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和经济学理论杂谈

孙子兵法和经济学理论杂谈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自古以来，兵法书籍皆为军事人员必看之书，但真正成为军事家、百战百胜的古今中外能有几人？军事理论家未必就是实战指挥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同样掌握军事理论的敌对双方都想成为胜者，但胜者只有一方；同样是背水一战，韩信和马谡在不同场合和时机之下，运用效果则截然不同，更有赵括军事理论说起来口吐莲花，但打起仗来则一败涂地。　　

当年没上过军校的毛泽东率领一帮“土八路”和“泥腿子”的工农群众靠小米加步枪把用美式装备的黄埔军校精英组成的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小岛上，难道是靠书本上的军事理论吗？也就是说理论不是万能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中外学术界一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产生于18世纪的英国，亚当·斯密创立了整个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国富论》的理论体系，首先是经济人假设：人是自利的，即人主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许就不会有经济学。《国富论》把这充满利己主义精神的经济人，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前提，因而《国富论》是有逻辑缺陷的。　　

自19世纪30年代，数学模型成为了经济学理论最“科学”的理论逻辑演绎；时至今日，缺乏数学模型基础已经不能奢谈“经济学”—例外也并非不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是建立在假定基础上对经济变量之间如何发生互相联系判断的假说，是依据假说运用逻辑规则演绎的预测。 (注意都是假设)　　

　"经济人"可称"实利人"，即把人当作"经济动物"来看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与“经济人”相对的概念是“道德人”或“社会人”。（注意，将人主观分成两类人，是还原论思想，还原论思想后文有解释）　　

　有效的假设，是科学研究的前提。科学认识论表明，关于人的任何假设都是有局限的、错误的，因为人是最复杂的，特别是由无数不同想法组成的社会、国家则更复杂。经济人假说，只是说明个人活动的部分现象和规律，由人组成的社会活动规律，并非个人活动规律的简单相加，也就是说个体相加不等于总体之和，这种研究思想如用在机器、科学实验之上基本上没多大问题，但如用在由人组成的社会和国家之上，则是绝对错误的，这就是西方的还原论思想。　　

综上所述，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其实就是对人进行假设以及对经济模型和经济变量以及数据（而且这数据可以造假）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那只学习这种在假设和有可能造假的数据基础上的学者、专家能给社会和国家带来多大的帮助？可我们有些专家、教授却还在自骄自傲，以为自己真正有些学问，自以为很了不起（当然也与社会热捧和国人对经济理论真相了解不多有关），如果把这些学问放到讲台上去是很吓人的，让人觉得很高深，但放到社会实践中就象军事理论家肯定不是实战指挥家一样，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这些经济理论其实是没有多大用途的。　　

　那么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为何没有产生经济学理论呢？　　

   “经济人”假说是交易的起点，是市场经济的起点，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理论支柱。我们既不能完全从经济人假说出发，也不能完全加以否定，而是要超越它，揭示其局限性，这一假说是不完备的，只是主观说对了一小部分。中国古代哲人老子最早发现人类社会自发的趋向不平等，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天之道即今人讲的自然法则，是取多以补少，结果趋向于均匀化，现代热力学证明了这一点。人之道即今人讲的社会法则，是取少以补多，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则可阻止这种自发趋向，可以做到均衡发展。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舍生取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万世开太平，而不为五斗米折腰，追求的是高风亮节、平国治天下，道德情操、民族大义至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理想和精神追求为第一位的，中国人的道德心理特别强烈，相来鄙视单纯物质追求的人，有势利小人、见利忘义之说。在先秦儒家看来，人的经济欲望应被限制在不至于给精神生活带来障碍的程度。道家则从贬斥人为而提倡无为的立场出发，把满足欲望看做是人为而加以否定，主张去欲、绝欲，宣扬“知足”。 　　

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商业活动和经济建设自古以来都是国家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一方面，属于政治家管理职能一部分。

另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引领走上了为“仕”而终身奋斗的道路，把毕生精力和时间用于追求功名利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那么中国古代没有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是否就会造成人民生活贫困、商业不繁荣、国家衰弱呢？这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中国经济长期停滞落后是缺乏史料支撑的一种情绪性的印象。至少从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二三百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考虑到王朝更替，则人口、经济、技术呈螺旋发展态势。人口增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市场交换的发达，并由此推动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当然，每次王朝更替时，人口都有大幅度缩减，但新王朝一确立，人口和经济即恢复迅速增长。事实上，这恰好说明中国古代经济体制具有高度的活力。　　

由于汉族能得到适合农业发展的土地，但加上儒教（学）的霸主地位，所以汉族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三五十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王朝寿命可能达长二三百年，在“士农工商”序列下，当官的士人有社会地位的尊严感，在商人的金钱诱惑面前有一定的抵抗力。如果把士和商的位置颠倒过来，那么士就守不住相对于巨商大贾的清贫，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特点。　　

商人的社会地位越高，当官的都急于把权力换成金钱，结果权钱勾结十分容易，本来用于放慢两极分化的政治机制成了加速两极分化的有力手段。许多房地产商都深有体会，用权钱勾结的方式赚钱太容易了。赚这种钱是“吃人肉”，吃过“人肉”以后就再也不想吃草了。什么是吃草？搞发明创造，改进产品的性能和生产工艺，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利润。可见，“士农工商”序列实际上使社会上存在两套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治国平天下的士人价值系统，一套是面向个人眼前利益的商人价值系统。两套价值系统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制衡，使社会能够取得稳定和发展的平衡。
　  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的价值系统替代古代社会的士人价值系统，与民族资本家的价值系统相制衡，商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物质性密切相关，士人价值系统与人的精神性密切相关。如果不能使党的干部真正具备士人价值系统，则商人价值系统在政府内将会变形出现，表现为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士人价值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很不容易。历史王朝的覆灭并不是士人价值系统过于强大，而是过于弱小，无法抵御商人价值系统的侵蚀。　　

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武器装备的缺陷，甚至弥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低下。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把工人农民、妇女、儿童有效组成起来，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　　

中国向西方学习时，没有注意到西方技术进步的真正奥秘在于实践性很强的技术，而不是理论性很强的科学。结果，中国人的数理化很好，能够包揽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的奖项，但关键性的工业技术却鲜有重大突破。相应地，在社会理论上，我们忽略了中国古代大批能工巧匠对中国技术进步所作的巨大贡献，更进一步忽略了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领先于欧洲的事实。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主流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事实上，论技术进步和社会繁荣，中国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都超过西方；论剥削压迫，西方近代史的开端是血腥的征服、杀掳和奴役，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西方古代史呢？罗马帝国崛起时，地中海周围的部落不是被赶尽杀绝，就是被掳掠为奴，或者是当了罗马人的帮凶。罗马帝国承平时，尼禄皇帝纵火焚烧罗马城以寻欢作乐，其专制和野蛮性又远胜夏桀、商纣！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由于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工业革命，商人得以成功地把他们视野狭窄的历史观强加给了西方社会。西方思想界将这种商人历史观传播到全球各地，又成为西方商人对全球殖民和统治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幼稚班阶段的近代西方思想家成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西方任何一个有点影响的胡说八道者，都会在中国掀起狂热的追捧浪潮，吸引到大批信徒。相反，中国诸子百家造就的世界历史性的思想高原却少有人涉足。　　

美国的衣钵都是希腊和罗马，骨子里都是对外残酷掠夺那一套。然而掠夺是无法长久的，是低级的社会组织方式，掠夺来掠夺去，掠夺光了或者是被掠夺者起来反抗掠夺，这种模式就得终结。罗马完蛋之后没有复兴，因为其他民族都是被掠夺者，很不得你早点完蛋。西班牙和葡萄牙兴盛有多长呢？200年不到吧，英国1900前后国势最强，二战一役，土崩瓦解。　　

    西方经济强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无一不是通过殖民掠夺剥削抢夺来获得财富的。西方文化是丛林文化、类兽哲学，这也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优生劣汰”有关，根本谈不上文明，私有化、剥削制度是万恶之源，是理论和现实反复证明了的。　　

欧洲文明在历史大部分时间里面的表现不如中国，我们可以更客观地来比较双方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效率。从西汉至今，汉朝国势最强，唐朝再次中兴。宋朝彻底亡国，明朝再次亡国。清朝，中国不仅亡国，而且还差点灭种，这种形势之恶劣可以用李鸿章的话来形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潮涨潮落，清朝是中国历史的最低点。欧洲、西方的制度优越性从何而来？从根本上说，西方的所谓国家管理和各项制度大部分都是从中国学习而来的。　　

    以下内容摘自高连奎所著《中国大形势》　　

 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教父，西学中渐是历史的回流，在西方流行一两百年的“中国潮”也应该写入历史课本。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中国影响西方是历史的主流，而西方影响中国是历史的回流，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曾经掀起了长达一两百年的“中国潮”，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中国思想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当时西方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都有中国专著，中国思想对西方最具实质意义的影响主要为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这四方面帮助西方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的阴霾，构成了现代思想文明的根基，这段历史也应该写入我国的历史教科书。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后回国后来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生活了27年，并给欧洲人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　　

   中世纪的欧洲，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国王只是因为占有较多的领地而成为君主，君主不能直接对居民进行统治。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得到欧洲的认可后，他们非常希望建立象中国那样的国家。1661年，法国路易十四决心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对法国进行变革，进行民族国家的建立。　　

1764年到1766年亚当斯密进行了3年的欧洲之行，并在法国逗留了10个月，并着手《国富论》的写作计划，《国富论》直接继承了中国重家农学派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西方将中国道家“无为”思想错误翻译为“自由放任”,结果自由放任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指导思想）　　

  中世纪的欧洲官员几乎是教士、贵族、封建诸侯，连行政机构都没有，更不用说文官制度了。资产阶级革命后，他们便效法英国的文官制度，而英国的文官制度甚至科举制度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学过去的。　　

 　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没有产生经济学理论也与东方思维方式有关。　　

人类的发展史，基本上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　　

东方（主要是中国）人认为人与大自然的关系要和谐相处，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便是人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要顺应自然、适应自然，同时又认为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大自然的缩影，天（大自然）为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即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整体观、平衡发展；　　

西方的思维方式为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是自然的主人，过份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人个体的作用，强调对抗、征服。　　

东西方的不同思维方式决定了对事物的不同看法及处理问题的不同方法。　　

一、  发黄了的树叶。西方人认为是树叶出了问题，中国人认为主要是根部缺水；眼睛近视，西方人认为是眼睛出了问题，要动手术，少看电视和看书，过多强调外因；中国人则认为可能是血不养肝，即眼睛营养供应不上，人体内部整体环境出了问题；　　

二、  胃炎。西医主要研究是什么细菌造成了胃炎，中医则认为是人体胃部环境出了问题，是胃部发生了环境改变，从而致使细菌容易产生和生长；按西方人思维，潮湿的环境下衣服发霉了，西方人首先想到要拿到化验室去研究，是什么细菌造成了衣服的发霉；中国人则认为是衣服处于潮湿的环境造成的，让衣服脱离潮湿的环境，放在阳光下或通风环境下处理就可。　　

  西方人的主要认识为局部出了问题，首先在局部找解决办法，很难想到从整体上找原因。　　

中国人认为局部出了问题，既可能从局部找解决办法，但主要从整体上找问题的原因。　　

  西方人认为，一辆汽车（整体）是由各个零部件（局部）组成的。假如汽车不能行驶了，可以通过更换或修理零部件以后，汽车便可以行驶起来。结果把这种思想方法也用在人体医学上，便成了机械论。如更换零部件用在医学上便是更换器官；修理零部件（局部好了，整体就好了）的思想用在医学上，便分成内科、外科、五官科等等，将人体主观地割裂开来，甚至认为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心理上或脑部出了问题，而根本不会想到，很有可能是人体内部整体环境出了问题。如中医认为脾在声为歌（意思大概就是脾胃热气过重就喜欢唱歌），病症就是不休止的唱歌，不论是白天晚上都唱，如按西医来看就是精神病患者，中国有句成语叫“沁人心脾”。　　

另外，西方医学所用的药物基本上都是在实验里通过化学方法合成的，然后在小白鼠和狗等动物身上收集各项数据，如果这些药物用在小白鼠和狗等动物身上没有多大问题，然后再用于人体临床。按西医的理解，小白鼠和狗等动物吃了药物没问题，人吃了当然也很安全，这其实只是一种相当然的主观唯心主义。狗吃了大便很安全、很舒服，但人能吃吗？而中医所用的药物基本上都是大自然中本身就存在的动植物，而且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人体亲自实践才得出的结论，效果自然而知。　　

西方的指导思想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哲学思想。 古希腊哲学思想主要是还原论体系。古希腊人认为，物质世界是既成的，其物质是由最小单元“原子”构成的，也就是说只要搞清楚了原子的各项功能，那整体功能就完全搞明白了，意思就是局部各项相加等于整体，所以西方在发现基因之后，欢呼可以解决任何医学问题，结果大失所望，其实西方医学已进入了死胡同，随着混沌学、全息论等学科的兴起，还原论便彻底粉碎、彻底垮台了！  西方一位科学家曾形象地说：还原论就好象小孩子拆玩具汽车，零件拆了一地，但是怎么也装不上了，气得哇哇大哭。  美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格莱克说得更干脆：“混沌学为科学中的还原主义纲领敲响了丧钟”。  现代的宇宙学说则更彻底的粉碎了“还原论”，因此宇宙生成论彻底战胜了机械的还原论。原来还原论是个错误的理论——物质世界不能还原！ 量子物学家大卫玻姆已经深深认识到用还原论的方法研究的物理学有严重缺陷，因此物理学体系——包括医学在内——是个有严重缺陷的科学体系，或者说，不是真正的科学体系！     　　

指导思想是大前提，指导思想垮台了，它只是有先天性的严重缺陷而已，这个先天性的缺陷，在还原论里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东方思维和中医基本上是混沌、整体思维的， 还原论彻底垮台了！那世界将会怎样？就是向中国哲学、整体思维复归。　　

那些西化专家、教授鼓吹军事上武器决定论、经济上市场万能论、人口决定定论、制度优越论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还原论思维方式？　　

在国家建设、社会管理上，特别是由人组成的社会，中国自古以来就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均衡发展、动态调节，不过分强调一方面。如果政府不能对市场或经济建设干预、过问、计划调节，那肯定是一片混乱、一团散沙，肯定会造成项目重复建设而造成产能过剩。道理很简单，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没有计划、各自为政，肯定什么事都做不好，肯定会发生争吵、内讧，何况是一个国家、上亿人组成的社会呢？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政治家、思想家、社会管理学家，而不是什么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只能在政治家领导下当参谋，而且还不能带长，也就是说不能让经济学家独立成一个部门并且有话语权，因为经济学家大部分只注重眼前利益，而不注重长远利益，因为时间越长，变数越多，不确定性大增，而且还容易被别人利用和控制而出卖灵魂，同时他们对国家安全、社会综合治理几乎不懂，甚至很难区分个体利益、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当这三者之间发生冲突时更不知所措。　　

毛主席曾教导我们：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