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挂帅”重振中华文明智慧

  　　秦始皇统一中国两千多年，中国变成世界大国，但有一半时期受到外来民族统治，最终却是外来民族的标志消失，造成了一个创世界纪录的整体中华民族两千余年延续不断的形象。实质上说，这是外来民族没有强大的文化传统而被中华本土同化。反过来看，如果不是中华本土有强大的文化传统，那中国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中华民族，中国早就四分五裂了。文化传统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来却被忽视，造成当前旧的传统断裂、新的现代文化尚未能定型，处於青黄不接阶段。
　　最近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说出“我们在人性上由於慾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的评语後举行网上民意调查，结果是：92.5%的网友“认同白岩松的说法”，5.4%“不认同”，2.1%“不清楚”。这则消息使得一贯庆幸中国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道德坏败而希望中国不要“东施效颦”的笔者坐立不安了。美国正在步西欧国家的後尘而“解放”个性、拆散男女婚姻体制，子孙後代将丧失天伦之乐，青少年开枪行凶层出不穷，社会道德江河日下，如果中国“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中华民族的前途真正令人担忧。
　　白岩松说的中国“人性的退步和混乱”可以擧些例子说明。湖南郴州市出了个副市长雷渊利，是中外出名的玩权、玩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最後判了个死缓，却坐牢如度假，他那七个“情妇”还到牢中来给他擦汗、按摩、搓背。北京出了个假冒“国情局长”的骗子程朝俊使得从外地来的、急於想得到户口的中央电视台的女记者赔了肉体又折钱。某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公开贴出告示说，如果有人能安排她到外资企业、使她有4000元以上的月收入，她愿意“无偿付出一年青春”，如果有谁一次给她一万块钱，她愿意“无偿付出两年青春”，简直等於登广告卖淫了。马列主义者认爲妇女问题是考察社会进步的终极尺度。中国传统虽然束缚女性自由，但女性从古以来对自己的尊严与贞操分外重视，也受到社会主流的尊重与保护。在毛泽东时代，妇女得到解放，许多女青年大胆闯天下，中国传统道德仍然保存。今天竟出现以上这些事例，令人不寒而栗。
　　一年前发生贵州习水县官员集体嫖幼女案，最近湖北巴东县雄风宾馆洗脚女工邓玉娇爲了反抗逼奸自卫、用修脚刀为武器使当地坏官一死一伤的案件引起全国网民强烈反应，逼迫巴东县政府对邓玉娇从刑事拘留改爲监视居住。这一事件释出两个重要信息：（1）中国官风腐败是上述有关女性的“人性退步混乱”的重要原因；（2）中国社会正气觉醒为维护妇女尊严作斗争。
　　五月初杭州富家子胡斌飈车肆无忌惮地撞死青年知识精英谭卓而政府当局有意息事宁人、本地媒体在政府“指示”下上演“集体性静默”，引起了国内外言论更强烈的反响。网民取代了“官官相护”的政府进行调查，发现车主（肇事者的母亲）名叫陆红英，是杭州市政协委员和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这样的中国统治精英竟让二十嵗的儿子把普通车改装成跑车、把城市大路当作赛车跑道，更发现惨案後凶手没按法律逮捕拘禁审判（却大大咧咧地回家上网留言），肇事者家属首先想到的是买通关系而不是安抚受难者家属。舆论认爲：“这次的杭州车祸，其实公衆的愤怒更多的是源於‘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对（平民）生命的漠视，源于这个社会越来越深刻的裂痕。”
　　这一事件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在出现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的“官-富-民三角文化”，是官和富、权和钱互相勾结，官民与贫富阶层之间“异化”程度日益严重，政府领导还没有表现出纠正这“三角文化”现象的决心，广大平民对此已经忍无可忍了。
　　“三角文化”的核心是腐朽的“官文化”。《人民网》上有人用具体事例分析“贪官无耻”的十大表现。例如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原局长罗亚平受贿3000余万元，再加家藏2800余万人民币和七十万美金来历不明，却在受审时说：“我没有贪污，我那些钱都是借的”。广州市番禺区广播电台原台长方伟刚在法庭上恬不知耻地说：“人家送钱给我是对我的尊重”。还有“收钱是为了搞好上下级关系”等在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国家也很难听到的荒诞言轮逻辑，説明当今中国“官文化”已经腐朽透顶了。
　　政府为了加强反腐倡廉想尽办法健全法制，健全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健全监督和责任追究制度等，最近又通过《关於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许多人认爲这种种制度都难认真执行。据媒体透露，在“华南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黑砖窑事件”等被免职的一些官员悄然复出，甚至不降反升。国家各级政府机关，包括文化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等，经常有不少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损公受骗、挥霍浪费、渎职违纪、管理失误等等，只要没被揭露立案，没被媒体曝光，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描写的“太平官”、“混事官”与官场“功劳大家抢，过失人人推”现象有增无减。清除“官文化”单靠治标的规章制度没用，必须用“文化挂帅”的治本方法。应该利用政府控制的各种各样的言论工具，通过电视、电影、广播、出版、广告、文化娱乐各个领域以“精神文明”、“荣辱观”、“真善美观”为中心思想开展文化运动。
　　着名作家刘再复在《读书》月刊2008年第4期发表《谁是最可怜的人》文中有一段话：“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爲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这番话中包涵着两点真理：（1）在全社会掀起一场持久的新文化运动能够塑造社会道德风气，（2）“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把中国文化传统扭曲是当今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的重要原因。这“新文化运动”本来的目的是使中华民族从西方文明的压迫下振兴而收复失地，现在的结果是地理上的“失地”收复了，但是中国文化却变成一大片西方文明的“租界”，不然的话，那种爲了到外国得奖而极端丑化唐朝农民革命英雄黄巢的《满城尽是黄金甲》电影和亵渎抗日战争神圣的《色·戒》电影是不会在中国精神文明领域耀武扬威的。
　　在“崇洋媚外”变得令人窒息的环境中，我高兴地看到发表在《齐鲁学刊》2007年第6期的内蒙古赤峰学院中文系教授刘慧敏和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刘余莉合着的《儒家文化与和谐社会》文章和发表在《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2期的刘余莉写的《和谐：儒家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文章，两篇都有一段共同的评语（一定是出于刘余莉的手笔）：
　　“一个没有自己伟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个拥有、但却不珍惜自己的伟大文化却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当人们羡慕西方发达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繁荣，而耻于谈论自己所固有的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却是极其肤浅的。这正如一个年迈的老人可以羡慕青年人的生机与活力，但却没有必要因此而抛弃自己一生积累的人生智慧。”
　　刘余莉教授生于1973年，今年还只有36岁，算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她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後曾经到英国和新加坡深造，她到过许多北美大学讲演，对於中西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当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崇洋媚外”的气氛很浓，青年人更是如此，像刘余莉这样头脑清醒，说出上面这段如此强调继承与发扬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传统智慧的精辟言论，甚是难得。
　　刘余莉文章中还透露出一些珍贵信息，说出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汤恩比七十年代在日本与池田大作谈话时认为：真正能够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的，只有中国的孔孟儒学与大乘佛法；一批诺贝尔获得者八十年代在巴黎开会後发表宣言说，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後来这个宣言引起英国政府重视，在中学教材中增加儒佛经典以加强对青年知识分子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写出的思想转变。欧游之前，梁对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持怀疑与批评态度、崇拜西方文化，做“科学万能”梦。他在欧洲游历不断聼到西方学者的悲观论调，几位社会党名人聼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高兴得跳起来说：“你们家里竟有这些宝贝！”这次欧游使梁启超得出“中国不能效法欧洲”的结论，他以後更提倡“东方文化救世论”。
　　台北《中央日报》最近评论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在南京大学接受荣誉博士时以“让文化引领两岸未来”的题目讲演，引了梁漱溟的话，认爲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与价值”的反映。我们要把中华几千年的文明智慧发扬，首先应该在生活方式上继承与发扬本国长期“积累的人生智慧”，抛弃那种“东施效颦”的盲目模仿“洋时髦”的恶习。其中最重要的是杯葛腐朽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消费”（hedonic consumption）而恢复中国固有的“实用主义消费”（utilitarian consumption）。当前的中国是大小城市“五星级消费”场所（其主要内容是奢侈、淫乐、钱权交易、坑害年轻妇女）泛滥成灾，比最腐朽的美国资本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仍然没有最低限度的安居乐业。这怎麽可以称爲“社会主义”呢？我想，如果中国能取缔那些“五星级消费”场所，官场贪污腐败的现象必然大大下降。
　　中国“在人性上由於慾望而导致的退步和混乱比其他国家更强烈，家庭不稳固比美国更甚”，这话应该看成是中国文化病入膏肓的紧急警报，是中国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政府和统治精英应该猛醒，应该有当年“五四”时代那样的紧迫感，应该发动二十一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把几千年文明古国、圣贤之治、礼仪之邦的良好形象恢复起来。
　　李白《宫中行乐词第八》有“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句，当今中国民意觉醒，犹如严冬梅花盛开，政府中头脑清醒的领导人也看到文化堕落腐败现象严重而不断发出警语、不断通过决议、下达指示。这两股力量应该联合起来，掀起新一轮“新文化运动”，让“文化挂帅”，雷厉风行，扫除那些社会肮脏角落，抵制洋垃圾，使得神州大地重新回到万紫千红、啼莺舞燕的明媚春天，结束传统文化断裂而现代文化方兴未艾的青黄不接阶段。
　　香港《镜报》月刊2009 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