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在中华民族这尾浴火凤凰历劫弥新的受难过程中的毛泽东思想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在中华民族这尾浴火凤凰历劫弥新的受难过程中的毛泽东思想

甲．反对教条主义与提升个人素质－－促成人与社会体制的良性互动的两个关键要素

毛泽东一生都在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甚至可以说，毛泽东改造思想、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也都是与教条主义搏斗的过程。

早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就对于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及其谬误、祸害有过极其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且提出了克服的办法：

一．教条主义的本质特征：

“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

二．教条主义的谬误：

1. “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

2. “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3. “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

三．教条主义的祸害：

1. “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

2. “使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偶像的奴隶”；

3. “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

四．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

1. 独立思考：“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

2. 今体今用：“以今所是的为是。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

3. 学术自由：“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

在一九三○年五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主义一文中，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几个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2.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3.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4.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5.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文中，毛泽东特别以痛心疾首的语调明确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要点，以示警惕：

1.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

2.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3. 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为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确立了理论基础。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痛斥“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的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又写了《矛盾论》，通过论述“形而上学的”和“辩证法的”这两种宇宙观，指导我们如何去正确地认识、改造主客观世界，从而为中国革命问题、中华民族的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

五．个人的素质问题是最关键因素

理论上登峰造极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带来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伟大的荣光。在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民主运动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在北京建立纪念碑。当天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和全体政协代表为纪念碑奠基。

建成后的碑正面，镌刻着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碑背面为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令人联想到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一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教条主义的错误本质，就在于其以错误的认识来指导实践，最终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路线斗争”的本质，就是正确认识、正确实践与错误认识、错误实践的斗争。

在“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的指引下，依靠不断进行客观实践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奋斗与牺牲，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辉煌的成就并不是实践的终结，在人与社会体制的互动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要随着社会的继续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继续不断实践而陆续浮现出来。这时，“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会随之而陆续出现各种各样新的课题。而人的素质问题尤为重要。毕竟，个人的素质问题才是你能不能在客观的实践中有效地抵抗教条主义的干扰与误导的最关键因素。

关于人的素质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极力倡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且提出几个意义极为深刻的观点：

1. “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2. “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

3. “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

以上观点是对《易经》中“自强不息”的思想的深刻体悟与创造性发展。毛泽东“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说法，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从某一个角度所作出的一次简明的表述。

除了批判地继承了《易经》的人生哲学以外，毛泽东还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修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引述了封建时代最著名的史官司马迁俾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宗旨作为开篇来教育同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在这一篇追悼为力救队友而自己被埋牺牲的张思德的演讲中，毛泽东还借鉴了“君子喻于义”、“君子群而不党”的旧思想，他用自己的话创造性地表述了这些道德修养的要求对新时代革命实践的指导意义：“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真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然后，毛泽东又以“全民族的解放”、“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这样的目标作为中国革命的“终极关怀”来表彰那些努力做实事、不断奋斗、不惮牺牲的人民英雄的道德典范。

最后，毛泽东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这是创造性地运用了“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旧思想来指导全党的道德素质的建设。

乙．胡乔木与戴季陶－－体现在主观思想中的笔杆子的理论工作与体现在客观实践中的“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是两回事

国共两党最著名的“笔杆子”，共产党是胡乔木，国民党是戴季陶。胡乔木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这一点自然不在话下。戴季陶也曾经是声望卓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最后却以臭名昭彰的“戴季陶主义”而沦为最顽固的反共理论家，是“四．一 二”政变的主要“推手”。他在“四．一 二”政变事件中还特别为蒋介石制订了《离俄清共谋略纲要》。

孔子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国共两党这两位最著名的“笔杆子”的一些生平事迹，可以予我们一些极深的启发。

一．胡乔木除了当了毛泽东二十年的秘书以外，广为人知的还有这些事：

1. 198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廉政风暴”中惩办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让胡石英蹲了两个月的大牢。

2. 在大跃进时，陈云曾经委托胡乔木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产粮七千亿斤的指标不可行。但胡乔木却隐瞒不报。

3. 1961年胡乔木和田家英曾经分组到各地进行调查，田家英力主真实反映农村普遍缺粮的情况，“揭开盖子”；但胡乔木却遮遮掩掩。后来毛泽东肯定了田家英真实敢言的态度，对胡乔木一再作了严厉的批评，并且下令解散了大食堂。这直接导致了胡乔木的托病辞职。

4. 后来由胡乔木修订过的党史，对于大跃进期间农村调查的这一段历史的记述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不同，解散大食堂的功劳竟然给算到胡乔木头上了！

5. 据说胡乔木曾经说过毛选里的《矛盾论》等好多文章是他写的，还说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也是他写的。

最有意思的是胡耀邦严办胡石英的第一件事。据说，胡石英才华横溢，声色犬马无一不精，善于靠老爹胡乔木的旗号卷钱。后因故被人到乡镇派出所告发，层层上报到胡耀邦手中。胡耀邦指示“抄了”胡家，结果人赃并获，抄出几麻袋钱。此案于1984年底立案。1985年，胡石英因诈骗罪给判了一年零两个月，但关了两个月就给保释出来。后来胡耀邦下台，据说与此案不无关系。

此案办理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胡乔木曾经托人警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说胡石英这样的文学青年你得罪不起！

这案件包含了改革开放时代贪污腐败现象的所有“基本元素”，是改开时代的重大里程碑，这一点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必有恰当的论定。

关于第五件事，已经有网友“tsjsjc”撰文作出反驳，详见：

笑谈胡乔木抢劫毛主席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4/77075.html

此外，也有媒体访问过胡乔木的女儿胡木英。他的女儿只是含糊其词地否认《沁园春．雪》是其父的作品：“父亲没参加过长征，壮丽景观没经历过，这不是凭想象就能写出来的，而且按照父亲的性格，他不会写出主席那样的气魄。”但又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尾巴”：“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在这篇访问中，还谈到1967年的“五一”这一天，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胡乔木，引起万人空巷的围观。同时又引述胡木英的话说，1961年6月17日向毛泽东递信要求长期病休，“胡乔木从而离开了党内的理论核心，因而也就未参与‘文革’前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文件的起草和制定等工作。胡乔木幸运地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中去，‘文革’后可以‘旁观者清’的身份为毛泽东下结论。 ”

关于胡乔木，特别想说的一点是：所有的佛经都不是释迦牟尼写的，而是他的弟子们在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回忆佛祖生前的口头说教，进行多次“结集”，几百年后才记录为文字的。请问结集的、记录文字的佛教弟子能代表佛祖、能与佛祖平起平坐吗？但在胡木英的口中，胡乔木似已成了可以超越毛泽东，而且还有资格可以“为毛泽东下结论”的人了！一个人如果能够死得晚几年该有多好啊！死得晚几年又有一个能胡说的女儿那就更加好了！

二．戴季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他与蒋介石的关系：

（一）．戴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1. 1920年5月，戴季陶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研究会以《星期评论》为阵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该刊在全国学生群众中很有影响，当时成为与《新青年》齐名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连陈望道所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是由《星期评论》约稿。

2. 戴季陶早年的理论活动多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书籍的翻译、评述，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为国内读者了解和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书。他还代为起草了最初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3. 后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其多数成员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戴季陶没有加入，却为此痛哭一场，声称与孙中山个人关系甚深，当孙中山还活着时，不能背叛孙中山而加入其他党派。他还承诺说如炒股票赚了钱，会资助共产党。

4. 1923年，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戴季陶坚决反共。他力谏孙中山，不要养虎遗患，不要壮大共产党的力量。

5.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后，戴季陶以孙中山思想正宗传人自居，提出了要清除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正的三民主义”。

戴季陶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他因此坚决反共，坚决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

6. 1927年，戴季陶积极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高呼“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他特别为蒋介石制定了《离俄清党谋略纲要》，主张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他说，这个事只能“不讲感情”；消除敌人，只能用刀子，只能大屠杀。

7. 戴季陶向蒋介石献策“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鼓吹“先安内后攘外”，他的经典名言：“日本占了东北不要紧，还有东南、西南、华南，更要看到共产党的威胁；若任其坐大，整个中国就会赤化，我们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相比之下，剿灭共产党是第一要着。”1945年，戴季陶极力反对国共谈判，对蒋介石说：“切不可视共产党为合法之团体，匪首为正当之人物，言论为正当之道理。”1949年，于右任曾面责戴季陶：“戴院长系总裁最可信赖之人，胜过至亲，言足轻重，而今弄成国已不国的局面，实是难逃其责呀！”戴季陶无言以对，只是表演了一下他平生最擅长的哭。

（二）．戴季陶与蒋介石的关系

1. 1908年春，蒋介石赴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结识了也在日本留学的戴季陶，两人结拜为兄弟。他们曾到“黑龙社”拜会过孙中山。

2. 他们在“黑龙社”结识了18岁的日本美少女津渊美智子。后戴季陶与津渊美智子同居。津渊美智子遂珠胎暗结，有了身孕，于1916年10月6日产下一男婴。津渊美智子虽然有意跟随戴季陶回到中国定居，但这时的戴季陶，已是有妇之夫。他和蒋介石一样想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不愿为男女之情所困。更何况他的老婆比他年长四岁，性情暴烈，对这个“小弟弟”管得很严。这段日本情缘，既然不能让“姐姐”知道，戴季陶当然不能要这个儿子了。

3. 五年后，津渊美智子竟从日本带着儿子，远涉重洋到上海千里寻夫。但戴季陶拒认妻儿。蒋介石得知其事，遂收养了这个戴季陶的日本儿子。据说，这个戴季陶的日本儿子就是蒋纬国。

4. 民国时期有许多日本间谍在中国活动，南造云子是其中非常有名的女间谍。这个南造云子于1907年出生在上海，家住虹口日租界。父亲南造次郎是一个老牌间谍。她13岁时被送回日本，进入神户间谍学校学习；17岁毕业后重返中国，在关东军总部所属的大连特务机关部充当特工，还受过大特务土肥原贤二的特别训练。1929年，南造云子被调往上海，不久奉派南京，进了汤山温泉招待所当招待员，任务是搜集中国高层军事机密。在这里，南造云子结识了戴季陶，并窃得好几份绝密军事情报。 1934年6月夏，南造云子去上海领受任务后回南京，到四牌楼附近受到军统特务的跟踪。南造云子情急之下跨上黄包车，要车夫拉去考试院找院长戴季陶。戴季陶对南造云子的身份早有怀疑，但为了美色一向不加理会查究。今次又二话没说收留了她。此后两年，戴季陶都暗中保护这个日本女间谍。

5. “西安事变”时，戴季陶竟然与何应钦站在同一阵线，主张武力解决。戴季陶的反常政治表现，据说与他受到南造云子的蛊惑与利用有关。戴季陶在国民党政治会议上手拍桌子，声色俱厉地说：“应以国家纲纪为重，个人安危为轻。”复又引经据典地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他才能回来。要是张、杨性命握在我们手上，总裁的性命才能得保。因此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

宋美龄反驳道：“如照你们说的以武力讨伐，必爆发空前内战，逼得张、杨杀了委员长，日本趁机加紧入侵，到那时候，倒是真的国将不国了。”戴季陶无以应对，不禁恼羞成怒地骂道：“妇人之见，鼠目寸光!”言毕，竟自离席而去。后来宋美龄发表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严斥讨伐派，戴季陶成了未点名的对象：
 
“此时当余之前者，不仅为余丈夫一人生死之关系，实关系全民族最大之问题。余为妇人，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故余必力抑压个人感情，就全局加以考虑。
中央诸要员，于真相未全明了之明，骤于数小时内决定对张、杨之处罚，余觉处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
然余个人未敢苟同，竭余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统局长陈果夫为此向蒋介石作了专题汇报，蒋介石表示，以后中央高层重要会议暂不通知戴季陶参加，对其所阅中央文件作出限制。

6. 1947年，上海正气书局出版了署名“仇章”的反谍纪实小说《别了，支那间谍网》。内容是介绍军统与日本间谍的斗争。其中屡次提到，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以美色为诱饵，勾引某党国元老，并得到其庇护。虽未点戴季陶的名，但社会上已经引起不少议论。 在政府农林部供职的戴季陶的侄儿，看到此书也听到传言，忍不住向戴季陶查询真相。戴季陶未待侄儿讲完，勃然大怒，给了他两记耳光。

另据戴季陶的妻弟赵文田20世纪70年代在海外撰文回忆：1948年7月，戴季陶曾收到一个署名“徐叔平”的人来信。信中称，他任过中央日报军事记者，与仇章是密友。他已经掌握了戴季陶当年勾结南造云子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若干材料，拟写成书在海外出版。但考虑到他与戴并无仇怨，犯不着毁坏戴的一世名声，如果戴愿意出20根金条，他即可交出材料。戴季陶先是严词拒绝，后又同意照办，取回材料后，即付之一炬。此后他终日忧心忡忡，担心还有人会捏着他的把柄来敲诈，终日惶惶，寝食不安。

7. 1949年2月11日晚，戴季陶吃了近70粒安眠药，翌日身亡。

（三）．窃国者侯的“话语权”抢劫工具－－戴季陶主义

在戴季陶的时代，大众传媒上大概还没有“话语权”这个名词，但这不等于当时的人对于“话语权”这种东西的本质不了解。“话语权”的本质就是一种政治权术，中国有数千年的深厚文化传统，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权术之道更加是深不可测。戴季陶就是一个精通“话语权”之道的人，他所创立的“戴季陶主义”本身就是一件用来抢劫“话语权”的武器。

国民党老右派公开反对革命，新右派则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从革命阵营内部来篡夺领导权，“戴季陶主义”就是其理论基础。1925年6、7月间，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表述了一套反动思想理论体系，系统地提出了“戴季陶主义”。

首先，戴季陶把“孙文主义”完全说成是孔子的思想。对于一个已死的人如孙中山，要抢劫他的“话语权”，有什么妙计呢？戴季陶发明了一项美妙绝伦的政治权术，就是将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完全说成是另一位“先哲”孔子的理论，是“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他说孔子“把古代文化，用科学的方法从理论上整理起来，成为一种学术的文化”，孔子“组织了一个民生的哲学”，这个哲学可以从两部分来看，“一部是《中庸》，是他的原理论。一部是《大学》，是他的方法论”，孔子思想也可称作“社会连带责任主义”。戴季陶进一步说，孙中山“实在是孔子之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

戴季陶将孙中山的思想完全套进了“孔子”思想的牢笼、教条主义的牢笼，然后他自己当然也就成了孙中山思想的唯一代表。但如此一来，“孔子”却已经成了戴季陶用来抢劫孙中山思想理论的“话语权”的犯罪工具了。

抢劫“话语权”只是第一步，用“话语权”来抢劫“政权”则是第二步。戴季陶又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论述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要图中华民国的生存，先要图中国国民党的生存，一定要充分发挥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之生存欲望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

正是戴季陶主义的影响，才有了国民党后来的“清党”、“攘外必先安内”等等一系列的反共运动，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无穷的祸害。至于“西安事变”中戴季陶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主战”态度，是不是他的抢劫“领导权”的“第三步”，则不得而知了。

当今谈论毛泽东思想的，也有人将毛泽东思想套进某“经”某“子”的教条主义牢笼。值得深思的是，这是不是“戴季陶主义”的政治权术的借尸还魂？

国共两党这两位最著名“笔杆子”的生平故事，使我们明白，说什么是一回事，做什么又是一回事。一个“理论家”在舞文弄墨，就如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他在文章中论证一个什么道理，就如演员在演绎着一个什么角色。这个戏中的“角色”与他真实的“自我”当然是两回事。即以饰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们而言，他们绝对不会将自己当成是真正的毛泽东，更加不会认为自己因为当了“特型演员”而超越了毛泽东，因此就也就有资格可以指责“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为毛泽东下结论了。

丙．从徐懋庸到林彪－－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不是为了“拉大旗作虎皮”！

鲁迅先生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写出了一句名言：“拉大旗作虎皮”。当时徐懋庸所在的《文艺家协会》，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以此号召抗日。而鲁迅先生所在的“左联”，则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普洛文学到现在的一发展的观点，又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此举受到徐懋庸的反对，他致书鲁迅先生，连篇累牍地指责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于是公开其信件、公开发表文章予以驳斥。他特别指出“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

鲁迅先生说：“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还要狭小的气魄。”

鲁迅先生还举出其亲见的两事以说明宗派主义的祸害：“我又看自己以外的事：有一个青年，不是被指为‘内奸’，因而所有朋友都和他隔离，终于在街上流浪，无处可归，遂被捕去，受了毒刑的么？又有一个青年，也同样的被诬为‘内奸’，然而不是因为参加了英勇的战斗，现在坐在苏州狱中，死活不知么？”

鲁迅先生于是痛心疾首地指出：“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一）．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对于那些“拉大旗作虎皮”的人的本质，鲁迅先生倒是看得很透彻的：“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鲁迅先生对于“拉大旗作虎皮”的恶行的邪恶本质，就看得更加透彻了：“对于造谣生事，我固然决不肯附和，但若徐懋庸们义正词严，我能替他们一手掩尽天下耳目的吗？而且什么是‘实际解决’？是充军，还是杀头呢？在‘统一战线’这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这样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我真要祝祷‘国防文学’有大作品，倘不然，也许又是我近半年来，‘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罪恶了。”“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入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鲁迅先生最后一句的论断是何等的英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一种“语录不离手，背后下毒手”的作派，不正是对“拉大旗作虎皮”的“智慧”的创造性发展吗？

其实，广义的“拉大旗作虎皮”，乃是几千年来一切“吃人”手段的最精辟概括。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揭露“仁义道德”吃人，不正就是批判那些拉“仁义道德”的大旗作虎皮以吃人的现象吗？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不正就是要打倒那些拉“孔孟之道”的大旗作虎皮以害人的政治谋略家吗？其实，清朝的理学家戴震早就批判过“以理杀人”的现象。鲁迅先生生当清末，对于“以理杀人”的现象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否则，他也写不出《狂人日记》了。

鲁迅的一生，从不拉任何人、任何“主义”的大旗作虎皮。毛泽东当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一九三○年五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早就说得很清楚：“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

毛泽东是在“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过程中，而不是在“拉大旗作虎皮”的形式主义中建立起新中国的。否则，毛泽东如何能创造性地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策略？又何能以《实践论》和《矛盾论》大大地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用刘知几的话来说，这叫做“因其旧义，普加厘革”，“苟非命世大才，孰能刊正其失？”

从本质而言，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根本就是一种“三位一体”的东西。毛泽东所特别赞赏的人，如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人，没有一个是形式主义者、教条主义者或宗派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毛泽东之所以特别要公开表彰这三个人，就是为了要特别批判这三种现象。雷锋所提出的“螺丝钉”精神，则更加是对这三种现象的巨大讽刺与严厉批评。

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教条主义者、形式主义者要将某些形式、某些教条固定下来，然后以确定的形式、确定的教义去指导对永远变动不居的不确定世界的认识与实践，这在本质上就犯了“刻舟求剑”的谬误。当然，宗派主义者基于维护小圈子的利益的现实需要，不能不以时时翻新花样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来掩人耳目。

（二）．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林彪的厚黑学在文革中是很有名的。

1966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大会由陈伯达主持，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先提出了“三个伟大”，即在“伟大的领袖”之外，又给毛泽东增加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头衔，林彪则给毛泽东增加了“伟大的统帅”的头衔。到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第一次出现。

林彪为何要崇拜毛泽东？

20世纪60年代初，叶群曾记录林彪的话说：“何谓当代伟大人物？一号利益的代表者(应声虫)。”“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之所在。要一步一趋，得一人而得天下。”

林彪为何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把毛泽东思想看成“绝对权威”的教条？说白了，对“绝对权威”的教条的崇拜，就是对“绝对权力”的崇拜！

毛泽东对林彪的用心看得很清楚也很反感。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的批示中批评了这一提法。他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1970年，毛泽东在南巡时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个“他”就是指林彪。

“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六十年代在林彪的推波助澜之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又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

每逢集会就万众齐挥动《红宝书》的结果是什么？一，在带领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二，在带领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这第二个结果才是林彪真正想要的。

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的本质，毛泽东自己讲得很清楚：“‘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毛泽东一生都在反对教条主义，但到得后来，党内的野心家却是想以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以形式主义来抢劫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权”，也真可谓班门弄斧、自取灭亡了。

大跃进期间的粮食问题，事实上也与中下层干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线性思维”不无关系。在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线性思维”指导下的错误认识、错误实践，本来就是伴随着中共的成长与成熟，但在大跃进中，这种错误所引致的灾难性后果，却又一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点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和警惕的！

“庄生晓雾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认识与实践是一个永无止息的互动过程。从中共的历史看，一个人是不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般是在追悼会上“盖棺论定”的说法。在一个人的生前，衡量他的社会实践的功过是非，看的是能不能始终如一地抱持“科学的精神和负责的态度”，看的是能够付出多大的努力奋斗与牺牲。但绝对不是看他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作业中能够搞出多少花样来。

那么，如何去衡量一个人在他的不断努力奋斗、不断牺牲的过程中为社会、为世间的公义事业作出多大的贡献？这就要看从终极角度而言，他这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够在个人与社会体制的良性互动中发挥出多大的作用？此所以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益增其所不能！”