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全职太太”

　　妇女节快要来临了，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全职太太”这个话题。

　　前两年，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在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中直言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引发了社会的热议。有些人认为社会不应该歧视“全职太太”，要肯定“全职太太”所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只要没有丢失自我，就是独立女性；而另外一些人觉得“全职太太”没有自己的职业和工资收入，因而只能依附于男性，这对于女性来讲，是彻底丧失独立性的表现。那么，我们怎么来认识这个问题呢？

　　其实，“全职太太”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才形成的一个概念。

　　在传统中国农业社会中，儒家讲究男主外女主内。那时候没有“全职主妇”的概念，因为女人实际上要同时负责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她们在家庭范围内参加经济活动，织布、缝衣、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以及养鸡、养鸭、养猪等一部分家庭内的生产劳动。

　　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后，现代女子学校教育的出现，培养出了一批受过教育的女子。她们开始在家庭外面寻求体面的职业，并获得能得以生活的报酬，这个群体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称为职业妇女。

　　当有了在家外的“职业妇女”，才对照产生了留在家内的“家庭妇女”一词。

　　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小家庭中，女性的经济功能也就跟传统农业社会不一样了。但城市的核心家庭中依然有家务劳动，这意味着妇女在家外从事有偿劳动的同时还要做家务。

　　20世纪中叶以前，美国一般公众向往的小家庭生活模式是“男人一个人的收入能够承担妻室儿女的开支”。一个妻子不需外出就业就能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也是标志着步入中产阶级的标志。

　　在民国初年，也有很多人学习西方的小家庭模式和性别关系模式，出现了太太群体。“太太”也是一个阶级身份的标志。那时候一些受过教育的女子的选择不是去谋一份职业，而是嫁一个有钱的丈夫在家里做太太。

　　中国的“独立女性”是从晚清开始出现的，当时一部分精英家庭的妇女不满足于家庭的藩篱。秋瑾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秋瑾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秋家从曾祖开始世代为官。秋瑾自己是个才女，幼年随兄读家塾，好文史，能诗词，15岁时跟表兄学会骑马击剑。长大后秋瑾被许配给当地富商王廷钧，生儿育女，家庭美满。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她是一个非常幸福、成功的女性。但是秋瑾自己不满意这样的生活。

　　秋瑾在婆家双峰县荷叶镇时，经常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家唐群英、葛健豪往来。她们经常集聚在一起，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情同手足，亲如姐妹。这三个人后来被誉为“潇湘三女杰”。

　　1904年7月，秋瑾不顾丈夫王廷钧的反对，冲破了封建社会的束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抛弃了所有儒家伦理给女人界定的身份，不再做一个被困在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和儿媳。她是中国近代社会独立女性的典范。这种独立意味着女人有意识地选择不再依附于家庭关系，而是以自己的职业来谋生，追求自己的人生理念。

　　辛亥革命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逐渐出现了一批女学生群体，并随之出现了“职业妇女”“独立女性”的话语。这些女学生们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她们不甘心只是做贤妻良母，而是要获得新的人生，要去做“新女性”。所谓“新女性”就是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她们不依赖于任何男人，而是依靠自己的职业获得独立的人生。在一部分女性走出家庭，逐渐形成了职业女性群体之后，保守势力非常不满。所以那时候就出现了要“女人回家”的社会舆论。

　　除了追求独立人格之外，还有一部分女性追求新的“女国民”的身份，要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提出了“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很多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女性革命家，比如向警予、蔡畅、邓颖超等人。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动广大妇女走出了家庭、广泛参与社会公共劳动，逐步实现了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和平等。在城市，大量女性进入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提升了她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改变着父权制家庭中的权力关系。在农村，伴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个体小家庭的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劳动，“父亲”的经济权力被打破了，根深蒂固的农村父权制也开始瓦解。

　　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劳动和生产的社会化，也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社会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原先由个体小家庭承担的子女抚养、教育、婚配、住房、赡养老人等问题，逐步转由社会来承担。如当时在国有企业普遍实行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福利分房、退休养老等政策，以及托儿所、幼儿园等福利设施，几乎实现了除家务劳动之外的所有再生产职能的社会化。家庭职能的弱化，使得妇女的负担大为减轻。

　　但是在80年代后，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转型，又重新出现了要女人回家的社会舆论。这种要把妇女打回“女主内”性别分工模式的拉锯战，不仅仅意味着男女等级权力关系的较量，更深刻地体现着经济制度的改变。

　　在农村，集体生产劳动的瓦解，使得家庭重新成为生产组织单位。在城市，伴随着单位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变，在“企业不能办社会”的口号下，原有附属于国有企业学校、医院、托儿所等企业的“社会”职能被剥离了。也就是说，社会再生产的职能从企业/国家重新回到了家庭/个人。尤其是在98年以后，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把本来应该由国家通过公共服务来承担的职责全部推给了个体小家庭——而在家庭内部，这些职能又多数由妇女来承担。

　　正是家庭职能的膨胀，使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的性别分工再次回归，对“女性回归家庭”的呼吁不绝于耳。精英男性主导的社会舆论，提倡女性要有“女人味”，女人要回家“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在他们看来，只有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的女人才算是有“女性味”的真正女性，而事业有成的妇女则被贬斥为“女强人”，是“女性男性化”的表现。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部分妇女选择离开职业领域回家成为“全职太太”。当然，“全职太太”群体的形成，除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形成的对女性不利的局面之外，也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有关。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衡量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标准不在于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而在于你的购买能力有多大，你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拎什么包。它把人的价值和身份，完全同消费水平挂钩。

　　这种妇女牺牲掉职业发展、回归承担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的现象，对于回家的妇女和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对大部分女人来说，如果选择做“全职太太”，那就会把自己置于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境地。如果她们的婚姻在未来出现危机、家庭破裂，那么她们的处境就会非常糟糕。社会也没有形成相应的保护机制来为这些女性“兜底”。

　　在前几年的热播剧《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罗子君就是一个全职太太，日子过得悠闲，但却因为没有工作变得多疑、猜忌，毫无安全感，在怀疑老公出轨实习生时说：“相对于婚姻，修养根本不值一提”。最终她还是被出轨，被离婚。虽然在剧中，罗子君在婚姻破裂后回归了职场，在霸道总裁的栽培和提携下迅速成长。但现实往往没有这么理想和丰满。

　　著名女权主义学者王政老师说：“现在是21世纪了，女权主义为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都斗争了一个多世纪了，中国当代青年女性若还要把自己放到前现代的那种小媳妇的悲惨的境地，那就既可笑又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