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txlr：单干风中的先锋

　　近读《毛泽东年谱(1949-1976)》，发现有详细的记述，现摘录有关内容如下，分两个部分，一是先锋们怎样三番五次地向毛泽东同志“进谏”，企图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这两只白猫黑猫，放出笼子流窜全国的;二是毛泽东同志面对单干风起于青萍之末便来势汹汹，是如何应对，采取了哪些重要措施，击退了这股歪风邪气的。

　　另外，还附有《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周恩来年谱》有关内容的摘录，可以一并对照。

　　【一】

　　1962年

　　2月21日—23日 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我国近几年农业减产、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三十亿元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现在类似非常时期，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1]，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议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一些具体措施。

　　[1] 后来用“调整时期”的提法。

　　2月25日 [毛泽东]同田家英谈话，要他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农村作调查，主要了解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指定的调查地点是：湘潭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湘乡的唐家坨(毛泽东的外祖家)、宁乡的炭子冲(刘少奇的家乡)、长沙的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四月曾在这里蹲点调查)。并嘱咐田家英向刘少奇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是否有人要参加调查。田家英回北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对这次调查表示同意。

　　5月7日—11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全国财政经济方面的严重困难情况，指出一部分地区和一些部门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刘少奇强调，目前的经济形势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5月16日 [毛泽东]听取田家英关于在湖南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炭子冲大队调查情况的汇报。田家英反映：韶山大队、大坪大队的社员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呼声很高。毛泽东听后反应冷淡，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7月6日 [毛泽东]应田家英要求，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田家英谈话。田家英向毛泽东陈述自己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意见。他说：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在听的过程中，一言不发。田家英说完后，毛泽东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同日 [毛泽东]收到陈云本日下午一时的来信。陈云在信中说：“关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毛泽东于下午四时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阐述了分田到户的意见。[1]毛泽东听后，当时没有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1] 据姚依林回忆：1962年5月，陈云在上海找姚依林、陈国栋等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

　　7月17日 [毛泽东]应邓子恢的要求同他谈话。邓子恢向毛泽东力荐“责任田”，介绍了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1]的内容，并明确地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毛泽东听后没有表示意见，在邓子恢起身要走时说：把你给我的报告[2]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1] 中共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列举了7条理由证明“责任田”的方向是对的，列举了10个变化说明“责任田”确实好得很。

　　[2] 指1962年5月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

　　同日 [毛泽东]在《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〇期上，写批语：“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阅后退毛。”这篇文章说，波兰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十五年至二十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还指出，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7月31日 [毛泽东]阅邓小平转报的陈云七月二十八日的来信。信中说：“七月二十四日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我已看过，我完全同意中央作这样一个决定。近来我心脏的病况很坏，体力也极衰弱，为了力求避免心绞痛的再次暴发，力求避免心肌梗塞，我请求不参加北戴河的各种会议，都请假。特此报告。”毛泽东批示：“同意，送刘、周、朱、陈阅后，交尚昆存。”

　　8月26日 [毛泽东]阅萧华八月二十日报送的《对邓子恢同志〈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的反映》材料。材料说：五月三十一日和六月一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勤部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三千余人。听报告后，不少同志认为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是不妥当的，有的同志说“这和我们的方向不一致”。但也有同志“很欣赏这个报告”，认为“很解决问题”、“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毛泽东批示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二十九日，再次对这个材料作批示：“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1965年

　　12月19日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同陈云谈话。谈话中，陈云还就一九六二年对形势看法问题向毛泽东作检讨。

　　【二】

　　此时此刻，毛泽东同志在做些什么?他积极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也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在掌握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综合了全国、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形势，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和方针政策，批判了陈、邓、田等人的谬论，终于遏制住了刘、邓主使刮起的这股单干风。请看：

　　1962年

　　5月上旬 在上海同周兴、杨得志、许世友等谈话，了解夏季作物长势及预计收成等情况。[1]

　　[1] 周兴，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1962年的5月上旬，我在上海找一些同志谈话，其中有山东的同志，也有周兴。当时周兴就估计山东不行，麦收只能有29亿斤。杨得志是管军队的，他有几个师在下面做救灾工作，他说根据他几个师报告的一些情况还比较好，说行。许世友也不相信就不行，说比较好。以后我从武汉又回到山东，到了7月初，情况大变，都又说行了。因为那时麦子已收了，有42亿斤。

　　6月8日 离开杭州前往南昌。在杭州期间，同韩先楚、许世友、杨成武、罗瑞卿谈东南沿海防范台湾蒋介石军队进攻问题，还向他们了解夏收情况。他们对有关今年夏收不如去年、经济形势仍很困难的说法，表示有意见。毛泽东说：你们都是中央委员，可以讲嘛!

　　6月14日 同王任重谈话。王任重把一个月来所见所闻的有关农村的问题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同意汇报的观点。

　　6月17日 离开长沙。在长沙期间，曾同华国锋谈话[3]，了解到“六十条”在恢复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

　　[3] 华国锋，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副省长。关于这次谈话，毛泽东在1964年5月12日说：华国锋1962年上半年跟我讲，他钻了牛角尖。他估计人的体力下降了，畜力弱了，地力弱了，农具差了，因之，农业生产一时不能恢复，而就是没有估计到“六十条”的作用。

　　7月1日 到达郑州，同刘建勋谈话，了解河南的麦收情况。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比夏收还会好一点。

　　7月3日 晨，到达济南。下午，同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周兴谈话。毛泽东十分关心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农业情况，说这三省人口多。他问：听说你们夏收能增产十亿斤?谭启龙说：八亿斤稳当一点。毛泽东说：八亿也很好嘛。留一点余地，也是好的。毛泽东问到分配办法，谭启龙说：分配办法不要规定死，可以有几个办法，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说：对。有差别就好。谈到财贸问题时，毛泽东说票子多了。谭启龙说：不能一概而论。山东票子少了，东西没人买，影响生产，工厂停产。实际是商品少，但却好像是多了。商业部门无钱收购。我省应放宽一点，有利生产。毛泽东说：好嘛，应该这样。谈到对灾区和困难队的问题怎么解决时，谭启龙说：办法是机动的，如自留地、包产到户先不动它，保留自由市场，免几年征购等。毛泽东说：这个好，你们自己解决。毛泽东最后问：人心是否安定?谭启龙说：比较有把握，人心还安定。

　　7月5日 在天津听取刘子厚等关于夏粮征购、粮食自由市场、自留地等问题的汇报。关于夏粮征购，毛泽东说：河南征购留百分之十的机动。麦收秩序空前的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普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看来，征购多了不行，多了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关于粮食自由市场，他说：你又让他包干，你又不准他卖，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农民完成征购任务以后，可以自由交易。不仅在当地可以搞，也可以到外省去搞，事实上也是这样搞了。山东有三种形式：一是义务交售;一是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一是自由市场。关于干部的精简问题，他说：大队、公社两级干部的编制要少点，大队干部有两三个人就行了，主管党务和行政工作。

　　7月8日 中午，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开会。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1]这次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赞成包产到户，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提出起草一个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准备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后执行。文件的起草工作由陈伯达负责。

　　[1] 周恩来1963年6月18日对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讲话时说：“在去年7月我们讲困难不得了的时候，主席到了最困难的河南、山东两省。这两个省原来把形势估计得很坏，麦产区夏征很少。主席到河南后，刘建勋同志汇报说，到下面实际一看，麦收并不那么坏。而秋收比夏收还要好一点，秋征任务由原来22亿斤增加到25亿斤，河南过去最高征过80亿斤，25亿虽少但看出转机。主席到了济南，谭启龙同志也说，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主席讲夏收抓少了，单干的包产到户的应当批判。主席回到北京就找我们谈，他说形势不那么坏，要我们找河南、山东、河北的同志谈谈。我们找了刘建勋、谭启龙、刘子厚谈。知道生产形势开始好转，包产到户应当批判。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就把对形势的看法扭转过来了。主席讲的形势、政策等就由此而来。”

　　7月10日 下午，同刘少奇谈话。(按：《毛泽东年谱》原文如此，谈了什么，秘而不宣。)

　　7月上旬 同罗瑞卿、萧华谈话，问军队中是赞成单干的多，还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多?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还没有解散集体农庄，回去查查军队中的意见怎样?

　　7月18日 下午，同杨尚昆谈话。要点是：一、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二、对国家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他在晚上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周恩来。

　　7月20日 召集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并讲话。关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主张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问：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同日 阅陶铸、王任重在广西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1]，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八月一日，毛泽东的批语和陶铸、王任重召开的座谈会的记录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1] 这次座谈会是在1962年6月6日和7日召开的。刊载于《中南通讯》的座谈会记录说：龙胜县执行“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原来估计全县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基本上单干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完全单干的大约有百分之十。关于划分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目前工作的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的户。关于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记录提出：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面说的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对确实是单干的，要认真进行说服教育，反复说明单干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不赞成单子，劝他们不要走这条路。如果他们一定要再试一试。我们也只有等待，不要强迫，但是共产党员必须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凡坚持单干道路屡教不改的，应当加以纪律制裁，直至开除出党。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改善经营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搞好经营管理，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度，集体生产是不可能搞好的。

　　7月23日 批示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二十四日，又批示将决定草案(八月十七日修正稿)印发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修正稿作为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印发。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决定下发到人民公社。

　　8月初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八月一日《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在文件讲到党内的思想问题要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处，毛泽东加写：“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在文件中的“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看来这种曲折是难以避免的”一句后，加写：“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并将“看来”二字删去，“难以”改为“不可”。在文件中的“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后，加写“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并将“相当长”改为“很长”。此外，对文件中的“在一部分地区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分户单干了”这一句，将“在一部分地区”改为“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删去“相当严重的”五个字，“陷于瓦解”改为“改变方向”。还将文件中的“我们必须同‘单干风’进行斗争”，改为“我们必须对‘单干风’采取正确态度”。

　　8月2日 晚上，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内蒙古三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毛泽东首先询问这三个省区目前的生产情况，接着又问农村单干的情况。他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在谈到干部政策时，他说：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有错误的干部的处理，还是延安的办法好，问题谈清楚，还是使用他。当李雪峰谈到他回家乡时曾受到一个基层干部封锁消息时，毛泽东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在发扬民主中，要相信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封锁分两种，一种是我们征购过重，群众吃不饱，因此要封锁，隐瞒产量，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原谅的;另一种是办了坏事又封锁，这是不能原谅的，也是封锁不了的。在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时，他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他还说：现在有这么个空气，土地报得少，产量报得少，灾情报得大，吃粮人数报得多。

　　8月4日 下午，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包产到户问题。

　　8月5日 中午，同邓子恢、陈伯达、陈正人、廖鲁言、王观澜[1]，和来北戴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华东地区的柯庆施、李葆华[2]，中南地区的陶铸、王任重等谈话。毛泽东说：我“周游”了全国，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才能得到解决。我们工作上犯了错误，搞了“五风”、高征购、几个大办，看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瞎指挥、高征购。因为大办，城市人口一下增加两千多万人。有人说，人民公社要垮百分之六十，留下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全部解散搞单干，四年农业生产就可以恢复。已经搞了单干的，不能勉强去扭，过了半年或一年看出两级分化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复杂性千差万别。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大家议一议，看有什么意见。首先要承认阶级、阶层是存在的，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矛盾。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看来在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我是五年计划就见马克思去了，而阶级斗争要贯串整个历史时期。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讲到建成社会主义要五十年、一百年或更多的时间。讲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要人们懂得，有资产阶级存在，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第三种是积累和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了。第四种是认识上的矛盾，比如瞎指挥，这一类的事情是主观同客观不相适应。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大部分已经纠正，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研究。

　　8月6日—8月2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八月六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提出关于阶级、形势、矛盾三个问题，会议又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等。

　　8月6日 下午，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毛泽东说：先开中央工作会议，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过去的十几天，起草了一些文件，从今天起就开始讨论。因为大会不好讨论，组织了许多小组，有六个组。单是这六个组讨论，似乎还不能畅所欲言，所以组织一个核心小组，或者叫中心小组。这是少奇同志提议的，常委的同志都赞成他这个意见。核心小组由常委、书记处、中央管业务的几个同志、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组成。接着，邓小平介绍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和日程安排。他说：会议今天算正式开始，实际上已经开了十几天了。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农村工作;(二)财贸工作;(三)城市工作;(四)其他，毛主席、少奇同志考虑搞一个全国上下左右干部交流的问题。会议分了六个组，以六个大区为主，加上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中心小组的作用就是把问题集中起来，更深入地考虑一些问题，又返回到各小组里面去。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第二，形势问题。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去年和今年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有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第一次庐山会议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一片黑暗的看法。现在，那种一片光明、毫无黑暗的问题不存在了，转成另外一个方面，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第三，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再有，积累同消费的矛盾，过去几年，积累太多了，分给个人消费的太少了。集中同分散的矛盾，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说解决丁，我看没有，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同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过去几年的方法就集中不起来，要让人家说话。七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毛泽东的这个讲话。

　　8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在听取各组汇报讨论情况和谢富治、罗瑞卿、陈伯达、康生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这两天的分组讨论，不抓大量的普遍的问题，只抓具体问题，因此没有展开，注意观点和分析不够，有点沉闷。现在需要务虚，要认真讨论一下。阶级分析要认真注意，遇到困难和波折时，这方面容易忽视。在讲到形势、单干问题时，他说：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农民中的富裕阶层有两重性，“草上之风，必偃”。有一部分富裕农民，资产阶级是要争夺的。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付酬，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所以去年提出重要的问题是重新教育干部。在讲到矛盾问题时，他说：我讲的人民内部的几种矛盾，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搞社会主义，中间出现了“大办”、“共产风”、瞎指挥、高征购等错误，我们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这些都是认识上的问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个年头犯了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开始纠正错误。这几年整得我们好苦，才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如“农业十二条”，“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八字方针，缩短基建战线，城市减人，减少征购等。经过这些挫折，我们懂得要谨慎了，改正错误。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等价交换是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三四年了始终没有解决，这次能解决才好。

　　1966年

　　2月23日 上午，在长沙听取张平化、王延春、李瑞山、华国锋、苏钢等汇报工作。汇报到农村的单干问题，毛泽东说：单干的问题，六二年、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四年还没有解决，后年春可以解决。地、富、反、坏，还有富裕中农，许多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九六二年，湖北同志说搞单干的有三分之一。我的调查组在韶山，说百分之四十的农户要分田到户，百分之六十能保住就不错。还说一个生产队十五户，赞成分田的是多数，不赞成的只有几户。[1]他们没有进行思想教育。

　　[1] 1962年，毛泽东派出由田家英率领的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湘潭韶山、湘乡唐家蚝和宁乡花明楼3处作农村调查。这是田家英经调查后，向毛泽东反映的情况。

　　==========================

　　【附】《刘少奇年谱》、《陈云年谱》、《周恩来年谱》有关内容：

　　《刘少奇年谱》

　　1962年

　　2月21日—23日　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后称“西楼会议”)，讨论一九六二年国家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和当年财政预算有大量赤字的情况，认为必须确定一个恢复时期，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在会上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赞同陈云的讲话，并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会议，由陈云更充分他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二十六日，陈云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李富春、李先念也分别就工业情况、建设速度问题和财政、信贷、市场问题作了报告。会后，刘少奇提出由中共中央将陈云等人的报告批转全国。

　　3月16日　同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十二日、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转陈云等讲话的决定，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建议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中央批转陈云等讲话的文件于十八日发出，宣布陈云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通知于四月十九日发出。

　　------------------

　　《陈云年谱》

　　1962年

　　6月下旬—7月初

　　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邓小平当时答复：分田到户是一种方式，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6月30日 上午，同前来住所看望的周恩来谈话。

　　7月6日

　　下午一点，致信早晨刚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的毛泽东，说身体比发病时好些，但体力仍很差，要恢复到发病前的状况，恐怕还要二三个月时间。还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此前，有的同志曾劝他不必急于向毛泽东提自己的建议，但他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此事提与不提，变与不变，关系到党的声誉，关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办法，怎能延误时机。

　　下午四点，前去毛泽东处谈话，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几天后，毛泽东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说，他很不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但陈云同志是中央常委，向党的主席讲意见，组织上没有错。他还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田家英，说他们主张“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搞修正主义。

　　【1962年7月上旬，毛泽东由外地回到北京后，田家英曾向他当面陈述了自己关于有领导地让一部分农民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等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上来的意见。与此同时，邓子恢曾去中央党校作报告，提出要在农村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人的主张;并在7月17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意见。陈云在1982年11月22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一九六二年在北京跟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我说恐怕个体经济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的。”“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在北戴河开会，批了一个材料给我们看，并对陈云、邓子恢、田家英批得很厉害，把问题上纲到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

　　7月9日

　　中午，同前来住所看望的周恩来谈话。

　　7月9日—11日

　　毛泽东分别同中共河南、山东、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商谈农村工作问题。他针对各地出现包产到户并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支持的情况，提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7月15日

　　离北京赴北戴河疗养。

　　7月25日

　　收到毛泽东批给陈云、邓子恢、田家英阅看的《波兰农业社会化》一文。该文刊于《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资料》上。

　　7月28日

　　致信邓小平并转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信中提出：由于心脏状况很差，体力也极衰弱，为避免再次爆发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请求不参加将在北戴河召开的各种会议。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6日—24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又称北戴河会议)。会议之前，于七月二十五日开始举行了预备会议。会议原计划主要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等问题，后来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黑暗风”、“单干风”。毛泽东在大会、小会的多次讲话及插话中指出：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一九六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争取快，准备慢”，哪一方面也适用。快了，头一句灵;慢了，后一句灵。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会上点了邓子恢、田家英的名。会后，毛泽东再次表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

　　9月24日—27日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于八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举行了预备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批判了邓子恢的所谓“单干风”和彭德怀、习仲勋的所谓“翻案风”。全会通过关于农村工作的几个文件;宣布对彭德怀、习仲勋进行专案审查;决定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毛泽东在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有关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修正主义的问题，说对阶级与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刘少奇在讲话中将党内对困难的态度分为三种，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利用暂时困难向党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会上，毛泽东赞成刘少奇关于只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的提议，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一决定使全会后的经济调整工作能基本上按照原计划继续进行。全会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中断了继续‘纠左’，使“左”的思想和错误倾向更加发展，对党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陈云因病没有出席会议。

　　1965年

　　6月18日

　　就一九六二年估计粮食产量恢复到三千六百亿斤，需要八年时间向中央常委几位同志建议，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等所谓“右倾错误”，向毛泽东写出书面检讨。同时附了病状报告，说目前食量已正常，体重恢复到五十四公斤，每天可散步六千五百米，但头晕病未全好，仍不适于坐汽车和火车;另外久病体弱，怕冷。毛泽东阅后批给中央常委各同志，又于八月十七日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到一起，硬说这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毛泽东批准发表了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转载。这一批判在江青、张春桥的操纵下，很快发展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

　　12月19日

　　应邀前往毛泽东在杭州的住所谈话，就一九六二年对形势看法的所谓“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当面检讨。

　　------------------

　　《周恩来年谱》

　　【1962年4月19日】

　　△中共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为组员。

　　【1962年5、6月间】

　　△托杨尚昆打电话给在上海的田家英〔注〕，提出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

　　〔注〕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当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湖南作了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

　　【1962年6月30日】

　　△到陈云家谈话。六月下旬，在周恩来视察东北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曾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会上，邓小平、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的做法。周恩来回京后，陈云向他提出：有些地方可以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以迅速恢复农业产量。周恩来表示赞同。七月八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九日，再次到陈云家谈话。

　　【1962年7月28日-8月24日】

　　△出席于本月二十五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成立了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及国务院各口负责人、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中心小组。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大会上讲话，提出阶级(即究竟有没有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存不存在阶级)、形势(即国际国内形势究竟怎么看，国内形势是不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不是就投有矛盾了，有些什么矛盾)三个问题。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在中心小组会议上讲这三个问题，把一些中央同志春天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批评为“黑暗风” ，把支持“包产到户”的主张批评为“单干风”。把彭德怀等要求党中央重新审查自己的历史、进行甄别平反的要求批判为“翻案风”。毛泽东要求会议讨论上述问题，使得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受到冲击。会议期间，周恩来主要就计划问题和农村形势问题讲话。在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问题时，周恩来说：毛主席提出的三个问题五个矛盾，很尖锐，重要和适时，提出了阶级斗争是长期的，阶级贯穿在各个时期，形势一改变，我们的同志就模糊了，以为搞了几十年，还讲什么阶级斗争长期性，讲什么阶级。还说：农民的问题，主要是单干的问题，农民过去主要是单干，但是现在主张单干的不多;包产到户要分清界限，不都是单干，有些取得成绩也是主要的;农村形势，虽然我们一开始把困难估计得多了一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我们的困难问题并不是漆黑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