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主义的政党的下场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只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革命理论为准则，而不能离开这个准则。

如果共产党人沿着机会主义道路滑下去，那么，他们就会堕落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的附庸。

毛泽东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对五评苏共中央公开信〔1〕稿的批语和修改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苏、东欧变色，苏、南等解体以及中国的社会变化，已经给了人们以答案，已经看到了那些搞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的政党的下场，在资改派的反面教育之下，中国人民的觉醒的日子也已指日可待。

1南斯拉夫变质，由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至解体

毛泽东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怀仁堂)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于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指出：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教训。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斗争，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南斯拉夫就提供了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在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有可能被工人贵族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且在掌握政权以后，仍然有可能被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蜕化变质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并不一定要通过反革命政变，也不一定要通过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它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来实现。堡垒是最易从内部夺取的。南斯拉夫就提供了这样的典型。

它告诉我们，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老修正主义，曾经是帝国主义收买和扶持工人贵族的政策的产物。现代修正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现在，帝国主义这种收买的规模，扩大到不惜工本地收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通过他们实现帝国主义追求的“和平演变”政策。美帝国主义把南斯拉夫看做“带头羊”，就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典型。

资本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复辟，可以擦亮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睛，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看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就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有人说：早在50年代初，南共和铁托走了一条道路——“工人自治”。它使生产资料与劳动直接结合起来，使工人集体在每一个企业，都摆脱了异化心理，变成了真正的主人，他们民主选举厂长经理，企业独立核算、自负赢亏、自担风险，政府不再插手工厂的内部事务，政府的职能大大削减，不再包办一切，退而成为经济的间接调控者。于是，前南斯拉夫就变成了第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和“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国家。铁托实行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制度，在国际上奉行不结盟政策。70和80年代的南斯拉夫在经济上曾一度获得所谓的繁荣，其国民生活水平在东欧一度居于领先水平。

那些“工人自治”的企业实际变成了工团主义的封闭堡垒。所有的工人集体几乎都对扩大外延性再生产毫无兴趣，一有了钱就想“分光吃净”。强烈的福利主义倾向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企业的更新改造，而且严重地阻碍了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所有的工人集体，都不能合理地组织经济资源，对于外来工人盲目排斥，绝对不容许别人分享自己的机会；对于本企业的闲置设备、闭置材料宁愿囤积，也绝对不容许之流入社会的短缺行业。

南共认为，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来源于“资本主义”，而由于“资产阶级已经被消灭”，就不必再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做任何事情。 

http://news.chinaiiss.org/content/2009-4-17/1716479.shtml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指出：南斯拉夫的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在迅速发展。

根据社会主义各国的一般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中，国民经济中存在着多种经济成份，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根据。

铁托集团在这个问题上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在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曾经一度实行过的社会改革，本来就是不彻底的。在铁托集团公开叛变以后，他们所采取的政策，不是改造和消灭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而是培植和发展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政策。

铁托集团承认，虽然按照法令，私有者有权最多雇用五名工人，但是有些私有者雇用的工人却高出十倍以至二十倍以上，有的甚至雇用“五百个到六百个工人”。有些私人企业每年的流通额，达到一亿第纳尔以上。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泛滥，在农村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村的两极分化明显。

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的时候说：“这里有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

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百一十七页。)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南斯拉夫资本主义的复辟，不仅仅表现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和农村资本主义的泛滥。更重要的是，在南斯拉夫经济中占决定性地位的“公营”企业，已经蜕化变质了。

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的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铁托集团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化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从一九五○年起，铁托集团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由各企业自己采购原料，决定产品的品种、产量和价格，自己到市场上推销产品，自己决定工资，自己决定一部分利润的分配。南斯拉夫法令还规定，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铁托集团把所谓“工人自治”企业的所有制，叫做是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更高形式”。他们说，只有实行“工人自治”，才是“真正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从理论上说，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工人自治”、“工厂归工人”这一类口号，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口号，而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老机会主义者、老修正主义者的口号。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国有财产”。

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生产资料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手中。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在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当有人主张把工厂交给“生产者”直接“组织生产”的时候，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这种主张，指出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的所有权合法化、或者把他们削弱或阻挠执行全国政权的命令的权利合法化的做法，都是对苏维埃政权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和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列宁：《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

可见，所谓“工人自治”根本不是社会主义。

南斯拉夫的“公营”经济，不是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规律支配的经济，而是受资本主义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支配的经济。铁托集团的所谓“工人自治”企业，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而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列宁说过：“没有国家的有计划的组织，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地遵守统一的准则，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三百一十四页。)

列宁还说过：“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能避免。”(《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百三十二页。)

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蜕化变质，不是通过暴力推翻原有的政权，重建新的政权，而是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表面上看，掌握政权的还是铁托集团这一帮人，但是，实质上，这些人已经不再代表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新旧资产阶级的利益。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从各个方面说明了铁托政权所执行的政策，是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也就是使南斯拉夫重新回到半殖民地或者附属国的政策。

南斯拉夫政权性质的蜕变，导致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复辟。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新的形式重新建立起来，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以后，他们就要求进一步强化资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发展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南斯拉夫，从党和政权的蜕变，到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复辟，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的。南斯拉夫的蜕变过程，已有十五年之久。这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

铁托集团是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依靠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依靠被收买的一批工人贵族，依靠农村中的富农，来维持他们在南斯拉夫的统治的。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这就使工人农民的多数人做主人的状态被瓦解，各民族之间矛盾演变为反动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斗争，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分裂解体种下了祸根。

1982铁托逝世。

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其顿宣布独立，遭到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反对。

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宣布为主权国家。由于穆族和克罗地亚族赞成独立，塞尔维亚族抵制投票，波黑三族间爆发了历时三年半的战争。

2003年，南联盟共和国议会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宪章》，改国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从南搞资本主义之后，历经四五十年南斯拉夫完全解体，共分为6个国家。铁托后南斯拉夫解体，今天的南斯拉夫被分裂成几个小国，被世界民族所遗忘，连南联盟总统也被送交公审。

2. 苏联解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历时九年(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历时十二年)；到一九九一年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苏联解体(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事件作为标志)，以共产党为招牌的修正主义集团专政宣告结束，历时三十七年。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指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苏联，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经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摧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且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成就。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不可磨灭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

但是，在苏联，在完成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已被推翻、但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在城市和乡村中，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仍然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富农分子还在不断地产生。长时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继续着。

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在苏联社会上，不仅有许多旧的剥削阶级分子，而且大量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分化正在加剧。

一些工厂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利用职权，动用国营工厂的设备和材料，设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私卖私分，大发横财。

这些人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和庇护。

有些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伙，为所欲为地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肆意挥霍，剥削庄员。所有这些人，都是属于同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相敌对的阶级，属于富农阶级也就是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的反社会主义活动，正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进攻的阶级斗争。在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以外，苏联的城市和乡村中都还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有的开设私人企业，私产私销；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公开承包国营或合作社企业的建筑工程；有的开设私营旅馆。他们有的专门充当掮客和经纪人，这些人交游广阔，只要给他们贿赂，什么东西都可以弄到。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农业，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从经济部门到党和国家机构，从基层到高级领导机关，都大量地出现了同无产阶级敌对的资产阶级的猖狂活动。这些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本来是不奇怪的。只要党和国家领导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是不可怕的。但是，在今天的苏联，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

赫鲁晓夫实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使苏联的资本主义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

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下，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为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打开了闸门。

赫鲁晓夫用所谓“物质刺激”，来偷换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扶植那些占据领导地位的蜕化变质分子，使他们更放肆地利用职权，侵占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

赫鲁晓夫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瓦解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赫鲁晓夫攻击社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是“不必要的”。他热中于向美国农场主学习，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赫鲁晓夫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性论，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反动思想，败坏社会主义的道德风气。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成了时髦，社会主义文化受到排斥和打击。

赫鲁晓夫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幌子下，勾结美帝国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苏联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赫鲁晓夫所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种路线下，不仅旧的资产阶级分子猖狂地活动起来，而且在苏联党、政领导干部中，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的负责人中，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产生出大批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目前在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地增长了，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和打击。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地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在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

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了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

赫鲁晓夫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之后，正在把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正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变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专政的国家，并且正在逐步地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

人们看到，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虽然还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自从他们走上修正主义道路以后，逐步地形成了一个与南斯拉夫人民对立的官僚资产阶级，使南斯拉夫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现在，人们又看到，赫鲁晓夫集团正在走上铁托集团已经走过的道路。赫鲁晓夫向贝尔格莱德朝圣，一再说要学习铁托集团的经验，并且宣布，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这是毫不奇怪的。

即使如此，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他又说，“在二十年之内我们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完全是骗人的。

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稀奇。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这样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商标、招牌和广告。列宁在嘲笑老修正主义政党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的时候说过：“这种‘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在马克思主义受到工人欢迎的一切地方，都会拿马克思的名字来赌咒发誓。要禁止他们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正如不能禁止一个商号使用任何一种商标、招牌和广告一样”。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完全适应美帝国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需要。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些力量坚持下去，就有可能使苏联内部发生基本的变化”。杜勒斯所说的自由主义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力量。杜勒斯所希望的基本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蜕化。赫鲁晓夫正在实现着杜勒斯曾经梦寐以求的“基本变化”。

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着同样的病症，那就是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因而同样是十分虚弱无力的，同样是纸老虎。

再让我们看一下叶利欣和戈尔巴乔夫：1987年底，叶利欣被免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1990年叶利欣参加了由戈尔巴乔夫本人大力提倡的俄罗斯第一届人代会选举，并如愿以尝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又当选为第一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共产党员这个东西已成为他身上的一个累赘，于是叶利欣毅然退出了苏共。到1991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这五年多时间的经历来看，起初叶利欣在对待改革的思想上与书生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比戈氏更具有挑战性和冒险性，其在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上所做的一些事，几乎就是戈尔巴乔夫思想的最佳实践。

1991年“8·19事件”后，作为苏联政权核心力量的苏共被迫停止活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各种分裂势力异常活跃。随着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告独立，苏联大厦摇摇欲坠。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开始筹划用一种新的体制代替苏联。经过一番准备，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决定与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凯维奇一起举行三个东斯拉夫国家领导人会晤，来商讨苏联的最终命运。 12月7日，在叶利钦回房间休息的同时，盖达尔、沙赫赖、科济列夫、米亚斯尼科维奇和克拉夫琴科来到盖达尔的房间，准备草拟文件。由于乌克兰代表团迟迟不派人来参加，5个人决定先干起来，因为他们必须连夜完成关于成立新的政治组织的条约草案。5个人首先确定了“文明离婚”的大原则。他们认为，苏联就像一个合住的大屋子，大家分手时不要摔器皿，也不要打架，要无愧于子孙后代。要文明地分家，尽量不破坏统一的能源、运输、通讯等体系，不实行签证制度。克拉夫琴科说，首先必须写出当前的形势。他在一页稿纸上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存在。”

签字仪式后，有人建议把结果告诉戈尔巴乔夫，东道主舒什凯维奇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戈尔巴乔夫却拒绝与舒什凯维奇通话，而是要叶利钦接电话。叶利钦接过电话，语气强硬地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已经解体，他必须辞职，根本不容对方争辩。面对强硬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无计可施，只好提出了自己辞职后的待遇问题：退休金、保镖、秘书、汽车、别墅等等。

叶利钦听了非常恼火，他对着电话喊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们在讨论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而您却提出退休金！我们会给您退休金的——每个月4000卢布！”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呼吁苏共中央'做出艰难然而诚实的决定，即自行解散'。次日，苏共中央和书记处解散，执政74年的苏共由此下台。苏联国家解体后，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12月25日宣布辞去总统职务。1999年9月开始筹建俄罗斯统一社会民主党，2000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该党领袖。2006年03月02日,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 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说：'我找到了自己为了实现同样目标的伙伴，首先是雅科夫列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他们为击败共产主义立下了大功。'

在失去了社会主义这个工人农民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民族主义运动坐大，苏联解体只是时日问向题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被取缔后，包括政治局档案在内的所有档案，都归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管辖。苏联被解体成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

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9-05/27/content_11440890.htm

历史证明：以共产党为招牌的修正主义集团专政是不可能持久的，苏联的解体证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爭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任一阶级的胜利都只能导致修正主义头子离开共产党，叶利欣是如此，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因为修正主义头子从来就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顽强的要以他们的世界观改造党，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的道理，因此，革命人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分手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除了毫不调和的斗爭外，别无他法。

历史还证明：如果党的领导集团采取不革命的路线，使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那么，党内的和党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会代替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起来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会起来领导，无产阶级政党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当反动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时候，机会主义路线就会使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惨重牺牲。

3当权者面临的种种问题

3.1丢掉毛泽东剩下的特色

邓小平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中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们说：特色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一系列治国思想如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毛泽东思想。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7/94449.html

那么，现在自称为对革命理论作了最大创造性贡献的一些人，自称是唯一正确的一些人，他们真正考虑过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全面经验没有，他们真正注意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目标和任务没有，他们有一个真正的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总路线没有。

3.2三十年培植起来的精英如是说

1)新的那一代起来，中国才能改变

高龄自由民主派分子谢韬是2007年关于“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争论的始作俑者说：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左右都能接受，但理解可能有很大的偏差，因为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本来就比较模糊，宽松，作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可以充实。第二，胡锦涛对有各种思想争论时要正面引导的提法很好，说明胡锦涛接受了历史的教训。

最后，为了保持理论的统一，在17大时，没有提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联部给中央有个报告说：不能批谢韬，批谢韬会影响我国的外交，因为批谢韬就等于批第二国际。 杜润生同志说，谢韬的文章开展理论思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希望。他还透露一个未公开的资料：XXX1987年说：“讲什么马列主义，我们只要把经济搞上去了，老百姓拥护了，讲什么主义都可以。”

中国现在的统治阶层，一个是两个老三届，76、78届；一个是秘书班子；一个是高干子弟；一个是留洋回来的：四股势力掌握政权。因此中国要等到我们这些老的，包括XX他们全部死掉，新的那一代起来，没有历史包袱和政治上的牵连，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现在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掌了权，中国才能改变。

XX将历史推进一小步，他就完成了历史任务。他既不敢跑，也不能退。就只有慢步走。现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很大的危机和泡沫。17大后，关键要看下面的措施怎么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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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

茅于轼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社会上有了一些富人就变成众矢之的，就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而集中反映在文革时候。其结果大家知道，就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谁也不敢变成富人。万一变成富人，不但自己被整被斗，连子女都不能上大学，不能参军，不能入党。九亿人口彼此监督，不让任何一个人变富。幸亏邓小平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才打破了僵局。现在许多人批评邓小平这个政策，是不明白当时的背景。我们要让全国人民最后都变成富人，目前如果我们没有齐步变富的办法，只好先让一部分人致富。我们正在走上这条路。如果我们见到富人就想打倒，其结果就是又回到穷人国的状况去。我相信这不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1957年，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

在市场经济下，虽然会有人贫困，但是穷人可以变富人，现在很多的富人都是有过去的穷人变过来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下大家都有机会创造财富、走向富裕。市场经济是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贫富差距过大。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

我们改革三十年，并没有改变仇富的社会。它的理论基础就是从剩余价值论导出的剥削理论。

仇视富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前途的社会。这句话年轻人不大能理解。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应该能够懂得。从1949年解放到1978年改革开始，这三十年就是仇视富人的社会。谁也不敢当富人。穷人最光荣，三代贫农才有资格提干，越穷越革命，越正确。一个人沾上一点富，立刻就倒霉。结果是中国变成了一个穷人国，绝对没有一个富人。没有谁有私人小汽车，有自己的住房，全都是无产阶级。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要鼓励富人，致富光荣，帮助大家致富，这才有前途。可是剥削理论是悬在富人头顶上的一把剑，叫他们不得安宁。这能是一个和谐社会吗？

从根本上说，“共产党”顾名思义就是要共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 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别人的财产，建立生产资料的共有制社会。但是在实践上我们已经放弃了公有制的幻想，接受了私有制。而党的名称并没有改，这成为一切混乱的根源之一。事实上，共产党是从“communistparty”翻译过来的，它的英文原意并没有“共产”的意思。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我国的宪法是一部只立不破的大杂烩，老东西和新事物并存，充满着矛盾。好在没有人会较真，也没有人会认真执行。顶多只会给国际舆论界制造一点谈资。在宪法序言中一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并说明，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在宪法第五条中又说：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人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还有什么专政可言。如果讲专政，就有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的区别，它必定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实行专政。照字面上的解释，是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应该是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可是事实上作为专政的无产阶级现在连影子都不见了，现在真正在实行的是政府专老百姓的政。政府手里有枪，有武装，而老百姓是赤手空拳的。不像在美国，老百姓手里也有枪，是专门用来对付政府的。百姓有持枪权，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尽管因为人人都能持枪，美国每年出了无数命案，但是因为有宪法的规定，持枪权始终没能被取消，怕的就是一旦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老百姓不至于束手无策。其实在美国政府拿枪对付老百姓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我国倒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是不可以持枪的，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现实。为了减少宪法中的矛盾，有人多次建议取消宪法中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可能是为了巩固政权，要保持对反政府力量的威慑，至今舍不得取消。有几件典型的案件说明专政的后果并不有利于政权的巩固。一个是发生在北京的城管被小贩砸死的事，政府方面大张旗鼓地宣布死者为烈士，而对小贩所受的委屈一字不提。全国范围内有许多次政府的执法人员打死人的事，可是从来都是尽量掩饰，重罪轻究。今年贵州瓮安发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打砸烧扰。不但把公安局全烧了，连县政府也一块儿烧。这种事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众与政府的对立由来已久。其根源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政府动辄以武力对付百姓，百姓只有被专政的份。现代国家的共和政体已经彻底取消了专政的观念。所谓共和，从字面上看就是大家放弃武力讲和平。不动用武力，就只有商量的一条路可走。所以共和国都一定是对内放弃了武力的国家，是民主国家，专政就只有枪杆子出政权的国家还在使用着。但其前途一点光明都没有。要说新旧观念的冲突，在经济学中最绕不过去的应该是关于价值理论的争论。马克思终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资本论》，其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他试图通过劳动价值论证明剩余价值的存在，证明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一套理论在改革之前具有一统天下的绝对优势。中国人读书读到高中以上的都要学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就是劳动价值论。然而劳动价值论显然和市场经济相冲突。如果承认劳动价值论，就必然导致取消私人经济，引入公有经济的政策。所以经济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遭到劳动价值论的抵制。允许市场的供需定价，劳动者的自由谋职和签订劳动合同，准许私营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运作以利润为目标，无一不和劳动价值论相冲突。要推进经济改革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接受交换价值论。于是是价值理论的大论战。改革以来经济学界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恐怕有三分之一都跟劳动价值论直接间接有关。这和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经济学界相比较算是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这不是什么好事，而是巨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在原体制之下中国培养了一批专门教劳动价值论的各个级别的老师，从中学老师到大学教授，进而到研究员和劳动价值论的专家。他们所熟悉的就是劳动价值论，要他们改讲交换价值论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为了生存，就必然捍卫劳动价值论。所以对某些人来讲，这场论战是生死存亡之战。到现在，大学里专门学经济学的已经完全转换到交换价值论，但是在中学和非经济专业的大学里，还是劳动价值论的天下。这些课也是学生不愿意上，老师不愿意教，学生在课堂上打瞌睡，叫校方非常为难的事。党的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一定要学，而且要学好。可是现实生活却强烈地抵制这种理论。这是另外一个例子，立了交换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没有破，还照样顽强地存在着。劳动价值论是和剥削理论相联系的。不破掉劳动价值论，等于承认剥削理论。一个企业家投资创办企业，如果赚了钱，似乎就是剥削所得。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法律，说企业家赚钱是非法的，但是按照劳动价值论，这笔钱不具有正当性。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是可以清算的。这是当前社会最大的隐患。我国在传统上有没有仇富思想，各有各的说法。但是解放后培养仇富思想一直是阶级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是不容置疑的。每次搞运动，发动群众斗“坏人”的时候，都先要忆苦思甜，要控诉旧社会，把仇恨的种子引发出来，再集中到被斗人的身上。“坏人”有各种“坏法”，有国民党特务，有共产党叛徒，有里通外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有反毛泽东，还有修正主义，名堂多不胜举。牵连最广的恐怕是剥削分子，包括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一旦和剥削分子挂上钩，一辈子不得翻身，连子子孙孙也永远没有出头日子，他们不能上大学，不能入党，不能提干，不能参军，一辈子做受歧视的另类。 “文革”时，成批量地杀人，把人活埋，连小孩妇女都不饶过，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有人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恨从何而来？就是从剥削理论来的。至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Communist是从commune一词演化而来，是公众参与的意思。现在世界上还有不少communist party，但是他们未必想共别人的产，而是追求平等参与。只有中国共产党还坚持着“共产”。原来的名词不改，新概念的确立会处处碰壁。听说李瑞环前主席提议共产党改名字，有不少人响应。这是名正言顺的。改称为和谐党也比共产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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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国资委消灭国企

华远集团任志强答记者问，其标题煞是雷人，文章标题是“国资委应该把国有企业消灭”。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应该是我们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主要倾向于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度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发展，这个是在农村进行的产权制度突破。所以我们的改革在第一个十年取得了改革的重大成果是，1.5亿人口脱离了贫困；

第二个十年是在城市里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土地的制度，91年实现土地的有偿出让，以及93年提出了“国退民进”，在这个阶段城市改革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但这个十年里头，我们大概只有6000万人口脱贫，比第一个十年脱贫人口大概减少了一半；

第三个十年实际上是最不好的十年，名义上来看我们的GDP或者说经济发展在大幅增加，但实际政策上是“国进民退”的十年，基本上是从03年开始成立国资委以后最为突出。国有企业开始越来越强大，国有企业开始越来越具有垄断性，央企的垄断性越来越集中化。

实际上我们能够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待遇上，可以发现我们在产权制度改革上是倒退的。但产权问题是解决产权经济问题的基础。秦晓今年有一个说法，希望把国有企业权“消灭了”，秦晓的说法就是“没有必要在关系到国家命脉重要领域进行把控”。我觉得国资委的任务应该是把国有企业都消灭了，而不是做大做强，套现资金用于社保等公共事业。

http://news.163.com/09/0709/08/5DP4JESL00012Q9L.html

任志强，山东掖县人，1951年3月出生1969年1月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 1984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当时年仅33岁；1987年至1993年，任北京市西城区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1993年至今，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兼北京市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984年至今，任志强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战功卓著，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

http://datalib.ent.qq.com/peoplestar/115/index.shtml

4)新疆“7.5”事件制造者热比娅

热比娅是新疆7.5事件的总策划者、总指挥，热比娅原是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妇女，改革开放后，她在乌鲁木齐商业区二道桥租下一个摊位，正式投身商海，

经过十年打拼，身家上亿，成为当时新疆女首富。有了这个身份后，接着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联副主席、新疆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热比娅只有40出头，显然是被重点培养为“新时期成功人士”。岂知这位女首富也是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她先后逃税数千万元，还在乌鲁木齐大街上向美国人提供情报，搞民族分裂活动。1999年8月，热比娅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批捕判处8年徒刑。在她服刑期间，美国人就把“拉夫托人权奖”授予了她。美国人对这个卖国贼是多么的厚爱啊！

2005年，美国人摇了一下手中的橄榄枝，即这一年在世界人权会议上不提中国人权议案，XX投桃报李，把在狱中服刑的热比娅先是减刑一年，然后保外就医去美国。要知道，热比娅的现任丈夫就是新疆一个政治犯，1996年逃往美国。据说热比娅走的时候，还有一位美国外交官相陪。官方说热比娅去美国前作了种种保证，可是，一下飞机，她就凶相毕露，声言“将在余生创造自己的历史”。有美国匿名高官透露，热比娅获释是“精心策划的交易”。

5)08宪章的出现证明大资产阶级的誉论和企图，他们要行动了，他们说：“二十世纪后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毛泽东时代的普遍贫困和绝对极权，民间财富和民众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社会权利得到部分恢复，公民社会开始生长，民间对人权和政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执政者也在进行走向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改革的同时，开始了从拒绝人权到逐渐承认人权的转变。”“这些政治进步迄今为止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仍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现实。执政集团继续坚持维系威权统治，排拒政治变革，由此导致官场腐败，法治难立，人权不彰，道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经济畸形发展，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遭到双重破坏，公民的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不满情绪持续高涨，特别是官民对立激化和群体事件激增，正在显示着灾难性的失控趋势，现行体制的落伍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他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级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承认阶级斗爭和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马克思主义，搞修正改良不会有好下场，将来不是为人民所打倒，就是为大资产阶级所抛弃。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革命人民被迫起来，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反对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只有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去争取胜利！

历史潮流不可抗拒，就是人民力量不可抗拒。“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精辟地概括的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今天认清历史潮流的方向具有极为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切违背历史潮流的倾向，无论是在潮流面前停留、彷徨，还是用种种方法阻止潮流的前进，根源都是心中没有人民。人民的意志，人民的要求，人民的情绪，人民的呼声，人民的经验，人民的利益，一句话，人心所向，归根到底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

2009-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