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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

火烧 2010-05-04 00:00:00 网友杂谈 1025
文章分析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经济变化,强调外需支持对增长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凭借人口规模和劳动力素质优势抓住西方产业资本转移机遇。

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

1997年整个亚洲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仍按1990年不变价计算,1997年到2006年GDP增长56579亿人民币,而同期外贸进出口差额累计为顺差42909亿人民币,占GDP增长额的75.8%,四分之三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强烈的外需支持,中国仅靠内需,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这个时期经济平均增长率在9.6%左右,如果扣除外需支撑部分,只有2.4%!也就是这10年可能成为中国解放以来经济发展最慢的10年。

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重要道理,就是西方产业资本外溢并不只给了中国机会,也给了世界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尤其数以千亿美元级的直接投资对印度这样的大国也是个机会。但是是中国利用了世界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的最大部分。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不分析一下毛泽东时代我们做了什么,就不会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最及时地把握了机会。下面我们逐条做一些分析。

与美国不处于敌对状态属于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强权美国一定会制裁与它敌对国家交易的西方公司。中国虽然没有印度等国家与西方国家关系融洽,但是自1971年中美首脑会谈后,所有发达国家都与中国建交。这次资本转移不是政府贷款而是民间资金,除了美国明确进行经济制裁的国家,基本不受政治因素影响。而这个基础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前奠定了。

国家要足够大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由于这次转移规模非常大,因此真正能够长期获益的只有人口大国。对于台湾地区、韩国、泰国等人口小国和地区来说,制造业一发展,劳动力就紧张,工资就很快上涨,西方产业资本很清楚这种情况。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人口接近一个亿和一个亿以上的国家,有中国、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墨西哥等国。这里,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条件太差,显然没什么机会。剩下的应该是印度、印尼、巴西和墨西哥,其中印度的人口与中国接近,印度似乎更民主,更市场化,应该比中国机会更大,但是历史并没有青睐印度而青睐了中国,为什么呢?

因为质量高而且价格低的劳动力队伍也属于充分必要条件。上世纪初的直接投资是矿业和种植业,文盲就可以。对制造业来讲,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是基本条件。一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初中及以上中等教育的能够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同没有足够人口是同等意义。同时,劳动力是“按质定价”的。就这一点来说,中国处于绝对优势。中国早在1978年中学入学率就达到87%,文盲率只有34%。印度在1980年的中学入学率只有30%,1980年文盲率达到60%。到大量投资的1995年,中国中学入学率达到90%,文盲率下降到19%,而印度1995年中学入学率才达到49%,文盲率49%,依然达不到比中国改革前的水平。这样的劳动力素质结构,自然很难被产业资本看中。其他几个国家,在1980年和1995年的中学入学率好文盲率分别为:印尼:29%和48%;墨西哥:49%和61%;巴西:33%和45%,都没有达到中国改革前水平(统计显示,中国1978年中学在校生人数比1995年还高)。国际资本都是唯利是图的,质量高价格低才会来。

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能源体系属于充分条件。确实,上世纪初西方给殖民地建过基础设施,但那是为了运走东西。日本人在东北建电厂、钢厂,修铁路、码头,是为了把产品运回日本。这次转移的产业资本是制造业,没人会先给你建好铁路,高速,钢厂,电站等。制造业要求充分配套,如果电力、钢铁、交通、技术装备条件不好,产业部类不齐全,单个制造业根本不会进来。1980年,中国1980年的发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8500万千瓦,到1993年达到18000万千瓦,而印度到1993年才达到中国1980年水平,人均装机容量只有中国的62%。印度那么热的夏天连空调都开不了,还哪里有电搞生产?1980年,中国钢产量是印度的4倍,巴西的2.5倍,墨西哥的5.3倍。1995年,扩大到印度的9倍,巴西的4倍,墨西哥的10倍。没有改革前中国钢铁工业的基础,根本无法与迅速增加的制造业配套。中国在1980年,铁路货运量是印度的3.4倍,1995年增加到4.7倍。人均货运量1985年是印度的2.3倍,1995年是印度的2.7倍,印度哪里有多余运力去满足新增的制造业?正是解放后我们正确地选择了重轻农的关系,大力发展能源、交通和设备制造业,中国才具备改革后承接大量制造业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能早早就把工业做的部类齐全?因为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的国策,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创造出这个局面。1970年,中国人消费率只有63%,积累率达到37%,印度人干什么呢?他们消费了78%的产出,只积累22%。到1980年,中国积累率35%,印度只有27%。一直到上世纪末,印度积累率才达到35%。没有毛泽东时期前辈们勒紧裤腰带,中国现在就与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实还不是同一起跑线,因为美国肯定不愿意支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起来!

那么,市场化和民主化是不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呢?不是。西方这次资本转移不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发展中国家市场其实很小),而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计划经济国家可以更容易地选择窗口方式的“特区”解决这些问题。早在70年代周总理就指示研究建立“特区”的政策了。至于民主不民主则更不重要,中央集权国家反而更容易制定出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资本家没有祖国”,哪里能赚钱就往哪里去,管他什么政治不政治。能赚钱,沙特国王那里去的,萨达姆的地盘也去的。台商不是喜欢统一往大陆来,是因为这里能赚钱!西方资本家一评估,都会发现把资本投向中国最合适。中国既然早就开了口子,资本进入是必然的。

如果是旁观者看,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有预谋,费尽心机花了几十年功夫打造身段,以便赶上这个最有利的时期,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并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崛起。这样看,邓小平路线无非是毛泽东路线的继续,都是根据中国和世界基本情况做出了正确选择。把改革前后划成两个完全对立的时代,与历史事实和逻辑无关!

毛泽东这个人并不是经济学专家,但是毛泽东能够在他领导的时期为他去世后才发生的中国人迅速崛起的机会创造一个最优条件,也许是巧合,但既然做了,就是英明,是天才。

当然,改革时代与毛泽东时代还确实有很多不同,而不仅仅是上面说的相同部分。但这些不同确实不敢恭维。

就以此篇来纪念这个伟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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