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的中国

文革后的中国

巴黎《世界报》特派记者 罗拔.纪兰

　　
　　一、另一个世界
　　
　　在今日中国，城市所呈现的景象是最令西方旅客们感到惊异的事物之一。拿上海来说，它的六百万居民就等于六百万行人。我不是在夸张。当然，上海拥有日夜不断服务的公共汽车网，拥有数以万计的自行车。但这一大城市的街道给人的印象便是到处都充塞着行人。
　　
　　六百万行人，而没有小汽车。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有过于简化之嫌呢？当然，与我上次在一九六四年到上海时相比，公共汽车和货车都增加了许多。但是，我们的所谓私人汽车，在那里根本没有。除了几架少见的、新的出租汽车外，汽车是不存在的。
　　
　　假如我回忆如覆久以前的情况，那末现在的现象更令人奇怪。我在一九三七年便认识了上海，现在是第六次到这个城市。那时我曾自己驾车。在以前的南京路和霞飞路上不知兜了多少趟。那时上海交通拥挤的情况真可和伦敦或纽约的相比。今天，资本主义上海的门面还在：三十年代的摩天大厦，国际商业和外国银行的华丽建筑、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g旧保存着它们的本来面目。但是可以相信：它们之所以被保留是为了更加突出与前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实质。．
　　
　　一九五五年我又来到上海。那时我相信小汽车的绝迹表示中国在新政权之下倒退了一大步。一九六四年，我再访问了上海，那一次我觉得发展是不平衡的：许多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在小汽车这方面仍是落后。今天，一九七一年，我又到了上海。这一次我相信我抓到了问题的实质：既不是倒退也不是落后，而是拒绝。上海，以前是全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不要再有西方式的发展。上海，即使已洗清了旧日的污渍，绝对无意再恢复它昔日的面貌。
　　
　　上海不仅拒绝了小汽车这一西方城市的骄物，并且也排斥了我们其他的城市附属品。这一没有小汽车的城市同时也是没有广告，没有招牌，没有霓虹灯的城市。这也是一个没有酒鬼的城市。这里没有资本，没有银行。人们仍旧买卖，用的是钞票；但寻金热却退得干干净净，色情玩意也已绝迹。一个月之后我到了香港，那时才能衡量相距仅数里之遥的两个世界的巨大区别：一方面对于性是极度持重，另一方面则任由色情泛滥。
　　
　　在这一经过共产主义消毒的城市中，另一个世界正在形成。它的许多方面，即使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也有所不同。在文革高潮过后再来到中国，我们发觉，不仅中国发展的方向与西方国家的有着显著的不同，而且这个国家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专心致志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中国正在创造一些“新的事物”，不同于其他地区所已有的。
　　
　　和城市一样，中国的农村，通过它的农民和田园式的耕种，表现了同样的说服力。在西方，农业生产的进步是用减少农村人口的代价所换来的：在很多地方，在很大的程度上，机器代替了人力，农民不得不涌向城市和工厂。这样，古老的农业社会就慢慢地解体。毛泽东的中国用公社到生产大队的集体制度也扩大了农业企业的范围，但她在农村里仍旧保留了大量的农民，在很多地方还在用传统的密集耕作。中国农村也在逐步地机械化，但同时也注意到各方面的平衡。如果有一部分劳动力为机器所取代，他们不用走向城市，可以仍旧在当地的公社所办的小工厂里工作。
　　
　　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正在领导着中国农村的革命；作为一个农民，他正在挽救着中国的农民。人民中国不能容许因她的现代化而令农村人口减少。假如她这么做，她只能以城市来容纳无数离乡别井的农民；她不得不兴建庞大的城市，好像日本在太平洋岸边所做的那样；她只能以日本式的工业，以十倍之，来维持这些人口过剩的城市；她只能用向全球倾销的方式来使这些工厂不断开工。幸运地，毛泽东式的发展方向与这些完完全全背道而驰。他会使二〇〇〇年的中国主要仍旧是一个农业国家；当然是“革命化”了的农业与良民，但是人口的大部分仍将会留在农村里。
　　
　　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方向也与西方的大大不同。增长率的提高，普遍的工业化，大量的城市化：这些就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发展的大概，其中最显著的援例便是日本经济力量的高度发展，但是，人民中国在致力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同时，也对此保持谨慎和节制的态度。她在这一、二年来宣称：“中国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这句话不但有政治上的、而且也有经济上的含义。
　　
　　是不是要加速增产？是的，但是要有节制，不要西方那种为追逐利润而竞争的狂热。是不是要打破生产纪录？当然要，但不要让重工业有优先发展权，也不要只顾建设大型工厂。在苏联的影响之下，中国曾经走入错误的道路：但后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她引走上了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这样更能满足中国的需要。是不是要城市化？答案是越少越好。事实上，政府在这方面对群众实施了有力的政治控制，似乎已经成功地杜绝了农村人口的流亡，避免了城市的膨胀，甚至部分地“缩小”了有些城市。同时，政府也正在使过剩的人口向人口稀少的地区移殖，并且推行节育——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人口将会逾越十亿这一危险的界限。可能在这方面会获得成功。
　　
　　从我们旅程中各种观察所得到的印象，不论是个别的或综合性的，可以肯定：中国与其他大国所走的路不能相提并论，步调也是不同的。不论在工厂或公社，中国人民热情地工作，但并不怎样急急忙忙。行人或骑自行车的人都不像在赶路。使人惊奇的是：像在法国那样两旁植有白杨树的马路上，没有司机，没有飞车，没有交通意外。飞机场是这么安静。真假如天气恶劣，飞机便不起飞。无数新植的树木使城市达到了真正绿化的境界。从北京到广州，从武汉到上海，我们在市中心区到处听到不断的蝉声。这次我们没有到东北去；不过，我们所见到的城市都有时间与可能来预防污染的灾难。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总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保持适当的距离。
　　
　　对汽车的排斥
　　
　　“汽车化”是我们西方城市中的另一灾祸。中国对它的排斥并不证明了制度的落后，事实上是为了将来作准备。在反对资产阶级化，反对私人资产及个人主义的中国，假如有一种现代产物不能被容许的话，那便是汽车的私有化。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一个能合理地使用汽车的国家；而且，随着汽车产量的增加，她将会采用一种符合她的新社会道德的集体使用方法。
　　
　　因为，虽然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方向与我们西方的不同之处，其实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她的道德发展方向。她不但要求一个有高度道德的新社会——当然，这点不得不加以赞扬，——但是她的通往新社会之路也和我们西方的方法大不相同。一个人有了正确的政治思想才能有高度的道德；正确的思想一定是一致的思想；最后，一致的思想是从大规模的集体政治教育中获得。在我们西方，这叫做思想灌输。
　　
　　这种思想灌输的巨大压力对我们西方的大多数公民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也不能想象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中，全国人民能一致接受它。但在中国，全体人民都愿意接受它。毫无疑问地，就在这点上，在关于自由的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的距离最大。我们不禁要认为，也就是在这点上，从长远观点看来，中国究竟仍旧会是脆弱的。在最后，自由不是总会胜利吗？
　　
　　但是，我们暂时不谈这个有争论性的问题。我想在这里主要谈一些今日中国的正面主流。今夏我们跟随以阿兰.佩雷菲特为首的法国议会代表团重新访问了这个国家。我们怎么会不觉察到这些主流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这段期间，我们所认识，或再度认识的中国是一个向外开放的，有成绩的，和缓的中国。
　　
　　开放与和缓
　　
　　所谓向外开放，就是说再度强调她对和平共存的观点和致力于重建与他国的关系。这是应该欢迎的。能见到中国终于与国际大家庭恢复和改善关系是一种莫大的慰藉。与北京有外交关系的法国对这种发展曾有一定的贡献。在世界政治中，法中友好显然是一个有积极作用的现实。所谓对外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以向来客打开大门的方式来表示她现在的立场。这一次我们一共有十二个法国记者，同样数目的议会代表；我们经历了一次长途而美妙的旅行，旅程从北京开始，经延安和西安而达武汉，再到上海、杭州和南京，最后在广州结束。我们得到了很好的招待和向导，也能自由行动、参观和拍照。我们曾提了不少问题，都获得了满意的答复。
　　
　　所谓有成绩，就是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这是由于数以亿计的人民群众和他们领导人的巨大努力。所有这些在今天都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为明显。成绩与进步不但能从大型建设项目中得到例证：如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上海工业展览会等等；成绩与进步还能从一千零一种日常生活的观察得到明证：如人民的健康、衣服的多种多样、商店前没有长龙、市场物品供应充足、物价稳定、越来越多的新的自行车、人力不再当畜力来使用、较好的公路网等等。中国人谦虚地说：“还有许多事要等着去做。”但这次是我第四次到毛泽东的中国，每次都比前一次有进步。
　　
　　最后是和缓。这一次中国是松弛的。文化大革命的紧张已经消逝。明显地，人民已因秩序和统一而得到宽舒，可以说他们已从一大堆的口号与标语之中走了出来；这些口号与标语，一部分可能是在毛泽东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产生，甚至在文革之前已经有了的。但是，政治热情并没有降低，政治教育却比以前容易接受。人们还可觉察到一种新的气氛：许多人在个人行动和言论上重新有了某种程度的自发性；他们不再有不安或怀疑均目光。真他们变得更加开朗。
　　
　　文化大革命似乎把全中国从某种痉挛中解救出来，再把她投入行动。但是也不要为我们所观察到的开放、成绩与和缓而有任何错觉。和缓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内革命的步伐将当放慢。恰恰相反，毛泽东主义——或中国人所说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地占有高度的行动可能性。对国外来说，虽然中国因为需要边境的宁静来继续完成她的巨大的工作而愿望开放和共处，这并不等于说将减少对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努力。新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坚信：她的最后的成功应该是要说服：如果不是说服我们这个与她多么不同的西方世界，至少是要说服那正在兴起的、从过去的历史和痛苦中她觉得与之特别接近的第三世界。
　　
　　二、风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斩钉截铁的论断出现在最近的一个官式文件中，而且据说是毛泽东主席的意思。在一九七一年再次来到中国，实质上就是来衡量这第二次革命的广度和深度。文化大革命在一九六九年已经结束，但它的影响目前在所有的领域上都在发展。人们不断地在谈论它，它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在我以前的多次来华访问中，所听到的比较总是：“解放前……，解放以后……。”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大革命之后……。”
　　
　　中国人民在一九六六年起来向共产党造反：这已经是一件非凡的事。但是造反的目的不是要减少革命，而是要加强革命，不是要把组织往右推，而是更向左边推动：这就更加令人惊奇。但是，他们向客人们解释：整个事件就是这样；客人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观察更好地证实了这点。对在一九六六年之前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我自己在解放后到一九六六年为止一共来过三次），中国在革命的道路上更加前进了一大步。一九四九年的第一次革命——那时我在上海——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轮到成为被革命的对象。所有的变化可以用几个字来概括：人民中国更加完全地成为人民的中国。
　　
　　到达这个地步之前，她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暴呢？对于这点，中国人却不可思议地保持缄默。当一个危机过后，他们总是想法把它忘掉，也想人把它忘掉。我对此在一九六四年已经有过一次经验，那是在中苏交恶与经济困难的巨大危机之后，人们也尽量少说。今天如果客人们问：在他们正在访问的城市中那时有没有武斗或有没有因此而伤亡，那末他们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答案总是极其含糊的。关于这点不如读一下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献。其中有些是由目击者所写的好书。文革的历史因此也还相当完整。
　　
　　虽然如此，在有些时候混乱的局势比那些观察家们所知道的更为严重。最近中国高层的领导人曾对此加以透露。从周恩来先生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人们才知道周总理自己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几乎遇险。就在北京，他被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十万极左派红卫兵所包围，达二日二夜之久。他们想抓住他本人，并且想夺取中央委员会的档案。
　　
　　周恩来先生还透露，由于造反者的派系斗争，军队中曾有数千人伤亡。毛主席在会见斯诺时也承认：中国曾陷入巨大混乱之中。
　　
　　毛泽东主义在中国
　　
　　假如外国客人难以得到动乱时期的具体介绍，其原因却得到充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把这些情况和分析除去奇怪的马克思式和中国式的名词，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主要的，极其明显的事实：在一九四九年的解放之后不到十年，毛泽东在许多方面都遭遇了困难；大部分权力不再在他手里。他的继续革命，深入革命的计划，在党和国家的机构内都遭到了越来越有组织性的反抗。每个人都自称为毛泽东主义者，但是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工会组织、以及大批党员干部，不论是属于管理部门的或属于经济部门的，不论是高级的或地方的，都不依照他的指示办事。即使是北京这一城市也在他的对方控制之下。
　　
　　那些分散的，但也相当普遍的反对者渐渐地以国家主席刘少奇为首领。对于他们来说，革命已经太长了，应该是妥协的时候了。剧烈的社会革命应该停止，政治应该靠边站以让经济先行，人民应该有最低限度的舒适与自由。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困难时期之后，这种对立开始表面化。回顾那一段时期，我现在明白：一九六四年当我在上海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国修正主义。那时我到处看到穿西装的男人和搽口红的女人：一种柔软的共产主义，经济挂帅的共产主义，与硬性的、斯巴达式的毛泽东主义走的完全不是同一条路。
　　
　　对毛泽东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发动群众，造党内官老爷们的反；直接向群众说话，不要让他的敌人歪曲或扣住他的指示；控诉及摧毁刘少奇的政治路纔和组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只能砸碎整个国家和党的组织，以此来暴露他的敌人。当斗争胜利以后，他将重新树立国家的统一。由于他在人民中的无比威信，同时由于忠实的军队的帮助，毛泽东成功地完成了这第二次革命。这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就是一股冲毁了堤坝的洪流，在这堤坝之后新的修正主义体系曾想攻击毛泽东的革命思想。
　　
　　体力劳动第一
　　
　　毛泽东思想中具有强烈革命内容的一环，现正传遍全国。这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人应该逃避体力劳动。毛氏曾对所有的人说（不论他的职业或地位）：“你不是工人便是农民。”每个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至少在他的一生的某个阶段，或每年的某个时期内，必须如此；在工厂内劳动也行，不过必须是生产性的劳动。事实上，每个社会主义公民都是人民的；他有义务在人民群众中，在工厂或田地里劳动，以此来分担他们的困难和劳苦。只有这样，他才能有（或加强）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这应该是他的目标。
　　
　　当然，毛氏在很久以前已经开始宣扬强迫的、普遍的体力劳动的观点，但一直没有为一般人所接受。现在，这终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实行，全中国正在为此感到震撼。以我们的观察所及，凡我们接触过的地方，不论是中央或地方行政机关，革命委员会或党内干部，经济或文化机构，中小学、大学或医院、到处都在实施这个政策：总是有一部分人员轮流地在工厂或人民公社里工作。
　　
　　这些新手一般都和工人或农民共同生活。那末在“群众”中要住多久呢？每年有两个月已是不错的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四个月。干部们有专门为他们而设的“五七干校”这个名字是源于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发出的指示。
　　
　　也有专门为有政治偏差的异端分子而设的劳役。人们对此并不讳言。恰恰相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这种使一般公民或干部受到再教育的劳改制度有了大发展。数以千计的，或多或少有严重修正主义嫌疑的干部已经受过，或还在受这种以劳动为内容的思想上的再教育，以争取他们的“除名”。
　　
　　最后，可以把所有这些与全国性的劳动力合理分配政策联系起来。这有多方面的目的：减少城市人口，增加后方的入口，开发落后地区，充实边区防卫等等。由于劳动力的调配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内部大移民，移民人数以百万计，其中尤以来自城市的青年占大多数。他们到远方去可能要住上几年，甚至一辈子。
　　
　　每个人不怕脏，不怕苦，和群众结合：这种各社会阶层的大混合赋予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劳动人民的特征。人们强烈地感觉到：这个国家只有一个阶层，和无数的，但相同的人民；虽然不会完全一致，但只有一种类型：那就是双手粗糙的劳动者。
　　
　　和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的情况比较，现在再也看不见昔日的资产阶级，即使是向新政权靠拢的以前的资产阶级也不可复见。没有什么能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区别开来，不论是收入、地位、或文化水平。在毛氏看来既然政府的最热烈的支持者是出身穷苦的无产阶级劳动者，他们也就成为人人想模仿的——不但是外表上的，也是行为和行动上的——典型。
　　
　　人民的兴起
　　
　　不要以为所有这些，目的是要把生活降至最低的共同点。假如说普遍的强迫劳动和结合群众会导致某种程度的降低，这同时也产生了另外一种意志力：就是说，从今以后人民应该领导国家的一切，因为国家是属于他们的。从这个意志力中又产生了一股向上的，能促进整个人民生活的巨大力量。
　　
　　这一发展的出发点是群众的政治教育。文化大革命之前，这已经是相当吃重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及以后，它的重要性更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中国的劳动人民受到了永无间断的思想灌输。他们每天像吃饭或吃馒头那样，在宿舍里、在工作的地方、在公共场所，以耳听、笔写、或眼看的形式吸取着政治食粮。现在，那本“小红书”不大看见了。但这并不是说已经放松了。简单的事实是：毛泽东思想已经胜利，不再需要形式主义了。人们仍在吸取，甚至更多，不过是安静地吸取。在顺从和信仰的气氛中，政治养料滋润着整个国家。中国人民在今日是地球上最“政治化”的，政治性最浓厚的人民。
　　
　　文化大革命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进身之阶。到处可以见到一种“工作主义”，经常鼓励着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赶上和超过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各种教导使他们相信：工厂或公社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等待着他们来改革和创新；技术人员的训练过程也已“革命化”，以后他们将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工程师也将是富有经验的，从低级做到高级的老工人。在这种从下而上的过程中，他们得到各方的帮助：除了政治教育之外还有不断的专业技术教育。在中国，人们到处可以看到一群群工人围绕着他们的师傅，他们在在行政管理方面，从下而上的路也是同样地开放。文化大革命使这方面也有了彻底的改变。工人参加行政管理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以前，行政权力有时在党员手中，有时在专家手中；他们之间常有纷争。现在则由革命委员会来领导。所谓“三结合”的组成分子就是：工人代表、行政或技术干部、及解放军；军人则在大部分机构中都有代表。三者之中，工人或“群众”则占第一位。
　　
　　在很多的单位中，工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在党内也是如此，因为它在工人队伍中吸取新党员。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还在教育方面产生了最有革命性的影响。在这方面，它为工人的前途开辟了崭新的远景，也为毛泽东思想中最大胆的几个部分除去了前造的道路上的荆棘。
　　
　　三、没有官老爷的党
　　
　　中国西北部的一部分，经过了千百年来的风化作用，形成了今日的黄土高原。中国的革命圣地之一——延安，就位于黄土高原的丘陵群中。在一九三六年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里山边的窑洞中渡过了不平凡的十年。这个游击区的后方也是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实验室。现在，成千上万的信徒们到这里来参观；外国客人们也被带来了。到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单单为了看一下过去某一时期的遗物，而是为了采访对今日的行动仍具现实意义的活生生的教材。全中国都向往着延安，向往着那耸立在悬崖上，好像灯塔似的宝塔。在那里他们体会了原来的、纯朴的共产主义，它的原则和经验，例如斯巴达式和无产者式的生活，党与群众、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党的简单的结构等等：从所有这些，他们获得了灵感来作一切革新。
　　
　　一种新型的共产党，一个前所未见的共产党是不是已经在人民中国诞生了呢？当人们再度见到文革后的中国时，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相当于毛泽东正在进行的事业，在苏联是不存在的，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里也还未出现。这是共产党的彻底更新，其目的是为了避免一般衰老的共产党所呈现的邪恶与僵化。
　　
　　打倒一切，从头做起：这就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总结。经过数年的犹豫和改革企图后，他终于决定砸碎他亲自缔造和领导的党。他认为这是捍卫革命、继续革命的唯一方法。在他的领导之下，党正在重新建立．他希望这将是由群众控制的党，一心一意的党，没有官老爷的党。总之，这将是一个经过革命火焰洗炼，在旧的灰烬中再生的党。
　　
　　清算和复位
　　
　　人民中国的领导层有了十分广泛的变化。根据在北京的外国观察家的估计：文化大革命曾令百分之八十的政治及领导干部去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干部或留原职，或因全心全意忠于毛主席路线而获升职。
　　
　　在中国的外国居民差不多再也没有遇见文革前所认识的负责干部。对访华的外国客人来说，更加如此。从上到下，所见到的几乎都是新面孔。在党内，三分之二的前中央委员会委员不再出现。在政府中，大部分的前任部长已从名单中消失。在目前，许多部长职位似乎仍然空缺。这种现象可能在所有阶层中都是如此。重建工作离开完成阶段还是相当遥远。
　　
　　从另一方面来看，所公布的新名字中大部分是不见经传的。这些都是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为毛氏所需要的新血。其中有年青的，但没有人们所预料的那末多。其中也有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准确的比例难以估计——来自军队，他们现在在所有的民政部门工作：例如工厂、文化部门、国家及地方行政机构等等。
　　
　　那末，去职干部的命运又怎么样呢？必须强调：文化大革命一直不是要把政治敌人从肉体上消灭掉。当然，文革是剧烈的，并曾导致相当重大的伤亡，但大部分是由于派系冲突而引起的意外事件所造成。毛泽东一贯地认为：要消灭的是病症，不是病人。只要思想上能改正就行了。在文革中他也坚持这样做。
　　
　　现在正在进行的党的重建工作中最令人惊异的，也是最典型的毛泽东方法的其中一方面，就是大量再度容纳以前的党员，但必须是已经在所谓“斗争！批判！改造”的过程中转变过来的。“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本身，这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了。跟着来的“批判”是一种中国式的清算。根据周恩来先生所提供的资料可以估计：在以前约一千七百万至二千万的党员中，约百分之一被认为是真正的叛徒或罪犯而遭处罚（这可能是死刑）；约百分之五遭到永远开除出党的最大政治处罚。最后，以上所提到的百分之八十的大部分需要“改造”：首先是意识形态上的再教育，然后是重新划分等级，或复原位，或降级，但还是有再升级的希望。
　　
　　所以，数以十万计的老党员已经或还在接受再教育。这包括体力劳动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向“群众”学习，程度轻重因人而异。地方可能是在五七干校，人民公社，军垦区等等，也可能在遥远的，生活条件特别差的穷乡僻壤。但当他们被认为确已真正地回到毛泽东所指引的道路上时，他们便获“解放”，并有了新的等级。
　　
　　可是党的重建是基于广泛地容纳旧党员的政策之上。对急需干部的中国来说，如果抛弃所有经过长期培养的干部，那是化不来的；如果让他们的怨恨积聚起来，那是太危险了；如果要训练一批完全崭新的骨干，那也太费时日。毛泽东在这里有点冒险。他一定认为如果让有过修正主义思想的人到群众中去接受他们的再教育，他们不会看不到真理。一定要给他们以出路。这样，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在经过了犯错误和悔改的考验之后，只会变得更加坚定。
　　
　　“党工具”的消失
　　
　　总之，以前的“党工具”就这样地砸碎了。在中国的外国观察家还认为：即使“党工具”这一概念也已消失。这曾经是在中国国内形成的坚固而严密的政治机器，曾经是一个与群众隔绝的组织；它高不可攀，几乎是神圣的，在群众之外决定一切而又要群众盲目地服从。
　　
　　官僚和官僚主义已被打倒。“中国通”观察家说，可以看到行政方面更有弹性，行政机构大为简化，作风则大为改善。他们落实了九大的各项政策，消灭“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作风。”
　　
　　在党的最高层，那些庞大的位在政府各部门之上而又曾担任繁重额外行政工作的专门性委员会已为一些远较精简的组织所取代。书记处已经解散。与此并行地，国务院也删减了一度不可胜数的属下各部各局。在党的中层，新的党委员会重新出现，虽然时间上是迟了些。与它们并行的新行政机构便是由群众、干部、解放军三结合所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但和以前比较，党在这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它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更加关心事务，在决策和行动中发挥更大的积极性。
　　
　　同样地党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党员不能再有官僚作风。以前的特权，例如洋楼、汽车、特别配给等等均已取消。干部经常地回到工农群众中去参加踏踏实实的劳动。所有我们能见到的干部，看起来都是作风简朴和具有与无产者平等的思想的典范。
　　
　　在他们面前，一般人民显得并不拘束，并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观点。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新党员必须从“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中挑选。这就是说：他们的出身必须是以前的贫苦阶级，满足毛泽东新时代的要求，准备为人民服务，相信群众，一切和群众商量。
　　
　　所有这些是否能保证新的官僚阶层不再出现呢？毛泽东对这点不存奢望。他常常说，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的文化大革命。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已经实现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来进行长期不断的革命。
　　
　　在所有这些变化之下，人们得到了这样的印象：新建的党的权力和地位有了某种程度的削弱。在北京的外国观察家说：毛泽东和其他的领导人显得并不怎样急于推动党的重建工作。他们为此给予充分的时间，并作适度的控制。在国内，党的影响不是唯一的因素。在革命委员会中，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对它有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在这里，它和军队的关系有点奇特。很多委员会的主任都是军队的代表。在我们的旅程中，我们到处都遇到军人，在工厂和大学内也是如此。
　　
　　但是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和别处的军队并不一样。这点必须强调。它不但是军事的军队，也是政治的军队。它还有第三种任务——参加生产的经济任务。它主要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军队。军队成员的选拔非常严格，可称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经院派”。军队在清除刘少奇路线的斗争中曾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甚至可上溯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那时政治工具已为修正主义者所霸占，但党在军队中的部分并没有受到腐蚀。整个军队仍旧忠于毛泽东路线。
　　
　　军队与党
　　
　　一九六三年后，军队在政治和宣传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展开了在群众中普及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同时在经济领域中也有了它的影响。
　　
　　以前，国家的骨干是党组织。在这骨干为文化大革命所砸碎之后，恢复秩序的任务便落在军队的肩上，行政机构的空缺也由军人来填补。他们到处都可以见到——在国营企业里，在中央或地方各种机构里——他们已成为国家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军官们在选拔和组织各阶层新干部的工作中一直担任着主要的角色。
　　
　　在任何其他地方如果发生了以上的情况，人们会说那里已有了军事独裁。在中国，由于中国军队所独有的特点，我们相信情况是不同的。“党指挥枪”这条绝对准则不断被强调。看起来军队也忠于这条原则。在中国，军人最彻底地接受毛泽东思想；他们把军队看成是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工具，但不认为军队居有领导地位。它代替了已被摧毁的党组织，但新建的党会自动地掌握政治上的权力。
　　
　　事实上，自延安时代以来，党与军队之间的界限总是没有太大区分的。它们常常交换干部；军人可以成为行政官员，反之亦然；他甚至可以同时担任两方面的职务。一九四九年后一段时期的特点：国内大行政区的管理就托付与军人。例如陈毅元帅就是当时的行政首长之一，后来他又被任为外交部长。现在的情况好像就是以前的经验的继续。
　　
　　实际上，党与军是中国共产制度的孪生兄弟。这种孪生关系必须上溯到现政权的根源。它是本来的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在现阶段再度显现出来并非不正常。我们不愿作长期性的预言，但是可以说：在目前，军队除了想保证国家的重建外，没有更大的野心；为了要应付苏联的压力，它还急于想回转来做更多的军事工作。它帮助了党的再生，但自己则保持极度谦虚。
　　
　　四、经济上的毛泽东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经济情况是比以前更好了。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在中国搜集了资料以后，参观了城市、工厂、农村、人民公社和以上各处的生活状况之后，所能下的结论。一九六〇年的严重危机曾导致经济上的脱节，而文化大革命并没有产生类似的后果。生产水平曾一度降低，但现已恢复或甚至超出以前的水平。假如说中国经济相对地有些落后，那末这种落后也为地所承认，甚至为她所欢迎，因为她认为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更好政策——其中包括更好的经济政策。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主要的是：在生产和其他战线上，毛泽东思想在打退了修正主义思想的阻挠后重新取得了领导地位。对外国客人来说，在参观工厂和农村时最感兴趣的莫过于能目击这些思想正比以前更完全地成为今后的现实。
　　
　　当我们在参观工厂时问到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时，答案总是一样的：“工人们的政治觉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接着他们一一指出了所有好的后果：生产的提高、技术的革新、工作环境和安全设施的改造、陈规旧章的革除以及人事关系的改善等等。
　　
　　为了搞好生产，首先必须搞好思想：这就是毛泽东主义所提出的办法。这也是对社会主义经济中最困难的问题——怎样使工人们对工作感兴趣——的答案。在人民中国，强烈的政治热诚代替了物质兴趣及个人经济利益，成为刺激工作的动机。至少这是工人们的说法：“以前，我们是为了钞票而工作，现在则为了革命而工作。”北京的工人这样说，上海的工人也是这样说。武汉的工人对我们说：“以前我们有奖金和补薪制度。现在都没有了。我们要求把它取消。”
　　
　　这些工人是不是在讲真话？还是上级叫他们这样说？当然他们受到不断的政治教育的压力，目的之一是教他们努力“为革命”而工作。这可从工厂墙上的标语、工厂电台的广播中看到或听到。到处都在痛斥刘少奇及他所宣扬的物质刺激那一套。还有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些通常在下班之后进行一二小时的学习。以前，政治教育并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因为在文革期间一部分的工人最初曾追随了“中国的赫鲁晓夫”。
　　
　　愚公移山的精神
　　
　　但是，事实上，大部分中国工人不是都已接受了这种经济和政治思想了吗？中国工人和我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如此地不同，他们不是更能有无私的动机吗？他们不是有点像能为自己公司和日本的光荣而牺牲的日本工人吗？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和听到的，统统使我们欧洲人的怀疑站不住脚：绝大部分人民信仰毛泽东主义，而这种信仰足以使高山低头。
　　
　　工人们所受到的压力大部分为工人参加企业管理这一现象所抵消。这一点也是为文化大革命所特别强调的。工人们对所属企业的现况和将来的发展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在这方面他们能得到相当多的资料。也有人不断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作，集体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个人通过集体又会得到什么好处，等等。凡有所决定，必经过“群众”的充分协商及讨论。最后的决定必有基层工人们参与，至少得到他们同意。
　　
　　工人参与企业的程度并不是仅仅到此为止。经过文化大革命而获得新的生命力的毛泽东思想还鼓励他们创办自己的工厂，提出革新建议，创制自己所需的机器。工人的技术革新及发明有了空前的发展．这里中国也似乎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一大难题，就是怎样在集体制度中保持和发扬进取精神。
　　
　　试举两个典型的小工厂为例：一个是在广州制造乒乓球的工厂；另一个是在南京制造电器设备的工厂。它们都是工人们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办起来的。起初很困难，什么部得自己动手。在广州，他们曾露宿并利用工余时间来盖货仓。在南京，他们开始时只有三件手工操作的工具，现在都挂在墙上留作纪念。今天他们有了很好的机器，都是由他们自己设计、制造和改良的。这里我们体验了毛泽东主义的主要一方面。
　　
　　在大型工厂中，例如武汉钢铁厂，也是如此。工人们，而不是工程师或专家们，推动了一项大规模的技术革新运动。由于中国工人们的思想敏捷，技术熟练，再加上政治觉悟的作用，他们得到了非凡的成绩。在整个中国，人们可以看到技术革新之花遍地盛开，其项目当以百万计。
　　
　　和这种创新力量同时涌现的有无数个深入农村的小工厂，小企业。全世界（包括中国自己）还记得那些名闻遐迩的“小高炉”和“农村工厂”。一九五九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高潮中，它们突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今天，中国正在不声不响，不过分地再一次进行了类似那次的实验。由于进行得法，这次却成功了。
　　
　　可以看到：在城市和人民公社里，小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这是分散经营政策的一部分，当然也有其军事意义。人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型机械厂、化肥厂、农产品处理厂、水泥厂、水电站、修配站，等等；还有和新的小型矿业配合的小型冶炼厂，但一九五九年那时的无政府状态已不复可见。胜任的干部们使小型工业的发展不再陷入无效的低水平。
　　
　　十二、三年前播下的毛泽东思想的种子到现在终于开花结果，虽然迟了一些。那时它曾被误解，杂乱无章地被执行，并据说曾暗中地为刘少奇及其他充满保守思想的修正主义者所破坏。
　　
　　奇怪的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到现在才有收获，毛泽东那时提出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今日到处在执行：大型和小型企业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同时发展，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同时发展。
　　
　　“两条腿”方针的另一方面就是轻工业的发展。一九四九年以来，这方面的飞跃是空前的。其结果是不论在城市或乡村，大小商店增加了很多，供应人民大众的消费品数量与种类之多，也是为苏联所望尘莫及的。
　　
　　中国的纺织工业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了由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料。她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棉织品输出国。一九六九年以来，新兴的石油化工业的副产品（人造纤维及塑料），也在发展中。小型的电子工厂也成倍地增加。
　　
　　大型工厂及重工业也在进步。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生产数字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了透露，而这还是由周恩来先生自己宣布的。这证明了成绩是肯定的，并将继续。宣布的钢产量是每年一千八百万吨，石油年产量是二千万吨，显示了经济上的强大活力。但在这庞大的国家里，这不能算是经济上的特别“兴旺”。其实这也不是正在进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中国的目标。她知道还有许多缺点（例如铁路网还是不够充分），她正在这些方面着手。她现在已经得到的和正在取得的是一种不断的、稳重的、坚定的、而不十分显眼的进步。其中工业当然是主导力，但农业仍旧是一切经济的基础。
　　
　　成功的集体食堂
　　
　　对农村和人民公社的访问确定了一项重要的事实；由于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愿望，中国的基层（她的六亿农民），甚少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文革主要是一种城市的现象。在这一革命大风暴中，农业始终是稳定的。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政治组织在那时不致瓦解，为什么今日中国经济能再度飞跃。
　　
　　与工业不同的是：农业在一九六六至六九这几年中既没有受到影响，生产量也没有降低。但是农业的成功并不能归功于文化大革命，因为这方面的成功在文革之前几年已经显露出来了。事实上，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当粮食困难时期结束之后，中国开始有了好收成，并且在这以后一直获得连续丰收。据周恩来先生宣布：一九七〇年粮食空前纪录是二亿四千万吨。据说一九七一年的收成将会同样地好，或者更好。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亲眼见到：虽然今年之热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但中国农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照料，显出了前所未有的美丽。
　　
　　但这并不是说人民公社没有受到与文革俱生的各种革新的影响。我们一共访问了三个人民公社。领导层有了改变。真革命委员会成为领导机构；贫农阶级的比重增加了；农业技术现代化运动正在发展。这些现象都使公社更加充满活力。在这里，毛泽东主义再一次成为陈规旧章的敌人。
　　
　　和工业上一样，公社及生产大队都在积极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如推广和合理地使用化肥，选种，采用维尼纶覆盖。利用轮栽法使每年能有三造，发展畜牧业，植林等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小型机动插秧机也出现了。
　　
　　上面所说的农村小型工厂也是由公社或生产大队所发展。那些小工厂真如星罗棋布，到处都有，而且多样化。我们看到的有：河船厂、变压器厂、农具厂、簸谷厂、锯木厂、机动处理茶叶厂、灭虫剂厂等等。
　　
　　在这个人口稠密，幅员广大的国度里，人民公社仍旧倾向于动员大众的人力，以少量的代价来完成巨大的工作。从陕西黄土高原奇妙的梯田到长江流域的渠道和水库，农民们正在改变中国大地的面貌。
　　
　　中国的人口每年大概增加千余万。在北京的外国专家肯定中国农产品的增加率现已超过了人口增加率。我们相信这种说法还是第一次听到。对一个长期以来遭受饥荒威胁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在我们自由资本主义的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总以为共产主义在某一处是终归要失败的——那就是农业。假如这是一个规律，那么应该认识到它在今天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例外：这就是有六亿农民的中国。在人民公社制度下的集体农业已证明了是可以成功的。
　　
　　五、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废除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也许这些影响并不单单限于中国之内，——其中最具爆炸性的后果是关于教育的。这使人回忆起一件常被遗忘的事实：文化大革命的本意就是文化上的革命。不过我们到现在才发现毛泽东的雄心是想创造新的方法，来使社会培养其个人组成分子。
　　
　　人民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本来就是一项庞大和艰巨的工作；但如果说这项运动的主旨（由毛主席亲自定义的），是消除知识分子的话，那也并不算太过简化。一般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概念，从此废除。中国将来或正在培养的所谓“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其训练过程和基本精神与前相比是如此地不同，以致“知识分子”这一名称不再适用于他们，因为两者几乎是背道而驰的，在这一方面，中国也正在进行一项与众不同的事业。
　　
　　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劳动
　　
　　主要变化是在进大学这一阶段。它的实际意义可能还未为外国所了解，因为这牵涉到一大串关于课程、教师、教育方法等问题，而这一切还未定型。但在经过实地考察之后，我们把握了这一翻天覆地的变革的深刻意义。
　　
　　首先应该记起，在过去二十年中，新中国已经经历过一场大规模的教育“革命”，这曾使文盲的数字大为降低。今夏与法国议会代表团一起访问的上海以南的一个乡村中，人们告诉我们说那里有二百三十二名儿童。那末其中有多少名在上学呢？“当然是二百三十二名啦，”他们这样回答。“当然有一些逃学的，但是家长和教师们马上又把他们送回来了。”假如认识以前那些不识字的农民的话，这个回答是极令人感动的。
　　
　　虽然没有统计数字发表，我们可以估计目前小学阶段大概有一亿学童，中学阶段大概。有一千万学生，或者比这略为少些。．因此可以说，新的一代正在大量地受教育。我们已经可以想象：一大群中学毕业的中国青年急于进入为他们而敞开的大学之门。
　　
　　在以前，大约有一百万青年实现了他们的愿望；但今天不再如此。在这里，毛泽东正将中国社会引入不寻常的变革。中学毕业的、由十六至十八岁的中国青年暂时不再继续升学。在中学与大学之间不再有为他们而设的桥梁。他们必须在工厂或农村之间作一选择；他们必须在工人或农民之间作一选择；不论他们中学时期的分数是怎样地好（假使仍旧有分数的话）。那么在稻田里或机器旁应该工作多久呢？整整的三年：到处的回答都是一样。一位北京大学的负责人对我们说：“至少是三年。”一份关于培养技术人员的报告上说：三年到五年。”
　　
　　因此，只有在群众中长期地经历了严肃的工人生活，并且熟悉了某种技术之后，中国青年才有可能——在某种条件之下——进入大学继续进修。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大学生的主要成份照理也应为工农兵的子女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九六四年当我访问北京大学的时候，工农兵成份占百分之五十二，其余半数仍属“其他阶级”：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残余，官员及高级干部阶层等等。新的入学标准将把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今后的高等学校将百分之百地为工农兵而设。在我今夏曾再度访问的北京大学中，新制度已经开始实行。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千六百名工人、农民和军人进入了这间大学。
　　
　　当然，在文革之前，到工厂或人民公社去劳动也是学制的一部分，但那时候化在这方面的时间不长。事实上，那时的教育精神、方法、取录标准、大部分毕业生的培养等等，主要还是集中在教室、图书馆及书本上。现在恰恰相反。毛泽东要求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其中包括艺术家或科学家——一定要首先在社会主义气氛中成长，并经过数年工人或农民的生活。只有在工农队伍中选拔出来的、在群众中扎上根的人，才能在他们成熟之年接受高深的知识。社会主义新人，与象牙之塔型的知识分子，一定会在人格上有深刻的不同。
　　
　　这方面的发展并不单单由于毛泽东讨厌那些官僚式的知识分子，或由于他意欲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更由于他认为；知识分子曾不断地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断地成为反抗和反动的源泉。思想教育对他们不起作用，至多只有表面上的作用。
　　
　　在一连串的试验中，毛泽东曾尝试改造知识分子，但是没有成功。在第一阶段，他曾试用教育与说服的方法来团结他们；失败了。在第二阶段，他试用劳动改造的方法，以为他们或能在知识的“我”之上加上一个社会主义工人的“我”；大致上来说也失败了。剩下来只有一个方法：不寄望于知识分子成为劳动者，而是相反地，以工农受高等教育的方法使劳动者成为知识分子。
　　
　　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但成绩却令人失望：走上这条路的人寥寥可数；大学本身对此也还未能适应。所谓社会主义的大学在取录标准或整个概念方面还和科学时代差不多。她产生了成千上万最麻烦的知识分子。他们脱离群众，并有修正主义的倾向。一句典型毛泽东的话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传播：“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译按：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是可怕的控诉，因为资产阶级就是敌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必须重新培养，一切都得由基层从头做起。
　　
　　一九六八年七月廿七日是一个现在常被引用的重要日子。它标志着这一开始，标志着这一与过去的历史性的决裂，这一天，工人队伍（其中也有军人，但不常被提到）开进了大学和中学，取得了领导权。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教育上的革命开始了。
　　
　　这个革命有许多方面，我们只能举几个例子：为了“改造他们的世界观”，学生和教师必须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工农的再教育；文化艺术界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须如此；科学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百分之八十的科学院会员曾经下放，北京人士这样对我们说）；贫农接管农村学校；小学从六年制减为五年制；中学从六年制减为四年制等等。
　　
　　另有一件为外国忽略而值得注意的事：这就是红卫兵的解散。从毛泽东主席看来，他们的功不可抹，但缺点也不少，当他们所引起的混乱不能再容忍时，他们便受到了严厉的纪律处分。毛泽东主义的含义在中国和西方不常常是一致的。当一九六七年北京的八月风暴几乎把周恩来先生卷走的时候，军队以武力解散了红卫兵中的极左派。在此以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也次第被解散。一九六八年七月，工人造驻大学，标志着红卫兵时代的结束。数以十万计的红卫兵和倔强的学生们必须到遥远的省分——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新疆——去接受劳动改造的再教育。
　　
　　新的大学生
　　
　　然而我们得重复地指出：一九六八年文化上的革命的主要内容仍是；必须经过无产者阶段才能进入高等学校。那末究竟是哪些人才能进去呢？我们在北京见到的第一批被称为新的大学生，又是怎样选拔出来的呢？人们对我们说：他们是由“群众”挑选的。工农兵在他们自己的队伍中挑选出最好的代表，就是说必须要有对社会主义坚定的信仰（政治是首要的），必须要有强壮的身体，聪明的头脑。那末是不是由群众来判断他们聪明的程度呢？对这一点的答案是含糊的，这的确还是一个问题。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是由大学派出“选拔队”到各工厂农村去，但由于国家的地区广大，人口众多，这也不是容易做到的。
　　
　　考试取消了，入学年龄限制也取消了：一般是廿岁或廿一岁，但年纪再大些也不妨。
　　
　　另外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学制也缩短了：由六年减为三年或两年，随院系而定。在此之后，毕业生——如果仍旧有这一名称的话——还要接受社会主义的最后一课：他们回到本来的工厂或农村中去重新工作，同时等待着分配新的工作。
　　
　　“普及高等教育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北京大学的发言人这样对我们说：人民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宣布人人均可进大学这一原则。在目前，只有由她以一种严格的方法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才有这种权利。在现阶段，中国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还是相对地弱。在文革之前，大学毕业生是供过于求：和很多发展中的国家一样，她曾经错误地鼓励太多的青年抱有获得高职的个人理想。所有这些，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并不对大学教育方面因文革而引起的某些落后感到不安，虽然外国对此咸表惊异。
　　
　　白纸上寓新宇
　　
　　自一九六六年六月以来，中国青年教育出现了四五年的空白。自上述日期至一九七〇年九月，她给全世界以没有高等教育的令人惊异的景象。甚至在一九七一年，很多大学水平的机构仍然关闭着：在北京，现已开放的有十几间而关闭着的有四十几间。在任何其他国家，这种情况都是不能容忍的。其代价一定很高，特别是由于技术人才的缺乏。然而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这是为了建立新社会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的事业是巨大的，很多地方还在试验阶段。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必须以它的准备时间来衡量。
　　
　　事实上，不仅在教育方面如此。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整个文化似乎正在经历一段几乎是真空的状态。对我们来说，人民文化似乎暂时不存在。文学似已消失，而为宣传性的小册子所取代。出版社大量印行毛泽东的著作，此外便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科技书籍。图画和雕刻也总是以这位大革命家为对象。戏院有六七种不同的剧目，这些剧目在全国各地反复不停地演出。
　　
这种真空状态到底是等于宣布政权的死刑呢，还是空前灿烂的革命文化的前奏？今日文化上的贫瘠令我们惊异，但这是否至少可从毛泽东欲改变中国的雄心之大胆及其幅度得到解释呢？对他来说，文化之革命化实际上就是首先要有勇气面对这一真空状态。此外他显然相信：有四千年文化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有艺术天赋的，决不会在这真空状态中停滞不前，他估计,中国的集体精力将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化，或者用他的譬喻来说：中国的白纸正好画上最美丽的图画。

　　原载中国印象
　　作者：[法]罗拔.纪兰　等著
　　出版：七十年代杂志社（香港）
　　1972年1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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