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民主的成长 丛林中走出的红衫军

当红潮在曼谷街头汹涌，游行、鲜血、枪杀、对峙、和谈等等关键词贯穿着已经持续近两月的红衫军示威行动，这一幕幕仿佛回到了1970年代泰国政治的场景，只是主角不再是学生和军警，而是愈益壮大的公民社会和僵化未变的保守政治。

一般不了解泰国政治的人都会疑惑，几年前才有黄衫军的热闹，推翻了他信政权，怎么红衫军又异军突起，打着反独裁的旗帜要求阿皮实政府下台？若细究红衫军的起源和发展，其中来龙去脉恐怕许多资深泰国问题专家也未必完全清楚。而事实上，红衫军的发展几乎可以见证过去半个世纪泰国政治的历史:从冷战到后冷战，泰国共产党的兴起和衰落，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

40年多前冷战正酣的1973年，是泰国政治的分水岭，也是今天红衫军的历史起点。这一年，受越战和欧洲“五月风暴”学运影响成立于1968年的泰国学生组织“全泰学生中心”(NSCT)发动了反对军政府独裁的运动，史称“10.14”运动，他侬-巴博政治集团倒台，结束了1932年以来的泰国军政府历史，也开启了泰国公民社会之门，各类公民社会组织应运而生，奠定了今天泰国欣欣向荣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基础。在2006年发动推翻他信政权的黄衫军，以曼谷中产阶级为主，就是这一历史性转折的结果之一。

但是，社会和历史的分叉也同时发生。1973年之后泰国国王亲自介入产生的1974年修宪虽然扩大了民选议员比例，但也招致保守政治势力的反扑，特别是因为冷战局势的变化，几乎葬送了这一早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革命——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民主化改革——而迟至1992年才重新启动民主化。但是，到1976年政变前，这一短暂的民主却分别造就了今天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基础。

一支分叉，出于遏制双方共同对手苏联-越南联盟在印度支那的势力扩张，1975年泰国和中国建交，一直相对对弱小、受外部支持的泰共获得迅猛发展。而此时的泰国民主政坛缺乏一个多数政党，局势日趋微妙之际，泰国军方发动政变，并在1976年10月6-7日残酷镇压了法政大学左翼学生的抗争行动，导致100多人死亡，3000多人被捕，稍后几月的大逮捕行动更有多达8000多人入狱。

法政大学是泰国的精英大学，泰国政界、官僚以及商界的精英大部来自这间大学，但在1970年代的风潮下，左翼学生也是这间大学的主流。军方残酷镇压的结果，中止了三年的民主化，也迫使大批左翼学生逃向泰北的丛林。随后的一年里，有3000多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加入了泰共，泰国社会党也宣布与泰共合并。在接下来的几年，这些从法政大学屠杀中逃脱出来的泰国年轻学生们加入了泰共和泰国人民解放军的训练营地，但因不适丛林生活，而被以5到10人一组的方式派到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乡村，尤其是长期隔离于泰国主体民族和主流社会之外的东北伊善地区农民就此开始动员、觉醒。

另一分叉，受北部农民运动的影响，泰国政府从1975年开始“拨款计划”，第一次在农村将“农村建设计划”纳入财政拨款，主要在中南部乡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而1976年法政大学屠杀之后的泰国军政府，当看到泰共和泰国人民解放军的壮大，也尝试向温和的社会运动开放空间，允许甚至鼓励1970年代初期建立的公民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扶贫和社会公益事业。泰国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纷纷加入其中，并新建了大批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组织。整个1980年代的泰国，一个温和的公民社会雏形在威权政体之内蓬勃发展。

而冷战形势再一次的剧烈变化，造成泰共无可避免的衰落和失败。1980年代初期，泰共获得的外援支持减弱，越南-老挝政府驱离泰共在老挝境内的营地，丛林中的知识分子们被迫走出丛林，放弃共产主义，回归泰国主流社会。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选择加入如火如荼的非政府组织，继续从事社运工作。二、三十年后，他们当中的理想主义者成为今天泰国社会运动的主力，也开创了泰国政治的新版图。只是，进入21世纪后，这批运动精英仍然被分裂的社会所分裂:他们分别介入反对他信和支持他信的两派斗争力量。

而整个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繁荣一度掩盖了金钱政治、腐败、和自私的利益集团精英们对民主的譛取。直到1992年5月兵变之后，政治改革被重新提上公众议程，政治改革成为知识精英和经济繁荣下所孕育的新中产阶级的呼声。他们的主张不仅包括宪法修改，而且明确要求改革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进行教育、官僚、福利和医疗的全方位改革，愈益激烈的政改争论甚至涉及军队和国王体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争论达到高潮，全面政改几乎成为泰国的全民运动，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失业的城市劳工把政改的主张带回农村，也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

然而，90年代更为显著的政治变化却来自农村:在泰国乡村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动员。尽管直到今天，泰国城市尤其是中产阶级主体的非政府组织更具影响，乡村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还相当之弱，但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已经广泛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农村地区的自我组织以及与地方议员的联系都空前紧密。以“泰国农村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为例，其下已有两百家NGO会员。关注环保、扶贫、医疗和妇女的各类组织在泰国乡村不懈耕耘，虽然半数NGO都与环保有关，环保却是个更容易进入、更易被接受的领域，连不少泰国乡间的佛教僧侣也参与其中，改变了许多农村民众的参与意识，十几年来已经悄然改变了乡村的政治生态。

动员的结果，首先是泰国乡村妇女的觉醒。她们原本享有泰国传统社会对妇女的尊重，却是主流政治之外沉默的大多数，泰国妇女在议会、高级官僚和地方政客中的数量和比例极低。广大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地区的参与和组织，则充分依靠和利用了妇女，她们则转而成为改变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在Voravidh地区的劳工运动中，在Maneerat的贫民窟斗争中，在Nalini的乡村抗议中，在Naruemon的宪法行动中，妇女都是其中的主要推动者和参与者。她们的参与不仅改变了泰国政治传统中对妇女的极端偏见，而且，妇女们的参与和社会运动的力量一道推动着泰国农村自身重新认识被精英政治所忽略的声音和诉求。

在2000年召开的“伊善地区小农大会”和“贫困大会”上，来自泰国东北部的农民代表发出声音，要求建设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要求加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公民社会不仅仅是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专利，也已经成为泰国广大乡村地区的愿景和努力。对泰国非政府组织社工的调查表明，尽管第一代社工主要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NGO社工已经来自草根社会。

更具现实意义的，各种类型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帮助了泰国乡村地区的民主启蒙和政治动员。2001年1月，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三年，在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民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唤起下，泰国乡村地区选民的投票热情空前高涨，最终，泰爱泰党赢得248张下院议席，击败民主党。占泰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的社会运动在民粹主义的快速动员下，与他信所代表的新兴政治资本实现了联合，泰国乡村的声音也第一次进入主流政治，泰国的全民选举也由此真正具备了民主的含义。在他信执政期间，他信在乡村地区倡导的“30泰铢治百病”的医保计划赢得了广泛支持。

在富有斗争传统的泰国东北部(伊善)地区，这一发展尤其明显，来自草根的社运成员，构成“红衫军”的基本群众基础，他们和怀抱1970年代政治理想的左派知识分子一道加入红衫军的民主示威中。而与此相对，曼谷的中产阶级以及工人阶级却站在敌视农民、拥戴王室的保守势力一边，他们组织的针对他信政权的黄衫军示威虽然最终取得了成功，却也严重挫伤了人口占多数的农村选民。他信政府之后疲弱的阿皮实政府无力解决这一深刻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反而将这一矛盾指向流亡海外的他信本人，不仅剥夺了他信政党多数政客的参选资格，而且在今年2月授意法院剥夺他信私人财产，对他信的支持者来说意味着政治空间和政治名誉的双重压缩与侮辱。红衫军再次走上街头，几乎是必然之势。

目前，旷日持久且具耐心的红衫军似乎正赢得越来越多曼谷贫民的支持，也开始动摇军营。面对来自贫困东北乡村的红衫军，参与戒严的泰国军队士兵的心理正在发生微妙变化，被敏感的泰国媒体评论为“西瓜兵”，也就是外表军绿却内心通红。4月10日导致20人丧生的冲突和4月17日泰国警方抓捕红衫军领导的失败之后，和谈成为各方唯一的解决方式。而无论何种和谈结果，无论他信最终是否能够回国，相信，都将意味着新一轮大选和红衫军的胜利，意味着街头抗争对残留威权下孱弱民主的救助。

（作者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讲师）

泰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历史上，泰国共产党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泰共严密遵循毛泽东的建军路线，把泰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1967年12月，泰共中央发表建党25周年文告，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 如今泰国共产党运动虽然陷入低潮，但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豪迈语录，却鼓舞了泰国人民此起彼伏地展开党派斗争和武装政变。尽管泰国乱象丛生，不过人民渴望公平与正义的政治诉求还是值得肯定。
    （节选《海外“毛泽东热”雷动了哪些国家？》）

附：流亡海外的东南亚共产党遗族

　　凤凰周刊记者周宇报道
　　2009年3月11日，缅甸境内的果敢第一特区举行成立20周年庆祝活动。来自中国大陆的部分前缅甸共产党人士的家属、子女，以及一些加入过缅共的中国知青参加了庆祝活动。4月17日，另一场庆祝佤帮特区成立20周年的活动也在缅甸举行。
　　20年前的1989年，缅甸共产党在遭遇政变后解体。原先的缅共控制范围纷纷脱离缅共，成立了果敢、佤帮等4个特区。缅共剩余部分则退入中国境内，并在此后结束了政治活动，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
　　位于泰国南部合艾的和平村，也在筹备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是在20年前，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于1930年4月30日）与泰国、马来西亚政府共同签订了《合艾协议》，正式决定放弃武装斗争，走出丛林，回归正常生活。此后，马来西亚共产党也结束了政治活动。
　　此前的2008年11月，位于北京的育英小学举行60周年校庆，曾经在该校就读，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泰共、马共后代参加了校庆活动。他们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普通人，他们的一部分东南亚兄弟共产党同学则已经战死沙场。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南亚先后出现印尼共产党、马来亚共产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泰国共产党、老挝共产党、柬埔寨共产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至少9个共产党。
　　它们中，除了越南共产党、老挝共产党仍在执政，菲律宾共产党仍在进行武装斗争外，其他大多都已消亡。
　　上世纪80年代前，东南亚共产党的命运与中国紧密相连。它们大多有代表团被派驻北京，众多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国学习或受训。革命失败后，他们成了东南亚共产党遗族，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国，另一些则继续流亡在中国或海外。
　　金色的童年
　　1950年，两岁的丘瑞良随父母一起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丘的父亲是马共成员，到中国学习。丘瑞良姐弟3人则进入中共中央直属的育英小学读书。
　　育英小学因为曾经就读大批中共高层后代而被认为是一所特殊的红色学校。一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后代，也被安排在此就读。
　　50年之后，丘依然怀念他在育英小学的日子，并称之为“金色的童年”。在丘瑞良看来，育英小学在50年前就已经实行了全面的素质教育，她不明白为什么大陆其他学校至今还在为此呼吁。
　　学习压力并不大，各种室内外体育设施一应俱全，每天下午的自习课主要被用来玩耍。学校里还为学生们组织了航空、航海模型小组，舞蹈、钢琴、体育等兴趣小组。丘参加了学校的舞蹈、乒乓球以及歌咏小组。即使学校进行的是红色教育，大多也通过看电影的方式，所以并不枯燥。
　　学生们的身份互相保密，互不打听。但在等车的时候，丘还是认识了泰共等其他东南亚共产党后代的同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缅共高层回忆，曾经至少有4名缅共子女曾就读该校，其中两人后来死于战场。
　　自育英小学毕业后，丘瑞良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以及解放军301医院护士学校。另一马共子弟，后来成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强，则受到了更加专业的教育。
　　1948年，英国当局在马来西亚实行《紧急状态法案》。约2.4万名华人，包括部分马共成员和左翼人士，在1949年至1952年间被遣送回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安置在海南省。李居强的父亲是一名马共成员，受伤被俘后辗转来到海南。
　　李居强出生在海南，并在海南读完了中学。1967年，李和其他3名马共后代，在北京高层的特批下，进入沈阳的解放军高级通讯学院学习。两年后，李回到北京，再从北京来到湖南，负责位于湖南益阳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这座当时中国最大功率之一的广播电台用汉语、马来语、泰米尔语、海南话、福建话、广东话等多种语言进行对外宣传，覆盖整个东南亚，远及澳洲和欧洲。
　　李居强对他在中国期间获得的国宾待遇印象深刻：吃住都由中联部安排，当时马共高级干部每月伙食费高达100120元人民币。
　　一篇来自中联部名为《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目标与宗旨》的文章称，20世纪60年代，中共对外交往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支援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民族民主政党的正义斗争，通过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世界革命，延缓或制止战争的爆发，通过革命来获得和平”。
　　文章称，中共支援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斗争赢得了许多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对中共的尊重，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威望，也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68年，17岁的李居强以马共代表团成员身份，参加了当年的国庆宴会。李和其他东南亚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宴会厅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并禁止记者拍照。李见到了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并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1970年，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的女儿伊芭鲁丽和妹妹伊利亚从苏联来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伦?艾地长期居住在中国，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担任印尼语高级讲师。他的女儿也出生在中国。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印尼共产党遭到苏哈托政权镇压，包括艾地在内的数万人遇难。此后，印尼共产党在印尼国内基本上消失。一些身在苏联、东欧诸国、中国的印尼共成员及其子女侥幸逃脱，自此开始流亡生活。
　　根据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伊芭鲁丽姐妹到中国的第二天就受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当年的五一劳动节，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活动，伊芭鲁丽姐妹又在天安门上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伊芭鲁丽把脸靠在毛泽东的肩膀上哭了。
　　随后，毛泽东走出厢房，走到楼台。伊芭鲁丽听见广场上的人群喊声震天：“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此后，伊芭鲁丽姐妹在中国游览了韶山、井冈山等地，并在五七干校、江西医学院等地学习。
　　曾经的兄弟党
　　1974年，李居强应召从中国回到泰国南部的马共根据地。两年后，丘瑞良也从中国来到这里。
　　1982年初，在机关总部工作的李居强被告知，中共即将停止对马共的支援，中国境内的马共电台也将在半年后关闭。与此同时，与马共作战的政府军方面也在制造舆论，宣传中共不再支持马共。此后，一批革命之声的工作人员回到泰南的马共根据地，与李居强一起建立了新的马共民主之声广播电台。
　　根据马共总书记陈平《我方的历史》一书中的回忆，此前的1980年，邓小平曾召见他，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
　　来自中联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的原则与方针》则称：“20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把中共视为‘领导党’，认为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处于‘特殊地位’。对此中共领导人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强调各党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际共运内部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
　　1980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产党成员陆续离开中国。一位前东南亚共产党人士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尚未离开北京的东南亚共产党人士变得颇为落寞。北京依然为他们发放生活费，但不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一样。”上述人士称。
　　1981年，在中国居住、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二号人物卡多?马来也离开中国前往荷兰。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程映虹的研究称，卡多?马来离去时，大陆已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伊芭鲁丽姐妹离开中国的历程则显得更加曲折。1975年前后，伊芭鲁丽等20多名印尼共成员化名后，从北京、南昌等地来到缅共根据地，学习武装斗争经验。
　　这批年轻人给缅共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与伊芭鲁丽姐妹熟悉的前缅共东北军区政治部干部回忆，这些印尼的革命者全都是知识分子，喜欢弹吉他、唱歌和打羽毛球。他们谈吐不凡，聪明高贵，很多人还有明显的欧洲血统。
　　“这些印尼人应该去搞和平建设，或者去大学教书，在丛林里打仗，太可惜了。”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缅共干部说。
　　印尼《国际日报》的报道称，1979年，伊芭鲁丽离开缅甸回到中国，后又辗转澳门、日内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国。上述前缅共干部回忆，与伊芭鲁丽类似的离开，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
　　1985年，从马共分离出来的马西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副总书记黄一江来到中国。黄的此次中国之行被认为是为两年后放下武器，走出丛林埋下了伏笔。
　　黄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国能够给予经济支援，但遭到了拒绝。2005年，黄一江在接受马来西亚《中国报》采访时称：“这一趟中国之行对我和阿达而言是一个震撼，通过与我们会面的中国代表的谈话，已经确认他们不会给予我们任何的经济协助。那位官员强调中共的路线是和平斗争，即是说他们放弃武装斗争。”
　　失望之余，黄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员提出，是否可以让老弱残兵回到中国生活，这一要求同样遭到拒绝。 （凤凰周刊2009年第13期 总第32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