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师夏和凯里

巴师夏和凯里

［Ⅲ—1］巴师夏《经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２版

前　　言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正像它在十七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例如像约·斯·穆勒的著作，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像图克的《价格史》以及最近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因为论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口等等的著作与过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实只是材料更丰富而已，——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发挥李嘉图。这完全是摹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看来，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是在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在相反的民族环境中从事写作的，但是他们却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属于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在［Ⅲ—2］制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

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束缚而受到阻碍和损害，在他看来，英国经济学家只是歪曲地和非真实地观察、描述或概括这些关系，他们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偶然颠倒和它们的内在性质混为一谈，凯里的这些看法不是十分自然吗？

凯里对英国人关于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等的理论的批判，无非就是拿美国的关系和英国对比。他认为，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不具有纯粹形式，不符合它的概念，同自身不相适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

在凯里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自然关系所受到的传统的、并非来自这个社会本身内部的影响的干扰作用，最终归结为国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归结为国家的侵犯和干涉。例如，工资理应随同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如果我们发现现实和这一规律不相符合，不管是发生在印度斯坦还是英国，我们只须抽掉政府的影响，即赋税、［国家的］垄断等等就行了。他说，如果就资产阶级关系本身来考察，也就是说，除去国家的影响，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谐规律事实上总是会得到证实的。自然，凯里没有研究，国家的这些影响，即公债、国税等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从资产阶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例如在英国，这些影响决不是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结果，相反地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被制服的结果，而在北美本身，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和资本的集中一起增长的。

如果说，凯里和英国的经济学家相反，强调北美的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高的潜力，那么，巴师夏则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反，强调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低的潜力。［他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喊道：］你们竟想在一个从来不允许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的国家里起来反抗这些规律！你们只是在发育不全的法国形式中来认识这些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的不过是法国的、民族的歪曲表现，看作是它们的内在形式。试看一看英国吧！在我们法国，任务在于使

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给它设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你们却想要加重这种桎梏。你们先使资产阶级关系纯粹化，然后我们才想来谈这个问题。（就下面这点来说巴师夏是正确的：在法国，由于它特有的社会形态，许多在英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

不过，以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那里取得美国式的解放为出发点的凯里，最后要求国家干涉，以便使资产阶级关系的纯粹发展，像在美国实际发生的那样，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他是保护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使凯里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不和谐甚至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凯里用竭力追求工业垄断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破坏作用来解释。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现在，［Ⅲ—3］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

凯里眼中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同乌尔卡尔特眼中的俄国的政治状况是一样的。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

一方面，凯里在这里又表述了美国的一定的民族的发展，表述了美国同英国的对立和竞争。他是十分天真地表述这一点的，他建议美国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以加速发展工业制度，以此来摧毁英国所推广的工业制度。撇开这种天真不谈，在凯里那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一旦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便以这些关系的极度不和谐而告终。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破坏性势力又成为这种统治的结果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

如果在某一国家里，家长制的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而伴随这一发展的瓦解过程只是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那么这是和谐的。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其他处于较低阶段的生产形式，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只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的方面。但是，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的垄断和它对其他民族的较小的民族资本的瓦解作用则是不和谐的。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份的表现。

毫不奇怪，另一方面他忘记了这一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充分表现时所具有的肯定内容，而这正是他在抽象形式的经济范畴上，或者在这些范畴由以抽象出来的一定国家内部的现实关系上所观察到的唯一的一个方面。因此，在真实的经济关系，即普遍现实的经济关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从他的原则上的乐观主义转变为气愤的和带有控诉性质的悲观主义。这种矛盾使他的著作具有独创性并具有自己的意义。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

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这只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而不是像他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所看到的那种现实的形式。因此，如果说在他那里和谐决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那么，在他那里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要求法国放弃它的经济上的疆界。

当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的时候，凯里立刻就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矛盾。而仅仅想象和谐的巴师夏，只是在法国终止的地方，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组成部分摆脱了国家监督而相互竞争的地方，才开始看到和谐的实现。不过，他的这一最终的和谐本身（同时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的和谐的前提）无非又是一个要借助自由贸易的立法来实现的要求。

［Ⅲ—4］因此，如果说凯里（完全撇开他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不谈）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那么，在巴师夏那里，法国关系的细小性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不过，这种功劳是多余的，因为像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是人们所充分了解的，完全不需要经过那样否定的曲折的道路去认识。因此，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巴师夏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凯里的普遍性是美国人的普遍性。对他来说，法国和中国是同样近的。他总是表现为居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人。巴师夏的普遍性是无视一切国家。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凯里从四面八方收集旧大陆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生存权利，而是把它们作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用来证实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所以他漫游世界，占有大量未加批判的统计材料，像图书目录似的博学多识。相反，巴师夏提供的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种事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正像神学家一样，把罪恶有时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律，有时看作原罪的历史。

因此，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因此，凯里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凯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把几个一般论题放在前面。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生活中的正常现象加以任意编撰以外，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就是他的唯一的材料。

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就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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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说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

鲁明学

马克思撰写的《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开篇，就是《巴师夏和凯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17页）。马克思之所以在他的终生巨著《资本论》的第一份手稿开篇就评说《巴师夏和凯里》，是因为当时这两个人的著作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方面，独具“创见”性。

弗雷德里克•巴师夏（1801~1850）和亨利•查尔斯•凯里（1793~1879），是19世纪中叶法国和美国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就是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谐”理论。他们否认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存在，鼓吹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竭尽全力为资本家和当时社会矛盾已经十分明显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歌功颂德，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是个“非常和谐”的社会。

一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与之相对应，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也是同时产生的，而且是并行发展的。早在15~16世纪，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经济学说产生、流行之时，便有作为其对立物而出现的英国莫尔的《乌托邦》、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德国闵采尔等人提出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产生和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时期，又有英国的温斯坦来、法国的维拉斯、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等人发展了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与之相对立；在19世纪初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完成和庸俗经济学产生的时期，更有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英国的欧文等人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到成熟阶段，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相抗衡。1830年后，随着资产阶级取得对社会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代替了古典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与之相对立，产生了法国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德国的魏特林等人的空想共产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揭露其固有的社会矛盾，主张废除私有制，以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它代表了作为自在阶级而存在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统一体。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初期，这一矛盾处于潜伏状态，当时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但在1830年后，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先后控制了国家政权，成为社会真正的统治阶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退居次要地位，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由潜伏变得公开化、尖锐化了，已开始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由原来自发的、个别的、局部的经济斗争，开始转变为阶级的、社会的、政治性的斗争。于是在19世纪30~40年代，在法、英、德三国先后爆发了工人阶级的三大革命运动，即1831年和1843年法国里昂的两次工人起义、1835~1843年英国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和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在这种形势下，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两大政治威胁：无产阶级的威胁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威胁。工人运动的高涨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从而使工人运动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社会政治斗争，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

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1848年革命。这次革命席卷了欧洲大陆各国，尤以法国和德国的革命最有声势。这次革命的主力军是欧洲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表现出了自己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革命发展的后期已经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二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已经谋取了政治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急需一种更能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理论。这就是19世纪30~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的西尼尔（1790~1864）、法国的巴师夏、美国的凯里等一批惯于掩盖社会矛盾、宣扬阶级利益和谐的资本主义辩护士的社会历史根源。

英国的纳索•威廉•西尼尔，提出了赞美资本家的“节欲”论，认为资本是由资本家的“节欲”产生的，说什么“节欲”是资本家的一种最为痛苦的牺牲，是资本家的美德。他还认为，“节欲”本身就是一种生产要素，它同劳动一样具有生产力，并且决定商品价值，应当获得相应的报酬。而法国的巴师夏和美国的凯里则创造了“经济和谐”论或“阶级利益和谐”论，竭力宣杨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没有什么利害冲突，赞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公平、公正、美妙的“和谐社会”。

巴师夏原先是法国南部一个葡萄酒业资本家，1845年移居巴黎，以宣传自由贸易为业，创立了自由贸易协会并任秘书，还以欧洲自由贸易派的旗帜自居。他的主要著作是1850年发表的《经济和谐》。他的理论的主要特征是论证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反对保护制度，倡导“经济和谐”论，反对社会主义。

凯里是美国造纸业和印刷业资本家。他从事经济学著述的年代是19世纪30~50年代。当时正处于欧洲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和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整个资本主义国际形势使凯里有必要倡导“阶级利益和谐”论，而美国国内形势又使他有可能宣扬“阶级利益和谐”。他的主要著作有1837~1840年出版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发表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工农商利益的调和》和1857~ 1859年出版的三卷本《社会科学原理》。凯里的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主张保护关税，反对英国对世界各国工业的垄断，宣扬“阶级利益和谐”论，反对被他称为“共产主义之父”的李嘉图的学说。

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凯里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基本观点完全一样，就是从他们所“创见”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分配规律”出发，认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注定会和谐一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资本家和劳动者共同合作的、美好的社会。

巴师夏论证说：“比例于资本的增加，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资本家的那部分产品的绝对量也就会增加，但是相对量却会减少；相反的，分配给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则都会增加。”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和资本在其合作成果的分配方面的重要规律”。巴师夏把它称为“伟大的、奇妙的、保险的、必要的和不变的资本规律。”（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18~220页）。

凯里自称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产品“分配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的价值在提高，而资本的价值在降低，”因此，产品中“工人的份额在比例上和数量上都得到增加，资本家的份额在数量上增加，但在比例上减少。这个规律总是要使人们处在平等的境地。”这就是“它的美妙与和谐”（同上书，第233页）。可是，巴师夏和凯里都是用假定的、主观捏造的事例和数据来证明他们所“创见”的资本主义分配规律的。

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和凯里的“阶级利益和谐”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和对工人阶级的欺骗性是非常露骨的。巴师夏劝说工人们不要相信社会主义的宣传，要同资本家很好地合作，因为双方的利益是和谐一致的。他说：“资本家和工人们，你们不要再以嫉妒和不信任的眼光来相互看待，不要去听那些人的荒谬讲演。这些讲演都是从无知和假定出发，在保证未来繁荣的借口下，制造着现时的倾轧不和。可以放心：你们双方的利害是一致的，相同的；它们无可争议地是交织在一起的”；“凡是在生产工作中共同合作的人们都是能够获得他们应当分得的那部分产品的；你们之间的最巧妙的和最公平的分配是在天意这种明智的规律下进行的，是在自由的领域中进行的。”（同上书，第220页）

凯里为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辩护还更加直接明朗。他说：“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伟大规律，就是如此。在科学所发现的一切规律中，它可能是最美妙的。”因为在各个不同的阶级之间，在有关利益的相互关系上，它提供了“达到充分和谐的基础”。它还证明了如下事实：即不论少数人加在劳动者多数人身上的“压迫多么利害”，不论资本“单凭占有的力量所产生的积累是多么巨大”，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差别“多么惊人”，这一切都是建立社会平等所必要的，因而资本主义占有制度是有益的，它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达到进一步的平等”，建立起“普遍的和彻底的均衡”，并确保“和平”、“安宁”、“发展个性”和从国内外“增加财富和人口”（同上书，第234页）。

凯里不但论证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和谐，而且还进一步论证了地主阶级与其它阶级之间在利益关系上的和谐。他还认为，当时美国南方种植园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在利益关系上也是和谐一致的。

总而言之，巴师夏和凯里都在竭力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阶级之间在利益关系上是和谐一致的，竭力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马克思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巴师夏是“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然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8页），而“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页）。

三

实际上，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政治、社会矛盾明朗化、尖锐化的产物。自1825年爆发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几乎每隔7~10年，欧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发生一次这样的危机，而每次经济危机又都必然引起工人运动的高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经济规律，即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规律，并不是像凯里所说的，必然使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达到进一步的平等”，建立起“普遍的和彻底的均衡”，恰恰相反，它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积累”：资本家阶级的巨大财富积累和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贫困积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更具有破坏性的经济危机的总根源。

在欧洲1848年革命后的19世纪50~60年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被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困扰。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初的普法战争，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突出表现，因而紧接着就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这是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

由此可知，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按照巴师夏和凯里所假想的“规律”走向“和谐”和“美好”，而是走向了战争。当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战争。历史发展的事实，无可争辩地宣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的荒谬性和彻底破产。只要私有制存在，只要阶级存在，就会有剥削和压迫存在，就不可能出现巴师夏和凯里等人所宣扬的那种“和谐”社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即彻底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矛盾，社会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和谐。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我们应当坚持并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共所有制，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坚持由国家和社会有计划地调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逐步缩小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从而为消灭阶级、实现社会平等、进入共产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如果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致空有其名，而另一方面又大力倡导、无节制地促使私人资本家经济恶性膨胀再膨胀，放任无政府制度泛滥，不断扩大各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那么，社会矛盾就会丛生不断，并且日益尖锐化，社会绝无和谐可言。

应当说，巴师夏和凯里的“经济和谐”论是很荒谬的。不过其中有一点还是应当引起关注的。这就是要通过逐步缩小不同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地位的差距，使社会逐步走向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