 　

历史悠久的“选妃文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又再度兴起，而且变得既高调又顺理成章，物色交易的色彩更加浓厚，操盘者和参与者都兴致昂然，说明中国社会再怎么变化，两性关系的核心价值却亘古未变。（凯丽）　　

　 　

18富豪选妻全球5万人报名 风水专家坐镇看面相　　

　 　

2010-06-21 信息时报　　

　 　

时下，电视相亲节目异常火爆。而一些不愿意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单身富豪们也不甘寂寞。昨日，一场“全球私人甄选佳丽”的活动在广州天河区一高档写字楼举行。据悉，该活动是为18位个人总资产在 5000万元以上的富豪全球甄选佳丽，而每位富豪更是为该活动每人豪掷18万元的费用。记者了解到，尽管竞争激烈，昨日仍有超过千名单身女性参加广州区域第一轮海选。不过，不少人因为没有“旺夫相”而直接被淘汰。　　

　 　

富豪烧钱 要选老婆先交18万　　

　 　

据主办方某网站华南区总监程勇生介绍，此次 “全球私人甄选派对活动”是为18位个人总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净资产不低于3000万元的富豪在全球范围内挑选老婆的。每位男富豪为此付出的费用为 18万元。“目前报名确认的男士有10人，资产基本过亿，平均年龄38岁”。程勇生说。　　

　 　

据其介绍，目前确认报名的10位男士中有地产大亨、金融巨头、品牌服装老总等。“报名的男士都要提供其房产证、股票期权证、公司注册资本证、驾驶证等证件的原件。”目前确认的这10位富豪其固定资产从5000万元到过亿元不等，“有一名富豪掏出来的房产证明就价值3000万元了，还有一美籍华人，掏出来的是私人飞机的证明。”　　

　 　

据了解，在目前已经报名确认的10位富豪中，有一名是广州本地的地产大鳄，身家数亿。记者在报名确认中看到该富豪提供的房产复印件证明，其一套别墅就价值近3000万元，此外，还有路虎、保时捷等车辆的证明。而深圳一名金融巨头，想找一位全职太太，在报名时就表示，如果跟女方确定恋爱关系后，就送保时捷跑车一辆。　　

　 　

据透露，该广州地产大鳄今年45岁，有过婚史，暂无小孩。他希望找一个年龄比他小20岁左右的女生。“身高要求1.65米以上，年龄在25～26岁。此外，身材要‘黄蜂腰、蚂蚱肚’”。　　

　 　

一般富豪征婚对长相气质都有着更高的要求，然而美女如云的娱乐圈却在此次甄选活动中被限制报名。据程勇生介绍，这是因为有报名的富豪明确表示，不找娱乐圈的明星。　　

　 　

剩女疯狂 全球5万人报名　　

　 　

如此丰厚的物质生活，对单身女性的吸引力有多大？据程勇生介绍，全球约有5万单身女性通过网络、电话报名，其中不乏外籍华人。“报名者中，有小到18岁的90后，也有少数50后。但来参与海选的是经过挑选的，年龄均在20～30岁之间。”　　

　 　

尽管应征女士报名免费，但必须经过严格的层层甄选，样貌、才艺一个都不能少，其竞争程度并不亚于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　　

　 　

为了能够竞争成功，不少报名者还想出千奇百怪的方法自荐。据主办方介绍，一名在北京工作的28岁女性通过邮件报名，自称是“会散发自然体香的女孩”，以此为报名噱头。　　

　 　

风水专家坐镇“选秀”　　

　 　

美貌教养诚可贵 旺夫面相价更高　　

　 　

据悉，此次甄选要经过海选、复选(文化素质及才能)、决选(贤惠、孝顺、品德)、家访等几轮选拔。昨日，海选活动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同时举办第一场。比较有趣的是，一般的甄选中考察才艺考智慧是常见事，但此次还需要看面相，有旺夫相才能有机会嫁入豪门。而在昨日的第一轮海选中就包括四关：第一关形象气质等，第二关为心理测试及性格分析，第三关则为风水专家进行面相分析，第四关则为婚姻状况、爱情观及家庭背景调查。　　

　 　

众多应征女过不了“面相关”　　

　 　

记者在广州海选现场上看到，已经有数百人参与闯关面试。记者翻阅应征者的资料发现，应征女性的年龄以28岁至30岁居多，均在大专学历以上，其中不乏研究生甚至博士，涉及律师、翻译、房地产等各行各业。形象顾问表示，长相清丽、鹅蛋脸形的女生会比较容易过关。而一名香港风水大师则表示，颧骨要高、下巴要圆、鼻子要长且直是旺夫相，“当然还得配合生辰八字一起看。”记者了解到，昨日众多应征女在这一轮没能通过。　　

　 　

“昨天广州一天下来，共有1000多人在广州面试闯关。但第一轮海选后，只选出约200至300人参与第二轮的竞争。”有关负责人介绍。据悉，经过多次甄选，活动最终只会甄选出18名女性，晋级比率仅为1/3000。　　

　 　

剩女：年龄大了，该交朋友了　　

　 　

昨日前来应征的Rene今年28岁，是做外贸行业的，“我和朋友一起来的，都从事外贸，年龄大了，该交朋友了。”她打趣说，现在身边很多剩男剩女，问题很严重，所以抓住机会就来交朋友。但遗憾的是，她在第一关形象关中就落选了，“这没关系，反正都是双向的，让他们选，没选上也没关系。”　　

　 　

而同样是28岁的方小姐，昨日第一个进入到第四关。她是一名公司的管理者，自己有着年薪超过6位数的收入。“我认为自己的条件很优秀，硕士学历，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但我平时工作非常忙，周末还要充电学习，另外自己的择偶标准也比较高，所以以前就一直没有好好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方小姐坦言，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也是考虑婚嫁的必须阶段，正好有这样高端交友的活动，感觉很适合自己，就前来报名应征了。她表示，有一定的物质条件是自己择偶的标准之一。“我并不是冲着他们是富豪而来，但我想一个人能创造出这样的财富，那么这个人的素质、涵养也就相对高，有一定思想，可以进行交流。”　　

　 　

　 　

　 　

盖茨、巴菲特在做了，我们呢？　　

早报 　　

　 　

　　据中新网6月18日报道：微软创办人盖茨与股神巴菲特，4月16日广邀美国富豪慷慨解囊，在生前或死后至少捐出一半财富，从事慈善公益事业。比尔盖茨从2008年7月辞去微软所有职务并不再参的管理事务后便投身致力于其名下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热衷于慈善事业。而股神巴菲特2006年也做出“承诺把财产99%捐作公益”的决定，消息称这一决定“令他无比快乐”。石油大王卡内基更有一句名言：“带着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　　

　 　

　　看到以上的新闻消息，我想国内的富豪们，或多或少会有些羞愧吧，比如说黄光裕，曾经三次荣登胡润中国富豪榜首，可如今他却在监狱里，就在一个月前，法院裁定黄光裕犯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单位行贿罪，三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罚金6亿元，没收财产2亿元。我想，就算他的钱再多，也很难换回这14年的自由了。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已经有三四百亿资产的前提下，仍去想怎么用不法的手段收敛的更多的财富，还不如把这些财富投入慈善和公益，那怕一半也好。十分之一，百分之一也好，或许也能留个好名声。或者趁早隐退江湖，过神仙般的日子，也不失为上选，可如今落个身败名裂还要蹲大狱，这究竟是谁的“杯具”？　　

　 　

　　当然，与美国相比，中国绝不是缺少富翁，拿前不久的一项资料显示，中国有千万以上资产的人数达87万之多，有上亿资产的人数也在5.5 万人以上。与此对应的是我们总看到西北、西南等偏远地区，农民们被迫背井离乡，至今还有小孩上学难。10%的人占45%的社会总财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的消息不绝于耳。这也说明了，我们国家是需要慈善的，穷人们需要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家或富翁们伸出援手，前年的汶川大地震和今年的玉树地震，我们看到了不少企业和富翁们都纷纷解囊，例如陈光标，尽管像作秀一样来做慈善，但也未必不可，总的来说，我们更希望，慈善在中国成为一种常态，而不一定要遇到天灾才会出现。　　

　 　

　　去年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张磊向耶鲁大学捐赠888万8888美元时，国内涌现出很多质疑声，有的在质问张磊其人，有的质疑我们的教育制度，而笔者也曾撰文反思我们的慈善体系，富翁捐钱投入慈善和公益，而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我们的慈善体系，我们捐钱给谁，怎么捐，谁来监督等等，都需要一个健全的、合理的体制来执行，更肩负宣传和弘扬慈善的意识。除了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慈善机构外，在民间慈善行为中，我们有幸看到了王菲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会”，看到了李连杰的“一基金”，但是可悲的是，中国目前很少有社会企业家个人举办慈善基金，我们总是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强调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有责任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但无论是王传福、刘永好、宗庆后或是张近东等，商业上的成功不代表人格上的高尚，而至于慈善，可能也在做，但任重而道远，要做的还有很多，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方启华　　

《联合早报网　　

　 　

　 　

　 　

海口官员称公务员收入过低才分低价“限价房”　　

　 　

东方网　　

　 　

海口限价房只面向公务员销售，被演绎成为公务员的“特供房”，引发社会舆论哗然。海口市政府办公厅有关官员昨日向一财回应称，这是因为当地公务员收入过低。　　

　 　

“这种东西只能做，不会去说，也没有说的必要。”海口市政府办公厅上述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　　

　 　

截至目前，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今年1月底就开始起草《关于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指导意见》和《海南省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仍迟迟未能出台，海南省关于限价房销售对象的相关规范仍在讨论之中。　　

　 　

但海口限价房五源河公寓只面向公务员销售的初步统计和申报工作已经展开。　　

　 　

焦点五源河公寓　　

　 　

人民网的报道称，有知情人士透露，2009年下半年，海口市“为有效缓解市直机关干部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开始按照“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定向销售”的原则筹建五源河公寓。　　

　 　

该项目毗邻海口市新行政中心黄金位置，总占地面积约400亩，建筑面积104.39万平方米，由54栋22至32层高层住宅、4栋三层会所及沿街商业网点组成，约可建设住房6124套，总投资18.4亿元。　　

　 　

五源河公寓开发商为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2009年12月，该公司通过海口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方式取得了该小区的土地使用权，最终竞价为604元/平方米，仅仅比挂牌起始价高出1元。　　

　 　

海口市政府网站5月13日公布的《海口市2010年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情况周报》第4期显示，五源河公寓是海口市拟建设的限价商品房项目，6124套的五源河公寓项目已被纳入保障性住房范畴。　　

　 　

备受诟病的是，该项目的销售对象并非面向低收入群体。海口市委办公厅、海口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市直机关干部职工双限商品房(五源河公寓)分配销售纪律的意见》提出：截至2009年9月30日，市级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在编在职的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含提前离岗人员)，以及上述单位在编在职的工勤人员。夫妻双方均属于售房对象范围的，按职务高的一方限购1套住房。　　

　 　

除海口之外，人民网的消息称，文昌市目前正在建设的公务员小区占地319亩，总建筑面积为45.7万平方米，拟建住宅2766套，项目分三期建设。　　

　 　

对于限价房只面向公务员销售一事，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处处长戴开权向本报回应称，“情况不清楚”。　　

　 　

保障房优先分配给公务员　　

　 　

海口市政府办公厅上述接受采访的官员向本报称：“公务员相对来说收入较低，尤其是海南的公务员收入在全国都是倒数，跟内地公务员没法相提并论。解决住房问题肯定要有一个保护价，否则公务员根本买不起房，公务员队伍也就没法运作。”　　

　 　

而海南省关于限价房的销售对象至今仍存在争议。有媒体报道称，海南省上述两份保障性住房文件迟迟未能获通过的主要原因是各方仍对供应对象的界定分歧很大。尤其是限价商品房，对于其供应对象是仅限于财政供养人员，还是面向全社会的问题上，文件起草小组还未达成一致意见。　　

　 　

实际上，除了五源河公寓项目以外，海口市今年建设的其他限价房也是主要供应给财政供养人员。戴开权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今年初海口市把限价房纳入保障性住房范畴后，销售对象定为中低收入的无房户和住房困难户，但目前主要面向财政供养人员，“要分批分期来”。　　

　 　

戴开权介绍说，海口市限价房的价格按照建设综合成本价加6%的利润进行销售，本市房屋建设造价成本大概每平方米2700元至2800元，加上土地成本也就3000多元。而附近的新售楼盘的均价达每平方米约2.5万元。　　

　 　

有意思的是，海口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解释说，市政府建设五源河公寓的初衷是考虑方便公务员上下班，决定在长流起步区建设第二办公区后，办公区距离市区有十多公里，“公务员上下班很不方便，来回要花费很多油料”。　　

　 　

卖指标一经发现就地免职　　

　 　

海口市的上述文件规定，购房者要签订承诺书，承诺自购房之日起5年内不上市交易和不炒买炒卖。“售房对象可以提出放弃购房资格，并以书面申请的形式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市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但海南关于公务员倒卖住房指标问题也时有曝光。通过网络搜索，海南公务员在网上兜售住房指标的帖子并不鲜见。　　

　 　

今年2月，时任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厅长严之尧公开表示：“在公务员队伍中出现个别人出卖住房指标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省政府已出台规定，如果公务员把政策性住房指标拿到市场去卖，一经发现就地免职。” 　　

　 　

海南省纪委监察厅5月份也下发通知，要求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保障性住房分配公平公正。（作者：黄树辉）　　

　 　

　 　

　 　

西方讚或弹均藏祸心？　　

【明报专讯】孙嘉业　　

　 　

多伦多G20峰会开幕在即，中国在国家主席胡锦涛启程之前，除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拆弹」之外，亦透过官方喉舌频频对峰会「放话」。新华社一连3日发表长篇「国际时评」，严辞批判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棒杀」与「捧杀」之馀，更强调中国的态度：「办好自己的事，不给世界添麻烦」。　　

　 　

新华社3篇时评轰「棒杀」「捧杀」　　

　 　

中方所指的「棒杀」，就是指「中国威胁论」，新华社就指世界上有人「自己不愿买被评为垃圾级的希腊资产，却又说别国买下来是佔了便宜；自己增长乏力需求不振，却一味要求别国调整汇率减少顺差……」矛头所向，似不止美国一家。而中方所指的「捧杀」，就是指国际上正大行其道的「中国独秀论」，即指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应该承担起「更多重任」。中方认为，「独秀论」要求中国履行「力所不及的责任」，有「捧杀」中国嫌疑。一句话，现在对中国，好话坏话似乎都「包藏祸心」。　　

　 　

「六四」后，邓小平给中国订下的应对方针是「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江泽民遵其嘱「闷声发大财」，令中国国力有了长足发展。踏入21世纪后，中国朝野滋生了一股「有所作为」的情绪，这也算是国际舆论「捧杀」中国的滥觞吧。　　

　 　

一场金融海啸，令中国深感「被G2」之不幸，不仅「中国製造」成为众矢之的，人民币汇率更成了千夫所指，令北京深感委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去年在外访时曾抨击西方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飢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麽好说的。」并指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昨日新华社的时评「办好自己的事，不给世界添麻烦」，似乎反映的就是这种「习氏新思维」。　　

　 　

　 　

　 　

中国「炒钱族」成风尚　　

 　　

八成人指踏实工作难致富　　

　 　

【明报专讯】从炒股炒楼到炒茶炒蒜，内地近年掀起各式各样「炒风」，不少年轻人加入「炒钱族」行列。一份最新的调查更显示，近八成受访者认为脚踏实地工作不如投机更易致富，近九成年轻人表示身边有「炒钱族」。对于社会上涌现的「搵快钱」观念，有社会学家直言是打工收入微薄，财富分配不均造成，要改变现状，就要「资产泡沫破灭，工人继续罢工」。　　

　 　

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上周透过「题客调查网」所做的调查显示，内地年轻人热中成为「炒钱族」投机赚钱。调查访问了11557人，其中30.6％的人承认自己是「炒钱族」，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更有76.8％的人认同踏实工作很难致富。而这万多名受访者中，「80后」佔59.3％，「70 后」佔 25.4％。　　

　 　

「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　　

　 　

网上一些如「找工作难不如去炒股」、「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等留言都说明，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很难致富，当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才积攒几十万元时，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靠炒楼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浙江省一间证券公司职员陈莹便指出，愈来愈多年轻人成为其公司客户，25岁以下的达到15％，其中以大学生居多。另一名于去年底放弃工作专职炒股的江苏市民孙姚也表示，「少壮不炒股，老大徒伤悲」这句话令他印象深刻，而自从成为「炒钱族」，他现在平均每月有上万元人民币进帐，一些过去曾反对他辞职炒股的亲友，也开始尝试业馀炒股。　　

　 　

学者：泡沫破灭才能息炒风　　

　 　

对于内地「炒风」炽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本报说，中国先富起来的人基本都不是通过勤劳工作而来：「干活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干活，年轻人看到的就是这麽个社会，能不浮躁麽？」以珠三角为例，最低工资调高后仍仅每月1100元人民币。周孝正说，贫富差距大，社会分配不公，要平息浮躁炒风，恐怕要「资产泡沫破掉，工人继续罢工（讨加薪），经济崩盘重新洗牌，甚至改朝换代。」　　

　 　

　 　

　 　

龙吟大地：加薪潮冲击五中全会　　

　 　

本文重点　　

　 　

    * 加薪大潮只是拉开序幕　　

    *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今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中心任务是开好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严格来说，这次会议有浓重的承上启下色彩。五中全会将集中听取、讨论和审议通过《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由于「十二五规划」期间横跨中共第四、第五代，所以五中全会也可以说是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经济交班的会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全国要求加薪的工潮不可避免地冲击这次中全会。　　

　 　

按照常规，中共第四代向第五代交班，主要在二○一二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进行，就是说，中共第四代主要成员将在十八大退位，而第五代则站到台前。北京盛传，江泽民当年保留军委主席两年的模式，可能被胡锦涛作为一种先例接过来，也就是说，胡锦涛在十八大上可能半退，只交出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留下军委主席过渡两年。到了明年，北京高层实际进入交班期，明年的六中全会将着重研究人事，其交接的色彩更加浓厚。　　

加薪大潮只是拉开序幕　　

　 　

中共深入市场化之后，党内各个利益集团崛起，党内的派别和权力斗争也转趋激烈。进入到十八大的组织人事安排阶段，党内斗争更呈白热化。中共的中全会先研究分歧相对小一些的「十二五」发展规划问题，后定争夺激烈的组织人事，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北京高层没有料到的是，富士康事件迫使台湾老闆大幅加薪，本田、丰田、麦当劳等企业接连发生工潮，也达到加薪目的，还有不少城市的政府主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在显示中国「加薪」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汹涌澎湃的大潮刚刚拉开序幕。中共高层就算不按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性质，做回维护劳工利益的本分，也需要「维稳」，保持统治权力的巩固，因此不能不重视加薪大潮的冲击。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本来，「十二五」规划主要是确定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重大战略，规定重要的经济指标，其中，改革是一个重点。现在距离北京原定的二○二○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剩下十年时间，因此北京有学者建议要把全局性和长远的改革任务，集中在前五年打攻坚战；剩下五年，作为体制机制修补和完善期。其次，加快经济方式转变，也是一个重点。这本来是第四代的「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但实际成效不大，所以这两点原是五中全会的重点。工潮涌起后，北京已悄悄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理顺收入分配关係」往前放。　　

　 　

据悉，「十二五」计划使城乡人均收入在「十二五」期间翻一番，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佔比从约六成提高到六成五左右；中等收入群体佔比达到三成左右。显然，这个指标是动听的，问题是怎样做得到？既得利益集团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吗？真的有人为弱势团体谋利益吗？　　

古吕　　

　 　

　 　

　 　

中航油巨亏桉主犯陈久霖更名复出 任央企副总　　

　 　

 京华时报 　　

　 　

　 　

因把中航油拉入炒作期货的巨亏漩涡而在新加坡服刑1035天的陈九(久)霖　　

　 　

　　因把中航油拉入炒作期货的巨亏漩涡而在新加坡服刑1035天的陈九(久)霖，出狱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再度复出，引起业界关注。这位一度顶着“航油大王”、“打工皇帝”等多顶耀眼光环的风云人物，如今希望国人能给予其更多的包容，“只要得到支持，我有信心重新登上成功的殿堂，再创辉煌！”　　

　 　

　　不过，现任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陈九霖，不过是该公司8位副总之一，而且是分管人力资源。无论是公司还是自己的分管业务，都和让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石油再无半点关系。　　

　 　

　　这是刻意避险，还是无奈之举？记者了解到，陈九霖出狱回国后曾有意重回中航油工作，并曾公开发表《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的署名文章，种种举动无不暗示其有意继续石油梦想。　　

　 　

　　任葛洲坝副总分管人力　　

　 　

　　“陈副总分管人力资源，今年入职。”昨天，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简称“葛洲坝国际”）内部人士这样告诉记者。在葛洲坝国际官方网站的高层人员介绍中，陈九霖也赫然在列。　　

　 　

　　这是陈九霖出狱后的第一份公开职务，尽管与其从事多年的石油行业毫无瓜葛，与其曾经的一把手位子也相差较远，但与以往大多“出过事”的国企高管默默无闻不同，陈九霖如今重回国企，且仍为国企高层。　　

　 　

　　葛洲坝国际成立于2006年，是国资委下属葛洲坝集团的子公司，负责归口管理葛洲坝全集团的海外经营业务，曾先后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十多个国家承接了30余项国际工程，在全球最大的225家国际承包商中排第99位。葛洲坝国际的经营范围包括水利水电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与石油没有半点关系。　　

　 　

　　记者了解到，陈九霖目前是葛洲坝国际的8位副总之一，分管人力资源。葛洲坝国际人力资源部的具体业务包括人才招聘、人事管理、教育培训等。而在入狱之前，陈九霖是中航油总裁，一个企业的总掌舵人。　　

　 　

　　此前，陈九霖在出狱后一度表示要向上级组织“讨个说法”，他认为，中航油从事石油衍生品交易，是经过公司董事会、证监会和民航局批准的，而给他定罪的主要起因之一——股票配售也是经过批准的。　　

　 　

　　陈九霖是如何走上葛洲坝国际副总位子的？记者昨天几度与陈九霖的助手联系，希望采访到陈九霖本人，但对方表示陈目前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不过葛洲坝集团相关人士昨天告诉记者，葛洲坝集团的高层是需要国资委任命的，而作为集团下属二级单位，葛洲坝国际的副总完全由企业自行聘请。　　

　 　

　　曾想回中航油再做石油　　

　 　

　　“2009年初我回国后，又有不少企业请我当高管。也有朋友说，‘陈先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帮你去运作一个能源基金，由你来管理。’”陈九霖此前曾在公开场合做出如此表示。现在看来，他还是选择了回归国企。　　

　 　

　　值得一提的是，有知情人士昨天向记者透露，就在出狱回国后，陈九霖曾向中航油集团表达过想回去工作的意愿，但中航油集团没有接纳他，因为“一个被‘双开’的人不适合再回到中航油集团工作”。　　

　 　

　　即便如此，陈九霖一直努力在石油领域继续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年5月4日，陈九霖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上公开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目为《如何扩大我国石油话语权》，洋洋洒洒数千字，观点看起来也颇为“前卫”，认为我国必须通过倡议或者主导、牵头建立国际石油输入国组织等措施来解决目前在石油领域没有话语权的局面。据悉，这是陈九霖自2004年以来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　　

　 　

　　然而，经过牢狱之灾重见天日的陈九霖，不仅仅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还需面对更多问题。他曾表示，“希望我能够给我的家庭、朋友一个长期良好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生活得好，生活得幸福。当然，在事业上，我也希望继续做一些工作，为国家也好，为社会也好，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这或许是陈九霖最终选择回归国企的原因之一，尽管目前的职位或许对他来说并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学识、能力和智慧，但相对于能源基金或者其他企业，国企无疑更稳定，更有保障。　　

　 　

　　此外，葛洲坝集团企业文化部相关人士昨天向记者透露，并不排除集团未来积极进军能源行业的可能性，毕竟能源是目前集团的八大业务板块之一。不过据了解，目前葛洲坝集团涉足的能源领域只是国内的煤炭业务。　　

　 　

　　渴望国人能包容其过去　　

　 　

　　“我曾经敲开过成功的大门，也经历过失败的历练，只要能得到支持，我就有信心重新登上成功的殿堂，再创辉煌！”在此前于母校北大的演讲中，陈九霖以这番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　　

　 　

　　陈九霖没有言明他如何又能够获得怎样的成功，但走出阴影或许已是陈九霖目前最大的成功。“我早已经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陈九霖说，“大家知道，章诒和有这样一本书——《往事并不如烟》。”　　

　 　

　　往事的确并不如烟。作为拿490万新元年薪的新加坡“打工皇帝”，陈九霖接手持续处于亏损状态的中航油以后，迅速帮助公司摆脱困局，并垄断了中国国内航空油品市场的采购权，一举将中航油净资产从1997年的21.9万美元扩展到2003年的1亿美元。对于后来的巨亏，陈九霖这样总结道：“最终出现期权亏损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毁掉了我当时的梦想——我当时是希望将中航油打造成完整供应链的石油企业。”　　

　 　

　　对于现在的境况，陈九霖曾表示：“希望中华民族包容失败的文化能够得到发扬光大。这些包容，其实是对我巨大的鞭策和鼓舞。”　　

　 　

　　■佚事　　

　 　

　　陈久霖与陈九霖　　

　 　

　　自从从新加坡出狱归国后，“陈久霖”就变成了“陈九霖”，无论是葛洲坝国际的高层名单里、署名文章里，还是公开演讲中……　　

　 　

　　陈九霖的朋友对此解释称：陈先生的本意是，即使是“九死一生”，他仍愿为社会充当一滴甘霖！而陈九霖则简单地回应说，“久”与“九”自己一直都在通用。　　

　 　

　　“男儿有泪不轻淌，并非内心无感伤。花团锦簇虽荣耀，成功全赖汗湿裳！我还是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陈九霖在公开演讲中“引经据典”的励志话语。也许，改名也是他激励自己的一种方式——即使经过多次失败，终会成功。　　

　 　

　　不学尼克-李森　　

　 　

　　有人将陈九霖比为尼克•李森，后者作为巴林银行的交易员，因对金融衍生品投机失败而令有着125年历史的巴林银行倒闭。但陈九霖在其北大演讲中表示，自己不会学尼克•李森，原因有三：　　

　 　

　　“第一，尼克•李森出狱之后，拍了两部电影，写了两本书，公开做了很多场演讲，每场演讲都是收费的，一般收费每场达到5000英镑。但我不在乎去赚这个钱。不过，如果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大家去反思人生，我也不排除写写反思、回忆录之类的东西。　　

　 　

　　第二条，我不会像尼克•李森那样，去讲‘中航油事件’。尼克•李森在多次演讲中提到‘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银行的’，甚至自称是一个‘流氓交易员’，目的是吸引眼球。我不会去讲‘我是如何搞垮中航油的’，我没有资格去讲！因为我不是‘中航油事件’的肇事者！而且，中航油目前仍然在进行着我当年所创下的基业，发展得还非常好。　　

　 　

　　第三条，我不学尼克•李森，是因为我早已经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来了。沉重的事越讲越沉重。我愿意讲些阳光的内容，讲些建设性的内容，给大家讲一些能够带来启示的内容。”　　

　 　

　 　

　 　

民政部慈善司长辞职 下属称其在官场孤独　　

新浪　　

　 　

　　慈善司长辞职记　　

　 　

　　对于王振耀回到民间之举，有评价说，这不是“下海”，这是“上岸”。　　

　 　

　　北京新街口的大帽胡同，挤满了发廊和大排档。夏至之前的炙热气息，飘进了一座刚刚翻新不久的四合院内。　　

　 　

　　紧闭的院门后，王振耀拎着刚装满的热水壶向记者走来。在这个新办公场所的见证下，他14年的民政部官员生涯，已经渐行渐远。　　

　 　

　　现年56岁的王振耀，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4个月，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而争议频出的公益慈善领域，也将他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即便面对媒体的镜头，他也不自觉地用手碾过双眼和面颊，舒缓疲倦带来的不适，这是职务带来的习惯性动作。　　

　 　

　　这位疲惫的官员，经历了中国慈善公益领域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历史阶段。在他离开民政部不久的将来，新的慈善法草桉可能将获得通过，而今年的捐款金额、慈善组织数量都将创下一个历史性的纪录。　　

　 　

　　这或许都能算上王振耀的政绩，却未能阻止他早在心里草拟的一纸请调报告。　　

　 　

　　“他要走了，要走了。”青海玉树4月的一个深夜，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对本报记者谈及王振耀时说。　　

　 　

　　“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但李连杰还是成功游说王振耀，请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更像是一名学者　　

　 　

　　6月21日，壹基金研究院在北师大揭牌，王振耀的调离手续也即将办理完成。他身着曾经出现在许多活动现场的一件灰色西服，但蓝白相间的领带显然经过挑选，和壹基金的宣传色调一致。　　

　 　

　　“我现在的领导是壹基金和北师大。”王振耀向全场致辞时刻意强调了角色的更迭，一些跑慈善的记者也才恍然发现，宣传材料中他的官衔已经悄然添上了“前”字。　　

　 　

　　过去，王振耀算是慈善事业的监管者，而如今，他的工作则是要对壹基金理事会负责。“开研究院筹备会时，我让同事今后随时提醒，免得又有了司长架子。”　　

　 　

　　壹基金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授予EMPA学位的公益教育科研机构。由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任理事长，北师大校方代表、常务副校长董奇，马云、马蔚华、马化腾、王石、冯仑等着名企业家也都出任理事。而王振耀手中，拥有一支在国内学界知名的社会政策研究团队，首批筹措的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资金，将主要用于慈善事业的研究，打造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智库。　　

　 　

　　“他有宽广的视野和理论思维，在民政部的时候，也更像是一名学者。”一位熟悉王振耀的人士说。他合着的《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检验。　　

　 　

　　从一个官员，转任学术机构负责人，20多年的政府经历，是王振耀抹不过去的印迹。生于河南农村的王振耀，上世纪1970年代在广西桂林服役，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他既进入着名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奔走在中国乡村。1988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时任司长就是现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王振耀忝列下属农村处处长，一路见证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2001年，王振耀从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公共管理归来，转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开始了十年救灾的奔走，并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见证了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　　

　 　

　　官场上比较孤独的人　　

　 　

　　一位王振耀的同事说，“许多机构已经‘挖’了他近一年。”而王振耀也坦言，考虑离职的念头，已经有些时间。　　

　 　

　　6月18日下午，王振耀一次次跳过记者对细节的追问，没有透露辞职的具体原因。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谈话，最后还是向部里打了请调报告。　　

　 　

　　“退休之后再谋出路，难免让人觉得是去挂名的。”王振耀解释说，之所以在任期内就采用调离的方式，是不想让学校里的人说他是退休干部。　　

　 　

　　据记者了解，一般政府机关内，司局级官员的退休年限在57岁至60岁不等，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没有升迁机会，就会考虑退休或新的去处。　　

　 　

　　在慈善圈内，“王振耀辞职”的消息也只是近期才小范围传播。但人们习惯于他对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进行回应，同时感叹他有别于某些官员的说话风格。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领域受到空前关注，王振耀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个桉事件做过公开表态，人们通常认为，这会遭致并不乐观的结果。　　

　 　

　　“你知道我的性格，说话也难免得罪人。”王振耀说。　　

　 　

　　“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王的一位下属说。这位官员举了个例子，身为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曾经为了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而通过多个部门办理足足10道手续，历时几十天就为了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　　

　 　

　　这段故事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王振耀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慈善税务优惠政策的推行。但这是一个多部门主管的领域，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门一些人的批评。　　

　 　

　　在王振耀任职慈善司司长的两年间，中国已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达到1600多家，年度捐款数额分别达到1000多亿和500多亿。面对这样的历史节点，王振耀自认留下了遗憾。“　　

　 　

　　彻底回到了民间　　

　 　

　　在中国慈善从业者眼中，“政府” 和“民间”，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慈善发展路径。判断一个慈善参与者的意识倾向，往往以此为根据。　　

　 　

　　“因为中国有许多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他们多由退休官员担任要职，掌握了巨大的慈善资源，而近些年出现了众多民间的草根NGO，两者之间在原有制度中的权利地位是不平衡的。”一位民政部特邀专家说，对于慈善领域一切政策法令的出台，人们已经习惯于以 “有利于政府”还是“有利于民间”进行判别。　　

　 　

　　王振耀一年多的在任举措，同样会被放置于这种评价体系下。“他有一种体制内的开明，但细细研究他的话语，会显出一些人与体制间的矛盾。”上述专家说。　　

　 　

　　王振耀也认为自己彻底回到了民间，更要尊重民间的方式。他曾经身体力行捐赠者免税，但这一政策却并不是对所有捐赠者适用。由于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需要由国家、地方税务、财政和民政三部门进行认定，导致捐赠者向一些还未被列入免税清单的组织捐款，无法获得捐款。最先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大多是半官方的，这实际是对慈善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关于免税制度，更有声浪的质疑源于王振耀的好友徐永光。徐曾于1980年代中期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辗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半官方慈善组织。但徐于2000年后开始涉入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从此成为为民间组织放声的代表人物。　　

　 　

　　2009年，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基金会联合其余多家慈善组织，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致信，认为对非公募基金会收取企业营业税，不利于其公益功能发挥。此前，王振耀曾向本报记者称，非公募基金的免税问题，主要还是基金会缺乏与有关部门沟通。　　

　 　

　　“慈善司成立之后，全国和地方都在翘首以待，希望有系统慈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的政策千呼万唤出不来。”一位民政部主管的社团负责人说，慈善司的工作，似乎更多放在了很多具体项目的推动。“项目是民间组织的事，不是政府应该做的。”　　

　 　

　　但这位负责人也明白，关于社会关注的民间组织注册、免税等问题，既涉及民政部内部司局间的协调，又包含民政部与相关部委、大型半官方慈善组织的协调。　　

　 　

　　“要去突破这个大的结构，非常困难，这也是王振耀离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说法，王振耀并没有当场向记者否认。　　

　 　

　　几天前，王振耀在慈善圈的朋友为他的“转身”开设一场小型派对，徐永光借着酒兴说，“振耀下海了。”这是他那个时代对官员离去的指称。　　

　 　

　　在场更多的人说： “不对，振耀上岸了。”(记者 衣鹏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你的捐款谁掌管？灾难挑战中国式慈善　　

　 　

两年前的汶川地震使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得到了一次全面洗礼。中国报刊曾刊发报道《谁来执掌760亿元地震捐赠》。如今，面对西南大旱、暴雨和玉树地震，“5•12”经验能够提供何种参照？在中国的慈善的体系里，再次问一句：谁来执掌旱灾捐赠、公众捐赠如何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这，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并不是西南旱区的每一个村庄都陷入了绝望。　　

　 　

至少在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拉市乡海东村并非如此。4月13日，已经是水库开闸放水的第四天，只要灌溉情况符合预想，村民们很快就可以种苞谷了。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中，能够进行正常的春耕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幸运。　　

　 　

“2010年将是一个旱年。”早在去年9 月，于晓刚看到拉市地区的水库时就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预测。他是云南本地的一家NGO（非政府组织）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的主任。当时，水库的蓄水量只有往年的一半，这名草根NGO负责人向自己参与组建的拉市乡东灌渠用水户协会建议，必须 “舍小春，保大春”了。　　

　 　

2600多名当地村民是这个用水户协会的会员，用水规划需经过集体同意。他们决定听从于晓刚的建议。“去年下半年应该放4道水，最后只放了一道水”，并且放弃耗水的小麦种植，全力灌溉当时正在冬眠、需水量较少的果树。　　

　 　

半年前的预测如今已得到证实，海东村的村民们正在庆幸他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说不定，今年还能种上辣椒、苹果和冬桃”。　　

　 　

于晓刚曾因“开创性的流域管理计划”而获得被誉为“绿色诺贝尔奖”的戈曼环境奖。在美国的领奖台上，他被称为“最重要的无名英雄，为了保护自己祖国的环境而奋斗”。但是当这个帮助村庄度过大旱劫难的民间环保领袖回到中国，却常常发现，自己难以申请到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由于草根NGO的高度活跃，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的2008年，曾一度被视为“中国NGO元年”。然而“元年”过后，尴尬仍不少。公募基金会主导下的慈善资源分配不合理，正是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之一。　　

　 　

“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　　

　 　

追问指向特殊的“中国式慈善”。　　

　 　

在中国，能够面向公众募款的公募基金会并不多。一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二是中华慈善总会，三是各个部委下设的基金会，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政府背景。”南都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说。　　

　 　

这种背景决定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些“中国慈善界的大家伙”很少将捐款交给位处基层的“小草根”。每年，巨额捐款在“大家伙”那里汇拢，之后，除了一些拥有自己项目的基金会外，其余的公募机构将绝大部分捐款交到政府手中。　　

　 　

这样的选择或许并非毫无道理，由政府公务员去进行本该民间公益组织从事的活动也非全无益处，至少“不需要支付人力成本，落实项目的能力也比较强”。甚至在此前清华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这种对于公益和慈善的认知，似乎成为“由政府统筹捐款”的最佳注脚。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得到20多亿元的捐款，而这个地方基金会当时只有17名工作人员。这笔巨大的捐款成了“悬在头上的堰塞湖”。最终，钱要怎么花，“当然就只能政府来花”。　　

　 　

“全世界都是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只有在中国，情况完全相反。”徐永光感叹。在不少公益慈善界的专业人士看来，这完全就是 “一个荒诞的景象”。　　

　 　

与此同时，一些草根NGO因为没有募款权利，也难以获得公募基金会的支持，不得不向境外的基金会寻求支援。“我们也不想喝洋奶，可是我们喝不到母乳啊。”这成为一种普遍的叹息。　　

　 　

但实际上，无论是两年前的地震，还是如今的西南大旱，至少在巨型灾难面前，草根NGO或者说民间组织，已经因“服务更加专业”而显现出了优势。　　

　 　

此前，有媒体指出，在3月19日温家宝总理亲赴旱区视察之后，“救援活动才多起来”。而事实上，诸如大众流域、润土互助工作组等云南本地草根NGO，早在政府和舆论大力关注之前就开始了防范和救助的活动。曾在体制内公募基金会任职的徐永光直言： “草根组织长期在基层活动，对灾情敏感。相比之下，大机构反应滞后太多。”　　

　 　

帮助村民们规划用水甚至已不是大众流域唯一关注的重点。因为云南特殊的自然条件，本来专长流域管理的于晓刚将目光投向“防灾减灾”。听村民说起丽江曾经地震，他和自己的团队就帮助村里盖“抗震房”。那算不上什么高端技术，“但相当实用，”于晓刚说，“用三角铁和抓钉加固，完全有可能大大减少地震发生时的伤亡。”　　

　 　

这是他们一贯的防灾理念，“我们没钱，也不会忙于送水送粮，但只要花1份钱，就可以防范10份的灾害损失”。显然，从海东村在大旱中的表现来看，这种低成本的“草根做法”已经在发挥效力了。　　

　 　

尽管“成本不高”，但也需要资金支持。如同汶川地震前一样，大众流域目前仍然以境外基金会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中国还缺乏很好地培育公益组织的土壤。”一名慈善界资深人士称。　　

　 　

一份1995年来自美国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创造了整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岗位。一项来自中国民政部的报告则描绘出截然不同的图景：2008年新出炉的数据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的从业人员只占服务行业的0．3％。　　

　 　

当然，汶川地震过后，草根NGO的生存状况还是发生了些许改变。在“5•12”过后的一个月，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从接受的13亿元捐款中拿出2000万元，面向全国的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红基会秘书长王汝鹏曾公开表示：“这2000万的招标，社会影响超过了13个亿。”　　

　 　

被财政“收编”的慈善　　

　 　

但2000万元仅仅占据了当年捐赠总数的万分之三。那么，面向公众募集的抗震捐款中的绝大部分究竟流向了哪里呢？　　

　 　

徐永光一连使用了数个“看不见”来形容民间捐款的去向。　　

　 　

比如，民间公益组织看不见捐款。尽管地震后来自民间的社工、志愿者、NGO不计其数，但据徐永光的推测，高达760亿元的捐款， “草根组织连1％都拿不到”。　　

　 　

比如，捐款人看不见捐款。捐款人完全可以将那些如同带着“井喷”般热情的捐款想象成汇入大海，你知道它在海里，却无法知晓具体位置。如果有“较真儿的人”想要追查，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放心，经过严格的审计，捐款绝对用于震区。”　　

　 　

比如，震区政府看不见捐款。中央要求对口援建的省份拿出当地财政收入的1％，但根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专业调研报告中获知的信息，这笔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　　

　 　

比如，震区群众看不见捐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境外捐赠人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受赠人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可以接受捐赠，并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对捐赠财产进行管理”。汶川地震后，政府直接受捐超过全部捐款的一半。两大巨型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捐款。而这三分之一中的绝大部分最后也流向政府， “大部分都由政府落实”，“按照捐赠人的意愿使用”。　　

　 　

如今面临另一场大灾——截至4月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为西南大旱设立的筹款项目“春雨行动”到账善款已达3730.5万元；截至4月12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因西南大旱收到的捐赠物资和资金总额已超过2200万元。与汶川地震时相比，如今的捐赠似乎并没有两年前那样“井喷式的热情”。在慈善界人士看来，这很正常，“一个社会不可能永远处于高潮”，并且大旱的悲剧情绪与地震所造成的“完全不同”。　　

　 　

针对大批旱灾捐赠，关注一下其流向和使用情况，即“谁来执掌西南旱灾捐赠”，或许并不是一个杞人忧天的问题。　　

　 　

徐永光直接指出：“很大程度上，现在不少民间捐款其实是在弥补公共财政的不足。”这位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回忆道，曾经有人怒气冲冲地质问他：“农村教育投入明明该是政府做的事，怎么最后却由我们出钱？”　　

　 　

政府项目、慈善埋单的现象在当下中国屡见不鲜。今年2月，“陕西省府谷县部分企业家捐助公益事业 12亿元”的新闻，或许可以成为这个判断的佐证。在那场被媒体形容为“感人肺腑的捐资仪式”上，57位府谷当地民营煤炭企业家及其所属的77家煤矿，现场捐资12亿余元支持政府兴办教育、卫生事业。　　

　 　

府谷县煤炭协会会长、兴茂煤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忠表示：“所有这些捐赠全部是无偿捐赠，由县政府财政集中管理，全部用于兴办教育卫生事业。”　　

　 　

尽管这一举动在新闻中被刻画为“书写新的传奇”，但徐永光不能理解，“现在就是把慈善资源变成政府的第二税源，这是越权的。政府应该依法收税，企业应该依法纳税，没有再捐第二笔钱的义务。如果想捐钱，应该捐给真正的慈善机构。”　　

　 　

“5•12”留给中国慈善最大的遗产　　

　 　

在不少专业人士看来，中国慈善的痼疾虽然深重，但许多良性的改变已在民间悄然萌发。　　

　 　

一位网友在天涯论坛发帖称：“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西南人民抗旱，就不要再捐款捐水了。”这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相信，“监督好政府做好本职工作，发挥好舆论的作用，这就是对西南人民最好的帮助”。　　

　 　

“有了透明度才能开始谈公信力”，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坚信这一点。甚至，社会上每一个对慈善机构公信力的怀疑声音，都令他和其他一些中国慈善界的领军人物感到欣慰，毕竟这意味着，“在大地震后，公众对捐赠者的权利有了反思”。　　

　 　

王行最强调，这绝不是慈善界该排斥或漠视的声音。“没有捐款的公众，也有权利监督捐款的流向。这种声音是社会的进步。”他说。目前，这位秘书长已经分批将在西南大旱中接受中国扶贫基金会捐助的民众名单公开在自己的网站上，“毕竟，对社会更有意义的并不是收了多少钱，而是做了多少事”。　　

　 　

令徐永光感到欣慰的是，汶川地震后，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开始注重透明度，因为“公众意识已对慈善体制构成有效监督”。以往，几乎“垄断”着慈善界的几家“龙头”基金，往往只公布“收”，不公布 “支”。而此次，针对西南大旱捐赠，中国红基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分批公布了已拨出的超过2000 万元捐赠的使用方向，并特别注明“受助对象在领取时，要严格履行登记、签字手续”，以便“进行网上公示和向捐方反馈”。　　

　 　

“公众对于捐赠者权利的反思，是 ‘5•12’留给中国慈善最大的遗产。”徐永光说。　　

　 　

就眼下而言，59岁的于晓刚还并未从公募基金会那里看到希望。他甚至不能花太多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因为“正忙着制订明年的防灾计划”。　　

　 　

这位正在帮助几千名农民与干旱作战的“无名英雄”说，拉市乡目前至少有3个用水户协会在开闸放水，严重的干旱并没有对正常生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忙于春耕的百姓“都很镇定”，因此这里不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我们的思路就在这田地里，永远赶不上现实中的感动中国。”他随即自嘲了一句。 　　

　 　

本报记者 赵涵漠，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