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儿童节，悼念远逝的“六一”

 又是一年六一儿童节

年年六一，今又六一。对于早已过了儿童年龄的我来说，这节日原本没我什么事。然而在微博上闲逛，新工人艺术团-许多的一条微博触动了我尚未麻木的神经：

“又是一年六一节又是一年毕业季，而这是打工子弟小学，但孩子们中学在哪里，在北京？回老家？还是辍学？同心实验学校6年级毕业班”，后面配了一张毕业班毕业典礼的照片，照片上，稚嫩而充满朝气的同学们站在国旗下。

这说的是流动儿童无法在北京继续升中学的困境。他们要么回老家，要么辍学打工。这个问题已存在多年，去年如此，前年如此，大前年如此，……今年依然如此。许多究竟是在向谁诉说？

与此同时，有记者采访了同心实验学校的一名六年级的女同学。这名女同学没有来上课，而是去超市当起了促销员。当记者和老师找到她询问原因时，她急忙说：“是我自己决定不去上的，我妈一直支持我读书，还一直劝我回学校。”然后她眼里含着泪花，哽咽着说：“我是不想回老家，老家一个人也没有，读完六年级再上学的话就必须得一个人回老家去，我不想回去，干脆就不上了”。最后她在老师们的苦心开导下答应重新回来上学，可是大家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回是回来了，可是以后呢？还是没找落。

由此不得不让人想到另一群孩子：留守儿童。这是另一群处于另一种困境中的孩子。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是农村外出打工者子女的两种生存状态，是打工群体在当下社会中尴尬处境的集中体现。

本人出生于80年代初，也可算是一名留守儿童，只不过稍微幸运一点的是，我是一名半留守儿童。从还不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在隔壁县打工，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都是如此，但母亲一直在家里种田、照顾我们。父亲一般一周或者十天才回来一次，在家里呆上一个晚上或者两天，又走了。每次他要回来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跑去路口迎他，盼啊盼，如果等到，就欢呼雀跃，簇拥着他回家，如果等不到，就黯然伤神的回到家里，闷闷不乐。他一回家，全家人心情都好了，像阳光照进来。他每次走的时候，我都跟着他出门，他骑上车，我就在路边看着，看着他转过弯，一直到翻过那个坡，再也看不到了，我才回家。

我那时常想，什么时候父亲能不用再出去打工，一家人团团圆圆。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等到父亲不再远出打工，我和妹妹又远离家门了。

去年，一个85后的同事决定南下深圳，临走前把自己写的一篇文章给我看，题目叫《那些年那些我》，又一次震撼了我的心。这是又一个留守儿童的故事：

“放鞭炮的我    有一年父母过完正月初四就外出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都响起了鞭炮声。看着自家的冷清，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刺激着小小的我，于是跑到商店站在只比自己矮半个头的柜台前，拿着仅有的一点压岁钱买了些鞭炮，回到家噼里啪啦的放了一通。当别人全家其乐融融的过元宵佳节，享用元宵晚餐的时候，一个9岁的孩子在空荡荡的家里代表着全家人放着鞭炮。不知道的人会认为这个孩子在放鞭炮嬉戏，而这个9岁的孩子却认为他在振兴家庭，他在试图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读来让人心酸。我亲身体会过留守儿童的心情，缺乏父爱或母爱，孤独，以及种种，所以我总是希望这一切终结在我和我的同龄人身上。然而，故事仍在继续，而且愈演愈烈，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

85后，90后，00后，一切仍在继续，历史的车轮滚滚地从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碾压而过，不顾他们的感受，不顾他们的感觉，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于是不禁让人追问：历史？谁的历史？为了谁的历史？这历史究竟体现了谁的意志？竟如此不可阻挡？

后来我又有幸听过一些90后留守儿童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感慨他们在留守的情况下还能一个个长成大好青年，真是不易。这就仿佛一棵棵鲜有人浇水、施肥、灭虫的小树，最后竟能长得笔直，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要多亏五千年文明教化的精华沉淀在了最底层的普通农民——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亲戚朋友——身上，要多亏留守儿童们不屈不挠向上的决心和毅力。

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更多的留守儿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那么幸运，他们遭受种种磨难，有的不小心掉到水里淹死，有的被拐卖，有的遭遇性侵害，有的辍学加入了黑社会，有的性格孤僻古怪，……

小时候我唱过一首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手拉着手儿唱起那歌儿，我们的生活多愉快……”儿童也经常被比喻为祖国的花朵，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等我长大了，我渐渐发现，似乎并不是每一个儿童都是祖国的花朵，只有那么一些是，他们如同“上帝的选民”，是被选定的，而那些没有被选定的，大概只是祖国的草吧，甚至只是杂草。那只手是依据什么来选的呢？小时候我以为是努力学习，后来在社会上生活得越久，我越加迷惑。

那些跟随父母在城市上学、却就地升学无望的孩子，那些留守在农村，没有父母的亲情照顾和滋养的孩子，他们的困境，和他们父母的困境是紧紧相连的。维持打工者这种尴尬的进退维谷的处境，对于维持某些人所说的改开红利是有益的。然而，只要还有一点点良知，只要还能稍微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一下，就能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约3600万流动儿童和6100万留守儿童，他们的未来竟然是悬置的！他们未来究竟长成什么样子，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和答案。他们将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正经带领人民过日子的国家，那么，这些问题是必须思考和予以解决的。

在同心实验学校，孩子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我要学籍”、“能留在北京读初中”，家长们的心愿是孩子们能“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一个来自江西九江的父亲在北京打工20多年了，一直把女儿带在身边，父女俩各自在纸条上写着的是同一个心愿：“解决学籍问题”。

2015年3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关于农民工工作有关情况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城镇义务教育容量，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全纳入’”。这个表示能为流动儿童带来春天吗？

其实早在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就作出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要重视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也就是说，14年前，教育部就规定流动儿童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了。但是，十四年过去了，执行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又是六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声又一次飘荡在城市、在原野，却没有在孩子的心灵。这些年每逢六一儿童节，各种儿童用品促销信息充斥于我们周围，“六一”早已失去了它原来的旨意，而日益沦为商业营销的噱头。在城市，儿童节已经变成了一场与孩子有关的盛大的嘉年华；而在农村，孩子们只能遥望亲人回乡的路，企盼爸爸妈妈快快飞到自己的身边；在城市出租屋的矮窗下，孩子们只能守望在窗口，百无聊赖地等待父母收工……

从电视媒体里大人物和蔼可亲的面容到街头饰着哆啦A梦的灯箱广告，这个社会处处都洋溢着六一的欢乐景象。但我们还是来回顾下六一儿童节设立的初衷吧：

国际儿童节的设立，和发生在二战期间一次著名的屠杀——利迪策惨案有关。1942年6月10日，德国法西斯枪杀了捷克利迪策村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余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押往集中营。村里的房舍、建筑物均被烧毁。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经济萧条，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儿童的处境更糟，有的得了传染病，一批批地死去；有的则被迫当童工，受尽折磨，生活和生命得不到保障。

为了悼念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各国代表愤怒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各国反动派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

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当时很多国家表示赞同，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规定，将中国的儿童节也定于6月1日，与国际儿童节统一起来。

三八、五一、六一……这一个个节日都越来越沦为纯粹娱乐的节日，没有多少人能够想起这些节日的由来，也没有多少人能够记起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专属的节日本身所承载的革命意义。“社会主义”——一个熟悉的名词，一个远逝的事物。因为远逝，才有了前面说的3600万流动儿童、6100万留守儿童。曾经，为了解放妇女、解放儿童、解放一切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成千成万的先烈牺牲了；而今，卖淫女、儿童工再次重现，“解放”的成就正在被蚕食殆尽。

“六一”死了，“六一”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