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民生

发展与民生　　

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基础，是前提、是必要条件，离开了发展谈改善民生，只能是空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没有任何价值。　　

那么，我们是否就此能得出发展有利于民生的结论呢？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却不敢苟同。因为这里的 “发展”和“民生”缺少定语。没有了定语就不得不使人认为其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那么，将来的发展对现在的民生改善有利吗？显然没有。可见发展有利于民生的结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成立的，是需要一定条件限制的。　　

那么，这个定语该如何加？对发展和民生来说，都无外乎过去、当前、将来三种情况，而两两组合搭配起来则有“三三见九”九种情况之多。那么我们是否都需要一一加以讨论呢？这也没必要，比如过去的发展与过去或将来的民生，当前的发展与过去的民生，将来的发展与过去、当前或将来的民生这六种情况都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只有当前的发展对当前或将来的民生以及过去的发展对当前的民生三种情况，才是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对此一一进行讨论。　　

一、当前的经济发展与当前的民生改善的关系　　

要想发展就离不开积累，没有积累就无法扩大再生产。而积累就不得不影响进行改善民生方面的投入，用于发展的资金多了，投入到民生改善方面的自然就少了。可见当前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当前的民生改善，这一点是肯定的。　　

二、当前的经济发展与将来的民生改善的关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为民生的改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见当前的经济发展有可能改善将来的民生。为什么说有可能，而不是必然？因为民生的改善不仅决定于是否有改善民生的能力，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未来政府是否愿意在民生方面增加投入，如果政府不积极，纵有再雄厚的实力，民生也难以改善。　　

三、过去的经济发展与当前的民生改善的关系　　

过去的经济发展为我们当前改善民生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我们改善当前民生提供了可能，但最终有多少用于改善民生，则有政府来决定。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仅明白了发展与民生的关系，也明白了民生与政府的关系。那么，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比较合理呢？　　

历史在这方面给了我们许多经验教训。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隋朝的隋炀帝以及我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都是重发展轻民生的典型，结果是秦始皇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他之后中原千百年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做出的不可没灭的贡献，而秦朝自身则两世而亡；隋炀帝开凿了至今仍造福我们的京杭大运河，而隋朝却在他手中而亡；我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多快好省的干革命大生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研制出了两弹一星，建立起来牢固的国防，为今后安定生产生活奠定了基础；根治了众多连年泛滥的河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安居乐业的场所……但是仍挡不住人们改革的念头。这些说明什么？说明过分地强调发展，实行高积累政策，虽然对社会发展有利，但当时人们往往不买账，因为他们见到的眼前的实惠少，达不到他们的预期，必然产生抵触情绪，轻则通过抗议促使政府调整政策，增加民生投入，向民生倾斜；重则群起抗争，通过改朝换代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实行“高积累、低福利”政策的政府，往往都会这样向群众解释，我们现在勒紧裤腰带，是为了日后过好日子。这句话乍一听不无道理，但谁人不明白今天正是过去的未来，今天我们没有享受的过去发展带来的实惠，怎么还能相信将来会享受到今天发展的成果呢？再着说即使未来能享受，怎如现在当即享受？有一则寓言故事：有一个懒惰的渔夫每天只钓三条鱼，钓完后就躺在沙滩休息。另一个勤劳渔夫见了就问这个渔夫：　　

“你为什么不多钓些？”　　

“够吃了就行了，钓那么多干什么？”　　

“卖钱啊! ”　　

“卖钱干什么？”　　

“攒钱买条大渔船”　　

“买条大渔船干什么？”　　

“打更多的鱼”　　

“打更多的鱼干什么？”　　

“卖钱，有了钱就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沙滩上晒太阳。”　　

“我不是正在舒舒服服地在沙滩上晒太阳吗？”　　

勤劳的渔夫顿时愣住哪里。　　

那些坚持“高积累、低福利”政策的政府观念与勤劳的渔夫的认识难道与不是很类似吗？我们能看到勤劳的渔夫的可笑之处，怎么就看不到这种政策的可笑之处？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学那个懒惰的渔夫呢？我认为这也并不得计。懒惰的渔夫是不讲积累的极端，如果没有一点积累，万一哪天天气不好、运气不好、身体不好等等原因你不能打到鱼怎么办？难道只能饿着干靠吗？所以说，高积累不聪明，无积累更不行。关键就在一个“度”上，失去了这个“度”，走哪个极端都是愚蠢的。然而，实际操作中最难得就是这个“度”。　　

在这个“度”把握上，执政者又与常常民众的认识不一致，执政者往往偏重于积累发展，民众则往往偏重于福利民生。因为一是重发展体现的是长远精神，重民生则有点短视的嫌疑，选择了重发展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高瞻远瞩，对领导的形象树立有利；二是重发展才容易出数字出政绩，更容易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更容易升迁，对领导个人发展有利；三是重发展财政投入的发展资金才会多，政府支配的钱也更多，政府的财政开支才能更好的得到保证，才能更好的维护吃财政饭者的稳定，对维护执政层内部稳定有利。鉴于这种种益处，领导们追求发展必会不遗余力，而发展民生上则能缓则缓。　　

我们之所以搞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改善人民的民生，也因为如此，才得到了广大人民的高度拥护。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群众也确实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有人用 “一年解决温饱问题” 来形容。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执政者故有的重发展的本性又开始显现，我们又自觉不自觉、主动或被动的开始重走“高积累、低福利”的政策，政府在税收不断飞速增加的同时，却不断的以市场改革的理由甩包袱，先取消福利分房，将房屋市场化；再以扩大高等教育为由，取消公助高等教育，将教育市场化；后又想将医疗卫生推行市场，这样便形成了人们称之的新“三座大山”。由此看来，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又回到了改革前的原点，这也是当下反思改革的浪潮越来越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人都懂得发展的重要性，但我们却坚决反对为发展而发展。不幸的是，现实中这种现象却并不少见。这些年来，政府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简机构，然而我们的吃财政饭的人不仅基数上越来越多，所占劳动者比例越来越大。这就等于说直接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间接劳动的人越来越多。诚然，只有直接劳动者，没有间接劳动者，整体生产效益一定不高，但如果间接劳动者过多，整体生产效益也一定不会高。就比如5个人拉车，如果没有一个指挥者，可能力不容易集中到一个方向，甚至如动物拉车寓言故事一样抵消了合力，拉不动车；但如果5个人中4个人都来指挥（或进行车子维护保养）不拉车，那么恐怕车也不容易拉动，即便拉动了也跑不快，拉车人也一定满腹牢骚。这个例子虽然极端，但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种趋势，据有关部门做的一次调查，上海99%的人不愿意做工人。假如按照每个人的意愿安排工作，这不和上面的例子一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了。我们强调发展的结果并不是促使我们的民生不断的改变，而是促使管理者越来越多，我们的发展成果大多被新增的管理者吃掉了。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些地方，改革开放发展这么多年依然改变不了吃饭财政局面的原因所在。　　

那么为什么人们都希望吃财政饭？原因人人都明白，财政饭“香”。即然香就挡不住人们争抢。其实，财政饭香点也正常，不正常的是“太香了”，香得大家都只想吃它，而不想吃其它东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一定得毒品性质，毒品是大家公认有害的，这种太香的财政饭难道没有害？难道没有人认识到？　　

我从来不怀疑中国人的智商，很少有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特别是掌握决策权的领导们，更是心知肚明。那么为什么知道这种政策问题多多，而就是不改呢？关键是涉及到自身利益。回顾这些年来的改革，我们不难发现，凡是涉及到老百姓的改革，都是雷厉风行，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都义无反顾的挥刀前冲；而涉及到官员自身的改革，则是患得患失、犹犹豫豫、畏首畏脚。这就是拿手术刀割别人容易，割自己难的典型。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真难。　　

改变不了规矩，我们就只能利用规矩，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逻辑。所以人们争抢吃财政饭的热情，我们也可以理解。　　

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重发展的理由，会有何感想呢？所谓的重发展，搞来搞去原来其实就是重视自己的发展，重视执政层民生的改变，而非为了普罗大众民生的改善。是地地道道以牺牲大众的民生，而满足少部分人的民生。因此，人们才会对表面上光彩的重发展嗤之以鼻，甘愿鼠目寸光的谋求眼前民生的改善。　　

写到最后，我却越来越发现，自己在说废话。发展和民生的关系，谁人不明白，关键是站的立场不一样，所以观点不同。要想让不同立场上的人采取自己的意见，无论对与错，那只能是与虎谋皮，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