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思想变革的意蕴及其实现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思想变革的意蕴及其实现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   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是多么豪迈且充满智慧的哲理格言！它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自信和卓识，同时也是文化时代的崭新宣言。思想引领时代，行动创造奇迹。思想是一种力量，行动也是一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的有机凝聚，就一定能够把握现在，开拓未来。

　　（一）思想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前提，思想先行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首先表现在思想解放对社会变革的先导意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思想的闪电一旦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1]纵观世界历史，我们清楚的看到：西方近代的崛起，首先得益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用人性取代神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使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西方人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时兴高采烈的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2]思想解放成了社会变革的先导，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现代科学、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使西方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中国的近现代化是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洗礼下，由于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促使中华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从而导致20世纪中华民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次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这仍然得益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打破“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新一届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等等，标志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和执政思想的理性自觉，表现了我党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品质。

　　新世纪我们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使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不同文明在交流和对话中走向融合。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尤其是中国思想界的重大历史课题。国与国的竞争说到底是思想文化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将会成为决定民族前途命运的主要因素。

　　中国正在由政治时代向经济时代过渡，而人类则己经跨入了文化时代（即知识经济时代，文化因素成为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时代）的门槛。我国提出“科教兴国”、“两个文明”一齐抓、“人才强国”战略，就是中华民族应对文化时代挑战所做出的积极回应。正像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所预言的那样“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正是现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思想文化领域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二）人的解放是思想变革的目的，不断创新是思想进步的实质

　　人的解放是思想变革的目的。中外历史反复证明“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是颠覆不破的真理。正象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被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毛泽东强调，正确的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思想进步作为先导的，因为没有思想变革就不可能打破已有的思维定势，就不可能突破传统习惯的束缚，就不可能超越现实体制的羁绊，更不会预见未来。如果说西方近代的崛起得益于文艺复兴；那么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创造得益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只能首先依赖于中国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伟大创造。因为思想变革的根本目的是人的解放，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人在世界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弘扬；而人的解放必然带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从而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的文明进步。

　　恩格斯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是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4]科学的思想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是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探索过程。“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的精神实质就在于进步思想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它不仅能够把握现在，而且可以预见未来；可以指导实践，提高人的行动自觉性；可以打破常规、超越自我，突显精神价值，提高生活品位，引领时代潮流。一个思想陈旧的民族，注定不能开辟未来；在科学文化日新月异的现代世界，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民族，只能被历史所淘汰；而一个只崇尚物质和虚荣，不追求理想和崇高精神生活的民族也不会有远大的前途。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5］的著名论断，是有深刻的内涵和远大意义。

　　要进行思想理论的创新，就必须克服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实现民族思维方式由求同思维向求异思维的根本转变；要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问题意识，敢于探索现时代社会实践所提出的具有前瞻性、全局性的重大课题；要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继承祖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积极借鉴外国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创立具有中国气派、又有全球视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要进行理论思维的训练，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及突变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等科学思维方法，从定性到定量、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综合创新和重点突破；积极培育学习型社会，为思想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全民族形成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的崭新风尚。

　　（三）和谐环境是思想繁荣的条件，完善机制是思想发展的动力　　

　　思想理论创新是一种精神探险，必须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条件。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的认识能力以及社会文明程度尤其是阶级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人类的思想进步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有时候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布鲁诺坚持太阳中心说，被宗教裁判所送上火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长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马寅初提出新人口理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经济市场化”也曾经被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虽然我们的时代己经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要探索真理、传播新思想仍然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要有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要有大无畏的奉献精神。正像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6]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认真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宽松、和谐、自由的社会文化氛围。我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落后，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思想钳制太多，缺乏学术自由。反右斗争扩大化和“文革”悲剧使许多知识分子至今仍然心有余悸。要繁荣思想文化事业，就要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创造的权利；厘清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落实国家尊重保护人权的宪法原则；积极倡导学术自由，克服把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的错误倾向。可以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任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日益健全，我国公民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方面已经有了明显的历史性的进步；这是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也为思想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我们应该珍惜这样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消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为学术自由提供切实的制度和法律保障。要充分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高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使我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完善社会机制是思想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曾经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7]林肯指出：“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焰中添加了利益这种燃料。”[8]要促进思想发展，必须把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结合起来，通过调整利益关系来调动思想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我国目前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建立人才创新激励机制，加大维护知识产权的力度；破除官本位，为人才公平竞争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处理好各种生产要素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尤其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现代管理制度；培育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劳动者、知识分子在思想创新和发展中的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广大知识分子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关心民族的兴衰和人民的疾苦，代表社会的理性和良知，积极进行思想理论创新。只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人的潜能和聪明才智，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创造出前无古人的灿烂思想之花。

　　（四）敏于行动是思想力量的显现，知行合一是民族文化的精髓　　

　　敏于行动是思想力量的显现。“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强调思想理论的重要性和对社会进步的重大推动作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实践、认为行动是微不足道的。思想只所以是一种力量，不仅在于它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能够预见未来；更在于它能够指导实践，提高主体行动的自觉性，促进对现实的变革。正像马克思所说：已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强调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出特征，勇于实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如果有了好的思想理论，只是作为炫耀或束之高阁；而不付之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完善；那么就会成为空洞的、僵化的理论，就无法显示思想的力量。思想使行动变得强大，而行动把思想变为现实，思想力与行动力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像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9]

　　思想力量要转化为行动的力量，必须把“思维一般”上升为“思维具体”，研究此时、此地的主客观条件；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政策、方法和步骤，并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教训；必须把求实的科学精神与勇敢的探索精神结合起来，既不能急于求成，又不能谨小慎微。而勇敢冒险精神的培养，对于我们这个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受小生产影响和封建意识残害的古老民族来说尤为重要；一些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传统习惯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的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创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10］没有冒险精神，哥伦布就发现不了新大陆；没有冒险精神，哥白尼就提不出“太阳中心说”；没有冒险精神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缺乏求实精神，我们就会成为盲动主义；而缺乏冒险精神，我们就会坐失良机，就根本无法显示思想的力量。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学说都浸透着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开创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杰出的中国人都是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具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怀；“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独立意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哲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学术志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志向。从而形成了人文化成的创造精神，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厚德载物的道德精神，和而不同的文化会通精神和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等在内的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11]近代以来又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民主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精神，形成了独立自主、改革开放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发挥思想力、行动力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代精神融合起来，使优秀的民族文化成为激励国人走向未来的精神动力。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孔子在《论语·学而》中最早提出了知行合一思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里的“习”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温习，一层是实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实践有了余力，再去研习古代文献。墨子提出检验人的认识的三条标准：“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即以历史经验、百姓闻见、实际效用为标准。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强调知来源于行，行高于知，学问的目的在于实行。明代王守仁宣传知行合一，他对“行”的范畴作了宽乏的解释，认为“一念一发动处便是行”（《传习录》下），强调动机的重要性。王夫子主张“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古文尚书·说命》），强调行重于知，并提出了“知行相资以为用”的著名命题，主张在行的基础上把知行统一起来。

　　孙中山亲历了摸索中国革命路线的困苦过程，强调重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著名命题。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但也有其历史局限性，“行”主要指道德行为，最多涉及政治行为；而“知”也没有达到科学认识的水平。毛泽东撰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邓小平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恢复和发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江泽民、胡锦涛倡导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都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著名命题的提出，正是对中华民族知行合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理论创新和升华，在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突出理论的能动作用；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中，强调精神生活的价值导向；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深远的哲学意蕴和崇高的文化价值。

　　新时代新闻媒体在新思想的传播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有责任宣传、倡导、引领人们接受和实践新的思想观念，为新思想实践与发展插上翅膀。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和规律，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以及世界革命的路径，探索中国革命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战略战术；探索如何“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回答了执政党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打造廉洁政府；

　　“三个世界理论”的国际战略思想，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实践论》和《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的璀璨明珠，是人类进步科学思潮波澜壮阔的河流！“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毛泽东思想对21世纪中华民族怎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走向未来？世界向何处去？做出了富有远见卓识，令人信服的回答！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已经融入全球化的洪流，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召唤着我们。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我们经历了一个崇尚物质，追求财富，讲求虚荣的浮躁年代。进入新世纪“追求公正，崇尚知识，向往和谐”是文化时代的崭新宣言，将成为中国人新的生活方式的主要支点。

　　“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的灵魂；它将激励亿万人民的创造热情和伟大实践，使先进思想成为照耀民族未来道路的灯塔，使自觉行动成为创造民族灿烂明天的巨大力量；拥有思想的力量，我们就能引领时代潮流；拥有行动的力量，我们就能创造人间的奇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第153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5]《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03页。

　　[8] [美]吉姆·默克尔：《专利制度与经济繁荣》，《交流》1989年第2期。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11]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本文最初以《思想引领时代，行动创造奇迹》为题，《南方周末》征文；后载于王世荣著《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次发表有修改。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