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网友长挢又胡嚼什么从工农中选拔干部的事情。李启红的悲剧，恰恰说明一个道理，在好的环境中，坏人可以变好，在坏的环境中，好人也能变坏。李启红的变质，既有她个人的原因，长期在一地任职，一直顺风顺水，市场经济利益交易原则的诱惑，复杂的关系网提供的便利，使得本来政治上不合格的她最后走向犯罪。

更重要的是环境的变化和体制上的原因害了她。李启红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逐步走上领导岗位的，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政治体制乃至思想观念冲突变化最激烈的时期。我们无法进入李启红的内心，探寻她的思想变化轨迹。她的蜕化变质，应当主要是从她进入中山市委领导层以后，手中权力的扩大，本地干部，家族的利益纠缠，这些都是促使她走向犯罪的客观因素。然而比较吊诡的是，就是在她走上犯罪道理的2007年以后，她居然当选为中国十大品牌市长。这是多么深刻的一个反讽！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从工农中直接提拔干部担任国家领导人，是我们党的伟大尝试，尽管这个尝试由于特殊年代特殊原因中止了，但两位著名的“品牌人物”离职后的表现，证明了一点，选人用人，政治上合格是非常关键的。下面，我们看看陈永贵和吴桂贤同志离职后的情况。

陈永贵，山西昔阳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大寨村生产委员、党支部书记、农业社主任，大寨公社党委副书记，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先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先后被评为县、地区和全国劳动模范。1986年３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陈永贵任副总理后，保守太严格，接近不了群众，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从此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赋闲后，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代。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杂物的大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陈永贵赋闲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了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十二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办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茸茸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客气，就在地毯上打地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

吴桂贤，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河洛镇胡坡人。1951年，进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挡车工。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全国纺织先进集体“赵梦桃小组”党小组组长，连续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6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1曾先后担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委员、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革委会委员、常委，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7年9月申请辞去副总理职务，同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回到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1978年任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1981年6月起任厂党委副书记、厂工会主席。1988年任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港人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1994年退休。

到了北京当副总理，吴桂贤仍然每月只拿西北国棉一厂76元的工资。她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无论是在政治局开会或在国务院开会，喝茶水要交2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每次都只喝白开水，不喝茶水。服务员问她：“吴副总理，您为什么不喝茶?”她笑笑说：“我不爱喝茶，怕睡不着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吴桂贤与陈永贵实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各地调查研究。1975年9月，经毛主席批准，吴桂贤回到西北国棉一厂参加劳动。赵梦桃小组的姐妹们兴高采烈：“吴大姐又回来了!当了副总理还和咱工人一个样，这才是共产党的好干部!”

十一大召开后，吴桂贤同志恢复了原来的身份后，当年9月27日，她回到家里一天也没休息，就赶着要上当晚的夜班。爱人叫她休息两天再说，她说什么也不肯，丢下行李，佩上白围腰，戴上工作帽，就到车间上班去了。她还和原来一样，挡四台车，一台不少，保质保量完成了当天任务。回到厂里，回到工人姐妹们身边，她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她说：“我始终不会忘记，我是个纺织工人！”是啊，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这是她政治生命的起点，也是她精神的栖息之地。

1988年，吴桂贤来深圳创业，1998年，吴桂贤从企业退休，中共中央组织部专门下发文件对她按正厅级待遇。陕西的“老乡”又推选她担任深圳振兴陕西促进会会长。她为深圳、陕西两地的企业牵线搭桥，做了大量工作。她曾为重修黄帝陵募捐了25万元，她回咸阳走了5个县，看了17个企业，帮助那里搞合作开发项目。平时有陕西的乡亲来深圳办企业，搞书画展，她总是热情地前去剪彩祝贺。平时的救灾扶贫、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她总是从自己的生活结余中捐款捐物。

广东中山女市长被双规 据称家族财富达20亿

李启红 资料图

广东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启红被中纪委“双规”后，受影响最大的不是中山政坛，而是她的家族。

李启红生于中山，成长于中山，最终成为一市之长，她的家族也随着她攀上权力的巅峰而臻至鼎盛。如今，一切又都坍塌于市长权力的消失。

按照党政干部任职回避的规定，担任县市主要领导的，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任职。而李启红却成为了这一规定的反面注脚。

“本土女市长”的家族兴衰史

“整个家族的兴衰，都系于李启红一身。李启红在位时，家族积聚的财富保守估计有20个亿，现在她被查，家族每个人都岌岌可危，她有4个近亲属都在这次一起被带走。”6月9日，深谙中山市政情的人士告诉记者。

相反，市长李启红被“双规”对中山政坛并没造成多大冲击。5月30日晚，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中纪委“双规”。31日，各大媒体纷纷披露该消息。同时，中山市召开处级以上干部通报会，通报李启红案是因其涉嫌股票内幕交易，案件尚不涉及其他党政领导。

6月2日，中山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根楷在一个镇里调研时提到这件事，要求“各级党组织、广大干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的指示精神和工作部署上来，不传谣、不信谣”。4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公示中山市新一任市长，拟由现任广州市萝岗区委书记的薛晓峰担任。

一周时间里，中山市民的热门话题，就从本地女市长的腐败问题，转向“空降市长”今后可能的施政方略。

“如果李启红不在中山本地任职，她的家族也许不会是如今的结局。”一个熟悉李启红的中山人告诉记者，“李启红曾在一些场合说，对她家人开办的公司，她不插手、不帮忙、不指示、不发话。可能她也确实想做到尽量超脱，然而在这个小小的中山，她怎么可能做到超脱。”

从居委会主任到市长

李启红从政的足迹，始终没有出过中山市，甚至没有出过中山城区。

1954年4月，李启红出生于中山县石岐镇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当时是“根正苗红”。1968年6月，14 岁的李启红读完小学，到镇上的藤草工艺社做工人，每天主要的事情就是编织草帽等。

石岐镇，位于如今中山市的中心城区。从石岐镇政府到中山市政府，仅仅相隔两条街道，直线距离大约2000米。

熟知李启红这段历史的知情人告诉记者，李在工艺社时，有个南下的干部看上了她，开始极力扶植她。15岁的李启红，就成了革委会委员。16岁，李启红出了工厂，径直成为石岐镇中区朝阳居委会主任。据称，当时这个年轻而有朝气的小姑娘，长得并不算漂亮，但她性格开朗，讲话声音非常好听，而且皮肤极好，很讨人喜欢。

此后，李启红仕途顺畅。1974年，20岁的李启红从居委会进入古镇公社做干部；1975年，21岁的李启红成为石岐镇党委副书记兼烟墩区党总支书记、办事处主任。

1983年12月，中山获准撤县改市，石岐镇建制撤销设烟墩区，次年李启红升任烟墩区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1988年1月，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1990年至1997年，李启红从中山市妇联副主席做到主席。

此后，李启红一直在中山市委、市政府担任领导职务，没有交流到其他地级市，也没有过下乡挂职。1997年10 月至1999年3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此后，她分别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代市长等职务。2007年1月，李启红担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这也是她权力的制高点。

2009年，李启红获选“中国十大品牌市长”。但熟悉她的人认为，李启红文化水平很低，虽然做过党校校长并获得过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但水分太多，从她各种场合的讲话来看，只要不是秘书起草的讲稿，就语无伦次，经常不知所云。

2010年5月31日，56岁的李启红被中纪委“双规”，她的官场生涯由此走到了终点。在这之前的几天，她还专程回家去看望了老父亲。

李启红被查，目前公布的原因是涉及中山公用的股票内幕交易。在李被“双规”的次日，中山公用停牌。但记者发稿时，中山公用运营正常，其股价也在反弹。

“中山公用”是中山市最大的国有上市企业，主要提供城市供水与污水处理的一体化环保服务，公司成立于1992 年，1997年在深圳交易所挂牌交易。

中山公用董事长谭庆中、总经理郑旭龄，目前双双消失在人们视线中，据称是跟李启红同时被“双规”。他们3人是 2007年一宗内幕交易案的共同主角。

2007年1月，李启红任中山市市长，上任后在资本市场上烧的第一把火就是重组中山公用。2007年7月4日，中山公用因资产重组停牌，到8月20日复牌时，连续一字形封死14个涨停板，股价短期涨幅高达300%。知悉交易内幕的人，在此过程中轻松一夜暴富。

中山公用案如何牵连到李启红家族呢？据媒体报道称：“李启红本人对资本市场知识知之甚少，最可能的就是，有人告诉她这个消息，说可以赚钱，而李就把公用集团重组的消息告知了亲友。李在这次内幕交易过程中，更多的可能是扮演信息渠道的作用。”

家族兴于房地产

李启红的家族，有多人从事房地产业并雄踞一方，这在中山市已是公开的秘密。

中山丽景湾房地产公司在中山起步很晚，但发展极快，并自称“只为中山高管建房子”，专注于豪宅开发。2010 年1月17日，中山丽景湾房地产与中山市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举行企业10周年庆典。仪式上，双方负责人互授最佳合作伙伴奖，并共同表示，这对合作伙伴将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进行更全面的战略合作。

据调查，“中山五建”现为“丽景湾地产”第二大股东，其出资222.5万元持有25%股份。而“中山五建”共有4名股东，分别为林永安、李启明、林永灿、林元明。上述4人各出资375万持有“中山五建”25%的股权。

“中山五建”是典型的家族企业。4个股东中，林永安是李启红的丈夫，李启明是李启红的弟弟，林永灿是林永安的弟弟，林元明与他们亦有亲戚关系。

“中山五建”是一个只有房屋建筑三级资质的私企。当地建筑市场人士称，李启红家族成员通常不会公开参与招投标，但当地多个工程和房产项目背后都有林、李二人运作的身影。

李启红的丈夫林永安，身份复杂。据查，林永安目前担任两家名为“今科”的公司法人代表。其一为中山市西区今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14日，林永安出资10万元持有该公司10%的股份。另外一家为中山市今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16日。林永安出资250万元持有该公司50%的股权。林永安还有个社会身份是中山市高尔夫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在中山市人大官方网站公布的中山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中，也有林永安。

此外，成立于2000年1月10日的中山市中宏房地产有限公司，也有林永安、林永灿兄弟身影。公司成立时有三名股东，林永安出资40万成为第一大股东，其后公司在2001年3月30日发生了一次股权变更，引入7名新股东，但林永安仍然以22万的出资额位居第一大股东。其后的2002年5月9日，该公司又发生了一次股东变更，林永安退出，林永灿则出资22万成为第一大股东。时至今日，林永灿仍然持有该公司22%的股份并位列第一大股东。

资料显示，中宏公司开发的东盛花园曾获建设部“小康型住宅示范小区规划设计优秀奖”。

李启红的两个弟弟李启和、李启明，其工作和生意都和李启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根据公开资料，李启和担任中山市南区区党工委副书记，主管党群、政法、人大、政协、党工委办(保密、档案、信息)、精神文明建设、自来水公司等工作，兼任区党校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