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望野:他讲的一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怀念我第一个主编俞德丰同志

他讲的一个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怀念我第一个主编俞德丰同志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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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为了查找有关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和《前线》的资料，一边翻书，一边上网，意外地见到了朱仁先生所写《追忆俞德丰同志》（请见附录），因为他们在一起战斗的时候，也上演过同名的这两个戏。而俞德丰同志也曾经是我的老首长。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他领导下从事过一年多编辑工作。我也不能不想起他来了。　　

那是在朝鲜战场的一段经历。我从所在的军文工团调到了西海岸部队指挥所文化科搞文艺创作后，未几，板门店谈判结束，战争就停了下来，该机关奉命整编到别的单位而调回国内了。但因该处不需要本人所从事的专业，我就被留在志愿军政治部招待所等候分配。时间虽然不长，我却很不习惯。因为参军后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日子，每天无所事事，周围除了大山还是大山，无处可去，恨不得早点有个工作，哪怕是下连队去当个炊事员呢！正是此时，1954年初春，组织部通知我上战士读物社报到。这是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干过此种业务，但是当时还是不能不服从命令而前往了。后来组织部里凑巧有一位和我一起参军的老乡在那儿帮助工作，他私下告诉我，本来是要把我分配到文工团的，可是读物社社长沈政不知从哪里听说有这么一个同志在待分配，就前去提出要求调我过去，因为他们所办的《志愿军战士》（半月刊），每期都需要给部队提供文娱材料，人手不够；而我在文工团的创作组里呆过，熟悉这一行，他们抓住就不肯撒手了。我上班以后，在李偀民同志老大姐般的帮助和指导下，就慢慢地实习和熟悉起这个工作了。刊物上有关文化生活这一摊事，从此，就由我们俩包圆起来。　　

李偀民是俞德丰的爱人，而俞德丰却是读物社的主编。他俩就住在我们办公室大屋旁边的小屋。那既是他两口子的宿舍，同时也是主编的办公室了。我们办公室的所在，就处于离废弃的金矿洞口不远的山坡上，一排上下两列，都是工兵连临时搭起来的简陋的房子，冬冷夏热。编辑们和文化部各科室的干事，大都住在滴水流汤的矿洞的老木板房里，那倒是冬暖夏凉。二者相映成趣，大家都不在乎，也从无挑剔。我安定下来之后，对办公室里几个大书架上的书籍，喜欢的不得了。从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之后，走南闯北，东跑西颠，三年多来一直就没有机会好好读书，抱起文艺作品就啃个不停，记得连高尔基那好几大本厚厚一落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也是在那时快马加鞭、囫囵吞枣地看完的。可是在下积习难改，一边看人家写的，一边就想写自己的。不论长的短的，不论有韵没韵，只要脑袋里一闪过刊物可能需要的念头，自己就动起手来。刚开始，李偀民大姐给改一改编一编就全发表出去了。我当然很高兴了，由此便不可收拾，乐此不疲。入夏后的一个星期日，我正在办公室里埋头专注地看小说，很少和我搭讪的俞德丰主编悄悄来到我办公桌前，就站在我身边。这是我调来以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这位领导，日常认真勤恳，寡言少语，有事多按组织下达。到了节假日，却从不闲着。这个时间，他特爱玩，尤其是下棋、打乒乓球，而且忒好胜。下棋不赢一盘不歇手，打乒乓球不胜一局不回宿舍。我们许多和他玩的同志，在背后都以此常取笑于他。只要不想和他再继续玩下去了，一输给他，表示甘拜下风，就可以马快愉快地退出。这天，他一改常态，没有去玩，倒笑嘻嘻问起我来：你爱读书？我点点头。他便坐到我对面李大姐的办公桌后的椅子上。接着他又问；以前写过很多东西吧？的确，我在文工团写过歌词、剧本，演唱、曲艺等等形式的作品，也常由团里上演，有的还在四野、在志愿军得过奖。我说，只是多数为集体创作，自己的贡献很少。他说自己也在文工团、队呆过。那是在新四军，三野部队工作的时候。我说，我们老部队的底子是新四军的五师，由黄克诚同志带到东北去的，后来改编为二纵，南下后刚刚赶回东北，算是入朝比较早的一个军，前不久却急急忙忙赶在停战协定签字前迅速回国了。我的许多首长都是在江浙一带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还说起，东北同志打趣江浙同志押韵的故事，常常调侃他们编的快板韵脚黑白不分：“行军锅，黑又黑，煮出饭来白又白。”把灰堆韵和怀来韵参和到一块了。我还说，自己也是南方人，人辰、中东也常分不太请。有时候难免要去查查字典。在语言运用上还得好好学习。他说，我们新四军有个新闻工作者，很喜欢向群众学习语言，收集出版了一本《庄稼话》，你见过没有？我摇摇头。他又问，你读过《活人塘》（注1）吗？我说，在《说说唱唱》（注2）发表时看过。他问：印象如何？我说，我写不出来，我没有那个生活。他说，光有生活也不成，还得会写作。你知道《活人塘》的作者陈登科（注3）是什么人吗？我说，作家呀！他问：什么样的作家？我说：大作家。他笑了。我好奇地听他给我讲起故事来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陈登科同志，21岁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从一个粗识文字的青年农民、新四军战士起步，从写百十字新闻稿开始，热心给当地的《盐阜大众》报社投稿。那时的他，文句常不通，错别字也多，好在稿子到了报社，遇上了钱毅（注4），就是整理《庄稼话》的那位同志，当时他正在那里当编辑。只要是能用的稿子，就改吧改吧发表了；不能用的稿子，有时候居然还把错别字给改了，把不通的句子也给改了，然后给退回去。当时解放区正在热烈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我们根据地许多报刊的编辑和记者都是这样做的。这对陈登科当然是大有帮助了。其实，钱毅不仅对陈登科如此，对该报的一大批工农通讯员的来稿，也都是这样处理的。用最大的精力帮助、辅导他们，培养他们用简洁、纯朴、生动的语言，采写大量充满战斗气息、贴近群众的新闻、通讯、墙头诗和小故事，通过具体的事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的优秀品质。这些作品在报纸上刊登后，不仅迅速在军民中广为流传，进而推动了当地军政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以，他在作者和读者群众中颇有威信，当地许多乡亲都很喜欢他。全国解放以后，陈登科被送到北京进了文学讲习所学习，接连写出好作品，常常还念念不忘钱毅对他那几乎是手把手、心贴心的帮助、辅导。可惜的是，在1947年的一次战斗中，钱毅因不会泅渡而未能突围，落入敌手，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了，那一年，他才23岁！说到这里，俞德丰主编叹息道，他英勇为人民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无私给工农通讯员们以栽培之情也值得我们继承。接着，我们这位主编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竟让我铭记了一生。他说，组织上把一块园地交给了我们，就是要让大伙儿在这里播种耕耘，开花结果。当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人作嫁衣。钱毅就是我们的榜样啊！如果把这块沃土据为己有，那就太缺德了。浪得虚名，于世何补？他说来很有感慨，我听得也难以忘怀。随后，他忽然转换话题，问我会不会打乒乓球？我说，参军以前会打，入伍以后没玩过。他就邀我一起去到金矿洞口那间被大家称为俱乐部的破旧的木板房里，在那儿试巴起来。我哪是他的对手！三下五除二，连个招架之功都使不出来。趁着他兴高采烈占着擂台坐了庄，轮番和别的对手你来我往捉对厮杀，我悄悄回到了办公室。　　

不料，人坐在书桌前，喝了一杯凉白开，我却没能接着把书看下去。“当编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他人作嫁衣”，这话，我还是在他那儿第一次听说呐！在沉思中，我忽然记起剧作家胡可（注5）同志在我们创作组说过的几句话。当时，为了创作话剧《战线南移》（注6），他从首都到志愿军体验生活，在我们部队呆的时间也不短，随后就留在军文工团开始了创作，平日除了忙活他自己的笔耕，还抽时间指导我们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甚至参加我们组里的生活检讨会。如果赶上他的爱人胡朋同志托人从国内捎来糖果、香烟，还不忘记拿点来和我们分享。那时侯，我对团里的事务性工作不太热心，总爱埋头于自己的读和写，故而引起周围一些同志的议论，猜测我在追名求利。而我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你不努力学习没有真本事，怎样为兵服务！觉得对我的误解不近情理，太过分了。在小组会上，胡可同志不提那件事，也没有批评我，却漫谈起他对作品署名的认识。他说，作者对作品的署名，就和工人在产品上留姓氏，虽然有时用的是数字工号，实质上都是在对检验员和消费者表示：我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张小泉和王麻子的剪刀和菜刀很有名，那是大家对他们的认可。当时，组长王越也帮腔说，在旧社会，反动派总要找革命作家的麻烦，鲁迅用过多少笔名啊！可是人民的眼里心里有他，最后谁也掩盖不住他的光辉！经他们如此一说，那时候，我的理解是，在这方面自己不要太在意了，太计较了。但是，还没有具体地联系到自己的业务在革命工作中的位置和作用来加以考虑，并不了解二者之间有哪些联系。尽管已经多次学习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在对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上，还是不很清醒和不很明白的。当我把胡可同志的话和俞德丰同志的话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才开始有点开窍了。。。。。。　　

翌年初夏，我军决定只出版一份供战士阅读的半月刊，在各军区、军兵种的通俗读物社因而撤消的时候，我侥幸被抽调到总政来参与这个工作。到了北京一看，周围的同事，资格比我老，阅历比我多，文化比我深，才华比我高，能力比我强，笔头比我硬，我这个刚刚把见习助理编辑前面的那两个字去掉的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深感写不过人家，也编不过人家；要完成任务，的确有点力不从心。但是打退堂鼓又不是本人的性格，因此就想起“为他人作嫁衣”的话来了，那就只好老实巴交、死心塌地地立志去为作者和读者服务吧！在那前后，和我们新建的编辑部同在一个院落办公的《解放军文艺》社里，有一位编辑、老作家荒草同志，不图名不为利，正在埋头潜心给战士高玉宝整理自传，很自然就成了我们这班后来者的榜样了。自那以后，我基本上是按照单位里不成文的惯例办事，尽可能地努力采用基层群众的来稿。除去上级交代的采写任务，和自己不写睡不着觉的篇什，几乎就很少动笔了。自己在心里大致立下了几条规矩：只要是水平相当，有外稿就不用内稿，有外地稿就不用本地稿，有业余稿就不用专业稿，有生人稿就不用熟人稿。因而，几十年来，我辗转在好些个报刊的编辑岗位上干过活，不少同事都说我联系的作者多，关系好，书信密，感情深。我也因此而自豪。说句老实话，一生中我还真没有多少别的可以自豪的地方。也仅仅只有这一点，在深夜无人扪心自问时还能够让自己心安理得一下吧。为什么我还能自甘于此，不以为苦反以为乐，那是因为自己心里还是有一个标杆、典范在。那就是钱毅！是俞德丰老主编最早让我认识的一个大写的战士大写的编辑！　　

我从朝鲜回来不久，听说俞德丰主编和李偀民大姐都转业到了杭州，俞主编到了一个越剧团，李大姐到了一个出版社。互相联系上以后，李大姐还给我寄来了她写的一本描述孩子剧团生活的长篇小说。据说，她原来在文工团队工作的时候，在创作方面，也是很有才华很能干的一把好手。谁能料到，史无前例日子过去了，我也从老家劳动改造的车间回到原单位的编辑部，却没能再和他们联系上。只听说在“有鬼无害论”受到大批判之时，俞德丰同志曾私下不服地说过，“江青最爱看鬼戏了，每次到杭州都亲自挑选剧目要团里给演。”当年如此不识相地议论“旗手”，估计他不会少受罪了。红卫兵的小报上传说他被迫害走了绝路，我却始终不肯相信，因为他决不是那种人！但是当我后来托一位相识的老作者打听到李大姐的通讯处以后，却一直怕引起伤心，不敢对她提起这个话题。看到朱仁先生的回忆，才知道他的确如我所想象的那样，是因病离开这个世界的。当然，如果没有受到迫害，按他的体质，他是不会早早就走到革命人生尽头的。而今令我担心的是，近来给李大姐写信，给她寄去我新近印行的集子，都见不到她的回应。听那位帮我找到她通讯处的同志说，还曾见到她扶杖孑然而行。想来，她的年岁不望九也该越九了，她生活得如意么？后人如何？都让我惦念。可惜，我现在除了上医院以外，基本也不出门了，想见上她一面真很难。哀哉！　　

在新世纪前后，我曾经协助林默涵（注7）、魏巍（注8）两位老作家创办过一个刊物。一天，快到中午了，我赶到西山部队营区去向魏巍主编汇报工作，恰巧遇上一位不相识的同志也在那儿，好象是来取什么东西似的。经魏老介绍，才知道他是老作家钱小惠（注9）。我说，我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您曾经和魏老合作写过《红色的风暴》和《邓中夏传》。他问我，您都写过什么？让我去找来学习学习。我说。我一直在当编辑，写的很少。当时正要起身出屋的魏老就插话说，他是个好编辑，文笔很流畅，经验很丰富，工作很认真，手脚很勤快，就是性格很内向，虽乐于助人，却严于律己。魏老说完刚一走开，钱小惠同志便问，你为什么不多多写写呢？我就对他说起自己开始当编辑的时候，领导上就让大家向钱毅学习的要求。他一听，马上就象要喊起来的样子，高声说道：他是我哥哥！那位主编是哪个部队的？现在在哪儿？你还听到他讲了什么故事啦？以后找个时间给我聊聊，好吗？。。。。。正在我点头应许这当儿，魏老给他把东西拿了进来，他一接过去就忙着告别离开了。很遗憾，直到前年魏老过世以后，我也没有机会再见到钱小惠同志，给他细细说说他哥哥的榜样对我人生道路所发生的的影响。但愿他能有机会读到这篇文字，知道我对钱毅同志的敬仰和尊重。。。。。。　　

写到这里，我也不能不对我的编辑生涯的第一个主编俞德丰同志给我的启蒙，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2011/05/05）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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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俞德丰同志
朱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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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德丰同志是位普普通通的文艺工作者，病故已有十八年了。他没有什么惊人之作留于世间，却在与他共事过的同志中间，深为他那种不计名利，勤勤恳恳地用文艺武器为革命事业服务的精神所感动，至今犹难以忘怀。
我与俞德丰同志相识是他第二次从地方调来新四军浙东纵队任政工队队长。初见面，我曾被他口吃艾艾和“天花”后遗症的外表，给惊呆住。“他也能演戏唱歌？当我们的队长！”谁知道就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象老黄牛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耕耘在军队文艺宣传的阵地上。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在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团结并带领我们运用文艺这个特殊的武器为革命战争为工农兵服务，成了我永远也忘不了的良师益友。
他待人诚恳、和蔼，朴实而无华、沉稳而少言。为了使来自四面八方的知识青年，安心于政工队工作，总是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做好思想工作。拿我来说吧，在上海读书时，受到老师进步思想的熏陶，有股革命的热情，但是真正的革命道理，不甚了了。只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与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革命的书籍，为追求进步、渴望光明来到当时的浙东纵队，很想做个出人头地的“红小鬼”。谁知道因我出生在北京，会讲普通活，就把我分配到政工队，唱歌演戏。事与愿违，感到“委曲”，窝囊，常莫名其妙地闹点情绪。刚来政工队的俞队长，洞察我的心态，及时地给我这个好高鹜远、自命不凡的人,上了一堂终身难忘的课......
那是1945年元旦前夕，队里正在赶排一台戏,辞旧迎新。其中有歌舞剧《大红灯》，比我大几岁的蓝茜与我分别扮演红男绿女。本来我不爱演戏，也不会演戏。前不久，在话剧《流寇队长》里扮演小鬼，还是靠着戏剧组组长杨奚一招一式教出来的。上台演出，劳徒同志漏掉台词，弄得我窘迫不堪，幸亏是扮演指导员的杨奚，随机应变，才把戏演下去。事后，我就想：“演戏是个出洋相的事”。现在可好，要我演歌舞剧，要与蓝茜手牵手的跳啊唱啊，真是出尽洋相，有些受不了。所以排了几遍，情绪与动作都不符合导演的要求，被他当众批评了几句，更使我感到塌台，任性地哭起来。戏，排不下去了。
要是遇到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调换演员，可是在一旁配乐的俞队长，看到这些情况，不啃声地把我带到房东家的灶间，先是安抚几句，接着结结巴巴问我好好排戏，为啥会哭起来。那时我是横下“不干了”的一条心，就说：“我是来抗日，当‘红小鬼’的，不是来演戏，当戏子，‘出丑卖乖’的。”俞德丰同志跟人个别谈话，为了准确理解对方讲话的意思或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常常拿出笔与本子，写上几句。所以他听我是这样的看待革命文艺工作，先是一愣，接着从衣袋拿出钢笔与小本子，写了“出丑卖乖”四个字，又用笔点着这四个字结结巴巴地说：“为抗日演戏，怎么是……”，意思是让我说出个原委，当他点着“出丑卖乖”四个字时，不由得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把柄给抓住了！”于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把自己的所谓“抱负”，一五一十地象竹筒倒黄豆似地倒了出来。还说：“演戏就要象演电影演话剧那样才算演戏。跳跳蹦蹦唱唱，是上海大世界、新世界游艺场的玩意，给人家玩玩乐乐的。”没想到我这番话，不但没有受到俞队长的责备，反而会在小本子上又写下“少年有志”四个字。我见到这四个字，心里是乐滋滋的，似乎我的“抱负”得到赏识，可以实现。他见我面露喜色，就象大哥哥对待小弟弟似的，给我讲起在红军中从事各种工作的“红小鬼”事迹；特别是讲到他在自己的家乡——新昌，组织学生搞抗日宣传活动的情景，更是绘声绘色，使我心动起来。他见我面带喜悦，才以商量的口气问道：“做这样的‘红小鬼’好不好？”经他这番谆淳开导，那有不愿意呢？以我就顿首应承下来，又去参加排戏了。
《大红灯》总算排下来了。谁知道头场演出是在梁弄镇上纵队政治部大院里，又是大白天。台下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不由得我这个初次登台表演歌舞的人，紧张得心也颤动起来，，真要“出丑卖乖”了。俞队长见我面露难色，怕我怯场，亲自帮我化装打扮。一切弄停妥后，他退后几步，迷起双眼，左看右瞧，连声说道：“好！好！打扮起来蛮得样，不象我麻皮擦粉蚀死老本。”一句话，把我与在场的人，逗得捧腹大笑，使我消除紧张，轻松愉快地上场了。我就是在他这样谆淳善诱，热情相待，扶着我，拉着我，使我安下心来，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们，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迈开了头几步。
无论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工队，还是北撤到山东后建立的新四军一纵队文工团（后为华野一纵队、20军文工团），在文艺上有所造诣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俞德丰同志对待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在业务工作上是人尽其才，悉用其力；在政治上是一视同仁，倍加关怀。因为那时有“一技之长”的人，往往被称为“文化人”，一旦被称为“文化人”，就意味着是统战对象，在入党问题上会被“另眼相待”。所以有些“文化人”，常常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处于说不清的“审查”和漫长的“考验”之中。遇到这类问题，俞德丰同志总是满腔热忱地关怀，深入细致地做工作。　　

政工队里的袁云范同志，早年离开家乡, 抗日战争爆发, 就走南闯北地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炼就了一套即编即演的本领。来到浙东纵队政工队先是担任戏剧组组长，北撤时担任创作组组长。他工作热情很高，常常根据纵队宣传工作的需要，通宵达旦地创作。在部队北撤到山东滨海地区休整待命时，他根据当时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热爱江南子弟兵的事迹，赶写出活剧《滨海图》，热情歌颂了军民鱼水之情。国共两党签署的《停战协定》生效后，部队来到泰安城下，他针对部队产生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思想情绪，根据延安《解放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在俞德丰同志的支持下，日以继夜地赶写出五场大型报导剧《哀希腊》。演出后得到广大指战员赞赏，有的还为他请功。至今，叶飞将军在《征战纪事》一书中，还提及《哀希腊》的演出，是向全军指战员敲起了警钟，“要警惕‘斯科比’危险” 。象这样一位在文艺宣传工作上有专长、有建树的同志，就因为他有段走南闯北历史，平时遇到不如意之事，好发点“牢骚”，就迟迟没有解决他申请入党的要求。说是再考验考验。俞德丰同志一面赤诚相待地开导他，一面多方了解实情。尔后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耐心地摆事实，讲清他走南闯北，不仅仅是为了抗日，而是在寻找党组织的事实。讲到他参加革命是不是“投机”，俞德丰同志列举了袁云范同志在浙东第二反顽战斗中，环境是那样恶劣，他不但没有动摇怕死的表现，而且还曾奉命只身去敌占区宁波市搞药品的事实，说：“他要是投机，可以不归，另择道路。可是他回来了，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伤员弄来急救药品。要说考验，这是最好的考验。”这样，俞德丰同志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党支部通过了袁云范同志入党。　　

还有葛鑫副团长，早在三十年代，就在话剧舞台上崭露头角。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艺术表演工作，很得叶飞将军的赏识。在纵队文工团与三旅政工队联合排演阿英编写的活剧《李闯王》时，叶飞将军特地从一旅战地服务团把他调来执导与参加演出。1946年年底我们排演《白毛女》，他是导演。在那频繁的战斗、繁重的战勤工作中，他是不顾疲劳，冒着炮火，在冰天雪地，靠着一把提琴、几把胡琴，完成排演任务。在莱芜战役前为一、二师部队演出，极大地鼓舞了全纵队广大指战员，怀着阶级仇恨，奋勇杀敌。可是也是由于他的出身不好，1942年日本鬼子扫荡苏北，不幸被俘过，也迟迟入不了党。他为此思想上很苦闷。俞德丰同志来到纵队文工团任团长后，以心换心地做工作，解决了他入党问题。当拿到纵队党委批文时，才得知他的历史关节早已弄清，已批准入党。只是由于部队北撒，处于大流动大整编，没能及时通知原工作单位及其本人，出现了葛鑫同志“二次入党”插曲。　　

类似这些事，俞德丰同志总是细致地、实事求是地做工作。如果说俞德丰同志有“偏爱”，无非是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用文艺武器去为工农兵服务。 　　

在频繁的艰苦战斗环境中，部队需求的文艺生活，不是什么“阳春白雪”，而是“雪中送炭”。俞德丰同志虽然较长时间做党的文艺宣传工作，但爱好和向往大的、洋的或者比较完整的、精细的文艺作品与演出形式。而为了适应当时的战争与部队的需要，他十分重视短小的、富有民间特色的、战斗性强的作品与表演形式，在浙东，他邀请民间艺人为政工队演唱宁波走书《义薄云天》（陈山作），请浙东行政公署社教队老艺人吹奏越剧前期“的笃班”阶段的各种曲牌，让我们学习和熟悉众需要的曲调、表演形式。他常说：“我们的战士来自农村，对民间的艺术，有浓厚兴趣,而且不受天时地利限制，很适合战斗环境，”。记得在1945年春，部队开展大练兵，、他就组织袁云范与蓝茜等同志用刚刚学会的越剧和绍兴大班的曲调，演出《大义灭亲》（伊兵作）选场；组织吴定与吴彬演出用民间《相骂本》曲调编写的《歌唱抗日民主政府》的秧歌剧。部队北撤到了山东，他看到群众中流行的秧歌、花棍、顺口溜、快书等等，深感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必须掌握，用来进行文艺宣传、政治鼓动，正象他所说的那样：“要学会文艺的‘十八般武器’，才能更多地好地为革命战争、为部队服务”。于是，他就抓住这个机会，组织我们向群众学习文艺的多种表演形式；而且还要求我们学会编、演小节目。
1946年冬,部队冒着严寒，忍劳负重，长途跋涉，开赴鲁中南地区执行收缴日伪军武器装备的任务。为了激励战士们克服困难，及时到达集结位置，俞德丰同志交待在浙东写过流传很广的《浙东反内战五更调》的李偀民大姐，用《小放牛》的曲调，赶写双人演唱的《小放驴》。李偀民大姐刚写出歌词和粗略的情节设想，俞德丰同志就指派我与俞观潮赶紧排演，当我俩刚把台词背出走完场，他就亲自带把胡琴、笛子与锣鼓，独自操作为我俩伴奏，在部队行进途中演唱起来。就这样边演边修改，一出《小放驴》形成了。接着又组织好几对，分散到部队去做宣传鼓动工作。虽说小戏粗糙，却是“雪中送炭”，很受部队的欢迎。我们也得到锻炼，培养起战斗作风。也使得许多刚调来政工队工作的同志，有了深刻的感受：部队的文艺工作，就是要有股雷励风行的劲头，千方百计地用文艺武器为战争、为战士们服务。
1948年夏，华东野战军在发起豫东战役前夕，为了消灭国民党的王牌——新五军，贯彻朱德总司令提出的“玩笼灯，钓大鱼”指示精神，部队在豫皖两省境内，冒着酷暑，连续行军，寻机歼敌。俞德丰同志带着我们下连队，要求我们密切结合斗争实际，即编即演，顺口溜、快板、歌咏等形式，活跃部队文化生活，也使我们有了单独作战的能力。到了淮海战役，我们离开了团的领 导，几个人一组，来到火线，下到战壕，在冰天雪地里，开展火线文艺活动.大型纪录片《历史的转折》中淮海战役的一段，就留下了我们二十军文工团团员陈荣兰与吴昌业等同志，在火线上念快板、打花棍、对敌喊活的珍贵镜头。值得一提的，就是从我们文工团调至五九师文工队的陈洁同志，在淮海战役围歼杜聿明集团，总攻陈官庄时，她跟随突击队，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时，被敌弹击中光荣牺牲。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有她的生前照片与事迹。我们所以能够适应这样艰险的战斗环境，不怕流血牺牲地从事文艺工作，使得文艺成为开展政治思想工作，进行宣传鼓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跟俞德丰同志平时的思想作风培育与倡导学会文艺的“十八般武器”直接关联的部队的文艺团体，尤其是在基层的文艺团队，逢年过节，战前战后要为广大指战员演出大小节目，战中要担负起宣传鼓动、战勤工作任务的等等分不开的。要演出就要有适合的剧本。在战争年代，现成的剧本奇缺，即使偶而从根据地、从敌占区弄来的剧本，也不一定适合们部队的需要，有的想演出还缺乏条件。有一次，弄到了苏联考涅楚克的《前线》，那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剧本，可是在游击环境中，只能拿来看看，学习，无法演出。还有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弄来陈白尘改编的话剧《钦差大臣》，揭露国民党黑暗的统治，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排演出来，没有演出两三场，部队就出发了。所以，演出的剧本，只能靠自己动手创作。俞德丰同志是十分重视这方面工作。他说：“作为一队之长，不抓剧本创作，是失职。” 在浙东，他就组织政工队能写作的杨奚、吴定等同志，到连队到群众中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而后进行创作。他们先后编写了《桥头哨兵》、《工人胡世和》、《卖糖》、《战斗英雄林香如》等剧本，部队北撤到山东滨海区，他不仅组织袁云范编写《滨海图》，还组织张永编写国民党高级将领弃暗投明的《邯郸起义》，组织袁云范写《哀希腊》。尽管是些即兴之作，写的粗糙些，但它都与当时部队的现实思想以及解决这些思想问题有关，在部队中演出，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俞德丰同志常说：“瘌痢头儿子自中意”，意思是自己创作的东西，更能切合部队的斗争实际。俞德丰同志组织创作还有个特点，就是同志们写出来的东西，不论大小长短，粗糙与否，只要稍有可取，他总是热情对待，亲自或组织人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只要有可能就组织演出或油印保存。开始《哀希腊》只是个大型报导剧的提纲，在俞德丰同志精心组织下，发动大家编写台词，再由袁云范同志整理。当彩排时，发现象拉洋片，全剧缺乏有机联系，于是俞德丰同志自告奋勇，扮演一个人民军的伤员，自编台词，负责全剧剧情的贯串，演出效果极好。　　

由于我们的作者多数是来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习惯话剧的艺术形式，所以写的剧本几乎都是话剧，当然话剧有话剧的好处，反映现实斗争快。但不太适合流动环境与来自农村的战士胃口。为了改变种情况，俞德丰同志带头运用民间形式或戏曲形式，写过《相骂本》等小演唱，写过歌颂浙西浙东两块敌后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的《曹娥江水慢慢涨》歌词（章枚原曲），写过鼓励行军的《背包歌》（徐达配曲），幽默风趣的语言，轻松愉快的旋律，深受部队指战员的喜爱。至今在一些部队离退休老同志中还喜爱唱，还能引起美好的回忆。
在那频繁的战斗环境里，虽然我们经常演出，但大多数是在环境相对稳定，部队休整练兵期间，而且演的是些小节目。虽说这些不起眼的小节目，战士们却很喜爱。但是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总不能老是吃杂粮蔬菜，也需要吃细粮鱼肉，才能有丰富的营养，健壮的体力。所以在那样连续行军作战的环境里，能不能演出大型剧目，成了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直至俞德丰同志来到华野第一纵队文工团任团长时，才打开局面。
1946年11月，我们在山东大学文工团推荐之下，决定排演大型歌剧《白毛女》。那时，鲁南保卫战告一段落，苏中的七战六捷，使得鲁南局势相对稳定。所以我们就抓紧休整一个月时间，在峄县魏家河湾日夜赶排，想争取早日演出。战争年代，情况瞬息万变，当我们刚排完《自毛女》的第一幕，宿北战役打响了，原先纵队政治部确定文工团随纵队留守处行动，便于继续排练，战役后演出，谁知道我们刚向北开拨，叶飞司令员来了命令，要我们去前方参加战勤工作。那时候命令如山倒，二话不说，精简掉演出用具，掉头向南追赶部队。此时俞德丰同志从三旅赶来上任。《白毛女》还能不能排演，成了我们行军中的话题。放弃吧？甚感可惜，因为《白毛女》的主题思想与剧情，很适合部队需要，她能激发广大战士的阶级仇恨。要排演吧？环境条件都不许可。就在此时，俞德丰同志根据他在三旅宣教科工作时，曾组织三旅政工队在北上胶济线南下鲁南途中，演出越剧《红灯记》（亦称《北撤余音》，陈山编写）的经验，在行军途中与葛鑫副团长几经磋商，统一认识，又动员大家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继续排练《白毛女》。在行政上，把全团 “一分为二”。大部分女同志与后台工作人员，到纵队包扎所做护理与转运伤员工作；其余担任主要演员与乐队人员，随同团本部到前线指挥所作机动力量，有任务立即出发，无任务就排戏。只是排练的方法作了大的改动，不是按部就班一场一场的排，而是零打碎敲，先分后合，先粗后细。这样，我们在宿北、鲁南两大战役中，用一把提琴、一把胡琴、一把三弦，冒着严寒，顶着风雪，在炮声隆隆、敌机盘旋扫射之中，把《白毛女》排完。同时，也完成了诣挥所交待我们的战勤工作各项任务。
我们排练《自毛女》的表演路子，说得明确些是话剧加唱，走的是“画实”路子。所以布景制作了软埂两套，服装道具置办了一大堆。这样的演出形式，究竟能不能适应“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是没有考虑过。俞德丰同志作为一团之长，是想到这样的演出形式，难以适应频繁行动环境，想改变“画实”表演方法为中国戏剧“画意”表演方法。但他很尊重别人劳动成果，也很尊重于用实践来说服他人不将已见强加于人。所以他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当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准备彩排时，部队就开始行动了,准备参加莱芜战役。于是我们放弃彩排，下部队演出。头场演出是在二旅四团。当我们人挑马驮地带着演出用具，浩浩荡荡来到四团驻地，接待我们的同志见到这样演出架势，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赶紧组织一个多连的兵力，挖土搭台，装卸布景，借用演出用具。演完后，征求意见时，四团政治处宣教股股长黄苇说：“戏是演得很好。不过这样的演出形式，能适合野战特点吗？”所以葛鑫副团长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是为部队服务，现在部队为我们服务了！”这样，俞德丰同志又与葛鑫副团长商量，动员大家用中国戏剧的形象动作来取代场景，象农村“草台班子”那样来演出。靠一块天幕，一块二道幕，两块纱幕代替条幕来分室内室外，道具简单，全靠演员歌、舞、白、抖的表演。这样一改动。效果不错。那时候，部队是隐蔽地挥师北上，俞德丰同志又把全团“一分为二”。以舞美与后台工作人员，跟随部队夜行晓宿，负责搭台，借用演出道具。演员与乐队人员，上午排戏，卞午行动，到达演出地点立即演出。就这样在十多天的连续行军中，让一、二旅部队都看了《白毛女》。而且这样的演出，有力地配合了部队的诉苦教育，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深仇大恨。有次在二旅旅部演出 ,演到喜儿受辱后逃出黄家，黄世仁与穆仁智带看家丁穷迫不舍，突然有位战士泣不成声地喊着：“喜儿炔跑啊！”接着站起来拉开枪栓，推上了子弹。在这节骨眼上，幸有旅政委张文碧大吼一声，加以以制止。要不然，扮演黄世仁的白浩与扮演穆仁智的葛鑫，真会被战士当作阶级敌人击毙，而造成不幸。这以后，部队专门下了通知，在看《白毛女》演出前，都要验枪；对一些苦大仇深的战士要有专人做工作，以防意外。而且每次演完戏，有许多战士来到后台，打听喜儿下落。所以《白毛女》的演出，成了部队行军的话题；成了部队战前动员的好教材。在莱芜战役中，许多战士高呼“为杨白劳，喜儿报仇！”、“为苦难的兄弟姐妹们报仇！”……冲向敌阵，与敌人拼杀，以一挡十的勇气，阻止敌人突围，为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李仙洲集团创造条件，取得辉煌胜利。
由于我们华野一纵队文工团在俞德丰同志率领下，群策群力地在宿北、鲁南、莱芜战役中，不仅完咸了各项战勤工作任务，又排演出《白毛女》，许多团营，还有连队和领导机关的同志，向纵队领导和政治部为文工团请功。1947年3月，纵队在山东淄川县傅家庄召开庆功大会时，我们文工团荣获集体大功。这在部队众多的文艺团体的历史上还是第一个。大家深感我们在文艺为革命战争服务、为部队服务的道路上，向前跨了一大步。
这一大步，不仅使得《白毛女》成了我们文工团常常向部队演出的节目，外线出击还演遍豫皖新解放区，演到大上海；而且还按《白毛女》的排演方法，排演了《血泪仇》、《新旧光景》、《王克勤班》与《不要杀他》等大型戏。这些都是凝结着俞德丰同志的辛勤劳动。他因地制宜，不落俗套，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带领文工团全体同志努力实践，为部队服务做出贡献。
在渡江战役时，俞德丰同志离开了我们，调到华东野战军第九兵团政治部宣教部文艺科工作，接着就入朝参战。上海解放时，我曾见过他几面，后来虽然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却没有相见过。直到1958年，他由志愿军转业来到杭州，才见到他。我原来认为，象他这样有组织领导文艺工作经验的，总会在当时的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谁知他却迭择了越剧改革之路，要求到男女合演的浙江越剧二团工作，他决心在越剧改革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后来听说，他就是象当年带领部队文艺团体那样,带着二团背着铺盖卷，爬山涉水，到浙南山区去演出，去熟悉群众的生活。
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又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文艺战士，象老黄牛一样，在文艺宣传这土地上，辛勤劳累大半辈子，做出优异成绩的人。在“文革”前夕，由于他如实反映情况，直率地说出对剧改的观点，竟在“文革”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四人帮”迫害而病死。那时，我身在千里之外，又处于无形的禁锢之中，恶耗传来，悲痛万分，只能发出一份简单的唁电，以表深情。十八年后，勉力写上此文，以表我的缅怀之情。 
 写于杭州
 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　　

（据《百度百科》2008-11-15  朱 仁：《追忆俞德丰同志》）　　

马注——　　

——目录：　　

（注1）《活人塘》：《活人塘》　　

      《活人塘》又：《生活本身在说话——陈登科的小说世界》（鲁彦周  苏 中）　　

      《活人塘》又二：《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节录）》（张东明）　　

（注2）《说说唱唱》：《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啥都说）　　

《说说唱唱》又：《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节录）》（张东明）　　

（注3）陈登科：《陈登科[1919-1998.10.12]》　　

       陈登科又：《著名作家陈登科逝世》（周剑虹）　　

（注4）钱 毅：《钱 毅[1925年4月（阴历）3月22日—1947年3月7日]》　　

钱 毅又：《殉难时年仅二十三岁》　　

钱 毅又二：阿 英（钱杏村）：《阿 英（钱杏村）(1900.2.6-1977.6.17)》　　

钱 毅又三：楼适夷的《记钱毅》：《记钱毅》（楼适夷）　　

（注5）胡 可（1921/2/28-）：《新时代人民戏剧的开拓者——胡可同志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感怀》（布 而）　　

（注6）《战线南移》：《五幕六场话剧〈战线南移〉（胡 可编剧，载《剧本》1954年6月号）》　　

（注7）林默涵：《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　　

林默涵又：《现代客家文人：林默涵》　　

林默涵又二：《原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逝世》　　

（注8）魏 巍：《魏 巍[1920/1/16-2008/8/23]》　　

魏 巍又：《百科名片：魏 巍》　　

（注9）钱小惠：《钱小惠[1928-]》　　

——正文：　　

（注1）《活人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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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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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作者陈登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华中地区新河集农民，在恶霸孙车涛的奴役下过着《活人塘》似的辛酸生活。1942年新四军解放了新河集，农民翻身作了主人。但以孙车涛为首的还乡团勾结蒋匪军对新河集发起了进攻。我军为了诱敌深入，暂时撤离新河集，负伤班长刘根生不幸被俘。敌人逼令群众薛陆氏活埋刘根生，薛陆氏采用“调包计”，埋了因受敌机炸伤即将死亡的二女儿七月子，换回了刘根生。最后，刘根生接受党的指示，组织群众进行抗捐抗税斗争，配合大军重又解放了新河集。作品表现了军民的血肉关系。小说依据真实事件进行写作，具有不加虚饰的写实风格。　　

（《中国当代文学辞典》王庆生主编  武汉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　　

《活人塘》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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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本身在说话——陈登科的小说世界　　

鲁彦周  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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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11月的两期《说说唱唱》杂志上,连载了一部中篇小说,书名《活人塘》,作者是陈登科。这是一个在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名字。但这家杂志的主编却是大名鼎鼎的赵树理,而这位著名作家不但选中这位新人新作予以发表,而且还为书中四个主要人物题写了热情洋溢的四首赞美诗,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这家刊物的编委田间、康灌等人,力荐这部作品,并要求他们撰写评论文章向公众介绍这位新起的工农作家。康灌在1951年4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陈登科和他的小说》的评论文章,指出《活人塘》“朴实、自然地描写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情况”,“一切惨烈无比的甚至很难用文字表现的场面,作者都大胆地展示开来,色彩浓,气势大,使我们完全感到当时中国人民严重的情况和斗争情景”;“小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记录”。此后不久,在6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上,周扬又以十分热情的语句,称赞陈登科“写出了劳动人民的强烈的真实情感和力量。在他的作品中,简直不是作者在描写,而是生活本身在说话。生活本身就是那样一场惊心动魄、天旋地转的斗争风景。”......　　

（《清明》2001年第5期  鲁彦周  苏中：《生活本身在说话——陈登科的小说世界》）　　

《活人塘》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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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节录）　　

张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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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作家陈登科也是赵树理发现并培养的，而且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抗日战争时期，陈登科是一个抗日游击队员，文化不高，写的字特别难认，有时不会写的字就自己“创造”一个，有的就用记号代替。正如陈登科自己说的：“我那时写的字，虽不是洋文，却比天书还难认。”陈登科爱写作，却不知道稿子该往什么地方寄、请谁看。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同志向陈登科建议：不妨把稿子寄给《说说唱唱》的主编赵树理试试。陈登科只是对赵树理的名字有所耳闻，并不认识赵本人，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稿子寄给了赵树理。赵树理看了稿子后，便分别去找田间和康濯，并请他们耐心看。据康濯回忆说：“赵树理对中篇小说《活人塘》的发表给予过巨大帮助，既亲自动手修改，又让田间同志和我看过，提过意见。他生怕我不看，跟我说了一阵这是个工农干部所写的，有些字还是打的记号，划的符号，要边看边猜之外，又特别讲到作品乡土气很浓，语言生动，作者很有前途……当然我后来也确实看出了味道；而更主要的自然是从老赵身上看到了应该如何对待文学青年的榜样。”〔康濯：《根深土厚——忆赵树理》//高捷：《回忆赵树理》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赵树理将这篇小说修改后发表在《说说唱唱》刊物上，并亲自配上了读后感《四人赞》。另外，他还给陈登科写了一封长信，特别提出要他加强文学方面的学习，并开列了一大串书名；同时还极力推荐陈登科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从此以后，陈登科跨进了文艺界的大门。　　

（见《中国编辑》2010-7-13 《北京党史》编辑部张东明：《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　　

（注2）《说说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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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　　

啥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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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说唱唱》由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是一个以普及为指导思想的通俗文艺月刊。
　　刊物的编委会由王亚平、王春、田间、老舍、李伯钊、辛大明、苗培时、马烽、章容、康濯、凤子、赵树理12人组成，李伯钊、赵树理为主编，编委会下设编辑部。该刊于1950年1月20日出版创刊号，到1955年3月共出版63期。
　　《说说唱唱》以面向工农兵，直接为广大群众服务为编辑方针。它要求来稿"用人民大众的眼光来写各种人的生活和新的变化"，并"力求能说能唱，说出去大众听得懂，愿意听"。随着形势的发展，1953年以后，稿件内容要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来写新社会、新人物、新生活"，并且增加了整理、介绍民间遗产和指导通俗文艺创作的任务。在5年多的时间里，先后组织发表了不少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并广为流传的好作品，如赵树理根据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编的鼓词《石不烂赶车》和通俗小说《登记》，老舍的剧本《柳树井》，陈登科的小说《活人塘》等。在发掘、整理民间遗产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山东快书《武松传》、武安落子《九红出嫁》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此同时，还团结培养了一批作家，如全国知名的作家陈登科等，就是通过在《说说唱唱》上发表作品才为人所知的。
　　1950年5月，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简称文联）正式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工作逐步移交到市文联。1951年底，刊物改由北京市文联编辑，主编为老舍，副主编为李伯钊、赵树理、王亚平。该刊的通俗特色受到全国文联的重视和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1951年11月，全国文联常委会在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中，提出要"加强《说说唱唱》，使之成为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虞后数年来，该刊一直力求贯彻这一决定的精神。但是，《说说唱唱》是隶属于北京市文联的刊物，要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事实上是有很大困难的。为此，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并经上级批准，决定把《说说唱唱》改名《北京文艺》，另行编辑出版。《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　　

（人民网2003年09月09日  啥都说：《通俗文艺刊物〈说说唱唱〉》）　　

《说说唱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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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节录）　　

张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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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陈登科之外，还有邓友梅、方之、韩文洲，都是赵树理在编辑《说说唱唱》期间发现的文艺新苗，赵树理也同样给予了他们热情的扶植和无私的帮助。在赵树理及编辑人员的努力下，《说说唱唱》编辑部周围聚集着一批精通通俗文艺的专业作家，如老舍、王亚平、田间、苗培时、马烽、康濯、凤子、辛大明、邓友梅、章容、沈彭年、汪曾祺（1951年底改版后加入）等，他们既是作者，同时也是编辑；通过大家的进一步努力，《说说唱唱》又把著名作家、学者团结在一起——不仅有郭沫若、游国恩、阿英、曹靖华、端木蕻良、吴晓铃、杜澎、艾芜、秦兆阳、叶浅予（画家）等新派人物,还有张恨水、还珠楼主、陈慎言、金寄水等旧派名家，都为杂志撰稿或审稿；同时《说说唱唱》还积极培养工农兵作者，还刊登过“高玉宝式”的战士作者崔八娃和小有名气的工人作者王彭寿、曹桂梅等人的习作，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通俗文艺创作队伍。《说说唱唱》逐渐成了风行一时的刊物。在当时华北、东北地区的大小书店和书报摊中随处可见，其发行量曾达到五、六万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超过《人民文学》，足见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这些都是与赵树理等编辑部人员培养团结了一批重要作者密不可分的。　　

（见《中国编辑》2010-7-13  《北京党史》编辑部张东明：《赵树理的编辑经历及特色》）　　

（注3）陈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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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登科[1919-199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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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作家。江苏涟水人。出身贫寒，12岁进私塾，辍学推车为生。19岁丧母后，生活更为艰难。21岁参加革命，在抗日游击队当过警卫员、通讯员、侦察员，练习写日记，写墙报稿，给苏北《盐阜大众》报投稿。1945年后一直做记者工作。1950年底调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从此成为专业作家。后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安徽分会副主席。其作品以中长篇小说为主，有《杜大嫂》、《活人塘》、《淮河边上的儿女》、《移山记》、《风雷》、《黑姑娘》、《赤龙与丹凤》等，电影剧本有《柳湖新颂》，另与人合编《卧龙湖》、《风雪大别山》、《柳暗花明》等电影剧本。　　

（《文学百科大辞典》胡敬署、陈有进、王富仁、程郁缀主编  华龄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1版）　　

陈登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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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陈登科逝世　　

周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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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作家陈登科因病医治无效于[1998年]10月12日逝世，享年80岁。 　　

　　陈登科是江苏涟水人，1919年出生，1940年参加革命，1945年入党。他从一个粗识文字的青年农民、新四军战士起步，从写百十字新闻稿开始，进而创作散文、速写、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巨著，先后出版了十几部、近600万字的文学作品，以其对祖国、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和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杜大嫂》出版于1948年，1950年完成成名作《活人塘》，1952年完成《淮河边上的儿女》。这三部作品均取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生活，再现了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之后，他深入生活，刻苦努力，创作了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题材的小说《黑姑娘》、《移山记》，电影文学剧本《柳湖新颂》、《卧龙湖》（与他人合作），以及表现大别山十年土地革命时期斗争的电影文学剧本《风雪大别山》（与他人合作）等。1964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雷》，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是陈登科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十年浩劫时期，陈登科惨遭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不顾满身伤病，矢志而为，又创作了大量作品。 　　

　　陈登科的作品在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著中均有论述。　　

（新华社合肥10月14日电  记者周剑虹：《著名作家陈登科逝世》）　　

（注4）钱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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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毅[1925年4月（阴历）3月22日—194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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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毅，原名钱厚庆，安徽省芜湖人。中共党员。1925年4月[阴历3月22日]出生。16岁时随父亲、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村）到达苏中抗日根据地。 　　

1944年7月，钱毅调《盐阜大众》报担任编辑。不久，又担任报社副主编和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他深入到解放区的老百姓和部队中采访，采写的战地新闻通讯和解放区群众新生活的报道，都洋溢着激情，思想性强，短小精悍，生动可读。采访中，他虚心向群众学习，在认真实践和钻研“文化大众化”这一课题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简洁、纯朴、生动的语言特点。他采写的大量充满战斗气息、贴近群众的新闻、通讯、墙头诗和小故事，用事实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的优秀品质，在报纸上刊登后，迅速在军民中广为流传。 　　

他还用最大的精力帮助、辅导通讯员，使一大批通讯员成长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他在1945年、1946年间撰写了近10万字的《怎样写》一书，对解放区的“工农通讯员运动”和新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947年3月7日，他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特派记者，在淮安石塘区突围战斗中被俘，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钱毅牺牲后，陈毅同志曾亲自抚慰阿英。1947年5月，柳亚子先生为钱毅题词：“是人民的文学，是民族的精英，从墨写的言词中，辉映着血写的生命的火花。”1949年10月，黄克诚同志题词：“威武不能屈，临难不苟免，是真正的人民英雄。”给予钱毅以崇高的评价。　　

（据新华网及百度百科《安徽省简介》）　　

钱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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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难时年仅二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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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毅，原名厚庆，我国著名戏剧作家阿英长子，1925年阴历三月二十二日生。安徽芜湖人，四岁随家移居上海。少年好学、机敏、纯朴、腼腆，象个文质彬彬的大姑娘。由于家庭的熏陶，十三岁便从事戏剧活动；组织剧社，参加演出。当时已是一位深得戏剧家及观众好评的"表演艺术家”。此外，幼年的钱毅酷爱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和俄罗斯古典著作及高尔基的作品，并以我国古代"江左少年"夏完淳(存古)为学习的榜样，以十七岁就为了抗战而殉难的民族文艺家夏完淳激励自己。说来也巧，钱毅同志离开上海，投奔苏北解放区参加抗日救国战争也正好是他十七岁那年，他们都是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作为一个爱国者而"意气高扬"地为正义、为真理而殉难的! 　　

初到敌后，钱毅与其父住在宁静的海边，并于此时，对苏北民间文学发生兴趣，注意搜集有关海的神话传说。在协助其父主编的《新知识》杂志工作过程中，逐步奠定了"决心将全生献给为工农大众的文学事业"的基础。1944年(二十岁)他调苏北盐阜地区的《盐阜大众》担任编辑工作。《盐阜大众》是由赵平生主编的一张通俗性报纸，为了熟悉农民生活，钱毅不间断地向当地的群众学习。他的朋友有六七十岁的老大爷，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也有老大娘、农村大嫂和小姑娘，无论什么人都跟他谈得来，谈得拢。他编写的稿件，常常拿到这些朋友中去，念给他们听，倾听他们的意见，按照他们的意见去修改。　　

1945年3月23日，钱毅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任《盐阜大众》副主编。由于工作扎实、深入，并耐心热情地培养业余作者和工农兵通讯员，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他荣获了模范工作者的称号。　　

1946年秋，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调动几十万大军向苏北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内战爆发了。钱毅同志遵照党组织的决定，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和报社的特派记者来到淮安县，在敌占区进行采访报道。不幸的是，1947年3月他在石塘区深入采访过程中，被国民党俘虏，后被还乡团认出其为共产党员、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严刑审讯之后，钱毅同志宁死不屈，最后终于被枪杀，殉难时年仅二十三岁。　　

对于他的死，大家是很悲痛的，不少战友和亲人追述过他殉难时的情景，还有不少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据他的战友和亲人回忆，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1946年12月25日，钱毅被任命为盐阜区第五中心县委记者组组长，他不顾个人危险，来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进行采访和报道。　　

1947年2月20日，钱毅怀着对党的新闻事业和忠于通俗文艺的高度责任心，他一个人从准安的淦北来到了石塘区，并向当时的中共准安县委的领导者艾汀同志汇报有关情况和材料搜集的重点与来源。第二天又去石塘一分区，与民兵联防队一起同敌人作战。在夜里他还去鹅钱乡蒋占区搜集蒋军的暴行材料。白天民兵联防队休息，他仍要整理材料，写稿完成新闻报导任务。　　

3月1日下午他们在平桥附近和从淮安城出动的敌人打了一仗，两军交战未分胜负，傍晚，敌人回城去了。当民兵联防队得到敌人要向涧河两岸"扫荡”的消息后，劝他说："老钱，情况紧张了，你不是本地人，回去吧!"他坚定地说："不!我要和你们在一起，战斗到胜利。"晚上，两准的敌人开始集中，准备"扫荡"了，县委指示，要他们向涧南方向活动，防止敌人袭击。但是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敌人三面包围了他们的住地，只好从南边打开缺口，渡河突围，钱毅不会泅水，此刻不幸被俘。开始敌人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但是当敌人把他押往石塘镇东边一个圩子里的时候，被一个还乡团认出来了。为了从他嘴里弄到一些情报，向上级请赏，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先是派一个护士给钱毅治伤，后又派了三个着西装的特务跟他谈话，说什么读过他的作品、赏识他的才华，送他去南京治病养伤等等。面对这三个特务，钱毅是怒目圆睁，大声申斥："滚！你没有资格和我谈话。"敌人"软"的不成，就用"硬"的，软硬兼施，淫威并用。当天下午，国民党的团长亲自出马了。在森严的公堂上，面对各种刀枪棍棒和中外刑具，钱毅昂头挺胸，怒视敌人，站立在那位凶狠的团长面前毫无惧色。陪同团长审讯钱毅的还有一个女特务，她对钱毅说："钱毅!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文化人，到哪里还不是一样呢!只要你说，你愿意到南京去，一切都有我们担保，我们把你送到南京去，给你事情做。"　　

无论什么人"劝降"，钱毅一概不予答理。他们恼火了，一个士兵用橡皮鞭子向钱毅狠狠地抽去。钱毅头没有偏，身子没有动，依然直立在那里。原先的一个男特务又从旁劝说：我们知道，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共产党对你们这些文化人也是不会重视的，还能给你们什么大官做呢?接着，那个团长一拍桌子，嚎叫道："我要你说，只说两个字，自首。"　　

钱毅同志目光炯炯，紧闭双唇，一声不吭。团长见状，气急败坏，从那个士兵手里夺过鞭子，向钱毅的两腮抽去，嘴里仍然嚎叫着："我要你说，两个字，两个字。"满腔怒火的钱毅终于开口了，他大声斥责道："呸!你不配，你没有资格和我说话！"这个气坏了的国民党团长，下令让士兵举棍打去，钱毅没吭一下，没叫一声，他只有一句话："宁可枪毙，决不自首！"　　

敌人失败了，他们没有从钱毅嘴里，获得任何情报，钱毅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没有屈服，他终于被敌人杀害了!烈士的遗体呢?据载，那位团长兽性大发，下令把钱毅的遗体架在涧河岸上，浇上煤油用火烧成灰，洒向涧河。因而这里便传出了这样的故事；在烈士被焚烧的地方，每到阴天就现出一片火光，这片火特别红，把天都映红了。敌人也不知是什么火，就用机枪大炮向火光打去，可越打火越旺，一直打到天亮，火也不灭。还有的说，钱毅没有死，他生在一朵蓬花上，顺着涧河，向东流去了。　　

年仅二十三岁的钱毅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身后的著述甚丰。如《庄稼话》、《大众诗歌》、《怎样写》、《海洋神话与传说》等，还有许多文稿业已散失。据说钱毅的著述约有数百万言。　　

（见《百年沉冤中国新闻界人物被难录》）　　

钱毅又二：阿 英（钱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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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英（钱杏村）(1900.2.6-1977.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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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阿英。安微芜湖人。原名钱德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毕业。五四运动起从事社会运动，曾任中学教员，武汉全国总工会宣传干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抗常委，与夏衍等人从事电影运动，后又从事戏剧运动。七七事变后在《救亡日报》、《文献》编辑部工作，历任华东解放区《新知识》、《盐阜日报》文学副刊编辑，华东文协常委，《江淮文化》主编，华中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共大连市委文委书记。1949年后历任天津文化局局长，华北文联主席，中国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小说集《家父》，散文集《夜航集》、《海市集》、《命刃腥记》、《小说闲谈》，剧本《春风秋雨》、《碧血花》、《海国英雄》、《洪宣娇》、《杨蛾传》、《李闯王》，专著《晚清批评史》、《近百年国粹文学史》、《明清小说史》、《晚情戏曲论》、《唐宋传奇史》、《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三册）、《现代中国文学论》、《抗战时期的文学》，民间文学研究《俗文学研究》、《雷锋塔研究及其他》等。　　

（《中国作家大辞典》照春、高洪波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钱毅又三：楼适夷的《记钱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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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钱毅　　

楼适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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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眼看多少先辈和同辈的师友，在他们为人民奋斗的战程上，使尽他们最后的力量，洒出他们最后的血，跌倒下来，用自己的尸体，填平道路上的坎坷，肥沃新中国的泥土。怀着一颗流血的心，我永远默默的保持着这些创痛的记忆，默默的忍受着这种惨酷的革命，为着我们后一代的光辉的日子。但我们这条痛苦的道路竟然是如此艰难和冗长，由我们先辈和同辈们所艰苦背负过来的命运，还不得不落在我们后一代的身上；我几乎难于担载我的沉重的心，当远远的传来了钱毅死难的消息，在我曾经践踏过的熟悉的泥土上，一个二十三岁的英俊有为的青年，也倒身在血泊里了。　　

当我最初看见钱毅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每次我跑去看阿英，在弄堂里玩着的他，总是远远的跑上来迎接我，不待我的询问，他就会告诉我：爸爸在家里，立刻跑进去报告了。和阿英闲谈着的时候，这个肥头大脑的孩子，常常夹在大人们中间闹着玩，阿英便喝着说：　　

——小六子，到外边去！　　

这才恋恋不舍的跑到外边独个儿玩去了。　　

岁月过得多么快，纵使它是怎样的艰难。当我和阿英经过长期的隔离，也经过各自身上的巨大的变故，而重新相见时，我们的头上都已多了几茎白发，而孩子们都高大了。钱毅也已经是一个英挺的男儿，他继承父亲的事业，跨上了话剧的舞台，在《海国英雄》的场景上显现了他少壮的姿相。孩子不会再认识我，我拍着阿英的肩头说：　　

——你的孩子很不差啊！阿英掩不住心里的快意，微笑着说些谦虚的话。　　

太平洋战争一发生，在上海干着话剧运动，钻研着明末和晚清史实的阿英，很快的把全家搬到苏北敌后去了。我蛰居在敌伪的恐怖魔爪下，苦苦的度着煎熬的日子，直守到连蛰伏也没有可能的时候，才逃到家乡附近的游击区去避难。很快的，胜利就到来了，我跟着那里的游击队撤退到了苏北。在苏北，和阿英隔城而居，又有了时相往还的机会，他还在那里经营他的本行，搜旧书，弄字画，写剧本。屋子里堆满了一箱箱的古书和碑帖，一跑去就一件件搬出来给我看，滔滔的谈着渊源。在四五年长期流动的生活中，他就还了这些古旧的纸头，和他大大小小的一家，在一望无垠的黄土平原上，在长草漫天的滨海地带上，来来回回的奔波着。孩子们都长大了，各人有了独立的工作岗位，钱毅就在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的盐阜分社里当记者，担任《盐阜大众报》的编辑。　　

跟父亲一样，他有一种搜罗编订的癖好，工作和生活使他有机会深入于人民中间，他就搜集了民间的习语，编了一册《庄稼话》。这种简单朴实的谚语，透露了人民大众的真正的生活思想，他们对于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他们使用语言艺术的纯朴的智慧。　　

知识分子赤心为人民服务，必须突破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和人民大众溶和在一起。但在与广大人民的接触中，知识分子的知识也实在是非常偏狭可怜的。要充当人民的教师，首先必须当人民的学生，……这种当学生的精神，年轻的一辈是比我们丰富得多了，因此他们也更有资格作人民的教师。钱毅的短短的一生虽然我们现在可以摸触到的只是这样的一点工作，然而这是坚实的工作。　　

年龄的隔膜减少了我们深入接触的机会，对于钱毅的生活、思想和工作，我能记述的实在太少。当他突围受俘、从容就死的时候，他对以生命的威胁迫他投降的人说：　　

——你有什么资格同我说话！　　

眼看着后一代的孩子，还必需这样的流血，我又有什么资格来记述钱毅呢？我只能默默的祝祷流血的日子早日过去，为着现在正在奋斗着的钱毅一辈的孩子，连我自己的也在内！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大公报》）　　

——　　

这篇散文发表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大公报》上，为悼念钱毅烈士而作。　　

钱毅(1925-1947)，安徽芜湖人，著名作家阿英之长子。13岁起参加戏剧演出活动。17岁，从上海来到苏北解放区，担任文化政治工作，协助父亲编辑文艺杂志《新知识》。1944年任盐阜大众报社编辑，次年任副主编。他热心新闻事业，在《盐阜大众》发起的“写话”运动中表现突出。1945年，任盐阜日报社特派记者，在淮安采访时不幸被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著有《庄稼话》、《怎样写》、《海洋神话与传说》等。　　

《记钱毅》的作者楼适夷(1905-  )，浙江余姚人，著名作家。三十年代担任过“左联”刊物《前哨》、《文学导报》编辑、《新华日报》副刊编辑。四十年代曾到新四军浙东根据地做文教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随军北撤到苏北，任《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有《四明山杂记》、《第三时期》等。　　

（2009-06-19 09:57  发表于：《角落》）　　

（注5）胡可（192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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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民戏剧的开拓者　　

——胡可同志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感怀　　

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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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又名胡腾驹，中国剧作家，满族。1921年2月28日生于山东省益都县。少年时代肄业于山东省立第十中学和第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于1937年秋参加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后入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学习。1938年任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戏剧队副队长、创作组长，1949年任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长，1956年任总政文化部创作员，1958年任河北军区石家庄军分区副政委，1962年调北京军区政治部，任文化部创作员、宣传部副部长，1978年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1983年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1988年9月离休。他曾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名誉会长。　　

在中学时代，胡可就是一个戏剧爱好者，16岁参加革命后，同部队指战员和农民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创作了多幕儿童剧《清明节》、多幕话剧《戎冠秀》、独幕话剧《枪》及《喜相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创作了《战斗里成长》（1949）、《英雄的阵地》（1951）、《战线南移》（1953）、《槐树庄》（1959）等反映部队和农村生活的剧本，成为部队中有影响的剧作家。
胡可的几部剧本曾合编为《战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出版有《胡可剧作选》和论文集《习剧笔记》、《胡可论剧》、《读剧杂识》、《剧事文稿》、《胡可戏剧杂文》，散文集《敌后纪事》、《走过硝烟》。　　

（布而：《新时代人民戏剧的开拓者——胡可同志从事戏剧活动65周年感怀》，见《光明日报》）　　

（注6）《战线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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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幕六场话剧《战线南移》　　

（胡可编剧，载《剧本》195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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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秋，为粉碎美帝在雨季后的进犯，我志愿军某部决定展开全线反击。五幕六场话剧《战线南移》（胡 可编剧，载《剧本》1954年6月号），以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某部的一次反击战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志愿军的战斗生活，揭示了两种军事思想的斗争。如实地反映了在对敌斗争的战略问题上的先进思想舆落後思想的交锋,及其正确解决如何有利於更好地击溃强大的敌人；同时,也表现了指战员们高度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可贵品质。剧本所反映的斗争非常真实,因而作者的艺术描写就获得了观众的赞许。剧中苗逢春等几个人物的形象都较鲜明，是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斗争生活的一部成功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战线南移》场面大，人物也多，人物的描写不因为多而削弱，反而为作者提供了表现才能的舞台，性格各异的人物在作者笔下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表面上诙谐宽松，骨子里却是“寸土不让”稳扎稳打的炮兵团长——王仲宽；工作上认真负责但又有些呆板的副师长——耿忠信；机警聪明过人又不乏幽默的优秀侦察员——苗逢春；好学习好钻研不断提出新见地的营长——周金虎……等等，主要人物就描写了十几个，个性不同，人格各异的人物，活脱脱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通过人物的描写，真实深刻地反映出那个时代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生活面貌。剧本不仅在结构上注重传奇色彩，并重在写“情”，以“情”感人，以“情”动人。　　

（据《剧本》1954年12期及后来网上的有关评介）　　

（注7）林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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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1913年1月10日-2008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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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月生，福建武平人，中共党员。1935年留学日本东京新闻学院，次年回国，在《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等进步报刊任编辑，并开始发表文章。1938年到延安。1940年参加创办《中国文化》。1943年调《解放日报》。1944年调重庆《新华日报》，任副刊部主任。1946－1949年在上海、香港编辑出版《群众周刊》并兼任中共香港工委报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长期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撰写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著作有：《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狮和龙》、《在激变中》、《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等。历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与魏巍同为《中流》杂志主编。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十四大代表。　　

（据《中国文联网》）　　

林默涵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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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客家文人：林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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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又名林如烘、林烈、林浜、雪屯、林乃音、禾乃英等。1931年1月10日生于{福建省}武平县武东乡川坊村。 
林默涵1928年夏考入福州师范专科读高中，参与创办进步刊物《新武平》，1929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入上海艺术大学旁听，被选为学生会理事。1930年春在福州被捕。保释后，转入共青团福州市委机关工作。同年9月，任团福建省委与上海团中央的联络员。是年任革命经济会福建总会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和团福建省委记录员。1931年2月，在上海沪东区搞工人运动。1935年3月，进日本东京新闻学院学习。1936年春回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7月任香港《生活日报》副刊编辑。是年，回上海协助钱亦石编辑《世界知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发起组织“上海青年救国团”，任宣传部长。后参加钱亦石率领的第八集团军抗日服务队。1938年7月，入延安马列学院第二期学员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分配到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边学习边工作。1940年任延安华北书店总编辑。1943年春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不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编辑。1944年12月任重庆《新华日报》通讯课主任、副刊部主任。1946年5月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筹备工作。10月负责筹办《群众》周刊香港版工作，任香港工委报委书记兼《华商报》社论委员。1949年9月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公厅副主任。1952年初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4年12月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1959年8月文化部副部长，9月任中宣部副部长。1964年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5年任文化部党组成员。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1975年5月下放江西丰城劳动。1977年12月任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78年3月当选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11月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1980年8月任文化部党组副书记。1981年5月任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1982年4月任文化部顾问。1983年1月任文化部艺术委员会主任。6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4月任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理事长，1989年12月任全国文联党组书记。1992年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和大会主席团成员。1993年被聘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名誉会长。
结集出版的作品有《狮和龙》、《浪花》、《在激变中》、《林默涵劫后文集》、《心言散集》、《林默涵文论集》等。　　

（来源；《中华客家网》　　发布时间：2009-5-25） 　　

林默涵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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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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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执行副主席林默涵同志，因病于２００８年１月３日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５岁。　　

林默涵１９１３年１月１０日出生于福建省武平县，原名林烈。１９２９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从此投入革命活动。１９３５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他毅然回国，开始用“默涵”的笔名发表文章。１９３８年林默涵到延安，同年９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４１年５月，林默涵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对他一生的文艺道路产生重大影响。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在《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新文化》、《大众文艺丛刊》等报刊担任编辑和领导工作，发表大量评论、杂文、人物特写等。新中国成立后，林默涵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等，为党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和文艺工作付出大量心血。“文革”结束后，林默涵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为文艺界的团结做出重要贡献。　　

林默涵一生论著颇丰，他的文艺论集《在激变中》《林默涵文论集》等在我国文艺界有很大影响。　　

林默涵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见中国网2008-01-11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注8）魏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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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1920/1/16-200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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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作家。原名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河南郑州人。读过平民小学和乡村师范。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山西前线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到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赴晋察冀边区，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诗歌创作，写了不少街头诗、抒情短诗、长诗和一些通讯。长诗《黎明风景》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颁发的“鲁迅文艺奖”。1944年调冀中军区政治部任部员，这时期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写作，并继续进行诗歌创作。解放后曾于1950年、1952年、1958年三次赴朝，写下了《前进吧，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优秀散文。1953年开始专业创作，同年10月到长辛店二七工厂深入生活，创作了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生活的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与钱小惠合作），1959年到1960年参加华北解放战争史的编写工作。访问了希腊，创作组诗《橄榄树》。“文革”期间遭到迫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返文坛。与林默涵同为《中流》杂志主编。主要作品还有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春天漫笔》，诗集《两年》、《不断集》，短篇小说《老烟筒》。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文学百科大辞典》胡敬署、陈有进、王富仁、程郁缀主编  华龄出版社1991年北京第1版）　　

魏巍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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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名片：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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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巍[1920.1.16--2008.8.24]。河南郑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代诗人，著名散文作家、小说家，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魏巍原名魏鸿杰，曾用笔名红杨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底，奔赴朝鲜前线，和志愿军一起生活、战斗。回国后发表了一批文艺通讯，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1978年，创作完成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方》，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8月24日逝世。　　

魏巍童年及少年时期曾就读于“平民小学”及简易乡村师范，开始接触文学作品并产生浓厚阅读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即赴山西前线参加八路军，后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至晋察冀边区，在老一团当营文化干事，参加了雁宿崖、黄土岭战斗。雁宿崖那一仗，魏巍是拖着步枪上去拼过刺刀的。后来任冀中军区的军分区宣传科长、报社编辑；解放战争中任三纵教育科长，因为文人性格，一直升不上去，一直到解放平津后才当上一个收编国民党骑兵团的政委。建国后即使《谁是最可爱的人》名声大噪，到文革初期他也不是什么名正言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搞创作的业务干部。曾任《解放军文艺》副总编、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北京部队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聂荣臻传》写作组组长，《中流》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到延安，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大毕业后在晋察冀边区从事部队宣传工作，其间创作了不少宣传抗日、反映边区人民抗日斗争的街头诗、抒情短诗和通讯。长诗《黎明风景》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从1839年至1949年中的解放战争时期，主要从事诗歌创作，曾先后写作发表了《蛔蛔，你喊起他们吧》、《好夫妻歌》及《黎明的风景》、《寄张家口》、《开上前线》等诗歌作品，其中1942年创作的长诗《黎明的风景》因成功地表现了抗日斗争的生活而获晋察冀边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颁发的“鲁迅文艺奖金”。建国后专事散文及小说的创作。抗美援朝期间，曾在1950年至1958年间三次赴朝鲜，写下了奠定其文学地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及《故士和祖国》、《在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前进吧！祖国》、《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优秀散文作品，其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最可爱的人”成了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1952年与白艾共同创作出版了中篇小说《长空怒风》后，1959年又与钱小惠合作写出了电影小说《红色的风暴》。1963年参加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解说词编写工作。主要作品还有电影小说《红色风暴》（与人合作），散文集《幸福的花为勇士而开》，诗集《两年》、《不断集》，短篇小说《老烟筒》，长篇小说《东方》。从1959年至1978年，历时２０年创作的抗美援朝题材的著名长篇小说《东方》，以史诗般的笔触，无比高昂的热情而又深远开阔的思想，表现了壮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生活，因而荣获１９８２年中国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创作奖。此外，代表作还有著名的文艺随笔《路标》。　　

魏巍是一位长期生活在部队中的颇负盛名的优秀作家。他的诗歌、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杂文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并擅长把叙事、写景、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语言朴实优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他所著的主要作品有：　　

长篇小说《革命战争》三部曲：《地球的红飘带》、《火凤凰》、《东方》（其中《东方》获茅盾文学奖）； 　　

诗集；《黎明风景》、《不断集》、《红叶集》、《魏巍诗选》等； 　　

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幸福的花儿为勇士而开》、《壮行集》、《话说毛泽东》、《魏巍散文选》等。 　　

杂文集：《春天漫笔》、《魏巍杂文选》、《新语丝》（另有续一卷）、《四行日记》等。　　

入选小学课本的是《再见了，亲人》（入选冀教版6年级下册）以及《我的老师》(入选鄂教版5年级下册）。　　

（据《百度百科》）　　

（注9）钱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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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小惠[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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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会员。　　

笔名钱小晦。安徽芜湖人。中共党员。1941年肄业于上海南方中学。同年参加新四军，历任一师一旅服务团、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苏北画报社、华中美术工厂、大连建新工业公司文艺干部。1949年后历任天津市文化局、华北文联文艺干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副厂长、党委副书记，北京市文联、作协专业作家，北京市文联第四届理事、作协第一届常务理事。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木刻漫画集《战争与生产》，散文集《死车的复活》，小说《突破》、《山花烂漫》、《岁月如歌》，纪实文学《独臂厂长》、《生活之路》，传记文学《镜湖水——钱杏邨纪传》（合作）、《邓中夏传》(合作)，电影文学小说《红色的风暴》(合作)等。《阿英和小黄毛》获天津市纪念《讲话》50周年征文活动佳作奖。　　

（见《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家协会辞典》）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