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们在做什么——试谈列宁主义革命的软着陆及其它

说说我们在做什么——试谈列宁主义革命的软着陆及其它

丁丁哥 2006/09/24

　　引子：1970年代初文革最红火的时候，参考消息曾经不可思议的刊登过一篇极短的翻译文章，文章（大意）说到：“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非常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30多年来一直深深地回旋在我的心里。

　　在中国革命最近几十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都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民现在过着有史以来最好的日子，但无论我们怎么做，连我们自己在内，却都是一直在昨天否定前天，今天否定昨天，长久以来，我们的存在甚至好像已经被自己否认得差不多了。

　　这象极了那个吃烧饼的故事——有个人很饿，在烧饼摊买烧饼吃，他先卖了5个饼，吃完了还是感觉很饿，于是他就又再要了1个，结果只吃了半个就吃饱了，他去责问老板：“你为什么不先卖这个烧饼给我？”他认为，前面买来吃的5个烧饼全是错的！

　　昨天否定前天，今天否定昨天，已经是我们的习惯做法，非常愚蠢的坏习惯！碗里吃肉，嘴里骂娘就是我们现在的最典型写照。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理性的对待过去，能够不再一味地否定过去，我们就有希望了。无数否定之否定的发生，其实正说明我们的基本理论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

　　我们在做社会主义，但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其实在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有过许许多多非常不同的类别，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成熟的思考，要认真排除历史上政治活动对理论的干扰，使我们能够真正看清和说清楚我们在做什么，重塑最核心的理论凝聚力，重塑我们社会的核心凝聚力。

　　几十年来，其实我们只是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成功地走进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进程，这圆了从鸦片的屈辱就开始的梦；第二件事是成功地跨入全过剩工业社会，或者干脆叫全过剩社会，这是中国人还没有认真梦过，却已经在不经意间轻易跨入的更高社会形态，其实工业社会从本质上讲就是过剩社会，我们在正文中将有一定的篇幅讨论。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两次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性巨变，但我们至今仍只会唱着过去的歌谣，只会唱一、二次世界大战年代的理论旧曲，全社会当然是会跟着迷失的。

　　让我们来认真地说说看：

　　一、关于列宁主义真谛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基石，但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非常不同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由世界上所有国家，至少是欧美大多数先进国家一起进入，才可能达到。（详见附录一）

　　这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社会一起进入的社会主义！

　　而列宁则说：在帝国主义阶段，可以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由个别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详见附录二）

　　这是列宁的社会主义，是个别国家首先进入的社会主义！

　　以上的这个差别早已为理论界熟知，并不是新的发现或新论点。

　　但如何认识这个差别，却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是可能决定我们今天整个理论体系存亡的重大问题，是可能决定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形态存亡的重大问题，是可能存在着巨大的未解空间的重要理论问题。

　　过去，我们喜欢简单的用“列宁主义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两者相互融合，但这种解释可能太过简单，相对而言，马克思是比较倚重于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研究，其唯物主义史观的功底非常深厚，马克思捋清了人类文明社会进化的全程；列宁主义非常伟大、非常成功，但列宁主义可能只是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小段，是其中若干不同进化模式中的一种，列宁主义相对比较偏重于国家间和社会形态间的斗争，偏重于强调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这些可能还很难根本改写马克思以生产力研究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成果。

　　不管现在理论和实践的现状如何，列宁主义的伟大始终是举世公认的，列宁主义根本解救了俄国、中国和其它一些落后穷国，中国人常说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其实是“只有列宁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比较偏向于这样的一个定义：“列宁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成熟期落后大国生产力发展的成功理论”。

　　所谓的资本主义成熟期，就是列宁说的国际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或者说是帝国主义时期。

　　我认为：列宁主义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理论，列宁主义只能救资本主义成熟期的落后大国，列宁主义能够救俄国、能够救中国，但不能推而广之直接解救其它中小国家，其它小国一般只是跟随成功，等到它们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正常后，也就是某种程度的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有些也会因各种原因离去，小国较难完整地走好列宁主义的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之后，俄国、中国和当时许多落后国家都已进入自由资本主义迫切发展的阶段，但是，那时已经是世界资本主义非常成熟的时期，所有落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都特别艰难。

　　先进工业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基本上只是需要解决国内问题，就是国家内部新生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封建王朝的矛盾和斗争，新生资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逐渐兴旺，封建王朝渐渐没落和败落，这些纯是国人与国人间的较量，新生资产阶级是暴发户，跟我们现在中国的暴发户没什么两样，有金钱却没有社会特权，特权在封建贵族手里，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政治口号，以及私有制等的要求，正是他们在有钱的同时还想要相应的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必然表现。

　　后进国家则非常不同，新生资产阶级不仅要和封建势力斗争，还要跟国际垄断资本斗争，这是特别困难的问题，后进国家的新生资产阶级特别软弱，其不仅本身没力量单打独斗，而且甚至连做领导的力量和资格都没有，一味只能任由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宰割。

　　包括俄国和中国在内，落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进行过很多尝试，但屡试总是不爽，科技救国啦、农业救国啦、教育救国啦、实业救国啦、洋务救国啦、维新救国啦，都没有成功的空间，当时的俄国和中国也一样，都陷入了灾难之中，甚至是频频陷入战争的灾难之中。这在中国和外国都经过无数回合的尝试，都是无功而返，结果才在俄国生长出列宁主义。

　　我们现在事后诸葛亮的看，其实落后国家新生资产阶级的那些失败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太弱太弱，以洋务运动来说，满清政府倾其国力都没法跟国际垄断资本抗衡，洋务运动所能动用的能量不过是满清政府的一小部分，这怎么有可能与矛盾的另一方相抗衡？我们再重复说一次，所说的矛盾的另一方就是国际资本、国际垄断资本，这是当时社会最高层次的矛盾。

　　列宁主义很好地解决了当时社会进步的敌我问题，也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在这点上列宁主义非常不同于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论著中，不同社会阶段存在着不同的基本矛盾和矛盾双方的主体，奴隶社会是奴隶和奴隶主，封建社会是农民和地主，资本主义社会是工人和资本家，阶级矛盾是最高层次的矛盾。

　　到了列宁的年代，无论你的国家形态是非常落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落后国家最高层的矛盾对立方都可能是国际资本，是国际垄断资本，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成熟的阶段、世界经济已经是全球一体化决定了的，因此，无论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相当长时间都会是这样，作为中国、俄国这样的大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最高层次矛盾，都避不开国际资本这个根本的对立方。

　　列宁在俄国和欧洲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有条件看清这一点，中国远离欧洲资本主义的实践地，只能感谢列宁送来的成功经验和理论。

　　可能只有日本很特别，日本的特别可能是因为它是国土狭小而又人口众多的海岛国家、因为它的资源匮乏、因为它有史以来就基本没有被外族侵辱过……，日本皇室连绵延续了两千多年，一直是聚集全国力量的强力核心，加上1868年明治维新就开始资本主义改造（中国正遭遇鸦片灾难的年代），所以日本有条件较好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强势发展年代。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特别是在谈论中日对抗时，中国人常常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没人会反省着一句话，为什么说要反省这一句话呢？

　　对中国来讲，落后就是挨打，挨打非常悲惨，但是，中国国土辽阔，落后了，别人打进来了，我们还可以跑，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的政府就一直往西跑，最后跑到了重庆，称之为陪都，只有宋朝皇帝跑得没得跑，最后跳进了伶仃洋。

　　如果日本人来想同一个问题会怎么样？日本国土狭小，而且四面是海，如果日本落后了是什么后果，挨打其实是小事，最要命的是会被人赶下大海，那是要没命的，因此说，对于落后的后果他们可能会说：“落后就要灭亡”。

　　由于日本的忧患意识始终比我们紧迫，而且由于日本人口众多、国土狭小，日本的社会组织非常紧密，我们现在很多人去日本还是很不喜欢，可能也是这个道理，日本社会的紧密组织，非常象列宁主义极其强调的社会要严密组织的情况，所以日本有机会较早的完成工业社会进步的成功。

　　忧患意识紧迫感并不一定只是个优点，它只是民族个性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讲，中国人的民族个性就比较稳重，而日本人急躁的忧患意识却已经证明常常会出错，比如他们现在已经在忧虑中国和世界经济平稳发展起来以后，他们有可能失去饭桌上的牛肉，失去现在丰裕的食品和所有的优越，或许我们还有机会看到，今后日本人可能还会很紧迫地重走过去的路，如果我们放松警惕或被他们挑动的事端误导，那我们还会再次吃亏，不过这一段不是跟本文直接有关的话语。

　　十月革命就是列宁主义的成功，列宁主义成功的经验就是要组织现代强力政党，要实施全社会的严密组织，要用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要发动和聚集最广泛的群众力量、武装斗争、实行战时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等，这些都是以能否解决最高层面的矛盾作为前提，而不是干等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不是拱手相让由民族资产阶级来领导，不是照搬西方原生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走旧路，列宁主义所能聚集的能量不仅超过本国资产阶的能量，而且，由于俄国是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列宁聚集的力量竟然也能成功与国际资本主义抗衡，苏联的社会和经济就是这样得以成功和快速成长的。

　　相比之下，列宁之前的人们只认原生资本主义成功的一条路，不认国际垄断资本年代过去成功的旧路已经走不通的事实，包括中国国民党也是这样，他们想做中国的领导者，但从本质上讲，他们也是非常软弱的，是没有能力跟国际资本对抗，没有能力带领中国快速进入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健康进程。

　　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不管你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你一时的成功与失败，但实现发展的道路却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先进或者落后国家的生产力都要顽强的找寻着发展的途径。

　　落后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和国际资本等势力的异常强大，这是一对极其尖锐的矛盾，有没有可能突破呢？关键就看落后国家能不能聚集起能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相对强大力量。

　　不幸中的万幸，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俄国也是落后的大国，中俄两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分别都是世界第一至前三位的。

　　我们现在也许应该说：“如果是一个大国就有可能突破”！

　　落后大国虽然方方面面都很弱，但因为国家很大很大，即使是很弱很弱的生产力，如果能实现某种大的集合，某种最大限度的集合，那么总量还是相当可观的。

　　列宁主义就在这块土壤上生长着！

　　列宁主义很像我们现在电脑的原理，电脑说到底非常简单，所有的运算都是1+1，1+1是数学里最低级、最简单的东西，但是电脑是无数1+1的大集成（无数1 +1被集成到一块硅片上了），而且运算速度很快（集中的能力很强），结果现在什么难题都离不开电脑的运算，什么高等数学都要屈尊于电脑的1+1，列宁就是最伟大的现代人群集成工程师，而且是最大规模的集成专家，列宁主义就是依靠亿万级的1+1战胜国际垄断资本，这是亿万人民的最大集成。

　　在自然界中，蚂蚁、蜜蜂等许多简单的小动物也是依靠数量的整合而形成强势，道理是完全相同的。

　　还是运用电脑的原理来作比喻，落后的中小国家好比单板机、学习机的小规模芯片，在这些国家，你无论如何努力运用列宁主义，始终是很难单独胜利、单独战胜一些数学大师的，只有深蓝以上级别，才能确保战胜国际最高段次的国际象棋选手，除个别例外之外，小芯片唯有进行大量的整合或者跟大芯片整合才有出路，这有点象单部手机的小芯片要联上网络的较大电脑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

　　不仅过去的落后小国需要整合，现在欧共体的出现和存在也是同样的整合，也是一种小芯片的整合，欧共体的国家从各方面看虽然不算太小，但也许不过是386，实际上在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任何力量要有所作为，都很难离开整合成强大实体的道路，而且我们应该看到，欧共体本身并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它的最高行政机构并不是经由普选而得，而且也没有政党变换执政的机制等。

　　列宁主义的成功再次证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抗拒的，只要条件具备，生产力就会突破一切枷锁而得到发展，在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早期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是由民主国家的形式保障生产力发展，后期已经处于垄断资本阶段的落后大国，则是经过非民主国家的形式保障生产力发展。

　　只要条件具备，落后生产力的量完全可以战胜先进生产力的质，这是社会科学范畴对马克思辩证法量变质变的一次最好诠释，我们以往的社会理论只讲到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一面，完全忽略了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的特殊历史事实的一面，这在我们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非常困难的盲区。

　　列宁主义的实践带领我们走出了盲区！

　　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宁主义就是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落后大国的落后生产力终究要得到发展，列宁主义是资本主义成熟期落后大国生产力发展的硬道理，是落后大国战胜国际垄断资本的硬道理。

　　以上解释使列宁主义真正回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点上来，回到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基点上来，而以前的其它解释其实并不一定恰当，多数只停留在政权形态社会主义元素多少的表象上，所以列宁主义的一些个别论点也并不一定完全恰当。

　　“只要条件具备，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是社会理论上的相对论。

　　从理论上讲，作为大的趋势，是先进生产力一定要战胜落后生产力，但作为某些时期而言，落后生产力可以战胜先进生产力，是有非常多历史史实证明的。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写着的，中国封建的农耕社会多次被当时落后的游牧民族战胜就是最好的佐证，最重要的朝代包括金朝、元朝和清朝等，都是这种实例。

　　过去我们在谈论社会主义理论时，根本忘记一定时期落后可以战胜先进的史实，那是因为我们谈论理论时太重政治，政治性的干扰实在太强了。

　　我们政治口号有时太急进了，比如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定义，列宁主义较早的口号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之后，我们降了下来一般只提社会主义，再之后我们又再降到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前政治性确实强调的太重了，在我们一步步退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理论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是有非常多史实的，封建社会就是农耕社会，农耕社会极重要生产力特征是在于使用金属工具，特别是使用金属农具，而金属农具的最重要代表可能应该是犁，犁田的青铜犁或者铁梨，而因为犁，使牛的动能得以应用于农业，牛的动能极其重要，可以说牛是农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代表。

　　农耕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是高出于游牧社会的，但是不幸的是在牛存在的同时还有马（真是风马牛的事，既生牛何生马）！游牧民族的马具有与农耕民族的牛不相上下的动能，因为有马的动能，所以在农耕社会时期，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的实例层出不穷，这算是大自然跟人类开的一个大玩笑吧。

　　所以我说，只有条件满足，一定时期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是绝对可能的，光满清一个朝代就在中国延续了数百年，满族原本就是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

　　列宁主义的实践就是在一定时期以落后生产力战胜先进生产力，创造条件使落后社会能够追赶先进生产力，并最终能与先进生产力的部分齐驱并进的道路，这跟游牧民族最后还是被同化和融入到中国的农耕社会有点相像。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叫做工业社会，或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主义，而列宁主义的则是工业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

　　无论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所做的，其实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是在做列宁主义的工业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我们成功的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漂亮，这是由低于工业社会跨入到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

　　当我们完成上述的进程以后，我们的社会形态还会继续进化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这点我们后面另外再说，工业社会之后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其实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比我们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如社会民主、社会组织、社会化福利、工会和劳工保障、生活水平、经济规划等等，他们把这些归为资本主义的成果，但其实这些根本上还是马克思预言过的，生产力发展以后，社会上自然而然就会生产出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性质的东西。

　　我很想说：列宁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战时社会主义”’、或者叫做“战时共产主义”。

　　你可以把陷入生产力进步的困境的俄国和中国等落后国家看作是一种战时状态，当时俄国和中国的社会确实犹如难产般的万分痛苦，那真是非常、非常的灾难，我们的国歌就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描述那个年代，那确实是非常需要“战时社会主义”或者“战时共产主义”的年代。

　　不仅是列宁主义可以用 “战时社会主义”或者“战时共产主义”的牌，其实包括先进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可能使用过同样的方法，严重的战争、动乱和灾难发生时的“紧急状态”、“战时状态”等，也是“战时社会主义”或者“战时共产主义”，它的基本特征经常都会有许多惊人的相似，比如暂停或者部分暂停市场经济的运作，暂停或部分暂停公众的一些民主权利等。

　　中国照着列宁主义做了，所以中国也得救了！这就是“只有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许多人把近年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事实，看成是列宁主义的失败，这种世俗的观点其实很值得商榷，因为绝大部分列宁主义国家交出的都是生产力发展的优异试卷，特别是苏联！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给了俄国的一切，包括成功的一切和现在困惑的一切，也给了中国这一切。

　　列宁主义造成现时困惑的最大根源，可能是在于提出了国家间的主义之争的论点，在这一点上，列宁主义也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从“有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开始，讲述欧洲社会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走向，我们党章曾经有过四个战胜，其中两条：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两条是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国家与革命》，《国家与革命》是从“国家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开讲，开创了落后国家战胜国际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先河，这是另外两个战胜：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战胜资产阶级专政，这两条主要是列宁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跟国家的范畴紧密相关，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却不一定是。

　　“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这类的句子无意间成了冷战的口实。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没问题的，因为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国家是在世界上先进国家共同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跟随消亡的，不存在某类国家战胜某类国家的问题。

　　苏联和中国等后进国家实行列宁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地球上造就用以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后进国家与某些列强曾经有过殊死的抗争，但那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间的主义争斗，任何落后国家的真正敌人仍是大概念上的国际垄断资本，这才是列宁主义理论的真正基点。

　　列宁主义实践是使苏联和中国等国经由战时社会主义实现了工业社会，而只要进入了工业社会，列宁主义就胜利的完成了历史使命，这并不是失败。

　　过去我们没有蛋糕非常悲惨，后来我们靠舍弃一切达到能做蛋糕了，这就是列宁主义，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不断地做蛋糕，而不断的做当然也要不断的分，现在我们是从容不迫的分蛋糕，“分”本身就意味着已经有条件回复正常的市场经济，回复到正常的工业社会发展道路，回复到需要保护私有制的宪法条文，我们今天已经有条件逐渐回复到社会进步的正常轨迹上来，这怎么可能是失败呢？

　　列宁主义在需要我们舍弃一切的时候做对了，这就是战时社会主义，现在我们进到了工业社会，进到了全过剩社会，我们已经有资格跟世界经济一起成长，跟世界的主流社会形态一起进化，国家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可能还是回到马克思的观点好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要等社会主义国家来战胜，而是要等多数国家一起进步而消亡，而且是所有国家都消亡，既包括原生工业社会的国家，也包括后生工业社会的国家，还有其它所有国家。

　　列宁主义的胜利结束了少数国家享用工业化成果的旧时代，列宁主义的胜利开辟了全世界多数人民和多数国家进入工业化发展的新时代。

　　只要我们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淡出国家间的主义之争，消除国家的主义之争的负面效应，我们完全能够更好的理性前进。

　　列宁主义是我们现在社会和政权形态的基础，虽然现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权形态需要不断进化，但只要我们还没有超越国际垄断资本的年代，我们就要好好珍惜极其成功的历史经验。

　　虽然列宁也有用先进战胜落后解释他的社会主义，但之后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几乎没有中小国家的实例，能证明单靠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战胜资产阶级，就一定能在任一国战而胜之的，列宁主义实践真正有效的部分，是必须在落后大国聚集了能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胜利，我们时时都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们时时都不要忘记最紧密的联系中国十几亿的人民群众，不要忘记依靠中国十几亿的人民群众，永葆我们力量的本源，戈尔巴乔夫轻信民主概念，以为民主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他这是回到了原生工业社会的社会价值观，他离开列宁主义的本源，他使苏联遭到重创和肢解，并一直遭受被继续肢解的威胁，事实已经证明，国际垄断资本的目标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希望永保原生工业社会的强势，特别是原生工业社会大国的强势，民主口号只能是它们削弱后发展国家的利器，几乎所有后起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几乎都不是民主体制的，包括曾经极为显赫的亚洲四小龙。

　　

　　二、列宁主义的牺牲

　　列宁主义的牺牲是惊天动地的。

　　虽然，现代革命和革命的牺牲并不是从列宁主义开始，但是列宁主义却使革命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规模，走上了胜利和成功的道路。

　　革命的牺牲是经由革命先驱、到革命党人、到革命军队、最后到全民的牺牲的，当全民都倾心倾力地投入到革命和牺牲的行列中时，中国革命就变成了排山倒海之势。

　　中国革命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不是相对而言貌似非常强大的国民党？

　　本文前面说过，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近代社会从鸦片战争以后就一直是连绵不断的战时状态，如果做一个比喻，整个社会就像一栋点燃了熊熊大火的巨型大厦（也许你会联想到9.11的场景），大厦里面，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承担着组织民众逃离险境的责任，国民党相对要强大得多，照理应该能做得更好一些，但是国民党在组织民众逃离险境时，却始终也放不下私利，它有很多私己利益需要照顾，包括大楼之内的富有阶层的、各级官僚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他们在大楼之外，还有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要照顾。

　　在极其险恶的危机中，仍以照顾私利为先，这是国民党最致命的问题。

　　国民党从根底上就是跟原生工业社会初期新生资产阶级一样的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维护私利，所以他们崇仰原生工业社会走过的道路，这跟洋务运动开始的思维没什么两样，如果中国是处于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的初期，那他们做的就是对的，他们以新生资产阶级对付国内的没落阶级，他们会是够力的。

　　但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他们对私利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力量的限度，其无论他们聚集的能量有多大，他们都不得不屈服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所以它所能聚集的力量绝对达不到能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地步。

　　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就完全不同，列宁主义用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聚集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力量，聚集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落后生产力的总量，由于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所以我们聚集的是能够而且敢于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力量。

　　国民党不仅要屈服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他们必须屈服于内部的各种私利，所以他们已经聚集的总能量本身还得大打折扣，因为他们内部所有的利益集团都是同样以私己的利益为重的，向心力非常有限。

　　抗日战争时期就有非常多的实例，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和装备水平在国内是绝对一哥的位置，其虽然与日本的军力有一定的差距，但绝不应该是一触即垮，甚至是未触先垮，一垮千里的境况，在当时全民逃难的情况下（多象大厦着火！），蒋介石叫韩复渠出兵抗击日本军队，韩却带着八万大兵一逃了之，私利就是韩最大的原因，韩认为自己出兵就给蒋介石占便宜了。

　　国民党太多这样的实例了。

　　现在有些人为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翻案，但不管你怎么翻都没法否定，战争期间绝大多数领土的丢失，是跟国民党军队在战区非常丢脸的失常作为有关。而且，我们还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些史实：共产党可以在敌后生存和发展，可以在敌后积极战斗，为什么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在敌后就好像并没有立足之地？国民党在敌后几乎只能充当汉奸伪军？这些伪军至少有一百多万。再有，后期国民党正面战线的某种稳定，如果离开印缅公路和航线会怎么样？这点战果还不是要极大的仰仗于外国人？

　　你看看国民党所聚拢的几大利益群体，封建地主的群体是已经没落的势力，自由资本主义的群体是还未成熟的势力，官僚资本的群体则是相当程度依附外国的势力，在国际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年代，这些势力从根本上讲，都不是真正有能力抗衡国际资本的势力，即使几大利益群体形成合力也不可能。

　　所以说，国民党在国内虽然貌似强大，但因为私利的分割，实际的效能是非常有限的，是根本没法跟共产党聚拢的几亿人的落后生产力和几亿人的人心的总和相比的。

　　列宁主义用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这在最危急的战时状态的当时是极其重要的。

　　共产党没有私有制的束缚，他们全心全意地组织民众逃离险境，这就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基础条件之一。

　　可以这么说，共产党就是聚集了全民的力量赢得革命成功的！中国绝大多数民众当时都倾心倾力的投入到革命之中，都倾心倾力的跟着共产党去革命，去牺牲。

　　最近有部叫《亮剑》电视剧，那个指挥官叫李云龙的，这个李云龙的演绎真是与真实的历史非常的不入格，中国革命的真实感受应该是比较象苏联一些大片那样，也象一些中国老片的故事，是一种非常集体化行动的结果，而这个李云龙倒象是好莱坞故事里的美国军官，以个性的完美与否而定输赢，那些导演、编剧的功夫非常不错，剧作有很好的感染力，不过对时代脉搏的真实度却把握的很不好。

　　中国革命不仅在战争时期是依靠全民牺牲，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也是充满着牺牲，中国有无数的公路、铁路、水利设施都是全民义务劳动建成的，这些正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最早的基础。

　　最近看到一份论文，论文中写到：新中国工业化第一步，到一九七八年完成累计完成的投资数量为15133亿元，如果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就要考虑加上建设用土地的价格，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交通系统建设中间很多土建工程（1978年公路通车里程89万公里，铁路5万多公里），都是无偿征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完成的，这个巨大的投入也没有转化为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如果是由私人资本主导工业化进程，这一切都必须要付出适当数量的货币，要建设同样数量的工厂和交通事业，要求实际沉淀的“购买力水平”肯定要超过30000亿元以上。考虑到一九四九年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总量不超过120亿元，要实现这样数量的积累规模，将需要上百年时间。

　　这一段文字的意思是，中国经济从开始的120亿规模到15133亿规模，本需要100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的经济建设目标，我们不到30年就做到了。

　　我不知道我这篇论文作者的原意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数据和论点是不是全对，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看看那篇论文，里面有许多非常正面而又中肯的论述。

　　这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功劳，也是中国全体民众牺牲一切、舍弃一切取得的成果，中国民众在这段时间只得到了非常低水平的生活保障，农民修筑铁路公路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但农民只是回生产队拿了工分，甚至还没有工分；工人保障了社会需求，提供了经济发展的资金，但工人只有仅够生活的一点工资，我们就这样靠全民的牺牲打好了中国的工业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曾经想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给民族资本和其它私营经济正常的发展条件，但事实证明，在全国经济规模只有120亿的年代，民族资本等的私己性对全社会的拖累太大，私人经济虽有竞争性很强的一面，却也有成功几率不高的一面，既有追求发展的一面，也有不顾他人或难顾他人的一面，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个人浪费的一面，既有拥有资金的一面、也有规模非常非常小的一面……。

　　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人民革命的成果是全民牺牲得来的，革命成功以后，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全体民众都应该能享受到胜利成果，我们不能因为部分人的私利而把人民抛开，总不能一边见人将粮食囤积居奇，一边见大批民众不得不断粮。

　　曾有论文引述过以下的事例：解放初期武汉XX集团有两个比较大的企业，一个是申新四厂，是纱厂，另外一个是福新第五面粉厂，他们还有一个自备电厂装机容量3000千瓦，XX集团把这个电厂抵押给人民银行贷款90万元，去外地收购棉花和小麦囤积在仓库里，既不生产，也不销售，就是等着涨价，结果引发武汉市民的愤怒，那些很饥饿的市民把福新面粉厂的大门砸开，勒令他们进行正常的生产和销售。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还作为政策导向的这个时候，私人资本实际是自己跳出来进行了最恶劣的表演，他们为了自己的狭隘私利，耗尽了自己的舆论和民众支持。

　　私人资本的所有者既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坏人，也不一定是好人，但追逐私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必定做出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违的选择。

　　当时，苏联的经验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能够保障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这是以私人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根本没法相比的。

　　我们现在把私有经济比国有经济优越当作真理，而在当时却完全不是！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强权才走了国有经济的道路。

　　总之，最终我们还是选择通过社会主义改造，重新走正了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使我们许多产业能以很快速度，完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产业发展上百年时间所走过的历程，这也许可以说是“强行”进入到工业社会的概念，是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为我们赢得了百年的速度！

　　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建设不能说没有过失误的挫折，没有失败之处，但总的来讲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运作是另外一回事，用现在的环境来否定前面的成功是非常不合适的。

　　全国的低工资制是全民牺牲的经济建设的最大例证之一，低工资制是国家得以将非常有限的资金和经济建设所获，最大限度的运用到新的项目的建设中去，这是我们经济发展效率和速度的源泉之一。

　　当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跨入工业社会的年代，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应该考虑给付出过倾心倾力牺牲的全体人民以一定的补偿，现在我们的社保应该就是很重要的途径之一。

　　反哺过去参与牺牲的人群是我们现在社会的重要责任，取消农业税可能就是一项最漂亮的反哺，这是对全国农民的反哺，现在部分转业干部也收到一定的反哺，过去的国营和集体的工人、英模、烈属和伤残军人、全国的民办教师、体育运动队过气或者未能成器的运动员等等，都是一些应该给与一定反哺的人群，他们中除了已经进入老年的之外，多数需要的不一定是享受生活的那种反哺，而是一块垫脚砖式的反哺，我们的基本责任，是让他们有条件站在现在参与市场竞争、参与自由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

　　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以前在全国组建了那么多的地质队（光地质部门每省就有约20支），这些地质队查遍了全国的山川河流，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等我们现在都不成问题，水利、道路建设都有很好的勘探基础，而这么多地质队当年有可能靠私有经济来支撑吗？绝对不可能啦！现在，我们打好基础了，我们的地质队员也都老了，爬不动山了，我们应该让他们具有跟现在纯享受成果的人们有大致可比的生存条件，一个爬惯山的人用不惯计算机了，只能做较低收入的职位，如果国家现在能给点补贴他，他就不一定会被丢在山沟里了。

　　战争时期民众的牺牲我没有直接看到，但和平时期我却看过非常非常多。

　　我一直很深刻的记得以前广东潮阳县围海垦田的故事，当时要建筑一条若干公里长的海堤，建设长堤需要非常多的石料和其它材料，而这全部运输量都是靠农民用自行车完成的，那时候没有汽车、没有用船，农民最宝贝的就是锰钢的双梁凤凰加重单车，每部单车每次好像可以运半吨重的石块（希望我没说错）。

　　红旗渠是中国最著名的例子，相信有更多人知道和更有说服力，这是号称世界的八奇迹的引水灌溉工程，整个建设工程历时十年，干部和农民每天只有一斤粮食和一斤半菜，坚持奋战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共修成干渠近40公里，灌区水渠1500多公里，挖掘土石方足以构成宽2米、高3米、从广州连到哈尔滨的现代长城，农民的牺牲和长远利益是永远也说不完的。

　　全民牺牲搞经济的年代有一个特别的问题不得不说，那就是电信最初发展时收初装费的那种特殊模式，当初发展电信事业时，可能因为国家没有太多资金投入，开了收初装费的先河，这使国家能用有限的资金，搭起了全国电信网络和电信事业的最初基础，这里面凡是交了初装费的也都是一种个人的牺牲，是一种额外奉献，这种情况按私有经济规则是不行的，但在以前却也是保证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有效方法。

　　总而言之，中国人民的牺牲确实是惊天动地的！

　　但是，牺牲应该是有限度的！

　　牺牲的限度是什么？

　　过去牺牲的限度是：过去的牺牲是危急年代的付出，当人们知道牺牲会有成果、而且不会被人盗取时，人们就会舍得牺牲，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现在牺牲的限度是：当我们已经进入工业社会，除非极个别特殊的紧急情况，一般是不需要民众牺牲的！这是从宪法确认保护私有财产之时就应该更改过来的。

　　工业社会是一个过剩社会，或者说是全过剩社会，过剩社会已经有能力应付社会的所有需求，没必要要求个人付出牺牲，除非是面对个别突发的紧急情况。

　　不过，现在仍有太多要求民众牺牲的惯性：在前不久广州禁行电动车的听证会上，主导舆论要求市民服从大局就是那样，也许说，禁某种车的行政命令可能并不违法，但是不能要求市民以牺牲来服从大局，政府起码应该做的是保证充分补偿，禁摩托车也是一样，单部摩托车在广州光牌照就值上万元，我们禁摩给了多少？任何行政指令都不能以不公平买卖而犯众。

　　还有，在不久前广州管道煤气初装费的听证会上也一样，主导舆论竟然说如果没有初装费，就不能实现广州的管道煤气建设，广州没钱？需要广州市民为广州市的管道煤气建设特别支付？过去，电信初装费的终极目标是为中国建设电信的基础，现在煤气的初装费则是在为煤气公司员工的高福利付账，性质绝对不同！如果这个帐一定要付，则应该由政府来付，绝不能叫群众来付。

　　这两种东西都非常不好！政府机构和垄断组织现在还有太多利用特权从民众中获取利益的行为，这应该尽快清理解决。

　　任何政府机构和垄断组织绝对没权妄动民众的利益！

　　我们任何时候说的民众的牺牲，是说民众自动自愿投入的牺牲，而任何以牺牲民众利益为目的的行为，应该都是我们党和政府所决不能容忍的，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差，他们早就忘记，他们把民众自动自愿的牺牲，变成认为老百姓是可以随意牺牲，他们根本不知道，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就会像过去的国民党那样失去所有的一切。

　　我看过的参考论文还有一种说法：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的内涵，都是以在政治上强烈否定精英阶层的剩余索取权，来确保民众的长远利益，是在试图把劳动大众的权力和利益进行更充分的“保险”，这一保险指向了拥有控制权的群体（包括官僚精英群体和知识精英群体），防止他们把控制权变成剩余索取权，给人民利益进行“保险”的核心设计，就是使精英阶层不能行使剩余索取权，这也是平民阶层实现长远利益唯一的风险所在。

　　应该说精英阶层并不是人民的敌人，但却都是比较容易在社会上获得利益的人群，我们的党政领导干部，就是这个人群里最需要社会监督的人群。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我们绝大多数人其实都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对现在各种领导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表现极其不满，仅举人们对医疗改革中医务人员的许多表现的贬损就可以说明，当然还有对各种党政官员和管理人员表现的贬损，对许多有钱人的贬损等等，其实这些人都是毛泽东过去一直严厉指向的人群，另一方面，他们对毛泽东过去对社会精英的严厉和管束也非常不满，这是非常奇怪的。

　　在生产力水平还非常低下的历史时期，如果任由社会精英任意行使剩余索取权，将是人民群众的绝大灾难。

　　毛泽东从来没有放松对社会精英剩余索取权的警惕性，毛泽东从全国解放前就开始严辞告诫过全党，共产党的党员、干部、军队其实都是社会精英，这些人解放后一直受到来自内部的严厉管束，所以我们以前从来都没有过“老子打下江山，你们……”这样的话语流行过，这多么难得！毛泽东一直都不给参加革命的“自己人”很多利益，这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极大福祉！？

　　单纯论个人收入的待遇而言，我们不是曾经听见过“革命不如不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的抱怨吗？共产党人向人民的收入水平看齐，个人收入一般，而跟共产党合作的人士，实行的却是优惠政策，所以常常有收入稍高一些，后来在参议圈等场合，这种对比有时竟会显出失常的尴尬。

　　总之：站在共产党一边就要忍受牺牲，许多难耐牺牲的个人终有可能落走，这也是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总之：站在共产党一边就不能牺牲人民，共产党自己就更不用说！

　　我们很多人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谁！老是以为自己是民众的管理者！大错特错了！谁也没权不做永久的公仆，谁也没权做原始社会后期开始出现的那种酋长，那种开始可以随意或者设法侵吞群体利益的酋长。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当街市上的军车每每高鸣喇叭乱闯红灯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当每每遇到和听到警察恶意侵害平民百姓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当听到和遇到政府机关把自己凌驾百姓之上搞创收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过去曾经是最高的罪行，现在不应该成为我们最强硬的钢铁规矩吗？

　　战争时期，曾经有一个连队来到一个村寨门外，老百姓搞不清什么军队不敢开门，连长解释也不行，连队只好坐下来唱唱歌，当一唱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时候，老百姓赶快打开了大门，村民说：真八路才会唱这个歌！

　　解放军的力量就是来源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来源于人民大众！

　　前面我们讲过抗战时国民党军队表现低下的事，其实在北伐时蒋介石自己就有过亲身体验，当年他明令在党内、军内驱逐共产党之后北伐开始时，他就哀叹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因为共产党员退出而弊病丛生，尤其是部队“纪律日堕”，远非从前可比，因此他不仅连电“申斥其主帅”，而且严厉批评各级军官“弄得士兵的知识学问都不能进步”，他甚至痛骂自己的部下：“党代表存在的时候，军队多少还有些精神，党代表撤销了，弄得这样腐败，给人家笑骂，我在外面听见人家讲话，真是羞极了，不能做人！你们晓得不晓得？”

　　前面我们用过分蛋糕的时髦比喻，我们重新来通俗一下：过去，我们没有蛋糕非常悲惨，事实证明只有经过全民的牺牲才有可能慢慢做出这个蛋糕，显然，凡是有独吞或私分蛋糕嫌疑的都没有信用资格当做蛋糕的领班，结果民众都跟共产党走了，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否定私有制，共产党没有私利，所以民众得以放心，民众的力量排山倒海，结果我们把蛋糕真的做了出来的，这个蛋糕就是全国解放以至到达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做蛋糕没问题了，可以不断的做，当然也可以不断的分，分（！）就可能是私有制，我们有条件恢复私有制了，这时我们又成了分蛋糕的主持，如果我们忘记做主持的资格是原先信用资格的延续，就会做出想独吞或私分的勾当，而做这种勾当就是腐败，如果我们任由腐败，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我们也就失去了做主持的资格和基础。

　　列宁主义经由两个大国带动一批国家成功进入工业社会的正常发展阶段，这成就是无比伟大的，无数人们的牺牲都是值得和应该感谢的，也许还包括许多有意无意受到过伤害的人们。

　　列宁主义将人力、物力及几乎所有资源最大限度的集中就要极大的牺牲个人，这就是列宁主义一直背着的负面问题，先进国家一直用这个来攻击列宁主义的国家和其它一些落后国家。

　　先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是自由资本年代发展起来的，它的目标是要解决新生资产阶级私利的保障，基本是用资产阶级的金钱解决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力，牺牲的问题并不突出。

　　而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问题就比较复杂，国际资本的巨大压力已经成为第一位的问题，落后国家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拥有足量的金钱和能量可以与之对抗，如果没有全民牺牲的能量，就几乎根本没有足够的能量获得生产力的发展权，根本没可能进入到工业社会，这就是事实，惊天动地的牺牲是当时后生工业社会得以诞生的基本条件，这跟原生工业社会的诞生完全不同。

　　看过雨果的《九三年》吗？其实，最早期的自由资本主义革命也是充满着负面的争斗和拼搏，存在着理想与龌耻的碰撞，全民牺牲的拼搏并不是罪恶。

　　先进国家对后进国家的种种责难用心非常险恶，他们就是想落后大国永远是一盘散沙，就是想把落后大国已经捏成一扎的筷子，再拆散成一支一支，希望你人心涣散永远都得不到正常发展，这就是的真相，相信普京会最强的感受到这一点。

　　我们应该赞美过去的牺牲，赞美人民的牺牲，赞美我们牺牲的成果，为什么不呢？

　　三、改革开放的实质和全过剩社会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开创的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进程，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一。

　　改革开放是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极重要界面，是生产力发展发生质变的显著界面，改革开放就是这个界面本身，这个界面的定义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开始能够满足社会需要”！

　　在这个界面之前是未能满足，界面本身是能够满足，而界面之后则是超越满足，我们现在正在跨越这个界面，改革开放就是正在跨越这个生产力质变界面。

　　“能否满足”是社会生产能力的概念，是生产领域能够满足的概念（现在几乎任何产品生产的财力、物力、人力、科技等都是完全没问题的），不是分配领域能够满足的概念，特别不是人人都已经能够得到满足的概念。

　　“能够满足”就是到达了“过剩社会”。

　　超越“能够满足”就是达到了“全过剩社会”。

　　我们应该很好地认识这个界面和界面转变，改革开放所做的一切不是在改正过去的错误，改革开放前几十年我们取得的成绩是无以比拟的，我个人估计错误和曲折至多只有八二分的二分，这在任何形态、任何时期的历史发展中都是非常正常的，所以说，改革开放就是要使整个社会能够顺应界面之前、界面本身和界面之后的伟大历史变化。

　　界面之前，就是从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这时期我们的经济形态由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和手工业为起点，逐步建设一些以满足人民需要的小型工业及一定量的国家骨干企业，这个进程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从非常落后到逐步接近工业社会门槛，接近工业社会就是开始接近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界面。

　　在到达界面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的生产离满足人们需要还有较大的距离，那时我们的所有经济将设项目都是以保障人们需要为目标，而不是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标。

　　为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确保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证肯定是我们即使强制也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很长时间实行的票证制度，都是在社会分配方面必要的措施，这些在过去是完全正确的。

　　界面之前虽然我们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整体上我们还是非常成功的，无论俄国还是中国，我们最终都走进了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走进了社会生产力基本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界面。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工业社会的界面，工业社会就是“过剩社会”和“全过剩社会”，进入到界面的最显著特点是社会任何产品都非常多，不能说完全满足人们的需要，但几乎任何需要都能有能力去满足，现在只要任何产品有市场，很快可能就有人去组织生产，资金、技术、物资、能源、流通和人力等等都没有很大问题，我们的经济形态由“满足人民需要”变成了“满足市场需要”。

　　200多年前的工业社会至今已经跨了三层台阶，由于工业社会是过剩社会，所以工业社会已经有过好几次过剩的经历：

　　第一次生产过剩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年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逐渐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之后，开始有了向国外、向全球扩张的需求，自由资本主义逐步向国际资本主义发展，非洲、美洲、亚洲等广大落后地区都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猎物，落后国家开始进入水深火热的年代。

　　第二次生产过剩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是国际垄断资本拼命争夺殖民地的年代，先进国家开始以相互间的战争找出路，在大战的空隙之中，苏联得以成立。

　　第三次生产过剩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已经很难在世界上为所欲为，社会主义阵营成立。

　　第四次生产过剩就是我们现在的年代，许多落后国家和多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开始进入工业社会和生产过剩的行列，其中特别是包括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世界经济格局再次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动荡就是全社会开始达到工业社会界面的特殊动荡，改革开放是顺应了这个变化，并不是以前做错了，现在做对了，绝对不是管理层面上对和错的问题，也不是社会制度的比较出了问题。

　　为什么千千万万的国营工厂现在不行了？这是因为过去这些工厂都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生活需要而建设，并不是为了盈利而建设，在保障人民生活需要的年代，这些工厂绝对尽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的工业社会的基础，它们为我们今天的全过剩社会打好了地基。

　　现在，跟建筑一座大楼很相似，基础工程的队伍完工了，该到主体工程的队伍进场了，如果要基础工程的队伍能继续接做主体工程，那就必须给他们转型的条件，这就是后来国营企业困难的根本原因，我们没理由踩压和耻笑为我们做好了坚固基础的工程队伍，基础工程干的就是粗重活。

　　值得安慰的是，改革开放开创了整个社会到达工业社会界面之后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为主体工程队的进场铺平了道路，为全过剩社会的主力工程队进场铺平了道路，全过剩社会需要与其相适配的工程队，这是毋容置疑的。

　　除了新的工程队要顺利进场之外，我们也要安排好基础工程队的退场，平稳发展之整个社会的福音，中国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的伟大功劳，改革开放比较平稳的发展也是邓小平的伟大功劳。

　　相比之下，苏联改革的阵痛就比较强烈，苏联的情况跟中国不同，苏联有比中国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换句话说，因为苏联比中国进入到工业社会的程度高得多，所以就可能痛得就会更重些，治愈的过程可能相对也会长些，但将来也许会非常了不起。

　　中国一直能借鉴列宁主义和苏联（俄国）的经验是极大的福气，中国有条件看清前面的道路，应该走得更好些。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实际就是“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工业社会的一切成果和一切问题都可能会尽显于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用害怕也不用硬来，我们应该积极的面对，不要用管理的思维代替改革开放，苏联在解体之前已经将所谓的管理做到了最高的极致，但事实证明是没办法根本解决问题的，狭义的管理永远都不是较高层主官的主题，狭义管理主要起保障和辅助作用，我最记得很多年前广州石化曾经发表一篇文章，大标题是：“管理是企业的永恒主题”，这篇文章早就反映了国营经济管理错位的问题。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波折，我们的国家将会非常繁荣昌盛，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已经非常不得了，如果以后生产力水平能够达到美国的若干分之一，中国将会对全世界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我们要逐渐学会控制自己，学会平衡的跟全世界正常交往，这也是新的课题和考验。

　　以前发达国家的发达和国内的普遍富裕，是以掠夺世界上多数国家多数人群的利益为前提，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再有掠夺别国的前提，而且我们还需要照顾国内所有的人群，需要照顾国际友邦的声音，所以我们的发展始终是有特别的困难的，我们要正视和解决这种情况，应该走比较理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

　　最后附带说一段，我们所说的这个界面不仅是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的重要转变，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人类进入到根本告别难够吃穿日用的极重要界面，我们注意到自己身边的一切都可能已经完全不同了吗？

　　在到达这个界面之前，人类本身千万年以来都是艰难求食，只有比较能忍饥受饿的个体才是能顽强生存到今天的人，忍饥受饿意味着比较强的消化能力和吸收能力，否则早被淘汰出繁衍之局，但现在颠倒过来了，现在食品太多，那些能忍饥受饿、吸收很强的人随便都能吃成胖子，所以现在肥胖的人特别多，如果继续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容易被淘汰的反倒是这类人了。

　　再举一例，我们很多人看过《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这曾是很多人的座右铭，但是，现在无论人们多么努力，很少再听到有人引用这句座右铭了，因为现在时间太富裕了，除了少数行政和商务领导之外，几乎人人都有大量时间需要消磨，包罗若干亿农民在内（我前面说的农民除了种一季麦能卖，其它时间地就让它空着，因为种什么也卖不掉，什么都太多了），不过农民因为收入有限的关系相当多人是用“闲而不休”来消磨时间，跑出来打工解决收入问题就是很好的对策，这就是农民工问题，如果农民工有一天斩断了和农村土地的联系，就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定义的真正工人阶级。

　　改革开放最大的遗憾之一是使党政机关中沉淀了很多会搞私利的官员，有很长一段时间机关里只有会搞私利的人最吃香，很多人因此升官加职，成为一些机关的主官，这些人没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心，他们只会鱼肉百姓，他们永远是站在百姓对立面的，相当多政府机关和军队、警察等其它上层建筑的机关和部门，也被带到与老百姓对立面的感觉中。

　　共产党最重要的事就是永远不要离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要离开列宁主义的法宝和集成起来的亿万个1+1，不要离开弱小生产力的最大群体，就像战神不能离开大地母亲。

　　现在我们的人民一般都不用牺牲了，中国的宪法其实已经早就调整过来了，中国宪法现在已经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这些私有制的条款并不是用来否定过去的，在以前强行进入工业社会的特殊历史阶段，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原则否定私有制和否定私有财产是没有错的，但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可以正常运转，所以宪法也就应该随之转回正常，这正是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最佳例证，这个转折点发生在改革开放之时，正是中国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并迈进到全过剩社会的历史时期，所有否定过去或所有坚持惯性思维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

　　当现在达到全过剩社会之后，已经不需要人民群众的超额付出，不需要大量的个人牺牲，不需要让群众去等待远期的利益，这时私有制才又恢复了正面的活力。

　　四、共产主义

　　什么是共产主义？

　　公认的共产主义定义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消灭了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本质差别已经消失），实行共产主义公有制，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什么时候能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肯定不是人人有奔驰汽车开，家家有别墅房住，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地球绝对承受不起全人类这样的社会消费能力。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其实就是前述定义的第一、二句话：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我们现在容易将视线盯住后面几句话，几乎完全不去注意前面这两句，不注意决定社会形态的本原基础。

　　其实现在全世界已经达到：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

　　这里所讲的现在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不是因为看到现在发达地区的如何富裕，也不是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倒牛奶时候的那种少数先进国家的生产过剩，而是讲现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总量和能力已经非常了得，无论工业还是农业的生产能力总量，现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共产主义？

　　从生产力的角度讲，只要整个世界的生产力水平开始进入到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都应该注意到这个最重要的事实！

　　在这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理会社会形态如何，也不要理会人们的精神境界如何，也不用理会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奔驰车，这不是唯生产力论，因为我们说的是“开始进入共产主义”，任何其它事物都不能阻挡我们的眼睛！

　　我们现在还一直困在“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之争里面，困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维之中。

　　生产力开始进入到共产主义的水平之后，阶级应该是开始消亡了！当然，这里说的也是开始消亡，而不是已经消亡。

　　“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可能是列宁主义的局限，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更好。

　　随着近年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总量正在高速扩大，但这并不一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在强化，当一个阶级成长到成熟的极点的时候，其实也可能正是消亡的开始，我们不要忘记史实和辩证法的法则，主要社会阶级最有力量的时候通常是在成长初期。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20年前人们刚刚打破落后国家的经济不可能赶上先进国家的定论，20年后中国突然的制造业起飞，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发展走上了全新的台阶，在这样的时候，产生的所有困惑都是正常的，但理论工作者应该清醒头脑负起责任。

　　五、阶级、阶级斗争与阶级的消亡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章节就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断言：迄今为止，人类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但是，阶级就在我们这个年代要开始消亡了，阶级斗争在我们这个年代要开始消亡了，也许国家这个阶级斗争的机器也要开始消亡了。我们这个年代多么了不起！我们已经开始进入新的历史篇章。

　　不管你信还是不信，不管我说得对还是不对，崭新的时代画卷已经在我们面前展开。

　　21世纪正好就是这样得完全崭新的世纪！

　　难道我们的理论研究可以视而不见这些？

　　我们应该开始研究阶级、阶级斗争和国家的消亡，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正事，也是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问题的正确方向。

　　我们的很多困惑，正是来源于我们还在唱着过去的歌谣，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某种个别论点，来源于“阶级、阶级斗争”的某种局限。

　　马克思主义从一而始，就是把阶级斗争看做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和社会进化的基本动力，毛泽东思想更是以：“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将之发挥到极致。

　　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一个方面，只要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会知道，在《在共产党宣言》经过多个版本之后，由于后来历史研究的新发现，马克思早已将这句话做了一个修订，这就是括号中的那部分：“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基本描述是：从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原始社会阶段——阶级斗争激烈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开始消亡的社会主义阶段——阶级完全消亡的共产主义。

　　这个过程很象一个人的一生：人类的初期，包括人类还没形成社会的阶段，这是没有阶级斗争的婴儿期，也就是原始社会，婴儿期的人是弱小无力的，是浑沌无知的；

　　当人们的生存、生活能力特别是生产能力得到提高后，人们进入了青少年期，这是阶级斗争的阶段，包括狩猎社会、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可能还有我们现在的后工业社会，这些正对应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社会，青少年是感性和冲动的时期；

　　当人们完全有能力解决生存、生活和生产的问题之后，马克思主义说：这是社会主义时期，人类快要能够进入共产主义了，这可以比喻为人类的而立之年，是人类稳重而又丰腴的年代。

　　社会主义之后，马克思认为社会将走入共产主义，那么共产主义可能是人类的老年，老年期的社会将走向何方？这是以后的事了，至少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地球将来是否还能承受得了，不是承不承受得了理论和主义，而是承不承受得了人类生产能力的折腾，这也许是人类在走向反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许多人是站在了一个历史的高处：我们将是经历了阶级斗争最惨烈的年代的人，也是将经历和见证阶级斗争趋向消亡的一代人。

　　阶级和阶级斗争消亡的分水岭在哪里呢？

　　分水岭在于有能力解决或者是没有能力解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问题，千万注意，不是解决或者没解决这个词！

　　有能力解决没能力解决，这是生产力的界定，生产力是决定性的。

　　解决没解决，则是分配的问题！

　　分配是上层建筑，是不一定与生产力发展进程绝对同步的，而且还是经常可能处于滞后状态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解决分配的阶段，但我们已经是有能力解决所有的社会需求，当我们中国成功地进入到工业社会之后，全世界已经有了这种能力，只是有能力解决不等于解决，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的问题，在这里暂不展开讨论。

　　现在全世界任何产品都不缺，只要任何产品存在市场空间，都会有人出资构造新的生产条件，就连最近的石油短缺感，都是人为制造的一时问题，而不是真正的生产能力缺失的问题，石油市场长期性、根本性的产业政策，还是因为生产能力太强要以限产为主导的。

　　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现在连一般认为生产力水平最低的农民群体，每个劳力都有能力供养（就生产能力而言）数人生活，工业群体和其它现代行业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全世界在享用中国工农业产品之余，其实也已经开始出现怎样承受中国产品的压力，这已经是现实问题。

　　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进入工业社会，使得全世界进入工业社会的人口真正由少数转变到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现时开始进入工业社会的还有泰国、印尼、印度、越南等等国家，这些都合力促成了这个根本性变化。

　　只要不发生重大的战争，这个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局部的常规战争可能只能使生产力的分布发生量的变化。

　　工业社会在这个时候走到了极点。

　　在工业社会的极点，阶级、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最大要点是开始消亡。

　　当然，我们绝不是在说已经消亡！

　　在阶级消亡阶段，阶级斗争也许是更加激烈，也许是慢慢沉寂，这是一些没有现成理论指导的全新的具体问题，这里面的特殊规律， 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认识和掌握。

　　我个人感觉，现在的工人阶级其实更像以前的小资产阶级，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多数工人现在已经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有一定的闲暇需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固定资产（比如房产），甚至具有一定的个人投资能力。

　　小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可爱的阶级，他们是最爱扮靓、最多情感、最多闲赋、最多社团、最多说话的人群，不过除了可爱的一面之外，小资也有不愿较多负责、不喜欢跟最下层接触和沟通的一面，如果小资变成了社会中坚，不知道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的。

　　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什么理论和实践能够真正动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的基本理论不存在根本性的错失或者过时，只不过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一部分，是在随着历史的变迁变换着适用的内容的，以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直接的适用部分，曾经指导我们赢得过辉煌的成就，现在没有直接的适用理论，只能靠我们继续应用唯物史观去摸索和创造，我们说的这个现在，就是“全过剩社会”的现在，就是阶级斗争开始消亡的年代。

　　

　　六、全球工业化的四部曲和民主制

　　全球各国进入工业社会的步调是非常不一致的，虽然生产力是必然要发展的。

　　最先进入工业社会的是欧洲和北美的国家，这些国家在200多年前就已经起步，他们基本都是以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走入工业社会的，因此基本都是完整的民主体制国家，这是全球工业化的第一部曲，资本主义造成了全球殖民化的历史过程，造成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令无数生命涂炭。

　　接着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是俄国、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国家主要是靠列宁主义和大国这两个因素得以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这是非民主国家的方式，这是全球工业化的第二部曲。

　　第三批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主要是一些边缘的小国（地区），比如亚洲的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第一和第二批工业国的大搏斗的空隙里面生成工业化的，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非民主的模式，这是全球工业化的第三部曲。

　　谁将是第四批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呢？

　　我想也许是阿拉伯国家！

　　现在全世界的反恐可能根本不是文明和宗教碰撞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伊斯兰世界进入工业社会之前的磕磕碰碰，以过去来讲，伊斯兰社会因为宗教原因较难接受列宁主义、因为不是统一的大国而没办法形成对抗欧美的力量、因为发现石油财富较晚没有挤入第三批工业化国家的行列，现在，他们的国家和人民仍在内部和外部的重压下喘息着，但他们的能量是在继续聚集之中，他们在跌跌撞撞的找寻正确可行的道路，这才是当今世界伊斯兰问题的根本所在。

　　伊斯兰的阿拉伯在全世界有几亿人口，他们拥有石油财富，他们拥有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基本条件，但他们需要找到一条新路，一条可能不同于第一、第二、第三批进入工业社会国家的道路，这条路现在看不会是民主的道路，最终也可能不会是民主的道路。

　　民主制国家是一个很好的事，但其实除了第一批工业国家有条件直接走之外，其它任何国家都没有条件直接走，这是所有历史都证明了的。

　　现在对有没有实行完全的民主制非常抱怨的人群，其实是最没创意的人群，这些人除了会跟原生资本主义学样走路之外，完全没有其它思路，这个群体的人数非常之多，可能是现行学校教育制度教育的结果，因为现行教育本身就完全是从原生民主制国家全盘照搬过来的，包括搬来了所有可能的负面元素。

　　最近我看见上海开办私塾的报道，我突然想到：难道天经地义学校教育只能有从西方照搬过来的一种模式吗？

　　民主是要代价的，要很高的代价，美国这样的国家，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金元帝国的基础上的，那需要超级GDP支持。

　　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我们是一个成年人，作为现代社会科学来说，我们呀呀学步的年代早就过去，200年前甚至更早的人们早就开始为我们交学费，这几十年来，我们已经走过了非常成功的路，除非弱智才会只会抱怨和认定要回幼儿园复读，老是只会回头讲200年前仰人鼻息的老话特没意思，民主制度是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一点点锤炼出来的，大呼大隆的拿来主义是不负责任的，闭关自守也是不负责任的，能为中国特色出好创意才是值得骄傲的个性。

　　在中国社会近代发展过程中，中国的民主概念和实践是经过考验的，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在民主方面从来都没有过美誉度，如果国民党是民主的，国民党执政是民主的，也不会有现在台湾阿扁惹出的这么多变故，可惜阿扁现在也只不过是民主的一个笑柄，是民主的反面教员。

　　亚洲四小龙全部不是民主的，伊斯兰的革命和社会发展进程也不是民主的，中国和苏联的道路也不是欧美式的民主，世界的绝大部分都不是欧美式的民主的，这么大的范围不能实行民主制，这一切恰恰都是欧美国家造成的，是欧美先行的工业社会生产力发展造成的。

　　每个落后国家都在做进化到工业社会的这一件事，这是谁也不能改变，但是，必须十分注意的是怎样顺从这个发展方向，而不是将注意点死铆在是否即时直接照搬欧美的民主体制，谁要是一定要自己停下来去套上欧美设定的旧鞋，谁可能就会出问题，而落后国家出问题，则是欧美国家最希望的。

　　在近年“党管一切” 的方式淡出社会架构之后，由于我们并没有去下够力气组织新的社会构架，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大问题之一是社会太松散了，政权组织太松散了，而不是太缺乏民主。起码来说，许多以前企业行使的政权职能，现在基本没有了，许多农村由于经济落后，基层政权组织许多不能正常运作，许多楼盘达到上万居民，仍没有建立基层政权组织。

　　举现在社会治安问题来说，治安问题的实质主要还是跟城乡基层政权组织的涣散有关，户籍管理、贫困救济、医疗保障等许多方面我们已经欠账太多，如果任其继续下去，我们将有太多的人口脱离户籍联系，将有太多人口成为社会生活的编外人员。

　　当然，加强政权组织建设并不是重搞一些强制性的东西，而是要尽量搞好社会组织，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中正常生活，让每个人都有正常的社会责任和权力，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诸如此类等等。

　　我们现在过于依赖靠加强强制性警力解决社会治安的思路很值得怀疑，这些可能跟某些警察和行政机关长时间把老百姓当作对立面的思维有关，也跟完全离开了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基层政权组织的思维有关，现在有不少人只把自己当作管理者，这是极其有害的。

　　在现时阶段，依靠人民群众、极大的努力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社会组织仍是真正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党极重要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社会真的不能再太松散下去了。

　　加强政权建设，完善社会生活构架，可能是我们近年最值得投资的方向，也是我们现实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

　　七、农村问题的特殊性

　　农村经济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农产品的产获经常要服从一个自然的宏观公式，似乎在马克思的年代已经有类似的说法：

　　总产获量/年 = 需求量/年 （大意）

　　农产品的这个等式跟工业产品很不相同，农业很久远以前就是按这个等式运作的，如果某年产获总量太少，可能会饿死很多人（工业产品不会），年产获总量太多了又没用，通常只会造成跌价，农产品年初就下种，年尾收获时产获总量出现问题已经很难补救，而工业产品则是全球化大生产时才开始用到年需求总量这个概念的。

　　如果单纯按以上公式来看，有可能不论丰收歉收，农业的社会总收入都是差不多的，丰年时跌价，歉年时涨价，总是趋平的。

　　有一个菜市场老板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忘，那天我去买的酸菜又差又贵（与往年相比），我问档主：为什么呢？档主说：年成坏的时候，做酸菜的菜少了，酸菜虽差却会较贵，年成好的时候，酸菜就会又便宜又好，农业就是这样！——这老板绝对是农村出来的。

　　中国几十年发展，农村土地、水利、技术、文化、种子、化肥、信息、机械、电力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农民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提高，提高的部分除了以相当高的裕度保障了社会农产品的供应外，相当大的部分化作了农产品低价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现实。

　　中国农民的生产能力提高了，生产的总量提高了，但社会总人口是不会过于增加的，这样就必然会较多出现：产获量/年 > 需求量/年，在需求的总量空间总是有限的情况下，农村收入的提高受到了极大制约。

　　我曾和甘肃榆东县一个农民交谈，他一家三口每人约2亩地，正常能打3000多斤麦子，劳作不怎么难，自己留1000多斤口粮，剩下2000斤卖1400元，每个月全家约100余元可以支配，这是一个正常的农户，但现钱显然比较少，连小孩交学费都很紧，你要让他增产很容易，因为他现在只种一季，其它时间人和地都空着，他说种什么都卖不出去，他有能力种更多的地、打更多的粮，但即使再增产2000斤麦子，他家庭的月收入也只增加了100多元，显然还是非常之紧。

　　即使中国的小麦品质提高到可以较好的价格出口，中国那么多农户增产的许多小麦（或其它农产品）有可能全部用来销往全世界吗？那国外恐怕要多出太多农民不用种田，这可能吗？

　　先人一步的养殖种植能够使农户制胜，但这也不是全国农村共同提高的机会，因为等到大家都学着做的时候，烂市还是很容易出现了。

　　科技能使农产品的质量提高，这是农户提高收入非常有效的途径，但恐怕到影响社会供给总量的时候也不一定很灵验。

　　科技使中国的水稻种植达到很高水平，但现在绝大多数水稻种植户可已经成为富户了吗？没听说过。科技使中国的苹果、西瓜等作物的质和量均有很大提高，但几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西瓜每斤几分钱的电视报道。

　　任何一个大宗农产品大丰收，不仅自己有可能出现烂市，甚至有可能影响其它品类农产品的总销量，牛肉多了，便宜了，人们多吃肉就会少吃饭，事实总是这样的。

　　因此，中国农村人口提高收入的有效途径，很大的一块可能并不全在农业，现在很多农民要选择诸如出门务工的门路，因为他们缺钱，也因为他们有一定的空闲，出门务工是农业之外的收入，是农民整体性增加收入很有效的途径，但这方面的代价有时也太高了，而且造成了非常不稳定的社会因素。

　　农民工是中国真正经过市场经济锤炼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也是中国农村未来的希望，非常宝贵，希望全社会能给与足够的关心和关怀。

　　近年中国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是真正对提高农民收入非常有效的举措，如何能进一步切实的提高农民收入，今后仍是中国和中国政府最大的课题之一。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产品需求总量是一块蛋糕，你可以想象把蛋糕稍微做大一点，也可以想象把蛋糕做得更精致一点，但这些都是有限的，只要你面对的是上亿的农户，你所能做的就是将蛋糕切得很小很小，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使农民收入增长的利剑，又是可能是使农民更加困难的魔剑，科技和生产技术是使农民致富的必要元素，同时又是使农民陷入今天的困境的直接原因。

　　科技、信息等的快速进步，除了正面有利于致富的作用之外，往往都有加剧农村生产力过剩的现状的副作用，曾记否，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也是受过科技发展的伤害的，为此，工人们曾用过破坏先进机器的方法消极对抗过，我不太确切知道中国农民会不会也经历这个过程，但总的来讲可能还是值得关注。

　　我们应该正视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带出来的根本性问题，正视农民生产力总量可以轻易超越整个社会市场需求总量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任何农村致富的个别突围机会都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只有取消象农业税这样的举措才是根本性的，但这个空间现在已经用尽了，下一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有可能走补贴农业的道路吗？

　　只有当农村人口降低到一定水平，比如城乡人口比例达到某种程度的反比例，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真正解决致富问题。

　　但是，中国城市人口继续快速增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呢？

　　哎——，一切都是“过剩社会”、“ 全过剩社会”惹得祸！

　　（正文完）

　　附录一：恩格斯1847年《共产主义原理》——马恩选集P221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发生呢？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至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

　　附录二：列宁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联共布党史P187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它已由“进步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寄生的资本主义，变成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日益加剧，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恨日益增长，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爆发的因素日益成熟。

　　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附属国内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对帝国主义愤恨的因素日益增长，反帝革命战争的因素日益增加。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特别尖锐，争夺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争夺殖民地、争夺原料产地的斗争，使得重新分割世界的周期性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

　　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并使帝国主义战线有可能在它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

　　结论：无产阶级在某一个地方和某几个地方突破帝国主义战线是完全可能的；社会主义首先在几个国家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是可能的；由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同时在所有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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