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见工人与讨论谭力夫

刘克成的百十多人的队伍在厂里集中的时候，市委从电话里就得到了报告。工人是步行，估计四十分钟左右就会到达市委。打电话的人是厂里“四清工作组”的组长老丁，他同时也是市工业局的副书记。说，工人走出车间，在蓝球场上聚集开会，打出了大旗，戴上了袖章，宣布成立“华兴机械厂工人红色造反兵团”，《宣言》也贴上墙，传单都印得好好的了。有策划、有预谋、暗中串联、突然杀出！现在有人向工作组报告，他们的大旗是用厂里的国旗改做的！　　

办公室在电话里问明了《宣言》的主要内容，工人向市委提出的要求有三条，一是强烈要求市委责令“四清工作组”销毁所有“黑材料”，并向全厂工人深刻检查背离《二十三条》和《十六条》的错误。二是要求通过巴黎公社式民主选举成立厂“文革委员会”。三是要求市委改变目前对学生运动压制、对工人运动控制的态度，把我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起来。老丁说，追随刘克成的人员的情况都已掌握，第一，全部是工人，没有干部，没有党员，有少数团员；第二，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家庭出身有问题，其余四分之三出身不好不丑。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情况是，医校的学生头头史宏目前秘密住在一个工人家中，刘克成等几个人每天都去跟史宏碰头。　　

得到这个消息，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具体接触过刘克成，不是没有见过的，这个人马上就要率领一支工人队伍到市委来提出“三条要求”，如果说上次晚间的访问是探测，这回就好像是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其要求的第三条是干预市委对运动的领导的，这有点非同寻常。而其第二条也不简单，其目的是要在厂里当权，用他们的立场和理解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其方法说是自由选举，既有“公平”的姿态，也有当仁不让的自信，这些，确实都带有“造反”的性质。他一时还很难把这样厉害的“要求”跟他见到的活生生具体的、而且还有几分淳朴的刘克成联系起来。现实情况已经摆在面前，不容幻想了。来访的那天晚上，他曾不无忧惧地想到“工人运动”这个词，现在，那种忧惧复杂的感觉更为沉重压来，有点头晕目眩。而这一切又都跟史宏有关，这真是历史上“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的重演呢，其势将难以估量！　　

他召集了常委会，并且让“文革办”程主任参加。他让市委办公室报告得到的消息，请常委们发表意见。而那边老丁也将工人的《宣言》着人送过来了。　　

老魏说，水越来越浑了，温度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你不让他们表演是不可能的，就跟海洋里鱼群来了一样，挡都挡不住它。可能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情况出现，要做好思想的准备。老宗问老魏，怎么准备？老魏说，鱼多啊，要准备大篓子啊！他们连国旗都敢改，你能手软吗？我敢说，这样下去，你那个“有反必肃”的名单还需要扩大。　　

老李说，工人上街，来对我们提要求，其中还要干涉我们的工作，解放以来还不曾有过。我们的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过去没有上街，现在要上街呢？过去他们没有事情要上街，没有想到要上街，也没有胆子敢上街，现在是我们开展了运动，号召他们来的。《十六条》上说，“广大的工农兵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我们给了他们胆子、教他们怎样找出事情来上街，所以现在他们上了街。学生也是这样。现在清楚了，学生只是打了个先锋，主力部队还在后面。工人阶级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上，总是摆在第一名的，第二是农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写在《宪法》总纲第一条上，这个大约是不会改变的吧？我们这些人是立在工农联盟这个基础上面的，假如基础或基础的一部份要翻我们，那还吃得消吗？但他们不曾说要来翻我们，他们说是来让我们好，他们提的不能算是无理要求，都在《十六条》之内，而《十六条》是我们的党中央制定和发布的。第九条、第十三条，就说到巴黎公社式选举问题，还有“四清”与“文革”的关系问题。虽然我们还不理解中央现在为什么要提出巴黎公社，但中央的指示我们是要服从的。至于工人提出的第三条要求，那是表明他们的立场态度，他们这个工人运动是支持前一阵学生运动的，这在《十六条》上也能找到根据，而且我们的历史书告诉过他们，工人支持学生是天经地义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一切都是合理合法，我们对他们不好硬打拦头板，要顺其势、观其行，看他们真的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保留我们有一天要说话的权利。我们受党和国家的委任，受人民的选举，也是受工农联盟的委托，在这里行使国家政府的权力。这就是我们和他们之间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关系。　　

他看着老黄，老黄说，我同意老魏、老李的观点。　　

他问老宗，老宗说，那我就在以上各位所说的基础上，再具体分析一下。他们的第三条要求，不必跟他们解释太多，市委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就行了。关键是第二条要求，那是实的。目前各厂我们已经布置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他们要搞巴黎公社式选举，那就意味着要推翻旧的，成立新的。按照《十六条》所说，这个“文革委”，虽然是“群众组织”，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与此同时，他们要求“四清工作组”做检查，那么厂里的当家人，自然就是新的“文革委”，就是他们了。如意算盘就在这里。能答应吗？他们这个“兵团”，目前只有一百多人，而全厂近两千人，那其余人是什么态度？其余人也都是工人阶级一分子呀。所以这项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动群众，至少要相信随着运动深入，群众会进一步全动起来，那时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时机才会成熟。民主的原则通过选举的方法体现，那就看群众愿意相信什么、支持什么了。《十六条》第九条规定，“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不等于他们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别人就不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谁真正是革命的、正确的，群众就会相信谁。我们希望他们的“兵团”能够发展壮大，得到群众的多数票。但有一句话，他们听了会不高兴，就是：假如厂里有别的人成立了别的“兵团”，持有跟他们相同相近的，或者有所区别的立场观点，是否也可以呢？接照民主原则，当然也可以。假如他们真的是这样民主的平等的态度，我们对他们倒没有反对的理由。但改五星红旗为他们的造反大旗，这个如果是事实，那还是要调查追究的。至于其第一条，如果对“四清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看看写得有道理没道理，不可以这样一下子就要工作组做检查。　　

他征求程主任意见，程主任说，刚才几位领导谈得合情合理，有政策依据，我们接待他们时，照这样跟他们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是不是拿国旗改成了他们的造反旗，这个要跟他们核实一下，如果是这样，性质是严重的，他们先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还有，假如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怎么办？　　

他说，大家都谈得很好。程主任就综合刚才几位常委的意思去接待他们，只要他们是讲理的，是真诚的，就不会谈不通。我再补充说几条，第一，他们出于参加文化大革命而成立自己的“兵团”，我们要表示支持。第二，他们对市委的工作提出意见，我们表示虚心接受和研究。第三，关于在厂里举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个方向是好的，如果厂里多数群众有这个要求，可以在上级部门领导下，有序地进行，但在选举产生新的“文革委员会”之前，应当支持和帮助厂里原先由党委任命的“文革委员会”的工作。第四，“四清工作组”里有亭州本地的干部，也有外地的干部，性质是地委统一委派、直接领导。全省进厂的工作组有二万人，下农村的工作组有六万人，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情。如果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反映，市委也有责任向上反映群众的要求，在没有接到上级通知之前，市委还不好责令“四清工作组”怎么样。这一点要告诉他们，请他们理解。第五，需要说明的是，即使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新的“文革委员会”成立了，那也是文化大革命权力机构，并且性质是“群众组织”，另外也还要有抓党的工作、抓群众工作、抓生产经营的领导机构，“文革委员会”不是取代一切的。《十六条》的最后一条谈到各级党委的存在，所以将来不管形式怎么变，厂里大体还是党委、厂长、群众（也就是工会、“文革委员会”等等）三足鼎立，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基本格局，文化大革命没有说要突破或改变这个基本格局，如果把这个“三位一体”革掉，那就涉及我们社会主义工厂的根本制度了。第六，关于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我们都作好准备，他们要求哪个接见，就哪个出去跟他们见面，既要肯定他们、又要教育他们，坦诚相见、加强沟通。最后，关于国旗的事情，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他所说的，大家都同意，常委会也就结束，程主任赶往“文革”接待室。　　

虽然天气晴朗，他却好像嗅到了暴风雨的气息，心头有点压力，可是他又想到一些有趣的意思。“文革”，理论上庄严重大，不可不严肃对待，但作为眼前的群众运动，作为史宏刘克成他们，虽然在沿用着历史运动的某些形式，革命的对象却不太明确，有点抽象，多少有点像是一出结局难料的喜剧正在开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重演或者被模仿时就会像是喜剧。他看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写的小册子，叫做《笑之研究》，因为是张闻天翻译的，他才拿来一读，其中说到“重复”是形成滑稽的原因，若加以运用，也就成了喜剧的手段。平时千万要注意不可模仿和重复，假如他模仿和重复某个众所周知的高级领导人的动作和口声，他必定会成为笑料。现在市委和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提醒“参加革命”的所有人们记住：文化大革命跟历史上真正爆发的革命大约还是有重要区别的吧？那就不要把形式主义弄得太厉害，不要把喜剧演得太过份，否则就有可能弄出一个悲剧的结尾。　　

那天，他不得不出去接见了刘克成和他的队伍，因为他们提出了这个要求。程主任不无担心地说，刘克成他们带了一面大旗，上面有“工人红色造反兵团”这些字，还带了锣鼓家伙，他们一路敲锣打鼓而来，倒像是以前厂里搞出了新技术新产品到市委来报喜的格局，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敲锣打鼓而来，还要敲锣打鼓而去，宣传他们受到了市委的接见，这是尊敬市委嘛，那就让他们敲锣打鼓好了。程主任听了点头。　　

在靠近大门口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会见了刘克成和另外四个工人头头。刘克成他们以掌声迎接了他的出现。他心中还有点尴尬着在这种场合重新见面，刘克成却像见到最亲的人一样迎上来，双手握住他伸过去的右手，连声叫着“杨书记”，那态度的发自内心、带着热诚、带着谦卑，是真实的，既无惶愧，也无不安，倒像是认为他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他的欣赏和支持的，而他们也是真心爱戴他、寄某种希望于他的，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嘛。再看看其余几个工人，他们那明亮的眼睛、朴实的面容、整个身心的态度，也都跟刘克成一样对他涌动着一种敬仰、热爱和希望。他心里反倒有点惭愧起来，感到自己的革命境界和思想灵魂在某些方面远不如眼前的这些工人，他们真诚地投身到党中央号召进行的政治运动里，把无比重大的责任放在了自己平凡的双肩之上，真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在他的内心里却有着多少的存疑和保留啊！这么一感受，使他对自己作了调整，可以说是克服了某种偏见、放下了某种架子、解除了某种戒心，而努力以一种热情、喜爱，以及平等的、尊敬的、力求了解沟通的态度对待他们。　　

刘克成说，刚才程主任把市委的表态告诉我们了，我们拥护市委的表态，接受市委的意见。关于“四清工作组”，刚才我们已经跟程主任说了，在工作组指使下，各车间对所有在那天上街跑步支持学生的人，都扣除了当天考勤，而且还要写检查，检查一天不交就继续扣除考勤，并且还要处分。工人就是靠考勤拿工资生活的，但是我们不能以写这个检查来换取工资。整理我们黑材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不断地把别的工人叫到工作组去谈话，要他们揭发和监视我们这些人，也要我们互相揭发。给我们起了个名字，叫做“危险分子”。工作组实际上是在厂里造成白色恐怖，只要你是上街跑步的，群众就不敢跟你说话。他们把我关了三天不让回家，晚上也不让睡觉，说我的出身虽然没问题，但我的后面跟着不少出身不好的人，这些人现在被叫做“黑五类”。他们要我写交待，我一个字也没有写，我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第一，工人不管是什么家庭出身，都有权利参加毛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你们用“唯成份论”看待人，难道要这些人去继承已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才算是达到目的吗？这决不是党的正确路线。第二，市委承认学生静坐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工人上街跑步支持学生，当然也就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没有到市委门口去，假如凭这一点来说我们错了，还要看成反革命，那么到市委门口去围攻学生的，该怎么看待？为什么他们倒是正确的？不但不要写检查、也不扣考勤，还要看作是表现好，这不是颠倒是非吗？第三，我要他们好好学习《十六条》，不要把斗争大方向弄错，运动是要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方向，我们这些工人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你们不但把斗争方向弄反了，而且是在分裂工人阶级队伍。有人想跟我动手，我说，哪个敢动手，除非把我打死，要不然我跟他有账算！结果被我喝住。他们就这样“车轮战”，弄了我三天三夜，他们那样子，就是不怕逼出人命来。医校学生史宏江进海他们听说情况后，领着工人找“工作组”干涉，当时他们还煽动群众想抓学生，结果史宏发表了一通演讲，向他们宣传《十六条》和北京的情况，他们哑口无言，一个个跑掉了，很多群众觉悟过来。有个知情的人领着他们找到关我的地方，把我救了出来。我们认识到要成立工人自己的造反组织才行。据我们了解，全市各个工厂起来造反的工人都在受压制，有挨批斗的，有女朋友不敢再跟他的，也有亲生的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的，这可以调查。学校里造过反的学生、支持学生的教师，也在受压制，这都是不对的。我们一遍一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十六条》，学习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中央社论，感到毛主席党中央把什么都预见到了，我们觉得运动不能这样下去，觉得我们要站出来。史宏向我们介绍了北京的情况，他走访了“中央文革”，还走访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他所说的一切，他带回来的一些传单，都说明我们受压不是孤立的，我们这点儿受压也算不了什么，想不到斗争这么尖锐、残酷，我们个人的命运已经跟党和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了！如果仅仅因为这样造反就要被打成反革命，就好像犯了天大的罪，那就不是自己个人的小事情。如果本来我们是为了当英雄，那现在还不如回去安安稳稳过日子，这个英雄不好当，真要作好被打成反革命的准备。　　

听到此，他不觉暗起着一些感动。眼前的工人，确实只是我们的普通群众，不应当从某种角度、用某种成见看待他们。他合上笔记本，点点头，说，你反映的问题，市委一定加以重视。压制工人是不对的，所扣考勤要恢复，要你们写检查的事要停止，造成后果的要批评。他问，国旗是怎么回事？刘克成说，是个谣言，我们把管事的人带来了。    　　

刘克成做了一个手势，走出去一个工人，不一会带进一个人来，也是一个工人，瘦瘦的，年岁稍大一些。刘克成说，老梅，市委杨书记在这里，你把真实情况跟杨书记说。老梅说，国旗没有少，都锁在箱子里。会堂后台有一些不用的红旗，还有横幅，堆在那里，他们没有跟我说，就去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但不是国旗。外面怎么说起他们用了国旗的，我不知道。我一听到这话，就开箱数了几遍，因为我有责任呀，结果十面国旗一面不少，我就放了心。正好刘克成派人找到我，我就在箱子上加了一把锁，还贴了封条。现在两把钥匙都在这里，市委可以立即派人去验收。老梅说着拿出两把钥匙放在桌上。　　

这情况并不让他感到意外。工人们都看着他。他说，老梅，你做得对。我们就请“文革办”的程主任立即让公安局的同志拿这两把钥匙去验收，我们在这里等电话报告结果。我看验收结果是不会有问题的，我相信你们。他此言一出，工人脸上都出现欣慰的感动的神色，有个工人红着眼圈含着泪水说，杨书记，我们就等着你说这句话，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我们呢？他无言以对，工人也都沉默着。　　

老程拿着钥匙出去了，他找了个轻松话题，问工人们，你们拿了红旗、横幅，怎么做成你们的大旗、袖章的？一个工人说，是我出的这个主意，也是我到会堂后台去拿的，因为如果跟厂里要，就不可能得到同意，所以不如自己想办法，三要不如一偷嘛，会堂后台平时没有人去，东西就堆在那里，我就拿了一面红旗，两条横幅，门口传达室是支持我们的人，说明了一下，就让我把东西带出厂了。回来后我跟老婆两人晚上洗了半天，一起到城河里汰干净，晾在家里天井里，第二天用熨斗烫平。旗子上的黄字，是宫平在旧报纸上写的，他的字好。也是我老婆把字蒙在一块黄布上，照样子留个折边剪下，用缝纫机厾上去的。袖章是我老婆把横幅裁剪下来用缝纫机做的。上面的字，是写在硬骨纸上，用刀子镂空，用黄漆刷上去的，都是“土法上马”。他问，是你一个人刷的吗？他说，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像做地下工作一样。　　

他听着笑了起来，工人们见他笑了，也都笑了起来。　　

他问，那你的家属也是在厂里做工人吗？那工人回答，她是一布厂的挡车工，三班倒。这话使他想起在一次视察时进过织布厂的车间，那里织布机轰响得惊天动地，像什么似的把人无情地笼罩而且埋葬在里面，心脏好像随时都会因此而停止跳动，对面说话也只见嘴动而听不到说什么，像着了怪一样，当时他一下子流出了泪水，心中万分的悲悯，因为他想到多少女工就这样一辈子每天要在里面工作八小时，而逢到上夜班就更辛苦。她们虽然也是为个人挣工资，但更是为国家做贡献。　　

他看着那工人，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工人说，我也姓梅，叫梅有韬。他问，是韬略的韬吗？工人不好意思地把头点点。他说，你做事确实是很有韬略的呢！工人们又都笑了起来。他说，代我向你的家属问个好，纺织女工真是不简单啊，叫我在她们车间里，勉强呆半个小时能坚持，一个小时就绝对吃不消了，可是她们不但“三班倒”，每天呆在里面八小时，而且能做到万米无疵布，一直要做到退休，每天下班回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许多家务劳动，休息不好。工人们听了，一时都不说话，还有人悄悄抹了眼泪。　　

梅有韬说，杨书记，我从来没有听我老婆她们抱怨过，她们天天都很高兴，做个纺织女工很自豪很快乐，是国家主人公。他听了点点头，说，对！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工厂嘛。　　

程主任走来，说，公安局电话来了，十面国旗不少，都在箱子里。工人们不吱声，都看着他。他缓缓抽了两口烟，站起来，说，刘克成，还有一些工人都在外面吗？刘克成说，都在外面，等书记接见。他手一挥，说，走！就果断地在前头大步走了出去。　　

他问跟在身边的刘克成，你说说，你为什么要造反？刘克成说，感到毛主席的号召很对。他问，你自己呢？刘克成想了一下说，我父亲是园田上挑水种菜的农民，我初中三年，每个月拿助学金，寒暑假里都照样领到，等于是国家养了我三年，还让我上学。我父亲说，毛主席共产党对我们劳动人民这样的恩情，我们要世世代代记住，好好报答。后来应征入伍，在部队时参加战士演出队，上北京受到毛主席周总理贺龙元帅接见。毛主席号召“反修防修”，让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我过去是军人，现在是工人，我应当积极参加。别的我没有任何个人目的，一点都没有。他听了点头。　　

说着已到门口，工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他。他看着排了队站在市委门口的工人们，想起不久之前站在这里的学生们，而现在是全然不同的面孔，他们的脸上虽然残留着学生时代的稚气，但有一半已经渐显凝重，显示着力量，就好比他们的双手，是跟做中学生的时候不一样的了，已经握过铁锤和摆弄过复杂的机器，所发出的鼓掌声也坚脆得像放爆竹似的。他就这样开始面对更为深入的一种社会形势，进一步切实感到做为市委书记，肩上的担子跟以前是更不一样的了。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工人同志们，你们好！他觉得他传达出了他心中的某种感动，而这感动，也立即被工人们所理解，并且感动了他们，于是立即向他报以一阵持久有力的鼓掌，这不是对他个人，而是对共产党市委书记的尊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热诚。他们仰望着他，一张张红扑扑的、热诚的年轻的面庞，眼睛闪闪发亮。　　

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并且让群众听了感到很实在很切身。他夸奖他们通情达理，对他们说了许多劝勉和指导的话，甚至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来肯定了他们的积极性。刘克成带头鼓掌之后，说，请杨书记给我们授旗！这是他事先不曾料到的，但当然不好拒绝。拿着旗子的工人把旗子递给刘克成，并且退站到一旁去，而剩下刘克成站在他对面。当过兵的、并且据说还是厂民兵团的营长的刘克成向他敬了一个很标准有力的军礼，把旗子递给他。工人梅有韬小两口亲手做的这面旗帜，拿在手中似乎有着着特殊的感觉和份量。他的手有点颤动着，把旗帜授给了刘克成。刘克成接过旗帜，转过身，用一只手拿着，举起另一只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工人们响应着，发出的雷鸣一样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里面已经没有了中学生所残留的那种童少之音。刘克成走出几步，把旗帜交给原先的那个旗手，也像是授旗一样。刘克成手一挥，旗手就领着这支队伍转身离开了。刘克成向队伍的前头跑去。锣鼓敲打了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协调的旧形式用在了一个最新的事物上。他目送他们在市委门前的街口消失，这才转身进中山塔，身边跟着程主任，好像都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压抑和空虚，耳中却听到那节奏单一而欢快热烈、渐渐远去的锣鼓声：咚咚咚咣！咚咚咚咣！咚咣、咚咣、咚咚咣！　　

虽然工人们离开了，锣鼓声也听不到了，他的头脑里一时却老是有着刘克成的那副大脸盘。看来，刘克成正在利用他，好像跟他已经有了某种友好关系似的，要利用这一点来支持他们在厂里的斗争，并且使自己具有某种威信和说服力，而这，却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干革命。反过来，他要利用他们对自己的某种好感、某种信任，来把握某种影响、打下某种基础，以便他们在运动中能比较听话，在不可测的将来不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可掌握。他是在利用自己给群众的较好的印象来为党工作，并无自己个人的什么目的。但在他这一面，那可能有的个人目的，作为一种可能有的存在，就很逻辑地显现出来了，那就是“讨好群众”，更难听是“讨好造反派”。如果有人要责难他，那么这将是他们要说的话。但如果真的有人向他发出这样疑问和攻击，那可算是无稽之谈了，因为他犯不着去讨好造反派，他是共产党的市委书记，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再厉害，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共产党，无论怎么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是要团结的，而不是搞掉，党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干部搞掉。文化大革命，归根到底要的是党，不是造反派，就像给人治病一样，最后要的是人的健康，而不是别的什么。他凭什么要无原则地讨好造反派呢？事实上倒是造反派从学生到工人，都对他这个市委书记极其敬仰或者说是“讨好”！如果说他对他们表现出温和友好的态度，那也是党的工作的需要，是一个市委书记应有的风度，并不是他个人在作什么表演、做什么政治交易！其实，他是把造反者的命运，在心中下了悲观的灰暗的判断的，虽然运动目前还正在方兴未艾。但他如果泄露天机，对造反的学生和工人说，你们都偃旗息鼓回家去吧，你们这不是出来做蜡烛吗？药用于治病之后，也就是药渣而已，很讨厌，谁都不喜欢，要倒进垃圾箱里去的！他如果这样说，他成为什么人了？谁都会说他“反党”，所有的常委将举手同意开除他的党籍，而且认为他简直是个疯子、傻瓜。对群众不能这样说，对身边的和下级的干部，也同样不可以什么话都说，一切只能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他体会到他有一颗最能同情和理解的心。从毛主席，到毛主席在5月16日《通知》和《炮打司令部》中针对的人们；从造反的或反对造反的群众，到不理解的干部以及胆小怕事站在一边的人们；甚至还有仍然被视为这个政权的敌人而以某某“分子”总称之的人们及其子女；他都能体会他们的心情，他都知道他们。　　

关于“分子”，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正像王雪所说，我们早就有了可以摘帽子的政策，而且确实已经摘了不少，只不过“文革”一到，这些人在整体上作为这个政权专政的对象，不知怎么反而被强调了起来，倒不是《十六条》所明文强调的，而是整个社会在自发地、有如恐惧一样地在强调，既像对瘟疫避之唯恐不远、拒之唯恐不力，同时又作为某种有力武器去对付别人。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偏离运动、干扰运动的方向。惭愧的是，老宗，他，甚至是整个市委，一开始也是以这种很顺手、很现成的武器来开展运动的，这已经受到了比如医校学生的指责和对抗，你不能不佩服这些中学生竟有这样高的政治水平。可悲的是，以老宗为代表，至今也不肯放弃这一蹩脚的武器，而他，对此也不好多言。话说回来，即使是造反的学生、工人，虽然可以让出身不好的人参加自己的组织，但他们让组织的头头在出身上还是避开这一条的，以免成为被攻击的弱点。这是怎样的一种怪现象？而他，最不应该的，是对医校静坐的史宏他们，提出了二十五名“黑五类”学生的问题，抓住这个做了文章。就在当时自以为得计之余，也意识到这很有不妥之处，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后悔已迟，深深愧疚。“文革”这样形式的运动一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就像一锅粥，全煮在里面了。他不是仙家，无法抽身而逃。在以出身成份看人这个问题上，学生和工人尽管也是谨慎的，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否定、有所扬弃，也可以说是带有“造反”的性质。那些“黑五类”子女，在这样的时代，好像倒是在造反派身上看到了某种希望；也就难怪有一种观点总是把造反派笼统归入“牛鬼蛇神”，并且以此观察和对待文化大革命，或作为某种指责的依据，并且不时地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发出警告。这是有点混乱的，是不正确的，但是，他一时还不好多说。　　

“黑五类”子女，因为年轻，血气方刚，也因为知道党的政策的正确完整的说法应当是什么，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自暴自弃，也并不退缩，而是勇敢参加“造反”的行列，虽然不当头儿，但属于坚定分子，好像暗暗为他们的某种权利而斗争，只是不好独立作为一条要求提出来，而是要在运动的大方向下面来实现。真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斗争，就有策略。你说他们是“黑五类”子女、是“反党”，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警告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懂得，他们有生存的权利、有发展的权利、有爱国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一句话，有做人的权利。他们在“文革”合法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表现出对以前和现在所受不公平对待及其社会成见的反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反抗是在合法的和谨慎的范围之内。敢于越过某种藩篱、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以至于做出极端事情来的，恰恰是相反一极的自以为高贵的那些孩子，据看到的材料，北京的情况就是这样。　　

朱市长在电话里悄悄告诉他，前一阵，北京的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红卫兵，在城里和乡下公然打死了许多“牛鬼蛇神”，人数很不少。这样的情况，应当说，是令人诧异、值得担心的。如果说，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如果说，认为要这样开展文化大革命，岂不可怕和荒唐？指导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说，这次运动以批判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以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为方式，虽然干部的多数对此很不习惯很不理解，但还不能说《十六条》这样的决定没有意义，只要往有意义上理解，就能领会到很丰富很有深刻意义的内容。而像朱市长说的北京那样的情况，却显然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只能是一种极端性的错误，是野蛮的。相反，在亭州这样的小地方，从昭阳中学红旗兵团、医校井岗山，到刘克成他们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却完全不同于北京的这些高级红卫兵。在大的方向上，史宏刘克成他们是符合《十六条》的。看来，这场运动，很复杂、很复杂，无论如何，他得谨慎、谨慎、谨慎。　　

就在第二天，亭州电机厂的工人陈安国也领着百十人的队伍来到市委门口，他们倒没有敲锣打鼓，而是一路高呼革命口号而来，他们也打着一面大旗，写着“电机厂红旗兵团”。他们的要求有三条，承认他们“红旗兵团”是革命组织，要求驻电机厂的“四清工作组”作检查，要求市委正确对待前一阶段起来革命造反的学生。这些要求，与刘克成他们提出的，如出一辙，好像商量过的，只是词句略有不同而已。面对这一新的情况，又召开了常委会，决定：怎么接待华兴机械厂刘克成他们的，就怎么接待亭州电机厂的这些工人。老魏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市委书记就不要做其他事情，就整天接见群众，给他们做授旗仪式吧！老李说，出个通告，以后市委不再这样做了。老黄说，为这个在市委门口闹起来，不值得，常委可以轮流接见，轮到哪一位，就哪一位出门接见，杨书记可以不列入，这样一来减轻杨书记负担，二来有了规矩群众就没意见，三来大家都到第一线去感受运动的情况。大家赞成老黄的意见。　　

亭州电机厂为头的工人陈安国估计也是二十几岁的人，只是显老些，看上去有三十岁，中等身材，粗壮结实，方脸宽腮，有一双暴突的大眼和过于分明的双眼皮，声如铜鐘，说话不乏文彩，初中毕业进厂，是一名钳工，既非党员，也非团员。他心中不禁感慨，工人中有着许多的人才，平时好像一点也不知道，在厂里可能连个小组长也不是，运动一来，就英雄起于四方，令人吃惊。毛主席总是让我们尊重群众，共产党不就是领导泥腿子打下江山的吗？多少普通工农成了如今的高级干部，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千百年历史的事实。难道从前的群众藏龙卧虎，今日的群众就只值得轻视吗？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我们的全体，还真的就会这样忘乎所以而不知不觉。毛主席认为不讲党群关系是很大的危险。对这些“英雄”怎么办？应当因势利导，用他们做“药”来治我们的病，吸收其中的优秀分子来补充我们的队伍。党的基础是工农群众，也历来总是从工农群众或具有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中挑选人材。他这个市委书记，当初也不过是参加土改工作的一个高中生，家庭出身还是破落地主呢。中央的大理论家，“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对北京的学生讲“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就是语重心长。所以，他不想轻视群众，他感到自己有正确的胸怀。　　

继刘克成，陈安国之后，像麻袋里的钉子个个要出头一样，纷纷有更多的英雄好汉在厂里“揭竿而起”，打出“革命造反”的旗号，用各种各样的红色名词给自己做了命名，来“要求市委领导接见”，所提出的要求与刘克成陈安国他们的相似，像是去请教过的，估计有的也未必就去请教过，只是认同而已，甚至好像是有意这样简单认同。　　

这样看来，全市确实正在形成一个“工人运动”，以支持前一阵的学生运动，来表示他们的“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全市大小工厂单位贴领导大字报的多了起来，有的同驻厂“四清工作组”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但事物确实总是“一分为二”，工人队伍里的对立面也出现了，事实上这种对立面在学生静坐期间早已出现，而且在市委的组织指导下开展过活动。　　

当他发觉这种所谓保守派的力量也正在形成全市的组织时，已经是好几天之后，据程主任所说，这一阵到市委门口来要求接见的工人组织，虽然来自不同的单位，但人数比较多，占着本单位人数的大半，并且他们有着相同的组织名称，旗帜是统一的格式，都是崭新的红旗，当中是毛体的“主力军”三个大字，上面一行宋体字“革命职工总司令部”，下面一行仿宋字“某某支队”。在这些旗帜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造反”二字。　　

完全不知内情的程主任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却不禁笑了起来，他之所以发笑，不是感到高兴，是有一种幽默感油然而起。他看到的是这背后站着我们平时开展各项工作的领导序列，他们站在后面，而让经过他们挑选认定的群众骨干出面，打出群众组织的旗号。这种组织性和力量是那些零星的自发的造反派不可企及的。这一情况事前他甚至具体地也有所知道，一些做这项工作的中层领导干部把他和老宗都叫去参加了他们的策划会议，他是默认的，他提醒这些中层干部，作为当权派不要站在前面，要退到幕后去。两种工人力量的并立，他不感到好，也不感到不好。他感到的是这种外化和强化了多少倍的对立，是人民分成了两大块的这种令人觉得有趣而又担忧的形势。但他是无法取消这种情况的，既无法取消所谓造反的一面，也无法取消所谓保守的一面。从报纸上可以看出，这形势不仅亭州如此，而且是全国性的。他担心着毛主席党中央将怎样收拾全国性的这种局面？他唯有回答程主任说，现在，谁要成立群众组织，我们都支持，只要他们表示自己是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学习《十六条》、运用《十六条》的。　　

就在程主任告诉他“主力军”的事情的第二天，亭州四乡八野的农民上了街，他们以郊区公社为“纵队”，以生产大队为“支队”，旗帜上三个大字是毛体的“同盟军”，下面一行小字是某纵队某支队。农民大军就这样打着旗号游行到市委门口，要求市委领导接见。这一天轮到老李，他看到老李精神抖擞地去了，过了一会儿门口那边就传来震天响的口号声。接见是顺利而成功了，可能也会有授旗仪式，一切都有喜剧味道，连他以前的接见和授旗，也被补上了这种可笑的意味。当然，他可肯定，组织这个“同盟军”的，也仍然是亭州中层的那几个比较显赫的干部。　　

他坐在办公室里不动声色，“主力军”、“同盟军”的背后情况，他并非一无所知，但他们并不直接受他指挥，关系上和他隔着一层，他理解成大家对他的爱护，因为他的身份是不同的，正如老宗早就对他说过的那样，他的手不必弄脏，他应当唱白脸，而让他们唱红脸。难道不应当有这种默契吗？难道他不应当理解这种分工协作吗？同志们其实就在做着他也考虑过的如何应对、如何收拾局面的工作，岂能片面地让造反派成了气候而不可收拾？就他多次被召到省委地委去开会所获得的精神，也是如此。至于“收拾”二字，这样看起来，是有个方向问题的，不是收拾到这个方向，就是收拾到那个方向，而王雪在家里曾经像个思想的精灵一样谈到最后从哪个方向切掉什么样的百分之五！想起来这就有点可怕，这就是一场较量了。他意识到，所谓党的意志，在“文革”开展以来的现实情况下，已经出现分化，但还不至于公开。其中老宗他们表现出的这种意志，当然也算党的意志的一大块，在将来综合集中的意志里仍然是份量很重的。　　

就像顺理成章一样，继“主力军”与“同盟军”之后，学生的统一组织也出现了，并且比工人农民还进了一步，召开了全市组织的成立大会。各学校的“兵团”都制作了统一的旗号，按时在市一中大操场集中，成立了“红色保卫军革命总部”，显然是医校的“红色保卫军”的一种认同和扩大。共青团市委书记周爱山应邀出席大会并且讲了话。周爱山也是几个重要的活跃的中层干部之一。成立大会开过之后，就游行到中山塔门口。常委们都认为，这一回他必须出去接见并且给他们授旗。他心中很有数，这可算是一支“保皇派”的学生队伍。但这些学生同样是群众，而且人数更多，学生里的共青团员和向组织靠拢、积极要求进步的人，以及出身“红五类”的人，大多数都在这里面，无论如何，都是格外应当重视的。说实话，从感情上，他很乐意接见这支学生队伍。只是心里稍有不踏实之处，这是因为想到了那些“造反”学生的存在。　　

他再一次郑重穿起秘书取来的军装，他在接见全体学生之前，特地在里面先接见了学生头头，跟他们一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他高兴而满意地看到他们都是规规矩矩懂礼貌的，周周正正、平平和和，没有突出的个性，给人纯洁善良听话之感，对他更有着一种不言而喻的亲近、依顺之情。凭着直感他就知道这是我们一向重视和培养的，他们终于这样组织起来保卫党了，他的眼睛都不禁有点为之湿润。他是否左右摇摆、是否感情上不接受比如史宏这样的学生呢？不，他甚至承认史宏那样的孩子可能更符合党对这次运动的要求，在某些方面可能要比这些孩子强、比这些孩子有革命性。可是，他心中喜欢和重视的，确实还是眼前的这些天生就可靠的好孩子。他在内心不得不发现自己有着偏见，但这种感情，不但很难改变、也是不容改变的。　　

常委们未必这样理解他，当他们一致认为这次接见必须由他出面时，其中好像另有意味，好像含有对他的考验和嘲弄一样。他们认为他比较倾向于造反群众这一方面，这种误解在无形中已经形成，但他也不必解释，日久见人心嘛。作为市委书记，他只能站在中央文件的立场上，对各方面的群众都要平等对待，引导他们正确开展运动，至于心中的好恶以及思考，那是应该提防着不要带到工作中来的。　　

那天他让老宗跟他一起去接见学生。他带有试探地说，老宗，形势大好呀！老宗说，形势也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好的，我们对运动也有一个适应的认识的过程，现在知道了，这次运动有个特殊形式，就是让群众自己成立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这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有这个自觉，跟没有这个自觉，是不一样的。学生闹静坐时，学生懂了，我们不懂，我们还在那里利用工会、利用工作组、利用党委，总之是老路子，这怎么行呢？不会转这个弯、动这个脑筋。我们落后了一步，但我们跟上来了。先是向造反派学习，接着是超过他们，成立的群众组织比他们大，人数比他们多，人员情况比他们好，指挥系统比他们强，各种条件比他们优越，是市委在“文革”中直接可以信赖、依靠的力量！除了工人、农民、学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组织、可以起核心作用的，也要成立，由复员、退伍、转业军人组成，由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老英雄、老战士做骨干。你就放心吧，谁也动摇不了我们铁打的江山！我们确实需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前没有放手，现在要放开手、放开脚！　　

他听出弦外之音，一面暗暗担心，一面微笑着点头。　　

站在中山塔门口，他让那些学生头头就站在他和老宗的身边，一起面对着全体学生。他发表了同样热情洋溢的讲话，所谓同样，就是他心中照顾到以前对另外一些学生表现出的热情。他对于“红色保卫军”的成立表示欢迎和支持，他语重心长指出，作为学校里的多数派，作为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你们要更加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学，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不要以为自己出身好，就有高人一等的思想，就不注意执行党的政策。他要求他们在运动中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好用好《十六条》，在革命大风大浪中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反修防修的世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和平演变的希望彻底破产！他觉得他的讲话从总的立意到语气口吻，都充满了鼓励和期望，几乎明显要表达偏爱之情，而且用“接班人”的话题暗示和鼓舞了这些孩子。他感到站在他身旁的老宗神气很旺，面带笑容，对他的讲话是很满意的。他讲话之后，老宗带头鼓掌。　　

那天接见后唯一的遗憾是，他努力要回忆那几个学生头头的名字和面容，却怎么也记不起来、没有特别的印象了。　　

在后院宿舍区，他碰见了老宗家的老二宗静，手上拿着几份传单，在小路上跳跳蹦蹦的走来。他喜爱地叫了一声“小静”。小丫头到了他面前，仰面叫了一声“杨伯伯”，把手中东西一扬，放到身后，说，我来找建国哥哥的，他不在家。他问，什么好传单，能给我看吗？小静就把手上的传单给他，说，看过要还我，这是我要做收藏的。他说，我就在这里看一看，好吗？小静说，好吧，正好陪我玩玩，来，你坐下。小丫头拉他在旁边石凳上坐下，而后就坐在他的身边，捧着脑袋想自己的心思。他就很有兴趣地看起传单来。　　

其中引起他注意的，首先是来自清华大学的一份大字报传单。他第一次看到，一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在人们心目中仅次于毛主席的一位领导人，被直点其名写上了大字报的题目：《为什么说刘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讲话是公然反党》。光是这个标题，光是如此直点其名，就已经使他像是树木遭了连根的震撼一样，所有枝叶都簌簌颤抖，天旋地转，身体好像就要倾倒下来。　　

“坏了！”头脑里不知是一个什么声音，风一样吹过，令他遍体皆冷。其实他并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直点其名的传单。他从一种恐怖的幻觉中清醒，而后就仔细看这份来自清华大学的大字报传单。这是一份批判文字，至于所批判的内容，他不陌生，就是市委按上级要求组织全市六所完中师生从录音收听的“中央首长七月二十九日人民大会堂讲话”，其中有“老革命遇到新问题”这句名言，刘少奇同志有这样一些话：　　

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　　

这些话，在大字报中遭到严厉的责问和批判。他记得他收听录音时，也是注意到这些话的，好像得到了很平等的对待和很温暖的关心，别的没有想到，因为对这样崇高的大人物讲的话，当然都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的，不可能想到别的方面去。现在看了这份大字报，问题很清楚，就是中央上层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确有重大分歧，并且就这样公开暴露、诉诸群众了，当时他对这种诉诸，就没有听得出来；而另一面的“诉诸”，现在看来也有，就是一个星期之后的八月五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这篇震惊世界的大字报。虽未公开见报，却已举世皆知。　　

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不可思议的。但一切也并非毫无精神准备，像他这样级别以上的人，几个月之前就得到过中央5月16日《通知》，那上面有些话就不由得让人对中央上层有所关注，心中暗暗猜测一些话的所指。而广大群众，从前绝不可能这样了解到、关心到、干涉到党中央最上层的分歧，现在就连宗静这样十四岁的小丫头，也能多少感受到这些内容和其中的意味了，并且捧着个小脑袋在沉重思考、深深忧虑着呢！　　

问题在于，中央这样高层的分歧，就这样公开化了，而清华大学的学生更写出大字报印出传单来加以评论，在从前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可就这样成了现实，一方面是双方先后诉诸群众，另一方面群众都来“参加”了！至少来说，真让人惊讶。　　

这样下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光是好奇也就足够让群众表现出极大狂热来，这种狂热非常可怕。大民主当然是好事，但这样一下子大民主起来，起码干部很缺少准备。然而，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好像不考虑这么多，他们立即站到了毛主席这一边，向另一边提出了尖锐的责疑。　　

大学生的这张大字报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信号，首都上空响起了隆隆的雷声，一直传播震撼到小小的亭州来了，就连小宗静，也处在这一震撼之中。他迅速理解了一些问题，也立即坠入空前的困惑与恐惧之中，但他马上本能似的让自己逃避开去。他深感自己地位渺小、有着在这样重大事情面前的无力与恐惧。　　

运动初期北京市委的改组，地位显赫、令人崇仰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顷刻沉沦，在小报所载的照片上被学生反绞着手臂、胸前挂有写着“打倒”字样的纸招牌，硬捺着挨“批斗”，真是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觉得太过份。但他跟最普通的群众一样，只能作为一个好奇而恐惧的看客，保持沉默，只不过他不会像群众那样由恐惧转而狂热起来。他能做到的，还是只有落实到“守土有责”四个字上来最为妥当。而到底怎么“守”、能不能“守”住，也已经渐成问题。但是，上层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什么？如何一步步闹到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程度？却令人不得不思考起来，陷入忧心忡忡之中……　　

还有一份引起他特别注意的传单，是北京工大三年级学生、校“文革委员会”副主任谭力夫八月十二日的一份大字报和八月二十日的一篇演讲。这个大学生，演讲如此流畅挥洒，丝毫没有党八股气息、没有小家子气的拘束，倒像个高级干部的口吻，真令人开了眼界。　　

“有人说我们有的同志不敢领导了，我才不理这一套呢，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下台也不能软骨头，不能像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鼓掌）”　　

读来提神，可也令人深思：在这样高贵的语气里为什么露有悲音呢？反映了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有人”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不敢领导”？是一些什么人要让他下台？他为什么考虑到了“下台”？他本来是在什么“台”上？他骂什么人？他是什么权力“还在手”？在下面听着他演讲并且给他“鼓掌”的是什么人？　　

“有人对黑帮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现’给他那么多的甜头，怎么恨得起来！可是，对工作组，对一些老革命同志，却恨之入骨。对斗工作组比斗黑帮还带劲。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一讲阶级路线，他们也来讲几句，怎么配呀？说起阶级路线，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同志们，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鼓掌）”　　

这里的“有人”显然是指“被斗地主的儿子”一类的师生了。演讲里对彭真不敬，那么那样反绞双臂进行“斗黑帮”的，倒是谭力夫这些学生，而不是“有人”这些学生？是的，像史宏这类学生，在运动初期还没有出世呢，而“被斗地主的儿子”更是不敢。事情真是复杂到不可思议。　　

谭力夫的演讲直率无伪、自成一体，但理论上并不完备，政治上并不成熟，也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从语气之大和语言之辣可以看出，谭力夫出身在高级干部家庭，这大约也是能担任校“文革”副主任的原因，是学校党委、工作组指定的人选。至于那份大字报《从对联谈起》，是围绕一条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展开讨论，而谭力夫赞扬这个对联。　　

另有一份传单是北航附中“赤兵”的《自来红万岁》，语言刻板无味一些，但其中有这样一些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父辈打下了这大好江山，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后代就不应该坐江山吗？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学校理所当然的主人，我们红五类子弟是国家的理所当然的主人。让那些迫害、歧视、嘲笑我们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下中农的人见阎王去吧！中国是属于我们的，世界是属于我们的！我们要高呼：自来红万岁！红五类万岁！”　　

“见阎王”三字令他吃惊，好像是朱市长电话里所说运动初期北京城乡打杀许多“牛鬼蛇神”的一个注脚。由此可见，前一阵，或者直到目前为止，北京的学生之间，发生过什么样的争论，涉及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有着怎样的激烈斗争和分化组合。　　

这情况似乎是落后于文化大革命所定主题的，简直属于需要启蒙的课题。对这个“血统与革命”、“出身与选择”的问题，不但党早已有正确的说法和政策，在共产党之前，几千年的历史、诸子百家、社会常识也早已用无数事实昭示了应该怎样看待“出身”这个问题。可以说，这并不高深，凭着一个正常的头脑也就能够正确判断。怎么如今在中学、大学这样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文革运动的时候，却忽然兴起这样的激烈争论呢？真叫人诧异，也深刻反映着我们的某一方面的社会状况。　　

但也不奇怪，历史上有些朝代，最明显的比如魏晋、元代，就曾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这种荒谬之中，不也维持了许多年吗？在西方，贵族统治的等级社会里，也是这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这种生物学上的道理，有时就真的能在人类社会中用强权来推行！　　

从谭力夫、赤兵的言语看，所发生的争论可不是闹孩子气，而是很严峻的一件事情，问题被推到了这样极端的方面。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竟然惹起了这样的一种敏感、紧张和对抗，并且在北京有如此突出的表现，虽由“文革”而起，在“文革”前却早已存在，而“文革”只是把它触及得发出了尖锐的声音，公开地辩论了起来。看来，凡是人们心里的问题，现在都将不再沉默，都会被提出来，要求正视和讨论。“吹万不同，咸其自取，怒者其谁？”怒者文化大革命也。　　

他不无惋惜和痛心地看到，谭力夫、赤兵之所“吹”是不对的，是理直气壮地陷在愚昧野蛮乃至法西斯式的思想之中，而所谓“被斗地主的儿子”们，由于地位和处境的屈辱，反而掌握了真理，并且是拥护《十六条》的，也就是说，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一边。这就始料不及地形成了又一个矛盾，而这样的矛盾在亭州也同样存在。　　

运动初期工作组自然而然依靠“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搞了“破四旧”、“上挂下联斗黑帮”、“横扫牛鬼蛇神”、“批判反动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并且组成了“红卫兵”和学校的“文革”领导机构，学校里形成这些学生地位格外崇高的局面。“文革”好像就将这样进行下去，然后结束。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另外的一些学生带着受压的情绪和完全不同的观点起来了，他们认为前一阶段运动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的方向。这就是造反派学生的出现，其中很自然的就包含了大部份“被斗地主的儿子”之类的或一般平民的学生。　　

在“文革”前的年代里，这部份学生受到轻视以至贬低的情况是事实，是我们的“阶级路线”执行中的偏差，到“文革”这时，就激化起来了，而且有了表现出来的机会。运动初期的遭排斥、受压抑，成了光荣，他们成了正确的人，有成为中央所说的“左派”之势，而原来以“红五类”出身自居，并且在学校里处于“掌权”地位的，反而好像掉进了“犯下政治错误”的深沟，加上他们其中许多是干部子女，父母还有成为“走资派”之嫌，是造反群众的“矛头”所指，这一切，岂不完全是“翻天、变天”吗？文革这样搞下去还得了？谭力夫们愤怒了。斗争简直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对抗性的局面。　　

确实，在“红五类”看来，一九五七年可不是这样的，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可是，问题越来越清楚，党中央毛主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却正是这样与以前相反，他们前一阵确实算不得正确了，而“黑五类”之类的学生倒“碰巧”是对了。“红五类”垂头丧气，“黑五类”扬眉吐气，“红”与“黑”的处境就这样戏剧性地被对调了位置。　　

“革命接班人”当然只能是“革命左派”，而干部子女们却不是的了！这不能不使这些孩子万分困惑、愤慨冲天，想起了父母打江山的光荣历史、坐江山的高贵现实，想起自己的“红”出身和在政治上一贯受到的重视，无论如何自己该是这个社会明天的主人，无论如何“革命左派”的称号不可以被别人夺去，就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定要把这种很不利的局面再改变过来，把被颠倒的天经地义再颠倒过来。　　

殊不知他们用来作为最有力武器的这个“血统论”口号，在理论上不正确，也不得人心。要拧回到“文革”前的某种秩序上去，要把前一阵对一般群众的排斥和压制继续下去，看来是很难的了，中央和群众这两头都不同意，而群众正在“自己解放自己”，所以这些孩子在强词夺理之下有着不可避免的悲音！谭力夫都有点声嘶力竭、歇斯底里了，《自来红万岁》则更为幼稚肤浅、声音嘶哑。　　

这情况以后怎么处理呢？我们是“红”的，我们的后代不是“红”的了，那么他们就没有资格做接班人了，成了平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我们一世就“斩”了，这怎么可能！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红”的无论如何要依然是“红”的，但“黑”的也不说他“黑”了，就是说，将来要适度地甚至完全地取消“出身论”。　　

理解至此，叹口气，把头摇了摇。　　

杨伯伯，你感动了？看上去一直捧着脑袋想自己心思的小丫头，原来却是注意着他的呢！他说，是触动了一些情感。小宗静说，杨伯伯，看了谭力夫讲话，我也很被触动，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来找建国哥哥，这下子好了，你给我说说，这个谭力夫怎么会这样能打动人的呢？　　

他说，他是用自己的语言说话，说的是他心里的真话，一腔热血，没有吞吞吐吐、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所以印在传单上，也能打动读者，古人说，修辞立其诚，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文章能打动人，跟文章观点是否正确未必是一回事。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自来红万岁”的观点正确吗？我们能这样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吗？能这样治理一个国家吗？一部份人是自来红，一部份人是“自来黑”，有贵贱之分，有门第之见，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正常吗？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凭着我们的“自来红”，去歧视、排斥、打击别的人，这是“社会主义”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吗？　　

小宗静皱着眉，摇摇头。他说，观点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不能因为谭力夫的观点不正确，就不团结他，反过来又把他看得一无是处，不能因为他今天骂别人，明天别人就可以骂他。人与人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不应当这样很错误地对立，是不是？　　

小宗静点点头。他说，你们这些孩子，要好好在这场运动中观察、思考、成长，自己教育自己。像谭力夫，受一点挫折对他今后也有好处。人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真正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要不然将来把班给你们接，你们也接不了。所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这也包括了我们，包括了你们。我们都应当在运动中使自己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科学化，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是？　　

小宗静说，杨伯伯，你说得对，我懂了。刚才我想到我做的一件不好的事情，其实，做了这件不好的事情之后，尽管没有人说我，我却随时都会想到这件事。　　

这话令他惊讶，他问，什么事？能对我说吗？　　

小宗静说，到外面“破四旧”的时候，我打了人。我从来没有打过人。我打的而且是一个老太太，因为街道上有人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地主婆。我就好像看到她从前是怎样作威作福、欺负白毛女的，我就一个巴掌打在她的脸上，恨不得就把她打倒在地。但我力气不大，好像倒把我自己的手弯子打闪了。她看着我，眼睛里不但没有老妖婆的阶级仇恨，反而是一个老祖母、老外婆的善良神情，对于我动手打了她，感到意外，感到我这个小女孩没有教养，而且感到我可怜，她想抱住我喊我小孙女并且教育我，但是她由于身份不同，她无法开口，也无法安慰我。　　

这时我好像才知道，老地主婆也是一个人，可能还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不应当简单地用“地主婆”三个字去看她。其实我心里本来也不是一点都不知道，但我打的时候就不考虑这些，就只对自己说，她是最可恨的地主婆、代表了天下所有的地主婆，我要通过打她来表现我是革命的，可是打过之后我面对的是一个普通老太太，从前这个老太太是不是地主婆、是不是作威作福，也已经不重要了。她不觉得自己挨打得冤枉，反而为我感到惋惜，反而原谅我，她的那个神情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随时都会浮现出来。我打了她，痛苦的倒成了我。这事情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也许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小宗静的话让他感动，多么好的孩子！他说，你的认识是对的，那个地主婆确实也是人，即使她过去做过不好的事情，那也是在旧社会，现在她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生活十几年了，思想情感也会有一些改变、有一些进步是不是？而且她作为地主婆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都已经没有了，这是我们认识问题的一个基本依据，要不然就会把事情做得过份，让我们自己后悔。同样如此，别人在对待我们时，如果不首先看到我们也是人，反而只是用一个概念来套我们，这也会出问题，他们也会犯错误。　　

小宗静点点头，指着他手上的传单问，这一张传单我看不懂，能这样写大字报吗？我看了害怕。　　

他说，我认为不能这样写。但他们已经这样写了，我们呢，也不了解情况，可以保持沉默，将来让历史告诉我们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看不懂不要紧，没有必要对什么问题都表态，要容许人有个学习的、思考的、认识的过程。有的数学题，有人一辈子也不会解，或者谁也解不到终极的答案，但它确实是一道数学题，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的历史几十年、几百年都没有弄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实在不懂可以暂且丢到一旁去，以后有机会再求理解。你唱个歌给我听听吧，我想听你唱歌呢！　　

小宗静就站起来，脸上的表情是一下子把那些苦恼的和难懂的问题轻轻松松丢到一旁去了，唱起了歌剧《江姐》上的《绣红旗》。歌曲复杂婉转，但她唱得很准，稚嫩的嗓子甜美文雅，脸上还富有表情。　　

他禁不住又眼睛湿润了，并且笑起来，说，你把杨伯伯的眼泪都唱下来了，不曾有人教你吧？你是自己学唱起来的吧？唱得真好！等文化大革命结束，我送你进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将来到空政文工团、东方歌舞团去当演员，唱歌剧！小宗静扑在他脖子上，说，杨伯伯，你可要一言为定啊！他眼睛更加湿润着，说，一言为定！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