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选择信仰社会主义

为什么我选择信仰社会主义
 
茉莉公主的BLOG

没有天生的社会主义者，革命导师马、恩、列、斯、毛也不是生下来就信仰社会主义的。

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路与路是不同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信仰社会主义都是有共性的，但也各有个性。我之所以就信仰社会主义的心路历程写这么一篇文章，是因为我生活在今天这么一个独特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与马、恩、列、斯、毛所处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今天的中国，信仰社会主义的我在青年人中是一个很个别的“个性”，但我相信这个“个性”中包含着极大的“共性”，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中来。文中观点仅代表我个人，有不当之处请朋友多多指点。

马、恩、列、斯、毛的青年时代是社会主义成为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的时代，尽管社会主义中也分各个流派并不完全一致，但毕竟追求社会主义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流行的思想历来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都去研究的，在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一些天赋极好、后天又有机遇的人就成了伟人。但今天，社会主义在中国却基本上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思想，中国人口十几亿，其中年轻人不可谓人不多，但年轻人中信仰社会主义的却是凤毛麟角。我信仰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复杂，但是其中却走了不少弯路。主要原因就是在一个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制度下，当你厌恶现实时，你很容易厌恶它所举的“社会主义”。而一个人，当你从小就生活在偏见之中，你要突破自己和社会的偏见往往是非常困难的。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农村是很穷的。

天天吃的主食就是用玉米面做成的饼子和地瓜，而饼子和地瓜也不是顿顿能吃饱。那时，我最馋的就是白面馒头，而鸡蛋和肉是想都不去想的。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物质生活的改善让人感受极其强烈，不仅可以吃饱饭了，而且还可以经常吃上白面馒头，甚至鸡蛋和肉也渐渐成为稀松平常的家常便饭。

更重要的是政治地位的改善。在毛泽东时代，人为的给社会制造出一个“贱民部落”----------地主后代。作为地主的后代，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一生的卑贱命运，“国家干部”这个神圣的光环永远与他无缘，他必须容忍社会所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公，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

很不幸，我所有的亲属成分都不好。

作为社会的贱民，意味着大家都可以欺负你，尤其是国家干部。小时候村民和大队干部无事找事欺负我家的情景我记忆非常深刻。在毛泽东时代，建国二十多年老百姓吃不饱饭尚且不提，就是国家干部的素质也并非某些左派所吹嘘的那么高大全，专制、蛮横、崇拜暴力等独裁特征从最基层的大队干部身上一览无遗。
邓小平上台后，开始调整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其中一条就是废除了“唯成分论”。不可否认，尽管都有专制倾向，但邓小平要比毛泽东开明很多。

我家就是邓小平“拨乱反正”政策的受益者，尽管村里人还不时欺负我家，但毕竟没有以前那么明火执仗了。

邓小平的政策不仅改善了地主后代的经济与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中国的地主阶级大部分都是非常重视教育的。我的家族多少代都是读书人家，但到了我父母这一代，已经彻底农民化了，但家族传统即重视教育却保留下来了。我家很穷，但一直是全村藏书最多的。我父母尽管一生都待在农村，但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却根深蒂固。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母就反复向我灌输要好好学习，要走出农村，要把握住邓小平给我创造的机遇---------地主后代也可以与工人、农民子弟一样考大学、当国家公务员了，不要留在农村继续受苦受穷，不要再受村民和村干部的欺负。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三十五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人上了重点高中（全县只有一所重点高中），上了大学。而其余的孩子，尽管天赋比我强的有很多，但因为他们的家庭不重视教育，而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自己也不抓紧，所以，他们现在都在老家务农。

从小我活的就很累，因为父母极高的期望值而使自己有了一种近似于使命感的东西。尽管我厌恶这个教育制度，但不能让父母失望，为父母争气的想法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克服了自己的“不安分”，我一直都在极力的适应父母的期望，把自己塑造的更让父母满意。我明白，父母的一生是很苦难的，我只能用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与远大的前途来减轻他们的苦难，而不是相反。为了增添我学习的动力，我极力的将大学理想化，那时候，我心目中的大学简直就和天堂一样：老师不打学生（小学、初中、高中都有不少老师喜欢痛殴学生），师生平等，学生有充分的自由学他想学的、做他想做的事情。而老师们为了鼓舞我们学习，甚至把大学描绘的比天堂还好。

当时我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当作我的座右铭，为了我的理想-------大学，我咬住牙克服了青春期躁动而不断增长的叛逆与反抗精神，我努力让自己对现实采取服从与容忍的态度，我终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而且上的是大学中录取分数线最高、公认为最好的专业。

终于修成了正果。

上大学是我第一次离开老家那个小县城，当我踩上了这个大城市的高等学府的土地时，我非常激动：新生活开始了。

刚上大学时，我努力争取四年的大学生涯有一个好的开端，所以我不仅勤奋的学习，而且积极的参加班、系、院、校的各种活动，但我很快就发现现实中的大学与想象中的并不是一回事。

大学中人与人的关系颇为复杂，带有官场的味道。老师与学生之间是一种互相糊弄、互相利用的关系，学生之间为了争入党名额与学生会官位彼此勾心斗角，而学校为了控制学生，非常注意利用学生之间的矛盾，甚至无中生有的制造矛盾。学校不仅偏袒那些有关系有背景的学生（象马加爵这样的穷学生在大学肯定没有人理睬），而且几乎在每个班里都培养一个或几个“特务”。而“特务”道德品质都是极差的，他们通常都是学生党员和那些想当党员的人。
不想当官、不想入党的人也会成为特务们升官入党的牺牲品，在大学中谁也做不了桃源中人，因为学生特务为了入党升官而把班级风气搞的乌烟瘴气，他们甚至可以对任何人造谣污蔑。

那时，每当**临近时，学校中警车就就多起来，一副如临大敌的架势。我上大三那年，六月三日深夜，学校突然找我谈话，场面非常紧张，原来有学生举报我“**想闹事”！而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大学不象大学，倒有点象监狱或者集中营。

而上大学后我才发现我不仅不适应大学中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生活理想。上大学前，都是为了上大学、为了父母活着，上了大学自我感觉是一个真正的大人了，需要一个更高的目标与理想来支撑自己，本来以为上了大学会自动有一个新的理想来代替旧的，实际上却出现了理想真空。而当时，并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或领导来指导你，相反，他们都不断的指点你要现实一些，要学会升官，要学会发财。

现在回头想想，大学根本就不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它培养的更是特务、官僚和有一技之长的打工崽，而这部分人通常都会被给予“党员”或“优秀团员”的奖励。而真正的人才，绝不是这个教育制度所能培养出来的，如果有，那他肯定是突破了这个教育制度，就是说，他是作为这个教育制度的叛逆者的面目出现的。

但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的觉醒，我只是觉得我上的那个大学不好，我并没有怀疑教育制度乃至这个教育制度背后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我感觉我的才华被这个大学给埋没了，而只要我换个大学，我就可以自由发展了，所以我当时想用一种同学们都采用的即考研的方式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北京大学，以此来改变现状。

上大二时，我就开始为考研做准备。为了熟悉未来的学习环境，那年我专程去了一趟北大，自然了，我也非常需要用理想化的北大来增添我再次发奋的动力。

在北大整整听了两周的课，听的我很反胃。举例说明：某位教授上课不讲专业（讲专业也讲不出什么），却大发牢骚，谈他为分房子的事情如何与学校做斗争，并摆出一副很革命的架势。而实际上，他很有钱，开着轿车来上课。

这种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现象在北大是有普遍性的，而北大的管理制度也让人憎恨，充满了腐败与官僚气息，用北大的学生的话讲：北大真黑！

天下的教育机构一样黑，这就是我来北大朝圣后得出的结论。

对北大的失望突然让我清醒起来：在一个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所谓的“净土”只能是幻想。我不仅开始怀疑这个教育制度的合理性，也开始怀疑故意制造这个现代科举制度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我的生活态度有问题，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自我欺骗中活着，为了考大学而自我欺骗大学多么完美，为了考研而自我欺骗北大多么“思想自由”！

当堤坝被打开一个缺口甚至缺口很小的时候，它也有可能释放所有的洪水。对教育制度的失望甚至让我怀疑一切。

我开始反思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所走过的路是否正确与值得。这么多年来，为了当一个“好学生”，为了今后的所谓的“白领阶层”，为了所谓的“社会地位”，我不假思索的认同这个社会的各种理念，做什么，甚至想什么，都极力的符合社会的“需要”，一心要博得他人与社会的肯定。我在他人眼里，一直是一个“老实”“好学”“上进”的有“远大前途”的好学生，但这又有什么用呢？一次又一次的拼搏换回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对社会的失望。

这个社会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我反复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这个社会欺骗我不是没有目的的，它所宣传的理念与它所建立的各种体制（包括教育体制）其实都是为了维持它的不公正。为了让你容忍社会不公，它想方设法的制造各种幻想与“远大前途”来欺骗你，欺骗你只要夹着尾巴做人，有一天你也有可能升官发财！而实际上，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不会溜须拍马，不会偷不会抢，不会骗人的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在这个扭曲的社会中有前途！
说起来很滑稽，尽管我们目前自称为“社会主义制度”，但现实生活中那些所谓的“社会精英”，90%以上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决不会在这个社会中“混”的很好，他肯定是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异端与叛逆。

我的叛逆之路就是从叛逆这个教育制度开始的。

明白这个教育制度的落后、虚伪与反动，不想自我欺骗的活下去，但我当时却不知道要如何清醒的活下去。

思想上找不到出路的那种痛苦是极端折磨人的，那时候，我天天去大学图书馆，去寻找“我应该为了什么而活着”的答案。

政治这个东西，它时时刻刻都在关心你，你不关心它是不可能的。对政治极端的反感与麻木其实也是一种关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它会转化为极端的热情与参与。

当时，“**”结束时间不久，大学里对学生控制比较严，这种不让人关心政治的做法反而让我开始关心政治了。一开始关心政治，我是抱着对现实不公的深恶痛绝的心态来关心的，而作为年轻人，因为对社会认识肤浅及理论修养的不到位，所以，对现实的批判往往容易流于形式主义与大众化。当时，我同众多大学生一样，敌视腐败、特权与专制，我当时认为中国所有的问题只能用“民主化”来解决。东山的老虎会吃人，西山的老虎一样会吃人，无论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搞专制都不是好制度。一切反民主的人，无论慈禧、袁世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是人民的敌人。我那时是拥护邓小平的“不问姓社姓资”的。
 
在阅读马列原著的过程中，让我多多少少有一些触动：

第1， 马列主义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坏。作为马、列本人来讲，他们的确是希望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而他们一生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他们是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一生。而现在的腐败分子把社会主义搞砸了，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马列不好。所以，我修改了当初彻底埋葬马列主义的过激想法，我当时规划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不允许有人利用马列主义搞思想与政治专制，但要允许马列主义的传播，也要允许有人组织马列政党，并且要给马列主义足够的政治活动空间。这个想法幼稚的很，但我当时却为自己的读书心得而激动很久。

第2， 马列主义有反民主倾向。马、列都强调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虚伪，我不完全赞成这个看法。我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不仅有虚伪的一面，它更有真实的一面。在奴隶、封建社会中（包括古希腊）是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民主制度变成了现实，这是有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大家有目共睹，美国人民有相当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最起码每次政权交接不会象社会主义政权这样有这么多的血雨腥风。而社会主义，假如它真的是马列所宣传的是在批判的继承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那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不是也应该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加以批判的继承呢？马列的反民主的思维倾向必然使社会主义政权难以妥善处理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继承关系，甚至会为社会主义政权出现的独裁与专制现象充当辩护士。而毛泽东思想更有问题，毛泽东甚至公开提倡《反对自由主义》，“自由”是有了人类以来甚至未来只要还存在人类就要追求的东西，而毛泽东却反对人类的本能---------“自由主义”，这不是反人类吗？这其实就是在鼓吹“不自由主义”。而社会主义制度，本来就应该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尽可能多（注意是尽可能多）的自由。而且，毛泽东这篇文章中给“自由主义”网罗的罪名中，其实都是一些无政府、无纪律和不道德的现象，给这些现象上纲上线，扣“自由主义”的帽子，再批判“自由主义”，这种政治伎俩也很让人不以为然。而后来的领导们以此为理论依据，照葫芦画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却从来没有人提倡“无产阶级自由化”。而实际上中国的穷人们现在都非常需要反对专制、腐败和特权的“自由化”。

在当时，我是以“民主”对各种思想进行划杠的，不民主的思想我一概反对。所以，马列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我就将它作为“主观上为人民服务，客观上专制独裁”的理论将它给抛弃了。
这篇文章篇幅很长，占了那期刊物内容的将近一半，文章名字我记不得了，主要是阐述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下降问题的。邓*力群在文章中所透露出来的对现实的不满与忧虑我是能感受到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我的共鸣。因为尽管我当时没有社会阅历，但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社会现实，而现实中的国有企业并不是工人当家作主，它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非常残酷，国有企业更代表了一群大大小小的贪污犯的利益，这样的国有企业，维护它在国有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我不认为有什么意义与必要。

但左派还是引起了我的兴趣。通过阅读《当代思潮》，可以判断出它是左派的机关刊物，通过它也可以大体判断中国左派的思想脉络。在读了几期《当代思潮》之后，我思想上并不认同左派。这不仅仅是因为左派的刊物言语晦涩，官味十足，更因为：

一，左派有反民主倾向。这种倾向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这主要体现在他们批判“民主社会主义”上。戈尔巴乔夫打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子复辟官僚资本主义，在实践上宣告了它的极端反动。但我们不能把旗帜与行动当作是一回事，因为人民的敌人都是言行不一致的，腐败分子还天天讲社会主义呢！而且反对“民主社会主义”，这不就是提倡专制的社会主义吗？另外，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持完全的排斥立场，从不讲“拿来主义”，这种思想是很有问题的，它很容易转化成专制独裁。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左派的未来发展不会很顺利。

二，左派的理论离现实太遥远。说什么事情都不喜欢直说，搞的是云山雾罩，而且大都讲述那遥远的古老故事，左派刊物更象是一个致力于怀旧与考古的政治刊物。在大学里，大学生都喜欢《南方周末》《时代周刊》等现实感强有民主倾向的刊物杂志。我在大学四年，从来没有见过有大学生去翻阅《当代思潮》的，左派刊物在大学生中基本没有市场。很多左派都将没有青年知音归结为“青年人不关心政治或中央的错误引导”，但我不这么看。左派刊物没有青年读者这个责任不能推给大学生或党中央，正是左派自身有严重缺陷才吸引不了众多的年轻人。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中，一个真正追求正义、平等、民主、进步的刊物是不会没有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左派尽管天天叫嚷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复古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人民群众为什么要爱它呢？

 左派好象都是一些习惯于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而对“改革开放”非常不适应的人，自然了，任何时代转型都有这么一批人，但因为这批人都是往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所以他们往往只能对现实发几声哀叹，而做不了什么真正的事业。我同情左派，但不看好左派的前景。而且，一群八、九十岁的老年人所坚持的政治运动从年龄上讲就决定了它是不会有前途的。而那时以老左派的继承者自居的新左派已经打出了知名度，但我在读了他们的机关刊物《读书》之后，感觉新左派的思想书生味道十足，他们更象是一群知识分子，而不象是政治人物。他们的政治眼光与政治思维总体感觉不高，从老左派身上还能看出一些“老八路”的痕迹，让人产生亲切感，而新左派则如一杯淡水，淡然无味。

老的太老，新的又不成气候，而且，其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所以，我当时给左派所坚持的社会主义运动定性为“夕阳运动”。我认为这个运动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为振兴社会主义去承担义务那时是我想都不去想的。

大学毕业时，我的思想很杂，不认同任何党，也不认同任何派，没有皈依任何信仰，只是拥护民主与反腐。我当时关心政治，但没有参与的念头，而且从来没有想过我未来要为某种信仰去奋斗一生。

大学毕业后，同学中有关系与背景的都进政府机关了，我一没关系，二没背景，但为了解决户口问题便暂时去了当地一家轮胎厂。

这家轮胎厂有三千多人，年产值十几个亿，是当地第一利税大户。它打着集体企业的招牌，实际是私企。

为了让我们这些大学生熟悉单位，单位要求我们去各个车间实习，于是我们三十多个大学生就被分配去各个车间了。我去的是生产轮胎的最后一道工序-------硫化车间。
车间的环境让人很难受，不仅是高温，而且噪声、异味、粉尘都在伤害你的身体。我注意到工厂对工人的安全保护措施很不到位，这一切自然都是为了利润。

实习期三个多月，尽管工作是三班倒性质，很苦很累，但我挺过来了。而且，三十多个大学生中，只有我和工人关系处理的最好，工人们都亲切的叫我“大哥”。在与工人的接触中，尽管工人中也有各种不良现象，但据我观察，工人，作为整体而言，本质是极其善良、上进和有前途的。
人生在世，总有些意外发生，而这些不经意发生的事情往往会改变你的一生。

在我实习期马上要结束的时候，硫化车间发生了一次重大事故。在打开某一个硫化罐的瞬间，硫化罐内突然涌出数量极大的高温热水，当场烫伤了五个工人。其中一个是重度烫伤，全身80%---------除了脸之外，体无完肤。

当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二十多天了（一开始隔离在无菌病房，不允许探视），但他的皮肤仍然呈现出一种烧烫伤所特有的那种另人恐怖的症状，而且他的皮肤无时无刻不处于瘙痒之中，更重要的是，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走路也只能走二、三分钟就站不稳了。

另外四个工人因为伤势轻，一个月后全部回厂上班，长里除了包他们的医疗费外，没有任何其他补助。

但这个伤势重的工人过了两个多月才出院，而他的问题比较复杂，因为他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这里就有一个伤残补助的问题。

但老板却不想出这份钱。老板刚四十出头，以“美食专家”而闻名当地，他爱好吃鲍鱼，其中有一次他带着工厂四个经理去一家有名的鲍鱼馆去吃鲍鱼，一次就吃了一万五千元。他去外地出差必须住五星级酒店，自然了，其他的服务都是五星级的。相比而言，老板所挥霍的钱和公司一年十几亿的产值相比算不得什么，但他却就是不想给这个伤重的工人掏钱。

我以前看报纸和电视公开的那些社会不公也许因为对不公习以为常了，所以并无太大触动，但这种不公发生在身边，我才突然发现它是这么的让人不可忍受！

这个工人那年刚满18岁，因为不喜欢念书，加上家里没有钱，所以就中途辍学来工厂打工赚几个钱，哪里知道等待他的却是如此残酷的现实。

这个孩子一直没有拿到他应得的生活补助，而这都是因为他是一个弱者，因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因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的良知一直受到这件事情的折磨，我那一阵天天晚上睡不好觉，我感觉自己很无能，因为我坐视工友的苦难而什么都没有做，我甚至想：我要是能拉起一批兄弟，搞几支枪，专管这个世界的不平事，那该有多好！

而后更加了解工厂内的残酷的剥削与压迫，我开始怀疑我当初的民主理念。我感觉以前把中国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因为尽管腐败让人痛恨，但消灭腐败并不意味着工人、农民就没有苦难了，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时时刻刻都在制造一顿饭一万五千元的资本家与受了工伤无人管的苦难工人。而民主，我也开始怀疑它的能量了，因为民主并不意味着平等。个人资产十几亿的资本家可以与一年赚一万元钱随时面临下岗威胁的工人一起享受民主制度，但这种民主对工人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而后来在处理单位的一些内外纠纷时，我吃惊的发现老板的庞大关系网。公、检、法、交通、政府、宣传、劳动等各个系统都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官位都很高。而他本人就是市人大代表。他的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使他在每一起与他人的纠纷中都是赢家。

这些都让我见了世面，我不断反思我以前的幼稚思维，我开始明白，假如我想为受苦受难的人民做点什么的话，那我将要面对的敌人是一股多么强大与可怕的势力！

而象我工厂这种状况在当地并非特例，它是有普遍意义的。尽管舆论天天鼓吹那些富豪（包括我工厂老板）的光辉灿烂的发家史，但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

这些都让我深有感触，这不就是阶级斗争吗？阶级斗争原来离我这么近！

当我在体验生活之后，再一次翻阅马列著作时，我才感悟到当你带着偏见去读书，就算书中全是真理，你也会视而不见。在一个极端不公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你要排除社会所强加给你的对“社会主义”的偏见是非常困难的。本来，道理并不复杂，但从来没有人给你讲这些道理，相反，社会流行的却是对公平、正义、平等和社会主义的无知和偏见，而且，我认为，中国政府多年来不仅纵容，甚至一直在鼓励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

在这个无信仰的时代里，我庆幸我找到了生活的信仰，而且我相信，这个信仰是值得我为之奉献一切的。

从确立信仰的那一刻开始，一转眼六、七年过去了，这七、八年间，世界变化了不少，但我的信仰一直没有改变而且将永远不会改变。

马克思当年就是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从追求民主到追求平等，我深深的理解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都是追求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先驱者，他们所创立的伟大的平等的社会制度直到今天仍指引我们前进。沿着他们的路走下去，为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同时创建民主制度来保障平等的社会制度永远平等下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应该做的。

我，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一个普通人，坚定的选择了这条追求信仰的苦难之路，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不后悔。很遗憾，因为我无德无能而无力补天，几年来，我坐视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而什么都没有做，毕竟，我不是列宁。但我相信，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随着社会不公的蔓延，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觉醒了人选择这条路，列宁会有的。

以我本人的生活经验，广大人民群众其阶级本能决定了他们都是趋向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当我们擦去蒙在社会主义身上的灰尘时，社会主义将会象太阳一样照亮整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一定要被改变，而且一定会被改变。尽管敌人貌似强大，但只要大家都站起来，只要大家都勇敢的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人民解放的事业中来，腐败、剥削、压迫、特权、不公等一切社会的残渣余孽都将被一扫而光，未来的世界一定属于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