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6-1)
网络时政文摘(2010-6-1)
日本背后放枪 中国以德报怨
指点江山:中国须建远洋海军
如此和谐社会 还不如疯人院
学者称实际收入差距达55倍 制度漏洞是主因
宏调之役 不在楼巿在政权
房产税简单複杂化 压楼价搵嚟搞
经济学人:政府无能 或成为经济问题问题制造者
吟大地:中国工潮的大小气候
天上人间遭查 能把多少“有身份”的人拉下水?
岂能敌友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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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背后放枪 中国以德报怨
东方日报
中国领导人访日期间称讚两国关係「融冰化春水」,又称中日互为伙伴并非对手,宣布启动东海共识换文谈判。中国以德报怨,对日本大打感情牌,但日本频频搞小动作,以华为敌,双方立场南辕北辙,难有交集。
中国领导人今次访日之际,正值日本政坛多事之春。社民党决定退出联合政府,鸠山政府内忧外困,危在旦夕,中国领导人此刻访问东京,相当于在为一个深陷政治危机的首相和执政党站台,极易被人利用。这种现象以前也曾发生过多次,无论是安倍、麻生,还是福田时代,中国领导人每次访日不久,日本首相就告下台,中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因此成为空头支票。
其实,在中国领导人访日之前,日本已多次向中国发难,先是指摘中国的核政策不透明,要求北京承担核裁军的义务;其次是鸠山高调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挑衅中国主权。日本不仅对中国动口,而且有实际行动,重新设定冲绳县与那国岛周边的防空识别圈,把穿过该岛上空的飞行物防空识别圈扩大到靠近台湾一侧的海面上。
面对日本的无理指摘与挑衅,中国本应奋起千钧棒,澄清万里埃,有理有节地进行反击,但如今却犹如唾面自乾,笑嘻嘻跑去日本访问,大谈「融冰化春水」,似乎日本侵犯的是别国的利益。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态度,令人感叹。
一让再让 利益失守
子曰:以德报怨,又以何报德?既然北京能够如此宽容地对待日本的指摘,其他国家自然会争相倣效,齐来揩油;既然骂一骂就能使北京让步,又有谁会来与中国交真心朋友?环视全球,中国的铁杆朋友已经所剩无几,过去把中国抬入联合国的老朋友们早已散尽,而新结识的西方大国全然只认钱不认人。须知,中国外交表面看上去一片和谐,但这种和谐是以利益失守作为代价。
再看今次中日首脑会晤的所谓成果,更是向日方倾斜。双方签署的涉及食品安全、节能环保、电子商务等领域的合作文件,其实都属细枝末节;双方重建总理热线也只是形式上的安排,只会有利于日方对中方施加更多压力。至于所谓「中日战略互惠伙伴关係」,更是既无战略也无互惠内容,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中国对日本以邻为伴,而日本对中国以邻为壑。中国的市场,日本要抢佔;中国的钓鱼岛,日本要霸佔;中国的海军,日本要监控。日本一方面借助中国恢复经济元气,一方面又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前哨站;一方面不肯深刻反思侵华战争的罪过,一方面又要中国核裁军。日本对华关係中的政治分裂症,制约了中日关係的发展,但北京对日本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似乎日本的挑衅只是肢体之伤,而不是心头之患。
指点江山:中国须建远洋海军
中共主政之初,毛泽东提出「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必须建设强大的海军」。当时一则是基于人民战争「放进来打」的思维,二是海洋观念薄弱,三是经济落后,物质条件差,所以海军建设只立足于近海防御,以鱼雷艇、炮艇、常规潜水艇为主,少数的驱逐舰吨位也不大,不要说航空母舰,就连巡洋舰也欠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随着经济腾飞,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海军力量也上了一新台阶,不但有了导弹驱逐舰,而且装备了核潜艇。但对比保衞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海军整体力量仍远远落后于形势。
今天的中国必须建立以航空母舰为主力,辅以导弹巡洋舰、驱逐舰、核潜艇的远洋舰队。原因:
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产品销往全球,能源、矿产採购自全世界,海上运输线无远弗届,海洋航道成为中华民族的生命线,一定要确保其安全,防止被敌对国家或海盗扼断,二是中国的投资利益遍布世界,劳务输出规模庞大,海外企业安全、人员安全、侨民安全受到天灾人祸威胁时需要保护和有足够运力撤离,三是东海、南海存在海岛被侵佔、海域被瓜分、海藏被掠夺的状况,在外交谈判失效情况下,必要时应动用远洋海军收复国土,四是台海两岸尚未统一,一旦出现法理台独重大事变被迫以非和平手段完成国家统一时,与可能出现的外国军事「协防台湾」一决雌雄。
古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故,中国岂可无远洋海军?
刘梦熊
如此和谐社会 还不如疯人院
太阳报
本文重点
* 欲加之病 何患无词
新华社《瞭望》周刊日前报道,内地精神病患者逾一亿人,平均每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是精神病患者。这样庞大的精神病人群,相当于日本或墨西哥的人口数量,中国和谐社会,原来竟是一个精神病患无处不在的疯人大国。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人变成精神病」。当局过去的宣传是,万恶的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买办汉奸贪官走狗,个个都是吃人的魔鬼,但是当下和谐社会中,许多上访民众却变成了精神病人,人数愈来愈多。
按理说,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应该由医生说了算,但在中国却由官员说了算,甚至要由警察来鑑定。说你有病就有病,而且强行给你治病。在官员眼中,对和谐指数破坏力最强者就是上访者,所以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鑑定治疗一批、集中办培训班管掉一批」。
在当局的「维稳」思维中,与其製造敌人,不如製造病人。于是精神病院取代了集中营,成为上访者的终极归宿。当然,「精神病人」要想恢复成正常人也很简单,有官员公开宣称:只要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你的病不治而愈,即刻回家。
欲加之病 何患无词
可悲啊,中国人的确百病丛生,一个喝三鹿毒奶粉、打问题疫苗、吃坑渠油的民族,怎麽可能没有病呢?精神病还不算绝症,起码要比癌症患者的生命长一些。天天吃这些有毒食品,不仅精神会出问题,而且良心也会丧尽,甚麽事都做得出来。
中国的精神病人有的是上访得来的,有的是吃出来的,更多的是憋出来的,他们要容忍高房价,容忍乱收费,容忍贪污腐败,容忍欺瞒拐骗,容忍司法不公,容忍失业,容忍暴力拆迁,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不憋成精神病患者才怪。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竟然诞生了一亿多精神病人,这究竟值得骄傲还是让人羞耻?这是和谐社会还是病态社会?「天下同一病,余则可安生?遍地疯癫者,何来幸福人!」当今中国与疯人院又有何异?
欲加之病,何患无词,中国有逾亿精神病人,不过是官逼民病,是当局打压的藉口而已。不久前,山西娄烦县对全县「危险人员」分成八类,分别为:极度贫困型、矛盾纠纷型、精神失常型、仇视社会型、身负大桉型、行为反常型、缠访闹访型、涉毒人员型,并根据其危害性分成A、 B、C三级进行管控。在公僕看来,遍地危险分子,何曾有安全感?
其实,与其说中国老百姓得了精神病,还不如说是公僕得了神经病,这些官员平庸无为,却整天神经兮兮,既要看上级脸色,又要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没病都变成有病。
学者称实际收入差距达55倍 制度漏洞是主因
盛夏,烈日当头。但在北京东方广场的宝马生活方式店里却感受不到酷暑的热度,店员小马热情微笑着向走进来的顾客介绍着商品。
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的小马,在这里工作一年多,他告诉《投资者报》记者自己现在每月收入大约4000元:工资2000元,再加点补贴,另外就是销售提成。“店里的销售一直很稳定,每月销售额都在一百多万,所以每月的业绩奖金都能拿到2000元以上。”
小马对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了,因为和他一起毕业的同学现在大多只能从事公司文员之类的工作,每月总收入不超过2000元。但他也坦言自己在一起毕业的同学中收入只算中等,家里有关系的同学只要进了电信、银行,现在都挣7000~8000元。“我是觉得不公平,但那些挣不到2000元的同学看我也会觉着不公平,这些事情越想会越不平衡,干脆不想。”他说。
在小马工作的店内,一件T恤的价格都在2000元以上,领带一般每条1500元、外衣5000元,但比起标价5.5万元一辆的自行车来说都是小意思,而店内陈列的两辆价格在百万元上下的宝马轿车可能才是宝马公司真正希望人们购买的东西。
从2003年起开始承包油井的老齐就是这些百万元以上商品的消费者之一,“我在北京买的房子是260平米的,一套红木家具花了一千多万。”老齐一边拨弄着手机一边谈着自己的财富,但最后他还是把手机递过来让记者帮他发短信,因为他“永远搞不明白这些复杂的手机”。
小马、老齐、小马们、老齐们…在这些人和事的背后,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看到的是一个已经不能再回避的问题——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能会面临严重问题,同时我们会面临关于政权合法性和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挑战。”王小鲁坦言。
收入差距急剧扩大
如果对收入分配相关的各项数据细细加以分析,不难发现,这种担忧并没有夸大其词。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估计现在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10%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5年是2.9倍,1995年6.2倍,2005年上升到9.2倍。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也显示,目前我国1%的家庭占有社会41.4%的财富。这说明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根据权威数据再分析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会发现,十余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我国GDP比重中,政府财政收入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降至39.74%。
2004~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分别增长21.6%、19.9%和22.4%,比同期GDP增速分别高出3.9、4.5和8.5个百分点,但当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却均低于GDP增速。政府、企业在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比例不断扩大,而劳动者收入的增速却缓慢爬行。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与我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反差。1990年至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低到41.4%,而同期营业余额占GDP的比例却从21.9%增加到29.6%。
同时,在企业内部的各行业间,也出现了行业间的利润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的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4倍到10倍,并且这种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介绍,目前我国行业工资水平差距已超4.88倍,而国际公认合理水平在3倍左右。
而在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格局更是在向着极端的贫富悬殊发展。据已公开的居民收入调查数据,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测算,如果算上那些无法统计的不规范收入,现在全国最高和最低收入各10%的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差距要达到55倍左右。
制度漏洞是主因
造成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收入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其中既有合理原因,像经济体制转轨、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向工业转型以及由政府发展战略决定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这些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因素都是可以得到人们认可的。
“但在这些正常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中,也溷杂着相当成分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主要表现在,一是垄断部门获取不正常的高收入,二是在目前收入分配秩序比较溷乱的背景下,权力常常会在分配过程中转化成个人利益,为一些人带来大量不正常收入。”李实称。
王小鲁的看法与李实的一些观点非常契合。他认为,大量制度漏洞,是造成收入分配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制度有不健全的地方,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漏失,就会有寻租行为,就会有利用权力寻租或者获取垄断收入等等现象。”王小鲁称。
支持他这一观点的是其从几年前就开始做的一项关于“灰色收入”的调研。2006年,按照已公布的统计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不到1.2万元,城镇最高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2万元,平均月收入不到3000元。推算下来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总和只有9.4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不到45%。
但同样根据统计数据,2006年居民最终消费8万亿元,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增加了2万亿元,居民购买商品房支出2万亿元,居民个人收入用在股市、债市上的投资、直接投资、境外存款和投资和手存现金的增加还都没有计算在内。这说明实际的居民收入,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大超过统计显示的水平。根据当时的调查数据,王小鲁推算,这10%的城镇高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有可能在统计调查数据的3倍以上。
“2009年以来,我们在做新的调查研究,初步推算,城镇10%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遗漏部分或者说隐性部分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估计这部分家庭的实际人均收入是统计收入的4倍左右。”据此王小鲁推算,城镇居民特别是高收入居民的隐性收入之和可能会远远超过4.8万亿。
“现在面临的收入流失,既不是资本回报,也不是劳动回报、人力资本回报,而是权力的回报,是制度漏洞造成的结果,它对社会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正常市场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危害。”王小鲁称。
财税手段调节甚微
采访中,专家坦言,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不断扩大,如果不施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改变,很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李实称,目前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存在严重分配不公现象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其中的一部分被另外一些积极因素对冲了,这些积极因素包括经济的高增长导致人们收入绝对值的增长和政府一直在做着的各种修补工作。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失业率开始上升,人们收入的平均绝对值不再是增长,那么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给稳定带来的冲击就会凸现出来,现在它虽然还不是致命性的,但绝对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李实不无担忧地说。
王小鲁则认为,现在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降到35%了,在过去十年中降幅一直非常大。而消费过低,和收入分配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收入分配失衡如果不解决,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不能保证的,原因在于经济丧失了动力,缺乏有效需求来拉动。
而当前,我国的财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却一直收效甚微。据专家分析,以购买性支出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竞争能力强的高收入者,竞争能力越强的单位和个人,越容易将产品或劳务销售给政府,从这种支出中获得的好处就越多。另外,在政府间财政转移中,决定转移支付的经济因素权重常低于政治因素权重,因此面对有限的支付资金,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获得的转移支付反而较低,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近日也公开指出,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并未发挥应有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拉大了贫富差距,因为富人收入越高,就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速度。
李实则认为,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是个人的货币收入,以实物形式表现的福利和职务消费等构成个人实质性收入的部分没有纳入征税范围,“灰色收入”亦无纳税的可能,因此真正高收入者其税负反而会较低。“而国家在设计、实施收入分配改革政策中也不得不考虑,如果过于触及富人利益会触发他们把大量资产向国外转移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因此改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一个长期过程,好在中央政府已经在高度重视了。”李实说。
(投资者报)
宏调之役 不在楼巿在政权
明报
温总昨日在日本商界的午餐会中再度表示对环球经济「双底衰退」(double dip)担忧,并重申现在考虑退市「为时尚早」。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不可有丝毫放鬆」。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温总关注的3个问题中,经济发展居于首位。内地一些市场人士的解读是,这预示内地宏调有可能再度转向,准备收紧的银根或会再度放鬆。
但依笔者之见,这种解读可能是一种误读。中国领导层虽对外围经济走势忧心忡忡,但内地经济的严酷现实却是通胀已从预期渐变为现实。在温总关注的3个问题中,第一是经济发展,第二是结构调整,第三就是抑制通胀。注意,这里他说的是「抑制通货膨胀」而非之前的「管理通胀预期」,显见现在内地的通胀已不仅是「预期」了。
通胀形势严峻 银根难放鬆
与温总将调整结构大异其趣的是,主管宏调大计的常务副总理在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最新一期撰文强调,调整经济结构对促进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决定性意义」,并指中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天津视察时亦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异口同声的强调,意味中央即使意识到外围经济的危机来临,需要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也一定不会重祭4万亿救市的旧招。
目前各方对宏调政策的关注焦点在楼市,但是,正如温总昨天所说,最近推出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为的就是不希望看到民众的生活受到影响,为的是要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这就是说,楼市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乎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难怪有人说,中央打的不是楼价,而是政权保卫战。如此看来,现在的楼市,只属观察期,而非转角市,中央大棒并未放下。
孙嘉业
房产税简单複杂化 压楼价搵嚟搞
太阳报
中港两地的内房股,昨天早上未见异样,下半场却急转直下,市场归咎九个字—「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原因是国务院正式批准发改委一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文件。整份文件洋洋数千字,涉及所有重要经济环节,有关房产税的却只有寥寥几个字。不过,市场对房产税改革及徵收方法的传闻早已满天飞,还言之凿凿将会在上海先行。
究竟内地的房产税是甚麽?将来会如何改革?不明就里的肯定一头雾水,不妨打个譬喻,相信会更易理解。目前内地的房产税是针对「营业性房产」,按物业的馀值或租金收入计税,与香港税局徵收的物业税,把租金视为收入,性质相似。如果像传闻所说,将来「个人所有的非营业性房产」,即是自住物业也要按价值徵税,便会变成有点像香港政府徵收的差饷,只要拥有物业便要交税。
香港的物业税或差饷,目的相当单纯,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内地的房产税改革,背后肩负的使命便複杂得多,是伴随中央出招调控楼市而来,讲明要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及调整个人房产收益,可视为压低楼价的又一招。外界对于如何落实一直有不少疑问,例如怎样计算物业的馀值,如何认定真正的业主,会否与其他税项重叠造成双重徵税等。不过,这些极其量只是技术问题。
最关键的始终是房产税是否真的能够有效调控楼价?答桉恐怕是否定的。当然,有人会说香港早前提高豪宅印花税,楼价不是应声下滑吗?其实,这完全是巧合,刚好碰上外围经济突然转坏而已。当香港楼价处于上升轨道,加物业税或加差饷就能令市况逆转吗?对炒家来说,这些额外成本相对资产升值,真是湿湿碎;对真正用家而言,则是百上加斤,因为找个有瓦遮头的地方是最基本的需求。
内地房价急升,民间怨声载道,除了因为信贷氾滥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财政与土地收入紧紧相连,成为不断把地价、楼价推高的诱因,比香港奉行多年的高地价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解铃还须繫铃人。推行房产税改革的目的,应该是让税收作为一项稳定的财政收入,取代部分卖地收益,杜绝地方政府藉口扑水,然后把土地资源用于提供不同种类的住房,稳定供求。否则,不如徵收暴利税,又或乾脆禁止炒楼来得更实际。
归根究柢,把房产税塑造成压抑楼价的撒手锏,是把简单的事情複杂化,难道楼价下降时又减税吗?如果说扩大徵收房产税将令楼市交投瘫痪,各个相关行业会即刻放缓,未免夸张。不过,官方似乎乐此不疲,任由市场各自演绎,以为这样便可以把楼价控制于股掌中,真是搵嚟搞!
经济学人:政府无能 或成为经济问题问题制造者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先前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各国政府步调一致,成功挽救全球经济步入萧条。然而,如今各国政府的无能,或将成为拖累全球经济的问题制造者。
近来全球金融市场因欧债风暴、中国打压房市及朝鲜半岛情势紧张等利空因素,剧烈震荡。
不过,《经济学人》认为,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可能生变的担忧可能言过其实。因在新兴经济体带动下,今年全球经济产出可望成长逾五%,远超乎多数专家的预期。
该刊指出,全球经济复苏力道将会减缓,也应当减缓。首先,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正面对逐渐加剧的通膨和资产泡沫,这也是为何中国政府必须严控贷款和房价的原因。
另外,由于美国企业回补库存而政府刺激方桉逐渐收手,美国经济成长或许也将放缓。不过,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已不再徘徊于二度衰退的边缘,因人们又重新消费,且工作机会也不断增加。
欧洲的前景最显黯澹,欧元区经济反弹原本就很虚弱,如今欧债风暴罩顶更是雪上加霜。财政紧缩政策可能让某些国家更加艰辛,但欧元急贬会促进欧洲的出口,或将提振人们低迷的信心。
《经济学人》说,近来市场陷入恐慌之因,在于担忧出现更糟结果的风险不断增加,而这些风险主要来自各国政府。
欧洲的政策最摇摆不定,为了欧元的生存,欧洲人不仅须进行痛苦的财政整顿,更亟需深广的结构改革。为因应财政紧缩,欧洲央行也应采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除了欧元区,其它国家的政府也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尤其在汇率和财政政策方面。近来欧元的急跌,似乎让中国政府以为人民币升值不再那么急迫。
但事实正好相反,在欧洲这个中国最大出口市场陷入慌乱之际,中国政府应藉由强势货币促进国内消费,以维持经济平衡。
然而,对多数富裕国家来说,欧洲的慌乱带来最重要影响在于财政。各国政府须在为避免出现希腊式危机而采行不成熟的财政紧缩政策,以及坐视公共财政长期恶化之间,权衡利弊得失。
吟大地:中国工潮的大小气候
本文重点
* 欧洲工潮推波助澜
* 工人离心愈趋严重
欧洲工潮似乎有蔓延到中国的趋势,尤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广东珠三角地区,富士康员工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以及广州本田公司员工持续不断的罢工,已经在全国点燃了工潮的烽火。如何平息珠三角工潮成为各界焦点,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处在风口浪尖,能否经得住考验,将是他能否在中共十八大更上一层楼的关键。
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环自杀悲剧后,中央领导连续批示,并派出全国总工会、人保部和公安部官员组成的调查组南下广东。在中央催促下,汪洋和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才前往富士康巡察。相比中央雷厉风行,广东本地官员显然慢了一拍。
欧洲工潮推波助澜
今次广东工潮,全国老百姓都看官方到底是站在哪一边:是继续维护资方的利益弹压工人?还是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逼资方让步?或者是继续和稀泥,无视劳资矛盾?广东当局若处理不慎,很可能会引爆全国性工潮,动摇中共执政之基。
今次中国工潮的爆发,既有国际大气候,亦有国内小气候。从国际看,金融海啸导致各国经济每况愈下,尤其是近期欧洲债务危机,政府紧缩开支,公务员和劳工阶层全面受损,大罢工和冲突从希腊开始,逐步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等,已形成全欧性质的大罢工,这也对中国工人罢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国内看,中国工潮主要是通胀引发的生活困难,使工人开始走上街头。从前年底开始,国务院要求银行大开水喉,大放贷款,结果去年一年的贷款就达到创纪录的九万多亿元,国内游资加上赌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热钱持续涌入,使资产泡沫严重,全国楼价飞涨。最近中央打压楼市,这些热钱涌到农产品市场兴风作浪,关係到老百姓饭碗的食品价格持续暴涨,使老百姓的生活质素迅速下降。在通胀逼迫下,工人不得不走上街头。
事实上,珠三角的工人待遇并不怎麽样。以广州本田汽车为例,表面上是在明亮的厂房开工,但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当地最低收入,且长时间加班加点,婚恋、家庭都顾不上,长期压抑使他们今次总爆发。
中共自从提出「三个代表」思想后,地方政府实际上成为外资和资本家的利益维护者,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成了空话。每当工人罢工示威,地方都出动警力弹压;至于那些官办工会早已脱离工人,成为官僚的一部分,并被资方收买,根本不会替工人说话。
工人离心愈趋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方面,工人与政府的离心愈来愈严重,原有国企工人因为工厂破产、重组、贱卖,早已怨气冲天;另一方面,外资工厂的工人则成为当代包身工,更是牢骚满腹。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的执政之基已经相当薄弱,但凡风吹草动,局势便一泻千里。
冯海闻
天上人间遭查 能把多少“有身份”的人拉下水?
「 天上人间」被查封后,各种各样的议论与猜测此起彼伏。根据有关消息,5月11日的警方行动,除了有偿陪侍外,未在「天上人间」查获到卖淫嫖娼行为。对此,有人提出质疑,号称「京城第一选美场」、「中国娱乐至尊」的「天上人间」,怎么可能没有卖淫嫖娼行为呢?
然而事实就是事实。一方面,警方在对「天上人间」的突击行动中,确实没有现场查到卖淫嫖娼行为,至于说其情况下有没有,还得靠慢慢审查;另一方面,正如有人所言,「天上人间」只是一个高档消费场所,来者非富即贵,和一般娱乐场所不一样,客人们都不会随便作出非分之举,「限于身份和『天上人间』的规定,一般不会有人在此进行肉体买卖行为。」
我认为,「天上人间」有没有卖淫嫖娼行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弄清这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场所。据悉,「天上人间」目前主要涉及两大问题,一是高消费,二是有偿陪侍。经常去「天上人间」的人说,在这裡,一瓶普通的355毫升啤酒价格七八十元,一杯鸡尾酒200元,一瓶在普通酒吧最多2000元的「皇家礼炮」则需要5000元,「去一少则数万元,多则几十万」,「这裡花几十万很平常,几乎天天都有」。更有人披露,客人在这裡找小姐虽以有偿陪侍为主,「最多是喝酒唱歌时,顺便揽着小姐的腰,或者是随手把手搭在小姐的腿上。」但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将小姐带走。客人想带女陪侍出台,她们同意后会跟妈咪讲「想出去」,出台费在3000元到5000元。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花钱买面子,并且可以暗中进行钱(权)色交易的场所!
高消费不足为奇,花的都是谁的钱,以及为谁而花,无疑更值得关注。这就是本文开头,北京一家公司老总王先生所指出的问题所在--找有身份的人办事,不去天上人间就没有面子!
这就是高档娱乐场所迭起之下的一个怪圈。曾几何时,请人办事什么的,吃饭喝酒已不稀奇,到「天上人间」之类的娱乐场消费一番,倒成了「保留节目」。尤其是找「有身份」的人办事,不去「天上人间」就会没有面子。于是,「天上人间」便成了一个交际「标杆」,请人的,被请的,统统以去那裡为荣,去与不去,结局炯然不同。请人去的,就不多说了,求人办事,花钱、送色等自然避免不了。但被人请去的,真能像在饭店喝酒、在咖啡馆喝咖啡那样澹定自若吗?环境可以改变人,纵然你再是「有身份」的人,一本正经得很,可一旦到了那裡,灯红酒绿,情意缠绵,还能保持住应有的矜持,清清白白地走出去吗?既然能「顺便揽着小姐的腰,或者是随手把手搭在小姐的腿上」,那么,离带小姐开房还有多远呢?也许一次两次你能把守得住,可请你的人多了,你去那裡的次数多了,身心融入了,思想麻木了,还能抵制得住情欲冲动吗?2005年,所谓的「天上人间头牌花魁」梁海玲遇凶身亡,警方在其住所查获了多个外省高官电话。这,难道不很能说明问题吗?
「天上人间」之类娱乐场所的出现,不能全盘否定其合理性,但它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不容忽视。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正因为频繁涉娱乐场所,思想腐化了,本质堕落了,最终走向了腐败。完全取缔此类娱乐场所恐不现实,但切实整治和监管,倒是迫在眉睫的。而且应形成长效机制,不能此一时彼一时。否则,必然像有人预测「『天上人间』再营业后就一定没有有偿陪侍了吗」那样,只能让更多的人更加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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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集:岂能敌友不分
深圳近日举行党代会改选领导层,新班子中以老面孔居多。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在深圳舞王歌舞厅大火事件中被行政记过的公安局长李铭升任市委常委。○八年龙岗区舞王歌舞厅那场大火,导致包括五名港人在内的四十四人死亡。事后发现这家当地规模最大、生意最红火的舞厅竟是长期无牌经营,而其老闆是警员,后台则是区公安分局的领导。
公安队伍内部乌烟瘴气,李铭作为掌舵人受处分理所当然。但今时今日,这个戴罪之身却青云直上。人们自然要问,深圳公安内部的问题解决了吗?与恶势力勾勾搭搭的败类都清除了吗?深圳当局有必要向公众作出交代。
有人会说,李铭获「带病提升」,也许因为能力过人吧。不过,这位局长最着名的政绩,是强调「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还有就是把上访人员列入不得发给居留证的「黑×类」。上访人士多数都是被欺压的弱势群体,无业人士则是需要政府关爱的一群。李铭不但没有丝毫同情心,还落井下石,实在令人齿冷。
但对另一类人,深圳公安却充分展示爱心。淫贱黎的壹传媒诲淫诲盗,反中乱港,早已人神共愤,旗下烂果报更鼓吹「天灭中共」,且辱骂国家领导人「Short Short哋」。这样一份报章,按理不能进入内地,但它竟可以在深圳街头堂而皇之摆卖,公安人员却隻眼开隻眼闭。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李常委怎能敌友不分?
关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