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治国方略论衡

　　当代中国治国方略论衡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20世纪，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首先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 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其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60余年的艰苦奋斗，党的几代领导的不懈努力，已经初步建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古老的中华焕发了青春，踏上了复兴的伟大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对治国方略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付出很大的代价。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和研究这些治国方略及其相互关系，既是政治家的责任，又是政治理论家的使命。这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政治文明和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毛泽东对当代中国治国方略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是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本文拟从九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初步探讨，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治国必先治党

　　政党政治是近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党的组织和作风状况既关系到党的命运，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从毛泽东处理共和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案被枪决，到成克杰、胡长青等腐败分子被揭露和处决，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坚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的，表明党惩治腐败的决心。

　　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正在形成和完善之中。加之，有些党员及其领导干部，信仰缺失、意志薄弱，受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以权谋私，拼命的聚敛财富；有些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腐败，而且连同自己的部下、亲属也卷入腐败漩涡，湛江走私案和厦门走私案，就是例证。腐败漫延滋长，来势凶猛，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扼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生死决择”，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党和国家实实在在的现实，腐败问题是当代中国遇到的三大难题、三大挑战之一（另两个难题和挑战是国企改革和国家安全问题），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这是党内外有识之士和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首要的治国方略。

　　怎样治党，毛泽东在延安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要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毛泽东答：“我们找到了方法——这就是民主，就是人民监督”。建国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全民整风、“三反五反”、“四清”、“社教”和“文化大革命”，都是用人民来监督政府、党和干部，那时运动多，党员干部只能加紧尾巴做人，想腐败也不敢腐败，毛泽东时代的政府确实是清廉的政府，共产党是廉洁的党。虽然文革被“四人帮”利用，把民族推入灾难的深渊，这种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作为主要形式的“大民主”，偏离了现代的法治精神，所以是不可取的。但是依靠群众监督我们的党和干部，这一条不能丢啊，从现在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人民群众的举报占了70%以上。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１］如果社会风气坏下去，道德滑坡，贿赂成风，那么现代化实现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江泽民同志最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按照三个代表作指导来建设我们的党，治理我们的党。同时，完善监督机制，用权利来制约权力，建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监察委员会，对“一府两院”和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进行监督。另外，建议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召开一次代表会议，就反腐败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决策，完善有关制度和法律，从总体上扼制腐败的漫延和滋长，在党的领导下，在法制前提下，在全国全党来一场惩治腐败的政治斗争，以振民心、党心，如果党治理不好，就根本谈不上治理国家。

　　（二）     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也是最响亮的口号，“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其根本目的是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现在还比较落后的地方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观念落后。所以邓小平说：“改革要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另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应同步发展，互相促进，现在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因而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比如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应对谁负责，并没有搞清楚。企业家之上有党委、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以及主管部门领导，他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对谁负责，这就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是企业家无法有效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对企业家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致使有些企业家侵吞大量的国有资产，这个问题不解决，现代企业制度就无法真正确立。国家采取宏观调控、降低利率、刺激消费等手段促使企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这是外因，企业内部的潜力并未挖掘出来，政出多门，是现代管理的大忌，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完全孤立于世界民族之外。实行对外开放，可以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资金、管理经验，学习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来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治国基本方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这个古老的民族；崭新的共和国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就连西方的政治家、观察家也无法否认这一点。

　　在改革开放原则之上还有一个原则，这就是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既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同时又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只有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改革开放政策。或者说独立自主原则高了改革开放原则。只有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独立，不受外来侵犯的前提下，方能更好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那种认为实行改革开放可以不要独立自主的观点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苏东剧变后，美国打出“人权高于主权”的新霸权主义口号；以此干涉别国内政，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美国炸我驻南使馆，导致我人员伤亡，在南海撞毁我巡航飞机，王伟同志壮烈牺牲，不间断向台出售先进武器，在中美关系上制造事端，这是对我主权的严重挑战。我国应修正中美关系的战略，学会在斗争中求合作，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同时，又要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是站在正义一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也就是把内政和外交统一起来，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统一起来。这一方面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要么片面强调独立自主，从而导致闭关自守；要么强调改革开放，而忽略了独立自主的立国地位。邓小平说：“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 ［2］

　　邓小平同志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说：“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3］由此可见，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是内在统一在一起的，是不能偏废的，是相辅相承的。只有把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构成完整的治国方略。

　　（三）     改革、稳定与发展

　　正确处理改革、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基本经验。改革是全方位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体制改革。发展也是全面的发展，包括政治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稳定是指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改革是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的部分的变革，对旧有的利益结构的调整，打破原来的政治秩序，这就意味着环境的稳定是一个动态的稳定，不是一潭死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辩证关系中，改革是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发展是改革的目标所在。稳定则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基础，也是改革和发展的一种结果。［4］

　　稳定大于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显著特征。其要害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权和既得利益，是政治活动的核心。这种传统的思维求稳、怕乱，不思进取的政治心态，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缓慢发展的思想根源。中国历史上长期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盐铁等重要物资实行国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土地私有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朝起，就没有什么地位，商人再有钱，也不能乘驷马之车，穿丝绸之覆，子弟不能为官，盐铁官营的目的是害怕商人成为地方实力派的经济后盾，从而威胁中央的权威。中国的商业在宋、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上百万人口的城市，这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中国却未因此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困扰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我想这大概与中国实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及稳定大于发展的政治思维，以及打击商人的政策和相对稳定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商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酵母，商业本身不创造价值，但它对价值的创造与实现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商业这只无形的巨手和利益对人们的驱动使国家变的富强起来。在西方经济史上曾经出现过重商主义学派，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都是建立在商业高度文明的基础之上。欧美近现代文明也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文明，在它的驱动下，人类跳出了农耕时代，迎来了工业时代的曙光。什么地方商业最发达，什么地方文明程度就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同志的名言，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强大都要靠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同时包括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发展经济最关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发达的商品经济）。

　　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积累的社会矛盾在日益增多，存在着不少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人心思治、人心思定”是当代中国人的普遍心态。党和国家应该很好的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劳资矛盾、干群矛盾、地区发展不平衡矛盾、民族矛盾。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既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又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手段。惩治腐败力度的加大，对社会的稳定起到重大的作用。国家实行的扶贫政策，劳动保险制度的推行，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对维护社会的稳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改革是时代主题，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中国实行渐进性改革，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现在看来是正确的。既要抛弃中国传统稳定大于发展的政治思维模式，又要防止为发展而牺牲稳定的片面性，既讲稳定，又讲发展，这是重两点论，同时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重点论。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改革发展的思路还没有放开，应该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胆子更大一些。

　　（四）     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

　　在中国历史上，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依德治国。但是，在封建中国社会是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依德治国的思想渊于周代的“敬德保民”思想，孔子明确的提出了德治思想，墨子的“尚贤、兼爱”也有德治的倾向，孟子把民本思想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结合，形成儒家德治思想的理论体系。但是，德治思想在春秋战国时并不为统治者重视，连孔子都认为自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推崇法家思想的秦国统一了六国，但是，秦二世而亡，贾谊在《过秦论》中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指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到了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德治思想得以弘扬，但是法家思想已经制度化了，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外儒内法”，也就是说，把法家的法治思想和儒家的德治思想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唐宋把这二者结合的更加紧密，从而创造了辉煌的封建文明。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来认识，同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民主和法治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现代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是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依法治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首要标志，所谓民主国家也就是法治国家。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根本不同在于前者是针对老百姓的，后者首先是针对当官的，是保障人权的。前者是“人治”社会的政治手段，后者是民主社会的法律保证，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中国政治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依法治国的提出标志着道德主义的终结。依法治国的实施需要以下要素条件；法制完善、主权在民、人权保障、权力制衡、法律至上、依法行政、司法独立、程序正当、党要守法。目前，特别要重视建立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加强依法行政。

　　法治与德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强调要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这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继承和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法治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二者的结合必将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依德治国，首先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全民族的道德典范，要求积极的舆论支持，弘扬社会正气，振奋民族精神。法治是德治的保障，德治是法治的基础，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这是两点论。在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还应指出：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这又是重点论。唯物辩证法既强调两点论，又强调重点论，强调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平起平坐，无主次之分，这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来说，没有哪一个比稳步推进依法治国更为重要的事情了！

　　（五）科教兴国与计划生育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实质而言是科技教育水平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民族、人口素质的竞争。邓小平根据当今世界的特点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我们党把科教兴国和计划生育均列为基本国策，这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前者在于提高人口素质和民族的创新能力，后者在于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邓小平指出：“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现，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5］

　　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要求我们加快科学教育改革的步伐。加大对科学教育的投入力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科教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促进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成绩显著的“876”计划、“星火计划”、“211”工程以及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和高等教育的加快发展，对我国综合科技实力的增强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目前的教育和科技水平看，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技和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量中的比例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这是很不正常的。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扭转，不然科教兴国的战略就成为一句空话，正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别的地方我们可以省一下，压一下，对科技教育应该多一些投入。

　　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应该深化，要创造一个使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现在人才外流现象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生活水平和科研条件有限所致，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科技体制本身有很大关系，压制人才，浪费人才现象时有发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从教育领域来说，虽然国家提出素质教育的口号，但应试教育的体制和影响依然存在，使素质教育步覆维艰。中国教育的落后，首先是教育理论和观念的落后，建国50多年，中国未曾出现过具有世界级影响的教育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21世纪，人类教育的中心理念是个性教育、创造教育和幸福教育，由求同思维向求异思维的转变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灵魂。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不仅使政治家的事情，是资金投入问题，还应包括一系列体制理念方面的转变，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

　　前北大校长马寅初在50年代就提出了计划生育主张，后来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被称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成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这一批判使中国错过了控制人口的大好时机，使共和国多生了几亿公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计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控制住了人口的膨胀，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已经在城市变成了公民的自觉行为，农村人口也得到比较有效的限制，上海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人口零增长。这说明国民素质越高，越有利于计划生育。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来临，计划生育政策会有所松动，但是不能否认计划生育国策的历史功绩。习近平最近指出，“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不会根本改变，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6］科教兴国和计划生育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没有计划生育国策的推动，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是不可能的。

　　（六）      责任政治与唯才是举

　　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特质之一。因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政治决定于人民公意，因此，公职人员行使职权时，如有违法背职等情节，须负责任。此种责任一般为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两种。依照一般国家法律之规定，公务人员如发生失职等政治责任时，则人民可依照法律程序，采用直接或间接（由议会行使）方式，实行罢免权、或不信任投票权，或弹劾权等方式，迫其离职，或予以纠正，以资改进。公务人员若有违宪违法等情事，而发生法律责任时，则执掌弹劾权的机关及其他主管机关等，得追究其法律责任，以维护国家法治之尊严与秩序。有人把政府责任划分为道德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政府的诉讼责任、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7］

　　我国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府两院领导人的有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这是责任政治的法律依据。国务院推行的重大工程领导追究制，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领导追究制，都是行政责任的具体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我们还应出台，廉政责任制、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两院也要有相应责任制，要在人民监督下，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8］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因造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是有政治远见，襟怀坦白、忠诚、积极、正直，不谋私利，充满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而英勇献身，才取得了民族解放的伟大胜利。唯才是举，德才兼备是我党组织路线的集中体现。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我们选拔和使用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和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在一定范围内面向社会，采取公开推荐与考试考核相结合的办法，选拔领导干部，取得了明显成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实践证明，这项改革是成功的，应该进一步扩大公开选拔干部的范围，使之成为选拔干部的主渠道。

　　责任政治与唯才是举是互相关联的，公开选拔，唯才是举是解决选拔录用问题，而责任政治则是对政府及其领导干部的政绩及其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考核和追究。这是中国现代干部制度的两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是中国当代的吏治。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把考试权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对今天仍有启迪意义。中国应尽快出台“公务员法”，以规范公务员选拔、使用、考核、奖惩等工作，使责任政治与唯才是举上升成国家意志。

　　（七）      民族区域自治与“一国两制”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国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和条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方略和制度。即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方法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49年9月制定的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首先确定新中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次以根本大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新宪法的规定，在总结30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法》，这个基本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内部的民族关系，上级机关的领导和帮助等民族区域自治中的重大问题作了较具体之规定，把民族区域自治由治国方略上升成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的事务；有利于国家统一与安全：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利于加快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促进了民族共同繁荣。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治国方略上升成为制度和法律，其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即在实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前提下，给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以更大的自治权，这体现了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国领导集体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表现了超人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

　　“一国两制”的核心也是祖国的统一。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阐明了中国政府准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解决香港的回归问题。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乔治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再次明确使用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他说“统一后，台湾仍然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国两制”，作为治国方略具有科学的内涵，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在“一国两制”方略的指引下，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回归。

　　1995年1月28日，江泽民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讲话根据“一国两制”构想，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看法和主张，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大力发展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利于两岸经济共同繁荣，造福整个中华民族；在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一切正当权益；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合适的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9］江泽民的八项主张是一国两制构想的具体化，在海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推动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两岸隔绝己久，隔阂很深，真正实现统一尚待时日。另外，还有台独势力的破坏，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和平统一的原则下，通过“一国两制”方略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同时，我们也不承诺放弃武力。台湾的前途系于祖国的统一，分裂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能力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八）      文治武略

　　文治武略是中国政治思维的优良传统。文治包括德治、仁政、文明、文官当政、教育、教化等内容，现代社会讲的文治主要指用民主政治来治理国家，用制度文明来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武略指武装力量，军队、法院、监狱、警察，首先是为了保护领土和主权不受侵犯，其次是为了镇压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和破坏分子，维护国家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武略还包括国家战略方针，国防意识和国防教育等内容，武略主要指国家的专政职能。

　　毛泽尔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10］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时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政治生活的主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十大关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11］这些思想实际上是要用文治、民主办法治理国家。但是，后来毛泽东同志犯了左的错，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形势，最终导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甚至提出了“全面专政”的口号，把国家推入十年内乱的深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形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是文治思想的进一步展开。文治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完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通过制度文明来推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是可能的。然而苏东巨变以后，美国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新霸权主义理论，在中美关系上制造事端。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公开否认侵华历史。还有印度在军事上的强大，从地缘政治上都给我国以重要的影响。使我国不得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军事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鉴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美苏军事竞赛给拖垮了，我们不会跟哪一个国家搞军备竞赛，但是，对一个政治大国来说，国防现代化也一定要搞的，而且要有紧迫感。另外，国防意识和国防教育也一定要搞好，我在一个小学做过调查，六年级有一个班47名同学没有一个同学愿意长大参军，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必须用战略眼光来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国民教育与国防教育的关系。

　　人民民主专政要加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党的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国防建设；把文治与武略结合起来才能显我国威。

　　（九）      以国为本与人民为本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谈话中指出判断改革成效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提出了一个以国为本和人民为本的关系问题，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中明确提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问题。

　　“以国为本”就是以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本，当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个人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游诗示儿：“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中华民族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近现代革命史上无数革命先列前赴后继，为民族自由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使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国已经踏上了复兴的伟大道路。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的步伐，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要看到我们在发展，世界也在发展，我们必须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以人民为本”是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是不可动摇的根本理念。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又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12］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而不是为某一个党派，某一部分人的利益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赢得了人民的忠心拥护和爱戴，才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这是治国方略中最根本的一条，只有坚持人民为本，才可能做到以国为本。如果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背离了人民的愿望，那么，怎样获得人民的拥护，怎样落实以国为本的方略呢？！

　　江山秀丽焕祖国青春魂灵，道路康庄建民族千秋功业。中国共产党诞生95年，执政67年，经过几代领导集体的艰苦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治国方略，政治上已经走向成熟，执政水平不断提高。只要我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稳步前进，不断完善制度，就一定能够振兴中华，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１］［5］［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第274-275页，第190页。

　　［2］［3］《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页，第359页。

　　［4］王邦佐等主编：《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6］习近平：《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据新华社凤凰网2016年5月16日。

　　［7］张成福：《责任政府论》，《中国人民人民学报》2000年第1期。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9］《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50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页。

　　该论文写作于2003年，修改于2016年，发表在《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会科学文库。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介，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