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仪式性怀旧

最近，“红歌”成为公共生活中频频出现的词语，有人欣赏，有人拒绝。早报记者就关于红歌的几个热点问题采访了近年来致力于研究社会主义文艺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薛毅。 

　东方早报：对于红歌，我们有不同的标签，比如爱国歌曲、革命歌曲、社会主义歌曲，这些不同标签背后的社会含义有什么差别？    

　　薛毅：我没研究过红歌，当然我们这一代自小受革命歌曲的耳濡目染，而且我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段历史比较有兴趣，所以只能谈谈我个人的想法。你所说的四个概念，彼此相关程度很高，有时几乎可以替换着用。如果要仔细辨析，倒体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革命歌曲”是历史上最常见的概念，可以用来指称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1970年代的与中国革命进程相关的作品，“社会主义歌曲”包含在里面。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这些歌曲是用来召唤民众加入革命和建设之中的，所以不是词曲家的个人行为，是总体的革命进程的组成部分，这些歌曲常常在被组织起来的集体中使用。“爱国歌曲”应该是1980年代产生的用来替代“革命歌曲”的概念，它用来召唤不同信仰、不同民族，召唤海外同胞认同祖国，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革命歌曲”中存在的阶级斗争意味、群众运动的特色在这个时期完全被淡化了，这与新的统一战线战略有关，也突出了民族认同这个主题。“红歌”这个概念的出典待考，我猜想就字面而言，与1990年代初出版的由众多流行歌手主唱的《红太阳》唱片和磁带有关，《红太阳》当初受民众欢迎的程度至今想来还是令人吃惊的，历史上最崇高最革命的作品被改造而披上了流行歌曲的节奏和风格，这和目前的红歌含义不一样了。现在的红歌概念大体可以涵盖“革命歌曲”和“爱国歌曲”两个部分，而“唱红”是一种组织运动，意在重温和召唤历史上存在的信念和精神。   

　　东方早报：能简单介绍下红歌的特色吗？    

　　薛毅：最早的革命歌曲往往是用现有的曲子填上新词，比方说国民革命时期那首著名的“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北伐军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用现存的曲子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曲简单，词明白，易学，上口。红歌带来新变化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抗战时期大批专业作曲家加入到抗战中来，为抗战服务，如贺绿汀，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游击队歌》是一首非常好的军旅歌曲，还有郑律成的《延安颂》，更不用说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了。二是民歌的使用，令人吃惊的是，井冈山时期的《十送红军》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用已有的民歌曲调加新词传唱的。在延安时期，民歌与新词结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红歌，几乎已经分不清红歌与民歌的界限了，那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是最杰出的代表。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两方面都有发展，我们有《祖国颂》那样的气势恢弘的大合唱，有《我的祖国》那样将优美与崇高结合在一起，将对山水、人民的赞颂与新中国的自豪感结合在一起，艺术性非常强而普通大众非常喜欢的歌曲。而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颂歌是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很好地发挥了民歌的活力。

　　当然，红歌也有一些缺点，比方说它常常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领导产生意图，词曲跟进，流于形式主义的，它们经常在节庆的时候以仪式化的方式出现，旋律不生动，词也比较呆板的歌曲也不少。

　　东方早报：红歌会像许多歌曲一样，只能传唱一时吗？

　　薛毅：好的红歌不可能淘汰。它们已经是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了，对于这个传统究竟如何理解，在目前这个“多元化”时代说法不一。有一种刻板的方式是，将红歌和历史上的灾难完全联系在一起，这是荒唐的。就像中国革命与目前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断裂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精神价值也为我们这个民族目前的活力创造了文化基础。对历史的反思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反思历史不等于全面否定历史。我们完全可以发现，红歌有非常强大的群众基础，爱听歌的不仅仅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年龄大一点的对红歌有很深刻的记忆，何况年轻人也不一定拒绝传统，尤其是当他们发现目前的流行的东西满足不了他们的心灵要求的时候，他们也会主动地寻找另外的精神食量。 

　　东方早报：通常对红歌有哪些误解？

　　薛毅：我看到一些批评，一是说红歌里没有个性，二是说“唱红”有搞“文革”嫌疑。不知道批评者是怎么定义个性的，现在的流行歌曲都是很有个性的吗？一个人的个性是不是体现为要死要活的男女之爱，或者是表现为喝着咖啡体味人生虚无？这样的个性肯定不能涵盖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吧。在很多时候所谓的流行歌曲就不管用了，比如在2008年抗震时期，我参加一个团队，搞了一个由研究生大学生参加的晚会，大家都发现，还是以前的红歌，和《士兵突击》里的音乐管用，能召唤起精神力量来。人的个性不意味着人只体现为世俗的、只能吟唱小我的要求，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和接受本民族的传统和精神价值，不能对忘我的、献身的、崇高的、利他的境界有所感动，那他的个性只能是残缺的、不成熟的。目前的唱红，我的感觉是仪式的成分多了一点，红歌既然是与群众、与集体生活息息相关，那组织者最好知道，红歌连接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需要新的社会空间才行。另外，如何结合新的形势，结合民众的审美要求，而不仅仅是仪式性地怀旧，这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至于说到唱红等于“文革”，我感觉，可能他们觉得一切崇高的东西都会导致“文革”吧，这种思维方式在一部分人那里比较流行，但缺乏最基本的历史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