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忽视的视角——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不容忽视的视角——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作者：□孔新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麦克弗森是加拿大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极为重要且极具争议性的批评者。当代世界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局及其救治，乃是麦克弗森终其一生的问题意识所系。其成名之作《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凝聚了麦克弗森学术生涯的核心观点，深入讨论了以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顿及洛克为代表的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认为这些作者阐发了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根源——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要理解20世纪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两难境地，就必须对其17世纪理论根源予以足够的反思。

　　“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反面——一种“创造性与合作性的个人主义”或者“创造性的自由”——唯有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方可得到实现。麦克弗森在批判“占有性个人主义”对民主的歪曲及其局限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建设性目标——重新找回那种对于民主的更为丰富和深刻的理解。值得重视的是，在冷战方炽的背景下，麦克弗森冒西方之大不韪，作出了精彩的民主制度类型分析，指出自由主义民主并非民主的实质，只是民主的可能模式之一，共产主义民主与第三世界民主同样是民主的表现模式。它们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终极目标：“提供各种条件，以促成社会全体成员基本人类能力的充分而自由的发展”。

　　我们大致可以将麦克弗森的著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为代表，处理了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个人主义根源即“占有性个人主义”问题；第二阶段以《民主理论论文集》为代表，侧重对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本身的梳理，尤其是对“自由”概念的批判性诠释；第三阶段则以《民主的真实世界》及《自由民主的生命与年代》为代表，以广阔的视野审视了包括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当代世界，进而提出了民主的“模式”分析，并试图指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救赎”之道。

　　《民主理论论文集》提出了“民主的最大化”概念，即自由主义民主的主要价值在于它能实现人的两种最大化：一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二是个人能力的最大化。二者建立在对人的不同理解之上，前者认为人只是效用的消费者，后者则把人看做可以使用并发展自身独特能力的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假定降低了古典政治哲学所强调的人的理性目的，将其降格为欲壑难填的效用的消费者，而满足欲望、进行消费的方式便是无限制地累积财产。尽管这种现代观念刺激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但麦克弗森认为与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相比，个人能力的最大化才更加符合人的本质。自由主义民主社会增进了人的“榨取能力”，却无法保障人的“发展能力”的最大化。民主社会中的个人应当是自身能力的“行使者、发展者和享用者”，而不应只是“效用的消费者”。而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则应是推动所有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而阻挠其最大化的障碍则不仅包括缺乏对个人不受他人攻击的保护，还包括缺乏生活资源以及缺少劳动工具。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颇具成效地扫除第一种障碍，但由于占有性市场中能力的净转让关系，后两种障碍在占有性市场社会无从得以消弭，因此必须寄望于建立某种共有财产制度。他质疑以赛亚·伯林对于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认为伯林的“消极自由”概念是向“占有性个人主义”不可宽恕的让步，本质上是“机械的和怠惰的”；而其“积极自由”则过分夸大了其导向“理性自由”的可能性。

　　麦克弗森对非自由主义民主的认识

　　在苏东迅猛崛起、亚非拉民族解放与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与其他学者一样，麦克弗森高度关注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抱持冷战思维，并没有致力于对社会主义阵营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口诛笔伐，或对其进行所谓“极权主义”式的分析，也没有陷入流行于西方尤其是北美政治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政治学”研究窠臼。他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抱有相当的正视与同情的态度，甚至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若不努力增强自身的“道德”优势，将很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丧失竞争力。麦克弗森试图改变公众视民主为西方之专美的观念，展示给他们一个“民主的真实世界”。二战之后，在自由主义民主之外，世界上出现了“两种非自由主义的民主变体”，一是共产主义式民主变体，一是发展中国家式民主变体。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相比，非自由主义民主变体倒可能更为接近“民主”的古典含义。

　　麦克弗森认为，共产主义民主变体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具有高度的道义与伦理关怀以及深刻的阶级视角。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统治的阶段称之为民主，民主即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提法当然不是自由主义的，但“民主”与“专政”的奇特联合却更为符合民主的原初含义，即社会平民或最为卑微、为数最多之阶级的统治。共产主义民主变体试图以阶级国家促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以某一阶级的解放达成全社会所有人的解放。

　　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是个既古老又年轻的现象，这些国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社会的前工业化面貌和其较为简单的文化，这便使其相对缺乏竞争性市场的文化与传统，重视社群与平等的价值。麦克弗森指出，这些社会面临着全面的生存危机，其争取独立或民族自决的运动（全面的革命）必然要求采取一党制或一党独大制（全能型政党）。而新独立的国家具有双重的使命：一是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起步；二是国族的构建，即培植“前政治、前国族之人民”的政治与国族认同。麦克弗森指出，这些国家在独立之前缺乏阶级的分殊，以阶级视角观之更像是一个同质化的社会，指导其民主的理论依据是卢梭的公意说，支持“公意”对同质化国民的专政。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同步完成，它们只接受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说（依附论或世界体系论）。如果说这些国家存在“阶级斗争”的话，那也是由外部势力强加的内战，如刚果和越南。

　　麦克弗森认为，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拥有“出奇的好运气”，至少现在不会出现其他两类民主变体曾经或正在面临的剧烈的社会革命。17世纪与18世纪的（同样由“先锋队”领导的）自由主义革命已经使西方社会驶入一种相对平稳的航道。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民主的发展脉络：所谓自由主义民主，实际上是成功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发展的产物，即先“自由”，后“民主”；而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不过相当于自由主义国家加上民主的选民。它在使得自由主义民主化的同时也使得民主自由主义化了。自由主义社会对民主的吸纳，是在确信“一人一票”无损于财产权和阶级社会之维系的前提下才付诸实施的。换言之，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中的“民主”，乃是被自由主义“驯化”了的民主，已经从对自由主义国家的威胁变成了自由主义国家的一项职能。已经由“贫困者统治”的古典概念转化为“进入竞争场域的权利”。这样一来，自由主义民主便仍然是一种“权力体系”，兼具公共权威性以及维持占有性市场关系的双重职能，并遵循“效用最大化”的逻辑，成为服务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选择的政治”，而这种政治将无法在与共产主义和发展中国家民主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在当前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混合体之中，麦克弗森发现民主的平等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而要维系自由主义民主的生命力，就必须张扬民主的平等原则，亦即小密尔倡导的“自我发展的自由”，抑制“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原则。

　　自由主义和左翼学者对麦克弗森的回应

　　从上述对其政治思想的简要叙述中，我们不难想见，麦克弗森整合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以及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尖锐批评，势必引发来自各种思想流派的不同回应。

　　批判者首先来自自由主义阵营，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便开始对麦克弗森进行猛烈的回击。自由主义者们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冷战思维的影响，把麦克弗森将马克思与小密尔联姻的做法以及对苏东阵营的同情视为冒天下大不韪之举，认为其思想充满了极权主义的危险性。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据说已经走向“终结”，麦克弗森对政治科学界“价值无涉”的批评及其“欺骗性使命”的揭露，也使不少学者大为光火，指责他破坏了政治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性。例如，奥克肖特的弟子肯尼斯·米诺格便批评麦克弗森“将政治的所有特征奠基在某个单一的基础之上”；就连对其抱有相当同情态度的帕雷克也认为，麦克弗森关于“民主的真实世界”的描述有降低民主标的、为专制统治开脱之嫌。

　　20世纪70年代之后，在60年代学生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则开始批评麦克弗森思想中的自由主义成分，认为其马克思主义并不彻底。例如安德鲁·列文便认为，从大的方面看，麦克弗森仍然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他不赞成暴力革命的理念，只是像蒲鲁东一样看到资本主义“好的”与“坏的”方面，却没有勇气与其彻底割裂；并指责他试图说服西方世界的领导人，力求使之在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占得先机。同时，此时逐渐兴起的社群主义者也指责麦克弗森政治理论里的自由主义残余。麦金太尔指出，尽管麦克弗森清算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占有性个人主义”根源，在探讨个人的诸项能力时却对自由主义作出了过多的让步，致使其出发点成为个人主义的，而忽略了社群在这方面的重要性。

　　除了上述来自左右两派的批评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方法论上的批评。麦克弗森对于政治思想史上一些经典著作的诠释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即重视社会经济结构与阶级的分析。对此，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尤其是约翰·邓恩和詹姆斯·图利等人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在他们看来，麦克弗森对变迁的社会进行了非历史的推演，将自己的理论逻辑强加于古人，不啻于一种年代错置和“学说神话”。同样专研洛克以及政治义务理论的邓恩则认为，麦克弗森所称的占有式个人主义误解了洛克的意图，洛克学说的中心思想与新教徒的宗教精神有关，政治义务理论在逻辑上建立在个人的宗教职责之上。图利则认为麦克弗森没有看到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丰厚性，尤其是未能注意当时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方面而非经济方面的，因此其思想相对缺乏政治史的维度。

　　上述对于麦克弗森的诸多批评意见，恰恰说明了其政治思想的广度与深度。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麦克弗森对于当代政治理论与政治学者使命的看法，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独辟蹊径的批评，以及对于作为政治现代性重要环节的“占有性个人主义”的阐释，无不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蔚然兴起的参与式民主、慎议式民主、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政治思潮产生了可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