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瑞：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 
2009-07-23    李成瑞    旗帜网  
 本网编者按：四月九日本网发表了李成瑞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大讲堂”所作的《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在该文第四节《我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的若干情况和体会》中说：作者过去曾在十几个村庄进行过典型调查，到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4个典型村庄的调查报告。本网从现在起，将陆续发表这四篇调查报告。这次发表的是第一篇。只要您耐心地读完这篇调查报告，就好像进入了“时间隧道”，在里面可以近距离地看到65年前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广大人民，把一个日寇建立炮楼、派兵驻守的村庄初步建成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在一定程度上把炮楼变成敌寇的囚笼，这使我们不能不对当时“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感到由衷的敬佩。游击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充满着尖锐复杂的斗争。首先是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武装斗争，民兵要敢于和善于打击敌人，并且要由基层政权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还必须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定而又适度地开展阶级斗争。调查报告说明：在敌人修建炮楼之前，这个村庄虽然是抗日一面政权，但减租政策实行不彻底，政权没有完全掌握在劳动农民手里。敌人修建炮楼后，县政府要求转为抗日两面政权，但在地主阶级的操纵下，村政权成为“脚踏两只船”的 中间两面政权，甚至发生地主向农民大量夺佃和听任汉奸告密导致抗日干部被捕牺牲事件。后来经过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斗争（主要是“反夺佃”），树立起劳动群众的政治优势，才把中间两面政权改造为抗日两面政权（这是单纯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所做不到的），成为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个抗日一面——中间两面——抗日两面的曲折发展过程，深刻地显示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深刻的内在联系。调查报告还揭示：这个村庄的劳动群众在农会和民兵中已占明显优势，但在基层政权中优势还不够明显，部分村干部在武装斗争和反勒索、反要夫等斗争上往往胆小怕事，在村财政上存在账目混乱，吃喝浪费甚至可能有贪污等问题。群众迫切要求发扬民主、整顿村财政、加强反勒索、反要夫的斗争。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巩固这块游击根据地，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我们读了这篇调查报告，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感，而且有亲切的现实感。在当前，不是也有若干基层政权并未掌握在劳动群众手里，并存在着财务混乱、吃喝浪费甚至贪污等问题吗？解决这些问题不也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吗？这个调查报告中丰富而深刻的资料，是作者（当时是22岁的青年）在日寇鼻子尖下的危险环境中，深入群众，耐心细致地搜集来的。现在是和平时期，我们是否可以抓住几个典型村庄，对村中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政权建设进行更深入更细的调查，写出更丰富更深刻的调查报告呢？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一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一

日寇碉堡下的报告——

一个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和继续巩固问题
（河北省曲阳县罗庄村，1944）
李 成 瑞

一、罗庄村简况及周围环境

罗庄村位于河北省太行山东侧丘陵地带，属于晋察冀边区第三专区（第三军分区）曲阳县第四区。村东有唐河自北向南流过，河东即属于定唐县①。按敌伪建制，该村属伪唐县县政府第三区。伪区公所和伪警察分所在唐河东岸温家庄。

全村537户，2584人。耕地6381亩，平均每人2.46亩。全部耕地中，水地713亩，旱地2551亩，坡地3117亩。唐河可以灌溉一部分河滩地，另有水井300余眼。按1943年统一累进税登记产量，每亩平均产17.5市斗谷（每市斗谷约重13市斤），高于曲阳县每亩平均的10市斗谷。村民平均每人约600斤谷。全村牲口261头，平均每头负担耕地25亩。群众吃饭以小米、玉米、大米等粮食为主，很少吃糠，吃菜也不多。

全村出租土地的36户，佃耕土地的285户；租佃地共765亩，占全村土地的12%。雇长工的16户，共雇工18人。土地最多户有地130亩（赵三盈）。

全村有手摇纺车千余辆、木织布机200余张（现在动着的40余张），手工纺织较发达。临时从平汉铁路东背硝盐到边区腹地出售的有200余人，往敌占城市石家庄、北平贩货的也不少。

文化水平比较高，现在在家的曾担任小学教师的有十七八人。

村中政治情况复杂，一些国民党分子暗中活动，破坏减租政策的执行。

本村有日寇炮楼一个，周围村有6个炮楼。往西25华里为敌占的曲阳县城，东40华里为敌占的唐县县城。本村处于碉堡林立的游击区，同时又处于曲阳县与唐县交界处，敌我双方工作都比较薄弱（后期我方工作有所加强），这种情况成为该村一度出现中间两面政权的客观条件。

二、村政权发展的曲折历程：

抗日一面—中间两面—抗日两面

1937年10月，八路军115师一部从日寇手中收复了曲阳县城，罗庄村成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庄。

1941年，日寇在距罗庄8华里的下河镇修建了炮楼和据点。1943年春，又在罗庄村修建了炮楼，使该村及周围地区由巩固区变成了游击区。在这五六年中，由于敌我军事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村内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罗庄村的村政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抗日一面政权时期（1937年10月—1941年12月）

抗日战争前，村政权完全掌握在上层（地主、封建富农）手里。该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50亩地以上的户轮流当村长，30亩地以上的户轮流当闾长。广大农民群众对村中政事根本无权过问。

从1937年冬抗日政权建立到1941年底日寇在下河建炮楼的4年中，村政权是抗日一面政权，但其中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前两年是第一阶段，村政权仍然是由上层把持。与抗战前相比，可是说是“换汤不换药”。1939年实行了民主选举，一人一票，但由于地主的传统势力依然强大，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这时的村政权，对上级抗日民主政府而言，只是大体上完成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但对于边区政府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根本不能贯彻。征收救国公粮，仍然按抗战前的老办法，主要由贫苦农民负担，村干部还乘机贪污公粮公款。政府颁布的减租减息的法令，村干部根本不让老百姓看。与此同时，村里的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为地主所把持。农会主任是一个流氓分子，看地主的眼色行事。

后两年是第二阶段，农民群众开始起来，向地主的不法行为展开说理斗争，通过几个回合的斗争，初步显示出基本群众在政治上的力量。

其一是反贪污斗争。群众知道村政权的某些干部有贪污行为，但开始时找不到证据。后来有些人抓到了村副贪污村款和财粮主任贪污粮票的证据，但还是不敢揭发。1939年冬，青抗先（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的简称，是青年抗日救国会的骨干部分）的干部在县里受训时，青抗先队长提出了这个问题。经过上级到村里查实，对贪污分子开了斗争大会，还戴高帽子游街。从此，农民群众的腰杆子开始挺起来了。

其二是减租斗争。仍然是青抗先干部带头，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流氓出身、为地主办事的农会主任。这个农会主任阻挠减租，还阻挠给雇工增加工资。他给人“说活”（介绍贫苦农民“扛长活”）时，讲定工资数目后附加一个条件：“不论政府出什么章程，工资不变”。这次斗争，罚他做10双布袜子（农村战争勤务的一部分），并对农会干部进行了改选。青抗先队长被选为农会主任，农民群众开始有了为自己办事的组织。在新农会的领导下，减租运动蓬勃开展，成群结队的农民背着布袋到地主家中要求退还多交的租粮。地主赵三盈（全村首富）造假账，诬称农民欠他的租粮，经过查实，开展了说理斗争，农民取得了胜利。

在1941年村政权的选举中，农民中的骨干分子有的被选入村政权，但过去的干部仍占大部分。减租斗争虽然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但本村有租佃关系的土地仅占总土地的12%，有佃耕土地的农户占52%，所以通过这一斗争发动起来的群众还不太广泛。村政权中虽然挖出了个别贪污分子，但村里账目混乱不清和干部吃喝浪费等问题依然存在。此外，村干部强迫专横作风仍比较严重，往往因征粮征税随便扣人。总的看，基本群众虽然初步发动起来了，但政治优势还是不明显、不巩固。

（二）中间两面政权时期（1941年12月—1942年10月）

1941年秋季，日寇对边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这次“大扫荡”结束后，敌人并未像过去那样退守铁路线，而是在接近山区的平原和丘陵地带修建了大批炮楼，实行“蚕食”政策。这一年12月，敌人在罗庄附近的下河镇修建了炮楼，设立了据点。这村的许多老百姓都吓跑了，大多数村干部也跑了，村中一片混乱。

十几天之后，区公所（当时还属唐县六区）干部来到罗庄，召集村干部，说明这里已由巩固区变成游击区，根据上级规定的政策，对敌斗争要实行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革命两面政策，村政权要由抗日一面转变为抗日两面，并指定一个有一定工作能力、过去在政治上表现还不错的人当村长，一个中间分子（做事灵活有办法、但带点流氓味）当应付敌人的合法村长。村长和合法村长找了十几个老头专门在村公所守侯应敌，每人每天挣3元钱（边钞——下同）。原来村政权的民教、财粮、生产等委员实际上都不存在了，民兵中队部、治安员和农会、工会也不起作用了。

在两面政权建立不到一个月，唐县抗日政权即将罗庄村划归曲阳县，但曲阳县的干部也不来，一个多月完全没有领导。到1942年正月，曲阳四区干部来了一趟，也只是接了一下头，没有管。这是村政权变质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地主、富农对干部的收买、软化。大地主赵三盈开了一个铺子“德义成”，拉干部到铺子里吃喝，上村公所的账，并以种种甜言蜜语拉拢他们，说：“支应东洋人，手头短住了，有我哩！只要有我，就不能让你们遭难，因为你们是给全村办事的呀！”这样，许多村干部就被收买了。赵三盈与村干部相勾结，发了财，1943年春，买了8万元的地。自此以后，就形成了对敌人不斗争，要10个不敢给9个的局面。村里办事还要看财主眼色行事，过去曾表现进步的村长也跟着地主跑。到3月间，曲阳四区区公所派干部来，要求村公所恢复民教、财粮等委员和治安员，但徒具形式，毫无实际内容，群众情绪极其低落。在敌伪方面，只是勒索东西，由于曲阳的敌伪驻军不管唐县（本村敌伪建制属唐县）的事，故敌伪在军事袭击之后，政治统治、特务活动等都没有跟上来。在敌我力量皆弱的情况下，就出现了罗庄中间两面的村政权。

这时的村政权，基本作用在于完成敌我双方的征粮征税任务，求得苟且偷安，维护上层分子的利益。

这时的村政权，对敌开支剧增，干部奢侈浪费，大量贪污。村长抓了很多钱。村里的“买办”到今年家中还有当时的布穿。村公所每天大吃二喝，小瓶子香油（芝麻油）墩着，鸡蛋堆着没数，这一年开支50万元。而这样重的负担，村政权是用“按地均摊”的办法压在广大群众头上，很多纳不起差的穷人、抗日军人家属被村公所扣押。而上层分子的生活水平，有些因贪污而上升，一般没有下降。

地主把持了村政权之后，就对实行减租的农民步步反攻。这一反攻最初是自发的、个别的，后来发展到19户地主同时大量夺佃（即从佃农手里强制收回土地，这可能是国民党分子暗中布置的）。这个时期，一贯道在发展，供神、买卖婚姻等旧秩序也都在恢复。

这时的村政权妄想“两面都不得罪”。敌伪军的行动，不让我们知道，怕知道后跟敌人打仗，给他们“惹祸”。对村中的汉奸特务活动放任不管，以致有人向敌人告密，民兵副中队长和民政干事被敌人抓去，受尽酷刑拷打。民政干事受刑不过，供出了6名抗日干部，敌人到村中抓人，闹得人心惶惶。曲阳四区教育助理员到村工作，有汉奸告密，被捕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这些严重事件引起了县区领导的重视，他们认识到：罗庄的工作再不狠抓不行了！

（三）抗日两面政权时期（1942年10月—现在）

1943年春，曲阳四区派出曹玉法等同志到罗庄工作。他们首先抓了锄奸和治安工作，逮捕了向敌人告密的汉奸，交政府法办；同时将村中有反共亲日倾向的“不稳定分子”5人，报区批准，集中到附近的巩固区进行教育和警告，五六天后放回家。群众说：“早该这么做，不然，这个村子落不住了！”结合这些工作，恢复了村政权的各个委员、民兵中队部和治安员，抗日力量有所上升。

1943年春，敌人到本村修建炮楼前，区干部预计到可能会发生这一情况，曾安排了一套应敌人员，介绍了一些应敌办法。但事到临头，都没有用上。一些流氓分子去为敌人办修炮楼的事，花钱很多，大大加重了群众负担。这时敌人为了管理从附近各村抓来修炮楼的民夫，要求村里的“防共自卫团”（挂名组织）派人，帮他们 监视这些民夫干活。针对这种情况，村民兵中队部中一些抗日积极分子经过商量，紧急决定：全部由抗日游击组的民兵队员充当“防共自卫团”去应差。这样一来，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了汉奸特务的活动，使他们不敢与敌人接触。连一些为敌人办事的流氓分子都惊恐地说：“怎么游击组的那些家伙都到这里来了？！”二是便于了解敌伪活动情况，每天三次向区里报告。三是扛着大棍子来往监视，使伪警察和外来民夫都不敢到老百姓家里随便拿东西，村里少受损失，对于这一点，无论贫富都说好。通过这次经历，村干部初步尝到了运用“革命两面策略”的甜头。

区干部曹玉法等同志为了使罗庄村政权由中间两面转为抗日两面，抓了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1．武装斗争——“河滩战斗”。当时村中大部分干部与群众是害怕在本村及附近打仗的，因为这样会遭到敌人极为残酷的报复。但曹玉法同志坚决主张打，可以由区小队带头打。他同村民兵游击组的少数积极分子研究了本村炮楼敌人活动的规律：每星期往唐河东联络一次，当天往返。1943年7月的一天，敌人往唐河东去了，估计下午一定回来。老曹同志布置：①区小队从外村直接进入伏击地（选在唐河西岸的河滩上），不让群众和一般干部知道，以免受到阻挠或泄露消息；②让本组游击组参加战斗，他们过去没同敌人打过仗，这次要练出胆量和经验，为今后打击敌人打下基础；③主要打鬼子和伪军，让过伪警备队，以形成开展伪警备队工作与合法斗争、减少群众损失的有利条件。

下午，敌人果然回来了，即按原定计划向敌伪开火，敌伪仓促还击。战斗结果，打死鬼子1名，伪军1名，俘伪军1名；我方无一伤亡，借有利地形迅速撤出战斗。

枪一响，许多老百姓吓跑了，说：“得了，咱们这个村子落不住了！”“没办法，八路军跟日本人打仗，老百姓该倒霉了！”专门应付敌伪的“报导员”则按老曹同志原定的布署，听到枪响后赶紧上炮楼报告：“有八路！”

次日，唐县温家庄敌伪四五十名到村来，抓走十几个老头（充办公人），弄到炮楼上。这些老头先找伪警备队邵班长，暗示“八路军给你们留面子不小”，请邵班长把他们打一顿（比鬼子打得轻），然后报告鬼子说，八路来打，老百姓完全不知道，没办法。邵班长也对鬼子说，他们说的是实情，不过他们让皇军受了损失，我刚才已经把他们痛打了一顿。鬼子就没太深究，但是让这些老头把敌伪军的死尸抬到敌据点温家庄，并把他们扣起来了。后来，村里贿赂本村炮楼2000元、温家庄据点5000元，才把这些老头赎了出来。

自“河滩战斗”以后，伪军对老百姓比以前和善多了，伪军工作从此开展起来了；本村炮楼的鬼子和伪军不像以前那样随便出来了。村民们（不分贫富）说：“看来鬼子也怕打！”“还是打呦，打打老实多了！”

但是反勒索斗争没有跟上去。村干部以为这次没出大事，算侥幸，往后要点什么，快给人家吧！本村炮楼上的伪军还是每天要1斤香油，尽吃好的。当我们向村干部指出这一缺点时，合法村长也检讨说：“那时经验少，太胆小，要是趁势减一下，可省多哩！”

从此，武装斗争成了群众性的了。这表现在：群众拥护武装斗争了，村游击组自己敢打了。游击组成为抗日两面村政权的坚强支柱。

2．反夺佃斗争。在本村修炮楼后的春季，地主夺佃的19户，提高地租的1户。当时佃户不敢说话，忍气吞声。“河滩战斗”之后，区抗联和村农会领导农民向地主展开了说理斗争。
第一步：发动群众——农会干部对佃户说：“收了你的地，你吃什么？”“只要你敢说，政府一定给你做主，因为他是违反边区减息条例的！”

第二步：找地主——以夺佃地主为单位，由佃户组成7个小组，直接找地主说理，要求还地。如果地主不答应所有佃户的要求，任何一个佃户决不单独与地主罢休。这样找了几次，但地主们却一点不肯让步。

第三步：向区公所报告。

第四步：区公所考察——历时一个多月，佃户们早等急了。

第五步：开说理会，解决问题——在会上，许多佃户把抑制几年的话说出来了，发言的共40余人。过去开会都是青抗先的年轻人发言，这次不少年老的农民也讲话了。揭发的主要对象是不法地主赵冠五、赵三盈（二人都是国民党党员）。他们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在边区政府的法律面前，不得不低头认错，这时区长才出头宣布依法处理。

1944年又为订租约、反夺佃开了一次说理会，过程大致相似。

在这一斗争中，区抗联主任亲自领导全过程，主要发动农民自己斗争，恩赐包办的成分比较小，因而在树立基本群众政治优势上起到较大作用。但打头阵的是村农会干部，许多佃户只是说地主收地（夺佃）过程，还缺乏尽情揭发的胆量；在整个斗争中，主要发挥了农会的作用，没有发挥村政权应有的作用。

3．改造对敌负担办法。几年来对敌负担都是按“折合亩”均摊，贫苦农民负担偏重，但不敢讲话。今年春季，区里指示应加以改造。村干部开会讨论，将100来户生活十分贫困、“反正也缴纳不起”的农户作为免征户，在群众会上宣布，大家没意见，即依照实行。群众反映：“上级有眼，不改改真受不了了！”但这一工作是自上而下恩赐式的，对提高群众觉悟作用较小。
经过上述斗争，罗庄村广大群众的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提高了，政治地位也提高了。在这一基础上，村政权由中间两面政权转变为抗日两面政权，从而把日寇筑堡驻军的罗庄村，初步建成了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三、目前村政权的组织领导情况

（一）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

1944年春，四区派人对罗庄村政权干部班子进行了一些调整，调整后的干部配备情况见下页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村政权干部成分，贫农14人、中农15人，富农3人、地主1人，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从文化水平看，文盲占1/3，小学程度占2/3。从性别看，全部是男性，没有妇女参政。村干部总计33人，其中应敌人员12人（应敌村副2人、敛差的8人、报导员2人）。

注：①村副3人中有2人是应敌人员；②委员3人中，民教委员、生产委员、财粮委员各1人；③干事10人中，民教干事、生产干事各3人，财粮干事4人；④另设村民代表会，有代表26人，未列入表中；⑤所列分项数字与合计数字稍有出入，现按原文列入。

本村的村民代表会共有代表26人。从成分看，贫农19人、中农6人、富农1人，大体代表了各个阶级阶层。从性别看，男性24人，女性只有2人。

这次对村政权干部的调整，主要是将不见敌人的抗日干部和应敌干部分成两套班子；同时健全民教、生产、财粮等职能组织，这些都是必要的。但对村政权主要干部的配备都是区干部安排的，没有征求群众意见，更没有经过民主选举，实际上大部分保留了中间两面政权时的主要人员。关于现任村干部的素质和表现，我们从部分群众中收集了一些意见：

村长——工作有能力，过去有贪污，现在表示要节省开支，但村财政仍然混乱，群众怀疑他仍在贪污。

合法村长（村副之一）——抗战前当过警察，应付敌人比较有办法，能说会道。过去常大吃大喝，最近稍好些，但可能有贪污。

民教委员——老实，能力不强，过去当过小学教员，对教育工作比较关心，对民政工作不怎么管，减租、换约等工作全部推给农会。

财粮委员——富农，有文化，但账目不清，也不向群众公布，群众怀疑他有贪污。

生产委员——会种庄稼，怕事，过去有过贪污。

治安员——工作胆量小，缺乏魄力，还不能很好地对付村中汉奸特务活动（包括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复杂局面。

民兵中队长——能力强，敢干，群众关系较好。

以上是部分群众的反映，不能作为定评。但大体可以看出：罗庄村政权的多数干部在抗日工作上有一定的能力和办法，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村财政混乱，群众负担重，可能有贪污，这就削弱了抗日政权的民主基础。同时，治安干部较弱，不利于抗日两面政权的巩固。

（二）民主制度

村民大会：经过几年的斗争，目前该村环境有所好转，炮楼上的敌人不敢轻易下来，召开村民大会是有条件的。今年初以来开过3次村民大会，都是动员性的布置工作，虽然也有征求群众意见这一项议程，但没有人说话。老百姓说：如果让大家对村财政提意见，提一天也提不完，但干部们不肯这样做。

村民代表会：在每次村民大会以前召开一次，有两项议程：一项是“征求意见”，走走过场；一项是宣布村民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各代表要保证本组的人按时到会。

公民小组会：公民小组是由村干部编制的，每45人为一个小组，每组分3班，15人为一班。这个组编好后没有活动过。册子上的女性公民，沿用旧社会的老规矩，只写“某某氏”（婆家的姓和娘家的姓），不写本人的名字，一般人看了不知道是哪个人。由此也可看出，本村的妇女还没有真正享有公民权。最近抗日政府布置大生产，使用的是保甲组织（过去伪政府编制的），每个干部负责3个甲，没有使用公民小组。村干部说，公民小组是以人为单位的，而生产是以户为单位的，使用按户编成的保甲要方便一些。

（三）组织领导及简政问题

1．村务会议

过去中间两面政权时期，只是遇事协商。今年整顿村政权后，开过两次村务会。

第一次村务会：讨论村长提出的如何节省开支问题。决议：①各部门用东西到合作社取，立分户账（过去混在一起），到月底检查，如有枉费的，不准报销，由自己补偿；②点灯油，每天限12两（过去常达2斤）；到区里开会，过午盘费20元；③把办公处院内半亩地开成菜园，由村公所的2个“夫役”种上菜，供干部和炮楼用，买两头猪，利用给区干部做饭和从炮楼上挑下来的泔水喂养，将来卖了，钱归村公所。

第二次村务会：①生产委员提：本村有两段路不好走，应加修理。决议：派人修，出工者可以抵减敌伪要夫的出工。②生产委员提：修整唐河滩的田地，是否要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决议：实际比赛一下，看妇女能否做到与男人同工，然后再定。③县供销合作社第四办事处来人推动扩股工作。决议：所有干部分工动员，目标30万元。

2．日常工作及简政问题

村干部们说，局面打开以前（指中间两面政权时期），村里工作比现在忙乱好几倍。因为那时炮楼上的敌伪军不仅向村里要吃的、喝的、烧的，连洗衣服、缝衣服等杂活也要村里干，村里也不敢顶。同时，敌伪军随时可能到村里来，所以村公所整天有十来个人常摆着，昼夜支应，那个日子可真难过。

局面打开之后，炮楼上的敌伪军不敢随便下炮楼了，洗衣服、缝衣服之类的杂差没有了。但是，敌伪军吃的、喝的、烧的还得天天送。村长很忙，合法村长等应敌人员更是忙忙碌碌。他们每天上午要督促敛差的、买东西的人把当天敌伪要的东西准备好。下午，经常有老百姓闹纠纷的来找，大小事都找村长，每天一两宗或两三宗，要调解处理。报导员回来，要说说敌人的情况，又要什么东西。晚上，财粮干事综合敌差账，要弄到半夜。村长和合法村长因为财粮干事没睡觉，自己不好意思先睡，也拉着闲话熬到半夜。我方县区来的干部，有时到村里来，晚上开干部会，或者谈话，往往弄到深夜。

为了实现简政的要求，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使干部们能有时间参加家里的农业劳动（他们大部分是不脱产干部，只有很少的补贴或完全没有补贴），在我们的建议下，召开了一次村务会，订出了一些工作制度：

碰头会：每天晚饭后，村长、合法村长、财粮委员、治安员齐集抗日村公所（与合法村公所分开）碰头，听取报导员汇报敌情，分析敌情，同时安排第二天如何支应。

值日制：由5个主要干部轮流值日，他们可以在村公所附近的农田里劳动，有事由夫役去叫。主要任务是处理我方干部（找人送信等）、炮楼上临时提出的要求等事务，并调解一般的民事纠纷。

五日一次扩大的碰头会：逢五排十召开。除一般碰头会参加者之外，加上民教委员、生产委员，讨论5天来的事，分析敌伪动向，研究如何减少敌人的勒索，加强同敌伪的斗争，等等。
此外，强调村政权的财粮、民教、生产等委员和干事，都要有职有权，各负各责，改变大小事找村长的现象。

这些办法从1944年4月初开始运行。几天后，多数干部说这个办法真不错，这一下可以少误工了。村长还提出要向别的干部挑战，多参加劳动。还有的提出今后“不拉闲杂话儿”、“不喝浪荡酒儿”等等。但也有的干部说，恐怕有的委员值日不负责任，“再做一个时期试试看吧！”

四、社会政策和生产运动的执行情况

（一）减租政策

全村佃户285户，佃耕地765亩。1943年秋季以前，都没有契约，地主夺佃行为共发生25起。减租后又加租，超过政策界限（产量的37.5%）的一起。1943年秋季开展说理斗争以后，这些问题一般都解决了，并订立了新的契约。这些事主要是农会和“抗联”办的，村政权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劳资政策

全村雇工的16户，雇工18人。劳资关系一般问题不大，但赵老济虐待雇工（工人稍笨些），骂工人，吃的很坏。今年这个工人给赵红来家去做工，不受虐待了。今年春天，绝大多数雇主与雇工都说合好了，只有一家没说好。这家雇主把担任村工会主任的雇工解雇了，而用全村最高的工资（4.4石米，300元边钞）雇了另一个不担任任何社会工作的雇工。工会主任失了业，只好跑到邻村去做工。村里雇工们对这件事愤愤不平，但怕得罪东家，也就忍气吞声了。

（三）婚姻政策

早婚是一般现象，打开局面前是公开的；打开局面后是以请村干部吃喝为手段进行的。从1943年秋天到1944年春天，早婚的至少有6宗，年龄最小的13岁。

买卖婚姻仍相当普遍，其形式是将“食盒”（按当地传统，男家要送很大一盒食品给女家）折成钱或米，交付女家。

离婚的，几个月来有3起。女方受虐待不敢说话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

边区的《婚姻条例》，宣传很少。村政权和妇女抗日救国会在这方面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四）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全村抗属40来户，受实物优待的18户，按季发，每季共发920斤粮。过年过节，村干部募集些慰问品送给抗属。

为抗属代耕的工作很不正规，派多少人去代耕，临时定，没章程。抗属的地没有种好，有意见。

（五）生产工作

边区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层层传达到村。村里开会布置：每个干部负责督促3甲（每甲10户）进行“拨工互助”。但据我们了解，实际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少数干部说一部分农户已经实行了“拨工互助”，实际还是当地原有的“参忙”形式，管饭吃，无报酬，参加的人范围很窄，只限于亲友近邻之间。

有成绩的是游击组27人组成的包工队。他们包下唐河滩地800亩的浇地任务，负责浇5次水，报酬是小麦2500斤，麦收后支付。现在已经开始浇了。

在唐河边修建滩地：由开明士绅（县议会议员）赵老齐领导，大批男女群众参加。为水沟问题与邻村伏城发生纠纷，经县区干部勘验、调解，已经解决。

打井：在号召大生产前已打36眼井；大生产布置后又打了大井2眼，小井23眼。在打大井过程中，施工的匠人嫌户主态度不好，伙食不好，实行怠工，经生产委员调解，已经解决了。

供销合作社募集股金：经政、民、合作社干部动员，5天内募到20万元，预计可超过30万元的目标。据了解，事先下了指标，有强迫命令成分。过去供销合作社账目不清，群众没得到多少好处，损失了股金，有的人把“合作社”叫做“合作舍”。富农赵国栋说：“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卖地吧！把地交给你们吧！”可是村干部还进一步提出要达到50万元。这种形式主义是严重脱离群众的。

（六）教育工作

小学，从1943年敌人在本村修炮楼时就跨掉了；后来环境好转，也没有恢复，是一大缺点。我们已建议村政权抓紧恢复。

民校，办得相当好。全村4道街，4个民校，最近并为2个民校。共有学员525人名，其中男394名，女131名。经常到校的，男300来人，女120人左右。男的夜间上课，女的午间上课。女学员情绪很高，一有空就“啦啦唱歌”。春耕开始后，改为每3天上课一次。教员文化程度不低，都曾担任过小学教师，但政治水平不算高。

五、统一累进税（救国公粮）征收情况

从1941年起，晋察冀边区将原来的“合理负担”改为“统一累进税”。这种税制把农业税和工商税统一起来，把资产税和收入税统一起来，按累进等级征收，所以叫做统一累进税。但当时农村根据地主要是农业，所以基本上还是农业税。由于主要以粮食形式缴纳，所以群众通常把它叫做“救国公粮”。这种税制比过去的“合理负担”要细致、正规，但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多数群众弄不清。

1941年冬征收统一累进税，因当时敌人在下河镇修建炮楼，本村政权变成中间两面，情况很乱，完成征收任务不到60%。

1942年冬，村里工作开始有起色，但问题仍不少。这年完成征收任务的80%左右。

1943年冬，征收情况大有好转。一是土地的调查和各户的纳税分数（统一累进税按“分”征收）计算得比较细致，负担比较公平了，因为计算工作量大，又遇到敌人扰乱，后期搬到地道中计算，前后历时40天才算完。全村应纳税分数8339分，每分应纳税（折合小米）9斤2两7钱（16两旧秤），共应征收76385斤。其中约10%用代金缴纳，90%用粮食（小米、小麦、玉米、大米、黑豆）缴纳。纳税户占全村户数的89%；有11%的贫困户在“免征点”以下，依法免征。整个征收任务比上年有所减轻。群众说：“统累税的算法咱弄不清，但觉得比对敌负担的办法公平得多；再说抗日的事，即使多纳一点也算不了什么。”缴税热情很高。征收任务完成100%。
为了使征收工作顺利完成，全村动员干部50余人，按4道街分4个大组，每组10人：1个扶秤的，1个收粮的，2个装口袋的，1个记账的，1个开收据的，4个到各户催促的，整个工作有秩序地迅速地完成。

为了保卫征收工作，游击组分4个组警戒，一发现敌情，立即向各个街道报告。

与此同时，让合法村长到本村炮楼上与日本小队长小林义男打牌。一桌牌就占住了3个鬼子，剩下4个鬼子不敢下来。到征收任务完成后，由本村游击组并联合两个邻村的游击组黑夜一起打枪、砸门，群众哭叫。第二天报导员去报告：“八路把我们给炮楼上准备的粮食都抢走了。”日本人对此是相信的，他们给温家庄据点敌军写的报告中说：八路到罗庄抢走了大批粮食。

但伪警备队是哄不信的，所以，合法村长一开始就对他们明说了。伪警备队觉得“河滩战斗”中八路军给他们留面子不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后来邵班长为这事还是“借”了100元伪钞。

六、武装斗争、修建地道和治安工作

（一）武装斗争

1943年7月，本村游击组在“河滩战斗”中练出了胆子，敢于斗争了。游击组现有27人。经常工作是监视炮楼，进行警戒：每天一班人值日，设4个岗（东、西、北、中）。早饭后上岗，日落后撤岗，晚上在村北设岗，至人静时撤岗。村里开大会或布置中心工作时，加临时岗。

打击敌人，近半年来有以下几次：

1943年11月，炮楼上两个敌人下来乱走，游击组尾追射击，敌人狼狈窜回。

1944年正月，在河滩埋设地雷，炸伤了给唐县伪警察当差的1个人。当差的跑到炮楼上，说是罗庄村人把他拖到地雷上炸的。次日，炮楼上的敌伪军叫本村民夫把他抬到温家庄据点医治。游击组怕这个人回唐县后“咬人”，就在路上把他打死了。村长批评说，他是当差的，不该打死他；但游击组认为如果留下来可能后患无穷，村里要受大害。

1944年正月末，唐县县城敌人给本村炮楼上的敌伪军发肥皂、毛巾、牙刷、纸张等，令本村民夫带回。游击组把它没收了。

1944年2月6日，正当全村的妇女午校进行大测验时，炮楼上两个鬼子到村里来了。经游击组与主要干部商定：争取由合法村长把他们应付回去：应付不回去，游击组再打。但游击组在街上撞见了鬼子，就打起来了。鬼子逃回炮楼，事后给温家庄据点写报告说：我们到唐河滩视察桥梁，遇见八路，双方相互射击，均无伤亡。

附近的南北伏城村给炮楼敌伪送礼，本村合法村长给炮楼送礼，都被游击组截获、没收，把它吃掉了。

去年本村的抗日村长和合法村长由一人担任，思想右倾，害怕武装斗争。两次赶回敌人，村长大发脾气，说游击组员为了自己“过枪瘾”，给村里“惹祸”，叫村里花钱（实际没有花钱），并以不上炮楼相威胁。因此，以后游击组有事就不跟村长商量，形成村长与民兵中队长的对立，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脱节。今年年初调整村政权班子，村长与合法村长分开，这个问题有所缓解。但目前合法斗争的被动性仍然很大，不能主动掩护武装斗争。好在目前炮楼上只有7个鬼子，没有伪军和特务，比较容易欺骗。但长此以往，危险性就大了。我们建议他们学习其他村抗日两面政权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经验，提高斗争水平。

1943年7月“河滩战斗”之后，建立了伪军内线工作。但后来敌伪军换防，就没有敌伪军工作了。目前炮楼上只有7个鬼子，他们一般不敢下炮楼，整日在炮楼里闷闷不乐；这些鬼子的上级在唐河以东，对他们监视不到，正是开展敌军工作的好机会，但合法村长已有两个月没有上炮楼了。我们建议他们主动请示敌工部门，开展敌军工作。

（二）修建地道

本村地道的大规模修建，始于1942年。那时村政权被地主、富农所操纵，对敌人事事妥协，敌我界限不鲜明，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群众。许多人认为地道是为八路军和县区干部挖的，上边叫挖不能不挖。挖好后，有些落后群众怕敌人发现了会“惹祸”，又把洞口填了。到1943年7月“河滩战斗”后，才把被填了的一些洞口弄开，并按上级指示改造地道，加筑“反口”，使地道由隐蔽型发展为战斗型。由于本村处于曲阳、唐县交界处，敌人没有到这村“清剿”过，所以各户群众还没有自己的洞，钻洞的主要是抗日干部和一部分青壮年。由此可见：地道是敌我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在群众觉悟较高、非法力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下，地道才能发挥作用并不断提高。

本村大规模挖地道中的财务制度是颇有优点的。他们的办法是：4个人包一段（从一个出口到另一个出口），在限期内挖完，每人每天发1斤米；挖的尺寸特别多的，按成提奖；到期完不成的，就不再给米，也不再负责警戒了。这样，村里比较省钱，群众也努力挖，按期完成了任务。

（三）治安工作

本村在治安员领导下，有两个除奸组：一个是公开的除奸组，由游击组担任，共27人；一个是秘密除奸组，21人，每个街道一个小组，其中男16人，女5人，都是青壮年。

1943年，区教育助理员赵立志来村工作，本村居民邸海义向敌人告密，赵被捕牺牲。经除奸组侦破，已逮捕法办。

伪罗庄乡大乡长赵二魁（大乡公所设在定唐县温家庄）造抗日干部名单，对本村报导员说，这是罗庄当伪治安军的李黑印报告敌人的，赶快花黑钱，不然要出大事。村里花了2000元伪钞，被赵二魁私吞了。后来治安员以赶集为名到温家庄3次，从大乡公所伙夫口中证实是赵二魁搞的鬼，即报告我区公所。此时唐县也给曲阳四区来信说赵有贪污公款、强奸民女等罪行，区即将赵二魁逮捕，依法枪决。

本村游击组的住房发生火灾（因扑救及时损失不太大），很可能是汉奸特务烧的。但究竟是谁烧的，至今未能破案。

监视国民党特务活动。本村地主赵冠五、赵三盈是唐县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于1943年冬逃往北平。有些跑北平的商人说这二人是去开会。村治安员对此事了解很少。赵三盈1944年2月从北平回来一次，治安员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此外，本村当治安军的李黑印回家一次，治安员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本村秘密除奸组对汉奸特务的情况了解很少，主要原因是这些人在村里面目比较红，汉奸特务活动都回避他们。经过我们与治安员讨论，决定每个秘密除奸组员团结一个以上、面目不红的可靠群众（多找老头、老太太），建立外围关系，交付一定任务，定期报告情况。对重点对象实行分工监视。

本村跑敌占区的商人很多，北至灵丘、大同，南至石家庄、邢台，我们很长时期没有一点秘密工作，是很大的空隙。最近讨论决定：一方面公开建立到敌占区须向政府请假的制度；一方面在每条通向敌占区的路线中发展秘密除奸组员，掌握情况。

本村游击组监视炮楼，按目前情况，每天早饭前、深夜后都是空隙，很易为汉奸特务抓住规律，在这个时间同敌伪联系。如何解决，亟需订出一个办法。

本村抗日武装斗争在群众面前完全是公开的，但治安员对汉奸特务情况了解较差。如遇将来环境恶化，是很危险的。加强治安工作是迫切任务之一。

七、对敌负担与反勒索、反要夫斗争情况

（一）对敌负担和反勒索情况

敌伪对本村的勒索可分为两大类：

一般勒索，约占总数的4/10。①“大款”：每年分两季（上下忙），性质相当于田赋。②秋后大征粮：去年大秋派每亩8斤，后又派5斤，再派10斤。③敌伪菜金：温家庄据点要的最凶。本村炮楼要的不太凶，他们勒索了东西有时给一小点菜金，特别是鬼子，总是要给一点，你若不要，他就十分“生气”。④各种新捐：“经常费”、“储蓄金”、“学费”、“杀猪费”、“居留费”、“合作社股”等等，名目繁多。⑤敌伪建筑工事所索工料。

特殊勒索，约占6/10。①黑钱：敌伪的各种行政设施，村里拖着，最后总是要花一笔黑钱。1943年由于斗争的右倾，数量特别大，3月27日至11月30日共花42090元，平均每天170元。②敌伪额外享用：如1943年3月至7月4个月中开支西瓜钱1258元，桃子钱1438元。每天至少1斤香油，吃不完就买掉或者送给家眷。

自1943年3月27日到1944年1月共10个月中，对敌负担与村财政开支（混在一起记账），共计钱441000元；粮食65100斤，按每斤8元计算，折钱520800元。两项合计961800元，约相当对我负担的两倍。

敌伪勒索的机构：行政机构，伪唐县第三区公所和警察分所；军事单位，有温家庄敌据点（日本兵、特务队、警备队），本村炮楼（日本鬼子，还有警察分哨和警备队）。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罗庄的对敌负担有两个特点：第一，特殊勒索占大部分，相当于一般勒索的1.5倍；第二，对敌负担的总量很重，对敌负担加上村财政开支，相当对我负担的两倍，群众不堪其苦。

罗庄村政权对敌人的勒索，也进行过一些斗争。如对敌伪反复诉说群众生活的困苦，以拖延时间，争取减少数量；或用游击组与邻村游击组联合打枪的办法，推说是八路把粮抢走、无力再缴等办法。但总的说来，斗争勇气不高，斗争艺术较差。

例如，1943年“河滩战斗”之后，伪警备队邵班长想讨好我们，说：“看到我们有欠缺的地方，早点提出来。”但村干部不敢提意见，照样送东西。

又如，1944年，敌据点里伪警察所有个叫尤三儿的家伙，非常坏。西雹水等5个村联合起来告了他一状，但伪警察所长只是训了他一顿。尤三儿对告他的村记上了仇，暗地里使坏报复。那时，鬼子兵的大高班长听说后，设了一个告密箱，对报导员们说：警察们有讹诈人的，你们写个纸条儿放进去就行了。但是，报导员们怕告不倒反遭报复，没有敢告他。

曲阳四区干部规定了定期开报导员会议，但开会时只是一般地号召加强反勒索，提不出具体的斗争办法，起不到实际的作用。这里的人们也想学习曲阳七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见东邸村调查报告），但未能做到。有位上了年纪的报导员对我们说：“人家那里，上级领导得好，各村联合得好，办法多，少花钱，少挨打，少出事。我们这里能那样联合斗争就好了。”

（二）对敌负担办法及其对土地关系的影响

罗庄的对敌负担，是按“折合亩”分派。折合办法是：平旱地1亩折1亩；坡地2亩折1亩；水地半亩折1亩。出租地由出租户负担，典当地由承包人负担。工商业不负担。这种办法，没有起征点或免征点，更没有累进，穷人吃亏。打开抗日局面之后，区里指示要对穷人减免。经村干部联席会讨论，对最穷的100来户免除了对敌负担。他们说：“这些户不免也纳不上，老拖拉着，倒不如干脆免了利落！”

在这种负担办法影响下，近年来一部分地主、富农土地有所减少，中贫农土地有所增加。这是否表明贫苦农民得到了好处呢？我们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他们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地主卖出的土地，80%是原来出租的坡地和离村较远的平旱地。这类土地负担重，卖出去后不收租了，但免去了沉重的负担；而且其中70%以上是当契，一般期限是3年，等到抗战胜利，没有了沉重的对敌负担，他们又可以把土地收回去。一部分贫苦农民暂时当进了一些土地，但被沉重的对敌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情况，与边区的巩固区或工作基础较好的游击区，由于贯彻减租政策、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促进了土地的分散（一般是出卖而不是出当，而且出卖的土地中有许多是好地），贫苦农民得到了实际好处的情况是不同的。

（三）敌伪派夫和反派夫斗争

1943年春天以来，敌人派夫主要有3次。

第一次是阴历三月，正值农忙时。当时敌人在本村的炮楼修好了，害怕我军以炮楼附近的浇地沟作隐蔽地袭击他们，要民夫把它填平，每天要一二百人，填了十几天才完工。

第二次是11月，敌人要夫去整修温家庄据点的围村沟，每天要200人，实际去100多人，修了一个多月。敌人还从修围村沟的民夫中抓去五六个人，后来跑回来了。这两次，都没有进行什么斗争。

第三次在12月，敌人要夫修唐河桥。第一天，要去150人，游击组一打枪，都跑了。第二天，要去200来人，白天修好，黑夜间在游击组打枪配合下，把桥拆掉了。敌人便每个村扣2人，几时不修好不放人。各村只好再修一次，修起来又拆了。这样斗争了一个多月，敌伪军换防了，桥也不修了，扣的人也放了。这次斗争胜利了。

1943年，本村出敌夫共14430个工（人日）。按本村18岁到45岁的394人计算，平均每人出夫37个工（人日）。

本村炮楼，每天要2个打水的，由附近6个村轮流出人。经我们与村中研究，这样做，打水的人良莠不齐，可能有坏人上炮楼。建议由本村雇2个可靠的人打水，由6个村轮流出钱。村干部原则同意，但要报区治安员同意后才能办。

本村对敌的负担办法，是按土地出夫；每户2亩以下的免出；够2亩的出半个夫；5亩的出一个夫；抗日军人家属不出；有大车的户出车，出一趟顶2个夫。实行这个办法，一部分缺劳力的户叫苦，要求讨论修改，但没有讨论过。

八、群众呼声：发扬民主，整顿村财政，加强反勒索

我们多次请村长和财粮委员提供本村财政详细的开支项目及数字，但他们始终没有提供。其原因：一是村财政与对敌负担是一套账，根本分不开村财政开支是多少；二是整个账目相当混乱，里面可能隐藏着问题，害怕暴露。我们在前面列举的财政和负担数字，是大体的估算数字。

我们同群众谈话时，听到许多不满的意见。他们说村里账目“乱糟糟”，很可能有贪污问题。怀疑的对象，集中在村长、合法村长和生产委员等少数主要干部身上。群众说，在抗日局面打开以前，他们就当干部，是“当干部起家”。据说村长那时说梦话都说：“够过啦！”（意思是满足过日子的要求了）抗日局面打开后，经过区里来人整顿村政权，他表示：“今后一定努力节省”，在村务会上也订立了一些节省开支的办法，但群众对他还是不信任。据说，他最近又借了村公所8000元边钞去买伪钞，按市场1：3.5够进，再以高价1：4卖给村公所，但当他带着边钞赶集时遇到日本鬼子，钱被鬼子没收了。

在一般村干部中，也可能有些人贪污。群众举出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李贵喜，管着对敌人出夫的账，从来没拉过清单。谁给他点钱，他就多记工。赵同庆贿赂他20元钱，他就给赵同庆多记4个工。此人不大劳动，但吃得很好。家里烧着煤炉，常吃鸡蛋炒肉丝。他家还买了8亩好地。

一个是赵六京，是南街敛差的，大斗进小斗出。他用一个筒子称粮食，这个筒重1斤2两，但他要按2斤“刨皮”。他敛来的河滩地的好米，自己落下，用自家的坏米交村公所。

我们问群众：对于这些问题，你们是不是提过意见？有的说：“这年头，得罪人家当干部的干吗？又不是光咱！”有的说：“咱不能查人家的账，没抓住证据，提了意见，人家不接受，还要打击报复，受不了。”还有的说：“这事得区里下来人，发动群众提意见，群众才敢提。”“得来人查账，从账上查清楚。”“只要上边给做主，老百姓就敢提意见！人们早就憋着一肚子话哩！”

我们曾同村干部谈过群众的上述反映，希望他们主动整顿村财政，查清问题。村干部表面同意，但心中顾虑重重，没有任何行动。关于加强反勒索、反要夫的斗争，我们向村干部介绍了东邸村等村庄的经验，他们认真听取。但真的按本村情况运用这些经验，需要较高政治素质，敢于斗争，不怕风险，在实际斗争中提高策略水平，这需要一个过程。

九、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建议

总的看来，罗庄村所以能从中间两面政权转变为抗日两面政权，主要是县区依靠和发动群众从两方面贯彻了党的政策。一方面是加强了对敌斗争，特别是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河滩战斗”），提高了干部（主要是民兵中队干部）和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一方面加强了对贯彻减租政策的领导，发动群众对某些地主非法夺佃开展了说理斗争，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对共产党的热情拥护，基本群众（劳动人民）在村中的政治力量有所上升（主要表现在农会的作用上），成为抗日民主斗争的基本力量。

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这就是没有及时地把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民主选举让他们进入村政权的领导班子。1944年春天整顿村政权，主要着重于分开抗日和应敌两套班子、健全村公所的职能组织，但在干部配备上，仍然让中间两面政权时期对敌斗争软弱并有贪污嫌疑的主要干部继续担任村长和合法村长（村副）。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抱着“不出事就好”的态度，软弱无力；在村财政管理上虽然有些小进步，但村财政账目混乱和不公开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变，特别对于群众要求清理账目的要求，采取“捂盖子”的态度，因而难以取得群众的信任。民兵游击组开展对敌武装斗争，往往难以得到村政权合法斗争的配合，致使反勒索、反要夫等斗争不能很好地开展。

为此，我们建议，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依靠和发动群众整顿村财政，查清少数村干部的贪污问题，通过民主选举，进一步确立劳动群众在村政权中的优势地位，调整和加强村政权的领导班子，改善干群关系，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家齐心协力，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继续巩固罗庄抗日两面村政权，才能在将来环境可能更加残酷的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斗争，成为巩固的隐蔽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附注：

1．对罗庄调查完毕后，曾将所了解到的基本情况和整顿村财政、查清贪污、发扬民主、加强对敌斗争的意见向曲阳县政府主管游击区工作的侯逸民同志汇报，他表示同意，并准备对罗庄和游击区其他村政权，按具体情况加强领导。

2．对罗庄的调查是第四专区公署的李朝贤同志同我一起完成的，特致谢意。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2期）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二
敌寇碉堡下的报告：一个巩固的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和最近情况
（曲阳县东邸村，1944）
李 成 瑞

一、东邸村简况及周围环境

曲阳县位于河北省西部太行山的东侧，属于晋察冀边区第三专区（第三军分区）。东邸村在曲阳县城南30华里，地处平原，但与山区接壤，是第六区管辖的一个行政村。[边区政府没有多少乡的建制，行政村是一级政权。]

全村共389户。内有：农户377户，商户6户，单位户（学校等）
5户。人口1961名，男1008名，女953名。
男人中有：老年——439名，壮年——170名，青年——117名，儿童——286名。
女人中有：老年——356名，壮年——169名，青年——167名，儿童——206名。[所列分项数字与合计数字稍有出入，现按原文列入（另外一些数字也有类似情况）。]

全村土地自然亩6673.8亩（其中井浇地1025.15亩），每人平均3.4亩。该村距沙河仅有十里路，但85%是旱地。为了引河水灌溉，边区曾发动当地军民修建“荣臻渠”，群众踊跃参加。不久，敌人在附近筑堡驻军，修渠工程被迫停顿。

全村产粮估计常年大约为3500大石。每大石300市斤，共105万市斤平均每人535市斤。
农家副业。七七事变前有五六十户常年纺纱织布，现只剩2家。前一二年群众（妇女居多）到新乐县和明月店背棉花、布匹、食盐，向山区根据地贩运。因要穿越敌人控制的平汉铁路，相当危险，但收入较多，从事者一度达到200多户，占全村户数一半一上。近来因为敌人加紧经济封锁，从事这项贩运的人已经很少了。

该村有7家店铺：醋油铺2家、肉铺1家、卷子（馒头）铺1家、染坊1家、皮条铺1家、杂货铺1家。每户资金一般在2000元（边币，下同）以上，最多的10000元。

该村的阶级构成：[当时村中并未划分阶级，文中个各阶级户数是调查组与村干部估计的，不够准确，但是可以供参考。]

地主——3户（内经营地主1户）。
富农——13户。
中农——172户。
贫农——175户。
雇农——3户。
土地佃租关系：
出租户——82户，共出租922.4亩（其中两户地主出租二百几十亩）。
租入户——147户，共租入944.3亩（其中从邻村地主租入的土地22亩）。
自耕户——146户，自耕地5751亩。

从以上数字看，这村土地不很集中。一是由于村中土地原来就比较分散；二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实行合理负担（后改为“统一累进税”）和减租减息政策，地主富农卖掉了一些土地，中农和贫农买进了一些土地。

1941年敌人在该村西南边缘建立炮楼，经常驻有敌伪军20余人。同时，在该村北面的东诸侯村、东南的平乐村、西南的岸下村、西北的羊平村，也都建立了炮楼。其中，羊平炮楼驻有伪曲阳县政府第五区的区公所和警察所，加上曲阳县的敌人也经常到这里活动，使东邸村处于敌人炮楼的包围之中，形势是十分严峻的（见下页“东邸村周围形势图”）。

但另一方面，曲阳县与晋察冀边区以阜平县为中心的腹地相毗邻，那里经常驻有军区的主力部队，常常到曲阳平原游击区打击敌人，对敌人构成很大的威胁。这就为曲阳县以山区武装力量为依托，充分发动广大群众，发挥我方政治上的强大优势，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开展对敌斗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

二、从抗日一面政权到抗日两面政权

七七事变前，村政权掌握在地主、富农和流氓手里。当时该村有24家财主，轮流当村长，一般群众无权过问。

七七事变后，日寇入侵，国民党县政府随国民党军队南逃，村中秩序十分混乱。

1937年10月8日，八路军115师骑兵营收复了曲阳县城。1938年2月，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边区政府）。曲阳县也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农民抗日救国会、工人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开始时有些人认为农会要“共产”，青年救国会是动员青年参军。经过宣传教育，群众才逐渐有了正确的认识。广大农民都知道“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共产党是为穷人的”。东邸村在群众初步组织起来的基础上，选举了村长，并开始按“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推行合理负担（救国公粮）。

1939年改选村长，下半年开始设置村公所下属的民政、教育、财粮、实业等委员。减租减息工作逐步展开。

1940年边区开展民主选举运动。几年来，在参军、支前的运动中，在推行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中，贫农和中农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政治优势逐步上升，该村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走向健全。

从1938年初到1941年敌人在本村建炮楼前，该村属于边区的“巩固区”，村政权是抗日一面政权。

1941年敌人在该村和附近各村建起了炮楼，秩序一时混乱，抗日工作难以继续开展，群众情绪低落。

正在干部和群众不知道如何应付时，上级传达：在敌人军事力量处于相当优势的游击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村政权可以转变为抗日两面政权。根据这一指示，该村面目红的干部与抗日组织都隐蔽起来，找出一批合法干部在表面上来应付敌人。由于合法干部缺乏新形势下的斗争经验，素质较差，这时政权有一种右倾的偏向，随着应敌工作繁重与问题繁多，事实上有些问题抗日村公所是控制不住的。抗日工作除征收“救国公粮”外，许多工作陷于停顿。经过认真整顿，指派一些共产党员（面目不红的）和抗日坚定的群众充当合法干部，情况才逐步好转。

1941年敌人对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实行“大自首”，如不自首，即抓走严办。一般村很被动，但东邸村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主要原因是他们接受了其他村的经验教训，有计划地让一些无关紧要的干部自首；另一些干部由老娘或老爹代他自首，说儿子跑了（事先布置好的）。另外，合法干部对敌人说，村长、自卫队队长、农会主任等干部都跑了。各村相互供称（事先布置的），枪早已被人收了，村里没有枪。这样就把大自首应付过去了。虽然有人曾经挨打受骂，但党员和主要抗日干部都保留下来了。

该村民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三福“（李邓福、董铁福、王季福）活动出现。这三个青壮年以他们的勇敢和智慧打死过日本小队长、伪军小队长和几个敌伪军。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群众由害怕武装斗争（因为每次打仗后敌人都要对该地居民进行残酷的烧杀报复），走向了积极支持武装斗争。“三福”现都到区里工作去了，但他们对本村工作的影响仍是很大的。

1942年夏初，东邸村炮楼曾被我军拿下来一次。这一行动因为有很好的准备工作，事先已埋伏我们两个内线，所以顺利成功。敌人在我们拿下炮楼后两三个月，没有再来。因此村政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敌人为什么没有报复呢？主要是我们应付得好。跑楼一拿下，即报告敌人说：“八路把炮楼拿下来，村长和村副都被八路带走了。”敌人未再追究。我们有关干部已躲到别的村去了。当然，由于主要干部的隐蔽，使村政权工作一时失去中心。这时，农会、青救会等群众组织起到了骨干作用。过了几个月，才又恢复了原来的工作秩序。

1943年敌人对该村没有进行大的清剿。群众情绪高涨，村政权进一步走向健全。根据县区指示，1944年春，又对村政权进行了一次整顿。

三、目前村政权的组织领导情况

（一）村政权机构的整顿和变动

根据县、区的指示， 这次整顿在组织形式上有变动，这些变动主要是依据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与简政的原则而决定的。

设村长1人，村副2人（1人是协助村长办事的机动干部，1人是专门应付敌人的合法村长）。
民政教育合并，设民教委员1人，干事3人。财政、粮食合并，设财粮委员1人，干事3人。
生产委员1人，干事1人。
民兵中队长1人，副中队长2人，指导员1人。
治安员1人，副治安员1人。
“合法摊”除合法村长1人外，另设报导员[报导员：敌人强令各村每天派（亦作“报到员”）到炮楼上报告八路军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并送交敌人勒索的东西。抗日两面政权派抗日立场坚定而且比较机敏的人担任这一工作，因为他们是在第一线运用革命的两面政策直接同敌伪周旋的重要人员。]2人，管账的2人，敛差的（向各户收集对敌负担的钱粮）2人。

以合法村长（村副）为主持人，成立本村对敌斗争委员会，其任务是在村长领导下研究与掌握对敌斗争的具体问题。

在“合法摊”骨干以外，该村还设有十几个办公人，以有胆量的老年人来充任。他们平时即分好工，确定哪几个人照顾哪一闾，待敌前往该闾时，他们随即到该闾负责应付敌人。其好处是敌人到各闾活动，都有可靠的人应付，可以防止坏份子乘机与敌人接头。这个办法是该村自己创造的，后来在反清剿中起到了好的作用。

这次整顿机构的最大特点，是将从事非法斗争的干部与从事合法斗争的干部分成两套班子：一套是村长、各个委员以及中队长、治安员等人，他们都不见敌人（偶尔遇到敌人时，即充作“办公人”）；一套是合法村长（村副）和“合法摊”，专门应付敌人。同时，在财政上，对我负担帐目与对敌负担帐目严格分开，各记一本账。村长和财粮委员对两本账同时进行监督。

之所以明确分开两套班子，是由于：①过去村长在群众面前以抗日工作领导身份公开出现，同时又上炮楼应付敌人，很容易被敌人发觉，增加了干部的危险性。②非法斗争（包括武装斗争）与合法斗争由一人“双肩挑”，容易向右的方面倾斜。因为非法斗争打击了敌人，在应付敌人时不仅常常遭受痛打，而且有性命危险。③应付炮楼敌人事务繁琐，情况多变，占用很大精力。如果是一套班子，绝大部分精力将被应敌事务占去，不能系统地开展抗日民主政府领导的各项工作。两套班子分开后，可以避免或减少上述缺陷。当然，两套班子，必须强调在抗日大目标下的一元化领导，相互配合，以非法斗争支持合法斗争，以合法斗争掩护非法斗争，保护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二）村政权干部的配备

从该村政权干部情况表中看出：这个村政权的组成，以中农、贫农为主，同时也有地主参加，是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的。

据村长介绍：村政权的两套班子的人，都是抗日坚决的人。不仅抗日一面、不见敌人的班子是这样，应付敌人的班子，包括合法村长、报导员等人也是这样。其中有共产党员，其他的人也必须是政治可靠的。他们经常上炮楼，一方面是按我们的安排，送假情报、过时的情报、无关紧要的情报；一方面还有观察、了解敌情的任务。他们不仅要忍受鬼子汉奸的打骂，还时时有生命危险。人们说他们是“脑袋掖在腰里干革命的人”。就连给炮楼上的敌人送东西、送水、送信的夫子，也必须挑选老实可靠的人，不能让有问题的人去，以免敌人从他们口中侦察到我们的真实情况。

村长还说，刚刚建立抗日两面政权时，动员党员（面孔不红的）和抗日坚定分子当合法干部，他们想不通。因为见了鬼子兵要鞠躬，称“太君”，这不是丧失了民族气节吗？经过反复说服动员，他们的思想才慢慢通了。但应付敌人还不熟练，个别人曾把敌人叫“同志”。经过两三年斗争的锻炼，他们逐渐熟练了，而且应付敌人、欺骗敌人的点子也越来越多了。

村政权中，除少数重要干部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有一定工资或补贴收入外，大部分是不脱离生产的。但在炮楼村，“合法摊”上事务繁杂，干部们常常在摊上吃饭，有时吃喝较好。他们说：“鬼子汉奸要走了那么多好东西，我们吃的不过是个零头。”还有的人说：“干这种差事，不知哪天掉脑袋。活一天就不能叫肚子受屈。”群众对干部吃喝是有意见的。

（三）各种制度和简政情况

村民代表会。去年（1943年）开过8次。第一次是讨论决定村长改选后村干部的分工。以后几次，有的是上边布置了重要工作，如征收统一累进税；有的是为了解决对敌负担的分配问题。至于本村的生产问题，如打井灌溉等，还没有排上代表会的议程。

政民联席会。他们很重视，常常开。参加的人员有村政权的主要干部和工、农、妇、青和抗联等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大家一起商量。他们认为，村里的大事，没有各团体的同意和帮助，是行不通的。该村的政民联席会，实际上是部分地起到了村民代表会的作用。

村务会议。大体每月开一次。一般是讨论如何对付炮楼，如何贯彻区里布置的中心工作。具体问题由村长或各委员临时提出，缺乏准备，也有“议而不决”的现象。据说有会议记录，但在敌人清剿时被毁坏了，我们未能看到。

简政问题很迫切。现在各项工作制度大都没有建立起来，或者建立了没有坚持。事务工作从早跑到晚，最忙的是村长、村副（合法村长）、财粮委员、民教委员。我们请村长谈了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说：“早饭前一般不办事情，因为睡得晚，起的晚，早饭后去村公所，或者‘合法摊’，呆上两个钟头，打问报导员有什么新情况。炮楼上要的东西（隔几天送一次），不得不送部分准备的情况。‘缺少东西’，报导员不愿去，怕挨打，还得做工作。还要帮助民教委员解决减租中“换约”的纠纷。下午一般找财粮委员、民教委员或民兵中队长、游击组长、治安员，在家里或村公所，说一些具体事。晚饭后比较忙，要打问报导员，炮楼上讲些什么，有什么情况和问题。如有问题就要找人来讨论对策。区干部来了要谈话，一谈就谈很长时间，很晚才能睡。村里临时性问题很多，一天不知发生多少起，不知多少人找，真是烦人。”我们问他，上级干部下来，是不是给你们增加很多麻烦？他说，这也是重要的事。上边来了人，为安全起见，一般安排在可靠的老乡家里，有地道口的房子里，还要指定专人照顾，有敌情马上通知。要给来人找被子、做饭（财粮委员、办公人）。离开时要派人送，以免发生意外。这当然要花费力量的。

在调查组的建议下，他们召开了一次村务会议，讨论简政问题，决定了一些办法。包括：加强部门分工，委员干事们各负各责，不要事事找村长或主要干部；每天晚上开“碰头会”，解决当天发生的问题，布置第二天和以后的工作，减少白天人找人、互相等待的时间；村里准备了十几条被子，放在财粮干事那里，供上边来的干部使用，减少半夜到各家借被子的麻烦；等等。他们准备试行。不过，他们说，我们这里是游击区，形势不稳定。过去建立过一些制度，敌人一“清剿”，就都冲跨了，乱一阵子，以后形势比较缓和了，就慢慢地好一些。

四、社会政策（减租减息、优待抗属）的执行和生产工作情况

　　（一）减租政策

这项政策是经过反复的斗争，逐步贯彻落实的。它不仅是关系到农民生活改善的一场经济斗争，而且是一场地主与农民政治上的较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阶级力量的消长。斗争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的。

1．明减暗不减问题。1938年开始执行减租政策。最初两三年，多是明减暗不减。原因是地主势力还比较大，不愿减；农民觉悟不高，怕“得罪老东家，土地不让种”。到1942年，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

2．减租后的租额问题。按边区政府颁布的减租条例，地租一律按原来的租额减少25%（“二五减租”）；减少后租额仍高于土地产量37.5%的，应减少到37.5%（“三七五”最高额）。按这一法令，减租后低于25%的就不能再增了。但在该村减租后“换约”过程中，地主们坚持要求减租后一律达到土地产量的37.5%（即所谓“三七五标准”），并硬说这样做“不违法”。村政权干部和农会干部与地主的争论很激烈，地主不让步。于是，村干部和农会干部在评定土地产量上下工夫，故意把产量压低。这样，最后结果，租额还是低于37.5%的。从法律角度说，村干部没有坚持用法律的武器进行斗争，但村干部和佃户们，却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非常巧妙并为此感到满足。

个别孤儿寡母，靠出租少量土地过活。“二五减租”后生活有困难。农会经过讨论认为，如佃户生活还好，可以多交一点。这种的情况有一两家。

3．退租问题。农民多交的地租，农民要求当时退还；地主不愿当时退，主张在秋后交租时扣下。后来经过反复协商，采取灵活办法：佃户生活暂时可以维持的，秋后再退；佃户生活困难的，就要当时退租。

4．夺佃问题。有些地主以收回出租土地对减租的佃户进行报复。如：郭东海租种刘老常5亩地，去年二五减租后所交地租，还差4斗。地主就以此为理由把土地收回了。后来农会调查，这5亩地二五减租后仍超过产量的37.5%。按三七五最高额计算，佃户不但没少交而且多交了。经过说理斗争，地主退还了多交的地租，土地仍归原佃户耕种。又如：地主刘士忠将20余亩土地出租给一个佃户，已经20多年了。在这次减租换约中，地主坚持要写明3年至5年的年限。契约是换了，但佃户失去了永佃权，要求修改，现这一问题正在解决中。再如：一个地主前年以佃户连年受灾、未交地租为由，将他的8亩地收回（经调查该佃户确实一点收成也没有）。今年检查贯彻减租法令时，佃户要求还要租种那块地，但地主在去年已将土地买掉。这个问题尚未解决。
此外，有些地主愿将某些“园子地”（对敌负担最重的一类土地）典当给佃户，每亩只收1元钱，所有该地的统一累进税和对敌各种负担，都由典入户出，时间3—5年。但佃户不干，因为“敌差”太重，纳不起。地主的想法未能实现。

全村租入土地的147户，减租后已完成换约的有百来户，其余正在进行中。

总的看来，该村贯彻了党关于减租同时又交租的政策，这样使农民得到了好处，同时也照顾了地主的利益，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但政策的贯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力量实现的。如在减租后让地主退租，佃户不直接去找地主，而是找村政权的民教委员或农会干部，自己“吃现成饭”。原因是觉得自己去找地主，地主不会退；同时对地主还有“怕情”，不敢理直气壮地依法进行说理斗争。这说明，对农民群众还要进一步发动，提高政治觉悟。

（二）优待抗日军人家属

全村共有12户抗日军人家属，村政权按季发放优抗粮。去年优抗粮的征收，是按统累税分数分派的，每“分”1斤米。全村共征集3020斤。前三季共发放900余斤，其余全数调给了几个邻村（区里决定的）。冬季没有发优待粮（区指示）。

今年1月内发放优待粮442斤。这次发粮除了今年春季的优待粮外，还补发了去冬的优待粮。今年发的优待粮是从公粮中开支的。

抗属中生活困难的有4户：

董老有：种二三亩旱地，儿子当抗日军人，本人是手艺人——剃头的。全家7口人，其中4个小孩。全年优待粮380斤，加上自己生产的不够吃，差两个月粮食。村里另外募集来补助他。去年还慰劳他米42斤，菜400斤。

田老庄：儿子去抗日，家里现有2口人。当入2亩多地，不够吃。去年优待他200斤，生活仍很困难。

王老彩：7口人，他儿子出去抗日，有3个劳动力，七八亩地。优待的不多。另租种十来亩地，同时兼营小买卖，生活刚能维持。

张振海：5口人，儿子出去抗日，有两个劳动力，二三亩地，有一个去做长工，另一个做小买卖，贫困一些。

其余8户，有7户中农、1户富农，生活较好些，也有劳动力，但劳动力不够用，部分土地是由村中派人代耕。其中两家因有劳动力和牲畜，仅仅在秋收农忙时帮一些工。

抗属在负担上，是酌量减轻的，但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村政权一般按时发放优待粮，抗属意见不多。但对代耕有些意见，因为代耕的地种的不好。村干部说，今后一定要注意克服这一问题。今年决定为抗属代耕的人就不出其他勤务了。这个办法可能有助于纠正以上的问题。

（三）生产工作

县、区召开生产会议后，村干部于3月2日召开了群众大会传达动员，每户1人。会后分闾开小会座谈。第一闾拟组织19个互助组，第二闾拟组织17个互助组，第三闾拟组织12个互助组。每组4家到7家，以自愿为原则。在编组时照顾以下几个条件：人力多的和人力少的，有牲口的和无牲口的，贫的和富的。村干部对各户劳力、车马、土地情况作了一些调查，作为编组的依据。

全村共有牲口百余头，车百十辆。平均每组有二三头牲口，车一辆。

在生产会议上提出每闾产生一个劳动模范，并初步提出互相竞赛的办法。

全村农具，虽然敌人“清剿”时毁了一些，但大体还够用，每7个人能分配1个犁、耧。现在还在动员补充。全村有12家种子被敌人烧了，准备给予补助。还有些人家因为去年种的是荞麦，缺少高粱、谷子种子。现合作社在在统计购买中。

全村共需170眼井，现在只有40余眼。打井一口，需13500元（砖9759元，工钱3750元），再加上绳子、转盘等设备共需17000元。今年争取增加4眼。

该村对生产工作做了一般性号召和部署，但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原因是：区干部还在“示范村”忙着，没有下来具体指导，而村干部又不懂得究竟该怎么办。同时，忙于对敌斗争和其他事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四）教育工作

该村有小学一所，学生100名左右，许多学龄儿童没有入学。但在炮楼村的游击区，能坚持办校，已属不易。小学校晚上是成年人的夜校，公开宣传抗日，讲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是一个有力的教育阵地。

五、对我负担、对敌负担和村财政情况

自1938年年初抗日政权建立后，由于逐步实行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政策，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1941年敌人在该村建立炮楼后，增加了对敌负担，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连地主生活也明显下降。下面是该村对我、对敌负担和村财政情况。

（一）对我负担情况

1938年开始按“有钱出钱，有粮出粮”的原则实行“合理负担”。当时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富农和一部分富裕中农。负担面（负担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率）在20%—30%。1941年边区实行统一累进税（将工商营业税并入农业税），负担面扩大到80%以上。但因为有每个人扣除一个“免税点”和累进税率的规定，贫苦农民仍然得到了照顾。群众对抗日政府的粮税，是踊跃交纳的，村政权也年年完成征收任务。统一累进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交纳，也交一部分现金。1943年总共折合现金24万元。

（二）对敌负担情况

1941年敌人在平原各村建立炮楼，向村中强索财物，各村抗日干部坚决抗拒，决不“资敌”。引起敌人在许多村中大肆劫掠，抓人、杀人，群众惶惶不安。这时，上级传达：在游击区可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对敌人强索的财物，在千方百计进行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之后，可以提供一部分，以利于保存阵地，坚持长期斗争，最后完全战胜敌人。从此，即由抗日一面负担转为两面负担。东邸村的对敌负担都是些什么呢？敌人勒索的项目主要有：

1．“大款”：地亩捐，上下忙。
2．杂税：牲口税、修炮楼的费用等。
3．炮楼上敌人的吃用：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勒索香烟、鞋袜等用品。
4．贴价：敌人买车辆或其他东西只给很少的钱，村里要补贴，这也是一大笔款。

东邸村经常受4个炮楼的勒索：本村的、羊平的、岸下的、平乐的。最近平乐停了，又加上了诸侯的炮楼。

对本村炮楼与岸下、诸侯的炮楼，大体5—7天送一次，羊平9—12天送一次。

各个炮楼敌伪人数不同，情况不同，所以送东西的数量也不同。本村炮楼每次送的东西是：白菜20—30斤，香油8—12两，酱油8—12两，干粉5—8斤，碱面4两，盐8—10两，醋1斤，火柴9盒，茶叶10包，共折250—300元。隔个十天八天，还要买三五斤或七八斤猪肉送去。

东邸村1943年的对敌各种负担，大约19万元。它是反勒索斗争比较有办法、对敌负担比较轻的一个村，其他村庄比东邸村高二三倍。关于东邸村的反勒索斗争，后面再谈。

对敌负担如何分配到户？这在游击区是关系各阶级、阶层利益的一个重要政策问题。如果说减租问题，只涉及占该村总户数38%的租地农民的利益，那么，对敌负担则关系到所有农户的利益。特别是由于对敌负担办法上级没有统一的规定，而是由各村自定的，这就更成为各阶级、阶层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东邸村的对敌负担办法，经过村代表会讨论，几经变更。最初是按自然亩分摊，好地坏地同样负担，这引起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不满。后来将好、坏土地分等，折成“标准亩”，按“标准亩”分摊。再后又规定每人扣除1个标准亩，其余部分再按五级累进的办法负担。这实际上是参照抗日政府统一累进税的原则制定的一种简单负担办法，基本兼顾了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至于商户如何负担敌差，该村还没有定出统一的办法。从实际情况看，“合法摊”常常赊用面铺、肉铺、油坊等商店的东西去应付敌人，不给现钱，以后物价涨了，仍按过去价钱给钱，而且要低于当时的市价。这是加给商户的一种实际的负担，不过没有任何规范，显然是存在问题的。

（三）村财政情况

游击区的村财政一般比较混乱。据区干部讲，东邸村还是比较好的。据管账先生提供的数字，1943年该村共开支53441.49元。其中主要有以下几项：

1．办公杂费：28008.9元，占村财政开支52.4%。一部分用于办公和规定的干部补贴，大部分是村干部吃喝了，特别是“合法摊”，每天不少干部在那里应付敌差，经常在那里吃饭。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县、区干部下乡的办公用费和菜金补贴。
2．教育经费：9812.0元，占18.4%。
3．灯油费：主要是挖地道用油，也包括日常办公用油，共5580.89元，占10.44%。
4．我军短期驻村补贴：874.5元，占1.6%。
5．个别区干部在村里隐蔽养病：1823.9元，占2.4%。
以上各项合计45560.28元，占村财政开支总数的85.2%。还有15%左右的开支，经再三提问，管账先生也没有报出来。由此可见，账目是相当混乱的。看来，整顿游击区村财政是一个重要任务。

以上，该村对我负担24万元，对敌负担19万元，村财政开支5.3万元，共计48.3万元。这就是1943年压在全村389户、1961人头上的沉重负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配合合法斗争，千方百计反勒索，减轻对敌负担，同时整顿村财政，减少浪费开支，是游击区各阶级、阶层人们普遍的、迫切的要求。

六、武装斗争和地道的修建

（一）抗日自卫队和游击组的组织情况

抗日自卫队（民兵），本村编为一个中队。设中队长1人，中队副2人，指导员1人。中队部的人都不脱离生产。中队部受区大队部和本村村长的双重领导，是村政权的组成部分。

抗日自卫队，由村中的青壮年男子组成，其中青年编入“青年抗日先锋队”。自卫队员的武器一般是矛子枪和大刀片，主要负责站岗、放哨、送信、送物资、抬担架等战勤工作。

抗日自卫队的核心是游击组。该村游击组组员20人，分两个班。武器有：步枪6支，“抉枪”（一中土造短枪）9支，修理中的2支，手榴弹35个，新发来的手雷6个（备作保卫地道口使用）。

（二）游击组的活动

1．封锁炮楼，监视奸特。

游击组日夜监视炮楼，白天常常化装成拾粪的老百姓，接近炮楼进行监视。敌伪军知道这个村曾出现过“三福”这样的狙击手，现在“三福”虽不在村里，但他们仍害怕出了炮楼遭受袭击。平时，敌伪军不敢轻易出来。同时，我们在炮楼内有“内线”，如敌人有较大行动，事先可以得知。

游击组还监视和检查任何上炮楼与敌人接触的人，从而严厉打击了汉奸特务的活动（与治安员相配合）。

除了敌人成批出动进行清剿之外，在大部分时间里，游击组封锁炮楼和监视奸特，在一定程度上为该村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和抗日活动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环境。因此，群众都把游击组看作他们的一支依靠力量。

2．配合反勒索、反派夫斗争。

去年有一段时间，炮楼上勒索的财物增加，经了解，伪军不但要自己吃用的东西，还要把一部分东西送回曲阳城供家属享用。伪军沙班长向村里要了一辆大车，要让家属带东西回城，游击组得知后即埋伏在路旁，进行武装拦截盘查。伪军家属很害怕，说出勒索的全部实情。游击组对家属进行了严肃的说理教育，说明老百姓生活如何困难，该家属唯唯称是。从此，伪军不敢再为家属进行勒索了。

去年冬季，敌人企图挖通东邸村同另一个村之间的封锁沟，从外村和本村要了许多民夫挖掘。游击组派人化装成民夫混入其中作为内应。每当敌人监视松懈时，游击组就在附近打枪、摔手榴弹，民夫们就乘机逃散。一连几日都是这样，迫使敌人停止了挖沟。

3．在反“清剿”中的活动。

主要是保护地道，掩护地道中的抗日干部和群众。敌人如敢进地道，就同他们打地道战。在反“清剿”中，按照中队长的部署，全村5个重要的地道口，每个口上配备3个游击组员，步枪1支，“抉枪”1支，手榴弹每人2个。有些地道口的“翻口”（地道中一种垂直的便于打击敌人的峡口）上配备“抉枪”1支。队长指派2—3人随时与各重要洞口联络。敌人在村中“清剿”了一整天，没有敢下地道，村里没受大的损失。

过去曾有一段时间，中队部、游击组同村长的关系不太协调。村长思想有些右倾，怕进行武装斗争“惹祸”。游击组有时也不大考虑武装如何同合法斗争相配合、减少群众损失的问题。有时埋地雷不及时通知保长，或扣掉一部分报导员给炮楼上送的东西自行吃用等等。今年经过整顿村政权，强调“一元化领导”，加强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的配合，这些问题一般不存在了。

（三）地道的修建

地道活动的开展是在1942年，由区里布置的。主要是运用地道进行对敌斗争与隐藏群众。地道（群众用之大洞）和地洞（群众用之小洞）是随着斗争形势发展而发展的。大“清剿”后群众对地道和地洞又有了进一步的依靠和利用。

关于保守地洞的秘密，在挖洞时谁家也不许串门，门口上自己站岗，谁挖谁知道，旁人如果知道了，他必须保证保守秘密。如该洞被人知道或破坏，他要受追究。

地洞是群众自己用的，现在不许通地道。但必要时可以与地道打通，以便转移。

地道，开始时挖的大都是直的，没有“翻口”，不利于打击敌人。洞口开始时伪装的也不好，容易被敌人发现。现在加了不少“翻口”，并改善了洞口的伪装（上面是锅灶、牲口槽、土炕、磨盘、水缸、粮瓮等等）。

目前的地道仍有一些缺点。据我们在其中的实地观察和体会，存在着通气孔少、大小便处和贮水池少，以及没有休息室等问题。经调查组提出后，该村准备改进。

（四）治安和锄奸工作

该村政治情况比较复杂，有特务分子的活动（有的是国民党特务）。经加强侦查，已破获数起，刘二周等人已逮捕法办。另有秘密会道门（白莲教）的活动，但影响不大。

七、反勒索斗争

对于敌人勒索的财物，要用软磨硬顶等多种灵活方式，力争少给甚至不给。采取什么方式，要看当时的情况：是敌人清剿、扫荡时，还是平时；是敌人力量上升时，还是我方力量上升时。多数情况下争取推、托、磨，以及“当面应承。背后不办”等办法，使勒索财物由多到少。实在不得不交时，数量少的，就交去一些。数量大的（如敌人秋后大批要粮），就把“粮食”（伪装的）装上大车，送到炮楼跟前，到时让游击组（有时加上其他村的游击组或区小队）打枪，把粮车劫走。同时，报导员向敌伪报告：“八路军把粮食劫走了，请你们赶快去打八路军！”敌人不知八路军有多少，一般不敢下来追赶。这种办法，开始使用时，很灵，敌伪军都认为真是八路军弄走了。但用了几次之后，伪军（特别是当地伪军）大都知道是我们自己安排的民兵，但日本人仍不了解实情。我们就给伪军队长送些钱，贿赂他，请他在日本人面前说真的是八路军弄走了。
东邸村干部还利用合法斗争的方法反勒索。去年6月东邸村炮楼的伪军队长谷文生每次要东西很多，不送来就打，这样报导员不敢上去了，但仍然要得很紧。以后他们决定到县城里去告他，对城里说他如何欺诈群众，如何打骂报导员，城里听到后不多几天就把他调了。但这个队长不知道城里究竟怎么办他，不敢回城，开小差跑了。于是，炮楼的伪军对群众说，这个坏蛋跑了，我们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只送上吃的东西就成了。以后又新来一队长，但已不像先前队长那样凶了。
平乐敌人修炮楼，向每个村都要三四万块砖（每块砖2元）。当时没有地方去买，另一方面也花钱太多。于是就暗中和炮楼敌伪军队长商量，把以前在炮楼附近的小学拆毁，暗中送给他400元钱，队长同意了。这样只花了400元钱，省了七八万元钱，拆了小学最大的好处，就是敌人不能增大兵力来此驻扎。因没房子，炮楼又住不下。

“三福”的名字在敌人面前本来就很威风。报导员在敌伪面前还有计划地给他们“吹”。敌伪打听“三福”时，他们就说时常回来，一回来就带十几个“马弁”，都带着盒子枪，听说在八路军里当什么队长，能双手打盒子枪，十个八个人都不敢接近他。于是敌人说，他再回来时，你们把他抓来。报导员说，谁敢抓他呢？连接近都不敢接近他，同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可抓不了，要抓你们亲自去抓吧。

村里还时常用八路军的力量威胁、对付敌伪人员。有时看到敌人要东西多了，下炮楼多了，报导员就停止报道，过了几天再去。炮楼上的伪军问报导员：“为什么这几天不来呢？”报导员们说：“别说啦，这几天可忙啦。”“为什么忙啊？”“八路军给我们开会了。”“八路军开会讲些什么呀？”报导员说：“人家给我们讲国际形势，说希特勒快完了，小鬼子也等不到多时候了，还问炮楼的情况呢。”于是伪军进一步追问：“八路问炮楼什么了？”“他们问炮楼的人对待老百姓好不好，要东西多不多，常到村里闹坏事不？”“你们怎么讲？”“我们说这部分还不错，很好。八路军说，要是坏，你们告诉我们，去打他们狗日的！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好好待在炮楼上，不要下来。”“他们还问什么啦？”“还问这个队长怎样？”“你们怎么说的？”“我们说队长不错，很好……”村干部用这一套把炮楼上的伪军吓了一通，至少20天不下炮楼。
有时他们还看到炮楼上伪军下来到老百姓中间乱窜，勒索东西，于是第二天报导员去的时候，在情报上写：“昨夜八路军由西向东路过我村，在村边休息了一会，服装整齐，枪支齐全，情况很紧。”于是伪军就问：“有多少八路军？”“那谁知道啊，看样子至少有五六百”，“都有什么武器啊？”“我看一个人抗着一支枪，还有三条腿，你说那是什么？”“那是机关枪。”伪军追问还有什么？报导员们说：“还有一个铁筒子，很粗，我可不知道是什么。”“那是迫击炮，有多少那样的东西？”报导员说：“那可多啦，谁数得清，横竖有十几个吧。天黑了谁看清呢！”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老实一些时候，勒索财物也少一些。

东邸村有一条经验：报导员不能随便调换。老的报导员积累了经验，新的人一时不容易掌握。

八、反派夫斗争

（一）敌人派夫的用场

1．修炮楼，挖封锁沟，修公路；
2．到山区扫荡需用的民夫和车辆；
3．转移驻防或转运东西需用的民夫与车辆；
4．经常性的炮楼勤务（挑水、煮饭、送信、杂务）。

前两年，修炮楼、挖沟、修路，强派民夫数量很多，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近一年来由于这些工程已大部修完，加上反派夫斗争加强，已明显减少了。对于扫荡要夫要车，硬顶着（找各种借口）不出。转移驻防用车酌情出一部分。经常性炮楼勤务是出的，出这种勤务也为我们了解敌情提供了机会。近一年来，该村平均每户每月出不到一个工（工作日）。

最近两三个月，敌人只要过两次夫，每次要50人。村里只给20几人就应付过去了。平时炮楼用夫二三人，另有经常挑水的2人（由村雇用）。上炮楼的民夫，一定要挑选抗日坚决、立场可靠的人，绝不许有问题的人去炮楼上当夫。

（二）村里怎样派夫

按什么原则出夫，上边没有规定，村里争论很大。地主、富农主张按人力（劳动力）出夫，贫苦农民主张按土地出夫。经过村民代表会反复讨论，人地兼顾，以地为主：土地占80%，人力占20%。土地多劳动力少的户可以雇人出夫。

派什么人出夫，要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形式比较缓和时，以50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也派少量青壮年去；形势恶劣时，全部派老年人，身体健壮的老年人不派。村里还规定：抗日军人家属不出夫，抗日一面干部不出夫。这样，几年来，在出夫过程中，没有遭受意外的重大损失（如人被扣等），但挨打挨骂的事是常有的。

出夫出车也要有组织，有制度，以避免发生混乱和矛盾。村里指定队长带领。开支的制度是：一天以内本人自带干粮，一天以上村中开支，每人每天2斤米，1元菜金。一头牲口一天10斤草，3—5斤料，由村开支。队长和民夫中的骨干分子还有一个任务：监视和阻止不可靠分子乘机与敌人联系。

（三）反派夫斗争的方法
1．经常的办法，就是要的多去得少，软磨硬抗，尽可能少去或不去。

2．在春耕或秋收农忙时，说老百姓如何忙，如种不上地或收不起来就会饿死，必要时暗中再花一点钱送点东西，亦可少出或不出。有时就硬挺，但事先须和报导员说明，并鼓励他说这是为全村的事，在炮楼上挨几下打也是值得的。报导员也只得硬着头皮上炮楼去“摆肉头阵”。

3．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用这种办法多是出夫特别多，区里统一布置的。村个别时候也用过。即事先安排游击组在民夫必须经过的地方打埋伏，放枪，放手榴弹，民夫就趁机逃散了。

九、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建立及活动

各村孤立地对敌斗争有许多局限性，于是发展为联庄斗争。联庄对敌斗争委员分两种：一种是以炮楼为中心的斗争委员会，由向同一炮楼报导的各个村庄的村长（或村副）组成，以炮楼所在地的村长为委员会主任；另一种是以区为中心的领导全区对敌斗争的对敌斗争委员会，是由各炮楼村村长及有经验有能力的报导员组成，现该委员会主任是刘古城（西羊平村村长）。两种斗争委员会性质和任务是相同的，斗争是密切结合的。

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的情形如下：

（一）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的建立

在反对敌人封锁食盐配给的斗争中，由于各村在区统一指挥下采取一致行动，取得了胜利。因此，各村认识到：对敌斗争一定要有广大群众力量与统一步调的行动。于是，1943年10月各村联合成立了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它的任务是：①加强全区对敌斗争的统一领导与斗争策略的掌握；②在力争减少对敌负担的前提下，对炮楼的供给开支应付，采取一致步调；③检查对敌开支账目，杜绝贪污浪费；④交流经验，培养提高合法干部斗争艺术；⑤对敌斗争中互相帮助协调，克服村本位现象。

组织与分工：委员会下设主任1人（刘古城），设先生4人（其中1人由羊平民教委员兼，其余3人是另聘的）。主任负责召集主持会议，先生负责掌握各村对羊平炮楼供给开支账目。各村往炮楼上送东西必须经过所在村的斗争委员会管账先生登记许可，才允许送上炮楼，否则是不能送的。到一定时期各炮楼村先生的账目与各村对照检查一次，以杜绝贪污浪费。每个炮楼村的先生都有检查各村给炮楼所送东西的权力，如认为过多，或不需要，即可提出少送或不送。

开会时间：每当敌人要东西或款项时即召开会议，议论和决定对策。大家一致行动。每次开会，区长都要参加。

（二）已进行过的几次斗争

1．去年敌人对边区扫荡，敌人（伪五区区公所和伪警察所）要大车300辆、夫子500—1000人。区联庄对敌斗争委员会召集各村村长开会，决定抗交。对敌人提出的理由是：山里（根据地）地雷爆炸太厉害，太危险，老百姓不敢去，根本派不出人，花钱也雇不到人，人们都逃跑了。各村报导员对警察所这样说了之后，伪警察所长说：不能多去，可以少去一些，但不能不去。后来，我们一个也没有去，伪警察所长召集报导员开会说：“大车夫子一个也不来，日本人要撤我的差，请帮帮忙吧！”

对敌斗争委员会经过研究，认为如果按原办法简单地硬顶，可能出乱子。于是换了一个办法：让报导员报告伪警察所长，马上派一部分车和民夫去，然后让50辆车和100名民夫从炮楼前经过，让警察所长亲眼看见。然后让埋伏在附近的游击组打枪，打手榴弹，车和夫子一哄而散（事先已告知他们）。报导员上去报导说：“八路军大大的，你们看怎么办？”伪所长没办法，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2．去年9月，伪县长和新民会又让各村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去自首。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进行斗争，准备斗到一定程度花一两千元贿赂一下。于是，一方面反复向敌人说，党员、干部早没啦，没法自首；一面扩大和利用新民会、警备队和伪县长之间的矛盾，向警备队说新民会要领导警备队，又向新民会说伪县长要同警备队分钱（在自首中敲诈来的钱），伪县长出来否认，如此相互猜忌，拖了很久。敌伪自知此事难办，就不了了之，我们也没有花钱。

3．伪区公所和警察所过去要柴草，后来说要把柴草折成钱，交钱。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便花。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抵制，仍然交柴草，硬顶过去了。

4．伪警察所弄来一个盖有日本军队图章的条子，说皇军要50头牛，限期交清，对敌斗争委员会决定，一面抗交，一面到县城了解情况，得知其他各区都没有要牛的事。就让报导员对伪警察所说：“这不是给所长难堪吗？为什么不向别处要牛只向这里要牛？”伪所长自觉理虚，说交不上就算了吧。后来才知道，那个盖有日本军队图章的条子是假的。

十、最近斗争的新发展

我们的对敌斗争取得了节节胜利，敌人的阴谋越来越不能得逞。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日本人也逐渐了解了我们的革命两面斗争的策略（过去许多伪军汉奸比较了解，但日本人不了解）。于是，曲阳的敌人对南部几个区发动了一次“清剿”，在“清剿”中抓去了三个村长（合法村长），说：你们表面上给皇军办事，实际上都是八路安排的赤化分子！你们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了！于是把这三位村长残酷地杀害了。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曲阳县委决定把被杀了村长的村庄和附近几个村庄（不包括东邸村）的政权，干脆临时转为抗日一面：敌伪军一进村，游击组就打；对炮楼什么也不供应，只留个别报导员。敌人要报导员送东西，报导员说：村长都没有了，敛差的人也没有了，哪里有东西送？你们说村长都是赤色分子，杀了，没有被杀的村长也吓跑了，谁还敢当村长呢？我方的这种做法，使敌人感到十分被动，受不了。只好由伪县长出面说：还是要有个村长才好办事，我们以后要很好地对待村长。报导员说：你们手里有枪，说杀谁就杀谁，反正没人敢当村长啦！这一斗争目前还在继续。

这种情况说明：抗日两面政权的存在，是敌我双方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在一定条件下的客观产物，敌人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曲阳县领导根据目前形势，准备不久仍恢复这几个村的抗日两面政权（但要对敌伪提出一些条件），继续坚持斗争。同时积极配合整个地区的对敌斗争，促使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变化，拔除各个炮楼和据点，将新政权转为抗日一面政权。

附注：
1．本资料有两个附件：《反清剿》和《治安工作与反汉奸特务斗争》，现已遗失，故本资料中有关这两方面的资料很单薄，是一缺憾。
2．曲阳县东邸村的抗日两面政权，有中共村党支部强有力的领导。因当时党支部的活动严格保密，我们没有调查，资料中也没有说到。
3．本资料的调查是由调查组3人共同完成的，可惜时隔60年，我已忘记了那两位同志的名字，特致歉意。

（本文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1期）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三

新解放区一个村庄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农民的翻身斗争
（山西省阳高县西靳家洼，1945）
李 成 瑞

上篇：西靳家洼在日伪长期统治下的政治经济情况

一、 西 靳 家 洼 村 简 况

西靳家洼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东60公里、平绥路以南30公里的黄土邱陵地带。1937年9月沦陷，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大同省”阳高县赵石庄大村公所。1945×年6月解放，属晋察冀边区第五专区（军分区）阳高县第二区。

全村133户，685人，耕地6100亩（其中水浇地100亩），每人平均8.9亩，是地广人稀的“米粮川”。但由于经济落后，特别是敌伪压榨摧残，亩产一般只有2大斗谷（每大斗谷重13.5公斤）。全村只有9头牲口，主要靠人拉犁。有一部分耕地被抛荒了。

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出租土地的7户，佃入土地的37户。

二、日 伪 村 政 权 统 治 情 况

本村位于晋、察、冀、绥（远）四省的接合部。“山高皇帝远”，土著封建势力特别跋扈。山西土皇帝闫锡山对基层的统治在该村不太深入，没有建立过“公道团”，仅在形式上有一个“防共团”。

本村王姓占全村户数近一半，而大部分地主是姓王的。王姓地主是村中政治上经济上的主宰。老百姓说：自开帝以来，我村就是王家老财当村长。农民王升曾编了一个小曲（“夸嫂嫂”调），描述当时王姓地主操纵村长人选的情况：

“雪花飞，天气冷，村长排长要换人。叫大户，吃烙饼，吃吃喝喝商量个清。”

“出门去，劝黎民，迎面碰上张凤廷（异姓大户）。张凤廷，你别争，村长出不了王家的门。”
“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侵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闫锡山所属李服膺的部队和国民党省县政府人员望风而逃，阳高随之沦陷。靳家洼封建势力很快与民族敌人结合起来，建立起村级伪政权，成为日寇统治的工具。所不同的是，过去村长一般由地主亲自出任，而在战乱时期，则主要由一些流氓“灰鬼”出任，地主在背后指挥。这个民族敌人、地主、流氓三结合的村政权，比过去的村政权更加专横、野蛮。

该村村政权的统治直接依靠三股力量：一是本村的村警（2人）和“反共青年团”，他们可以随便抓人、关人；二是赵石庄“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三是东井集敌据点（距村10公里）的日军、伪军和特务。

由于这里长期来是敌人的“治安区”，没有抗日游击区（敌人称为“准治安区”）那样林立的碉堡和如网的封锁沟墙，大村公所的伪警察也没有枪，只有大木棒和马鞭子，特务也都是公开的。但是，它对农民群众的压迫、掠夺却更加残酷、更加肆无忌惮。从该村伪政权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为虎作伥，横征暴敛。日伪各级政府强征的捐税十分繁重，主要由伪甲公所征收。全部捐税约占居民收入的30%，但伪甲长及其亲近的王姓大户不出任何负担，致使许多贫苦农民的负担高达收入的50%甚至80%以上。农民因缴不起粮税被打骂、拔锅、卷铺盖、封门子的事例不胜枚举。贫农卢红因欠捐税30元被毒打，他的病中的妻子被吓死，丢下一个吃奶的孩子。

二、乘机勒索，大发横财。例如，1944年甲长王尚清，在敌伪征收“给养米”时，每亩多派一大斗，对种鸦片的土地征收“洋烟奶子”时，每亩多派6两，均据为已有。敌伪配售的洋布、纸烟等，直接贪污一部分，另一部分配售给各户，但马上加派捐税，又把它勒索回来。甲公所经常有4个人吃饭：甲长、书记、村警（2人），饭费全部由村民负担。王尚清为了门前的“风水”，强派民工挖了一个大水塘，完全无偿劳动。

三、霸占官产，吞并民田。村中有官地（庙产）317亩，其中的好地、近地租给8户地主（雇工经营），名义上是低租，实际不缴租；坏地、远地租给4户王姓的贫农。一般农民根本不沾边。村中还有乐楼（戏楼）一座，被甲长卖掉，价款几十万元被甲长私吞。甲长王尚才霸占了贫农王德胜的10亩土地，后来又以欠官粮4斤（仅仅4斤）为由，将他剩下的8亩地全部没收，由甲公所低价卖给村警王燕。从此，王德胜成了赤贫，只好去当雇工。

四、强霸民妻，奸淫妇女。贫农高廷美逃荒走口了。村警王燕扬言：老高已死在口外了，将高妻霸占。高彦魁的妻子年轻貌美，村警王宝仁就在大白天引上几个特务，把她轮奸了。据老乡们说，村中漂亮女人多数被灰鬼们糟蹋过，不过受害人吃了哑巴亏，不愿谈起这种事。

日伪的残暴统治，也曾引起一些抗争。1942年因甲长和地主既霸占官地又向农民摊派“经钱”（供庙内开支），引起以郭盘卿（中农）为首的群众抗捐斗争。甲长到大村公所控告，结果对郭罚款60元钱（伪“蒙疆银行”钞票，下同）。但甲长余恨未消，1944年又告郭“通共匪”，因无证据没有告倒，但郭为打官司负债200元，至今还背着利息。

该村一半以上的户信奉一贯道。道徒供奉弥勒、济公、关帝、文昌4佛，每日要磕头3遍，每遍磕300个。一贯道教人“行善”，祈求死后升入天堂，今世但求容忍：“打你鼻抖（耳光），你就把脸揉揉；唾你一脸唾沫，你就把脸揩揩；骂你欺你，你就把头低下。”

三、日伪统治下各阶级家庭情况的变化

下表是对于抗日战争开始时和最后一年靳家洼阶级构成的初步调查：

 
 地主
 富农
 富裕

中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手工业

工人
 商人
 游民
 总计
 
1937年
 人数
 40
 32
 48
 217
 189
 79
 26
 6
 27
 664
 
%
 6%
 4.8%
 7.2%
 32.7%
 28.6%
 11.9%
 3.9%
 0.9%
 4.0%
 100.0%
 
1945年
 人数
 43
 35
 45
 173
 250
 96
 11
 3
 29
 685
 
%
 6.3%
 5.1%
 6.6%
 25.3%
 36.5%
 14.0%
 1.6%
 0.4%
 4.2%
 1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日伪统治8年中，地主和富农人数略有增加，富裕中农略有减少，中农显著减少，贫农和雇农显著增加，游民大体持平。这说明，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了。手工业者和商人，受战争和敌伪经济统制的影响，明显地减少了。

下面是8年中各阶级家庭上升或下降的若干具体情况。

1、地主。

“七七”事变前原有8户，仍保持地主成份的6户。其中王姓大户直接或间接掌握政权的，不纳粮税，光景都发了，买了地，盖了新房。

下降为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各1户。这些户与王家当权者有矛盾，一般照纳繁重的粮税，卖了地，也不再雇工了。

2、富农。

原有6户，仍保持富农成份的4户。下降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吃鸦片、家中连死几个人。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办一贯道，不务正业，经年累月跪佛堂，想升天，“迷昏了”。

3、富裕中农。

原有10户，仍保持原有成份的4户。上升为富农的2户。其中一户因为与甲长是亲友，不纳粮税；一户由于当“屁股猴”（把毒品装进避孕套塞入肛门里，为毒品贩子偷运毒品的人），挣了钱。

下降为中农的一户，因为吃鸦片、分家。下降为贫农的3户，因为负担重，吃鸦片，受人讹诈、诬陷。

4、中农。

原有46户，仍保持中农的25户，目前生活都相当困难。

上升为地主的一户，主要是开赌场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因为儿子在伪“大同省政府”当书记，在村中不纳粮税，还能从甲长那里得些好处。

下降为贫农的14户，下降为雇农的2户，破产走口的3户。主要原因是负担太重、吃鸦片、失去劳力、参与赌博。

5、贫农。

原有42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2户。

上升为富农的一户，因为当了2年甲长。上升为富裕中农的1户，因为当甲长，当书记。上升为中农的2户，因为劳力强，种鸦片多。

下降为雇农的一户，破产走口的5户。主要是负担太重，因病失去劳力。

6、雇农。

原有20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11户。

有一户因为当村警，上升为中农。有6户“上升”（？）为贫农。这些户低价买进了小片土地，但都是产量不够纳粮税的坏地，人称“湿布衫”“虱子袄”。如高廷元用6元钱买进10亩地，因产量不够缴纳粮税，几次要退还原主，甲长不许退。又如，刘英买进10亩坏地，后因为不够负担，倒贴一石白高梁出让，始终没人要。这些贫农说：“过去当长工，家里人挨饿，自己还能吃上饭；现在自己和家里人都挨饿了！”“如今，我们是东家不管饭的长工！”另有逃荒走口的2户。

7、手工业者。

原有5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3户。其中一户是画匠，因为甲长、地主盖新房子“雕梁画栋”，使他有生意可做，生活尚好；其余2户生活很困难。

下降为游民的2户，是烧砖瓦窑的，因日伪政府把大同的煤炭统制得很死而失业。

8、商人。

原有2户，是开杂货店的，因为日伪实行日用工业品配给制，并禁止商人同“匪区”往来，“贩什么都犯法”，只好关门，变为贫农。

9、游民。

原有6户，仍保持原来成份的2户。

上升为地主的2户，都是当甲长发了财。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一户，是由于当“屁股猴”。逃荒走口的一户。

四、日伪统治下经济情况的变化

一、敌伪捐税

1944年每10亩地派征的捐税如下：地亩捐196元，“门户捐”12元，“手提款”33.8元，铜（3两）3元，铁（3两）1元，干草（20斤）1.25元，以上各项税款共计247.05元，折合3.53大斗米；加上“给养米”1大斗（重16公斤）和官粮0.31大斗米，每10亩共负担4.84大斗米，平均每亩负担0.484大斗米。

该村耕地产量，平均每亩1.6大斗米（1.8大斗谷）。负担0.484大斗米，负担占产量的30%。
另外，还有沉重的人力负担：水利公司修水利，火烧岑修公路，平绥铁路修火车道，大同矿派夫，本村甲公所派夫，等等。1944年平均每个劳动力做50个工（日）。

问题不仅在于负担总量的苛重，更在于负担办法极端不合理。一是水浇地不负担；二是旱地负担不分好坏地，一亩顶一亩；三是“门户捐”按户摊派，不分贫富；四是甲公所当权者及其亲友16户不出任何负担，而这些户正是土地较多的户；五是纳税的地主富农大量瞒地，如王尚德170亩，按24亩纳负担；王法70亩地，按38.5亩纳负担。

这样，就把大部分负担压在贫苦农民的头上。如中农王玉收入40大斗谷，负担28.5大斗谷，负担率为71.3%，只好打短工补贴度日。贫农刘福收入10大斗谷，负担9.5大斗谷，负担率为95%，靠编柳条筐子、打短工、做小生意勉强糊口。

二、租佃情况

出租土地的7户，其中3户是本村地主。首富王自珍，原来也是雇工经营，后来在县城买了一处院落，全家人移住城内，就将土地出租了。还有1个出租户是外村的地主。下余3户是缺乏劳力的小土地出租者。

佃户37户。其中，11户是活租，劳力和农本全由佃户出，产量各得一半，粮税各负担一半；16户是定额地租，地租一般占产量40%左右，粮税全部由佃户负担。

三、雇工情况

该村除富农雇工外，一般地主也雇工经营，自己不参加主要劳动。全村雇工的14户，雇工16人。

农业雇工，一年按8个月算工资。自今夏八路军解放此地后，伪“蒙疆银行”的钞票大跌。年初原定的工资额，按当时米价折算，高的折米10大斗，低的9大斗；伪钞大贬值后，按当前米价只折1.7-1.5大斗。羊倌工资按12个月算，但数额更少。大羊倌工资按年初米价折米3.6大斗，按当前米价只折0.6大斗；“羊伴子”（小羊倌）工资只相当大羊倌的6成。这些农村工人要求改为实物工资并适当提高。

四、债息情况

据估计：“七七事变”前，本村借债户大约占全村户数40%，其中借粮的占15%，借钱的占25%，利率1.5分至2分，即年利15%——20%。

日伪统治时期，农民生活更加困难，借债户占到全村户数60%，其中借粮的占35%，借钱的占25%。利率越来越高。到1944年，一般是5分利，即年利率50%；1945年涨到8分利，即年利率80%。也有的是“大一分”，即月利10%。借粮，一般是春借秋还，即半年的期限，利率：1944年借1斗还1.4斗；1945年借1斗还1.5斗。债主，小部分是本村的地主富农，大部分是外村的地主富农。

五、农业生产

土地经营十分粗放。每亩水浇地可产6大斗谷，但全村6100亩中，仅有100亩水浇地，占1.6%。旱地亩产，高的2.5大斗谷，低的0.5大斗谷。该村一般年景平均亩产约为1.8大斗谷。整个农业生产水平比“七七事变”前降低了1/4以上。

农业生产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耕畜太少。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抢走了大部分耕畜，以后农民无力恢复。1945年全村只有9头耕畜（4骡、1马、1驴、3牛），其中6头为地主富农所有。中贫农基本上没有耕畜，靠人拉犁，人背粪，也有的农民用人工向邻村换畜力（附近村庄牲畜比本村多些）。

伪“蒙疆自治政府”极力推行种鸦片。这里种一亩鸦片所化的工本相当一般耕地15亩的工本，这样就使一般耕地的经营更加粗放。种鸦片占用了村中大部分园子地，过去本村盛产的芝麻大为减少，蔬菜也成了稀缺之物。

六、地价、撂荒、走口

该村水地不纳税，旱地纳税不分好坏地。这种极不合理的负担办法造成畸形的地价。

水地：每亩10000元。

旱地：较好的每亩100元左右；坏的3-5元；最坏的白送，甚至倒贴。

1944年撂荒50亩，1945年增加到150亩。中农郭存祥有40亩地，因缴不起捐税，被迫走口了。当时地里已上了粪，临走前让本家郭存儒白种。郭存儒很想种，但甲长说你要种得先补缴200元欠税，郭缴不起，就“瞪着眼把地荒了”，自己到东堡去做月工。郭存儒特地领我去看了那块地，但见大片土地蒿草丛生，满目荒凉，令人触目惊心。

附近有些村，老百姓把土地交给甲公所逃荒去了。本村甲公所规定：土地不准交公，不纳完粮税不准走。

本村贫苦农民因无法生活而走口的共16户。因为家家都欠缴粮税，怕被甲公所扣留，所以只能在夜深人静时蹑手蹑脚地逃出来，想哭都不敢哭出声来。他们满腔愤懑地说：“孟姜女还能哭长城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啊！”

现在该村“把锅吊起来”，每天靠喝没盐的山药糊糊勉强度日的，有36户，157人，占全村人口22.9%。他们说：“如果不是八路军到来，我们很快也要走口了！”

以上初步调查材料，不够全面,有些数字不够精确，但可以反映当时的基本情况和总的变化趋势。

下篇 西靳家洼农民群众的翻身斗争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本篇记述的是西靳家洼从1945年6月末解放到8月末这两个月中，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的具体过程。其中8月10日以前的一段，是我听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述的；8月11日到8月末的一段，是我在参与该村工作中亲身经历的。整个过程历经曲折，但事实证明：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只要我们坚定地站在广大劳动人民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和逐步巩固民主政权。其间的经验教训是深刻而丰富的，对我的教育是终生难忘的。

一、在曲折中前进：群众初步发动和抗日民主政权开始建立

一、领导思想的转变

在日伪统治下，靳家洼老百姓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了。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呢？人们心里老是念叨着唐县（边区腹地）来这里卖布的“老侉”的话：“盼着吧！八路军总会来救你们！”

1945年夏天，边区主力兵团发动“雁北攻势”，西靳家洼解放了，日伪繁重的捐税钱粮不用缴纳了，救命军到了。老太太们拉住八路军战士的衣襟说：“你们是救命仙，八路军是‘上八洞’啊！”老头儿们说：“你们再不来，我们穷人齐要饿的走口逃荒了！”

八路军来了，还是姓王的当甲长，区干部一下来就到王家大户去。

这天，八路军打下了日寇的安家皂据点，甲长王尚才在街上铛铛地打着锣喊：“区长传下话来：到安家皂去背日本人的粮食，背回来归公一半，自己一半，要去快去！”穷人们一听很高兴，都想去。可是王尚才回过头来说：“去吧！凡背过日本人的粮的，日本人再来了就没命！”许多人又吓回去了。有几个硬骨头到底去了，每人背回来七八十斤。可是，刚一进村，甲长就紧跟着进门去催逼过去欠下的钱粮，于是，背回来的粮食又叫他们弄走了。

穷人们想找区干部说说话，可是他们一来就到甲长家去了，也弄不清楚啥时来啥时走。听说八路军是护救穷人的，往后要改造负担，涨工钱，减租米，可是也没见个动静，光是叫成立什么“抗日一心会”“读书会”“戒烟会”，也不知道是干啥的。

渐渐地，群众对八路军开始凉下去了。“八路军好不好呢？”“好，不打不骂，话也能听懂，比日本人可好得多。”如此而已。

区干部却在纳闷：“西靳家洼的群众怎么这么落后呢？为啥老动员不起来啊？”

六月中旬，地区负责同志到县里来检查工作，区长刘靖同志，区农会主任武建勋同志到县里开会，整风。经过这次会议，领导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刘靖同志在二区干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过去总以为这块地区将来敌人会施加很大压力，斗争十分残酷，甚至将来未必能公开活动，所以在工作上有些缩手缩脚。减租、增资只是宣传，连组织工会农会也没有明确提出。现在认识到：发动群众是新解放区建设的中心一环，不开展民主斗争，旧的村政权无法改造，民族斗争也不能很好地开展起来，动员工作也就难办，在将来可能出现的残酷环境中无法坚持抗日民主政权。一句话：不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都是空的。”

二、调查研究

刘靖同志回到西靳家洼，想首先调查群众的疾苦和要求，于是在街上找穿得破的穷人拉话。但他们都是这一类话：“咱光知道受苦，务庄稼，啥也不懂。”“就是没吃的没穿的呗！别也没什么。”

后来他想：穷人在街上说话怕老财，于是转到这村一个附村找穷苦农民拉话。因为附村受欺更甚，而且地主势力较小，这些穷人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老百姓心上最大的事是没吃没穿；最恨的是鬼子汉奸残酷压迫、王家地主贪污勒索、行凶霸道；最希望的是赶走日本人、改造负担，清算，增资（工人），减租（佃户）；最怕的是八路军在不长。老乡们还介绍了本村几个与灰老财们死不对眼的硬汉子——老汉郭盘卿，羊倌刘义等。

刘靖同志把这些一一记下来。

三、穷人会

这天在一个破院墙里挤满了雇工和贫农。半墙头上站着岗：看着日本人和伪警官，也看着亲日的灰老财和“长舌头”们。

刘靖同志讲话了。他先讲八路军民主政府是干啥的，有多大力量，永远走不了；又讲咱村乡亲们受的什么痛苦，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又讲到大家为什么这样穷：日本鬼子是虎，本地大灰鬼是爪，他们把我们的血吸干了；不是地主养活佃户，而是佃户养活地主；不是掌柜的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掌柜的；讲述了民主政府减租、增资和改造负担的政策法令。一面讲，一面向大家问情况，工人贫农中敢说话的就回答。这个会光是穷人在一搭，没有老财、长舌头，大家是比较敢说话的。最后说要办好这些事，大伙必须齐心，穷人要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于是成立工会、农会，大家都报名加入了。

工会、农会要有头目。头目应当是抗日坚决的、为人正道的，骨头硬有志气的，为工农群众办事的人。当刘靖同志问大家谁敢当时，那些穷汉子硬骨头的就一个一个地站出来了。大家看得很清楚：那打12岁就放羊的刘义，能讲道理，往往把灰老财们说的哑口无言，外号‘铁嘴刘义’；那六十多岁的豁子嘴老汉郭盘卿，领着群众跟王家大户打过十几年官司；那扛长工的刘盘永，是不怕得罪人的一条好汉¨¨¨。

区长问这些自动站出来的人：“你们不怕日本鬼子吗？”

“不怕！他来了，我走了；他走了，我来了。”

“不怕灰老财吗？”

“不怕！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我怕他个啥？”
“办公事不拉稀屎吗？”
“决不拉稀屎，咱人穷志不穷啊！”

这些问答，就成为他们的誓言和纪律。

第二天开了全村群众大会。刘区长说，日伪时代建立的甲公所早该彻底解散了，要建立为老百姓办事的村公所，并宣布：刘义当村长，郭盘卿当治安员，郭盘元当民兵指导员，郭存礼当中队长；还要建立工会、农会，刘盘永当工会主任，王玉当农会主任。

这个村“万世一系”的王姓政权第一次被更换了，穷人当了村干部了。尽管这些干部是区长指定的，没有经过群众选举（这当然是个缺点），但抗日民主基层政权毕竟开始建立了，工农群众也初步组织起来了。

四、改造负担，增加工资

改造负担办法。早先王家大户当甲长，他们十几家不出负担。这回改造是按土地多少、收入多少出负担，地主富农多出，中农少出，穷得揭不开锅的不出。工会、农会开了全体会员大会，大家热烈拥护新负担办法。老财是少数，想反对也拗不过来。

雇工的工钱太少，要涨工钱。掌柜们当着区里武主任、刘区长的面，说得又甜又绵；区干部一出村，他们就把脸一拉，说：“涨吧！日本人和警察来了，要你们的脑袋！”。东家的老婆指桑骂槐，雇工开会回来不给饭吃。工会主任刘盘永被雇主刘吉顺解雇了。后来区干部下来，大家一告，才又开大会揭发了这些事，限掌柜的秋前把新增工钱的三分之二交给工人，工会主任不能解雇。

五、血溅街头

正当这时，阳高城里日寇伪军到村‘清剿’。灰老财们见敌寇来了，喜欢了，暗示敌人抓干部。干部们早躲开了，于是敌人把两个唐县卖布的“老侉”指作抗日干部，在丁字街残酷地杀害了。
一时恐怖气氛笼罩全村，好多人害怕起来。怕鬼子，也就怕老财。村长刘义在大会上让大家说话，只有郭盘卿说了一句：“早先他们办事倒也太不公了吧！”此外，没一个人作声。
但敌人的‘清剿’也锻炼和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民兵中队部赶紧整顿自卫队，老百姓站岗也认真了。游击小组每天早起下操，迫切要求发武器。上级征收统一累进税的工作布置下来，很快大部完成（少数大户拖个小尾巴），群众毕竟开始抬头了。

二、反诬告斗争：打退亲日地主势力的反攻

一、诬告陷害

我于八月十日到达西靳家洼。头两天主要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

群众要求开展清算斗争。八月十二日召开准备清算的会议，村公所的干部都参加了，里头有两个地主：一个是财政委员王明魁，一个是秘书张凤鸣。这两个人都不是穷人会上提出来的，是后来区里为了使村政权符合‘三三制’，能代表各阶层而拉来的。这两个人会后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全部告诉给亲日的地主份子——群众称为“大灰鬼”的那些人了。

八月十三日，我奉命到县开会去了。据事后了解：十四日，村里大灰鬼们东跑西颠忙了一整天。
十四日下午，刘义背着粪筐拾粪。远远地，王自珍（头号地主）把他叫过来，说：“刘义，你知道吗？你犯下罪了——你强奸民女，贪污公款，霸占民财。你要是老老实实把村长推了，还好，你过去干什么（放羊）还干什么（放羊）。要是不推，你看见了吗——阖村公禀，小心你的脑袋！”

刘义顺着他的手望去，见有三四十个人聚集在村边。里头有灰鬼，也有好多穷人，还有村副刘吉珠和中队长郭存礼。但是，他毫不动声色地说：“我死也不推，我没犯罪。你们有什么本事，尽管施展吧！”

于是，控告的队伍向区公所进发了。在路上，刘吉珠和郭存礼却由于内心矛盾，悄悄地开了小差。

区农会主任武建勋同志接见了他们，看了状子，上面列举了刘义“四大罪状”：（一）强奸王发之妻；（二）贪污刘增儒800元；（三）强拿兰廷云29盒纸烟；（四）强吃兰廷云10斤羊肉。状纸后边粘了一条很长的单子，上边有61个人名和手印。

“你们为什么要告刘义呢？”武主任一个一个地问。告状的多数人说：“他不好，人家告他，我也告他。”有的人什么也说不出来。

武主任初步判断，这是亲日地主份子的反攻，就把写状子的王富山留下来仔细问话，让其他人回村，听候调查处理。

控告的人们回来。王自珍见势不妙，黑夜逃走了。

十五日，我从县里回到区里。区长、区农会主任同我一起研究了靳家洼告状的情况。根据写状人王富山交代的材料，进一步肯定是亲日地主势力的诬告陷害，并一起讨论了反诬告斗争的大体做法。区领导要求我多参与该村发动群众的工作。

二、日寇投降，乘胜发动

这时，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了。接着，附近的东井集据点被八路军拿下来，方圆几十里没了鬼子伪军了。

十六日，我从区里回村子路上和村民王久山一搭走。他是个贫农，也是告刘义的一个。我问他：愿不愿告刘义？他说“愿意”。后来我就询问他的生活怎样，王尚清当甲长时的负担怎样，刘义当村长后的负担怎样等等。王久山说：“照实说，刘义没亏待了俺们穷人。”最后说出了实情：他是被流氓王顺祥（老财走狗）强拉上打手印的，他不愿告。我问他愿不愿意在大会上揭发，他表示，自己在大会上讲，怕得罪老财。我说：“多联络一些人一起在大会上讲就好了。许多人‘得罪’他，就是他得罪了大伙！”王久山说：“对！王自珍一跑，说拉稀话的人多哩！我去劝几个人，在大会上一搭揭发他们。”

太阳西斜了，西靳家洼的男男女女看日本俘虏回来，正集在村口，兴高采烈地议论日本投降的事。王久山引着我回来了。我对大家说：“日本鬼子完蛋了，大灰鬼的靠山倒了，还怕他个啥？”“现在是咱们的世界了，天晴日出了，抬起头来吧！擦亮眼睛，拿好自己的主意吧！”

晚上，我请村干部们分头到那些已经露了拉稀的苗子的控告者家里去劝说。

原来的甲长、地主王尚清给我送来西瓜，我坚决不收，他只好把西瓜抱回去了。

到第二天中午，找我声明退出控告的已有24个人。有的说：“咱上了当了，那时东井集有鬼子，咱怕他；这回儿鬼子完蛋了，不怕他了。”也有的说：“咱是个庄稼汉，长这么大也没与人吵过嘴，更没打过官司，咱谁也不告。”我说，明天你们还要在群众大会上声明退出，并说出被谁骗的，怎样骗的，才顶事。

我又找有关案情的人，把所谓“四大罪状”的真相进一步查证清楚，为明天的大会做好充分准备。

三、评理大会

第二天早饭后，召开村民大会，当众评理。

中农王德堂说：“我不告刘义了¨¨¨。”我问他当初为什么按手印，他望了望老财们的眼，停了半晌，结结巴巴地说：“王顺祥说是要换村长，好几个干部，农会主任王玉也在内，都落上名字啦，你也落个吧，出了事也论不到你头上，我就落上了。”王顺祥瞪着眼说：“王德堂，你怎么黑了良心，谁这么说来？”王德堂跟他争吵起来，王顺祥理亏，狡赖不过，只好承认了。
贫农王尚斌说：“王德胜说是入合作社哩，我就入上了。要说是告刘义，我不告。刘义哪点对不住咱？”

回乡铁路工人郭有宏说：“昨天我搂了一天地，什么也不知道。后来才听说他们把我的名字也落上了，看着咱好欺侮。哼！日本鬼子完蛋了，还想发横吗？刘义是好人，我不告！”王尚德的侄子说：“是我叔叔替我按了手印。”还有些人也说是王尚德替他们按了手印。

退出控告的越来越多，连王明魁也给我递了个条子：“李先生：民亦愿退出。”我一定要他自己向大家说明当初是谁拉他控告的。

王家大户内部矛盾起来。追来追去，追在王自珍、刘吉顺二人身上。最后，原告由61个人剩下4个人，这4个人也说要退出，引起群众一阵哄笑。

状纸上控告刘义的‘四大罪状’究竟是不是事实呢？必须一一弄清。关于强奸王发女人的事，原来灰鬼们叫王发作证，王发本打算不惜丢了自己的老脸把刘义告下去，但这时见大势已去，就变了卦，不肯作证，于是别无证人，不能成立。关于贪污刘增儒的800元，灰鬼们事先布置刘增儒（小孩）作证，这个小孩当场跳出来说：“我证明！我证明！”我说：“他是原告，不能作证人。”因为再没别人证明，也落空了。最后，关于拿兰廷云纸烟和羊肉的事，经手买烟、同吃羊肉的几个人证明不是事实。

于是，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刘义是个好人哪！

我受区政府的委托，宣布了领头控告者的罪状和处理办法：他们犯下三项罪：诬告；欺骗；替人按手印。故意捏造事实，用诬告的办法陷害别人，按理应送法院判刑。为了使这些灰鬼回头改过，可以不送法院。经区政府决定：王自珍罚米10石，刘吉顺罚米6石，王尚德罚米2斗，由新成立的村公所救济本村生活最困难的农民和雇工。罚米限三天交齐——乡亲们！三天以后吃小米吧！王富山写状纸是被迫上当，本人已向区政府彻底坦白，不加追究。别的有关人员一律不加处理，这是为了叫他们改过学好。

对于王富山，老乡们说：这个念书人还算是王家的好人。王富山当场自动讲话，最后高呼“拥护八路军！”

在热烈的掌声中，村长刘义走到桌子前面，他痛斥了那些伺候日本鬼子的大灰鬼们，又批评王明魁和王凤鸣“吃一家的饭，办两家的事”；随后对自己某些强迫命令的作风作了自我批评：“我年轻，没主过事，好发性子，乡亲们多多包涵！”

散会后，王富山请我到他家吃饭。我经过考虑，就跟他去了。

老百姓们七言八语地说：“哼！灰鬼们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可改了世界了！”“八路军真有眼！”“往后不跟灰老财走，跟共产党八路军走吧！”

三、清算斗争：民主政权走向巩固

一、组织骨干，共议斗争策略

反诬告斗争胜利后，调整和加强了村政权的班子。村副刘吉珠和财政委员张凤鸣被撤职了，回乡的铁路工人郭有宏当了村副，王富山当了财政委员。村公所没有灰人了，大伙开会也放心了。
村长刘义和民主村政权的威信空前提高了。刘义对工作也更上劲了。不光工作上劲，还大小功夫学字，从写路条学起。

十九日上午，刘义等村干部们开了一个会，讨论如何开展清算斗争。在反控告中新出现的几个积极分子也请来一块商量。怎么清算呢？有人说把甲公所的帐本都追出来，查帐算帐。可是，郭盘卿老汉不赞成，因为穷人瞎汉（文盲）多，而且那个乱糟帐很难查清，于是决定这次主要跟他们说理：“他们办的主要坏事我们都记得，光这几件大事就够他们赔的了。”

清算谁呢？刘义提议要“搬尖”（打击首要），“尖”就是王尚清，大家都同意。于是，大家研究王尚清的问题，明摆着的有四大罪状：（一）霸占官地317亩；（二）多派‘给养米’和‘大烟奶子’；（三）拆了乐楼，给自己盖了一处瓦房院；（四）强派民夫给他挖水塘，在农忙的时候用工二百以上。

王尚清是非常滑头、非常会说的。大家设想王尚清可能提出的‘理由’，找出辩驳的方法。最后，想出一个‘咬死口’的说理法，就是在大会上要问他：“你当甲长以前多大光景？当甲长以后多大光景？你当甲长既没有薪水，你的光景是哪里来的？”不论他怎样花言巧语，都不管他那一套，就问他这一条，凭这一条就足可以驳倒他。这样，大家斗争的信心更提高了。

会上，还成立了一个“挑头儿组”，或叫“骨干组”，完全自愿参加。到会的十四个人，有十二个人报名参加了。

挑头儿组的头一个任务就是打头炮说话。大家把谁说啥谁说啥，都安排好了，到时都要说。“到时候准不拉稀吗？”刘义问。

“日本鬼子都完蛋了，谁还会拉稀？”齐答。
“要有拉稀的怎么说？”
“拉稀的回来，一人吐他口吐沫！”
“见面就叫他‘溜沟贼’！”
“谁拉稀透他祖宗！”

挑头儿组第二个任务，就是每人带动三个以上的观望份子紧跟着说话，大家都想好了自己的对象。

大家又把对方——大灰鬼、长舌头一个一个分析了一下：共有五个大灰鬼，二十个可能当长舌头的人。对大灰鬼要监视起来，看他们搞什么鬼；对长舌头要分头劝说。

又讨论了动员的口号，会就散了，挑头儿组的人们各自找对象谈话去了。

下午，王尚清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又坚决拒绝了。

二、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那天晚饭后，在刘义和挑头儿组的带领下，不少人来到丁字街。不一会，响起了锣鼓声。这锣鼓，平常放在龙王庙里是不准敲的，现在八路军来了，自由了，后生们使劲地敲着。

我也参加到群众中去，站在碌碡上向大家报告这几天的胜利消息：南徐、小石庄、团堡的敌人都被打跑了，大王庄增援的敌人被歼灭了。 “八路军是万辈子走不了的，因为八路军就是穿起军衣的老百姓，有老百姓就有八路军！”

雇工郭存儒跳出来挺着胸脯说：“我就是八路军！”他所说的“八路军”是指一切拥护八路军、跟着八路军走的人。

“咱们当干部的都是八路军！”贫农刘福老汉不甘落后。

“对！今天在街上的齐是八路军！”

“咱们都是八路军！八路军万万辈子也走不了！干吧，不要‘后怕’！”小伙子们高兴地嚷，又高兴地敲起来，锣鼓震天价响。

农民歌手王升，领着大家唱《灰鬼王尚清》。调儿是本地小曲“调兵”，大家都会，歌词是他新编的。头两段：

“俺村灰鬼王尚清，甲长当了两年整，害的咱们好苦情，一呀呀嘟喂嘟喂，害的咱们好苦情！”

“霸占官地太无理，咱们把他拿回来，租给穷人种，一呀呀嘟喂嘟喂，租给穷人种！”

穷人们使劲喊：“对！不叫大户种！咱们穷人种！"

一个老汉挤到我的跟前，说：“你就是那佛爷的‘刚口’啊！这庙地本来是佛爷普救穷人的，却叫灰鬼们霸占去了。可是佛爷不能对我们说话呀，叫你给我们要回来！”

“哈哈！”我笑了，“我可不是佛爷的‘刚口’！我是共产党的‘刚口’，是八路军、民主政府的‘刚口’啊！”

“八路军就是活神仙！”有人嚷起来。

唱起了《灰鬼王尚清》第三段：“多派‘给养’和‘奶子’，拆了乐楼归自己，叫他赔出来，一呀呀嘟喂嘟喂，叫他赔出来！”

刘义补充说：“‘给养米’和‘洋烟奶子’叫他赔出来，按出的多少退还各户！”这一下把许多中农和纳负担的富农和小地主也说动了心。大家齐喊：“要有米吃、有地种，找王尚清算帐啊！”

唱起第四段：“老百姓拧成一股劲，大伙找他去说理，反对长舌头，一呀呀嘟喂嘟喂，反对长舌头！”

“对，长舌头不分给米，不租给官地种！”

“光叫别人得罪人，自己坐吃现成的，可不行！”

夜深了，大家还是不散。刘义站到碌碡上举起手来：

“村民大会上大家敢说话吗？”

“敢！他们的日本爷爷完蛋了，八路军长久站住了，咱为啥不敢！”

“敢说的举手！”

几十双拳头一齐举起来了。

灰鬼王发、王尚才一直蹲在黑影里。当人散的时候他们混在人群里低着头往回走，听着背后人家七言八语：“有八路军给作主，怕啥？”“看哪个敢不按八路军的公事办，就要他吃个眼前亏！”¨¨。

第二天，挑头儿组的人都没做活，分头到地里、场里、炕头上去动员，解释。晚上又开了一次穷人会，是穷人们自己主持的。大家劲头更足了，单等开村民大会了。

王尚清逃跑了，这使清算斗争失去了当面斗争的对象。我同村政权和工会、农会的干部们一起商量，临时决定搬两个尖：王尚清，王发。这两个人都是民愤很大的伪甲长。我们还研究了对他们经济处罚的数额。他二人过去都是土地很少的穷流氓，当甲长后靠贪污才富起来。这次的处罚要给他们留碗饭吃，让他们以后还可过中农的生活（只要不再吃喝嫖赌）。

三、好人大翻身

阴历七月十五，吃过晌午饭，全村男女老幼都来了。

“今天开的是说理大会！”村长刘义站在桌子前面说：“今天的会上，有冤的诉冤，有仇的诉仇，整整八年受的气都说出来吧！往后是穷富一般平，谁也不怕谁，撕破脸皮和他们说理！俗话说：有冤不报，时辰不到，乡亲们，时辰到啦！就是今天啊！”

《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唱起来了。歌声未落，老汉郭盘卿就站起来：“王尚清！六百多两大烟奶子，你归在何处？三间乐楼，你归在何处？王自珍！七十石官仓谷，你归在何处？二十石官地的地租，你归在何处？王尚才！日本人配给的洋布纸烟你归在何处？¨¨”他的双眼放着逼人的光芒，他的话语就象排子枪打出来。他与王家大户打了十几年官司，都失败了，只说要含冤饮恨而死，不想六十岁碰上八路军，扬眉吐气了。

贫农王德富说到他被迫卖了女人，哭不成声了。雇工郭存儒诉说甲长王尚才逼差，他跪在地下叩头，王尚才躺在炕上抽鸦片，理也不理。回乡铁路工人郭存宏诉说他被强迫种上洋烟，收了十八两，全交了，又被逼买了四两才交够，都入了王尚清的腰包。贫农王尚林，是一个行侠好义的好汉子。他曾救过王尚清一命不死，而王尚清却逼得他几乎破了产。青年雇工王文礼，痛骂他的叔叔——甲长王发仗势欺人。卢红抱着他那没娘的孩子来控诉：王燕来家催官粮又打人，孩子的娘给活活吓死了。

这时，有一个小地主王为也发言了。他先说八路军如何如何好，然后说他的弟弟王燕是个好人，过去当村警受人使唤，不由自己。这时，雇工郭存儒高喊：“王燕的老婆哪儿来的？”群众答：“工作的（霸占的）！”郭存儒问：“王燕是灰人是好人？”群众答：“灰人，大灰鬼！”

最后，有两个人提出魏全德也是个灰人。魏全德浑身颤抖着走向前面说：“好老乡们啊！你们说我是好人灰人？”大家说：“好人！好人！”于是，他松了口气回了原位。

前后共22个人发言：工人5个，贫农8个，中农9个。其中干部6个，群众16个。天两次下雨，穷人们动也不动，只有灰鬼们乱跑。

之后，村长刘义让灰鬼们发言。王发说：“我是发过灰（坏）了，乡亲们看着办吧，给我留碗饭吃就好，不留我也没法子。”王尚才和王燕却说：“日本人叫咱干，咱不敢不干，咱可没逼勒过你们¨¨”话没说完，群众就把他们哄了下去。

刘义请区农会武主任代表区政府宣布处理办法：伪甲长王尚清，追还贪污款20万元（边币），霸占的官地收回；伪甲长王发，没收用贪污款购买的土地15亩。王尚才、王燕以后另行审查处理。老乡们说：“算便宜这些灰鬼们吧！”

游行示威开始了。

大锣大鼓震得人们的心卜卜地跳。男男女女，四五百人，齐声高呼：“好人大翻身！”“好人要主事！”“灰鬼吃不开！”“打倒大灰鬼！”行列涌到王尚清的门前，不走了，汇成老大一片。大家记得清清楚楚，一年以前，他强迫人们每人出90元给他送了一个红寿匾，上写“公正廉明”四个大字。游行的队伍过来时，他的家人已经把匾摘下藏了。老百姓跑到家里终于找出来，用石头把匾砸成碎木瓣。人们高举着木瓣，喊着：“打倒灰鬼王尚清！”队伍又涌到邻村东靳家洼。到了十字路口，村长刘义和区农会武主任作了简短的讲话。《灰鬼王尚清》的歌声又起。东靳家洼的老乡也搬出他村的锣鼓来，一起敲打，很多人加入游行的行列。从东村到西村，人群浩荡，漫山遍野。人们说：“看，还是好人多啊！”“这么多人都拥护八路军，八路军怎么会走了？”¨¨直到天黑，才各自回家。归途上，人们说：“记住七月十五——咱村好人翻身的大喜日！”

晚上，许多家做了顿好些的饭吃。

四、路还很长

在总结这次斗争时，讨论了如何巩固和扩大清算斗争成果（包括追缴王尚清罚款）问题，初步酝酿了以后如何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以及如何在斗争中巩固基层政权和更好地发挥工会农会作用的问题。

反诬告中罚出的粮食，很快分配给村中生活最困难的雇工和贫农。群众收获了第一批物质的胜利果实。

上级号召扩军，全体羊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后来听说工会主任刘盘永参军不久就当了班长。

上级发动慰劳八路军，群众踊跃捐物捐款，一个会上就超过了上级的要求。

这次斗争胜利后，村长刘义被调到区里工作了。

《灰鬼王尚清》的小调在三四天内传遍了本区大部分村庄。有的人黑夜传抄转送。西靳家洼的人到外村去串亲，站岗的往往拦住叫唱了这个歌才放行。

反动地主势力是不肯罢休的。他们放出话来：“日本人投降了，中央军很快就要来，八路军长不了！穷小子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这里的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不允许反动势力再骑在他们头上，决心继续斗争下去。他们知道：翻身解放仅仅是开了个头，更尖锐更复杂的斗争还在后面。

（1945年8月初稿，2005年8月整理）

〔本文已在《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3期发表〕

《我怎样跟毛主席学调查研究》资料之四
关于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后
如何修订农业税制度的调研报告
（河北省定县吴家庄，1948）
李 成 瑞

一九四八年年初，我在阜平县[注：阜平县，指晋察冀中央局，黄敬同志当时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副书记。]诚信沟搞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记得那天晚上，一个七十岁的一辈子没娶过媳妇的贫农马老汉，同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太太结婚。大家正嘻嘻哈哈地闹着，忽然有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叫我赶快回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第二天一清早，我就收拾起行李，同这一对新婚老夫妇和众乡亲告别，踏着漫山的冰雪，赶回机关来了。

当时边区财经办事处的主任是黄敬同志。当我掀开他那办公室兼住室的土布门帘时，黄敬同志立即站起来同我握手，笑嘻嘻地对我说：

“小李，回来啦? 土改搞得正起劲吧?又得给你新的任务啦！”他拉过一条板凳叫我坐下，亲切地注视着我，好象观察我对他所说的“新任务”的反映。他停了一下，接着说：“现在形势好得很，我们已经由防御转入进攻，黄河以南不少大城市解放了，不久就要捣蒋介石的老窝啦!在这个决战的关头，必须拿出更大的力量来。最近咱们边区搞扩军，又搞地方军野战化，兵工费也增加了，还要支援陕甘宁边区，他们比我们的困难大得多。去年九月边区财经会议定下来的财政预算早就突破了，看来今年的公粮还需要增加一些。农村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以后，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改革以前制定的那一套征收公粮的办法不那么适用了，需要很快地订出一个新办法来。新办法，要能够保证战争的供应，又要能够促进农民的生产。办法必须简单明了，让群众听得懂、算得清。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办?”

我一下被问住了，只好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笑了笑说，“我同你一样，也不知道。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下去调查研究，拜群众为师，向群众请教。现在决定要你带一个工作组，马上出发去搞调查，时间二十天左右。你看怎么样?”

“完全应当这么办。”

我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任务。接着，就仔细研究了此次调查工作的一些具体问题。当我告辞的时候，黄敬同志送出门来，握着我的手说；

“中央局[ 中央局，指晋察冀中央局，黄敬同志当时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副书记。]很重视这个问题。你们下去调查，一定要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好好走群众路线!”

认 师 傅

经过三天的徒步行军，我们调查组来到了定县西南一个三百三十户的村庄——吴家庄。进村以后，立即向村支部和村政府的负责干部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并且着重说明我们是虚心向群众求教的，请他们把这些意思转告给群众。干部们表示愿意同我们一起进行工作，并立即研究了工作日程，作了大体的安排。

问题马上出来了。虽然村干部已经对群众作了说明，但是，不少人仍然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们。

“后街里住上了个工作组，听说话，哪里的口音都有。别看穿得破一点，听说净是边区的大干部哩!”

“有人说他们是检查公粮负担的，说不定要给咱村加公粮!”

调查组有些同志因为求问心切，在群众家“吃派饭”的时候，一股劲儿问东问西。于是，有的群众说：“这些人什么都问，问得可细哪！都记在小本子上啦！不知问这么细干什么?”

我们发觉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向群众作解释工作。记得那天碰上村里开结束土改工作的群众大会，我也占了一点时间，讲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土改完成了，土地回老家了。现在乡亲们一扑心要好好搞生产，多打粮；要把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打垮，保住翻身果实。可是，乡亲们心上还有一个疙瘩，就是不知道分到了土地，打下了粮食，公家要多少，自己得多少，心里不踏实。咱边区的首长们，看透了乡亲们这桩心事，就派我们来同乡亲们一起商量，看看土地改革以后，公粮该怎么个纳法，怎么才能使老百姓心里踏实，生产起劲，又使解放军的粮食需要有保证，把蒋介石反动派彻底打垮。希望乡亲们把心里话告诉我们，我们保证把大家的意见带回边区，向边区首长们汇报，希望大家无话不说，不要“见外”。最后，我着重解释说，调查组决不是为了给吴家庄加公粮来的。如果为了支援前线，需要加公粮，也要由边区政府作出决定，公平合理地给各个地方加，决不能单给吴家庄一个村子加。

我讲完以后，又由一位村干部讲话。他说，有人说，工作组到咱村是给咱村加公粮来了，我说不是。你们想想，要是给一个村加公粮，县里下个条子就行了，用得着派二十来个同志到咱村来吗? 他这一问，引起了台下轻松的笑声。他接着说，工作组同志们说，他们是专门来同咱们一起研究负担办法的，我看这话是真的，一点不假。边区有好几万个村子，工作组先到咱村来，叫咱村群众发表意见，这是看得起咱们，这是咱村的光荣嘛!他的话音刚落，就引起台下一片掌声。

这次大会以后，我们又利用黑板报、“屋顶广播”和其他各种会议，进行了宣传解释。

经过这些宣传解释，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群众看到我们真正是老老实实地向他们求教的，态度转变了。怀疑的眼光变成热情的眼光，对我们的反映也不同了：

“这些人都是老八路，一点架子也没有。”
“有话尽管对这些同志说，人家不拿大话压人。”

拔我们提供情况、谈心事的人一天天多起来。

工作组的同志们说：“看样子，吴家庄的乡亲们是收下咱们这些徒弟了!”当然，认师傅，这仅仅是学习的开始。

生产负担研究会

在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头一次讨论负担政策的会议上，一阵议论之后，发言就冷落下来，有些争论，双方只是重复“来回理”。谁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来。这时就有人望着我们说。

“你们都是打边区来的，听得多，见得广。你们既来，心里总有个‘小九九’，快把你们的意见拿出来吧!”

“别叫我们挨憋啦！你们先拿出一套办法来吧!”

这时，我们很诚恳地向他们说明，我们在边区工作，对下边实际情况了解得少，心里没有底，想不出好办法。这次下来，就是为了向大家讨教，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调查，把情况调查清楚了，才能定出好办法来。这时就有人说：

“对啊!要研究出好办法来，就把我们这些户作例子，把负担账细细算一下才行。”

“必须调查调查，才能有个根据。”

群众开始感觉到调查研究的必要了。我们就趁势提议，由村干部、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和调查组，共同组成一个“生产负担研究会”，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当场推举一位副村长作主任，我作副主任，下分调查组、统计组、研究组。这个“生产负担研究会”后来在调查研究工作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经过“生产负担研究会”的讨论，决定基本上采用两种方法：一是群众讨论，一是调查访问。边讨论，边调查，讨论与调

查互相结合，互相推动。

讨论和调查虽然是同时并进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不得不“话分两头”。先说群众讨论，再说调查访问。

热烈的讨论展开了

群众讨论负担政策，是按照“讨论——试算——再讨论”的程序反复进行的。这就是说，首先发动群众，提出土地改革后负担办法的各种意见和方案；然后按照各个方案，对若干典型户进行试算，把试算的结果列榜公布，发动群众看榜；再由群众进行讨论比较，在讨论中产生新的方案；再试算，再讨论。这样问题一次比一次深入，意见一次比一次集中，一直到找出绝大多数群众满意的方案为止。

有人把这个办法叫作“民主讨论，三榜定案”，实际不一定是三榜，四榜、五榜都可以。

记得，那正是冀中的初春。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柳树已现出新绿，桃花却含苞未放。阵阵的风儿吹过，还很有些寒意。这时，最暖和的地方，要算是北墙根的太阳地里了。就在这些靠墙根的地方，围坐着老乡们，或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热烈地讨论着，争辩着。有的笑声不绝，有的争得面红耳赤。

当然，讨论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热烈的。许多小组开始讨论时曾经“冷了场”，群众说是“狗咬刺猬，没处下嘴”。调查组的同志们就提出：可以从大家对于过去负担办法的意见谈起；可以从土地改革前后经济情况的变化谈起；也可以从今后负担政策的原则谈起。这么一提，群众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过去那个征税办法，订得不错，实行累进税，叫地主富农多纳点，中农贫农少纳点，挺好。就是不好算，咱们文化低，算不清，以后要订得简便些，人人能懂才好。”

“过去的办法好是好，就是产量评定有毛病，有的高，有的低，以后要评定得公平确实。”
“土地改革前，地主富农纳大头儿(即负担大部分)，现在土地平分了，贫农也分了土地了，得大伙儿摊，每人都纳一份，要不，八路军①[ 八路军，当时八路军已改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由于老解放区从一九三八年就有八路军活动，所以老百姓仍按过去的习惯，把解放军亲热地叫作八路军。]吃什么?怎么能打败蒋介石?”

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的主要原则是什么?群众讨论很热烈，意见也比较集中：

支援革命战争——“打老蒋是头一件大事，非把他彻底打垮不行。老蒋一回来什么也完了，咱们多纳点粮算不了什么，别在这上头计较。“八路军越来越多，越来越壮，公粮多纳点也应当。”

鼓励生产——“平分后谁也有了地，要紧的是把地种好，多打粮食。要是地种不好，老百姓没吃的，八路军也没吃的。”“不论定什么办法，总不能影响生产。“总得叫勤劳的人沾光，不能叫懒散的人沾光。”在讨论中，群众举出本村一些勤劳生产的例子，如劳动模范吴玉合，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种地不怕辛苦，人家锄两遍三遍“挂了锄”，他要锄四遍五遍，地边连棵草也看不见，一样的地，庄稼比别人的高一头，粮食比别人打得多。象这样的人，不能叫他吃亏。群众也举出一个懒汉好吃懒做，地里不上粪，不锄草，草比苗儿长得还高，他还洋洋得意，不害臊。群众一致说：象这样的懒汉，在负担办法上决不能叫他讨便宜。

公平合理——”水浇地产量高，应当多纳粮，旱地产量低，应当少纳粮。”“各个村子地好地坏，地多地少不一样，一个村子里，各户土地也不一样，要有分别，才算公道。”

简便易行——“办法不要太复杂，最好是一听就明白，一算就清楚。“要让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能明白。”“办法人人都懂，就没人敢闹鬼了，如果办法不好懂，人家闹鬼，糊弄咱们，咱们也不知道。”

对这四条大原则，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讨论到各项具体政策问题时，就发生了不同的意见。

贫农同中农发生了争论。贫农强调照顾贫农的困难，有的提出，同等土地，贫农缺少畜力、缺少粪肥，要少纳粮；中农坚持中农贫农同等土地同样纳税，多打粮归自己。

一部分贫农强调公粮征收办法要有大的灵活性，实行“活办法”，税额由群众民主评议，“活办法照顾实际，死办法太死板。”中农坚持办法要定死，“完全按政府章程办事，”税额按人口、土地算，“民主评议没准头，‘捉大头’，多生产多负担，会打击生产情绪。”

人口多的户同人口少的户也发生了争论。人口多的户主张沿用过去按全家人口每人扣除一个“免税点”的办法；人口少的户反对，他们主张“按地纳粮，不算人口”。

副业多的户同副业少的户也发生了争论。副业少的户主张家庭副业要征税，“副业比农业来钱还容易，副业赚了钱不给国家纳税，说不过去”；副业多的户坚决不赞成，“人家起早贪黑，搞点副业就征税，咱也不搞了!”“自古没听说老娘儿们纺线织布也纳税的!”

争论表现在许多方面，而且相持不下。

拜群众为师，虚心向群众请教，调查组的同志都有这个决心，但是群众中的意见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究竟听取哪种意见呢?从实际情况出发，调查组的同志也有这个决心，但是实际情况本身有着互相矛盾的各种现象，究竟哪个是本质呢?这是一个难题。解决不好，仍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对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一是对典型户的经济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掌握材料，用阶级分析的办法加以研究(这个，后面还要说到)；一是进行典型户的试算，张榜公布，引导群众讨论走向深入，让群众自己从争论中走向一致。

群众争看“试算榜”

我们把群众在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意见，归纳为四个不同的方案，开始进行试算。

怎样试算?首先要选择典型户，作为试算的对象。“生产负担研究会”开会作了讨论，大家认为典型户应当能代表全村各阶层、各类型的户，应当包括贫农、下中农和中中农、上中农，包括新中农和老中农，包括副业多的户和副业少的户，包括人口多的户与人口少的户。结果，从全村三百三十户中，选出了四十六户。群众把这四十六户叫作“小吴家庄”，意思就是这四十六户代表了全吴家庄各方面的情况，麻雀虽小，脏腑俱全。

经过生产负担研究会统计组一天又一整夜的辛勤工作，“小吴家庄”试算表列出来了，表上每一户都写明土地多少，产量多少，人口多少，按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第三方案、第四方案各应负担多少。抄好以后，贴在村中间十字路口的小庙前头。试算表一贴出来，轰动了全村，许多人争着去看。有些农民不识字，就由统计组担任试算的同志给他们念一念，讲一讲。一面念，一面讲，一面就讨论起来。

这个“榜前讨论会”，真够热烈的。有些人对自己原来的意见更坚持了。一群织布的妇女，看到第二方案副业征税的数字，当时就喊着：“说到哪里，咱们也不赞成织布纳税，咱们要同他们辩理!”也有一些人看了榜，改变了原来的意见。例如，有些人原来不赞成按人口扣除免税点，认为“土地平分啦，都差不多啦，何必找那个麻烦!”看了榜以后，发生了变化：“咱早先没算过账来。看了榜才知道不扣免税点贫农吃亏，上中农讨便宜，这个办法不行，我也赞成扣免税点了!”

群众在议论，在比较，意见在发展，在深化。我们每天到榜前去听群众议论，同时，分出一部分人集中力量进行典型户的调查访问和统计数字，工作组内部也每天开会讨论。两三天后，进行第二次群众分组讨论。这时，许多人发言比较系统，而且引用典型户试算的材料，证明自己的论点。

经过第二次群众分组讨论，又产生了两个新的修正方案。我们又把这两个新方案，对“小吴家庄”的四十六个典型户进行了试算，张榜公布。这次榜一贴出来，不仅本村群众自动来看榜，还有些邻村的老乡，也赶来看榜，并且发表议论。

经过第三次群众分组讨论，终于得出了一个绝大多数群众都满意的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大家一致同意取消土地改革前为了对付地主富农而制定的累进税制，改为“比例税制”，同时，仍然实行按人口扣除免税点的办法，这样，既照顾了贫农的利益(他们在土地改革后比某些中农的土地要略为少一点)，又解除了中农发展生产的顾虑，贫农和中农、人口多的户和人口少的户一般都满意了。至于副业问题，经过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最后一致同意：在农闲进行季节性生产、作为家庭辅助收入的家庭副业不征税；常年生产成为家庭主要收入的，按小工商业征收工商税。这样可以使负担大体合理，又可鼓励农家副业的发展，有副业的户和没副业的户一致同意了。最后许多人都说：“众人是圣人，一点不差。”“没有白熬了几斤灯油，到底想出了好办法。”

生动有趣的调查访问

在群众讨论的同时，我们进行了调查工作。首先通过村干部的介绍，通过对原有统计材料的研究，对全村经济情况作一般的概括的了解；然后一个一个地进行典型户的调查访问，召集不同类型的户开调查会；最后，把典型户和专题调查会的材料加以综合整理，同最初了解的一般材料互相印证核对，作出进一步的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在到达吴家庄的头一天，我们就请村支部、村公所的同志介绍了全村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特别是以下三方面的情况：阶级情况，土地改革前和土地改革后各阶层的变化；农业生产发展的情况；农民负担的情况和农民对负担政策的反映。之后，向他们借阅村中原有的各种统计表册，其中主要是土地改革中的分配土地册子和农业税调查征收册子。调查组根据这两种册子的材料，按照我们的要求，编制了几个吴家庄基本经济情况统计草表，使我们对全村的经济情况和特点有了个概括了解。

接着，我们就开始了典型户(即前面所说“小吴家庄”的四十六户)的访问工作。我们把这个工作看作调查工作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是从毛主席一九三○年所作的《兴国调查》中学到的。兴国调查的头一部分就是“八个家庭的观察”。毛主席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这次调查……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中的基础概念。”[ 兴国调查中“八个家庭的观察”，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晋察冀新华书店一九四七年九月版，第八页]

在访问典型户之前我们写好了调查提纲，并摘录了有关这些户的参考数字。头一两天的访问，使我们了解到一些材料，但是，在被访问过的群众中开始有了一些反映：

“调查组净问细账，问一年吃多少米，多少油，买多少针，多少线。咱庄稼人又没有账本子，谁记得清那个!”

“别提啦!被调查组憋坏啦!”

“一到后街上(指调查组住的地方)，就‘长虫吃挺杆——直了脖’啦!”

有一个被访问者对于家庭收支的详细数字，实在答不上来，呆了半晌，忽然笑着反问调查者：“同志!你一年吸多少钱的烟?”这一下把调查者问住了。

调查组有一位同志，由于连珠炮似地向被访问者发问，弄得被访问者对答不及，群众背地里送他一个浑号，叫作“问死人”。

这里的确存在着矛盾。我们调查一个典型户，要弄清他的收入、支出、余缺(这三项包括各种实物和现金)，弄清他的负担能力；但是，当时的农业是小农经济，“小庄稼主儿谁记账簿!”有的农民虽然有个大数，往往太笼统，不能满足要求。这个矛盾必须努力解决。

调查组不断开会，研究如何改进调查方法。

是谈完一个人再谈一个人好，还是同时找几个人一起谈好?照当时的情况，找二三人或三四人一起谈好。因为一起谈，在谈某甲时，可以使乙和丙了解我们谈话的要求，思想上有所准备；同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可以互相提醒、互相补充；有些彼此大体相同的情况，可以“举一反三”；也可以边谈边议论，使谈话深入，空气活跃，不致变成一问一答的机械询问。当然，人数太多也不好，人太多了会浪费时间。

只同户主谈呢，还是请家庭其他成员参加呢?一般说，户主对农业生产和主要收入方面的情况了解比较具体，而妻子则对某些家庭副业(纺织、养鸡等)和家庭开支了解得更详细些。还有些户主年岁大，顾虑多，儿子年纪轻，一般顾虑比较少，痛快爽直。因此，我们主要找户主谈，同时也找他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谈。这样，就可以把男人、女人、老年、青年的谈话，互相补充，从而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

怎样谈话，才便于把数字和时间弄得比较准确，而又使被访问者不感到窘迫?一是要从具体到抽象，一步一步地谈。比如一下子问他一年织多少布，往往答不上。问他冬天织多少，过了春节织多少……一笔一笔问，就容易答出来。一是要抓住重点。比如收入中，农业收入必须弄清，纺织、养猪也要弄清，其他细小收入如门前一棵枣树收了多少枣子、小孩子拣了几筐茅柴，就可以不必盘问过细。此外，不要追问过急。当时想不起来，可以等他下次想起来再说，或者把调查项目事先告诉他，让他“算计算计”再谈。关于家庭经济情况发展过程的调查中，农民对于时间往往记不清。我们就先排出一个“吴家庄大事年表”：一九三八年八路军来到；一九三九年发大水；一九四二年敌人修“炮楼”(碉堡)，一九四四年拿“炮楼”(摧毁敌人碉堡)，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投降……农民说有一年买进了五亩地，记不清准是那一年，可以问他：“那时鬼子修了炮楼没有?”他说：“是修炮楼前一年。”这样，就可以知道是一九四一年了。
解决了这些方式方法以后，我们的调查工作才逐渐深入起来。

谈出了心里话

我们同群众交成知心朋友，做到无所不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前面说过，吴家庄群众开始对我们是怀疑的，是“敬而远之”的，以后经过反复宣传解释，经过同群众一起讨论负担政策中坚持谦逊的态度，经过“小吴家庄”试算中虚心听取各种意见，等等，群众同我们一天比一天亲近起来，特别是贫农，说话亲切，没有顾虑。但是中农户，除了少数党员新中农以外，多数中农对我们仍然比较冷淡，谈话消极应付，有的故意少报收入，多报支出，故意哭穷。记得有一个比较富裕的中农，自报的收入竟小于支出，明明年年有余钱余粮，却说成年年亏欠。什么原因呢?
工作已经进行了半个月，调查将近结束了。有一次同一个中农谈到深夜的时候，他才对我们说出了“肺腑之言”。他说：

“我看你们是实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对你们说了真心话不会给穿小鞋，我才把真心话对你们说。现在中农们肚子里有气，不敢说。共产党领导土地改革本来是件大好事，可是我们村里把一些好劳动的中农也斗了，人家起早贪黑才有点积蓄，就说人家是地主富农，把土地财产给分了。这就使中农寒了心，生怕‘割韭菜’割到自己头上。你看，现在中农们有麦子不省着吃，天天磨了白面吃蒸馍，猪养肥了自己杀着吃，不肯俭省过日子了。”他形容这个村的土地改革说：“对贫农，是下了一场雨；对中农，是刮了一场风；对地主，是发了一场水。”

我们问他，现在怎样呢?

他说：“我们中农觉得是，风过了，天还没有晴好。”

我们对他详细解释了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说明贫农中农是一家的道理，说明贫农下了一场雨，地主发了一场水，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关于伤害中农问题，我们说一定按党的政策仔细进行研究，有斗错了的要按政策纠正。

后来我们经过反复调查，了解到这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确实存在着伤害中农的严重缺点。实际上是把一些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了。不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对团结劳动人民，促进生产发展很不利。经过反复研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定县县委和第八地委，后来地委派人到村里来，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广大劳动人民就更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同时也使群众真正把我们当作知心朋友。

在吴家庄，度过了紧张的二十天。当最后一天晚上，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围着两盏菜油灯作总结的时候，许多群众都自动跑来了。他们参加了这个愉快的总结会。二十天的争论，基本上达到了一致。总结很顺利地通过了。二十天以前，我们同群众是生疏的，淡漠的；二十天以后，许多人同我们成了知心朋友。但是马上又要分开了。大家叙着别情，依依不舍。这个告别会上的情景，今天想来，还历历如在目前。

新的税收办法公布了

调查组回到了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我当即向黄敬和姚依林(他是边区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等领导同志汇报，原来估计能谈上两三个小时就很好了。没有想到几位领导同志拿出整整一天的时间，叫我充分地说，一直到我自己觉得再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为止。他们一面听，一面记，一面同我们展开讨论。吃过晚饭以后，黄敬同志简短地讲了一段话。大意说：吴家庄的调查材料是丰富的，情况和意见都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央局最近已经初步讨论过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同吴家庄调查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又说：土地改革后的负担政策，最重要的是处理好贫农同中农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要从如何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他十分重视吴家庄中农对土地改革反映的“风过天未晴”的问题，认为这种伤害中农而没有认真纠正的情况，其他有些地方也有，必须认真处理。他说到这里，用严肃而亲切的声调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到我们晋察冀来了。现在就住在阜平。毛主席带来了他路过晋绥时在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这个稿子还没有发表，正在征求中央局的意见。”

这时他向我们讲述了其中有关土地改革政策的一段。我们屏声静息地听着，心里象开了花一样：伟大的毛主席来到阜平了，我们能比别人更早地听到中央的指示，这是多大的幸福啊!

黄敬同志最后说，一个典型村还不能决定问题，应当立即组织全边区十二个专区，每个专区调查一个典型村。同时，为了争取时间，立即起草新的农业税征收办法。

一个月以后，边区财经办事处召集了十二个专区的典型调查汇报。这个汇报，证明了吴家庄的调查结论对各地说基本上是适合的，但还有某些不足之处，须要加以补充和修正。

根据各地调查的材料，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发布了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负担政策的布告。宣布废除土地改革前的累进税办法，实行新的比例税收制。新的规定宣布之后，得到了边区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争先恐后地踊跃交纳，农业税的征收计划很快胜利完成，大批粮食源源不绝地运往前方，有力地支援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解放战争。同时，由于负担政策公平合理，鼓舞了群众的生产干劲，使农业生产比上年有了相当幅度的增长。

在实施税法中，我们又结合一九四八年秋季征收公粮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实际检验这个新的税收法的正确性，并且把它总结起来，在一九四九年对这个税法作了某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而在一九四九年的征收中又下去调查研究。整个工作的过程是：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在执行中检验政策、完善政策——再行调查研究……这样不断地往复循环，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我们的工作就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