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丘读过《易经》吗——兼论几个似是而非的话题
先讲一个掌故,从一本旧书上看来的:话说上古时有一位叫伏羲的大圣人,仰观天文,下查地理,有所悟,于是做《易经》,但是他老人家手定的这部《易经》从八卦的排序和卦爻辞的内容与现在的《易经》大不相同,名为《连山易》;这个《连山易》从他手中传了N多年,传到了另一个大圣人黄帝手里,黄帝有感于世道变,人心变,原有的《连山易》已经不能应对当世了,于是,将这部《连山易》做了改动,是为《归藏易》,此时的《归藏易》与现在的《易经》还不一样。这部《归藏易》又传了N多年,到了又一个大圣人手里,此人是大大有名的周文王,他先生也觉这部《归藏易》不可应对世道人心大变的当下,于是,利用被囚羑里的时间,又将《归藏易》做了修改,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周易》。
这是个掌故,从中可以看出,所谓的《易经》到现在有过三个不同的形态,和两次巨变,而原因就是年深日久,世道人心的变化,促使它以变应变,常用常新。而它的精髓和生命力所在就是一个“变”字。如果,当且仅当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掌故的真实性,那么,现在的《周易》已经三千多岁了,世道人心大变,它还能在现在这个世道中发挥多大正面作用呢?比照黄帝和周文王的成例,对它而言,是不是该有那么一个大圣人对它进行一次改造?比照《连山》变《归藏》,《归藏》变《周易》的成例,它该变一变了!但是,这个大圣人在哪?这个不变的《易经》有必要抬得过高吗?
说正题,孔丘读过《易经》吗?相比《论语》,某家对《易经》比较不熟,所以某家节录史学泰斗郭沫若的文章,鉴于某家打字功夫极差,只好节录不多一点:“……再从所被依附着的思想来说,以乾坤相对立便是以天地相对立,然而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但就金文来说,春秋以前的长篇大作的铭文很多,表现到超现实的观念上来的也很不少,但都是只有至上神的天,或者称为皇天,称为皇天王,又称为帝,称为上帝,称为皇帝,称为皇上帝,真是屡见不一见。但绝不曾见过天地对立的表现,甚至连地字也没有。便是在典籍中,凡是确实可靠的春秋以前的文献也没有天地对立的观念,并且也没有地字。《尚书》的《金縢》和《吕刑》有地字。《金縢》云:“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吕刑》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这两篇本来都是些有问题的东西,单身有这地字的出现,也就可以知道它们至少是当得经过了后人的篡改。总之,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 再看下一段:“自来使孔子和《易》发生了关系的是根据与《论语》。《论语》上有两处表明着孔子和《易》的关系: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尔)”第一项似乎是很坚决的`根据,然而陆德明《经典释文》出“学易”二字,言“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可以知道作“易”的是《古文论语》,而《鲁论》语该句的全文是作“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无大过矣。”《汉外黄令高彪碑》有“恬虚守约,五十以学”之语,也正是根据《鲁论》。”
郭老的第二个论据,限于某家打字功夫差劲,从略了,但是,说孔丘读过《易经》当属无稽之谈,再补充郭老的一个论据,既然孔丘读《易韦编三绝》,何以子思和那个以圣人门徒自居的孟轲绝口不提?!所谓伏羲作《易》画八卦,从何说起呢?所谓“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纯属孔丘后学的杜撰!某家虽对《周易》比较不熟,但是也看过几年,而且《果壳中的宇宙》《时间简史》这两本书也有,某家看不出某网友所说的那个断语,《周易》预测了这两本外国书所代表的叫做“宇宙学”的外国学问,而且也看不出《周易》与这两本书的内容有什么联系。说话是要有根据的!
某网友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源头上与中华易经、中华古史有一定渊源”,可惜竟看不到详细的论证,不过从上下文看,似乎是这样:黑格尔学周易,长了本事;马克思又向黑格尔学了本事,那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实际上有周易的东西了?这个推理相当于儿子象爷爷,孙子象儿子,所以孙子象爷爷。这个道理在生物学上是成立的,但是放在学问上是不是成立两说了!哪得有具体文字上的证据,某家盼着“岸芷汀兰”指教。长学问的事嘛。
昨天某家说的“三易”的演变本来就是个“掌故”,只是起个话头,当不得真。对于《周易》某家就是“比较不熟”,某家的本意只在于孔丘是否读过《周易》。限于某家的打字功夫,本来在别人一个帖子就能说完的话,某家倒要分两回说了,没办法,接昨天。
首先,某家引用的,郭沫若先生的论断在他写的《青铜时代》里,感兴趣的可以自查。再次,郭老引用的那部《鲁论》,不光在古时的文献中有,而且,还是被考古所证明了的,上世纪在河北定县出土一部《论语》,详见《文物》1997年5期。其中释文有“……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矣”,与《鲁论》同。那么孔丘从未读《易经》可定论。
老实说,那位岸芷汀兰先生有些话说得太过绝对,比如“古希腊哲学思维来源于中华易经、老子哲学……”,某家是不信的。翻翻史书就可知道,我国的诸子百家的勃兴与古希腊哲学的发达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是在相隔万里的两个相互隔绝的地域里各自成一体的异质文明,如果这如那先生所说,那么,两下里该有一个交流史吧?不管是古希腊来我国学习,还是我国去那里传授,都必须有人和人的接触,比如玄奘西行求法,但是,有这样的历史记载吗?就算,当且仅当这段历史有,但是被湮灭了,那么学问上的证据总该会被高人判读出来,但是,这样的判读有吗?“长自己威风,灭他人锐气”的事我们要做,这样的话也要说,但是总要有根据吧?在哪里?
“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真是在说共产主义?恐怕是误读了那个“公”字,那个“公”字,指的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的王!所有的人在“王”跟前不得有私的“王”,所有的天地赐予每个社会成员的福祉都要由某个“有德者”分赐给每一个社会成员,而赐予的原则是:根据等级原则逐级赐予,多寡不等。这是“共产主义”吗?这位有德者,就是“王”!
“仁”“义”“礼”?“克己复礼”是“仁”,依着“仁”的标准去做事那就是“义”,有什么样的“仁”就有什么样的“义”,“仁”“义”二字是为“礼”服务的,而“礼”,在孔丘那里就是维护周天子、诸侯们、卿大夫之类贵族政治、经济特权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仁”“义”“礼”。“健康的自然秩序……”云云从哪里说起呢?“血汗工厂、黑砖窑……”固然是现在的丑恶现象,但是,在孔孟之道大行于中国的明清两代类似的丑恶现象比之现在不差分毫,而那时对仁义之类的道德教化比现在要强化的多!怎么解释这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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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是某家对道佛二家的一点点看法,不在“话题之内”。 对于道家,某家是有敬意的,道家哲学是中国本土哲学成就最高者,是魏晋玄学的根,也是言毕孔孟的宋明道学的“隐祖”,但是,更要紧的是,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就是道教徒为主干的,而道教的“圣经”就是《道德经》,而且,从南北朝开始的四次灭佛运动,都有道教徒推波助澜,某家的敬意从中而来。至于讨论道家学问,某家是“比较不熟”的那一类。 佛家么,某家在看《幕府大将军》这书时,反复看到“一向一揆”这个词,细看书才知道,东传日本的佛教有一个叫“一向宗”的宗派,而“一揆”就是暴动,起义。“一向一揆”就是由“一向宗”的僧人组织领导的,旨在反抗封建领主暴政的农民起义。在咱中国可从没听说从唐朝起势力最大的禅宗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不说,不值得一说。
“丢弃”二字,某家以为是指不读古籍了,但是某家以为,古籍的读者大有人在,“丢弃”从哪里说起?对古籍的看法不同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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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开国领袖,某家以为应是个法家人物,而对付当下中国的乱象和危局者,唯法家那套做法不可。道德说教,是说给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听的,对那些官匪民贼,道德说教管用吗?三个代表之类的说教起什么作用了?“法家治吏不治民”,这话有些绝对,但是《韩非子》里治官治吏的文字占了绝大多数,大可借鉴啊!战国时,秦赵长平之战后,就是秦赵邯郸之战,邯郸之战秦败,统帅郑安平投降,而这位郑统帅是当时的秦相范睢推荐的,依秦律,范睢也被逼自杀。看,厉害吧。小贪官成了大贪官,因为有更大的贪官在上头提拔,每一个大贪官的周围有数不清的中、小贪官绕着,而且,这些中小贪官们都是将来大贪官的预备队。比照刚才范睢的例子……反贪反腐应该管用吧?
————————————————————————————————————————————————参考书目:郭沫若《青铜时代》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
刘泽华主编《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
爱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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