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所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四维　　

毛泽东生前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毛泽东传（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作者认为，毛泽东同志一生干了四件大事：1、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创立了毛泽东思想；3、探索了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体系，实现了农业集体化；4、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有人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非常不理解，认为是非常错误地搞了这场运动。更有甚者，认为是“十年浩劫” ！　　

文革真的是十年浩劫吗？！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第一条就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文革和四清一样，都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毛泽东为什么对走资派这么高度重视！　　

这是因为：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封建朝廷凡是延续一百年以上的，无一例外的都是依靠“开　明的　君主”惩治贪官污吏、让利于民来达到的。但私有制（尤其是封建时代）的本质是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里集中，不可避免的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因此，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到不可调和时，便爆发农民起义来解决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是其一。也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大讲阶级斗争的重要原因。　　

其二，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中国还存在着一种半社会主义半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详见附录：《试论我国的生产方式及其他》），这种生产方式还保持着滋生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温床，还会使当权者产生腐败堕落思想，还会产生特权阶层，还会权大于法，还会产生带有封建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　　

第三、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担心共产党能否跳出周期率。毛泽东那时就已经想到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第四、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抛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随后的1958年末和1959年初，杜勒斯在三次演说中都集中地讲了和平演变问题。从艾森豪威尔政府起，美国的历届政府都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作为重要的对外政策。　　

第五、毛泽东对干部变质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进城后“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初，以极刑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但真正认识到干部问题的紧迫感和严重性的，还是在大跃进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钢铁“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设想。回到国内后，毛泽东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就形成了1958年是中共历史上召开会议最多的一年。　　

这些会议的质量如何，作者不能妄下断言。就对大跃进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北戴河会议来看，脱离实际已成了干部的通病。　　

我们来看袁宝华同志怀念毛泽东的文章（摘录）：　　

“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说可以。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做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的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问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账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账，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账。’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账，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账，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的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都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去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看来，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检查自己？”（摘自《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　　

我们再看薄一波同志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的：“在1958年影响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是从所谓‘放卫星’开始的。这一年通过报纸、广播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做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　　

也许有人会说，由于毛泽东搞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别人不敢说实话。对此，作者摘录了反毛急先锋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中的一段回忆：“我是为三峡问题去南宁（即1958年l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作者注）的，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多年来听了林一山的意见，想上三峡（因此写了“高峡出平湖”词）。会上他听说李锐是反对派，于是把我们两个人都找去。我到的时候，大家为我捏把汗。可是，听到我们两人当场的说明，又各写一篇长文之后，便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此可见，只要言之有理，个别问题他还是听得进意见的。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水利、电力两部合并，要我做他的兼职秘书。”　　

客观的说，不论薄一波同志、袁宝华同志，还是王鹤寿等同志，对完成1070万吨钢不会有怀疑。否则，王鹤寿不会向毛泽东拍着胸脯作保证，薄一波也不会提议把1070万吨登报。最终，倾全国之力，从数量上是完成了，但在质量上至少有三百万吨“钢”是废品。　　

通过薄一波和袁宝华的回忆，不难看出我国当时干部的现状。对那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思进取，逐渐要滑向人民对立面的干部，如果不采取措施，为人民服务就会变成“为人民币服务”，当权派就要蜕变成统治阶级。杜勒斯的预言就会在第一代身上出现。　　

作者分析，严酷的现实使毛泽东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干部蜕化变质的哪？对这样的干部如何促使他们转变思想呢？作者分析，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对大跃进中的失误，促使毛泽东在1959年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要搞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这就抓住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严格地说，走资派的概念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比如索贿受贿，现代有古代也有，中国有外国也有；比如娶小老婆，官僚主义，家长作风等等，都是封建主义的残余。但作者至今还未发现有比“走资派”更准确涵盖干部中丑恶现象的名词。　　

大家知道，中国封建社会经过近千年的探索，到隋唐才形成比较完备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从此改变了上品无寒门的现象。这无疑是国家政体的一大进步。唐朝为什么强盛？唐诗为什么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朝科举考试的内容就曾有过诗歌）？完全得益于这种在当时先进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可以说，没有唐代的科举制，就没有李白、杜甫等伟大的诗人，就没有唐朝的强盛，就不会产生丝绸之路。随着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孔孟之道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四书》，尤其是《论语》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科举制演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成了束缚读书人和官吏的工具。清末废除了科举制，新的官员选拔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依然是上级任命制。使得官员选拔制度倒退了一千多年！所以，清末和民国时期官员的腐败程度人们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政府官员是国家成败兴衰的决定因素。因此，中国自古就流传下来一句话：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建国后，经过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历了“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干部中存在的问题及选拔干部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多次强调培养接班人的问题。针对干部中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人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腐败堕落、蜕变成统治者的现象（作者记得小时候有位邻居叔叔，作者家有事他主动帮忙，从个人感情上说，他真的是个好人。他在市政府工作，约在1960—1962年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娶了小老婆，换了大房子，后来东窗事发被判了刑。作者当年插队时听公社和大队的一些干部说过，文革前的县委书记只要发现下属中哪个女干部漂亮，就一定搞到手），毛泽东才决定发动文革。正如在1967年2月8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以及国防部长巴卢库谈话时指出的：“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方式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干部甘做公仆，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才不会被少数人所攫取。目前，干部中的腐败程度之深、范围之广，花样之新，敛财数额之大（照目前态势发展下去，将来很可能出现敛财上十亿、百亿的贪官）就知道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及时性、必要性、正确性了。因此，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记得毛泽东的这句话公开发表在1976年夏季，可以说是对中国二十余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总结。也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历史上有那个皇帝敢说贪官污吏就是本朝制度豢养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有哪一个党的领袖敢说执政党是革命的对象。　　

从1962年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还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到1965年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再到1976年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明确告诉人们阶级斗争是什么内涵了。毛泽东用实践回答了黄炎培提出的执政党如何跳出“周期率”的问题，用实践总结了在以一党为主要执政党的国家里，如何管理党、管理党内干部、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很可惜，我们党和国家的继任者，没有认真地总结文革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匆忙地给文革下了“十年浩劫”的结论，使毛泽东的心血付之东流，也就为干部的腐败堕落大蔓延埋下了伏笔。　　

作者认为，封建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是严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地位似乎是平等的，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应该是平等的。毛泽东是努力创造人与人之间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平等的伟大实践者！文革期间，全国农村兴办了合作医疗；药品大幅度降价；党内高级干部的月工资凡超过四百元的一律降为四百元。这些都是为了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干群之间的差距的重要举措。什么是人权？经济地位的平等才是最大的人权！人与人之间没有经济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只能是一句空话。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在某些方面人为的制造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①十多年来，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有钱的国有企业的员工，工资打着滚地往上涨，中小企业的员工一个劲地下岗；在下岗的人员中，40、50这个群体的日子最不好过，是真正的“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②退休工资双轨制，毛泽东时代凡退休者，按退休时的工作年限、贡献大小（全国劳模、省劳模）的几个档次（按月工资的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五等）享受退休金，干部和工人几乎没有区别；③媒体报道过某企业老总年薪几千万元，有些地方很多从事保洁员的年薪不过几千块钱！④前几年，“与国际接轨”在媒体很流行。可作者发现，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却不去和发达国家接轨，如：发达国家的高工资、高福利；损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却逐渐地和国际接轨了，有的还越了轨。如：高物价、高房价、高额医疗费等等等等。目前，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继续在扩大，据人民网2011年2月10日报道：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至15倍 跃居世界首位；另据新华网2011年2月1日以《“拦车讨薪”遭遇惨剧》为标题，揭示了魏汝稳因向老板讨要拖欠的工资而被汽车相撞，身受重伤。该报道还指出：“近日，农民工讨薪惨剧频频在全国发生。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拖欠的3200元工资服毒身亡，四名农民工在海南三亚讨薪，与酒店保安发生冲突被打成骨折。‘流血讨薪’等恶性事件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农民工讨薪为何不断遭遇惨剧，年复一年的‘讨薪难’何时才能画上句号”。　　

问题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要的原因是私营业主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给或少给工人、管理人员应得的工资是实现资本积累的有效手段。次要原因就出在“农民工”这个词上。这个词合不合语法先不说了，从社会分工说农民与工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个词的“发明”也就产生了二等公民：别看你干的是工人的事，你的身份可是农民！这些为国家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工人，来到城市，其工资、住房、孩子入学等等都享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这是典型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毛泽东时代经过国家计划从农村招收的工人，没有这种身份歧视。那时，从没听说过不能按时发工资的。　　

弱势群体的出现，说明了毛泽东时代的主人，即统治阶级已被改革成了被统治阶级。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是群体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任何企图掩盖社会主要矛盾、不积极想办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想法，只能使社会主要矛盾更复杂、更不容易解决。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全民竞选各级政府领导人的方式，来解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用罢工、工会协调及相关法律来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矛盾。中国的国情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诸多根本不同之处，毛泽东只能用整“走资派”的办法来解决这一主要矛盾，这才有文革的产生。　　

纵观文革十年，是毛泽东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十年。但这种变革并不能根本铲除剥削阶级思想对共产党的侵蚀，从1973年前后，党内的不正之风就开始抬头，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几句民谚：“一有权，二有钱，三拿听诊器，四把方向盘；公章碗口大，不如熟人说句话；学会物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等等。这说明部分掌权者为自己谋私利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即毛泽东所总结的“走资派还在走”。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数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似乎成了干部选拔的潜规则，它破坏了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的公正执行，将人事任用市场化、领导职位商品化，严重的腐蚀了党和政府，长此下去会使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诚然，文革并非没有错误，有些还是很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主要发生在1967年。作者分析，按毛泽东的部署，通过夺权的方式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生的各级政府机构。但是，夺权后群众组织围绕着当权派分成了两派，一派要保，一派要打倒。文斗不行，发展到武斗。在数省武斗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两派的问题。本来，中央解决各地的方针是依靠革命派，团结保守派，促进两派的大联合。通过三结合的方式组成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但是毛泽东过高的估计部分干部、部分群众的素质了。1967年7月18日王力发表承认武汉“工总”是革命组织的讲话后，另一造反派组织“百万雄师”于7月19日开始武装游行，并在当天晚上冲击毛的住地“东湖宾馆”，抓走并打伤了王力。在众人的劝说和周恩来的安排下，毛泽东被迫离开了武汉。至7月25日，武汉发生了一系列由“百万雄师”挑起的大型武斗，造成多人伤亡。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武汉“7.20”事件。　　

接着，1967年8月22日，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　　

这些都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央依靠革命派，团结保守派，促进大联合的方针是错误的，才使得他在当年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不断地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还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为了尽快结束两派争斗的局面，毛泽东调整了战略部署，在短短一年内，全国（除台湾省外）相继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全国的经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对文革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在1975年有正确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卷《毛主席重要指示》）在1970年12月18日与斯诺谈话时说的更明确：“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十六条）明确指出：“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也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文革初期的打砸抢和武斗的发生明显是与十六条背道而驰的。武斗发展到动枪、动炮的地步，这一点恐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也没有料到。这一点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人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两面派！两面派自然是说假话的人。这些人文革期间口头上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实际上唯恐天下不乱，这才有武斗的发生。联想到目前李锐、袁腾飞之流信口开河、谎话连篇，也就不难理解中国为什么会出两面派了。　　

有的人也许会提出：为什么毛泽东不参照西方推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来解决干部中的腐化堕落问题哪？因为当时和现在的中国的国情都不允许。对此，作者将在本文的“关于中国的民主与法制道路”中表述。　　

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后果　　

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给文革主要定了两条“罪状”：1、十年浩劫；2、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1、浩劫　　

按现代汉语的解释，“浩劫”的意思是“巨大灾难”。2009年“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一著名主持人仍在说文革是十年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世界上60多个国家，20多亿人拖入战争。战争伤亡人数1亿多，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难以估算的程度。）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开始，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过历时六年。文革比二战还长四年，一个给中国造成十年巨大灾难的人还能肯定吗？毛泽东不就成了希特勒！不就　成了暴　君！说毛泽东功劳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还有人相信吗？全盘否定文革不过是项庄舞剑罢了，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在是高明多了。毛泽东被否定了，那么以他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心中是什么地位，社会主义还有多少人相信，都是不言自明的。　　

2、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革的十年，几乎是“三五”、“四五”期间。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所载数据，1965年国内生产总值1,716亿元，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2,997亿元，10年间增加了1,281亿元，年均增长7.47%。就连一些人指责经济已到了崩溃边缘或一度到了崩溃的边缘的“三五”期间(1966年至1970年)，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9.95％，和改革开放后的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大体相当。　　

说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也好，或一度处于崩溃的边缘也罢，是强加给文革的罪名。何为崩溃？就是轰然倒塌（彻底破坏）。崩溃的边缘就是摇摇欲坠，快要倒塌了。按照这种观点，能有1969年和197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吗？文革期间国民经济三五、四五计划所确定的指标基本完成，按国内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均超额完成。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秋季至1962年秋收前）比文革经济困难很多倍，国家被迫暂时停止了五年计划的施行，为什么没有人说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本原因就是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经过了中共中央全会通过）。而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已辞去国家主席一职，对造成三年困难的人为因素，当时党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是要负责任的。　　

客观的说，文革期间的经济建设，在1967年有些停滞（不是崩溃的边缘），进而影响了1968年的经济发展。文革十年，总体说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十年，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十年，是我国对外关系取得辉煌成就的十年！是我国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的十年。　　

全盘否定文革是唯心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即一分为二的。难道文革不属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范畴之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为什么有些人对文革就不实事求是了？   　　

全盘否定文革正好给李锐、茅于轼、袁腾飞之流夸大事实、捏造事实，往毛泽东脸上泼污水制造了口实。　　

否定文革等于否定了毛泽东，否定毛泽东等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　　

近三十年来，我们实际上放弃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说过：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是——放弃毛泽东思想这一团结全国人民、全党、全军的精神食粮，人为地、错误地将毛泽东思想分为早年与晚年、解放前与解放后，其所带来的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并最终酿成了“六四”事件，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在经济上制裁中国，造成国内的外贸企业举步维艰，蒙受重大损失。“六四事件’后，我们依然放弃毛泽东思想，又造成“法轮功”的兴起。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和法轮功的兴起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的斗争。　　

三十年来，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评价，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是中国究竟为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服务的问题！　　

我们评价一个政党、一届政府、一位大人物的好坏，最主要的是看他所作所为是为多数人谋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把社会创造的财富用在多数人身上，使绝大多数人享有经济地位上的平等，不论他“有多少错误”，也是应该肯定的；把社会创造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使绝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即使他“没有错误”，也是应该否定的。　　

最后，我们来看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报告》中对文革的总结：“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