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真实，找兴败症结，创国家和谐常盛体制

还历史真实，找兴败症结，创国家和谐常盛体制

读《毛泽东传》（1949—1976）随笔　　

读了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一1976）之后，想到了好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遗憾之处；（二）事实的回答；（三）两个27年；（四）历史的真实；（五）症结所在；（六）对新体制设想。　　

（一）遗憾之处　　

在大跃进年代里产生了人民公社，这是新生事物。公社和一家一户的单干相比，永远具有“一大二公”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中国，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正是从这点出发，人民公社一出现，毛泽东主席就看准它“一大二公”的特点正是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通向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社会结构，是把旧社会的结构改变成利于共产主义因素发展的新的社会结构。在这结构的框架里，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及时迈出通向共产主义的步子，所以毛泽东很快从内心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语。但在当时，把公社的起点定在何处，即公社要建多大为好，公社的公有成份公到什么程度最为适合，以及实行怎样的管理方式，这一切单凭书本和主观想像是不会说准的，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看得清，说得准，成为科学。所以当时毛泽东鼓励大家放开胆子来做这个探索，来搞这个实验。同时，这时的毛泽东不但派人四出了解情况，而且自己也几乎不分昼夜地都在各地各处，甚至在行途中，也要找几个人来了解实验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研讨，为了掌好舵，定好向，还及时建议大家“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读好三本书：1，《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3，“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P895）。”　　

怎样读？毛泽东举例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那个东西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否定那个东西。”（890－891）　　

这就是在提醒大家，既不准使自己在这次探索中离开马列原则的指导，也不准离开中国当时的实际。正因如此，毛泽东首先带头学习，比如，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这两个月的时间内，他在百忙中抽出了21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甚至在自己生日那天，读书也不中断，并及时与人交谈，交谈的内容经整理还形成十万字的谈话记录。这成绩，不用说毛泽东当时还要玄览万机，就单说读书，能取得这般成绩也很不容易，可毛泽东做到了。这是什么力量能使他有这样旺盛的精力呢？恐怕不是别的，就是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信念就是要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为人类创建一个真能实现共产主义的新路子。　　

办法就是先鼓励大家大胆实验和探索，等实验和探索进展到一定程度，就发动大家对实验和探索所产生的各种现象与问题来次大调查大研究，并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决定取舍。在取舍中，毛泽东说：“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P1148）毛泽东这样从实际出发来号召大家，同时还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到基层去亲自做调查研究，也正是在毛泽东的这种带动下，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正是在这调查中，毛泽东提出对社、队规模再划小的决定，进而起草下人民公社“六十条”，再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大小队和公社干部们的意见，征求广大社员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命令去贯彻。”（P1150）由此看来，每走一步，毛泽东都付出了如此艰辛的努力，唯恐中央的决策脱离老百姓的实际，唯恐把好事做错。《毛泽东传》的作者在书中用事实对此也做出了某种客观记录和反映，问题是当毛泽东根据马列原则，结合中国当时实际，经此努力，领导中央认准当时的公社之大，只能大到相当一个乡；公社之公，还不能超出集体所有制的范围，公社的组织结构，只能是实行小队、大队、公社三级所有，而且要以队为基础。这就及时向全党和全国各级干部和人民指出一个在当时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说，凡超过这规定的想法和行为，就是“左”；不及这标准的想法和行为就是右。而《毛泽东传》的作者却不是把这情况如实作出反映，而是说主席从“一大二公的观点”“后退了”，而且退的“还是远远不够的”（毛传p937），可是何为够呢？这个够的标准是什么呢？作者却没有讲出。没有讲出，就是没有了是非标准。没有了标准，作者下这结论，岂不就成了主观想象的东西了吗？成了小孩吵嘴时的挑剔行为吗？写篇文章还要做多次修改，何况是试创一种人类从未有过的新制度？一修改就要说三道四，为什么对一代有雄心的领袖就要求到如此苛刻的地步？作为历史的真实来说，毛泽东那种非凡的大胆和求实的工作做法，对何届中央做决策，皆堪称榜样，可这样一挑剔，就一下子给掩埋了，实在有失公允。诸如此类，也就成了全书的遗憾之处。　　

（二）事实的回答　　

 就从当时的事实看，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中，搞的农业大减产，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搞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则是一路增产，薄一波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高兴：一，公社化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群众情绪高涨，等等。”（毛传p1012）　　

从公社后来的发展看，尤其在对农业的命脉水利事业的发展上，在很短时间内，几乎所有公社都搞了自己的水利建设，有了自己的旱涝保收田，像被外国人称之为人造天河的红旗渠，如果不是当时在总路线大跃进所造成的气氛的鼓动下，和有公社这样的组织结构形式，怎能在没专家，没先进工具，国家不投资，单凭一方农民，就完成了能叫外国人都赞叹不已的这样宏伟的大工程是不可能的。　　

再看看当时外国人所见到的中国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以美国记者斯诺为例，他说：“在一九六0年以来我对这人民共和国的三次访问中，从同西伯利亚接壤的北方到同越南接壤的云南，我曾访问过三十多个公社，在最近这次访问中，我参观了十一个公社，其中有三个公社我在一九六0年就参观过。再次访问这三个公社使我确实感到，在耕作方法、水利事业、电器化、机械化、土壤改良、建造住房、小型工业等方面有了比福利方面明显得多的改善，现在，在农业持续发展八年之后，大多数农民从现实中相信了党所提出的‘五项保证’：粮食够吃，住房和穿衣，燃料，儿童的入学和医疗，保护老年人。”（P40）“公社生活给农民带来的优越性不完全表现在能够吃饱、穿暖、住好、睡好、有热水瓶、自行车以及有钱花。”而且使的“在过去这块人们追求自己的私利而不顾别人、每人都想着自己的土地上，通过为大家而不是为个人谋利的集体努力，对中国古老农村在物质上进行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详细谈一谈的深刻思想和实践，因为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世界观。”（P43）　　

“任何地方也没有象我在陕西北部贫瘠的山区所看到的那样好地运用毛的‘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和‘反对个人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原理了。这次来到保安县城是第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内战还正在进行。亲共的国民党人使我通过了‘无人地带’，然后沿崎岖的小路步行了三天，爬过高山，穿过峡谷，从延安来到保安。……现在，到延安西北一百二十公里的保安去，已经有一条公路了。过去我所知道的没有道路的土地都是峭壁下的贫瘠土地，这里只有在洪水泛滥时才有一点水，这里只有一点小麦和阴暗的窑洞。为数不多的农民都穿的很破烂，他们的孩子一丝不挂地在跑跳，盐、针、线和火柴是珍贵的东西。风调雨顺时这里的人们才刚刚能吃饱，体力消耗殆尽时冻饿而死。”这次“在开阔的山谷，我们开始参观平整土地的成果：上面削平了的山丘，沿着难走的斜坡一层层象一个巨大的阶梯一样的梯田，拦住一条河的大石坝，防止水土流失的一行行的杨树和柳树。一群群的羊群在山坡上吃草（平均每家有三只羊）。幸好，这里的土地是值得这样努力的。多少世纪以来从戈壁滩沙漠刮来的黄土是很肥沃的，土层也很厚。在这些梯田上压土机是无能为力的，实际上也没有压土机。靠的全是人力。平整大约十三公亩好地需要担两万筐土。”“在种植小麦、玉米、进行畜牧和栽种果木方面，土地潜力总是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这种潜力今天已经部分挖掘出来了。披着绿装的山坡和清新的峡谷呈现出一派少有的美丽景象。”　　

“一个繁荣兴旺的公社的大队的故事同样也很有名，这个大队名叫‘沙石峪’，在保安东北一千公里，离海边不远。从前这里住着不多几家穷人，他们每年冬天都到唐山或天津去讨饭。解放后，国家给了少量的帮助，原来的七十八户人家用十七条小毛驴开始进行工作：他们一年接一年地挖沙石山以便耕种和栽树，在很深的地方找到了水，于是他们就修建了用石头砌成的水库。去年，沙石峪的一百二十七户农民在这些曾经是干旱现在是树木成行和整齐的土地上收获了二百二十吨粮食和一百一十吨苹果、梨、葡萄、枣和核桃。在一个仅有七公亩地的山冈上，为了使土地肥沃起来，一百个人奋战了十天，但是，现在沙石峪有八千多公亩半水浇地了。用来垒水坝、筑路基的那种各色各样的石头，建造了公社的住房，这些住房是中国农民的最好的建筑。”“再举一个例子。在上海的一个公社（上海市包括十个郊区县），我看到一些大队挖了三米深的沟，里面铺设了大型水泥管，一直通到抽水机站，代替了地面的水渠。这样可以增加百分之八的耕地。这项工程利用空闲时间干了三年，水泥管也是这个大队的工厂生产的，他们对我说，这还可以用来作防空洞……”（P43－46）　　

以上是被外国人看到的事实，也正是中国人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总路线指导下掀起的大跃进所产生出的成果，也是对公社在成长中所显现出的优越性的客观记录，可《毛泽东传》的作者不但不提，反下结论说：“大跃进加上公社化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毛传p844）请问：作者也承认，公社化增了产，既是增产，又怎么说是对生产力造成破坏呢？至今二十多年了，走遍全国，在水利工程上，除红旗渠和公社化之后因失修而造成大量废弃的之外，到处看到的正在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水利工程，大都还是那时建起的。此外在水土保持上，在农田基本建设上，在耕地逐年扩大上，在当时也都达到空前程度，这一切的一切，又怎能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显然是一种不合历史实际的编造，至少也是抓一点不及其余，是以偏概全的行为。　　

（三）两个27年　　

作者出版这部《毛泽东传》（1949一1976）是在2003年，就是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是经过了27个年头；再从1976年到2003年这部巨著出版，正好也是过了27个年头。从这两个27年的实践结果的对比中，历史又在证明着什么呢？先看毛泽东那27年。　　

毛泽东那27年，是中国经百余年的衰败和长期战争破坏所造成的百孔千疮的废墟上开始的。国民党留下的底子是：农业减产，工厂倒闭，失业众多，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交通梗阻，洪水为患，饥寒交迫，东亚病夫，文化低下，人才很少，小学毕业生在当时都视为宝贝，整个国民经济处在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之中，而且旧中国所故有的一切污泥浊水，在广大新解放区不但存在，而且国民党败走时还留下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每时每刻都在寻机破坏和捣乱，这股势力和败守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构成了里应外合之势。国际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扼杀刚诞生的新中国，像卡住人的喉咙一样，从各方面对中国实行严格封锁，同时准备随时采用武力灭亡中国，于是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侵朝、侵越战争。而且在共产党的内部，这时也因胜利，使的不少功臣正以跑步速度，变成像当年闯王（李自成）进京后所出现的牛金星、刘宗敏似的人物一样。对这些人的处理，采取镇压，就会重蹈太平天国杀杨秀清的覆辙；不杀，会又像李自成一样马上遭到惨败。总之，千头万绪，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　　

但在毛泽东领导下，先从恢复和发展经济开始，但刚一开始，美帝国主义就以联合国之名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很快就烧到鸭绿江边，东北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在此情况下，尽管在当时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都与它的差距无法相比，但毛泽东则以人间少有的大智大勇，加快对领导层的说服，并组织了志愿军，动员起全国各界人民，雄赳赳气昂昂地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朝鲜战场上很快就打败了以美帝国为首的十六个资本主义强国的联军，取得了伟大胜利。但美帝国亡我之心不死，后来又发动了大规模的侵越战争，中国在人力物力上仍旧给越南以很大援助。为了建起世界反美统一战线，对世界上的一切反美斗争，中国也都尽力给以支援，致使美帝国主义，不但在中国人民面前，再无法摆出他们那种蛮横不讲理的姿态，就是在世界人民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与此同时，在国内，既大张旗鼓，又稳、准、狠地对反革命进行了镇压，使人民有了好的生存环境，于是劳动热情就更大了，很快使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当时的工业基础，不用说造汽车、拖拉机，就是造自行车都很吃力。但在毛泽东领导下，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使各方面的潜力都得到充分发挥，在很短时期内，不但造出了汽车、拖拉机，造出了飞机、大炮，而且高科技的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都升上了天空，说明中国在大搞工业建设的同时，科技事业同样得到长足的发展，使的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中国。与工业、科技事业发展的同时，农业也由个体走向互助合作，很快创出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公社框架里，有工、农、商、学、兵、党、政等各行各业。公社中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加工改造土地为中心，治山，治水，治沙、治风，甚至开展人造耕地的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但治住了洪水，修了水利，扩大着耕地，而且风沙灾害也很少再听到了，使农业生态环境，很快得到大大改观。在生产方式上，也由原始的耕作办法，开始向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过渡。公社中的人们，不会因穷就没口粮吃，就看不起病，就上不起学。这就从制度上彻底保证了人一生下来，就有了生存的真正权利。当时流行着一首歌，就是“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党”，大家都爱唱，因为这是事实。而且各种制度也越来越健全，如卫生制度：队设卫生所，负责本队的防疫与治疗；社设卫生院，负责本公社的防疫与治疗；县建大医院。社员有病，在卫生所治不了，就送到社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就到县医院。彻底结束了因没钱就不能看病的时代。而且像老鼠、蚊、蝇、臭虫等这些传染疾病的害虫年年消灭的几乎都看不到了，也使的各种地方病都得到根治，“东亚病夫”那个时代好象一下子就遥远了好多。在公社里，农忙时，干部领着社员带头大干，干在前边；农闲时，回头总结全年工作，让社员给干部提意见，看干部全年表现怎样，那些事做的好，那些事没做好，严重时，干部要向社员作检查，甚至被撤职。使的干部在农忙时是大红人，一到农闲时就成了大“罪人”。这既保证了干部不犯大错误，也保证了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不变。毛泽东总结全国经验，说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六、七年不反，就要“大发作”（毛传P1063），所以毛泽东提出建立过七、八年就来一次民审官、民选官、民整官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新制度，用这样的办法来保证官再不敢欺民，也使的官摆脱了因腐化堕落而没好下场的结局。正是这办法，就使的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再不会成为不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正因为毛泽东的这办法行之有效，所以毛泽东时代才能治了有史以来从未治了的社会弊端，使人感到共产党最好，最有纪律，也最有道德，感到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从此使人们过起了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过着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生活。在这事实面前，世界人也都在说，毛泽东确实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新世界。所以当时，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把中国的革命经验当成他们学习的榜样，外国来中国参观的人，几乎天天不绝，连最敌视中国的美帝国主义，到它的总统尼克松时，都把中国比成像月球一样美丽，主动飞到中国来求取友声，也正是这时，世界人民，尤其第三世界人民，把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给无情地赶走，把新中国的代表给欢迎进来，从此中国以大将出征的风度走进联合国，彻底粉碎了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封锁，中国人以胜利的姿态走向了世界。也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才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上毛泽东的27年，做了那么多的事，他没给中国人留下一分外债和内债。对此，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他综合古今中外历史，经过对比研究，对毛泽东作结论说：“到1976年他去世前，他的政策已经使中国产生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中国实行现代化，具体说来就是工业化有了迅速的发展，公共教育有了较大的增长，公共卫生有了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第二项成就是使国家经济体制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此外，．．．．．．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中国的忠于家庭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忠于整个国家的观念。这种变化尤为显著，因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一直有着特别强的忠于家庭的观念。中国政府还发动了一场反对孔子思想的有力的宣传运动，这场运动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巨人中的巨人》P239）也就是说，后一个27年，正是在毛泽东所创的这个新世界开始的。　　

这后一个27年，是改革开放的27年。也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改革的27年。说起包产到户，早在1961年毛泽东在世时就曾做过试验，大体情况是：1961年3月，“安徽省委做出决定，在全省普遍实行这种形式。因为怕被人误解成是‘单干’，他们把这形式叫做‘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薄回P1079） 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说：“你们试验嘛！”到这年12月，毛泽东告诉他们把“这个办法变过来。”这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做出这样果断的决定，因为这种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一种办法，总结中国历史，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唐朝实行过“均田制”，这对唐初经济恢复，走向强盛，曾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无法得到巩固，结果后来造成的土地兼并则更为严重，所以后来的各朝，再也没有沿袭这种制度。到了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为实行耕者有其田，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得到土地，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的发挥，这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别的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贡献。但全国解放不久，在农村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正是为杜绝这种分化，在农村才加快了走互助合作之路的步伐，才创出了人民公社这种新型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现在再搞包产到户，实际就等于又回到土改时的那种情况了，虽暂时能使农民得到满意，并对当时渡过灾荒能起到立杆见影效果，但却因贫富分化的再发生，很快就会又使农民回到如同旧社会一样的社会，既是如此，就不如宁肯现在咬一下牙，渡过这暂时困难，所以毛泽东做出了坚决不同意的新决定。　　

当安徽省按毛泽东主席指示纠正这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时，遭到一部分高干的强烈反对，如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他认为，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因为‘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出来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实际就是鼓动他们先造舆论。小平说：“不合法的使他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最后毛泽东则进行了严厉批判，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能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薄回P1079一1088）所以包产到户在当时被停止了，可是毛泽东死后，在安徽又兴起了包产到户风，由于毛泽东不在了，没人能再顶住了，终于在1982年以中央一号文件名誉指出：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农调P345）从此这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在“集体”招牌下，走上了合法化。接着在全国推广，并当作“中国农村改革获得了突破性”成功的表现，（农调P151）说这是“中国农民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农调P148）　　

接着对“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也作了相应的改革。这就是把公社撤销了，建起乡或镇政府”，（农调P150）同时，“人民公社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随着这种改制的结束，‘集体经济’名存实亡”。这个改革历时三年，“全国五万六千个公社改制为九万两千个乡镇。”（农调P173）是不是这样就能保住包产到户后的农业一路增产，像邓小平说的那样：“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呢？（P439）实践的回答是：　　

改革之初，农业确实得到了发展，但发展的社会效益还没有能像唐朝的均田制能使唐走向强盛，也没像土改时使农民出现支前的那种劲头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到了一九八九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减少”了，使“农民积极性不高”了，“粮食总产量长期在一九八四年的历史最高水平线下徘徊”。（农调P250）造成“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的速度已是逐年下降”。（农调P342）　　

“各种各样矛盾越积越多，已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粮食的大减产”。（农调P247）　　

“到一九九四年，农民负担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中央政府却在全面推行了国税和地税分税制的改革，．．．．．．．财政收入向上倾斜，而支出却是向下推卸，以至把农村中的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以及民兵训练在内的各项开支，都抛开不管，给了乡镇一级政府的只是政策”。（农调P131）使的“其中的许多费用本来就应该由国家财政支付的，国家财政应给不给”。（农调P336）这改革的结果，有人编顺口溜说：“现在是，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央机关也都只给任务不给经费地相继下达了各自的‘达标’项目”。（P农调P311）县、乡、村要完成这“达标”任务，就不得不动员公检法一起向老百姓要，于是干部们对下成了“要钱、要粮、要命”的“三要”干部。（农调P204）正是为了能要到钱，他们组织了“突击队”，“工作队”，直接到村去要，有的竟发展成了像日本扫荡一样，《中国农村调查》一书中多处说到这种情况，其中一处说：“征收的队伍封锁了王杨庄通往外界所有路口，然后身穿迷彩服的治安员便如狼似虎般地扑向村庄，先后扒得卢淑纪家小麦一千六百多斤、王如袖和王如位两家小麦各四百多斤、王维新家小麦六百多斤、翻走王仕明家准备买化肥追棉花和玉米的现金二百块钱。还在强征蛮收的过程中，打伤村民宋传全和曹玉忠。”（P161）　　

他们还以各种借口私设牢房，非法拘禁，打人骂人，刑讯逼钱，非人待遇，诬陷杀人，使的百姓上访，下跪，自杀，都换不来当官的一个同情。使百姓深深感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了”！（P22）“黑透了。”（P68）他们“终于懂得了什么叫‘推诿’，什么叫‘糊弄’，什么叫‘对人民群众感情麻木’。”（P91）“什么叫‘为富不仁’”，（农调P424）他们层层上访，有的集体赴京，甚至在走投无路时，来到天安门广场，“集体”跪在用革命鲜血染红的国旗下，（P121）沉默。　　

他们把老百姓逼到这一步，却仍然完不成上级派下的任务，于是对上级就只有用假数字进行欺骗，欺骗的结果不但没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甚至还升了官，于是有人对这现实用对联概括说：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联：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编005，4，1，生活方摘第二版）　　

他们对上级的这种欺骗行为所以能获得成功，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吃喝，于是形成了这样的现实：一边是在毛泽东那27年产生出主人公感的广大人民，现在又成为弱势群体，开始吃苦、受罪、受压、受欺，自豪感从此没有了；一边是干部把强收来的民脂民膏用在大吃二喝上，使他们过起“革命小酒天天醉”的生活，也使的整个官场上成了：“为官不怕喝酒难，万盏千杯只等闲“；“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得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最放心”。造成了“吃喝不掏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炫耀，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吃好吃坏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达标’能否升级，‘工作’能否验收，‘关节’能否打通，‘仕途’能否顺利等等必不可少的程序和内容”（P213）。　　

吃的结果，“压根儿就没想到过乡、村两级的欠债”竟成了严重问题。《中国农村调查》这样说：“我们调查了三个乡镇，一个欠债一千三百一十万，一个欠债八百五十万，另一个欠债七百三十一万；相当一些村的欠债也在三四十万。摊到农民头上，人均欠债就是三百元，户均一两千元。”而且成了“带有普遍性”问题，“真让人不寒而栗！” （P209）　　

就因为以上种种原因，使的农村成了“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农调p11）“农民们含着眼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点被掏光了！”（农调p8）“一旦患病，小病强忍，大病等死。”（农调p8）使的“大山里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调p8）“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村出现了。”（农调p15）　　

有次温加宝（任总理前）下乡，进到一个村子，只见“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农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农调P271）　　

面对这现实，城里人不愿再回农村，农民们为了生活，又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形成了打工潮。这打工潮不仅造成农村人才大量外流，加重“农业产业链条在萎缩，经济发展的产业体系难于形成”，而且又使城市大批大批下岗职工加大了就业难度，甚至有的单位使原职工下岗，来雇用廉价的农民工顶替。　　

农民“走进了城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只能寄生在城市的屋檐下。”（农调P418）“城市对亿万打工的农民来说，还不可能是爱的驿站。他们绝大多数人享受到的，只是漂泊的生活和失落的情感。．．．．．．一些人利用政府赋予的职权，对他们吃、拿、卡、要，最让他们寒心的，还是身前身后布满的种种陷阱：没完没了的加班却没有加班费；损害健康乃至危及生命的劳动没有起码的劳动保护设施；许多人常常上当受骗，干了活竟拿不到工资；更有因工负伤、患病、致残，就被一脚踢出门外了事；还有令人心痛地沦为了乞丐、妓女、吸毒贩毒者和犯罪分子．．．．．．”（P423一424）“各地政府管理民工的政策重点，又几乎都只考虑如何把民工管住、管严；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只是防止流动人口犯罪、确保城市的稳定和安全。许多地方甚至把民工视为‘流动人口’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对象，看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对象，并且把责任就交给了公安机关。”（P422一423）　　

看来农民在家的日子没法过，出门之后的日子也很难过。现在农民外出打工，成了像山西当年农民在走西口，虽然他们中也出了几个绝无仅有的富商大贾，今天看来很诱人，听起来也很动听，那却是千百万人在苦难和垂死挣扎路上的侥幸者，不能再让今天的广大农民再走这血泪斑斑的路罢，再当这少数富起来人的陪葬者罢！　　

相比之下，如果在当年公社的体制下，农民用廉价的农产品支援工业的发展；工业在发展中生产下的农业机械，廉价或无偿地支援给农业，使农业走上机械化和现代化，剩余出的劳力，办自己的社队企事业，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经济实力，创办自己的科技和文化。开始只为本社队服务，随着发展，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既促进了全国的各行各业的现代化，同时也缩小和消灭着城乡差别，更不至于出现像现在这样使农民走上流离失所和工人失业之苦的这条路。　　

以上两个二十七年，前一个二十七年，中外人都看到毛泽东确实给人类创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后一个二十七年，目标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这道路“究竟是什么？”（P202）路在何方？理论上没有说清，事实上没有看见，看到的只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镇村两级干部与农民之间的积怨已经太深，党群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农调P274）早被消灭了的社会罪恶，又都死灰复燃，造成“政府改革越深化，农民心里越害怕”的现实（农调P176），结论只能说明：“中国的农村改革，是在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启动的”（农调P343），实践的结果，使的前一个27年所创下的新世界，在后一个27年就又完全恢复成了旧世界，使的农民渴望能“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好好整整这群坏东西。”（农调P116）　　

其实这就是老百姓总结历史得出的结论，就是说，特别被一些高官骂为是极“左”错误的那些内容，现在老百姓经实践验证，它恰恰正是医治社会罪恶的最好灵丹妙药。这是历史的证实，为什么在《毛泽东传》中就不提呢？只能说明《毛泽东传》在这方面说的不是历史的真实。　　

再看外国人又是怎样看待这后一个27年造成的中国现实呢？有一个外国专家说：中国现在“有一个繁荣的‘中产’阶层，人数1亿人”；“中国还有10亿人，并未成为这经济奇迹的一部分，他们是些失业的、或低就业的农民。他们改善生活的唯一希望是透过张家（新暴发户）豪宅的篱笆，偷窥一眼里面的生活，然后，坐等进城打工的儿女寄钱来，支付赡养的费用。” “今日的中国，至多是一个‘中等国家’，其国民人均产值与它的邻居如韩国比，只是小巫，仅与乌克兰相当而已。”“虽然以人口论，中国远不是‘中等国家’，人口与之相当的印度，在技术、武器等方面，已经称雄于全球，20年内超过中国，对印度来说，恐怕不是难事。”说到中国的前途，他说：“它的增长率远不是‘可持久的’，因为它依赖的是象征性的工资、腐败、近于乌有的环保措施，和一个往最好处说是危险的、往最坏处讲是已崩溃（按西方的标准）的金融体系。”“在其他方面，如健康状况、医疗、教育，中国铲除贫困的任务还很艰巨。” “我们还有很多理由，敢打这个赌：中国经济的腾飞是有限度的，终会难以为继。” “中国难成超级大国”，“超级大国的地位固然与经济有关，但也与文化、教育、科学、军事和政治格局有关。”结论是：“古代中国是伟大而灿烂的文明，今天则不是。”也就是说，这后一个27年，在外国人眼里所看到的，也不会给中国的前途带来更大的希望。同时也告诉人们，中国和印度国情很相似，都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基础上在同一个时代建起的国家，都是大国。但在前一个27年，中国人则远远跑在了印度之前，而在后一个27年，中国就大有落在印度之后的危险。　　

以上就是两个27年的概况。　　

当然，在前一个27年，也有过沉重的失败和教训，如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食堂，以及在困难时期发生饿死人的事，还有工作中的浮夸风，共产风等等的，但当时给人的总感受，整个社会却在蒸蒸日上，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困难，却都在克服之中，而且说克服就确实得到了克服。所以当时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信念从未动摇，就像太极图中的阳鱼，虽然眼睛是黑的，象征弊端，但并不影响他一身的阳刚之正气；同时在说明，只要将眼睛盯住弊端，并及时克服，甚至进一步能看到被黑暗遮盖着的未来，做到既及时发现和扶植新生事物，又能防患于未然，他的结局就更会永保一身之正气。而后一个27年，同样为社会也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如对三峡水库的建筑，尽管难度很大，中国人不但建成了，而且建的规模之雄伟，质量之高，为世罕有；再如对道路的建筑，使不少县份出现了村村通汽车的好势头；再看人们的物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改善和提高等等，但从整体看，尤其腐败造成的社会堕落与不公，以及给人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灾难与伤害，虽然早引起中央注意，结果却不但没得到根治，而且越治，反倒越严重了，这就使的人民对共产党由最大的信任而变成了最大的失望，甚至说共产党气数已尽，就这样，虽然做了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就像当年的国民党，他们也并不是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但就是因为他们治不了自身的腐败，结果像秋风扫落叶似地很快被共产党消灭。这就告诉人们，腐败之后的执政党，做的好事再多，也成了太极图上阴鱼的眼睛，虽然透出阳刚之美，却也无法改变和扭转全身阴黑大局；同时也在暗示，只要把眼睛直盯在成绩上，看到的只是成绩，是光明，前途就只能使全身走向黑暗。所以执政党要想提高执政能力，确实构建起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就必须在根治腐败上下硬功夫，这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也是既无法回避又无法顶替的最现实问题。 　　

有些人抓住前一个27年中存在问题与斗争，不是为了克服弊端，而是对毛泽东竭尽丑化贬低之能事，目的就是要否定那一个时代。对此，亲自走过来的老年人多数不服；对没经过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则深受其影响，再结合他们亲眼看到现在的腐败，好象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就很坏，就连他们的老祖宗毛泽东，不用别人说坏，他们自己已经就都说出了，那还有谁再是好人呢？也因此，他们对当年反映革命现实的真实的故事片，教育片，也就认为那都是虚构，是共产党自吹自擂，自我粉饰，自我标榜，愚弄百姓和各取所需的一种手段，因而冷淡，不愿再看。就这样，这类人并不是反革命，却和反革命一样在期盼着共产党早日完结。这种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巨大变化和所发出的呼声，在城市比在农村大，有时表现的还很激烈，这就制造了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最不安定和会成为危机四伏的因素源。出于对党长治久安的负责，并为能找到解决这问题的症结，对两个27年历史的真实，就不得不再作进一步探索。　　

（四）历史的真实　　　

从两个二十七走过来的人们，在当时只见一者说是，一者说非，现在回过头再看，才看到问题的本来面貌。它是在革命取得胜利时，对胜利后建立怎样的国家所产生出的不同主张和这不同主张在长期的明争暗斗中随着时势的演变而形成。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　　

早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已经讲明：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阶段为第二阶段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选P678）。这很快就被他的那些老战友们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著。但到了1949年前后民主革命即将完成和完成之时，一些老战友产生了新想法，当初率先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刘选上P333）的刘少奇，这时他又挺身而出，率先讲“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接着就提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薄：若干回顾P55；56；46）的纲领。显然，这是刘少奇代表党内一部分有功之臣提出了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主张，焦点就是一个要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个要搞私有制。因为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压根就姓公不姓私，所以要搞私有制，也只能打着公有制的招牌搞，或从实用角度说明它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像小平所说：“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邓文选一P206）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行为只是当着一种认识还没有赶上来看待，但也从此在教育这些老战友的问题上大动起脑筋，如在制定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总路线问题上，即消灭私有制的问题上，虽自己早成竹在胸，但还要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想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于是就趁刘少奇率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委托他向斯大林征求一下意见，斯大林很快作出回答说：“你们的想法是对的。······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这结果对毛泽东是最理想不过的，因为刘少奇当着斯大林的面聆听到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肯定，这不但使刘少奇直接受到很大教育，而且会使全体老战友都受到很大教育。但从后来实践的证明，他们并没有从心底深处得到解决，而是开始了漫长的合法斗争。比如，“他们要言论自由”（毛泽东传P997），因为有了这个自由，他们就可以公开批评和指斥公有制的行为，后来的事实也正是这样，他们站在私有化的立场上，对公有化的行为，总是看的什么都不顺眼，说他们这也“左“了，那也“左”了，按既定计划提前完成的事说成是行为上“左”的表现；把没完成原定指标的事说成是定指标就犯了“左”倾错误的表现；对“左“倾行为作了纠正后，还要批评说纠正的不彻底，总之没有一处对，只有达到能使他们合理合法搞起私有制才算对。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反“左”的会，结果反起了右，原因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些人为了达到“彻底”纠“左”的目的，把没有解决和新出现的问题，统统都说成是“左“的行为所造成，而且来势凶猛，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所以他们对纠“左”中取得的成绩就“看不到”，也“看不进去”（毛泽东传P997）；把响应毛泽东号召，率领亿万人民，大干快上，“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的干部，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尽管这些人对工作中的错误“做了多少次检讨”，他们同样“听不进去”。只要是错误，一旦抓住，就大力宣扬，造成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之势后，来个全盘否定，搞的这些人抬不起头来，就会使的毛泽东搞公有化的主张再没人搞了，以此来达到他们搞私有制的目的。毛泽东自然认为这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既然如此，那当初还革人家蒋介石的命干什么？这样做了，又怎样向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而牺牲了的千百万革命先烈交账？这种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干着资本主义的事，这不就等于在充当工贼、叛徒、内奸吗？不是成了世上最大的骗子吗？不用说共产党的使命不允许这样做，就单从中国民族道德说，这种言行不一，都是最没品质，最令人痛恶的，可是他们采取了“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战略战术，非要逼毛泽东就范不可，本来毛泽东是想 “硬着头皮顶住”（毛泽东传P984），本不想反击，可是从现在看再也顶不住了，这才下了反击的决心。可是反击，这可不是当年对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而是对准了自己的老战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经过深思熟虑，最后才做出反击的决定，而且决定一旦做出，就会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将出征气概，使人感到震惊。他说：“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P998）指出：“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P1002一1003）因此就要和当年对国民党斗争一样，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P985）的原则。而且下决心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毛泽东传P986）　　

毛泽东这样说，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内容，产生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而对夺取政权后的预料就很难做到准确，毛泽东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经过实践，生产资料公有化完成之后很多矛盾并不像书上所预料的那样，正是为解决旧有的和新出来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及时总结经验，相继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著。而且努力实践。结果还是使一些问题照旧不能得到解决，而且还要激化，像右派对党的激烈进攻和党内这次在庐山的大斗争就是这样。这一切的一切，问题到底出在那里呢？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毛泽东认识到这原因就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化之后，“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发生在党内的原因，也正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再加上有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总之，看来只是这一两代人的问题了，所以毛泽东这时说，斗“二十年”到“半个世纪”，“斗争才会止息”，（P1003）这虽是经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也只是对这问题研究认识的开始，并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在这里讲这个问题，主要是想“大喝一声”，告诉他们：“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P1004）就是说，要叫这些老战友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从而迅速达到改正的目的。　　

也正是从这个目的出发，所以又怕其他老战友们抓住他们的问题不放，往死里整他们，于是又为他们开脱说：中国革命分“两个阶段，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些同志，他们是为了参加那个（民主）阶段而参加共产党的。对于第二个阶段，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没有精神准备。”“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过好事．．．．．．他们也有革命的一个侧面。” “希望同志们回去传达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不要抹杀他们的好处的一面。” （P1007；1008）　　

但后来的实践告诉人们，有些人实际是改不了，每当工作中出现缺点、错误和困难，他们就要当作实现私有制的最好时机。如在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因为这是在最困难的时期召开，他们就又开始了向毛泽东创建公有制的行为发动了更为强烈的攻击，结果被毛泽东发现后，巧妙地给粉碎了。　　　　　　　　

事情是这样的，像七千人这样空前的大会，按照预定议程，第一项就是听取刘少奇的报告，报告是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起草，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十点钟毛泽东才看了报告的前两部分，第三部分还没有看，毛泽东说：“须要看第二遍，”但时间来不及了，于是毛泽东把邓小平等人找来商量，“决定将报告立即印发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三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发表。”（P1191一1192）讨论结果引起争论，这时毛泽东“主张成立起草委员会。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确的不能推翻。”（P1193）当大会开始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另作发挥和说明”，让他作“口头报告”，报告提纲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当他在作口头报告中，说到经济困难造成的原因时，他说： “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还有一条，就是一九五八年以来人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他借农民口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P1195）以上事实说明：　　

1，这是一个空前未有过的大会，主报告的主要内容，应预先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后再起草，实际并没请示；报告草成之后，本应给毛泽东主席留有足够审阅修改的时间，结果也没给。　　

2，毛泽东说：“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说明毛泽东已经看出他们要把大会引向一个“不合理”，“不是真理”的方向上去，当然这是不能允许的。　　

3，他们起草前不请示，起草后又不给充足审阅修改时间，看来就是要用时间紧迫作借口，尽力把毛泽东置之局外或半局外，毛泽东提出先向大家“征求意见”，这一下，就打乱了他们的全部计划安排　　

4，刘少奇在这样的大会上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看来就是急不可待地要把大会引向只说缺点和错误的路上，把这几年辛苦搞公有制的成果，都说成一塌糊涂，证明搞公有制不合中国的国情，以此来达到他搞私有制的目的。而且是赤膊上阵，可见这场斗争激烈之程度。　　

这个大会历时近一个月，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鼓励大家把话说完，会上可以指名道姓批评，“包括对毛泽东的指名批评”（P1206）,一定要把问题揭尽揭透，操祖宗骂娘都可以。但两人的出发点则各不相同，毛泽东盼把问题揭透，是为了找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巩固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设；刘少奇盼把问题揭透，是要证明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合中国的国情，是为了说明毛泽东搞公有制错了，证明他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来搞私有制是正确的。会议开的结果，使毛泽东达到了预想的目的，使大会成了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广泛，最民主，也最深刻，全面而彻底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建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使大会开成了振奋精神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会后，使全国上下很快都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克服和战胜经济困难的斗争中去。　　

刘少奇在会上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一不作二不休，会后在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后，刘少奇不止一次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说：“中央（七千人）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P1208）这时他不会用彭真指出的事实真相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增长了一倍”来鼓励大家为克服目前困难而奋斗。而是带头只是大讲困难，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将几年来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一一列出”，（P1213）说：“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P1216）到了五月份，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P1218）实际这是在七千人大会后，他们另搞了一套。就是要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用于证明59年庐山会议反右反错了，应该为庐山“受害”人翻案，说明搞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不行，应搞他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私有制。同时掀起了搞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单干风，而且“越到上层风越大”。（P1241）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P1234）　　

这时的情况，最易形成一方把灾难说轻，一方尽力说重，但到底是怎样？我们看一下外国人当时来中国的亲身感受就可以知道。1960一1961年，这正是中国最困难的要命时期，二次世界大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两次来访，他对当时中国的印象是：“毛泽东建设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P1078） “中国革命已经十二年了，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P1172一1173）。这外国人以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的身份，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和所产生的感受，实际驳斥了刘少奇他们另搞一套的种种说法。而毛泽东这时，却没有用言词直接反驳，而是走出办公室，他周游了全国一遍，直接在下面指导怎样战胜困难，当看到农村的形势比预料要好得多时，就建议刘少奇他们去找原灾情严重的河南、山东等省的同志多谈谈，要他们“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P1232）在事实面前，在七月份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不得不说：“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产了。．．．．．．．”（P1244）这就使的他发动起的这场进攻走向了不攻自破的结局。　　

这实践的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他们认为八年才能做到的事，甚至他们认为最快的做法也得四年才能做到，毛泽东一年就做到了。说明毛泽东比他们优出4－8年。这就是差距。可别小看这4－8年的差距，因为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军才用了八年，而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却只用了三年。　　

经这埸斗争，毛泽东完全看出了刘的目的，于是针对他们掀起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的种种说法，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P1255)针对“漆黑一团”论和“单干风”说：“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P1242） “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些，尤其是灾区越好。”（P1244）关于应该怎样看待这问题，毛泽东画龙点睛地指出：“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P1249） 要“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P1251）　　

显然这阶级斗争的新内容，是继庐山会议上提出党内阶级斗争的深化和发展。　　

八届十中全会上，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的新思想，当然刘少奇也接受了。正是在这新思想的指导下，会后在全国搞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各地送来的材料中，毛泽东得出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结论，说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了“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薄回下P1128一1129）说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因此斗争的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至于斗争从何处下手，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诗句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P1370）得出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P1368），因为“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P1393）。可刘少奇这时则坚持说运动主要是解决“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P1371）毛泽东不同意，因为清与不清，“历代就有这个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也说明不出这到底是指什么性质的问题。归根是解决不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不解决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问题。　　

这埸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到12月28日这天，毛泽东自己又拿着《党章》和《宪法》说：“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薄回P1131）　　

看来从毛泽东由一线退居二线后，刘少奇他们在一线，打着毛泽东旗帜，可不再按毛泽东意图办事了，压的毛泽东才从心底迸发出这些话。　　

面对这现实，毛泽东的苦衷向谁说呢？他私下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P1389一1390）　　

但同时，毛泽东也认识到，解决这问题，没有一场更大的风暴是解决不了的。他总结以往经验说：“过去我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为了“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P1469）这才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了自己整自己队伍内部的坚持搞私有制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群众性的大运动，即搞起重点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从人类有史以来的几千年，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归根都集中在官治民上，唯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创了民治官的尝试。归根是要不要解决不再使官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不再“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共产党人要想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就只能是空话，是欺骗。　　

正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抓紧有生之年在做最后的努力。但怎样就能达到目的，却是要通过运动在逐步摸索。在这点上是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的。所以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原有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东西一旦成为阻力，就都会被当作“封、资、修”的旧事物，包括公、检、法在内，都要进行大揭大批，而作了大官的，“就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毛传P1770），就要极力维护那旧秩序，所以这些官就成了被整的对象。因此文化大革命对这些官和站在这些官的立场上的人来说，对他们就成了千古“浩劫”，也就被他们骂成十恶不赦的极“左”行为。就像民主革命初期的农民运动，被那些老绅土，革命队伍中的右派骂成“糟得很”的道理一样。　　

但若站在建立社会主义创新的立场上，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把压制群众的一切框框都去了，因此也被人攻为是在搞无政府主义，说毛泽东把时代搞乱了，可是毛泽东说：“不让它乱，．．．．．．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P1509）只有暴露，才能一次又一次产生出预想不到的事，也才能从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要一次一次地进行大发动来达到一次又一次的大观察、大探索、大试验、大破大立，再大破大立，所以斗、批、改贯穿始终，一心想找出一个“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P1391）的一劳永逸的好办法；也使人从中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虽给人们的平等奠定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但天下官民的平等还有一个权的问题。因为天下没官不行，有了官没权也不成。官也是人，七情六欲都有，但这情欲的大小，则是因条件的不同而不同。官有了权，就成了情欲膨胀的条件。不是官想使自己的情欲膨胀，而是情欲逼的官不得不利用手中权力来满足这情欲的需要。这一点单靠官自身的修养和觉悟是无法战胜的。为什么官会成为官僚主义者阶级，问题就出在这里。　　

就是说，生产资料公有化解决之后，并不能解决人的情和欲的发展，而官则具备了在这方面比一般人发展更快的条件，而且权力越大，这条件就越具备，发展也就越快。反过来官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毛泽东找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要过七八年来一次大规模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群众大运动。用这样的办法，来帮助和强制官来迅速克服正在膨胀或已经膨胀的情和欲。同时在运动中，使群众自己也受到教育，达到自己解放自己的目的。或许这样斗上几十年或几百年，使阶级斗争的内容不再那么明显了，或消灭了，即进入到共产主义，但毛泽东指出，即使到这时，斗争照样不能消灭，但它变成了其它名堂的斗争。　　

由上可知，毛泽东新的阶级斗争之说，主要是针对官变的问题，尤其是大官，所以有些大官就最恨毛泽东，也最怕毛泽东的这一学说，所以一旦掌了权，就要以百倍的仇恨，非要彻底批臭和彻底否定不可。可毛泽东正是在这阶级斗争思想指导下，创出民审官，民选官，民治官的办法，才达到了不再使官因腐败而害民，也不使官因腐败而犯罪，才使官真正能“把官架子放下”，做到以“平等待人”，（P1508）同时使群众受到教育，从而实现天下没剥削，没压迫，无仇杀，人人平等，大家都过上各尽所能，由按劳分配，向按需所取的时代发展。　　

毛泽东生前所创建起的那个社会，就是为实现这样的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是经过大胆地闯才创出的这条新路，而且经过他的实践已经证实是完全行得通的路。　　

但当毛泽东死后，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实际又实现了私有化，又回到和旧社会一样的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呢？问题发生的症结到底在何处呢？

　　　　　　（五）症结所在　　

再以毛泽东的一身奋斗来看这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何处。　　

有人说毛泽东最后变的太专制太独裁了，其实毛泽东从他青少年开始，他就很有独见，一有机会，就独来独往为实现自己的独见而奋斗。一旦谋定，动起来之后，只有他说服别人，没有别人能说服他的。当他说服不了别人的时候，别人自然就骂他专制、独裁，结果，他革命了一路，胜利了一路，则被人这样骂了一路。不用说他在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是怎样挨骂了，就从第二次国内大革命开始后，他为革命每迈出一步，总是被人骂为那是他专制、独裁的杰作，举例说罢：“八一南昌”起义后，他领导秋收起义的队伍不跟着大家去攻打大城市，而是上了井冈山，到了穷乡僻壤地方，搞起什么以农村包围城市了，照这样做下去，那一天才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呢？革命的前途太渺茫了，而且谁的话他也不听，一定要这样干下去，这怎能不叫人骂他“专制”“独裁”呢！有的人真是恨死他，甚至恨到入木三分地步，把党内对他的处分都要说成是开除了党籍。然而正是骂他最凶的当权者在一次又一次攻打大城市的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了惨败，到最后连立足之地都没了，才不得不向毛泽东在农村开辟出的革命根据地靠拢，直到这时他们的骂声才渐渐住嘴。接着在保卫和扩大这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认定游击战和运动战是最好的战法，可是又有人说这是 “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不接受，于是有的人又开始感到他专制独裁了，结果不但骂的更凶，而且还在党内进行了最残酷斗争，直到夺了他的全部军权，即使是这样他也绝不见风使舵，改变自己的行为。结果又正是骂他的人在接过由他亲手创建的有二十余县连在一起，有二百五十多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很快丢掉了，在逃跑的路上，经湘江一役，“伤掉了”“元气”（新长征p167），直到这时，又正是那些骂他最凶的一些人中的人挺身而出，改口赞成他，成为他出来再掌兵权最力的支持者。当时蒋介石“直接、间接投入在用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上的兵力至少在50万到70万人之间，并且各部防之间形成了一个衔接紧密的整体。”（新长征下p52）毛泽东接过这“伤掉元气”（大约还有不足三万人）的中央红军，面对这样的强敌，采取了兜大圈子的机动作战方针，经过“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才摆脱”了蒋介石的这种重兵围困。（新长征下p129）从此，原有的骂声少了，可新的骂声又在等着，这就是渡过大渡河到四川西部在和四方面军会师后，从此把军队带到何处去？毛泽东提出北上，张国焘提出西进或南下，毛泽东坚决不接受，张国焘又坚决反对，并密令亲信对毛泽东“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新长征p320），这个密令被泄之后还没等得他们下手之前，毛泽东就带了所能带的8千人秘密走出虎口，以至于闹到使张国焘以成立新的党中央的名誉，采用“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新长征下p347）的程度，来反对毛泽东。毛泽东仍没改自己的主张，结果毛泽东到了陕北，很快就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而张国焘当时所带的八万大军，（新长征p344）结果则被敌人打的损兵折将无处存身，这时才不得不取消了他的“中央”，也走上北上的路，来追随毛泽东。从此这骂声虽然小了，但紧接着又来了更大的骂声，这就是到陕北后，在和蒋介石怎样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主张要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王明从苏联回来，仰仗从苏联回国的特殊身份，指出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正是斯大林所最恨的托派他们的主张，只能起破坏统一战线的作用，并提出自己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不接受，以至于闹到使毛泽东自己都感到自己孤立到“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名人谈毛p38）的地步，因为出了他所住的窑洞再没人听他的话，但毛泽东仍不改自己的主张，并竭尽全力说服大家来实现自己的主张，但到后来，正是那些不听毛泽东主张的人，如新四军的领导项英，他受“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张的影响，结果使新四军在国民党军的暗算下遭到国民党军所给的毁灭性歼击，直到这时，人们才更加茅塞顿开，深感如果不是毛泽东，自己也会遭到像项英领导的新四军那样，不是战死疆场，也会成为俘虏，从此才结束了在打天下问题上骂毛泽东的时代，也才使中国共产党走出了自身的“错误、迷茫，走向成熟，走向独立，走向团结，走向壮大”，走向胜利。由此看来，这个结束，不是只凭毛泽东的说理改变的，而是敌人打的他们不得不改变时才改变的。对此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我不怕蒋介石，就怕自己人。”（新长征下p213）从此那些怨恨毛泽东的人，开始感激毛泽东，从心眼里感到是毛泽东拯救了革命，也拯救了自己，不但使自己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成为敌人俘虏，而且在全国解放后，成了革命的功臣，受到人民的尊重。但也有少数人，像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因为他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时，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军队受到严重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受到严重批评，结果在他临死的前一年，出版了他的《中国纪事》，还在骂毛泽东（新长征p278）。再如王明，在中国骂的没人听了，又跑到苏联去骂，最后死在苏联。但他们这些人再怎样骂，总归是小鱼掀不起大浪了，更多的人则由骂变成赞，好像以前骂毛泽东，恨毛泽东的事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发生了，那也仅仅是个别人的事，而自己却全然以功臣自居，过去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现在胜利了，我及家人自然该享受了，我不享受这胜利成果，谁还再有资格享受呢？但根据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要消灭私有制，不再走 “一家富贵千家怨“的老路，可这就和这些功臣们急待在胜利后享受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尖锐矛盾与斗争，刘少奇的“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这一建国方略就代表了这些有功之臣多数人的想法，而毛泽东则以超人的毅力和才干，和他们既讲理，又斗争，终於建起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因为这样，在打天下时骂毛泽东右，到治天下时就骂起“左”了。　　

到底谁正确？因为治天下时没了敌人对错误者的直接消灭和教育，实际也就失去了对不同意（政）见实行最公正最无私的裁决者，从而就最易形成“不悔自己无见识，却将丑语抵他人”局面，形成只要有了权，腐败了也铮铮有理，而且谁都对他无可奈何，因此也就只有一直腐败下去，直到人民在忍无可忍时起来用暴力推翻，造成和回到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谁都不能超越的兴败更替的周期规律上。由此可知，在和平的治天下时期，建立对党内不同政见实行最公正最无私的裁决制，就成了解决党和国家只兴不衰的最大关键与症结。　　

然而这最公正的裁决制应该是怎样的呢？这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体制。　　

（六）对新体制设想　　

怎样才能创出常盛不衰的和谐社会的新体制？这可以从总结历史上的各种制度的体制中得到回答。　　

1，先看父传子家天下的皇权制，他的最大缺点是传子不传贤；最大优点，是老皇帝发现政权出现腐败，怕到儿子时丢失江山，因此他会竭尽全力在他手中尽快解决。　　

2，再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君主立宪和多党（其实是资产阶级一党的多派）竞争制，它们的特点，就是在宪法之内允许不同政见者展开激烈竞争，最后由代表众意的机关来裁决谁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就由谁来执政。它的优点，就是传贤不传子，通过竞争，既便利发现人才，又可抑制竞争者（往往是上层人物）的腐败。最大缺点，竞争的各方，都是嘴上说的好，实际能否在实践中成为现实，那就成了另一回事。　　

3，社会主义采用的实际是无产阶级的一党一派执政制，这种制度，领袖的更替，往往靠前任的推荐，选举只是一种形式，但这比父传子要好得多，但不及多党或多派的竞选制更易发现人才。还有一大缺点，就是任职到期了，在没希望连任时，最易把难题留给下任去解决，就这点而言，反不如父传子的皇权制。　　

4，建立中央代表大会下的“分店制”。“分店制”这是毛泽东说的，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有分店，但这分店应该怎样开，毛泽东还没来得及探索，就已离世而去，这个任务就留给了后人。根据毛泽东当时说的情况，这个分店大概应这样开，就是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对党内不同派别的政治主张，可经中央党代表大会认真讨论和批准，给他一块领地，除完成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对国家应尽的同等义务外，对内不受中央现行政策干预，他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搞他自己的那一套。但这要预先拿出计划，比如说搞几年，达到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步骤和办法，都要具体，到时可以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汇报，代表们到时要实地参观和验收，背离计划而又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就应受到相应的批评或制裁，如果按预定计划，代表大会多数认为实践的效果比中央现行政策更好，下届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做法就可由它取而代之；组阁名单，也应由他们提名组成，以保证他们实施的方针政策能得到顺利和有效贯彻。如果经验收，多数代表觉得虽大有可取之处，但还不能取代现届中央的现行方针政策，可让它吸取其他各分店及中央现行政策和做法的长处，结合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作出新的规划，再经中央党代表大会通过，这个分店可以继续开下去，没通过的，撤销。对中央的现行制度和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它同样可以在实施中吸取各分店的长处来克服自己短处，来发展自己，但也要拿出计划，经代表大会批准。不同的分店可以同时开几个，它们和中央在实践中展开激烈而平等竞争，这个竞争是全方位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竞争与发展，可以像当年中苏大辩论那样；对治国方略方针的竞争，可如同多党制国家的多党竞争那样。但在外交上，不能突破中央现行政策，必要时，可经现届中央同意，以保持国家对外的一致性。在战争问题上，同样要服从现届中央，必要时各分店可暂停竞争，不准另搞一套，等战争过后再恢复这正常的竞争。　　

这分店制至少有以下特点：　　

1，它是总结党自身历史发展的产物，因为在打天下时，共产党实际就是通过自己内部不断出现的不同派别所开分店的争斗才最后走向和谐，走向胜利的。具体说，当共产党成立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失败，并因此被撤销中央总书记职务，但他本人不服，与彭述之等人组织了小集团，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总书记，实际首开了共产党的分店，结果被中央开除出党。当他看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在敌人统治的薄弱的农村建起革命根据地时，他很赞扬，说这根据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说明他仍站在党的立场上行事，并没叛党，而党则把他开除了。正因为他还站在共产党立场上行事，所以他被国民党逮捕了，直到1937年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释放政治犯中才出狱，当时“蒋介石试图劝说他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与中共对抗，但遭到拒绝。同时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坚决拥护抗日统一战线，希望重新为党工作。”（对手P83）说明他主动撤销了他所开的那个分店，主动向他认为的正确者靠拢，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慕权势，一心为主义而争的坦荡胸怀。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这行为表示欢迎，并派周恩来和董必武到武汉和他谈话，只因王明这时从苏联回国后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坚决反对而终止。再说陈独秀之后的党中央，从南昌起义开始，就走上了武装夺权之路，但怎样就能夺得政权，中央在当时一直把矛头瞄准大城市，可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则另辟蹊径，他不去攻打大城市，而是到了井冈山，实际也开了个分店，走上自己独创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之路，这就是反对派说他“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毛之谜P397）的行为，并因此遭到最残酷打击，几起几落，结果中央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证明了毛泽东这个分店所推行的路线最正确，因此从遵义会议之后，这个分店的路线开始走向主店的路线。接着张国焘反对，他公开开起自称是中央的大店，与毛泽东的主店相对抗，结果因他在对敌斗争中的失败和在同志们的反对下，最后不得不撤销了他那个店，虽然他本人后来走上投敌叛变之路，但他所领导的四方面军则全部向正确的毛泽东靠拢。到抗日开始后，王明到武汉实际也开了一个分店，结果受他影响的新四军遭到惨败，惨败后重建起的新四军，就使的他的这个分店不复存在了。从此才使的共产党由多派的争斗走向了统一，在打天下问题上，没人再开分店了。也就是从这时起，经党的七大到八大这大约十多年的时间，党内才真正出现了和谐的时代，也才在解放区，在全国解放后使共产党所建的社会，成了历史上最和谐的社会，也才使的共产党在打天下问题上很快获得成功。说明这和谐与胜利的产生正是通过这客观存在着的各分店的争斗才取得的。但这种斗争，在过去是自发的，不仅斗的很残酷，而且时间特长，相比之下，和谐的时间就太短了。从这个角度讲，建立长期和谐社会就成了不可能的事。但若把这种客观存在的多派竞争变成一种制度，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不合法走向合法，由党来统一驾驭，把它的副作用减到最小或没有，相比之下，就会成为一种和谐的竞争。再说，原来的竞争因为是不自觉的，所以只能是垂直进行，就是说只能把你推下去我才能上场，又常常是没完没了的这样反复，最后党才能找到最正确者，现在把这寻找最正确的过程自觉地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让全党同志对他们的实践结果进行比较、鉴别和选择，这既大大节约了选找最正确的时间，又大大加强了透明度，同时克服了党内不同派别争斗的那种甚至胜过对敌斗争的残酷性。由此可知，这分店制正是党走向和谐，走向常盛不衰和加快自己发展的一种好体制。　　

2，中央和各分店在竞争中的错与对，好与坏，不再是谁权大谁说了算，而是由全国党代会的多数代表说了算，从这点上看，党代会权威最大，它掌握着各派的“生死存亡”大权，但却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具体到每一个代表就没有这个权威了，除了他原任职务之外，也不另加什么新的官衔，所以也就不会形成什么官僚主义者阶级。但他们集中起来，用举手或投票方式，就能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就如一滴水，汇入大海，就有惊涛骇浪之力，回到大地，连一根久旱的小草也难救活，这就使它失去了高傲和特殊的条件，回到百姓中，他就能和普通百姓一样。当执政者怕自己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而被打倒，就可采用毛泽东的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保住自己官员的永远为人民服务的本色。同时这里也提出问题，就是这个代表大会的群体，能否真正站在工农立场上裁决是非，这就涉及到这群体的成份问题，为保证这群体能永远代表工农利益，就只有让不脱产的，群众选举出的德才超群的普通工人和农民来当代表，而且要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才行。只有这样，工农才会真正成为国家的“老板”，而国家的一切工作人员，就成了被工农所“雇用”的人，也必然甘受工农所役使，从而才有可能彻底结束官压民的时代。　　

3，这分店制，实际是一党多派竞争制。它解决了现行民主集中制难于解决的两大难题：　　

A，因为真理总是从少数人先开始，如果采取现行民主集中制中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真理刚出现就会被多数人否定而扼杀在摇篮里。如果实行分店制，让他开个分店，这就给它创造了发展机遇。甚至可以批准年轻的大学生开这样的分店。他们敢想，敢闯，最少保守，这就保证了国家可以永远处在朝气蓬勃的发展中，克服老气横秋局面的产生。　　

B，解决了国家领导人最难解决的难题，因为作为国家领袖，一定会有自己的独见，而当上领袖必然要为实现这独见而奋斗，可是持不同政见者要求接受他的主张，不接受就骂专制独裁，若只是接受他们的意见，岂不成了傀儡？若有了分店制，让不同政见者开个分店，让他和自己展开平等竞争，实践证明他们搞的更好，就像当年的毛泽东，说明真理就在他手中，自己就向他靠拢；若他们搞的不如自己，就像当年张国焘分裂后那样，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自然会向自己靠拢，从而达到集中。这种集中完全是在民主实践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集中，也只有这样的民主与集中，才能真正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所以说，这种分店制，它是对党的原有民主集中制的继承和发展。原有的民主集中制的内容产生于战争年代，实用于一党一派的集思广益和凝聚全党之力以攻击敌人，而且效果很好，现在把它发展到实用多派竞争上，就弥补了在和平建国时期它的不足，解决了这个时期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在各派之内，它仍是集中全力完成自己使命的最好制度。　　

4，把国家领袖的产生与更替，完全置于实践的竞争中，这既大大便利了把既有谋略，又有实践才干的人及早推举到领袖地位，又避免了把国家交给只会纸上谈兵或只会挑眼而不会实践的人而造成的祸患的产生。　　

5，和最理想的尧舜禅让制相比，尧舜对自己接班人的选择，第一出自公心，第二放在实践中考察。分店制就继承了这些优点。但禅让制在实践中的考察，主要是领袖自己，裁决时虽广征意见，但最后还是领袖自己说了算，这就产生了因不容易考察全面而造成政治投机者对领袖的蒙骗，又容易产生以领袖的好恶代替人民的好恶，分店制正好就克服了这两大弊端。　　

6，用这种民主竞争式解决党内的分歧，比用压制性的批判式在实际效果上要好得多，比如当年在农村建立赤脚医生制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反对意见，说农民就不需要洋医生了吗？这话在当时可以说是真说到农民心坎上的话。如果采用分店制，当时就给邓小平一块领地，让他搞像他后来搞的这一套，搞的结果不但使农民没有得到洋医生，而且连赤脚医生都没了，就是说没量下米，结果连口袋都丢了，这就不用再搞什么大批判，事实就证明毛泽东最正确。但在当时因为没建起分店制，而是采取了压制性的批判式，尽管说的都是理，但给人们的感觉则是毛泽东在以权压人，不但没有解决了分歧，反使分歧在暗中走向扩大，即得到群众在内心上对小平的同情、支持和拥护。所以人们一度欢呼邓小平出来主政。当邓小平真出来主政了，人们连忙问候：“小平您好？”但小平主政不久，人们就发现问题严重，马上又规劝说：“小平您真糊涂。”可是已经晚了，不仅挽救不了时局，而且受到最残酷镇压。如果当时就建起分店制，这种后果就不可能发生。在这里不是那个人的问题，因为任何人提出自己的独特意见，都是认为自己正确才提出，才坚持，若把他压下去，他和他的信任者就都会不服，如果经过实践，事实证明不及他人，自然也就使人们不再信任和支持了，即使他本人不服，也就小鱼掀不起大浪了。看来中国人倒霉就倒在没有建起这样一个好的体制上。　　

7,一党一派执政制解决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往往采取加大宣传和法制力度的办法来解决，实际就是说，一切都是我的对，不对也是对，因此你必须服从我。所谓宣传就是我对你的解说、规劝加通知，再不服从就治你的罪，就砍你的头。这种做法的前提，就是把自己放在绝对正确的地位上，始终认为“天下皆醉我独醒”。可是执政者没有了这一气概和特点，又怎能建起必胜的信念来领导大家共同奋斗呢？从这个角度讲，这就又成了掌权者和能成就一番事业者在创业时都必不可少的勇气和做法。但问题是，当掌权者走到 “天下皆醒我独醉”时又该怎么办呢？而且醉汉的特点就是越醉越认为不醉，到了这时，他明明在指鹿为马，在说“醉”话，在做“醉”事，可是谁要敢揭明这真相，他就一定要治谁的罪，这时的宣传和法制实际就成了帮助“醉汉”做“醉”事的工具，同时说明，势到如此，法制再健全，也只能给已经“醉”了的掌权者在做“醉”事时起到保驾护航和稳定因“醉”而给社会带来病态的现状，而不能给百姓起到改变这不好现实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要改变这不好的现实，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改朝换代”的早日到来上。若建起分店制，一旦当政者出现“天下皆醒我独醉”的趋向，就会被百姓公认的“天下皆醉我独醒”者及时取代，由此可知，这分店制就成了人民纠正掌权者造成失误还不知觉在制度上的保证。而且在观念上会使人们发生一大变化，就是说，以前把改变不好现实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通过造反来实现改朝换代上，而现在就不同了，人们完全可以寄托在代表大会的和平竞选上，这种观念的转变，本身就是一种走向和谐和巩固和谐社会的表现。　　

8，前文说到太极图上的阳鱼，它的眼睛是黑的，在启示人们要懂得：“只要将眼睛盯住弊端，并及时克服，他的结局就会永保一身之正气”。其实这道理人们早懂得，就是在实践中做不到，尤其是掌权者在得胜的大势下，虽然嘴上在这时对此理甚至喊的很激昂，阐述的更精美，但在内心上却总是乐滋滋的，实际早进入高枕无忧中，常常会把别人的批评当作不善，于是就招来对自己只说“好”不说“坏”的吹捧者，从而变成像太极图上的阴鱼，“把眼睛直盯在成绩上”，让人说成绩，说光明，结局就只能“使全身走向黑暗”。若实行分店制，反对派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它的实践来证实掌权者的错误和不对，并以此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因此这就使掌权者不得不感到自己处在如履薄冰的危境中，所以也就再不会高枕无忧起来。就是说，这制度就逼的掌权者不得不随时随地将“眼睛盯住弊端”，而且一旦发现自己决策有弊端，就一定设法纠正在反对派证实之前，不然就会被反对派在选举中达到取而代之的可能，也正因为这分店制能使决策者做到及时发现和克服决策中的失误，所以也才能真正构建起一个长盛不衰的和谐社会。要知道，社会不和谐的起因常常是当官的所作所为不得民心，而这一切又取决于大官决策和实践办法的失误，而分店制就正好能促使决策者对自己的失误及时得到发现和克服，因此这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产生社会不和谐的根源。所以这分店制的建立，就成了构建和谐社会在构建上的具体体现。　　

9，党章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走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等等。到底执政者是不是真是这样做的，做的效果如何？实行一党一派执政制，结果只能是谁掌了权，谁就把自己的行为自封为是这样做的最好者，即使在实践中违反了马列的基本原理与党章，却又会强词夺理地解释成是对马列的新发展，成为马列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这样一来，违反党章本是犯罪，结果反成了功臣，可是大家并不认同，而是认为这是在颠倒是非，是在指鹿为马，是对党意和民意的强奸，若真出现这现实，党再怎样强调团结和统一，即使组织上还没出现分裂，思想上实际早成一盘散沙，使自己事业的发展也必然成为断源之水，没了后劲，从此共产党当年的那种虎气也就荡然无从，中国人站起来的豪气也同时消失尽光。实际这就成了自己削弱自己，自我走向崩溃的致命源，即成了助长反共势力发展和成功的最力行为。若实行分店制，各店都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下，都是为党章中规定的目标在努力奋斗，结果到底谁做的最名符其实，成绩最突出，最具有创造性，最后由党代会的多数代表说了算。因为这结论是由党代表的多数下的，自然代表了全党多数人的认识。这认识上的统一，党的团结自然会得到加强，而且避免了许多弯路，因此就会加快党的事业的发展。当成绩突出了，世界人民向中国人学习的声浪自然会一浪高过一浪，到那时，就再不是中国人只知道去和外国的东西“接轨”了，这样，中国人的自豪感自然又会与日俱增，同时也就使反共势力失去市场，其结局也必然是不攻自垮。由此可知，党实行一派执政制，形式上看来是高度的统一和团结，是为了集中力量发展党的事业，实际效果则是在分裂，在影响着这个发展；而多派竞争的分店制，从形式上看好象是分裂，但结局则是统一和团结，是把党的事业永远置于像春天百花竞开的时代，像大自然一样：一花独放不为春，千紫万红才是春。　　

10．一党一派执政制把群众对自己的不满和自己的不成功，往往会归罪在反对派的“捣乱”上，因此必然会把反对派当作敌人来镇压。尽管各派都标榜自己怎样的正确，但在百姓眼里却都是一些争权夺利之徒，这就使的不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站在党的立场上，结果就都成了失败者，像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对斯大林的打击与否定，结果不仅使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瓦解，也使苏联走向垮台；在中国，也因对毛泽东的某种否定而使全国和全党失去凝聚力，同时给资本主义打击社会主义造成最致命和最能获胜的机会。所以现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走进低谷，不能证明资本主义就比社会主义好，只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体制还不健全，因此应加速在体制上下功夫，不应在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上作文章。而分店制实际从体制上就解决了这问题，因为分店制不再把反对派放在敌对的地位上，而是放在和自己平等竞争的地位上。这样，自己的下台，实际就不再是反对派捣乱的结果，而是自己不及人家的结果，这自然就没了和反对派的那种敌对情绪，至少会大大减少。这不但避免了“窝内斗”不应有的内耗，而且把那种内耗改变成了积极向上的竞争力量。也就是说，这分店制就把一党一派执政制下的不同派别的生死搏斗变成了相互激励、共同创业、和共同求发展的力量泉源。当然，站在各派自己的立场上，虽然仍有成功与否之别，但站在党的立场上，却都成了成功者，因为百姓在实践中会感到，他们争斗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为了实现早日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所以人民会感到共产党真无私，也真伟大。由此可知，这种分店制就成了党走向和人民永远和谐在制度上的保证，也是社会主义在事业发展上永立不败之地在制度上的保证。　　

11，在分店制下的获胜者，相比之下，一定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结合现实的国情，找准了解决现实问题的主要矛盾和实践的最有效办法，使理论和实践得到最完美的结合，即找到了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但不等于也找准下一阶段历史发展中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此执政者完成这段历史使命后，在下阶段历史中的落伍常常会成为必然，但只要出自为党之心，就会欢迎比自己强者来取代自己，就像当年的陈独秀，完成建党的历史使命后，在夺取政权问题上，自己就落伍了，当看到毛泽东比自己解决的好，就取十分欢迎和积极支持态度和行为。同时对上台者来说，也只能证明他在现阶段的正确，却不能证明他到下一阶段也正确，所以他上台的同时，也必然就准备着下台。这样，胜和败就成了各派间的正常事，这事实的客观存在，就从思想观念上会彻底改变一党一派执政制下所产生的那种帝王将相似的思想方式：一旦自己掌了权，就当作独家（派）天下，就想把自己的“正确”由一世传到万世，而分店制就从体制上打破了这种思想和行为产生的土壤，因此也就不会再像一党一派执政制下那样：为证明自己上台的正确，为了把自己说成是救世主，就把对立派的下台不仅说成一塌糊涂，而且还要人为地给他们制造和扩大着“罪恶”，造成只说坏，否定好的极不公正的行为；进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组织上也必然对下台派进行大清算，实际在党内开始了同室操戈的火并和镇压，好象在共产党内就只能靠这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走上台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做不仅太残酷，而且很不得党心和民心，实际起着自己把自己的党整垮的作用。看来只有实行分店制后才能真正解决了这个大难题。　　

12，一党一派执政制，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因为怕反对派乘机夺了权，所以就要千方百计选忠于自己观点的人，先保证完成对自己观点的传宗接代任务，而后再考虑才干问题，实际就成了先选奴才，再选人才；选人才也是为了更好地选好奴才。这样，口上喊为公，实际就如皇帝在选接班人，为使政权不落入外姓人手中，就只能在自己子孙或同姓中选的道理是一样，因此是放大的皇权制，但比皇权制前进了很多，却又有着这封建皇权制的极浓厚的残余在内。就因为有这残余，也就使“立党为公”的原则在实践中变成了“立党为私”，而分店制的建立就彻底克服了这弊端。从这角度讲，这分店制的建立，就成了共产党人对封建残余的最后一战，可不能小看，要知道，共产党威望在世界的下降，细考察，一切根源实际就出于此。　　

13，就因为没有建起一个更好的能体现社会主义好制度的民主体制，就使的党的好多好的设想和方针，都不能在实践中成为现实，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下，事实已经证明，不论谁上台，它将永远不会真正实现，也永远会使学术界和政界一样，只能当成权势者的喇叭在吹，在喊，在叫。史学界在这点上的表现就更为突出，以共产党的历史为例来说，比如在党的成立上，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确实在当时起了领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完成了建党的历史使命，因此陈独秀他们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的代表者，是党之父。但共产党诞生之后，在怎样夺取政权问题上，起领导和决定作用的则是毛泽东，而不是挺进大别山的刘邓大军，它只是毛泽东棋盘上起到卒子过河后的作用，全局的胜负，决定者是棋手，而不是这过河的卒子。所以毛泽东是建国领袖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就是说，党之父是陈独秀，国之父是毛泽东。但不少史学工作者，写史时则不是根据这事实，而是根据当权者的权势来取舍事实和扩大事实，当没有事实取舍和扩大时，也要发一顿议论，做到以议代史。《毛泽东传》也同样受此风影响，如果建起分店制，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一定会迎刃而解。　　

14，对以上所说特点，归纳起来，就是说，一党一派执政制的执政者总是把自己所创的社会模式与实践的主张当成唯一正确模式和主张，当成达到目的地的唯一道路，因此必然产生排他的残酷性、独裁性和专制性；同时因为只停留在这一种模式上思考问题，所以也最易使思想生锈而行为僵化，并由此产生各种弊端则又不能自拔，其实苏联的垮台也正是由此而生。实行多派竞争的分店制，因为多派的存在，就再不能把自己所创模式和实践的主张当成达到目的地的唯一途径，而是只能争取成为捷径，即成为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就是说，虽然各派殊途而同归，但相比之下，最捷径的路，即最“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则只有一条。但识别这最捷径的路，因为各派对自己所创模式与主张的看法，就如看待自己生下的孩子一样，总认为比别人家的亲，比别人家的好，才有强烈的望子成龙之心，因为基点立于此，所以尽管自己从主观上竭力克服这种利己性和片面性，做的结果，自己认为已经很不错了，很客观了，也很有风格了，可大家并不同感，甚至完全相反。这就说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好是坏，除了自己说明以外，最后只能让大家得结论，不能自封。这道理其实大家都懂，但在一党一派执政制下无论如何都无法兑现，结果只能让自己固有的那种“排他的残酷性、独裁性和专制性”更加发展，使自己走向没落，也更加腐败，可自己又不知觉，知觉了，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而党代会下的分店制，就正好成了医治这一切的有效良方。实际这正是党对一切事物朝相反方向发展规律的具体驾驭而又克服其消极因素的表现，就是说，不论那一派掌权都会由一个由发展到衰老的过程，平时竭力防弊端抗衰老，但总归要衰老，而一旦衰老，又及时让正走向发展阶段的新生派取代，就这样，党就把自己的事业置至永远朝气蓬勃的发展,而不衰之中，这就是这分店制对党的效用。　　

总之，综上所述，都是我在读《毛泽东传》时想到的，谢谢《毛泽东传》能使我想到这一切。　　

以上主要参考书，除《毛泽东传》外，还有《中国农村调查》，《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新写长征》等。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