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孙中山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孙中山至嘱党员：“诸君第一要明白中国国民党不是政府党，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党。”（见《孙中山先生传略》 载《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9日）

如何论定孙中山的历史地位？

吴雁南写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无论从其内容，抑或规模看，都是空前的，是以往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难以比拟的。因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空前的伟大事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何谓“空前”？

千古回眸：中华民族从原始公有制走出，步入私有制社会，经过夏、商、周三代缓慢发展，至春秋战国而剧烈动荡、分化改组；经秦汉一统，进入全面发展的黄金期，终达唐宋高峰；随后物极则反，自宋而始，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跌落，延至明清，为阶级社会衰败期。

自辛亥革命起，中华民族开始了对阶级社会的否定。

孙中山——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否定私有制、否定阶级社会而明确主张社会主义的政治领袖。

孙中山张开双臂：“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余言至此，极抱乐观。”（《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37页）

孙中山拒绝资产阶级学说，否定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说：“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人类进化绝不是弱肉强食，绝不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和特权剥削；而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文学说》）

孙中山张大其不断革命、不断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政治纲领，放飞资本主义被利益掩盖的内在诉求——生产社会化、资本社会化、信息社会化……，以与农民革命“改朝换代”的迥然之别，空前地宣言着对私有制的否定。

孙中山满怀与广大民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情感，深刻把握和继承欧美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遗产，坚持以社会主义原则制约资本主义。他说：“凡属于生产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20世纪初，孙中山设想以社会主义精神引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已经道出50多年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本质内涵：“利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实业计划》）

实际上，彻底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自觉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所谓“彻底”，就是彻底落实资本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所谓“自觉”，就是自觉认同资本主义内在的社会化指向。

然而，“彻底”和“自觉”不属于资本主义。资本嗜血的本性不能不在践踏“平等”的冷漠里实现自我，资本集中的贪婪不能不在摧折“社会化”的无情中扩张自我。

资本专制，阻滞社会进步。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人生而平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完成资本主义。

孙中山忠诚于社会主义，将革命之矛投向资本专制和资产阶级统治权：“盖资本家之专制与政府之专制一也。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

    孙中山深刻地感受到欧美资本主义的严重流弊和内在矛盾，他断言：“社会主义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民报发刊词》）

孙中山告诫：中国革命必须先期占据制约资本主义的“制高点”，严禁资本家兴风作浪，横行霸道，形成特权集团，吞噬民血民膏。他说：“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

为了中华民族不蹈欧美资本主义覆辙而辟一崭新世界，孙中山期待：中国应“睹其祸患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报发刊词》）

那么，如何举行这样的革命呢？

——高扬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孙中山热情鼓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说：马克思主义“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作社会主义中的圣人。”他自豪地宣称：“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吸取他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了三民主义。”（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孙中山形态。

孙中山以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服膺，将三民主义纳入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的总体系中。它“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它的这“一部分”自觉地服从整个“世界”革命大势。（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孙中山明确表达向社会主义的超越：“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社会。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绝不是欧美所能及的。”（《民报发刊词》）

孙中山将中国革命汇入俄国十月革命的洪流，开启以俄为师的先河：“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的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见《孙中山先生传略》 载《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9日）

孙中山确定走苏联社会主义之路：“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榷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在广东旅桂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朱执信注解：“俄国布尔什维克精神，只是在他们那为社会牺牲的精神上。他们共产党员工作的时间比非共产党员多，而所受的俸给比非共产党员少。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然后才可以做成一个事业。” （《革命党应该如何》）

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廖仲恺更公然宣称：中国“若能够有所树立，除非是建立一社会主义国家。”（《题各派社会主义与中国序》）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为着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失望于本阶级的颓废与沉沦，兴奋地感受着五四运动后工农群众的蓬勃朝气和革命伟力，他振奋精神，以“左”的激进和无畏的胆识，向中华子孙发出新的进军令——“重新革命” ！（《救国之急务》）

革谁的命？

革军阀、官僚、政客的命，革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命。

然而，继之而起的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不是也悄悄地转向革本阶级的命吗？

俄国是革资产阶级命的。

共产党是革资产阶级命的。

站起来的工农也是要革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命的。

孙中山以人民大众为后盾，矛头指向本阶级——资产阶级。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国内之军阀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眈眈然欲起而分其馂余，……国民党人所恃后盾者，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

孙中山定义的国民党，与大资产阶级及其特权集团划清了界限。

这是不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是不是向着新民主主义的自觉？甚至，是不是趋向于革命领导权的易位？

孙中山敢与“俄”、“共”结盟，是因为他的一只脚已经在“俄”、“共”阵营中；另一只脚也已抬起，即将挣脱本阶级的羁绊，迈向“俄”、“共”阵营。

英帝国主义者看得很明白：“孙中山已经越来越走向赤化了，他迟早要和共产党人搞到一起去。”（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如此，他怎能安享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集团的尊奉？

“国父”之名，是他死后，被捧为无害的偶像，甚或异化为打击工农的大棒，来为大资本家阶级服务的。只是蒋介石们的内心深处，对孙中山是爱还是恨？

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却充溢着对社会主义的一腔真诚。孙中山未竟之伟业，毛泽东继承了。这个革命确实不是欧美所能及的。

毛泽东评价：“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新三民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它以对社会主义的崇高指向，成为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的枢纽。

历来政权的争夺者们一方面借助人民的力量，一方面又唯恐人民冲击自己的私利。而孙中山晚年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晚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的党，将革命诉诸人民。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不畏惧人民的冲击。

其不同处，毛泽东直接诉诸人民，孙中山则通过共产党这个中介诉诸人民。

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其优秀成员以无畏的牺牲和崇高的理想代言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孙中山将领导权向中国共产党移交，就是向人民移交。

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对民权主义做如此新解：“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为表明对伪“民权”的鄙弃，孙中山效法列宁的苏联，高扬“人民独裁”的大旗，他说：苏联之“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政体改良得多。”。（《三民主义》）

“人民独裁”！——孙中山独裁！

孙中山不讳言：“我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也可叫做孙文革命。所以服从我，就是服从我所主张的革命；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国父全集》第二册）

晚年孙中山毫无顾忌地向个人专制倾斜；他视自己为人民的代表，代行人民独裁之专权。

1923年，孙中山在苏联共产党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他“一手遮天”， 或指定，或委派，“恣肆妄为”，大行专制——

他指定9 人新党纲起草委员会，指定9人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指定党内各重要机构负责人，指定国民党改组委员。

他委派廖仲恺等召开特别会议，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执委、候补执委，委派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省6名代表中，确定每省推选3人，孙中山指定3人；在一大开幕时，孙中山又指定5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指定9人组成大会宣言审查会。

孙中山如此“指定”，是不是专制？

孙中山“指定”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各机构占据重要位置，是不是向社会主义转化的革命专制？

宋庆龄说：“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合作？还是投降？ 有着不同的解读。

1924年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中山一柱撑天，力排众说，确立三大政策，阻止了党内多数人对“联共”的非议。

然而，大会之后短短一年，孙中山之子孙科便忍无可忍，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孙中山的挚友、国民党元老邓泽如更强烈主张“从速严重处分”共产党；上海国民党员则联名致电孙中山，请求“命令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严厉制裁廖仲凯等国民党左派。

与此同时，遍及北京、武昌、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弹劾”共产党的议案铺天盖地，并出了专门的“护党特刊”。

国民党“护党”，无可非议。

张国焘回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建立党团组织，形成党内有党，遭到国民党的疑惧、不快，陈独秀“感慨地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见曹英：《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为什么反对？

汪精卫以阶级敏感对孙中山力主的国共合作之可怕后果一目了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就像“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一样。（见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稿》）

国民党元老惊呼孙中山将会改变国民党的性质，孙中山的总理之位将会让位于共产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却洞穿了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的本质或未来走向。

对于这一点，不仅国民党心知肚明，共产党更有意为之。

1924年，中共四大通过了共产国际确定的“国共合作”的主旨：“将国民党看作一个空壳……共产党可以加入进去进而操纵国民党，使资产阶级顺着无产阶级，以争得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曹英：《中共早期领导人活动纪实》）

共产党的“夺权”企图昭然若揭！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将莫斯科这一“天机”天真地泄露给汪精卫，才直接促成他的七·一五政变吗？

然而，问题不在于此。

实际上，对于共产党的“夺权”，孙中山给予了强力的支撑和主动的配合；确切地说，孙中山主动让权给共产党，将新三民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化。

孙中山与陈独秀共谋，里应外合，制造着国民党的深刻危机。

陈独秀不失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然而其以知识分子革命家之素质，绝无孙中山作为底层群体造反领袖之魄力，他得国民党之利似有不忍，而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则义无反顾。

较之孙中山特立独行，陈独秀当望其项背。

何谓孙中山的特立独行呢？

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分明是对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背叛；其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竟凭一己之力，摒党徒万众之行，坚定不移地将中国命运付托于工农大众和中国共产党。

然而，孙中山可以让权于共产党，国民党的多数绝不答应。孙中山活着，他们可以在反对与破坏中隐忍一时；孙中山去世，综合实力占优的国民党多数派，焉能不担起清党的“使命”。

孙中山的主张在他的党内拥护的人少，反对的人多，所以才有廖仲凯、邓演达的被刺，才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

这不是哪一人哪一派的问题。作为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蒋介石，无论真左还是假左，均为孙中山倚重之人。然而，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要想不步廖、邓后踵，保住自己的高位，便必然倒向国民党多数人的阵营。这个多数人绝不允许共产党“窃取”他们浴血奋斗打下的江山，“篡夺”他们的胜利果实。

而这个“窃取”与“篡夺”，则是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恩格斯早就说过：“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阶级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尽管这种“推翻”与“再推翻”表现出革命的激进，但也分明洞穿了1924年国共合作的深层次诉求。

蒋介石集中了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他深知在他这个螳螂后面，黄雀已经跃跃欲动了。无产阶级和农民大众已经磨刀霍霍，甚至已经杀向资产者和与资产者血缘相连的地主阶级了。

所以，蒋介石背叛革命是必然的。他如果不背叛，他就要做革命的刀下鬼了。他举起屠刀，制造政变，为自己的阶级归属“正名”，赢得了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帝国主义的弹冠相庆。

显然，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所决定的政权更替，只能是权力与财富的易位。孙中山在资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力主彻底剥夺私有制，那么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夺得到的财富和权利，就会被再剥夺。这令资产阶级绝难容忍。

对于权力与财富，孙中山可以放弃，一让袁世凯，再让共产党，足见冰雪之心；然而国民党的多数不能放弃。因此，孙中山死，追随孙中山、可以放弃权力与财富的廖仲凯也必须死。射向廖仲恺的子弹，实际上是射向孙中山的，是资产阶级政党拒绝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政治宣言。

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洋溢着他对国共合作前景的自信，他说：“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

然而，这“彻底”二字，若彻底到否定自己的阶级，否定自己的家族，否定自己的财产，否定自己的特权，否定自己的贵族地位，那么，国民党内，除了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寥寥几公，多数人能做到吗？

别说当时的国民党，就是后推半个世纪，在以“天下为公”为宗旨的共产党内，当毛泽东喋喋于“彻底革命”的殷殷中，不谈死去的先烈，活着的诸公又能有多少人响应这一“彻底”呢？

显然，孙中山的革命超前于社会发展阶段，脱离了国民党员的大多数，其孤军深入的辉煌，避免不了被整个旧势力清算的命运。

权力与财富的巨大吸引力，扭曲着人类的灵魂；但是，能够冲击与战胜这引力场的，却又不能不是革命。

春秋战国，神州动荡，“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孔夫子却一意孤行，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毅示范于前；2500年来，一代代伟大的先驱者继其后踵，为人类精神火炬的传承，鼓动超前的革命，奋力身为。

所以，俨然对毛泽东“继续革命”的前呼，孙中山马不停蹄，不断革命。

辛亥革命前的起义不去说他，便是辛亥革命后，便有“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国共合作、三大政策……，直到临终，仍然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孙中山奋斗一生，务求“天下为公”而深恐不待，终如夸夫逐日，不支而亡，化为一片桃林，为后人遮荫。

而辛亥之后的袁世凯、黎元洪、段其瑞、张勋、冯国璋以至于汪、蒋者流，一个个“城头变幻大王旗”， 谁不是为一己一家一族一姓之私利而蝇营狗苟，与“天下为公”的彻底革命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尤可叹者，孙中山逝后，其一手创建的国民党，尽管从上到下荡溢着“总理”二字的亲切，但屠杀工农之残忍暴虐、抗击外辱之鼠首两端、特权剥削之肆无忌惮、贫富悬殊之离心离德，则不仅腰斩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而且将其旧三民主义——民族、民主、民生，涂抹上莫大的耻辱。

蒋氏集团将孙中山崇高情怀留给国民党的政治资本挥霍净尽，成了孙中山彻底革命精神的背叛者，则如何奢望国人的拥戴？又如何不泪断金陵而“乘桴浮于海”？

当然，不能苛求国民党。

这个党建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其构成成分从组织到观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产物，实现旧三民主义的目标已经勉为其难，而实现新三民主义即向社会主义转化，是这个党绝对容纳不下的。

所以，孙中山的失败是必然的。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宣告了这个“失败”。

然而，四·一二政变同时为孙中山画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如果说，孔子、董仲舒、朱熹是地主阶级思想家，同时在本质上以对自己阶级的否定和对人类精神的尊崇成为人类思想家；那么，孙中山同样如此，他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却以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不断的自我否定，冲破本阶级及其思想体系的束缚，成为人类思想家。

正因为孙中山对本阶级的反戈，才前有其亲密战友邓泽如、张继、胡汉民的背离，后有其追随者蒋介石、汪精卫们的镇压革命与投敌。

这些战友和学生没有背叛本阶级，也因此达不到孙中山之人类精神的高度。

能够与孙中山灵犀相通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优秀思想先驱。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中，陈独秀强调中国国民党之“领袖地位”，同时将具体步骤明确指向社会主义：“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造国论》）

——利用资本主义开发社会主义；也就是推动资产阶级政权向无产阶级政权渐进性转变。

陈独秀从共产党阵营伸出手去，孙中山从国民党阵营伸出手来，两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两种势力的优秀代表在思想上合拍——通过合法斗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如果孙中山活着，或许有向这方面努力的可能。

然而仅仅是“可能”。

实质上，无论孙中山还是陈独秀，都只能是真诚的空想。资产阶级及其所依赖的强大旧势力不允许“和平过渡”。两种势力的战争不可避免。

于是，陈独秀与孙中山不能不为命运的同悲而“惺惺相惜”。陈独秀的真诚沦为“右倾”的重负，孙中山则以对本阶级的出卖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主张日益被他们的“同志”抵制：在“共产革命”的意义上，陈独秀走到了尽头；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孙中山走到了尽头。

然而，陈独秀与孙中山又承受着命运相违的造化弄人。陈独秀被时代大潮抛弃，令人唏嘘；孙中山则在旧阶级中保留着神圣的灵光，更在新阶级中被顶礼膜拜。

鲁迅自谓旧势力的“逆子贰臣”，亦可算是对孙中山的写照。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尽管在形式上保持着资产阶级主导，其实已经向共产国际、向中共、向无产阶级拱手出让领导权，向被压迫阶级投降。他因此赢得千百万劳苦大众的支持与爱戴，他的主张开拓着新民主主义之路；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他成了开端。

孙中山死得其时。

孙中山领导了中国历史上变革社会制度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它同时是一场农民革命。

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封建所有制崩溃之际，代表历史进步的是资产阶级，以及它的对立面——无产阶级

然而，两个阶级都是新兴阶级，都没有充分发展，其成员和领导者都不能不置身农民阶级即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中，浸染着浓厚的小生产者意识。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远未成熟，其政治代表便登上历史舞台，先是康有为变法维新，后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中国新兴无产阶级同样远未成熟，其政治代表便登上历史舞台，企图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

因此，无论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后的新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其激进的革命都难免落入小生产包围的漩涡，向旧的生产关系、旧的意识形态沉沦。

根深蒂固的旧势力，一次次地挣断孙中山、毛泽东向前拽动的绳索，把孙中山、毛泽东孤零零地丢在前面。

欲速不达。孙中山与毛泽东，矢志于对崇高的诉求和革命的感召，为着与受压迫民众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和向旧势力的抗争，先后登上专制之巅，却也无奈地尝受着别一类的孤家寡人的悲哀。

孙中山晚年的小圈子，只剩下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等区区数人；便是这几人，恪守着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又焉能理解孙中山的全部思想！

毛泽东晚年的小圈子，只剩下区区“四人帮”；便是这几人，恪守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高指示，又焉能把握毛泽东的博大精深！

实在说，从宋庆龄到江青，无论风光依附还是惨遭清除，其实都不足以成为时代的领军。

孤家寡人式的专制，尽管以对人民根本利益的本质代言，与历代帝王迥然相别，却同样不能避免专制之弊：孙中山逝后，其专制演变成血雨腥风；毛泽东逝后，其专制演变成特权剥削肆虐中华。

孙中山身后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继承与崛起；毛泽东身后者谁？

能指责孙中山和毛泽东的专制吗？

不能！

中国深厚的封建根基，决定了专制的必然性；而孙中山与毛泽东为着人民主权的彻底革命诉求，则赋予他们的专制以永恒的光辉。

何谓彻底革命？

孙中山说：“想要中国进步，不但对于政治主张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革命。要把全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知难行易》）

改正几千年的错路，与旧世界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孙中山呐喊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教训全党：“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解放全人类！

孙中山《在广州行辕与各界的谈话》中慷慨陈词：“资本专制，其害甚于君主专制。”——颠覆资本世界！

能不能说，孙中山播下一粒火种，为其后50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引燃了将资产阶级作为一切剥削阶级总代表来批判的思想之焰！

至于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的本质设定，更与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设定相契合。孙中山至嘱党员：“诸君第一要明白中国国民党不是政府党，是一种纯粹的革命党。”（见《孙中山先生传略》 载《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9日）

——革命党！

令人扼腕的是，他们的后继者，“淡忘”了或者似乎“淡忘”了这个设定。

淡忘革命，如何不沦为革命的对象！

孙中山向中华子孙示警：“欧美演此贫富悬殊之惨境，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今日吾国言改革，何故不为贫富计，而留此一重罪业以待他日更衍惨境乎？”（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然而，孙中山的改革没有消除、反而加深这“一重罪业”，令广大人民“更衍惨境”；60年后，邓小平的改革也没能消除、反而加深这“一重罪业”，扩大了贫富悬殊。

放眼全球，整个资本世界日益加深特权剥削和两极分化。

如果孙中山预言不错的话，那么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革命不可避免，“他日必有大冲突以图适剂于平。”

何谓“平”？

——共产主义！

孙中山说：“共产这种制度，在原始人时代，已经是实行了。究竟到什么时候才打破呢？是在金钱发生之后。……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钱，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常常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这种斗争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要在回复到一种新的共产时代，才可以解决。”（《三民主义》）

“天下为公”。

同一切伟人一样，孙中山是他那个时代的伟人，也是整个人类的伟人。他有着时代的烙印，更有着忠实于人类精神，为否定私有制、献身大同理想的真诚与崇高。

正是这后一点，使伟人从平庸的执政者和思想家群中脱颖而出。

（本文摘自《中国：21世纪宣言（完整版）》）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  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